泰勒《革命和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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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革命和革命家》（精选九篇）

泰勒《革命和革命家》 篇1

战后的日本正处于转型阶段, 随着天皇制的废除, 以依托天皇制形成的地主贵族特权也随之消亡。根据土地改革法令的颁布和贵族制度的废除, 拥有约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贵族土地被没收、作为贵族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财富被剥夺。随着贵族制度的瓦解, 以旧有制度为依托的各种价值观也重新被人们审视。伴随着土地改革法令的颁布和劳动改革的进行, 以旧有土地制度所支撑的劳动力分配体系开始瓦解, 意味着以男性为主要劳动力的旧有体制逐渐消亡, 以此为支撑的代表着封建思想的父权家长制也遭到人们的批判, 在这一社会价值观的转型期, 每个人都带着迷茫和探求的心理去寻找自己的社会价值。

1 没落的贵族“和子一家”

和子的一家作为贵族, 随着土地改革法令和贵族制度的废除, 拥有的土地一律被没收, 房屋一律变卖, 由贵族一夜之间变成平民的这个落差, 使和子一家将面临着一场严峻的生存考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 和子被迫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搬到伊豆的山庄去生活。和子的母亲对和子的影响是很大的, 作为没落的贵族虽然失去贵族的身份和地位, 但母亲在和子的心里才是日本真正的贵族。在文中多次体现出和子对于母亲贵族美的向往, 想去学习与模仿, 却始终学不到真谛。父亲死后弟弟直治又成天不在家中, 所以母亲成为和子唯一的精神寄托, 最后母亲因患肺结核病而去世。和子的弟弟直治做为家里唯一的男人却没有为家里做出一点贡献, 退伍回来后仍旧过着浪荡的生活, 但直治也曾试着努力地生存过。在战后为了摆脱贵族身份试着融入到民众中去, 因此选择了使用粗俗的语言和吸毒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 但因为不能放下贵族的骄傲感和自豪感, 民众始终都不能接纳他。而自己的吸毒和酗酒的习惯, 与注重外在形象的贵族背道而驰, 贵族的圈子也接纳不了他。最终, 直治感到世间已经没有自己的容身之所选择了自杀。在弟弟死后, 和子再没有亲人陪伴, 因此, 和子急需寻找生存目标支撑自己继续活下去。

和子作为这个时代的女性代表, 不会像母亲这样旧式贵族女性一样默默的忍气吞声。二战后和子对于自身权利的意识开始显现, 之前男人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女人, 同样, 女人也有权利去追求自身的幸福与人生目标。在二战中, 国民劳动报告合作法令规定14岁至25岁的未婚女性需履行劳动义务。女性开始有了自己的职业, 女性开始敢于追求自身的幸福和自己的人生目标。二战结束后, 根据日本宪法规定女性同样具有参政权, 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更多的女性开始主张自身的权利和存在价值。这一规定也宣告男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家长制随之土崩瓦解, 也意味着家长制所代表的封建思想也随之消亡。和子同时也意识到男权社会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 自己需要去争取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 需要与家长制这样的封建思想进行抗争, 和子坚定的认为自身肩负着反抗旧道德的使命, 因此和子要以一个道德革命牺牲者的姿态来完成自己的使命, 用她的“道德革命”向社会现实挑战。和子认为如果进行革命的话, 就必须要有牺牲, 在世间最美的就是牺牲者, 最能被后人所记住和歌颂的也是革命的牺牲者。在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中, 和子敢于向旧道德宣战, 敢于向传统世俗挑战, 选择违背社会道德规则的生存方式, 反映出和子当时极具勇气的表现, 这种勇气来自让自己生存下去的强烈愿望, 同时也是日本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

2 和子道德革命的萌芽

和子父亲去世后, 弟弟直治整天游手好闲, 对于没有可以支撑家庭的男主人这一现状, 叔叔提议给和子找户人家, 和子得知后果断的拒绝了。做为贵族出身的和子来说依靠一个与自己毫无感情基础的人来支援生活, 并且与其结婚和子是万万无法接受的。况且, 如果为了生计而必须和母亲分开, 就违背了自己最初的意愿, 因此和子拒绝了叔叔的提议。这在当时的社会里, 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说和子有多任性, 而是在男权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中, 女性敢于强调自己的主观意愿是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 这也是和子第一次反抗意识的体现。

之后, 一位身份、社会地位很高的艺术家追求过和子, 却也被和子拒绝了。从艺术家的表现和言语中, 透出他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而自居, 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而轻视女人的男人, 对于这样的男人和子一刻也不想呆在他的身边, 最后和子表明了立场, 以契诃夫《樱桃园》中女主人的经历讽刺并拒绝了这位艺术家。和子作为新时代的女性, 这种被封建思想侵蚀已久的男人对和子来说并不具有任何吸引力, 反倒增加了和子对他的厌恶感。拒绝这位艺术家的行为, 体现出和子对于这种封建思想所进行的又一次反抗。

3 和子的道德革命

二战之前, 日本的女性仍居家庭中的次要地位, 对于许多男人而言, 不过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罢了, 社会地位很低。在《斜阳》的第四章中, 和子说道:“自己的行为如果按照《女大学》一书来评判的话, 是十分肮脏、性质十分恶劣的犯罪行为”。而《女大学》是从江户时期教育女性的规诫书。书以女性为阴性, 和男性相比是十分愚蠢的基调, 规定女性需要记住19条规则。其中的第四条是规则中最重要的, 绝对不能被夫家抛弃。而和子却因被丈夫怀疑与他人有染, 并且不断的给吸毒的弟弟送钱而与丈夫离婚, 可见和子已经违背了女大学最重要的一条, 但和子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情。第四条中还有一项规定, 女性如不能生育同样会被逐出家门, 如果女性能够忍让并不怀有嫉妒心同意抚养丈夫的私生子的话, 是可以被留下的, 这种无视女性人格的规定, 对于和子来说只是束缚自己的枷锁。在和子读完直治的《夕颜日志》一书之后, 得知直治把姐姐的离婚归咎于自己, 这时和子表明自己的婚姻即使不受直治的影响也会有其他的因素导致离婚。所以, 可以窥见和子已经对自己的婚姻存在不满, 想摆脱这种封建婚姻带给自己的束缚。和子摆脱了这个封建家庭, 也意味着摆托了虚伪的、空虚的生活, 因此也就解释了离婚对和子来说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和子的经历对于当时大多数接受《女大学》教育的女性来说是人生中的奇耻大辱, 但和子却不以为然, 认为在感情中应该是相互平等的, 没有爱情的婚姻也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这也再次证明和子拒绝艺术家的根本原因, 也是和子对旧道德进行反抗的又一例证。

和子和上原的爱情并与其未婚生子将和子的道德革命推向了高潮, 同时, 这件事也是支撑和子活下去的理由。10年前和子的父亲离世, 因此, 母亲对于和子来说是绝对不能失去的, 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动力, 随着母亲的离世和弟弟的离开, 和子也失去了继续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 所以和子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寻找新的精神支柱。和子认识上原后经过六年的时间, 对上原产生了浓厚的爱意。在和子寄给上原的信中都表明了自己对上原的爱意, 可是上原却始终没有回信。但是, 和子并没有放弃, 要作为一名主动送上门的情人, 继续着对上原的爱。和子确信人就是为爱情和革命而生。爱情指的就是和上原的爱情, 而革命就是为情人生下孩子并进行抚养。因此, 和子在母亲去世后, 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 上京找到了上原, 在与上原度过一夜之后, 和子便离开了上原回到伊豆的山庄中, 开始独自抚养自己和上原的孩子。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后和子感到很幸福, 感觉浑身充满了能量。在给上原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在第一回合中, 已经把旧道德推开了一点, 在接下来的第二和第三回合中, 会继续和自己的孩子并肩作战完成自己的道德革命。和子认为上原和弟弟直治都是亲身在践行道德革命, 上原和弟弟直治选择颓废生活本身就是与世间规定的正确的人生进行对抗, 并以自己的死对旧道德进行宣战。三人都选择了与社会既成的规定和传统相反的恶的人生, 三人坚信当这个恶达到顶点时, 他们都相信善就会到来。就像基督教中, 当自己的恶达到不可饶恕的程度之后, 耶稣就会复活再一次拯救人类。三人也相信, 即使自己做的努力再小, 但是只要去反抗并坚持下去, 这种力量汇聚再一起, 终将会迎来胜利的一天。

4 结语

和子离婚之后, 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 也使得她更能认清旧道德的本质。在失去母亲和弟弟之后, 和子的人生也急需一个生活目标来支撑她继续之后的生活, 所以进行道德革命就是自己之后的人生目标。生下情人的孩子并抚养成人虽然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但是, 这件事是和子选择与世间的旧道德进行抗争的道路, 是践行自己道德革命最好的方式, 和子已经有勇气并充满了力量继续为她的目标奋斗, 并会继承弟弟直治的遗志以及上原的希望坚定地进行战斗。

参考文献

[1]太宰治.太宰治全集 (9) [M].筑摩書房, 1989.

[2]奥野健男.太宰治研究[M].筑摩書房, 1968.

[3]渡辺芳紀·志村有弘.太宰治大事典[M].勉誠出版, 2005.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 篇2

1953年3月19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一举占领南京，自此南京成为太平天国首都。马克思密切关注中国革命，于5月20日写下这篇评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同年6月14日，此文作为社论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时间回到19世纪中期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的欧洲经历了1848年革命的洗礼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稳定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但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切问题都掩盖在繁荣的外表下，新一轮的危机即将来临。而当时的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的加剧，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时期的矛盾，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爆发农民起义的原因以及中国的农民起义对欧洲革命的影响，并对欧洲即将到来的新的政治、经济危机做出了预言。

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对立和统一分别体现了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矛盾的统一性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初读此文，有些不理解马克思在开头所引用的关于“两级相联”的目的，直到反复读了好几遍全文，才渐渐理解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思想。马克思运用对立统一的原则，分析说明中国与侵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两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说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时代的大环境下，全球逐渐连成一体，中国也不再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它的一举一动深刻地影响着欧美的经济体系。而欧美强行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对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马克思在这里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在这篇文章中，矛盾是中国和英国及一些欧洲国家。表面上看来，他们是相互对立的，英国用战争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些固然是出于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市场的要求，英国也借此保护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大量外国商品的流入对中国的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由原来的贸易顺差转为了贸易逆差。白银大量流出，阻碍了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经济赔款使税收负担加重，导致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部分官员纵容贩卖鸦片的恶行，贪污腐败，腐蚀了中国封建家长制的权力体制。还影响了社会风尚等其他方面，中国社会开始解体，而太平天国运动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重要一环。百姓不堪负重，当最终天灾出现的时候，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接下来便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起义。太平天国，中国几千年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全盛时占据中国半壁江山，坐拥最为富庶的江南。

中国爆发了革命同样又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资本主义的扩张的原因在于他们需要寻找广阔的市场，而中国这个广阔市场在爆发了革命之后，必然造成市场的缩水。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产出没有限制的增加，依靠不断扩张的海外殖民地和市场才能消耗那么多的产出，但市场的扩大人赶不上工业的增长，一场危机潜伏已久。马克思以茶叶为例分析了中国农民起义对英国及欧洲的影响。英国急需扩大市场，于是降低了茶叶税，而这一做法导致中国茶叶涨价，农民革命给当地的政局以压力，茶叶商家决定不给现金不能进行交易，当时正处于金银缺乏的时候，对英国的茶叶进口带来影响。外国势力如果干涉农民起义，那么中国与外国的一切茶叶贸易联系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英国的市场进一步扩大的想法也会受影响。

从欧洲的角度，“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它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这些都影响到欧洲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得出了这个结论，可谓一针见血。这次农民革命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列强，加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文章中写道，“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的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以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西方列强的炮火打开了中国国门，间接引起了中国革命，同时中国革命也间接引起了欧洲一场更大的革命，太平天国既是一场动摇“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统治基础的农民革命斗争，也给予英法等殖民主义者以最沉重的打击。这次革命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引起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革命。这一次的天平天国革命，轰烈并且涉及范围广，其反帝爱国的精神和促中国劳苦民众觉醒反抗的意识力量，不仅仅限制于中国，并且也蔓延到了欧洲大陆，让欧洲大陆在这种摧毁封建腐朽统治和反对列强干涉的氛围下，开展了他们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始终密切地注视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发表了许多热情赞扬太平天国革命的文章，他以鲜明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愤怒谴责外国侵略者的卑鄙和野蛮，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海盗政策。他在这里运用了对立统一，两极相连的分析方法。同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市场，尽管是处在提供原料的低级位置，但中国的一举一动，开始受到世界的影响，也将深远的影响着整个世界。

马克思指出，“这次革命对于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虽然说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欧洲大陆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政治民主革命和暴力的起义，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地酝酿，欧洲大陆与中国革命时期有了共通的一点便是，在人的思想上，对封建腐朽的专制统治出现了批判和觉醒的现象。

“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送往西方世界。”中国与英法美是对立的，但是他们也相互依存与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倘若外国列强对中国农民起义进行干涉，那么会引发危机，阻碍贸易的进行。

但是，读完此文，我对于马克思的看法也并不完全同意。例如马克思对于鸦片的论断，“中国人不大可能戒吸鸦片，就像德国人不可能戒吸烟草一样，新皇帝颇有意在中国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鸦片毒害着中国人民的身体和精神，而且鸦片作为一种毒品，已经在全世界被禁止。中国人意识到鸦片的危害之后，一定会努力戒吸鸦片。当时，中国禁止鸦片的决心是坚定的，林则徐到广州主持禁烟，拉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序幕。中国对鸦片的态度是坚决抵制和毁灭，不可能为了收回流失的经济利益而打算自己种植罂粟炼制鸦片。不知马克思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论断。

另外让我十分不解的一点，是马克思提出的“鸦片破坏了中国古老的君主制度”。马克思指出，中国的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腐蚀着中国封建家长制的权力体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在我看来，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件事。我想是马克思过于高估了经济的力量，或者说低估了其他因素。他十分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似乎社会所有的问题，包括政治斗争，革命起义等问题的根源，或许都来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似乎影响了社会的所有方面。马克思忽略了文化对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鸦片的力量还不足以毁灭中国根深蒂固、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即使轰轰烈烈的革命也不能完全斩断的观念何以凭借鸦片而得以实现？而且贪污一事在中国历来就有，鸦片只不过是将这个问题严重的暴露了出来，而阳奉阴违之事，在古代的中国政治里是玩的最多的把戏了吧，马克思不是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政治没有透彻的理解，可能才有此一说。马克思所在的年代，资本主义发展，金钱似乎成为了人们的所有。马克思一方面对现有的社会制度痛恨着，一方面又不由自主的收到了当时金钱观念的影响，加之他所在的国家缺乏中国悠久的文化奠基，所以他在看待问题的时候难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且不能符合中国的国情。

我对这篇文章更多的是赞叹。对于我，我之前的理解就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中国肆意掠夺，对中国造成了极为深重的影响。而中国在当时除了给他们带去利益之外并不能产生其他大的影响。而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让我看到了那个年代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本来在近代史资本主义发展中没什么地位的中国突然让我觉得它的地位很重要。我也是第一次将太平天国起义与当时的大环境联系起来。

在我看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内部的矛盾，列强们需要一个傀儡的中国，所以它才会帮助清政府灭杀太平天国。而现在看来，太平天国运动显然影响了中国市场的稳定，加之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化，它必然成为了众矢之的。我看到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些必然关联，它们之间不再是相互独立的。世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泰勒《革命和革命家》 篇3

关键词：《旧址》《银城故事》革命,革命者,消解

李锐的《旧址》和《银城故事》, 虽然创作时间相隔近十年, 却贯穿了从1910年辛亥革命之前到“文革”之后的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时空, 以银城这座城市为背景, 展开了对历史与革命的追问。李锐无心重构恢弘的大历史, 而在意于历史时空中人物真正的浮沉和挣扎, 作为在正史中被描述为推动历史的革命和革命者, 在李锐的笔下, 出现了偏差。

一、投机革命:个人私欲对革命神圣性的消解

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 革命人物多为“高、大、全”式的英雄, 他们的头上往往笼罩着神圣的光环。他们沐浴在枪林弹雨中, 抛头颅、洒热血, 不仅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 而且有着无可挑剔的人格魅力。但是, 在新历史小说中, 革命者不再是这种接近神的英雄, 而是具体的, 有着不同欲望和动机的真实的个体, 这无疑消解了革命者的神圣的光环, 因而也就消解了革命的神性传说。

在《旧址》中, 作为农民赤卫队队长的陈狗儿之所以参加革命, 发起暴动, 在于他对地主老财长期以来压迫的仇恨, 所以他的革命, 是以个人的怨恨为出发点的, 而四邻八乡的农民也是因为革命可以杀老财分浮粮才跟着他的, 他们并不理解“啥子布尔克、苏维埃”, 只在乎“革命”能让他们得到些什么。队长陈狗儿对待老财家的男人是杀光, 对待太太小姐甚至女仆, 都是自己先挨个“尝一遍”, 然后让队员们分享。在这里, 陈狗儿是为了金钱和性欲参加“革命”, 他所领导的农民赤卫队也就成为一支为了满足私欲而奸淫掳掠无所不能的队伍, 这完全颠覆了大写的革命史给我们的印象。

二、献身革命:现实悲剧性对革命崇高的消解

以往“主流意识形态下正统的革命寓言, 是用胜利情节构筑的理想的乌托邦”, 而在新历史小说中出现的革命, 不再是不败的乌托邦世界, 而是一个充满着血泪、挣扎、脆弱、煎熬的现实人间图景。在这里, 大写的历史被小写化、客观的历史被主观化, “观照个体、观照生命, 细化出每个生命个体面对战争这个庞大的杀人机器时的彷徨与战栗的痛苦心理蜕变过程”[1]成了小说家还原历史的一种方法, 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事件和结局, 而成了对人性的一次次艰难悲悯和探寻。

革命与变节。在《银城故事》中, 革命者欧阳朗云和刘兰亭都是一开始满腔热血投身革命, 而到头来却因无法抵抗现实的残酷而悲剧收场。欧阳朗云投弹炸死桐江知府袁雪门本是一件体现男儿热血的革命事件。在刺杀知府之前他就已写下了绝命书, 欧阳朗云对革命无疑是无比忠诚的, 这是一个决心献身革命的革命者。但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因为他不忍每天有三个无辜的百姓站在笼子里替他去死, 他的良知受不了, 他没有正史中的革命者那种“忍小局, 顾大局”的坚韧的“意志”, 所以他向聂芹轩自首, 本来这也是悲歌慷慨的行为, 是革命者敢作敢为的表现, 但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又忍受不了聂芹轩“火边子牛肉”式千刀万剐的酷刑, 在惨叫与挣扎中, 临死前他最终无奈地泄露了革命举事的日期, 最终导致了整个起义的失败。欧阳朗云的理想与他的悲剧, 体现了个人在历史中无力的挣扎与沉沦, 欧阳朗云成了一个在伟大的革命家与被唾弃的背叛者之间永远徘徊不定的幽灵, 这就是现实给予的心酸。而历史上, 作为这样最终变节的“革命者”是不会进入正史的, 而只能被无限的抹黑和唾骂。

革命与教育。当刘兰亭意识到搞革命和办学校放在一起是一种两难的时候, 他已经无法回头了。作为银城暴动的指挥者, 欧阳朗云的暴露使他感到了举事的艰难, 为了避免更多的牺牲, 他必须提前取消暴动;作为一个校长, 他想保护自己的学校不在战火中毁于一旦, 就必须取消暴动。当他真正取消了暴动之后, 他却不断地反思自己是否因为太舍不得亲手办起的学校而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 反思是否因为自己的懦弱而让革命黯然流产。他无法说清这一切。他痛感当初不该把革命和办学联系在一起, 这两件看起来同样伟大的事业, 却让刘兰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两者都舍不得, 而最终两者都保不住。刘兰亭的内心是艰难的, 所以, 他自杀了, 留下了四个字:无颜以对。刘兰亭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既有革命的理想, 又有世俗的欲望, 他舍不得自己心爱的妻子, 舍不得自己的学校。本来, 刘三公已经为他买通了聂芹轩, 他完全可以活下去, 但他选择了自杀。他既拒绝了做一个懦弱的人, 又拒绝了做一个失败的人。他的死, 就不再是一个大写的革命者的死, 而是在理想与现实的两难困境中艰难的自我选择。

革命与亲情。在来银城的路上, 刘振武起义的队伍遇到了岳义天率领的农民起义军, 双方打起来, 混乱中, 岳义天和岳新寿死了, 刘振武并不知道这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和哥哥。当他来到银城, 义兄刘兰亭自杀了。他决心在宴会上杀掉聂芹轩, 发起暴动。但聂芹轩让刘三公作为人质出现在宴会上, 他可以发动暴动, 可以让革命成功, 但是必须牺牲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义父刘三公。在革命大义与亲情之间, 该如何选择, 刘振武面如死灰, 放弃了暴动。他不得不放弃, 这是现实对革命的又一次嘲弄。当放弃革命的刘振武在三公的安排下决定远走他乡, 却在船上遇到了前来报仇的哥哥岳新年, 同样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岳新年一刀刺进了刘振武的心脏杀死了他。

在《银城故事》里, 李锐给我们展现了一种难以挣脱的现实困境。他曾说:“在这个故事里几乎所有的人到头来都走进了死胡同, 都是没有出路的。”[2]欧阳朗云、刘兰亭、刘振武三个都是心怀理想的革命者, 但最后都在无理性的现实面前遭到了嘲弄, 历史不是以革命者的意志为意志的, 现实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悲剧性就轻而易举地取消了他们“伟大的”革命理想, 把他们推入了无法呼喊的深渊, 他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群人, 是被正史忽略的一群人, 但同时是曾经真实生存、奋斗、挣扎过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这一点上, 李锐表达了看法:“无理性的历史对于生命残酷的淹没, 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最有理性的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最无理性的历史, 给人自己所造成的永无解脱的困境。这是一种大悲剧, 一种地久天长的悲凉。”[3]

三、被“革命”迫害的革命者:革命谎言对革命正义性消解

《旧址》中, 李乃之把一生的心血都花在革命上, 当革命胜利的时候, 革命党人以“反革命”这个响当当又无比“正义”的名义屠杀了银城李家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这个结局不能说李乃之之前没有想到, 正相反, 他应该是比所有的人都清楚革命所要付出的东西, 包括家族的生死存亡和自己的身家性命, 但他全然不顾。革命成功了, 银城李氏家族被连根拔起, 李乃之此时“在北京东郊坦荡的原野上驾驶着‘斯大林’55型拖拉机, 在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翻开新中国的沃野”[4]。抛弃了家族沉重包袱的李乃之以为自己正在走向全新的未来。但是, 历史的荒谬再一次清晰地呈现。李乃之作为1939年银城起义中唯一没有死的革命者, 不断遭到极左政治审查, 在枪林弹雨的年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的李乃之, 却成为“继续革命”清理的对象, 最终“成功地”在自己人的迫害下凄凉死去。死的时候只留下了一张空白处填满了“革命”两字的《人民日报》。可见李乃之生前的困惑。

李乃之的妻子白秋云, 在他死前就自杀了, 因为不堪无尽的极左批斗和侮辱。农场队长张财骂她是狗屎堆, 安排她的工作就是把这边粪池的粪挑过去倒在另一个粪池。她可以忍受极度的恶臭和无数苍蝇对人的侵袭, 但是, 她无法忍受这种对李乃之的诬陷, 无法忍受要求他与丈夫划清界限的勒令:“彻底和大叛徒、大特务划清界限, 揭发检举。”[5]她丢下了身边孤苦无依的只有10岁的小儿子, 吞服大量的安眠药“成功地”“自绝于人民”。

李乃之, 白秋云的死是对被扭曲的革命的最无情的嘲弄。曾经抛弃了一切奔赴革命的革命者, 最终却死于“革命”堂而皇之地加在他们身上的污蔑和迫害, 这种悲凉, 早已渗透在那张写满了“革命”字样的《人民日报》中, 而李乃之的困惑, 也成了我们的困惑, “革命”何以能如此“义正词严”地否定一个个革命者的忠诚乃至性命?难道那些革命者一直孜孜追求并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就是这样一种面目?这是对被扭曲的“革命”的诘局。

林贤治先生在思考某些“革命”与革命者的关系时指出:“革命否定了革命者, 但也通过否定革命者而否定了自身。革命者则否定了革命……与此同时, 他也否定了自己, 肯定自己的现在而否定自己的过去, 但最终连现在的自己也给否定掉了。”[6]革命者摧毁了旧世界, 而那些被扭曲的“革命”本身则最终残暴地摧毁了革命者, 这是极度的悲凉。在此, 那些“革命”变成了一个与元初的意义上的革命背道而驰的谎言, 这个谎言把那些革命的最后一点正义性也消解掉了。

在《银城故事》的后记里, 李锐谈到:“所谓‘客观真实的历史’转眼之间就是客观真实的谎言。所有的谎言都无视生命。我想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7]通过《旧址》和《银城故事》, 李锐确实多少让我们感受了鲁迅《药》中对不彻底“革命”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李娟, 冯见彩.革命的重构与想象书写[J].当代小说 (下) , 2009 (3) .

[2]李锐, 王尧.生命的歌哭[J].作家杂志, 2004 (1) .

[3]李锐.银城故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202.

[4]李锐.旧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2.

[5]李锐.旧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186.

[6]林贤治.革命和革命者的沉思[J].上海文学, 2000 (10) .

泰勒《革命和革命家》 篇4

自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强调我国当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可见，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已经非常成熟，它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

部分经济指标的变化不影响基本历史定位的判断

有人认为，既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且出现了一些经济指标变化，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我们人均GDP即将跨越1万美元，当前较多行业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这就说明我们物质匮乏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这些人看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判断也应适时修正为“中级阶段”或“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国情，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框架来准确认识和定位我们的时代。这一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实际上，仅仅从人均GDP或产能过剩等一两项指标来区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这种研究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主要着眼点不是一两项经济指标，而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发的基本国策直接相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主要着眼点是改革开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改革开放实践先行，但理论不能滞后，到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虽然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已经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但我们急切需要对这一伟大实践作出理论说明，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应运而生。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指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并且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主张是，我国的社会主义依然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对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然是第一要务。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充分调动民间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判断，我们才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并进一步找准了改革开放的目标，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更加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如今，我们已经站稳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断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主动引领全球化，我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各项成绩，都离不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判断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偏差带来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确性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就得到了充分说明。另一方面，那些没有认识到或者偏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行为也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对于这些历史教训，我们也应该深刻反思。

苏联就曾在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认识问题上犯下了历史错误。我们知道，苏联在1936年就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并提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路线，后来卫国战争短暂中断了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卫国战争甫一结束，苏联就重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并没有纠正这一错误，而是继续推行超越阶段的做法，并提出了加快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口号，制定了建成共产主义的时间表。这一判断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继续演变成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直至1967年，苏联宣称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伤害。

由此可见，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是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路线问题，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不能急于求成。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此为指导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时代背景下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如何理解“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间的关系呢?

浅析肖邦“革命”和“黑键”练习曲 篇5

此曲采用较自由的复三部曲式,C大调4/4,热烈的快板。乐曲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不协和的呐喊的属七和弦,左手分解和弦大幅度地急骤起伏和右手简短有力号角般的八度跳进旋律,如同千军万马,浩浩荡荡。然后双手同时自上而下地分解和弦式经过句,把引子推向高潮,引出了主题。主题的前半部分较强,右手的八度旋律附点节奏级进上行,使情绪更加激昂,整个音乐充满悲愤。左手分解和弦起伏不停,表现心中波涛汹涌激动的情绪。中段右手半音级进上行,左手变化音分解和弦的上下起伏,更突出痛苦、仇恨的情感。然后以开头的引子作为过渡,通过加上装饰音变化再现了主题。乐曲低音部分左手还是以十六分音符的琶音大幅度的急骤起伏,如同心潮在咆哮,右手高音部分以加强八度的附点节奏弹出具有英雄气概的刚毅主题,如同在狂风逆浪之中奋臂疾呼,其间激昂的号召、内心的痛苦、愤怒的抗议等各种情绪轮番交替,形成一阵阵巨大的声浪,表现了肖邦当时起伏澎湃的心情。乐曲的结尾非常哀痛,宛如悲愤的呼啸,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解放的坚定信念对祖国的前途深深的忧虑。再次运用双手奏出引子中下行旋律八度效果和坚强有力的四个和弦结束,全曲激昂豪放、气势宽广,肖邦用精细微妙的音乐语言,深刻地表现了内心的思想感情和鲜明的艺术形象。演奏“革命”练习曲,首先要通过对作品的研究、分析,寻找与作品相适应的弹奏方法。这首练习曲从开始到结束,左手都是不间断地弹奏十六分音符分解和弦,这些十六分音符经过句要求有清晰、颗粒性的音色,均匀而又优美的旋律线条。想让键盘发出丰满、圆润的声音,就要将重量传送到指尖上去,手腕要弹性,能起承上启下的作用,绝不能僵化,特别是在弹奏连奏的时候,更要很好地配合,将一个一个音连贯地弹出来,使演奏自然、流畅。还要注意力量的横向传送。左手十六分音符的连奏,可多用mp的音量练,体会力量的移动,要弹得圆润、平滑、切忌过高地抬起手指,造成紧张和多余动作。注意经过句的走向,上行时逐渐加强,下行时逐渐减弱,才能营造出不安定的情绪,发出均匀、明亮的音色。

练习时应从慢到快。但是在慢练中,动作和手臂重量的转移都要按照要求去做,有时甚至可以夸张些,右手的练习主要是和弦和力度的练习,要表现出激烈的斗争感。弹奏和弦,必须运用重量,即使是整个手臂的重量。有是还要加上腰部和身体的力量集中到手指尖,所以指关节是重要的支撑点,而手掌、手腕也都要帮助支撑手臂的重力。比如主题的第4个和弦(第11小节)要求弹出f的和弦时,要借助“爆发力”,如同闪电光一样迅速,在一瞬间,全身的力量猛然切入琴键,发出强而有力的声音,触键方法要贴近键,避免“拍、击”砸键。因为有连续几个音,手腕容易变得僵硬。手腕虽然要有力,但只是一个有弹性的力点,所以要运用好琴键的反弹力,弹奏完后迅速放松,防止手腕直接下压变成的硬块,在弹奏属七和弦、小三和弦时,演奏者内心应当体验和表现出压抑、愤怒、悲痛的心情。

演奏“革命”练习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注意音乐表现。所谓“表现”就是我们给自己和听者所带来的一种“意境”。因为作曲家特定情境里的心灵转化成乐曲,与那个特定情境必定密切相关。演奏时,应当尽可能深入到那个特定情境中去,才能理解得准确,表现得深入。如果感觉,理解越多越深,表现就越丰满感人。反之,心中无所感,这种演奏听起来如同白开水,没有什么味道,更不会让听者回味、深思。

“革命”练习曲是肖邦的代表作品之一,他突破了“练习曲”的机械模式,加人自己的情绪、情感、音乐风格、音乐语言,达到了艺术性、思想性与技巧性的完美结合。就连舒曼也称赞肖邦的音乐是“隐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

肖邦另有一首有代表性的练习曲,那就是《降G大调(黑键)练习曲》(OP.10.No.5),因为这首练习曲,右手的接触全是黑键,因此通常称为“黑键”练习曲,这首练习曲在演奏技术上有着相当的难度,音乐充满迷人的光彩,由快速的三连音一气呵成,就像一串晶莹的珍珠在轻盈地跳跃和滚动,其中隐约可见的主旋律也流露出活泼、嬉戏和孩子的天真,使人从中感觉到无比生动的情趣。在这首曲子中,肖邦还打破了旧的钢琴学派关于五指、大指不上黑键的清规戒律,而且也不满足于传统的只用第一指转换位置的方法,常常采用通过第五指转换到第三、四指新颖的指法技巧。

“黑键”练习曲采用复三部曲式,降G、4/4拍、急板。主题开门见山就出现了,让人印象深刻。前半部分三连音干净、利落,后半部分旋律流畅、连贯。左手的和弦坚强、肯定,主题在乐曲中重复很多次,流露出活泼、生动的情趣,像孩子们的跑跳,呈现一幅愉快的生活画卷。中段曲子右手三连音的八度变换,使音乐稍稍有些不安的现状,同时转为左手演奏的旋律,把乐曲推向一个小小的顶点,感觉暴风雨的来临,将要破坏孩子们的嬉戏,左手低音级进犹如阵阵雷声,右手不安定的起伏音型也如风声,让整个平静的画面沸腾起来。紧接着出现经过句,肖邦作品中的经过句,绝不是华丽的炫耀技巧的段落,而是全曲统一,完美的旋律有机结合中的一部分。通过右手三连音一长串的演奏,像是大自然经过暴风雨的洗礼,显得更加明亮与光彩,然后紧接着到再现部,像是孩子们又回到草地中玩耍,最后双手的三连音同时上行,冲到高潮,然后双手八度级进下行,结束在一个强而有力的和弦上。仿佛晶莹明澈的音乐的珍珠,乐曲的末尾像是倾吐着言语未尽的热情,又如一群孩子们玩得兴高采烈的结束在欢声笑语中。

“革命”练习曲是以右手弹奏和弦为旋律,左手是十六分音符跑动的背景,表现出悲愤、激昂的情绪。而“黑键”练习曲以右手弹奏为旋律,右手是三连音不断的进行,描绘出一幅美丽、生动的儿童嬉戏的画面,两首练习曲都是用不同的技巧来表达各自独特的音乐、内容以及性格。

肖邦的许多作品是浪漫派音乐走向高峰时期的杰作,其钢琴成就在西方及其全世界音乐遗产中占有举重轻重的地位,因此,认真学习和研究肖邦的钢琴作品,将为我们打开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

参考文献

[1]李思德.中外艺术辞典[M].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

[2]张虔,景作人.音乐欣赏及大全[M].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1989.

[3]魏延格.钢琴学习指南[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思考 篇6

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创造性地解决革命斗争过程中的供给困难, 笔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是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 在实践中逐步来解决其供给和经济问题的。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的土地政策的正确性从根本上保障了根据地的供给

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 经济工作主要是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即打土豪, 分田地。1927年11月,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党纲草案。1928年12月,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颁布的第一个土地法。1929年4月, 红四军到达兴国, 在那里制定和颁发了《兴国土地法》。到1931年, 逐步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没收对象、阶级路线、分配方法、土地所有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不仅保障了革命根据地的军需民食, 给人民革命战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质条件, 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 有力地扩大了根据地的建设。

二、经济建设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1. 苏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壮大。

1933年5月, 蒋介石颁布了封锁苏区的法令。同时, 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把革命战争同经济建设完全对立起来, 认为在战争的环境下没有进行建设的可能。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过来了, 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 因此见到谁说经济建设, 就要骂为“右倾”[1]119。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纠正苏区经济工作中的错误, 毛泽东深入群众, 亲自到江西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 写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1933年8月, 毛泽东在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讲。1934年, 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这些调查和报告, 阐明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 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 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 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 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 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 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 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1]130

在正确的经济政策指引下, 苏区的经济建设迅速得以发展和壮大。

在农业方面, 首先是推广闽西才溪乡创办劳动互助社的经验, 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 对劳动互助社的作用、组织、劳力、调剂办法、工资换算等具体问题作了相应的政策规定。与此同时, 苏维埃政府又颁发了《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训令》, 在根据地内广泛组织了犁牛站和犁牛合作社, 较好地解决了耕牛不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1934年在“二苏大”所指出的:“红色区域的农业, 现在显然是在向前发展中。1933年的农产, 在赣南闽西区域, 比较1932年增加了50%, 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20%。”[1]

在工业方面, 根据战争需要和实际条件, 苏区的国营工业主要是兴办了一些军需工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兴国官田中央军委兵工厂, 次之是瑞金、长汀等地的中央军委被服厂。此外, 还有中央造币厂、纺织厂、印刷厂、通讯、卫生、交通材料厂等32家国营工厂。苏维埃的国营工厂虽然数量有限, 却是领导苏区经济的中坚[2]。

在商业方面, 苏区各级政府成立了对外贸易机关, 加强商品交易的管理, 并直接着手经营粮食、盐和布的贸易。毛泽东在1934年1月全苏二大报告总结苏区经济建设经验时指出:“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定, 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 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 (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 与白区的工业品 (食盐、布匹、洋油等) 实行交换, 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2]

在财政方面, 苏维埃政府陆续成立了若干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作为国家银行, 曾发行过多种形式的硬币和纸币, 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2. 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壮大。

1941年3月, 八路军三五九旅由王震率领, 进驻延安以南的南泥湾, 开荒种田, 全旅指战员共开荒20.1万多亩, 不仅做到吃用自给, 还达到了“耕一余一”, 每年向政府缴公粮一万石。1943年, 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184万石, 除去消费可余22万石;棉花自给率已达50%[3]354, 一向贫瘠荒凉的陕甘宁边区实现了“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 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陕甘宁边区的工业迅速发展。抗战前边区没有工业, 截至1940年边区共有公营工厂9家, 工人434人, 资金52.3万余元。而到1943年, 陕甘宁边区已建有公营工厂82个, 合作工厂200多个, 公营工业职工达万人。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某些军火[3]354。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 也使得各种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边区的需要, 保障了边区的供给。

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37年到1940年底, 为力争外援、修养民力, 积蓄力量, 依靠半自给支持长期抗战。据记载, 1937年边区财政收入中外援占77.20%。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 国内形势逆转, 党中央预感到外援之不可靠, 在延安召开了大生产动员大会, 中央财经部长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动员开展生产自给运动, 提出“首先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换句话说, 就是要我们自力更生, 要我们自己参加劳动, 用我们自己的劳动力, 发展我们边区的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 保证我们后方和前方在财政经济物质上的供给, 不受战争破坏的影响而能自给自足。”[5]第二个时期是从1941年到1942年, 为克服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 由半自给转变到完全自给的时期。1941年的“皖南事变”发生后, 国民党断绝了边区的一切外援。停发八路军每月60万元的军饷并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铁、布匹等入口, 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 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当时, 出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了渡过难关, 边区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其一, 求助于民, 发行公债500万元, 征收公粮20万石[5]893。其二, 确定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 切实发动机关、部队、学校进行生产, 以解决经费困难。其三, 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 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币”, 支持生产和用作必要的财政垫资。其四, 开辟资源, 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边区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是食盐、皮毛、甘草和其他特货。其五, 实行精兵简政, 尽可能减少经费开支。经过以上努力, 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1942年总收入是3.49亿元, 总支出2.40亿元, 收支盈余1.09亿元[6]。第三个时期是从1942年底到1945年, 为边区经济健康发展, 开始达到“丰衣足食”的时期。1942年12月, 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全面地总结了财政经济工作。会上, 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 阐述了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和其他一系列具体政策。同时, 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 贺龙任主任, 陈云为副主任。1943年, 陕甘宁边区实际收入61亿元, 支出为60亿元, 盈余1亿元, 加上上年度盈余1亿元, 两年累积盈余2亿元, 收入平衡。财政收入中税收占9%, 贸易占22%, 公盐1%, 生产自给64%[6], 创造了财政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1944年到1945年, 在已取得的成就基础上, 提出了争取工业品自给和农业“丰衣足食”的要求。当日寇投降时, 边区政府的积蓄足够用一年。

三、广大农民的支援

毛泽东曾经指出:“战时财政经济工作重心, 在于组织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使之为着战争供给而效力。中国的抗战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被敌占领, 抗战的主要依靠是乡村与农民。农民是有伟大力量支持战争的。”[7]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其成员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民, 革命根据地都深深扎根于农民之中。几十年的革命战争, 成千上万个农民为了人民的解放而献身并在斗争中成长为革命战士, 他们不惜流血牺牲, 为革命根据地建设进行了伟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 这个道理浅显易懂, 这些事实也众所周知。

四、根据地的税收

早在1927年, 中央农民部为秋收起义制定的《湘鄂粤四省秋收暴动大纲》明确规定:“自耕农土地不没收, 自耕农及取得大地主田地之佃农应对政权 (农会) 缴田税, 税额由农民协会决定之。”毛泽东在1928年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土地税, 宁冈收的是20%, 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 已在征收中, 不好变更, 明年再减。”[1]71晋察冀边区“恢复和新建立的税收则有人口税, 屠宰税、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和棉花出境等税种, 而以人口税为主要税收。”[8]中央苏区农业税在1%到18%之间。陕甘宁边区“1937年至1939年向人民所征收的救国公粮分别为14000石、15000石、52000石”[9]。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 一切外援断绝, 加上当时税收较少, 且缓不济急。为了渡过难关, 边区政府求助于民, 发行公债500万元, 征收公粮20万石。革命根据地的税收与旧中国的税收有本质的区别, 它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的长远利益, 其数量在农民承受能力范围内。

五、对作战对象的缴获

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 军需民用的相当一部分是对地主、土匪、军阀的改造和缴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政府和赤卫队用费, 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 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 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 筹得万余元, 可用一时, 用完再讲。”[11当时流行的“游击队之歌”这样唱道:“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这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综上所述, 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特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实际出发, 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 坚持自力更生, 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所创造与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培育起来的艰苦奋斗精神, 对我们现在和今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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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 (3) .

[3]杨先材.中国革命史[M].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4]黄禹康.李富春与延安大生产运动[J].中华魂, 2010 (4) .

[5]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M].人民出版社, 1991.

[6]贾康.论抗日根据地初期的财政方针与政策[J].财政研究资料, 2005 (25) .

[7]毛泽东.论新阶段[M]//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一 (1936-1938) .

[8]张洪祥.略论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的财政建设[J].南开大学学报, 1983 (5) .

吴敬琏:中国面临改革和革命的赛跑 篇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刚刚出版的财新《中国改革》月刊2012年第2期发表署名文章《对新一年的期待》，提出上述观点。

吴敬琏称，2011年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继续发酵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各地在改善民生的政策设施上也有所建树。但过去几年被短期债所掩盖的诸多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

这些问题的症结，吴敬琏认为，在于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前进。

他指出，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在此之下，中国社会存在“向何处去”的问题，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面对这样的形势，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还面临着改革和革命的赛跑。

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商务工作创新 篇8

我在伦敦参观过一个地方, 它建筑面积大概有数万平方米, 有许多年轻人在里面, 一英镑一天租一张桌子、一个椅子, 里面提供无线网络, 但喝咖啡、吃汉堡要花钱, 坐在里面就去研究, 去开发自己想象中的东西。我们看到很多人在里面, 甚至有人蹲那边, 占了个位置就在里面做。然后这个地方的组织者, 每个星期两次, 请银行, 请技术转移中心、技术交易的机构, 请那些生产部门, 到里边去选项目, 看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创意。现在在伦敦大概有三个这样的地方, 最小一处有7万平米, 最大的有11万多平米, 这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创客天地”。这和上海的创智天地有点像。上海现在已有100多个规模较小的供年轻人创业的地方, 叫“创客世界”。贸易、商业里面有一个术语叫DIY——自己动手, 创客世界实际上就是通过网络来实施DIY, 研究很多软件, 研究很多产品设计。这么一个运动, 有几个共同的变革性的特点。第一个是它完全利用一个数字工具设计新产品, 就是一台电脑, 一个无线局域网络, 充分地发挥它的想象空间, 在里边去做, 有问题可以在网上发个帖子, 然后约好某一天, 大家开个座谈会, 一起出主意, 攻关研究。通过这样一种思想碰撞, 慢慢产品就出来了。第二个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开源社区里, 在非常开放的公开的社区里面, 大家在讨论问题, 实际上是分享讨论结果, 一起共同来研究, 或者通过合作来研究某一类产品的设计。第三个就是每一个人, 都会通过一种通用设计软件, 或者格式, 或者标准, 来设计出能够商业化的作品。这三个特点, 和我们上次讲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大家看的书, 有很多共同之处。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 这个感觉讲出来, 我觉得就是现在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 以前我们讲工业化, 讲大生产, 大的连锁企业, 大的流水线, 而且规模越大越好。我们上海很多的加工制造业, 如上海日月光, 生产手提电脑的, 一年2500万台, 全世界最大, 它就是一个大的流水线, 类似这样的很多。那么, 现在社会已经变成小型化和全球化了, 原始的那种手工匠人的自给自足和我们现代的高技术、现代的网络已经完全结合在了一起, 它自己的创意发明和网络已经结合在了一起, 然后从一个一个小的节点入手, 每个设计都是解决一个小的问题, 但是和很大的一个成果是相映成辉, 没有这个小的节点, 就没有这个大的成果。在数字领域的这种变化, 改变了创造, 改变了发明, 使我们创意的实物化和创意的商业化能级越来越提高。上海不是有105个创意园区嘛, 以前我对上海的创意园区也有不太好的认识, 认为他们就是出租房子, 让年轻人在里面卖点东西, 现在看来, 不是这样, 且不论实际操作, 至少从原理上不是这么回事。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创造的一种世界需要、但很多人并没有完全了解的产品, 因为它完全是一种新的设计出来的。

最近我看了一个消息。在两会期间, 外国记者问我们是怎么造出来最新式的战斗机歼31, 我们的总设计师讲:我们是充分利用了3D打印技术生产我们目前加工技术无法完成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加工技术已经没法完成这些精密度很高的东西, 但是3D技术可以解决。所以中国的军品发展, 是充分利用了3D技术。另外, 在苹果公司里面, 它自己制造业是很少的, 它用别人的制造企业, 而苹果从最早的创始人发明第一台电脑后, 曾经辉煌过一段日子, 后来慢慢就落伍了。但是, 当它创设了APP STORE这个软件天地后, 它吸引了大量开发软件的人。现在它这个APP STORE上大概有70万个创客的团组, 或是个人, 或是小组, 在网上设计软件, 正是由于这样, 它现在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 它赚的钱超过了美国政府现金总量, 相当于几十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 所以它的股价很高, 现在是600-700美金一股。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我们新工业革命的远景, 尽管它早就存在了, 但现在的技术发明已经提供了它有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这样一种机遇, 这个机遇我们如果不把握住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在这一轮竞争中落后。

奥巴马在去年 (2012年) 年初的时候, 曾经在美国有一个国情咨文演说, 他在这个演说上提议发起一项运动, 从去年初开始, 在未来四年里面, 在美国1000所学校引入“创客空间”, 配备3D打印机和高速激光切割机等数字制造工具, 形成由政府资助的高端制造业项目, 培养新一代的系统设计师和生产创新者。我们可以想象, 为什么奥巴马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今年他的总统就职演讲又提出这个东西来。我觉得, 美国经过研究了以后, 确实抓住了这一轮工业革命、产业革命要害的东西, 这个要害就是运用网络, 运用现代技术的系统设计和生产的创新。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做、不赶上去的话, 我们很难想象再过若干年以后, 当美国的年轻人都掌握了数字创新技术的时候, 我们跟它的差距有多大。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 关于创新。刚才很多人都谈到了创新, 创新到底是什么东西。创新有很多的定义。但是在今天讲创新到底是什么, 我自己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书, 也看了其他的一些书, 我觉得创新就是如何使产品反映出顾客的个性化需求, 很简单的一句话。你的产品如果能够满足好每一个人的个性需求, 就在创新了。如果大批量生产, 就谈不上你是在创新。

由于IT技术时代的到来, 使我们这种创新的可能性越来越显示了广阔的空间。所以现在创新的问题带来一个新的话题:我们每一个产品, 每一种商品, 它不再是关起门来满足社会大众需求, 而是要以满足个体消费需求作为它的一个总体目标, 创新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另外, 创新既是生产者的任务, 也是消费者的任务, 是生产和消费两者之间共同来创造产品的一个过程。像APP STORE里面提供软件、提供创新的, 很多人就是消费者, 并不是生产者——它提供了一种想象, 一种可能。上次我去深圳周大福的工厂, 看到了3D打印机打印各种各样黄金制品的作品, 一个总工艺师向我介绍:它有100多个年轻人, 就在电脑里不断地设计各种各样的黄金饰品款式, 然后通过3D打印机把它打印出来。我看了下, 有些产品如果用人工来做的话, 开模就没法开, 雕工非常细腻, 但是3D打印可以实现, 因为3D打印是采用类似于喷墨这样的方式, 用材料层层堆积起来, 所以可以制作出很细腻的部分。前些天, 我陪陈部长到浦东去调研, 看了西安交大在上海的3D打印技术公司, 许多样品根本无法开模具制造, 但是, 通过3D打印, 就制造出结构相当复杂的产品。所以我们说, 传统的那种由生产商统治创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正好处于消费流通的环节。怎么样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以及组织全社会一起来创新的这样一种理念、和生产部门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 这可能是我们在将来要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因为我们不再是创新的旁观者, 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创新的消费者, 我们是共同的创造者和组织者。对这点我觉得我们的任务是非常重。

另外我看了些资料, 讲到创新问题。创新有两大支柱, 都有一些定义。创新的第一个支柱是, 我们所有产品都有一个价值, 价值是由某一消费者在某个时候的共创体验决定的, 消费和生产一起, 来创造它的价值。而且消费是体验, 通过它的体验实现价值, 或者说明这价值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创新的一个支柱。创新的第二个支柱是, 企业从本地或多个来源、不局限于企业及其子公司, 来获取资源。随着全球产业链的不断结构化, 企业生产资源越来越全球化, 也需要更加灵活和高效的整合。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 就我们中国来说, 我认为现在正好是竞争和产业创新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以客户价值为中心, 可以改变低成本的竞争模式, 然后我们在全球的整合过程中间, 慢慢地过渡到我们自己能够去整合全球的资源。实际上我们有些企业已经开始了, 上海有的企业走向世界就是在整合全球的资源。所以我认为, 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的企业就有可能慢慢地告别模仿, 告别购买别人的专利生产, 逐步地自己走向创新和超越。在浦东张江, 有很多留学生从海外回来自己创办小企业, 其中有很多产品, 都是吸纳全球的资源、全球的思路, 然后形成自己的东西。

这里我要特别提出, 我们的大飞机, C919这个项目, 据我了解就是把全世界最好的各部分设计和制造, 比如发动机、航电系统、以及其它某些系统, 我们把最好的拿过来, 然后组装成为中国自己的一个最新的大飞机。这种做法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我们现在不太可能设想所有东西都自己研发、自己制造, 否则, 这样的话, 可能等我们做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落后了。所以C919从一开始就确定, 一定是买全世界最好的设计和制造, 让全世界这个领域里最好的开发商、制造商来为我们服务。我们国家的飞机、大飞机, 包括一些军品不过关, 比如说发动机不过关,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飞机发动机中间, 有大概八十几个部件是耐高温的, 我们目前没法生产, 全球只有两个企业会生产。如果我们能够把全球最好的资源和思路拿过来, 我们可以想象, 这将来对我们航天事业、航空事业的发展会有多大的好处, 而这一步, 如果要靠我们自己去研发的话, 没有20、30年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创新的问题, 要有一个端正的思想, 这和我们引进外资、引进总部、推动贸易发展都是有关系的。

第三, 我还想讲一个平台问题。刚才讲到了平台经济。从从事贸易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平台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平台的定义, 简单地说, 就是把两个或者更多的、有明显区别、但是又相互依赖的客户群体结合在一起。从上海目前的操作来看, 我们对平台经济的认识是如何整合消费群体一起来设计共同解决的方案, 利用网络的效应为消费者, 包括客户群体提供多样的产品和服务。这里面关键是怎么去整合资源。我认为商务部门相对其他部门来说可能是整合资源最有利的一个部门。因为我们既联系了生产, 同时又连接了消费, 而其他部门一般情况下是不具备这两个特点的。所以对我们来说, 推动平台的发展可能是可以使我们这个部门更加有所作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当然推动平台发展, 也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和最新的技术发展成果, 这个就可能和我们现在的产业革命也好, 工业革命也好, 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我们绝不能够疏忽这一点。

平台经济有三个特征:第一资源整合是关键, 第二生态系统繁荣是基础, 第三活跃的网络效应是核心。如果我们在整个推动过程中能够紧紧抓住这三个特征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整个上海的贸易流通过程中充分发挥商务委的作用。

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文学的时代性 篇9

戊戌变法失败后, 维新人士一改以往对文学的否定态度, 转而想利用文学开启民智, 唤醒民众。1899年12月, 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 至1902-1903年间, 中国文学开始形成富有鲜明特征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

这一时期,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 占压倒一切的地位。按当时作家们的理解, “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 甚至戏剧。但是在这多种多样的形式中, 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辛亥革命文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要归因于梁启超和楚卿、夏曾佑等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努力, 他们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裁中, 强调了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 小说创作被他们看成了与国家民族命运密切关联的崇高的事业, 看成了改良社会的有力工具。

在“诗界革命”旗帜下的辛亥革命文学, 有着鲜明的时代性, 密切关注现实生活, 迅速反映现实, 是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辛亥革命时期涌现出的一批出色的文学人物, 虽然文学观念尚有偏颇, 但仍建立了不容忽视的文学业绩。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里所反映的作家思想极其复杂, 体现了那个复杂的、动乱的社会, 充分表现了过渡时期的真实情况:反满, 反立宪的;宣传革命思想的;宣传君主立宪的好处;只立意反对迷信、反裹足、反吸食鸦片的。但是, 除了极少数顽固的作家外, 他们思想上有着共同之处:反对一切迷信习俗, 反对官僚, 反对帝国主义, 兴办男女学校, 开创实业。代表性作品:《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文明小史》等, 这些作品暴露了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的黑暗:朝廷的混乱、官吏的贿赂公行、对外国人的畏惧等等。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 虽然有自身的缺陷, 但是强调社会生活以反对才子佳人的旧文学倾向, 自觉地用文学做武器, 反官僚、反帝国主义、反一切社会罪恶现象, 还是值得当下文学界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二、当下文学的弊端

首先是关注现实生活热情的降温。新时期伊始, 文学追踪社会热点, 反馈民众意愿与心声, 也带动了文学的繁荣。但是, 随着时代的变革, 文学却未能保持既有优势, 关注现实题材者争抢时髦题材, 不讲艺术, 粗制滥造。更有所谓讲究艺术者不关注现实, 或寻古觅宗: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或陶醉自我:恩怨情仇, 杯水风波;或被偏执驱遣:愤世嫉俗, 胡涂乱抹;或受金钱诱惑:追腥逐臭, 媚俗哗众。在各类戏说和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过程中文学远离了现实。

其次, 是文学社会责任感的淡漠。文学要面向大众, 理应承载认知教育的功能, 这不单是社会对文学的外在要求, 而且也是文学内在的规律性体现。剖析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 除了在艺术方面的独特造诣之外, 关注人生、关心民生疾苦, 张扬时代精神和社会进步潮流同样是它们相影随形的蕴含与潜质。但是当下文学的逐渐边缘化、多元化, 使它无心也无力承担更多的社会使命, 甚至放弃了对现实生活的思考、悲悯和关怀。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作家或多或少地受到消费文学、商品文化的冲击, 写作时总不自觉地考虑潜在的市场需求。那些心中只有自我, 眼里只有钞票的作家们, 缺乏对大众的同情心、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缺乏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人文关怀, 躲在温柔富贵乡里, 享受着自得的快乐, 生产并消费着虚妄的脱离尘世的理论、思想, 自我迷恋, 自娱自乐, 不再去关注身边的民生疾苦和真实的现实;另外, 意识形态对舆论控制的加强, 通过主旋律而使其治下的人民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说服, 知识分子们也在这种控制中对主旋律进行着诠释、宣传, 营造出一个莺歌燕舞的美丽新世界。比如农村题材作品, 只按照理想化的新时代农村来写, 而没有深入到广大农村, 去关注更广大地底层百姓所面临的种种艰辛与精神生活的贫乏, 更没有反映农村最基层干部的腐败和老百姓对于权势的无奈……这样的营造虚假繁荣的作品, 轻飘单薄经不起琢磨, 耐不住推敲, 当然更不能引发人们心灵的共鸣, 其结果只能导致文学的陷落。

当然, 也有诸多知识分子保持着独立的批判精神, 在对底层的关注中, 承继着来自于传统中的“为民生立言”的入世精神。但为数少矣。

第三, 当下文学缺少理想主义精神。而文学是不能缺少理想主义的, 鲁迅有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 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学中的理想主义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元素, 它是作家应有的一种社会情怀, 其中既有对未来的坚执, 也有对现实的不满足;既有对生活的关爱, 也有对社会的忧患, 它的目标是为了使生活更美好, 它永远是文学不能缺少的精气和血脉。但当下的文学太过缺少这种精气和血脉, 凡是有心人, 都不难感到太多作品都缺少一种引导人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当下文学, 要摈弃种种世俗的干扰与诱惑, 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制高点去把握潮流、辨识良莠、洞察人生, 肩负起继往开来的期望。

摘要：辛亥革命文学勇于承担文学的社会责任, 而当下文学社会责任感欠缺, 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文学的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张。辛亥革命百年之际, 回顾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 观照当下文学, 从回顾和省察中找到当下文学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阿英.《晚清小说史》.作家出版社, 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