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文化语境（精选十篇）
认知文化语境 篇1
那么, 在具体的翻译中如何很好地实现语篇的连贯, 语篇连贯如何在语篇中得以表现, 语篇连贯的模式以及可能出现的文化碰撞问题, 就这些问题笔者简要地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
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是作者对各种自然现象以及人生百态的思考与体悟, 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 艺术家就是在表达情感、传达情感, 其目的在于希望能够和读者产生深切的共鸣, 那么作者与读者这种情感上的交流来源于作者对于读者的思想评估。那么读者是如何实现这种情感的共享呢?当然是翻译文学提供了这种可能。与原创作家不同的是, 翻译家就充当了两种角色, 既是读者又是阐释者。因此, 翻译家首先要精通两种语言, 其次要对翻译的作品中的大量文化信息有一个比较熟稔的理解, 然后对于隐性文化信息有个连贯性的解读。实际上任何言语行为都是由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所构成的。言内行为实际上是最基本的也当然是指字面意思。最主要的是言外行为。这是翻译中最难以把握的, 也是考验翻译者能否达到很好翻译效果的最重要的地方。而言外行为是隐形的, 不同命题之间的隐性衔接会赋予语句以言外功能, 这种言外功能就是语篇连贯之所在。比如《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繁华似梦, 万事皆空。而对于外国读者而言, “红”没有汉语中的比如富贵团员等文化元素, 因此不容易传达这三个字言外功能。因此, 还是译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更为恰当。言内行为与言外行为还会刺激读者产生言后行为, 这一系列思维图示的发展将有助于理解作者的真实目的, 因此作为翻译者应该很好地揣摩其言外行为方能很好地下笔, 同时要根据读者是否理解了作者的意图这个角度换位思考, 读者读完之后如果能够很好地领略其语言中隐含内容, 则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并作出与源语读者相应的反应, 这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作是否在读者心目中构成一个连贯的语篇。实际上在这里要很好地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 原作者、翻译家以及翻译后语言的效果如果, 如果说很好地处理了这三者的关系, 把原作作者的内在思想通过自己灵动的语言很好地翻译出来, 这种美的语言经过读者的阅读后产生出了心灵的沟通与互动, 这样就使译入语言产生出了原作者预期的反应。
另外, 在语篇连贯中还存在理想化认知模型的问题, 也就是说要对我们的生活经历以及相关的行为方式予以高度概括。从而也为我们提供一个理想化的认知框架。例如孩子往往没有自律意识、不守规矩, 吩咐事情不能很好地完成, 因此在转喻概念层面或在转喻机制分析下有着深层的连贯认识问题。关联理论和认知机制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 特别是在跨文化交际的大背景下, 如何能够很好地理会语言交际活动, 则是很重要的目标。语言交际活动涉及两种意图, 也即是说既要有信息意图, 还要有交际意图, 言外之意就是说话人说话时不仅表明他有某种传递信息的意图, 也就是说给你一种信息事件, 另外更要表明他有传递这种信息意图的目的, 即将隐含明示后面的意图明确起来。由此可见, 跨语际的文化交流过程就是交际双方认知语境的改变, 也就是整个文化交际的进行中, 依据认知语境对对方交际意图所作的推理。
另外做好翻译活动中的语篇连贯, 一定注意衔接手段的重要性, 当然要明白语言形式上的衔接未必能导致语义上的连贯。语篇的连贯是整个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相互体现和推理的结果, 也是话语与语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仔细地思考, 语篇的连贯效果获得, 实际上是情感与心理相互影响交融的结果, 当然既可以体现在语义层面, 也可以体现在语用层面和交际双方心理互动层面, 对此要予以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对于语篇连贯的认知机制而言, 实际上具有三种相互联系的意义: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如果说从语篇与语境的关系上讲, 语篇连贯要表现语篇与其所表现的事件的一致性。这就要求相关的内涵与外延在文化内涵上尽量达到一致, 要善于分析语篇本身的构建既要复合语言逻辑, 还要符合实际的文化逻辑, 要适合具体的文化语境。在理解过程中, 人们不是先确定语境后判定相关度, 而是先假定有待处理的新信息是相关的, 然后选择适当的语境来证实这种假设。当然, 在语篇中, 语篇连贯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一致性都在语篇的衔接机制中得到体现。语篇的题材一致性主要体现为指称和词汇衔接所组成的衔接链的密度和长度, 以及及物性结构之间所组成的过程连续性;语篇与语境的一致性则主要通过语篇中的外部衔接机制来实现的。
同时, 要结合言后行为中的语篇连贯来思考, 作为翻译者要时刻注意文化融合背后的精神要素, 主要是通过双方的心理互动来实现的。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灵沟通, 需要一种相同的精神逻辑和认知逻辑作为基础, 而这种无形连贯是在共有知识的基础上心理互动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基础的话, 这种文化交往的实现是不容易的, 要想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这种无形的连贯是难以想象的。在语言交际过程中, 受话人或读者总是把所接受到的内容同他已知的事情联系起来, 然后再根据自己对该框架的正常情况来解读所接受的语篇内容。
认知语境下的跨文化语用失误 篇2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认知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9)06-0107-3
1、引言
在言语交际中导致本人未能取得完满交际效果的差错统称为语用失误(何自然，1988：226)。语用失误主要表现为说话方式不妥，或者不符合特定语言和文化的表达习惯，或者说话不合时宜等(何自然、陈新仁，2004：168)。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是指不同文化的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出现语用失误因而导致误解不和及冲突等现象。
认知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心理活动，是人对周围事物注意、感知、记忆、产生表象、形成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推理以获取知识的信息处理过程。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与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的语言研究认为自然语言是封闭的、自足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只有在语言符号系统中和其他的符号对立中才具有意义。认知语言学研究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是人类认知的结果，语义不可能独立于人的认知以外，语言不是封闭的、自足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体系。语言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之上，受社会、文化、生理、认知等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语言与认知是不可分割的。认知是语言的基础，语言的产生、获得、使用、理解与人的认知紧密相关。语言包含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能够促进认知的发展，人的认知成果通过语言得以巩固和记载，不同的语言展现了人类认知的多样性。
导致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研究表明不同文化中认知的差异也是产生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重要原因。当人们跨越话语或话语的边界进行交际时，不同的群体、语言或文化在认知层面存在差异，特别是在认知研究中的范畴、脚本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如果跨文化交际者不能充分理解这些认知的差异，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很容易发生。
2、语用失误与范畴
“范畴”来自希腊文“kategoria”，原是法律用语，亚里士多德正式把“范畴”这个词变成一个哲学术语。他所说的“范畴”就是判断中论述任何事物所用谓词的基本的、最一般的类。在哲学研究中，康德和黑格尔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范畴”，使人们对范畴有了深入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的思维形式，是各个领域中的基本概念。
“范畴”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概括起来的科学成果，进而成为认识世界和指导实践的方法。
“范畴”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产物。哲学及各部门具体科学正是按照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的基本原则，揭示了范畴之内相互关系和转化构成的范畴体系，从而越来越正确地反映永恒变化发展的客观世界。
总之，
“范畴”指人的思维反映客观事物最普遍的性质或最普遍的联系与关系的概念。
“范畴”所反映的内容是人脑概括化的结果，但其源泉仍然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普遍性与普遍联系。
人类的社会存在就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客观世界的事物是纷繁复杂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是停留在细节和特征的表面，而是对他们进行归类，寻找他们的普遍性。人类在认识世界中的归类化过程是必不可缺的。为了能够认识世界，我们要把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和现象按其某种特性，归入一些类别中，对事物进行能动的反映。这种归类过程同时也是人们对现实存在的想象性构建。因此，它具有主客观相结合的特点，不可能完全是客观的。人们在主客观认识相互作用下对世界事物进行分类的过程即是范畴化的过程。范畴化的过程就是人们对信息获取、转化、存储、表现过程的类化过程。
在语言中，同样存在范畴化的现象。例如：世界上很多语言都有一定的语法范畴。每个语法范畴必须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类性质的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语法意义。如“数”这个语法范畴就包含单数、复数等同类性质而又相互对立的语法意义。
“性”是语言中另一语法范畴，指词的语法形式所表示的事物或现象的性属。此外还有“格”、“时”、“位”、“式”的语法范畴等。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从感性知识、感性经验人手，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对所认识的事物不断进行范畴化，而且这种范畴化必然在语言中反映出来。但由于认知的差异，不同的语言对相同事物的范畴化却有所不同。例如，汉语中亲属关系中比自己大的是兄、姐，比自己小的是弟、妹；英语中的“brother”包括兄和弟，“sister”包括姐妹。而在爪哇岛上有一个叫“ontong”的民族，他们的兄弟姐妹关系区分是这样的：兄弟之间以“kainga”相称，而姐妹之间同样以“kainga”相称，但是兄或弟与姐或妹之间以“ave”相称。在“ontong”的民族中，兄弟、姐妹关系既不是以性别化分的，也不是以血缘关系化分的，它是以日常行为规范为准则划分的。“kainga”指的是随和的、非正式的、可分享内心世界的行为规范，故兄弟之间或姐妹之间都以“kainga”相称。而“ave”指的是一种拘谨的、严格的、正式的社会行为规范，故兄或弟与姐或妹之间以“ave”相称。
现实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任何民族所知觉到的现实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不同民族对现实所做的解释不同，这样范畴化就产生了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不注意范畴的差异，常常会引起误会和语用失误。
有一位到巴基斯坦任教的中国人讲述了她在巴基斯坦有关“朋友”的经历。初到巴基斯坦时，为了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她让拜访她的一个男学生在课后称她为“朋友”。学生听后很激动对她说：
“老师，太好了!你是我第一个女朋友。”老师对此不解，忙向学生纠正：“‘女朋友’是‘girlfriend’的意思，是特殊意义的朋友。”这位男生用英语作答：
“对，对，我就是指特殊意义的朋友。”这使这位教师感到极为困惑。后来还发生一件事，课间休息时，一位女学生看见这位教师手腕上的手表，连声称赞，
“很漂亮，很好看!”这位教师高兴地告诉学生手表是她男朋友送给她的礼物。使这位教师吃惊的是，学生问她：
“你有几个男朋友?”(全裕慧，2000：38)出现这种语用失误的原因在于巴基斯坦人的“男女朋友”与中国人讲的“男女朋友”不属于一个范畴。在巴基斯坦，“男朋友”和“女朋友”指的是“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而不是中国人所指的有恋爱关系的男朋友和女朋友。在巴基斯坦特殊文化背景下，学生没有“男朋友”和“女朋友”的概念，对他们来说，男生只有“男性朋友”，女生只有“女性朋友”。男生有“女性朋友”和女生有“男性朋友”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他们把“男朋友”、
“女朋友”理解成“男性朋友”、“女
性朋友”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3、语用失误与脚本
脚本(script)作为人类表征的一种方式，是由香克(Schan k，R.)和艾贝尔森(R P.Abelson)于1977年提出来的(1977：67)。脚本描述的是事件、事件进行时发生的一系列动作以及进入该事件的原因和有关的主要概念。因此，脚本是标准化了的事件序列，用来描述人类行为的某些模式，例如，到饭馆吃饭或去医院看病。香克和艾贝尔森认为在人的长时记忆中存储着许多各种各样的脚本。人们依靠这些脚本了解事件的各个方面，预测事件的进程，并据此作出推理。下面是一家餐馆脚本所包括的内容：
脚本：餐馆
人物：顾客、服务员、出纳员……
道具：餐桌、菜单、食物……
事件：
(1)顾客走进餐馆；
(2)顾客在餐桌前坐下；
(3)服务员拿来菜单；
(4)顾客点食物；
(5)服务员端来食物；
(6)顾客吃食物；
(7)顾客付饭钱；
(8)顾客离开餐馆。
脚本的知识表征方式是对事件进行动态描述，用电影脚本的形式把一系列动作和有关内容联系起来。香克等人用这种脚本的知识表征模型，编制了一个理解人类自然语言的计算程序。这个程序叫SAM(Script Applier Mechanism的缩写，即脚本应用机制)，主要用来理解故事进行推理和回答问题。例如，告诉SAM系统下面一段故事：
吉利走进一家餐馆，他点了份牛排。他付了钱，并离开了餐馆。然后问SAM系统：吉利吃了什么?在上述一小段故事里，实际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吉利吃了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有在餐馆里通常进行什么活动的知识，还要具备把这些知识应用于特定情境的能力。脚本提供了这种知识，可以用来进行常识推理，其推理机制是这样的：根据脚本列出事件(1)，系统可认出“吉利走进一家餐馆”这句话。同时吉利被指定为“顾客的角色”。根椐事件(4)，可以认出“他点了一份牛排”这句话，同时把牛排指定为“食物的角色”。然后，又根据脚本中的事件(7)和(8)，认出了故事中“他付了钱，并离开餐馆”这句话。这样，事件中的顾客就是吉利，而食物就是牛排。所以，系统就可以把脚本中的事件(6)具体化为“吉利吃了牛排”，并以此回答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香克和艾贝尔森认为，人类之所以能理解和记忆各种日常认知活动，主要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在记忆中存储的各种脚本。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由于文化的差异，即便是在相同的语境中，脚本也存在差异，容易引起语用失误。例如：中国观光团到达西澳大利亚首府Perth时已是晚上7：30，客人们尚未进晚餐，当地导游Smithd，、姐介绍当晚的安排：“We'll have tea at about 20：00 right after wearrive at the hotel.During the tea time l’lI haveyou registered and have your rooms ready sothat you may have a rest a~en'’中国领队翻译为：“我们大约八点到宾馆，一到那里就喝茶。喝茶期间，Smith小姐会帮助我们登记并把大家的房间安排好，以便喝完茶后大家进房间休息。客人听完大惑不解，还没有吃晚饭呢，怎么就进房间休息?况且在飞机上已喝够茶了。于是有人大声说：“别喝茶了，告诉导游我们想吃饭了。”领队也不解，便问道：
“Excuse me，Miss Smith，but when could we have supper7.We are all hungry and tired.we don't need anytea.”(对不起，Smith小姐，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吃晚饭?大家都又累又饿，不想喝茶了。)经解释，领队和客人方才了解，澳洲人，特别是西澳人习惯把每天的三餐称为“tea”。这个语用失误可从脚本观点解释如下：在澳洲人的认知脚本中，tea－饥饿－进餐，中国人则为tea—饥渴—饮茶—消渴。由于茶在不同的脚本中激活的是不同的相关事件，因此出现了语用失误。
4、结语
认知文化语境 篇3
关键词：大学生,传统文化,图书馆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源泉。随着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日渐成熟, 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 应了解和重视传统文化, 承担起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一) 西方文化对大学生传统文化认知造成冲击
在全球进程日益加剧的今天, 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多媒体时代。我国在国际化进程中, 西方的各种思想、价值观和文化通过网络平台基本上不受限制的在中国传播, 与我国传统文化进一步碰撞、交流和交融, 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近代中国的衰弱, 国人对西方文化有一种盲目的崇拜。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的认识和观念中逐渐被淡化, 对一些社会问题认识过于简单和主观,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 有同学认为全球化将导致传统文化衰微, 许多大学生对重阳节、端午节等中国传统节日表现不屑, 而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 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部分同学中有较大影响, 这在客观上与我国传统文化中先义后利等思想相冲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迫在眉睫。
(二) 对传统文化认知较为客观, 对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有强烈的内心渴求
绝大多数同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有超过半数的同学认为未来走势不太乐观, 有些同学认为全球化和传统文化并不相悖, 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思潮与传统文化也并不矛盾, 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以新媒体为载体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 这也凸显了当代大学生具有更现代的意识、更宽的视野和对于当前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强烈的内心渴求。最近央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及各地方台的汉字英雄、中华好诗词等节目的热播及中国传统节日的重提等, 反映了国人对传统文化回归的强烈愿望。
(三) 虽然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内心渴求, 但更侧重于学习专业知识
近年来, 伴随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大, 大学生逐渐认识到没有过硬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 很难在社会立足, 希望通过大学学习来提高并不断完善自己, 大学图书馆里刻苦学习的身影多了起来, 可以说大学学风总体来讲是积极向上的。因此他们在专业课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并注重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希望通过社会实践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而对社会主义理论等公共课积极性不高, 逃课现象比较严重, 很多大学已不再开设传统文化课程, 少数开设传统文化课程的学校, 也大多是作为一门公共选修课, 学生们主要是为学分, 而非为兴趣而学, 学习主动性积极性不高。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和传播存在较大现实障碍。
二、以高校图书馆为依托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
(一) 以丰富的馆藏资源为依托, 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
高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 其中包括优秀传统文化馆藏资源, 这些都是校园传统文化教育可以有效利用的资源, 高校图书馆应重视整理并善于利用这些资源, 特别是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经过挖掘整理、陈列展览、绽放出灿烂的光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诉求体现在浩如烟海的巨著典籍中, 应充分挖掘高校图书馆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并编制成书目, 对大学生进行阅读指导, 从而规范、影响、引导和熏陶大学生的精神操守, 帮助大学生有效识别良莠, 让他们自觉远离文化糟粕。高校图书馆应以丰富的馆藏为依托, 运用书目推荐, 文献导读、古籍书评以及文化经典讲座等一切可以运用的形式, 来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营造学习和阅读氛围。
(二) 以服务手段的创新来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
高校图书馆可联合学校社团, 精心组织、书目推荐、文献导读、古籍书评以及文化经典讲座等一系列导读活动, 以创新服务方式为手段, 积极引导大学生学习兴趣, 使他们内心对传统文化的强烈渴求转化为现实学习行为, 让大学生自觉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例如, 高校图书馆可以开展各种形式的围绕中华传统文化主题的读书报告会、理论研讨会、学术交流会, 读书知识竞赛、演讲比赛、诗歌朗诵比赛和大学生辩论赛等;在端午节等传统文化节日时举办文艺汇演、展览会等, 以激发学习兴趣;利用图书馆文化活动周 (月) 等, 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活动, 培养大学生成为有文化归属感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
(三) 以现代科技手段为支撑将传统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
作为教育机构, 高校承担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播功能。目前, 许多高校教育功利性太强, 侧重于专业知识教学, 忽视了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成长的重要意义, 校园文化能够给大学生最直接的感知, 也能够使之快速接受, 对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塑造有重要影响。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成熟, 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 使信息的传播更加方便和快捷, 为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通过校园网、3G和wifi技术, 可将传统文化知识和信息普遍传播, 让优秀传统文化净化大学生心灵, 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通过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让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广泛的接受和传播, 高校领导应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对大学生人格的塑造和影响, 积极构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的校园网络文化环境, 营造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网络文化环境。
三、结语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中坚力量, 应具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较高的道德素质, 高校图书馆应以丰富的馆藏资源为依托, 以先进的技术手段为支撑, 创新服务方式, 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参考文献
[1]张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究[J].学理论, 2013.
[2]叶莉.高校图书馆推进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研究[J].肇庆学院学报, 2013.
从认知语境角度分析网络交际用语 篇4
关键词：网络交际；认知语境；认知语境建构
引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是21世纪的技术革命之一，为信息的搜索和语言的交流提供了技术支持。互联网交际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和发展，为人类语言在虚拟平台的交流提供了条件与便利，网络交际用语的使用随着很多交际软件的开发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里，人们开展工作，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方式与日常生活用语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于是网络交际用语这种新的语言现象成为语言也就应运而生了（张洪超，林纲.2003）。实际上，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运用，这种网络交际用语是网络用户（网民）进行交际的一种语言符号。
现实生活的交际中，需要认识语境的建构，才能顺利完成对话。同样地，网络交际同现实生活中的交际一样需要交流者共同的认知语境才能顺利进行。认知语境包括词语、文化背景信息、逻辑和百科知识等，它是由一系列可以显映的事实或假设构成的结合，说话人正是通过一系列语境信息来传达他意欲表达的话语意图（陆荣荣，2005）。在整个网络交际过程中，认知语境是交流双方实现意思表达的前提，认知的实现需要双方共处语境中的具体事实和文化背景知识相同，即双方要处于相同的认知语境中。只有两个人的认知语境相同，交流方才可顺利进行沟通，否则会产生无法理解或者误解的交流障碍。本文从认知语境的角度对网络交际用语做出分析和解读，并对部分话语的认识语境建构做出分析。另外，也试图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网络交际用语这一语言现象进行探讨和分析。
1. 认知语境观
20世纪70年代，对心智进行全面研究的认知科学兴起并发展起来。认知科学辐射到了各个学科领域，包括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近年来，认知语言学也迅速发展，一些重要理论主张、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逐渐引起了相关学科学者的兴趣。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哲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等同样关心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本不具有意义，没有意义是指没有独立于人的认知语境之外的意义。所以，语言的作用是激发出认知语境。从该角度出发，语言能力是人的认知能力的一部分。
语言和交际相辅相成。关于交际的概念和方式，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有关语码模式，认为交际双方对信息进行简单的编码、接受和解码；另一种说法有关推理模式，认为交际双方通过共有知识的推断来猜测对方的意图（秦丽敏，2003）。所以，语言不只是一些简单的符号，语言不但承载着句法和语意信息，而且携带语用、社会、文化等内容。可见，传统的“语境”概念不仅涉及到语法信息，语言上下文，语言交际的时间、地点、话题、说话方式，而且还涉及到交际者的文化知识、社会政治内容以及世界知识等。
针对传统语境观的不足，Sperber & Wilson （1986）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提出了关联理论，来解释交际。此理论把语境看作一个心理结构体，即存在于听话者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认知语境”这一概念第一次被提出，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示意—推理过程：交际时，说话者将交际意图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让听话者注意到此意图，听话者依靠自己的认知能力以及语言形式依附的认知语境推断出交际信息，从而达到对语言的理解。从认知语境来看网络交际，就是双方交际者通过言语表达来激活与对方相同或相似的认知语境。达到这一目的，变能很好地理解对方的言语意义。
熊学亮对认知语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认知语境包括三个语用范畴：场合因素、知识结构因素和工作记忆因素。这三个因素反应了交际者的心理认知结构（熊学亮，1999）。熊学亮认为认知语境是语用者系统化了的语用知识。在具体场合不明确的情况下，语言交际者可以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系统进行推导，而这种知识推导依赖的主要是交际者的认知语境。认知语境可弥补语言自身的局限性。同样，具体的场合因素也可以融入认知语境，被结构化。
2. 网络交际用语的认知语境建构
近年来，网络交际用语作为一门新兴的语言，已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中。从认识语言学的角度，网络语言能力也是人的认知能力的一部分。网络交际用语的准确应用离不开交际者双方的认知语境。认知语境的建构需要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内容，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以及心理体验等因素。网络用户共有的知识体系包括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特定的文化知识和特定社会的会话规则。共通的知识框架为认知语境的建构提供了背景。另外，网民大脑中已有的交际经验通常会结构化为网络特有的一种交际模式。言语的理解依赖于交流者双方的认知语境，语言的表达是激活认知语境的触发器。很大程度上，交际者双方是借助被激活的认识语境来理解言语所表达的意义。一旦交际者置身于这种网络交际模式中，固化的交际经验会被激活，即认知语境被激活，从而能够很顺利地使用网络用语进行交流。下面通对网络会话的实例进行分析和解读。
例1：
A：您好！ B：您好！ A：哪？ B：湖南长沙，U？
A：BJ B：^_^ A：家呢？ B：办公室 A：M OR F？
B：MM！有事，先走了！ B：OIC，886！
nlc202309081054
在这段网络交谈过程中，表情符号（^_^） 、数字谐音符号（886）和网络用语（M OR F、MM、OIC）使网民会话过程变成对认知语境假设进行不断选择和调整的过程，只有处于该交际模式中的网民才能理解。共通的认知语境是该交际过程中网民A和B不断进行正确推理的基础。该对话的不完整性使交谈者必须经过正确的推理才能获得完整的认知语境，才能得到动态言语的正确意义。当新的话语与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认知语境）发生联系时，便产生了认识语境效果，认知语境是信息接收者在动态推理过程中头脑中存在的知识框架，并可根据交际的过程进行调整。可见，在网络交际中，认知语境的建构是在网民传送信息的过程对新信息不断推理和选择的過程。
例2：
A：明天怎么办？ B：按老规矩。
在该交谈中，我们并不理解双方的意思，只有双方交际者才能理解。交际者共同的认知语境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认知语境是互通的。“老规矩”指代了要做的事情，是双方交际者以前做过的事情，已有的实际经验在双方的头脑中已经固化为一种特定的知识内容，该知识内容即双方共同的认知语境，交际者双方是借助于被激活的认知语境得到正确的语义意义的。可见，网络交际者的个人经历，语言习惯，心理背景和认知水平等因素对认知语境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双方交流者认知语境建构的基础。言语表达式是激活认知语境的触发器，一旦被激活，便能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
3.网络交际中认知语境的特点
3.1虚拟性。 网民认知语境的虚拟性主要体现在语言外知识上（张洪超，2003）。在实际生活的交流过程中，语言外的知识是具体实在的客观存在，但是，在网络交际中，语言外的知识是不确定的和虚拟的。比如，交际者之间的外貌信息和性格特性，交际者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都是不确定的和虚拟的，所以在交际过程中网民对认知语境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虚拟性。
3.2 潜在性。网民认知语境的潜在性主要表现在网络交际者的个人经历，语言习惯，文化水平，社会背景，心理背景，合作程度和认知水平等因素上（张洪超，2003）。在网络交际过程中，交谈者之间是隐藏的，无法直观地判断对方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和心理背景等情况。所以，网络交际者需通过对方传递出来的信息假设认知语境对对方的相关信息进行合理地推理和选择。
3.3 推理性。网络交际过程中，交际者双方并不能看到对方的言谈举止，无法从表情动作看出多方的意思。只能通过对方的声音或者文字信息来推断对方可能的意思，可见认知语境的建构具有推理性。需要交际者凭借文字信息和头脑中已经存在或固化的知识内容来推断对方可能的意思。当一方的推理合乎另一方的认知语境时，才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4.认知语境在网络语言交际中的作用
4.1 网络交际过程是交际双方认知语境假设的参与过程。语言交际过程是一个认知过程，是交流者在共通认知语境中的推理假设。何兆熊认为，“对话语的理解是一种依赖语境的推理交际过程，是听话人识别说话人意图的过程，是一种交际过程”（何兆熊 2000：183）。在网络语言的交际过程中，网民需有相通的认知语境，是一个推理假设的参与过程。接受到对方的语言信息后，头脑中结构化的知识结构，即相通的认知语境会被激活以调整交流言语。而且交流者的认知语境是动态的，不断调整的。新旧信息交替进行，从而激发认知语境交替进行。先看下例。
A：我掉了 B：掉线了啊！ A：^_^
当交际者B接到A的信息时，“掉”字给交际者B提供了一个认知语境进行推理，使B获得刚才脱机的相关认知语境假设，与交际者A的真实认知语境相通，从而实现成功地交际。
4.2网民头脑中共通的认知语境可以创造适合交谈的网络氛围。有些网络交际的双方是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的，或者看不到对方的面部表情，这种情况下，网络交际者需要根据对方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头脑中结构化的认知语境来推断对方的外貌特征、身份地位、文化知识和其他的信息。交谈者头脑中存在的认知语境是通过交际过程中的网络语言激发，由此来判断对方的言语意思和说话观点等。例如：晚上九点左右，聊天者一方忽然向对方提问：“今天你吃了吗？”对方回答：“刚洗好，正准备吃呢。”（张洪超，2003）对此聊天内容，只有双方头脑中具有共有的知识结构（即共有的认知语境），即交际一方知道对方习惯在晚上九点左右吃水果，双方才能明白聊天的言语意思。
4.3 固化在网民头脑中的各种符号的使用可以营造一种适宜交谈的语境。在网络交际中，交际者在聊天过程中喜欢使用一些特殊的符合来代替文字的表达。比如，面部表情符号O（∩_∩）O（哈哈），o（︶︿︶）o（唉），（ˉ（∞）ˉ）（哼唧）。数字谐音符号5555（呜呜 呜呜），9494（就是 就是），7456（气死我了），等（林纲，2002）。这些语言符号信息在很多网络用户的头脑中已经结构化了，一旦接收到这些符号，交谈者头脑中共通的认知语境就会被激活，然后做出合适的反应，从而能营造一种适宜交际的氛围。
结语：伴随着各种交际软件的开发，网络交际已成为我们生活用语的一部分，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多数人已离不开网络交际这一环境。网络交际语言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成为网民交际的重要手段。由此，对于网络交际用语的分析和解读成为语言学习者和爱好者的一个研究领域。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认识语境这一新的理论也不断发展。网络交际言语的持续进行实际上就是交流者双方认知语境的建构过程，动态的言语交流依靠双方的认知能力，即固化的知识框架。网络交际的认知语境的虚拟性和潜在性更需要双方交际者合理的认知语境推理。交际者共通的认知语境不仅在日常生活交际中起重要作用，同样，在复杂的网络语言交际中，网民也需要激活共通的认知语境，才能创造合适的网络交际氛围，顺利完成交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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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语境认知对修辞交际的影响 篇5
修辞学是一门语言科学。随着人们对知识的产生以及认知语言学的关注, 修辞的认知性研究也逐渐得到重视。从广义上讲, 认知包括感知觉、知识表征、概念形成、范畴化、思维在内的大脑对客观世界及其关系进行处理从而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 是通过心智活动将对客观世界的经验进行组织, 将其概念化和结构化的过程。[1]今天, 我们从认知的角度探索修辞问题, 所持的视角是:修辞就是人们依据具体言语环境, 有意识有目的地组织和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 以取得理想交际效果的一种言语行为。由此可见, 对语境的正确认知直接影响着修辞交际的效果。在这里, 我们首先将从认知的角度深化对语境的定义, 并从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两方面着手来分析语境认知对修辞交际的影响。
二、对语境定义的深化:从具体语境到认知语境
1. 具体语境学
以前的语用学在研究语言与语境的关系时, 往往把“语境”当作交际场合的种种可见的具体因素, 所以被看成是“具体语境学”。[2]弗斯把语境分为有语言因素所构成的语境和有社会环境所构成的语境两大类, 韩礼德认为语境是由场景、方式、交际者三个因素构成的。《修辞学新论》则把语境区分为三类: (1) 小语境 (contex) , 包括话题、前提和上下文; (2) 中语境 (situation) 包括说写者和听读者之间的关系、时间、空间和事件; (3) 大语境 (background) , 包括社会背景和民族传统。
2. 认知语境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 语境的内容得到扩大和深化, 斯白伯和威尔逊提出的“相关理论”强调人的认知在语言使用中的作用, [3]认为“人们是根据人类认知假设去理解话语的, 而人类认知假设的条件是相关原则, 即根据相关联的信息认知事物”这一原则将语言使用与人的经验和对世界的认知联系起来了。[4]修辞交际过程包括话语建构过程和话语理解过程, 有了对语境的基本了解, 我们现在开始从修辞交际的这两个方面试着论述语境认知对修辞交际的影响。
三、语境认知对话语建构的影响
在话语建构中, 必然有一个修辞主体对语境进行认知处理的过程, 即要有一个关于自我及对方的知觉、分析、判断、推理过程。有一个言语动机、话语信息、修辞方式方法等的预设过程和对实际效果的判断、推理过程。相关理论指出, 从发话者角度看, 交际是一种明示, 即通过话语引起听者的注意, 引发其去思考。
1. 语码的选择
在修辞交际中, 构建话语首先涉及语码的选择问题。建构话语的时候应该首先想到用哪种语言变体, 说话人往往根据他对听话人的知识、他和听话人的关系而决定使用哪一种语体。因此对语境的充分认知对我们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5]
语码的选择不仅需要对场景的正确认知, 还需要对交际双方的动机、角色关系等有充分的认知。例如, 劳伦斯·格林菲尔德研究了纽约和纽约附近地区的操双语的波多黎各人。他确定了五种范围。这五种范围说明了他一年多来观察语言变体的所有情景 (1972年) 。这五个范围是家庭、朋友关系、宗教、职业及教育。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 对交际范围、角色关系、话题及动机的认知决定了语码的选择。在不同的地点, 面对不同的交际对象, 进行不同的话题等都需要考虑变化语码以达到最好的交际效果。
2. 制定修辞计划
说话牵涉到两类活动———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话语建构就是制定计划的过程。在计划说些什么时, 说话人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想按照我的想法来影响听话人, 我应该用些什么语言手段?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也不容易, 一般来说, 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语段计划 (discourse plans) 、句子计划 (sentence plans) 。
(1) 语段计划。会话型的语段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参与会话的人怎样使他们的话语互相配合, 以达到交际的目的。会话的过程牵涉到怎样开始一段会话, 怎样轮流说话, 怎样结束一段会话。要开始一段会话, 一方必须引起另一方的注意, 而且表示进行会话的意图, 因此就产生一个召唤———回答序列 (summons-answer sequence) 。在这个序列里, 召唤者必须首先提出会话的题目。结束一段会话则较为复杂, 因为会话双方必须想法相互协调使会话得以结束。独白型的语段又有不同的结构。就语段的结构而言, 不论是会话型还是独白型的, 都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层次的结构, 说话人必须根据说话的意图决定什么时候开始一段语段、如何进行、强调什么、在哪里结束, 等等。另一类是局部的结构, 根据整体的层次的结构, 说话人还必须对每个句子就地计划, 因为该怎样说往往要视对方的话而定。
(2) 句子计划。在计划说一个句子的时候, 说话人也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命题内容。命题是意义单位, 反映了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思想, 是句子计划的核心。有时一个句子就是一个命题, 如“老李在吃苹果”, 但有时一个句子可以包括几个命题, 如“聪明的农夫打死了尚未冻僵的蛇”。这个句子有几个命题:农夫是聪明的;蛇尚未冻僵;农夫打死了蛇。但是有时同一个说法可以用不同的命题来表示, 例如nut (坚果) 和shell (果壳) 可以说成是the nut is in the shell (果核在果壳里) , 也可以说成是the shell surrounds the nut (果壳包着果核) 。那么人们是怎么选择命题的呢?H.Clark指出一条所谓简明的准则 (simplicity criterion) :除非有别的原因, 使用最简单的命题。
(2) 言语行为。在决定了命题内容后, 我们还要决定这个命题是用来做什么的。根据对言语主体的话语动机和目的的认知, 决定是用陈述、反问、警告、请求还是命令的语气。言语行为决定后, 还要对交际对象的心理和角色以及双方的关系进行认知, 再决定采用什么表达方式和修辞方式。
四、语境认知对话语理解的影响
修辞交际过程是依靠语境建构相关话语信息并求解的过程, 因此, 对修辞语言的理解是修辞交际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话者对发话者话语的理解包含对词义的理解和对句子的理解。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分析:
1. 对词义的理解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 词义的理解最终要涉及人对事物范畴的划分, 而范畴本身就是模糊的概念, 其边界是不明确的, 在边缘上与其他范畴相互交叉。范畴化的过程是心理过程, 是人的认知赋予世界万物以一定的结构。因此, 对一些抽象词语的理解都是相对于一定的认知语境的, 词语不断地被用来完成新的功能。[6]在新的语境下产生的语用意义又被固化成为词语的固有意义。例如“左”在一般的语境中, 只是表示对方向的定位, 在一定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中, 却可以理解为反革命。严格地说, 任何话语的真正涵义都是交际双方对语境认知的产物。每一个交际者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语境来理解和创造会话涵义的。
2. 对句子意义的理解
句子意义是由更大的语言环境和认知环境决定的, 而且随着篇章的展开, 交际者应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解。对话语连续理解的过程, 不仅仅是对句子的理解, 还是寻找句子之间未明确表达的关联, 是对其逻辑关系进行推理的过程。人对话语的理解, 不是被动地接受语言信息, 而是在已有的知识的基础上主动发现和推断语言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其推理能力来自对实际的经验和认识。如果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对交际方的背景、心理、动机等没有正确的认知, 则不能对话与进行正确的理解, 造成语境的偏离, 这是产生误解、曲解、语义短路、交际障碍的重要原因。如《三国演义》第四回里, 逃犯曹操到了吕伯奢家中:操与宫坐久, 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我至亲, 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 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 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 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 不问男女, 皆杀之, 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 却见缚一猪欲杀。宫曰:“孟德多心, 误杀好人矣!”
这就是说话人的语言环境同听话人的语言环境之间的语境差所造成的信息差。[7]说话人知道, 至亲好友到来, 理当杀猪相待。“缚而杀之”当然是猪, 而不是曹操, 但是, 曹操是一个逃犯, 是他人有权加以杀戮的。再加上他本是一个多疑的人, 而且这位吕伯奢又不是真正的至亲。他就以为“缚而杀之”的是自己, 而不是猪。这场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正是交际双方没有对语境进行正确的认知和关联, 其心理语境有巨大差异又没有随着篇章的展开及时修正。或者说, 在这里, 交际的双方都偏离了零度语境。说话的人, 只考虑到自己的心理, 而忽视了交际对方作为一个逃犯的心理状态。听话的人, 只是从自己的心理世界来进行解码活动, 不能相信对方善良的心理状态。[8]
五、结论
认知修辞学是从认知角度研究的崭新的修辞学, 在我们对语境的定义经历从具体语境到认知语境的深化后, 我们不难看出在修辞交际中, 对语境的正确认知直接影响着修辞交际的效果。语码的选择, 修辞计划的制定, 词义和句子意义的理解都离不开背景知觉、自我知觉、对象知觉和角色互动关系知觉。修辞主体的认知调控着话语建构行为和话语理解行为之间的共变关系, 因此我们对修辞交际的研究应该着眼于“认知修辞学”, 用心理学的认知方法对其进行探讨。当然, 在语境认知对修辞交际的影响中, 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需要探讨, 例如是否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对修辞交际进行明确的定义, 并根据语部和境部来推论句子的意义, 具体应该怎样推论, 有无规律可循, 等等。
摘要：语境对修辞交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对语境的定义我们经历了从具体语境学到认知语境学。从认知的观点来看, 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就是交际者对言语环境信息的知觉、判断、分析、加工的过程。本文从认知的角度深化了对语境的定义, 并从修辞交际中的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这两个方面论述了语境认知对修辞交际的影响。
关键词：语境认知,修辞交际,话语建构,话语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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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桂诗春.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50-53.
论认知语境与互文性 篇6
互文理论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 是现当代西方主要文化理论的结晶。互文的概念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的现代语言学, 尤其是两位代表人物: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和巴赫金 (Bakhtin) 。虽然此二人都不曾直接提出“互文性”概念, 但是他们对语言的论述都体现着“互文性”的思想。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Julia Christiva) 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 即“任何文本都是由马赛克式的引文拼嵌而成, 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 (Ever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 mosaic of citations, every text is an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other texts.) (Hatim, 1990:125) 在此之后, “互文性”概念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诸多领域中, 后来被广泛地应用于语言学、翻译研究等研究领域, 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互文观念对翻译研究和实践具有深远意义。国外对于互文性在翻译中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语言学的范畴内, 其中的突出代表有以下几派, 一是Hatim和Mason, 二是Sperber和Wilson, 三是Fairclough。Hatim和Mason从符号学角度, 将互文性与意图性联系起来。意图性的重要性居于首位, 认为在翻译中首先要保留的是符号意义 (semiotic status) 。他们以话语分析为中心, 综合考虑译者和读者的不同文化语境。他们认为, 译者是原文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的协调者 (mediator) , 在协调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考虑译语读者的期待视野, 分析原文中各种符号间的相互作用、本文与前文本的互文关系和作者的连贯手段, 挖掘出原文的修辞意图, 最后在译语中充分表达出来。Sperber和Wilson从篇章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互文性对于语言交际的控制作用。
近十年来, 国内翻译界对于互文性与翻译的研究无论在宏观、理论层面, 还是在互文概念关照下的微观实践层面都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 论文和专著数量形成一定规模。许多论文集中在对于互文性理论意义的探讨上, 如《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互文性理论之于翻译学研究:认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等。还有相当一批着眼于互文性概念对于翻译实践 (微观层面) 的启示, 如《电影片名的互文式翻译》、《互文性理论与公示语的汉英翻译》等。笔者经过综合分析发现, 目前对于互文性与翻译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互文性的解构功能, 对于互文性的建构功能认识不足, 没有充分地认识互文性的基本特征即动态性, 尤其是对于认知语境 (关联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 与互文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还没有充分、深入的研究, 对于认知语境在语篇 (互文性) 生成中的作用没有给予充分认识。
认知语境是Sperber与Wilson和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的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正是Sperber和Wilson在他们的著作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中突破传统的语境观念, 提出了认知语境概念。互文性是寻找关联的最佳例证。
以认知语境和互文性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在国内还较少, 笔者搜集到的论文有两篇。其中一篇是杨梅的《认知语境与广告语篇的文化互文性》。文章认为广告语篇由于自身的特点, 互文性特征尤为明显;广告交际的过程实际上是目标受众的认知语境参与并起决定作用的过程。论文着重探讨了认知语境在理解广告语篇的文化互文性中的动态参与过程, 并提出如何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达到最佳的广告交际效果。第二篇是吴军超的《认知语用视角下的互文翻译策略》。文章从语用认知的角度探讨了互文性理论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提出为了确保原文和译文的互文连贯, 译者应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虽然两篇文章都涉及认知语境与互文性的关系, 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直接关系的阐述不够清晰。这些研究其实都是建立在Sperber, Wilson和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的研究基础上, 本文将进一步探讨认知语境作为一个变量对于互文性的生成和传通的重要作用。
笔者认为认知语境在互文性的生成和在翻译中的传通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互文性与认知语境一样具有个体性、即时性的特征, 在翻译中的传通同样是一个变量, 即就特定的文本而言, 互文性的传通在某时某地有程度的差异, 它传通的程度与认知语境的变化相关联。
2. 认知语境
语境是语言环境的简称。在具体的情景下凡是对话语意思产生影响的各种语言成分的前后逻辑联系及各种主客观环境因素都称为语境。最早提出语境观的是波兰籍人类学家 (B.Malinowski) 马林诺夫斯基。他的朋友“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语言学家弗斯 (R.Firth) 吸收了他的很多观点并提出上下文 (co-text) 和情境语境 (context of situation) 的概念。之后弗斯的学生韩礼德 (M.A.K.Halliday)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他的语境理论并提出著名的语域理论 (register theory) 。其实语域所反映的就是语境。此外,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费什曼 (Fisherman, 1968) 和海姆斯 (Hymes, 1972) 也做过研究。
在认知语境概念提出来之前, 各种研究都将语境看做是客观存在, 先于交际而存在, 可称之为传统语境研究。传统语境把语境视作静态的事物, 将交际双方视为被动的参与者, 视主体与客体为绝对的二元对立, 把语境看成是事先确定的常项。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同是Sperber和Wilson把认知引入语境的研究, 引发了语境的“认知转向”。1986年《关联性:交际与认知》 (Relevance:Communication&Cognition) 出版, 在书中Sperber和Wilson突破传统的语境观念, 提出认知语境概念 (cognitive environment, 就是今天所说的认知语境) , 并系统阐释了认知语境在话语生成与理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1986, 2001:39) 。
认知语境是在传统语境的概念上发展来的, 弥补了传统语境的欠缺和不足, 在研究语境问题时, 把人的认知能力和语境结合起来。认知语境把传统语境所包含的内容结构化和认知化, 不但包含传统语境研究的内容, 而且包含语言使用者大脑中所有关于世界的假设及认知处理能力, 形成一个心理建构体, 为语用推理提供了一个平台。和传统语境相比, 认知语境更清楚、更有说服力地解释了语境对于语篇理解的作用机制。
许多学者都有关于翻译认知语境的论述, 如哈蒂姆和梅森 (Hatim&Mason) 、罗杰·贝尔 (Bell) 等。就整体而言, 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西方翻译理论体系中, 解构主义译论主要关注翻译语境中静态的、客观的语言和信息层面;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译论主要关注翻译语境中的社会、功能等层面;文艺学派译论关注翻译语境中的个性、动态的审美和艺术层面;文化学派译论重视译语语境的文化层面及意义变异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有不少的翻译研究者把研究视野聚焦在语境与认知语境上, 例如朱文振的《翻译与语言环境》、郑诗鼎的《语境与文学翻译》、李运兴的《语篇翻译引论》、刘宓庆的《翻译与语言哲学》、程永生的《描写交际翻译学》、栗长江的《文化翻译语境化探索》。另外, 吕萍、彭利元等学者的博士论文专门论述了翻译的语境及其关系。专门探讨认知语境的论文也有不少, 如《略论认知语境的基本特征》 (胡霞, 2004) 、《译者认知语境与文学形象翻译》 (任庆梅, 2007) 、《语境的三维层面与翻译》 (赵丽娜, 2010) 、《论认知语境动态建构中的隐喻和转喻思维模式》 (周红辉, 周昌乐2009) 等, 从认知语境的基本特征和构建的基础、视角、过程, 对文学翻译的启示等方面做了有益的研究。
对于认知语境的概念和特征, 众多学者已经达成以下共识:认知语境又称为语境假设 (contextual assumption) , 指的是心理上可以显映 (manifest) 的事实或假设 (亦即信息) 的集合, 通常由逻辑信息、百科信息与词汇信息构成。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 它具有动态的特征, 就是说认知语境不是预先确定的, 而是在话语理解的过程中不断选择、重新建构的结果。读者在认知语境假设的基础上, 运用逻辑知识、百科知识和语言知识进行推导, 获取语境效果, 推导出话语的含意, 理解作者的交际意图。实际上, 交际过程就是读者认知语境的参与过程。“一个人总的认知环境是他所明白的一系列能感知并推断的事实构成的集合……一个人的认知环境是由他的认知能力和其所属的物理环境所决定的。”
认知语境是听者关于世界假设的子集。正是这些假设, 而非实际的客观世界, 制约了话语的解释。物理环境毫无疑问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只有通过交际主体的认知努力才能被激活从而产生意义, 即变成认知语境的组成部分。多种因素造成认知语境的差异性。“我们并不能建构同样的心理表征, 因为一方面我们狭义的物理环境不同, 另一方面, 我们的认知能力不同……因此, 即使都享有同样的狭义的物理环境, 但我们所称之的认知环境仍然不同。” (2001:38) 作为认知语境要素之一的物理环境无疑是不断变化的, 这里更关键的是认知能力的不同。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储存信息 (memorized information) (Sperber&Wilson, 1981:3) 。储存信息包括互文性产生所必需的前文本和百科知识等。因此, 认知语境无疑是因人而异的。
3. 认知语境与互文性的生成机制:前文本、互文指涉、推导
翻译的过程至少包括理解与表达两个主要阶段, 原文的理解阶段有译者参与, 译文的理解由读者完成, 互文性至少涉及两个文本, 即原语和译语文本, 各阶段均有认知语境参与。互文性的生成和传通过程中, 认知语境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如下三方面:前文本、互文指涉、推导。具体说来就是, 认知语境的不同就意味着对前文本的占有不同, 从而产生互文指涉的差异, 进而决定能否做出正确的推导, 达到交际目的。
在翻译活动中, 源语和译入语的读者处于不同的认知语境中。源语的作者和读者因为享有共同的物理环境和文化, 他们的认知语境趋向于相同;译入语的译/读者不仅处于不同的物理环境中, 更因为处在另外的文化中, 他们的认知语境与源语作者和读者不同。这就意味着他们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可能会不同。换个角度说, 就是文本的互文性及译本的互文性在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 (包括首先作为读者的译者) 那里呈现不同的状态。如果把翻译理解为一种信息的传递过程, 那么文本的信息在从源语到译语的传递过程中无疑将受到认知语境的限制。
互文性的种类包罗万象, 同一文本的互文性可能包括许多方面, 而要达到成功交际则必须以传达意图性为首要前提。意图性决定互文性。对译者而言, “应该纳入考虑的, 不是原文使用某种衔接手段, 而是使用这种手段背后的目的”。哈蒂姆和梅森 (Hatim&Mason) 指出互文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机械的过程, 任何文本都不是其他文本的碎片的简单组合, 甚至对其他文本的偶然的指涉都不能称作互文性。引用、参照等, 都是因为某种原因而进入特定文本的。互文指涉 (intertextual references) 实际上是明示-推理 (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 的交际过程。这种互文指涉的动机可以用文本功能或者整体的交际目的来解释, 或者说是作者的意图, 即语篇的意图性。一个成功的交际最起码的条件是能够将传讯者的意图成功地送到受讯者处。Chomesky的造句“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语法上是正确的, 然而它不具备意图性, 故不能构成话语的交际。在翻译中, 情形亦如此。意图如果不能在译文中得到体现, 那么, 这一译文很难说是成功的。意图要蕴涵信息度才能凸显, 信息度的强或弱则是决定意图传送成功或失败的重要因素, 也就是说, 区分一个语段或文本是话语还是非话语, 主要看其是否具有意图性。互文性是文本的基本性质之一, 在翻译过程中如何正确传达原文作者的意图必然涉及互文性的理解、把握。译者首先作为读者对原文作者的意图的把握能够识别意图的读者有可能做出正确的互文推导 (intertextual inference) , 文本的互文性才有可能得到充分传达。只有使读者识别这个意图, 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才能实现。换言之, 在翻译中, 为使读者能够理解作者的意图, 译者必须设法将原文的互文性传达给译语读者。从交际过程来看, 在作者一端互文指涉是明示, 而在读者一端是推理。但是, 正如Hatim和Mason所指出的, 源语和译语的读者因为处在不同的认知环境中, 他们推导的能力和结果必然不同 (“Operating indifferent cognitive environment, ST and TT readers are not equally equipped for the task of inferencing.”) 。 (Hatim&Mason, 1982:93) 由于缺乏必需的前文本, 译语读者不能做出正确的互文推导 (intertextual inference) , 作者的意图得不到实现, 文本的意义无法构建, 这正是翻译 (尤其是文学翻译) 中诸多困难产生的根源。因此, 译者必须为译语的读者补充互文推导所必需的前文本, 原文的互文性在译文中得以实现或传通, 原文的意义才能得以构建。以下举例说明:
例1:The so-called smoking-gun tapes that had caused Nixon’s resignation were released in August, 11, 1974.They are ones that contain the incriminating conversation on stonewalling Congress and paying hush money to the hired hands who executed the ill-fated Watergate break-in. (Time, Jun, 17, 1991, 27)
译文:造成尼克松辞职的所谓“确切证据”录音带在1974年8月公开。这些带子内有构成犯罪的对话, 谈的是如何阻挠国会调查, 以及付钱买通当初雇来侵入水门旅馆的人员, 让他们三缄其口。 (旋元佑, 1998:250)
例2:Just like Pygmalion loved the perfect woman he had fashioned, so I loved Polly...I ground my teeth.I was not Pygmalion;I was Frankenstein, and my monster had me by the throat.
译文:犹如 (善雕刻的塞浦路斯王) 皮格马利翁爱上了他自己雕刻的美女一样, 我对波利一往情深……我切齿痛恨的是:我没有像皮格马利翁 (那样感化了他的雕像) , 却成了弗兰肯斯坦因, 被自己 (造就) 的魔鬼卡住了脖子。 (陈淑华, 1990:192;392) (括号为笔者添加)
例1中的“smoking gun”是英美侦探小说中的一个常用词语, 意为当场捉住。这个前文本对于英语文化的读者比较熟悉, 他们会很容易理解作者的用意, 即指那些录音带是铁证,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汉语文化中的读者来说, 这个意象很陌生。如果不加处理, 硬译过来, 读者就会觉得不知所云。译者直接将作者的意图译出, 舍弃了枪的意象, 用“确切证据”代替枪的意象, 读者反而能够理解原文要传达的意义, 但是这个过程中原文的互文性完全丧失, 原文所承载的信息在到达译文读者那里时已经出现明显的缺损, 这不能说不是翻译艺术的缺憾。例2中皮革马利翁和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构成互文的前文本, 读者需要拥有理解文本所必需的前文本才能推导出作者的意图, 从而得出文本的意义。如果没有下划线和括号内译者添加、增益的内容, 读者就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译者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两个故事与此句相关的信息增补进来, 在“我”和皮革马利翁、弗兰肯斯坦之间建立起联系, 读者识别到作者的意图, 互文性得以传通。
为使读者能够理解作者意图, 译者必须设法将原文的互文性传达给译语读者;要做到这一点, 译者有必要设法改变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 理论上讲, 译者若要改变读者的认知语境就不仅要改变他们的物理环境, 还要改变他们的认知能力, 但是事实上, 对物理环境的改变不是译者的职责和能力范围之内的事, 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改变认知能力中的储存信息, 确切地说, 就是为读者提供新的信息, 即暂时性地改变他们的认知环境。实践中常常采用加注、增益或释义等翻译的补偿和变通手段达到这一目的。译者为读者补充理解原文信息所必需的前文本, 如例2所示, 译者为避免直译原文招致意义损失而采取一些翻译补偿手段, 其实质就是对读者认知语境的暂时性改变。
需要注意的是, 从认知语境的构成看, “各个层级的认知语境相互渗透, 相互连接, 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相互关联的网。……认知语境像一个“网”, ……不是一张平面的网, 而是一张立体的网”。 (胥瑾, 2010) 更重要的是, 由于个体的差异, 即使是属于同一语言文化的读者, 他们的认知语境也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对于同一个文本即使是同一语言的读者未必都能够理解作者的意图, 互文性的传达因人而异, 而这一现象的标志就是读者对于作者意图的识别。同一文化中的读者由于文学素养与生活经历不同也会有不同的互文性产生, 译者本身的对原文文本的前文本知识是否丰富会直接影响译作的传达, 这方面的问题本文暂不涉及, 笔者拟另外讨论。这里只是设定一个理想的状态, 即原文作者、源语读者与译者在互文认知上处于同等地位, 只把译语读者作为变量来考虑。
由此可见, 互文性的生成依赖于认知语境的作用, 具有个体性、即时性和动态性, 也是一个变量。
笔者提出共享认知语境的概念 (shared cognitive environment) , 即共同的物理环境和为推理过程所必需的相似的认知能力, 既包括非语言知识, 又包括语言知识 (吕海玲, 1999:30) 。共享认知语境对于语篇的生成和理解非常重要, 语篇的生成和理解都是以交际双方共享的认知语境估量为基础的。当然, 正如Sperber所言, 拥有共同的认知语境并不是说做出相同的语用假设, 而只是意味着做出相同假设的可能性 (1986:41) 。共享认知语境概念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可以很好地解释互文性传达的动态特性, 对于特定文本中的互文性而言, 源语和译语文化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互文联想, 不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 甚至可能是人类的共识。
4. 翻译中的策略与方法:互文性传通的途径
在实践中, 互文性的翻译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处理。首先, 可以将互文粗略地分成具体的 (specific) 和体裁的 (generic) (辛斌, 2000) 。对于具体的互文, 有的可以采用互文法翻译, 即可以直接翻译的情况, 由于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的重合, 或拥有共享认知语境, 译语读者的理解不存在障碍, 可以直接翻译。在大多数情况下, 由于受认知语境限制, 译者需采取补偿、变通手段如加注 (包括直译加注释、音译加注释) 、增益 (contextua amplification) 、释义 (paraphrase) 等技巧达到传意的目的。加注、增益的方法提供前文本, 暂时改变读者的认知语境, 使读者具备互文推导所需的能力。加注的方式是最基本的方法, 可以直接比较完整地提供源语中的前文本信息。释义是翻译中的“减法/省略法”, 即舍弃原文的部分信息, 直接把作者的意图表示出来, 省略互文的建构过程。这种翻译只是权宜之计, 往往受到篇幅、时间、读者对象等因素的控制。
各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当必然就会达到传通互文性的目的, 关键在于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当具有明确的意识。以下举一个增益法的例子来说明。对比两种译文译者意识的差异造成处理方法不同, 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许国璋在其文章“学术论著的翻译———以罗素《西方哲学史》论文艺复兴诸段为例”中翻译了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西方哲学史) 中的几段文字。
Even in Italy, it is true, the Middle Ages did not die without a struggle;Savoraola and Leonardo were born in the same year.
虽然, 即在意大利, 衰亡之中古思想仍有挣扎。萨方那罗拉, 修身鄙视之僧人也;达·芬奇, 无艺不精之大艺人也, 而二人生于同年, 本是同时代之人。
对于后者大部分读者知道, 中国读者对达·芬奇很熟悉, 但是对于前者即使是有一定文化素养和外语知识的读者也未必知道, 所以必须注明, 使读者能够推导出以下意义:即使在文艺复兴思想盛行的时代, 大师如达·芬奇辈出的时候, 顽固的僧侣文化依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对比其他版本的译文, 如“萨方那罗拉和列奥纳都两人是于同年出生的”, 许国璋的译文处理恰当地补出了隐含的信息不仅在语篇上达到了连贯的效果, 而且使读者对于作者的意图一目了然。
在使用上面这些手段时, 译者应遵循人类认知规律中的最佳相关原则, 即争取最佳的语境效果和尽可能地减少信息加工的时间、精力。关联原则对译文想传达什么及如何表达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语境效果 (contextual effect) 和处理努力 (processing effort) 是译者权衡利弊做出决策的依据。如前例中smoking gun的处理, gun的形象很难保留, 如果加一个注释专门解释, 则读者需花费较多的时间、精力去阅读和理解, 不符合最佳相关的原则。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隐含信息都能产生语境效果, 因此不必把全部的隐含意义解释出来。译文的解释应在与读者有着足够关联性的部分, 也就是能够产生足够语境效果的方面与原文相似。另外, 从关联角度看, 有时一些不自然的译文, 尽管读者多费了些处理努力, 却产生了相应的更好的语境效果, 而这恰恰是原文作者试图传达给读者的, 如一味使之简单化, 反而不忠实原文。如果译者把作者的意图直接表述出来, 读者反而失去了阅读中联想推理的大脑活动的乐趣。
除此之外, 还有直译、替换 (转译) 等方法。直译是译者舍弃译语中现成的表达形式, 把源语的形象直接移入译语中。这需要译者对译语读者的社会知识、心理认知等有足够的把握, 认为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原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替换是转译成译语读者较为熟悉的表达方式, 达到与原文相似的互文效果。严格地说, 替换不是互文性的翻译, 因为它完全改变了原文本的互文性, 只是部分地完成了原文作者意图的传通。直译是对译语译者和读者的双重挑战, 如果读者无法接受直译, 互文性就不能实现, 交际将以失败告终。
对于体裁、结构方面的互文性, 从目前的研究看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可以解决, 只有译者通过注释/注解直接把作者的意图告知译语读者。如英国著名当代诗人Geoffrey Hill的第一首诗《创世纪》就是一首充满互文意味的诗。诗的题目与圣经第一部分相同, 诗的结构也是对圣经创世纪的亦步亦趋、丝丝入扣的模仿。对于熟悉圣经的读者或许会注意到结构上的相似性, 但是不熟悉的读者译者必须解释说明, 指出意义之所在。
还有一类情况需特别注意, 即回译。回译是典型的互文翻译, 译者必须找到准确的前文本, 将译文还原, 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
对于广告的翻译, 目标受众认知语境的变化是极难克服的障碍, 在文学翻译中使用的加注的方法完全不适合广告这一类的翻译。“译者必须在受众的认知语境估量上下大工夫, 努力了解受众的认知语境, 选用恰当的话语形式, 让受众按照广告人预期的方向把话语提供的广告信息与其认知语境中最具相关性与可及性的已有信息结合, 从而产预期的语境效果———获得或加深对产品的好印象并进而采取购买行动。” (杨梅, 2007:154)
然而, 在决定采用什么方法之前, 对互文性的翻译首先要确定翻译的策略, 或者说翻译方法的根基是对异质文化的态度。大致说来, 按照韦努蒂的划分, 翻译的策略以向源语文化靠拢还是向译语文化靠拢分为归化与异化。归化以译语文化为中心, 倾向于消灭译语中异质文化的东西;异化策略倾向于接纳、吸收异质文化。因此, 对于互文性, 采取保留、引入态度的做法属于异化, 采取替换、意译的做法总的来说是归化。对于异质文化的不同态度, 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方法, 继而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某些看似笨拙的处理方法, 从长远来看, 会达到积极的效果。以加注为例, 第一批读者在花费精力阅读之后, 知识和熏陶对他们进行潜移默化的改变, 他们之后的阅读和继他们之后阅读的人们都将发生改变。而替换的模式虽然暂时地完成了交际, 却阻碍了读者对于异质文化的一次接触。由此可见, 若以文化交流为目的, 则加注之类的互文处理方法显然具有更积极的意义。
5. 文化的交流与共融有利于互文性的传通
修改过渡:互文性理论发展, 对前文本的理解深化, 前文本不仅是文学作品、文类范畴或整个文学遗产, 也可以泛指社会历史文本、文化文本等非文学文本。
互文性的传通还有历时性的一方面。对于某个文本而言, 时代的变迁往往可以见证互文性不同程度的传通。如“crocodile’s tears”最初被有意译为“猫哭老鼠假慈悲”, 后来被直接翻译为“鳄鱼的眼泪”。又如Hamlet以前被译为《王子复仇记》, 现在译为《哈姆雷特》。这些新译已经广为流传, 被大家普遍接受了。以文学翻译常用的加注的做法为例, 傅东华1958年版本的《失乐园》用了许多专门的脚注来解释其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其中第209页有一个对Cupid的注释。如下所示:注:希腊神话, 爱神丘匹德 (Cupid) 手执二箭, 其一金头, 中人即生爱情, 又其一铅头, 中人使爱情消失。 (傅东华, 1958:188;209) 今天, “爱神之箭”、“爱神丘比德”几乎成为陈词滥调, 甚至遭到人们的厌弃。互文性的传通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再看下面一段话, 它引自当代的一种通俗杂志《青年博览》 (1998年第五期第45页) :
自和妻结发那日起, 破译那个盒子的秘密, 做一次福尔摩斯, 是我心中的期盼。可每当我有所举动时, 妻会半嗔半怒地将盒子夺走, 大叫着:“不得了, 不得了, 这可是潘多拉的盒子。”
这里有两个读者熟知的典故:福尔摩斯和潘多拉, 他们已经成为汉语常用词汇和知识的一部分。
文化的交流与共融必然引起认知语境的变化, 物理环境的变化显而易见, 而人们百科知识、语言知识等方面的变化也是有迹可寻的, 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接受作为一种认知的能力, 同时在不断地加强。
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等各个领域全球化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互文性的传通。继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之后洋快餐依然层出不穷;好莱坞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2012》等不断增加中国元素;某些政治人物时常引用中国古代哲人的语录;H&M服装等越来越多的外国品牌涌入寻常百姓的消费视野;甚至汽车旅馆Motel super 8 (速8) 之类的标志也已在北京的街头出现, 这些成为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极大地改变和塑造人们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环境。
当今世界全球语言文化的交流日益深入, 不同文化间的接触过程中人们对于异质文化的包容、接受能力也越来越强。19世纪初的中国人对于“洋人”所知甚少, 有的甚至愚昧到以为英国人僵硬、大踏步的走路姿势是没有膝盖骨的表现。对于西方的饮食习惯不理解认为他们“连吃饭都要用武器 (刀、叉) ”。西方人对于月亮在汉语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也有越来越多的认识。在巨大的商业化的力量的推动下, 中国的年轻人过西方的情人节, 元旦、圣诞节成为妇孺皆知的节日,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文化的交流还体现在其他方面, 如思想的传播、对于文学体裁的介绍、接纳和吸收, 如新诗、话剧等方面。文化以语言为载体, 文化交流在语言层面留下清晰的痕迹, 这些必然影响到译者和读者, 最终体现在翻译中。
“文化的交流使人们渐渐产生出……对异质认知模式的尊重, 这种尊重将使……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模式对译者的制约慢慢降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更加贴近源语民族认知模式的优秀译作会越来越多地呈现在目的语的读者面前。”在这个层面上, 互文性的传通过程实际包含了译语读者对于源语文化在认知模式上的认同。
外语的普及和外语能力的提高, 异质文化知识的渗透和积累, 对于外来事物的包容与接纳, 这些在极大地改变着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 对于译者来说, 某种程度上, 一些具有文化个性的互文性的传通变得相对容易一些。也许将来有人重译《石头记 (红楼梦) 》, 其中的红色也大可不必像霍克斯那样译成绿色了, 因为中国红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认识, 成为中国的一种国际性的标志。
互文性传通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对于复译和重译现象也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具体说来, 就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不同时代的认知语境是有差异的, 而且同一时代不同个体的认知语境也是有差异的。在翻译过程中, 尽管译者、译入语读者在理解文本时都遵循了省力原则, 追求最佳关联, 但由于具体的认知语境是有差异的, 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的认知语境呈不对称状, 译者就不能保证作者意图的准确传达。这种认知语境的历时性差异和共时性差异就决定了同一个文学文本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有不同的译本,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也应针对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译本。具体说来, 就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不同时代的认知语境是有差异的, 而且同一时代不同个体的认知语境也是有差异的。“这种认知语境的历时性差异和共时性差异就决定了同一个文学文本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有不同的译本,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也应针对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译本。” (段晋丽, 2007:218)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证明复译和重译, 尤其是文学经典翻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6. 视觉文化时代的互文性
当今世界, 视觉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的主流, 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世界图像时代”已经来临。视觉文化对于认知语境的巨大影响显而易见, 当“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时, 当观看行为 (spectatorship) 取代阅读成为认知的主要形式时, 互文性的传通必然被赋予截然不同的内涵。
互文性在图像时代呈现出崭新的状态, 被赋予新的内涵。插图、影视、绘画、网络等皆成为广泛意义上的文本, 与狭义的文学文本构成广义的互文关系, 图与文构成新的互文方式。“视觉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混合文化, 充满了新的文本互文和文化互文。” (陆洋, 2003:47)
视觉文化不仅带来文本模式的变化, 给叙事方式、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视角和翻译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等方面也带来变化。它带来“图-语”式杂合文本, 包括书面插图文本、视像文本和计算机超文本等多种形式。原作的连贯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因图像的大量渗入而断裂, 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杂合的新文本, 构成了新的“图-语”互文形式。新的互文形式极大地改变了文本的叙事方式、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读者的视觉关注从对文字的联想和体味转向对图像的揣摩和适应, 并从图文混杂的交替阅读中获得阅读乐趣和审美快感。……当今时代的图像译本更具文化区分的功能, 它通过强烈的消费意识和对文化对象或读者群的区分向世界宣告了精英意识的衰微和通俗文化的崛起 (陆洋:2003:47-48) 无疑, 这样的文本将给互文翻译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图像时代, 互文性的新状态对翻译的形式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各布逊 (R.Jakobson) 较早注意到语言的分类和认知体验, 并从符号学的角度把翻译活动分成三类:语内、语际和符际。其中语际翻译是人们通常研究的对象, 而符际翻译的研究远远没有深入。互文性在图像时代的新状态使得符际翻译的概念 (semiotic translation) 在研究和实践中的意义越来越凸显。
7. 结语
认知语境与互文性关系密切, 它参与互文性的生成并对互文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传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视觉文化给认知语境和互文性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广泛与深入的今天, 认知语境不断发生变化, 文化的交流与共融有利于互文性的传通这一观点对于译者在翻译的策略方面应作何种选择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认知语境的概念对于翻译实践活动的意义在于它给译者带来重要的启示, 即相对于具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而言, 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充分考虑和估量读者的认知语境, 然后以此为依据选择合适的策略, 继而采用合适的方法和技巧。
摘要：互文性的概念被引入翻译研究以来已经在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认知语境对于互文性的生成和在翻译中的传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际的文本操作过程中, 译者为避免直译原文招致意义损失而采取的一些翻译补偿手段的实质上就是设法人为地、暂时地改变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 产生同样的语境效果, 从而达到传通互文性的目的。互文性与认知语境一样具有个体性、即时性的特征, 在翻译中的传通是一个变量, 即就特定的文本而言, 互文性的传通在某时某地有程度的差异, 它传通的程度与认知语境的变化相关联。本文指出, 认知语境的不断变化是客观事实, 而文化交流促进认知语境的不断变化, 从而有利于互文性的完整、有效的传通。在当今的网络和读图时代, 视觉文化的冲击使互文性的传通呈现新的状态。
基于认知语境下的隐喻理解 篇7
关键词：认知语境,隐喻理解,语言语境,情境语境,文化语境,百科语境
20世纪80年代, Lakoff和Johnson合著一篇Metaphors We Live By, 引起了学术界对隐喻的关注, 并且人们对隐喻无处不在这一事实基本达成共识。隐喻是人们用某一经验来说明或者理解另外某一领域的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本文试着从认知语境的四个角度来入手, 理解隐喻的认知过程, 对我们的句子和篇章中的隐喻理解都有很大的帮助, 让认知语境推动隐喻理解。
1 认知语境
认知语境是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交际与认知》中提出来的概念。传统上认知语境包括很多, 比如:语言的上下文, 交际的时间、地点、话题, 说话的方式, 交际者的地位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彼此的了解程度, 人的世界知识, 交际的文化, 社会, 政治背景等等。但是本文中的认知语境和传统相比又有差别, 这种认知语境不是在交际之前就已经设定好了的, 它是随着交际的需要会不断被选取、创造和激活的, 即这种因素是不断变化着的。现代许多的研究表明, 语境对我们的认知具有很大的作用。语用学家越来越重视认知语言在交际中的作用, 语境是通过静态到动态研究的一个过程。认知语言学家认为, 认知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一部分, 与我们的情感、动机、意志等心理活动相关, 因此人的认知分为两个部分:对客观事物进行感知, 形成表象和意象、概念、范畴的过程和对事物关系进行的分析, 判断和推理的过程。 (赵艳芳, 1998) 。认知语境是对人的语言使用的有关知识, 是与语言使用有关的、已经概念化了的知识结构状态。
隐喻的生成和理解都离不开认知语境, 当人脑对复杂事物进行感知和加工时, 总是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储存, 随着认知语境的不断扩大与发展, 人们在记忆中寻找已经存在的事物来建立相关的联系。当我们认识新事物时, 我们通常在头脑中搜索以前存在的事物, 并不断建立联系, 形成一个新的概念范畴, 从而形成新的隐喻。随着我们认知的发展, 概念不断地在扩充。人脑通常是以简单的方式在进行认识新的事物, 人脑总是在寻求某种事物的特征, 通过寻求然后建立新的联系并与之发生关系, 从而形成新的概念。比如我们的手, 原本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那么当人们随着认识的逐渐发展, 逐渐发现手可以发展成, 如“下手, 满手”等等这些隐喻表达方式, 于是把现在已有的认识通过认识的不断深化就逐渐发展成新的隐喻。
2 认知语境促进隐喻的理解
胡壮麟教授在《语篇的衔接和连贯》一书中指出语境分为语言语境、情境语境、文化语境和百科知识语境, 认知语境就是这些具体语境因素的结构化的结果。由于这些语境本身就具有不同的特点, 因此我们把语境又可以分为语言认知语境、情境认知语境、文化认知语境和百科认知语境。在隐喻的认知过程中这些不同的认知语境在理解的过程中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功能。认知语境储存的信息和知识只有通过参与到话语中才能够与某个事物或者场景相联系, 才能被激活, 才能理解当前的任何语境。在隐喻中, 我们利用认知语境来理解隐喻, 从而推导出说者的真正意图, 这种方法可以运用到我们的篇章阅读中去, 可以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 更好的有利于外语教学。
1) 基于语言语境中的概念隐喻理解
语言语境分成单词语境和上下文语境, 孤立的词严格上来看是不能成为隐喻的, 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我们才能够判断这个词是否使用了隐喻, 因此仅仅从语义的角度我们是难以辨别是否运用了隐喻, 要研究隐喻, 必须从文中适当的语境中去研究, 即必须考虑语用因素。比如:Internet is highway.Highway是属于交通领域的, 我们仅仅使用了语义是难以理解这个词在这句话中表达的具体含义。但是我们结合语境, 如前文说明了我们的互联网像高速公路一样四通八达, 快速传递, 也就是有关网络的概念可以通过高速公路的概念来表示出来。以我们所知, 人们对于高速公路的认识更加的直观并且能够让人们能够能动的认识世界, 那么互联网在人们中是比较常用的, 在我们的概念隐喻中我们可以将互联网比作高速公路, 进而更加好的理解高速公路这个概念。在中文中有这样一个句子如:一颗蒲公英小小的种子, 被草地上那个女孩轻轻一吹, 神奇地落在这里便不再动了……——谢冕《永远的校园》, 在理解这句话中我们需要读懂全文才能理解这一隐喻, 作者就像一粒种子, 在北大生根、发芽、成长、经历了风雨洗礼, 体验了北大人为精神抗争以及对自由的执着追求。用一颗小小的种子的各种动态映射出北大人为精神抗争以及自由的追求, 两者之间通过文中的语境来构建隐喻理解过程, 让我们更能明白篇章的意思, 所以要理解篇章中的隐喻, 我们必须基于一定的语境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
2) 基于情境语境中的概念隐喻理解
情境认知是基于具体的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具体的情景, 其中包括时间、地点和参与者等等, 那么在一篇阅读中具体的语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涉及情景分析, 在情景分析中我们必须了解时间、地点和参与的人的相关信息。因此一句话是不是隐喻表达我们都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境来分析。比如:在中文中我们有一首诗是大家所共识的,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这首诗就是以情境为中心语言, 其他的语言则称为是以人称、主体、自我为中心的语言, 如果这首诗没有情境, 我们难以理解它的意思, 但是若加上情境在文中的话我们理解起来就很容易了。这首诗用实词堆出来的完美意境, 相信每位中国人都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因此对某种隐喻的向往也会导致我们对特定意境的向往, 这首诗用这些常见的情境来勾画出了作者对某种隐喻的向往, 即思乡的情感。当然我们远不是以这种情境为中心的来表达我们某种隐喻的向往, 在生活中我们更是有很多的语境必须通过情境来理解, 比如:在不同的情境中我们会穿不同的衣服, 用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人在一起, 说不同的话, 并且用特定的服装和语言乃至表情来进一步情调这个特定的情境。例如去上钢琴课, 意味着我们一般要穿古典娴静的衣服, 心要更加沉浸才行。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在生活中我们会对某种隐喻是有向往的, 通过语境我们更加容易理解这些情境。
3) 基于文化语境的概念隐喻理解
文化是我们了解一个地方或者一个群体的社会生活、民俗习惯、民族心理、民族历史等等, 在世界上,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 甚至相同的地区的人也有不同的文化, 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等有些不尽相同, 因此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结果也有差别。文化语境是指说话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 包括上面所说的社会生活、民俗习惯等等。语言是我们思维在一定程度的反映, 因此隐喻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接触文化背景有关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隐喻的理解也是有不同的理解, 即使相同的隐喻含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He is a monkey.在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是中国人的文化来看这里是说这人活泼聪明, 然而在西方来看这句话就是对这人的侮辱, 把他比作猴子, 象征这人的调皮捣蛋, 对人是一种奇耻大辱。因此, 文化语境对隐喻理解具有巨大的影响。
4) 基于百科知识语境中的概念隐喻理解
百科知识语境是指人们掌握的各种专业知识和各种社会常识, 它虽然没有文化语境那样拥有强烈的民族性, 但是对我们的理解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隐喻都会涉及这些知识, 如果我们无法从始发域建立起目标域的映射关系, 我们将难以理解一些隐喻句子。如:龙涎香是黄金。这句子我们如果不了解龙涎香, 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龙涎香是抹香鲸肠道的分泌物, 也是一种珍贵的香水原料, 因此用我们熟知的黄金这个作为源域映射龙涎香这个目标域, 人们便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了隐喻关系。所以, 百科知识对于隐喻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百科知识, 是很难对这些句子加以正确的理解。
3 结论
认知语境对我们隐喻的理解是非常的重要, 不同的认知语境可以引起不同的隐喻理解。本文从四个方面:基于语言语境中的概念隐喻理解, 基于情境语境中的概念隐喻理解, 基于文化语境的概念隐喻理解, 基于百科知识语境中的概念隐喻理解, 这四个方面揭示了认知语境如何在隐喻理解中作用于认知的主体, 不同的人对不同的隐喻理解是不一样的, 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 所以让人们能够理解客观世界和人的主观思维的不同, 对现在的研究具有一些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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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教学对学生认知语境的建构 篇8
授课之前要备教材、备学生。因此笔者认为, 在语文教学中, 教师要备好一堂课, 必须对学生认知语境进行建构。用“开放式、浸润式、互动式、活化式”的课取代传统的“教条化、模式化、单一化、静态化”的课。
传统教学把课堂定位为知识接受、能力培养的场所, 新课程却把课堂理解为生命成长、人性养育的殿堂, 是师生交流互动的场所。新课程理念下的课堂完全是教师在其自身具有的认知语境下进行话语示意, 学生也努力在其认知语境中调动旧信息顺利实现交际意图, 完成教与学任务的一种活动。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学习的本质是学生内部心理状态的变化, 教育目标不是学生表面行为的变化, 而是学生内在能力或情感态度的变化。从学生发出的“喜欢”和“厌烦”的信息看来, 语文教学要更多地关注学生的认知语境, 在语文教学中, 教师要对学生的认知语境进行建构。
语文教学中对学生的认知语境的建构主要是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情感体验、生活经历、认知诉求等方面的一系列假设 (预先建构) 。
一、对学生知识结构的建构
知识结构本身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将零散的、孤立的知识教给学生, 也不可能学一篇课文, 就在这篇课文的范围内进行孤立练习, 这就势必要加强知识的内在联系, 即学生旧有的认知信息 (旧知识) 和教材中新的认知信息 (新知识) 的联系。教师对学生知识结构的建构实际上就是研究学生已有知识怎样成为后续知识的基础, 同时怎样让新知识顺利纳入到学生的知识结构中。
那么如何建构学生的知识结构呢?笔者以为要做到“两个熟悉”。一是熟悉教材内容, 一是熟悉学生。教师首先要了解每一节内容在整个教材中的地位, 有哪些知识点和能力要求, 重点、难点在什么地方等。随着课改的深入, 教材在不断更新。教师熟悉所教学科的知识内容, 并不意味着熟悉教材。因此必须把所使用的教材从头至尾仔细阅读几遍, 把各章节之间的关系理清, 从整体上把握教材的逻辑体系, 找出教材的主线。教师要通过内容要素分析, 把握知识要点, 即要明确一节或一篇教材的基本组成部分包含哪些内容, 它们与本节或本篇的主旨是怎样的关系, 从而把握教材的整体面貌。教师要对知识点作基本分析, 即看一看知识点之间是怎样联系的, 各自在层次结构中居于怎样的位置, 其联结点又是什么, 共同组成了怎样的知识网络等等。看清了这些, 教师才能在教材处理时为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其次就是了解学生是否具备所需的基础知识, 对将要学习的问题是否有兴趣, 是否具备接受能力等。因为教材是教学的材料, 教师要用教材教, 学生也要用教材学, 课堂又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当学生面临一个新知识的学习任务时, 教师要考虑这个学生大脑中的哪一块原有知识经验与这个新学习知识之间具有某方面的相似性?如果两者间具有某种相似性, 那么, 原有知识结构就会因其相似而“吸收 (同化) ”新学习的知识经验。所以不能仅仅满足于教师自己懂、通、熟, 还必须考虑如何让学生已有知识成为后续知识的基础, 同时让新知识顺利纳入到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因此教师应紧扣教材内容, 充分了解学生原有的知识结构, 针对学生的知识水平, 在突出重点上下功夫, 使教学内容易于被学生接受, 实现新旧知识的融合。例如, 如果学生在基础知识上有欠缺, 在教学中就应补充这些知识, 以充分保证学生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如果学生对将要学习的问题缺少兴趣, 就应设法激发其学习动机。
二、对学生情感体验的建构
认知与情感体验是紧密联系的, 作为非认知因素的情感体验在学习活动中主要起动力作用, 承担着学习的定向、维持和调节等任务。《语文新课标》强调:“语文学习是个性化行为”, “强调语文个性就是强调学生个人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立价值和独特感受”。要做到这一点, 语文教学必须从建构学生情感体验上做文章。下面以高二语文读本第三册第27课季羡林的《清塘荷韵》为例谈谈对学生情感体验的建构。
《清塘荷韵》写的是莲荷从虚无到繁茂的漫长历程, 重在写莲荷顽强的生命力, 写作者的欣慰与希望。文章中浸透了作者对人生及人类历史的沉重思索, 是智者与自然的对话, 是心灵与自然的交融。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并不奢求学生能深刻体悟生命的内涵, 只希望通过本文的学习, 能让学生串联起自我的生活体验, 体会到一种生命力的顽强, 在心中留下一颗千年不烂的生命种子。因此在备课过程中, 预先让学生阅读了介绍季羡林的《顽强的生命, 超然的人生》一文, 以及介绍生命力顽强的三篇短文———《临风之草》《迎霜之菊》《竭泽之鱼》。
刘勰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 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对季老的《清塘荷韵》一文, 笔者试着让学生在预习时着重体会以下语句, 通过作品中表现情绪起伏的语句来积聚学生的情感体验。
“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
“每次看到或想到, 总觉得是块心病。”
“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 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 下面就是听天由命了。”
“心里总是希望, 忽然有一天, ‘小荷才露尖尖角’, 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
“我的目光无法把荷叶从淤泥中吸出。”
“这又是一个虽微有希望但究竟仍是令人灰心的一年。”
“我心中狂喜, 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
……
你看, 从莲子入水那天起, 作者的心境与它的命运就息息相关。从此每天多了一件工作, 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眼。第一年、第二年, 虽引颈翘首般地祈盼, 但水面上毫无“生”的动静, 即使在完全灰心无望的时刻, 作者仍情有独钟地对它寄托着期待, 期盼奇迹的出现。在第三年, 虽在投莲子的地方长出几片圆圆的绿叶, 但细弱单薄, 作者在怜惜之余仍希望不减。直到第四年, 一夜之间, 冒出几十支迅速扩散蔓延, 遮掩半个池塘。此时狂喜过望的作者又每天至少几次徘徊在池塘边, 兴致勃勃地数那荷花的朵数, 晚上一家又坐在池塘边伴着清香纳凉, 作者更把它视为家珍, 誉为“季荷”。在这一系列的描述中, 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心情。学生把握住了这些, 也就达到了对学生情感体验进行建构的目的。
三、对学生生活经历的建构
学生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直接地、持续地与整个学习过程发生相互作用, 教师有必要了解学生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教师对学生生活经历的建构, 可以让学生充分认知自己的生活经历及体验来感知他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知识和本领, 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人的经历是一笔财富, 巧用学生生活的经历, 可以激发学习兴趣。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是语文教学的源泉, 也是语文学习的课堂, 将多姿多彩的生活引入课堂, 必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激活学生的生活积累, 唤醒学生的生活体验, 促进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感悟。课文中很多内容, 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为人们所熟悉或了解。在备课过程中, 教师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 加入自己的想象, 予以细化, 使之变得更具体、更形象。如教学季羡林的《清塘荷韵》一文, 学生会惊讶于莲子在水中静卧一年二年甚至三年, 到了第四年, 一下子绿透了全池塘, 染红了半边天。笔者让学生查阅种植荷花的资料, 并让种过荷花的同学来描述自己种植的经历, 通过对学生生活经历的建构, 学生知道莲子在水中静卧一年二年甚至三年正是在积蓄力量。也就理解了文章中“经过了寂寞的冬天”, 这“寂寞”二字的内涵。“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 做着春天的梦。它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既然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四、对学生认知诉求的建构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纲要》指出:“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 了解学生发展中的需求, 帮助学生认识自我, 建立自信。”这里所提到的“学生发展中的需求”其实就是“学生的认知诉求”。
什么叫认知诉求?顾名思义, 认知诉求就是告诉人家自己需要什么。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 学生接受的都是经过教师加工消化后的知识, 是吃老师“嚼烂的馍”, 根本用不着自己思考, 只是被动地听和记。钟启泉认为新课程的出发点和归宿, 就是保障每一个学生与生俱来的“学习权”。《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 “语文课程应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能力的”。因此对学生认知诉求的建构显得尤为必要。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最好的刺激, 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课堂是学生求知、进取、成长的主要阵地。学生的很多时间都是在课堂里度过的。每一堂课都应该让学生有所收获, 或者是获得了知识技能, 或者是掌握了规律方法, 或者是拓展了思维、触动了心灵, 或者是增进了交流体验、提升了人格等等。由此教师的备课要关注学生, 要重视“学情分析”, 要对学生认知诉求进行建构, 有机地把教材相关内容与学生内心汲取知识营养, 提高自身素质的情感需要联系起来。
我们知道教学分为“现有发展区教学”和“最近发展区教学”两个层次。“现有发展区教学”是低层次的教学, “最近发展区教学”是高层次的教学。学生的认知诉求中有哪些属于现有发展区的问题, 是学生可以自己独立学习掌握的, 哪些是属于最近发展区的问题, 是需要同伴和教师帮助才能掌握的。我们通过对学生认知诉求的建构, 可以有效地提高讲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认知文化语境 篇9
关 键 词：微政治；自媒体；媒介传播
中图分类号：Ｄ０－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９－０００１－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２５
作者简介：左广兵（１９７０—），男，江苏怀安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為比较政治学、社区治理。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７日，突尼斯中部小镇西迪布吉德一名叫博阿齐齐的２６岁青年商贩，推着平板车，载着蔬果来到小镇最繁华的街口摆摊，因不满城管暴力扣押其车辆等相关物品，愤而在镇长办公室门前将身上淋满汽油后自焚身亡。此事甫一发生，当地工会成员就将博阿齐齐一家的控诉视频迅速上传到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以及ＹｏｕＴｕｂｅ等大型社交与视频网站。网络媒介的放大效应使其不断裂变，民众的怒火被瞬间点燃，直接引发了首都的示威游行以及全国各地的大规模骚乱，最终催生突尼斯革命，终结了本·阿里政权。以突尼斯革命这一“蝴蝶效应”为发端，一场席卷中东、北非更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不断蔓延，将埃及、利比亚、也门的政权直接推翻，阿尔及利亚、巴林、约旦、摩洛哥、阿曼等国家也深涉其中，而至目前，叙利亚的战乱政局仍在发酵中……。
这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展现出了与以往历史阶段中的社会运动不同的特点。在这场运动中，以年轻群体为主体的青年一代，无需像其父辈一样去建立一个严密的组织来领导运动。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下，他们通过新兴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利用现代移动通讯技术的强大功能，沟通信息、串连示威，并寻求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和支持，最终取得了运动的胜利。
这一全新的发展趋势无疑在敏锐地揭示：与刚刚过去的历史相比照，当前的政治样态已然发生了根本而剧烈的嬗变，传统一贯的政治概念与丰富生动的政治实践之间出现了“抽离”脱层，愈难解释新领域、新方向上的趋势动态。而事实上，从政治变迁的角度观察，一股全新的“微政治”力量正潜在地塑造着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活，改变着政治活动以及政策过程的程序与重心。正如首次提出“微政治”概念的王丽萍教授所说，“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１］我们已经浑然不觉地步入“微政治时代”。
一、政治演进的历史方向与微政治的语义
（一）政治演进的历史与方向
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它的发展以经济为基础，以文化为根脉。从单一向度的发展进程看，政治演进的方向大体经历了阶级政治阶段、权利政治阶段，至今天的微政治阶段。
阶级政治突出地表现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围绕着国家权力攫取、维护、建设、执行、制约等而展开的政治活动。自资产阶级革命始，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直接进入政治生活，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在阶级政治阶段，政治的主体是作为统治者而组成的政府，具有其单一性，不可挑战性；其关切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国家权力的获得和维持，维持秩序的手段在于其“统治与管理”。阶级政治的动力演进机制在于敌我（被压迫、压迫）间的斗争，其政策过程的层级属于自上而下的等级分层制，其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型的文化种属。
权利政治阶段更倾向于调节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尤其是强调解决政府和市场间权限功能划分的冲突。权利政治的主体存在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之中，具有多中心的特征。权利政治关切的要点在于社会权利的争得和维持，其实现秩序的手段在于治理——吸纳一系列来自社会公共机构（各种私人部门及公民自愿性团体）和行为者的参与。［２］（ｐ４）与阶级政治的统治不同的是，治理的权力不再是全部来自国家，或由国家指令，而是由国家和私营部门等的合作。权利政治的动力机制在于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博弈与协商合作，其政策层级是圆桌合作型的聚合协作关系，其文化基础属于实践型公民政治文化。［３］
微政治阶段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发展阶段。它是基于当前社会品性、经济结构、家庭关系、个人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对媒介技术革命冲击下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作出的判断与归纳。与传统政治发展阶段相比，微政治的主体既不是单中心的，也不是多中心的，而是以普通个体为主角的去中心，它具有问题导向上的随机分散性。微政治的关切内容在于把寻常人的日常琐碎社会问题纳入考虑之中，使得普通民众的日常需求首次进入公共舆论空间和政策议程。巩固微政治的秩序在于采取“协理”的手段。所谓“协理”，主要指的是主体间的协作处理（料理）。微政治时代尽管不排除传统政治中心（政府、社会、市场）的作用，但其抛开政府，通过个人间的沟通协作，达至问题的解决，仍不失为一种简明便捷的方式，而且常常是主要的方式。微政治的驱动力集中于信息散播而形成的“围观”传导压力。这一动力得益于媒介革命所带来的新技术支持，使得普通人通过便利的传播手段“到场”参与。微政治的政策层级不同于等级制的僵化，它以平行化的方式获得适应性和回应性，更具效率与灵活性。在微政治时代，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大大褪色，难以起到凝聚人心的功用。相对地，亚文化群体逐渐形成，政治亚文化大行其道，它为主导的政治文化既带来了挑战，也注入了活力。
政治演进的三个基本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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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政治的内涵与要核
从制度、合法性、权力、信仰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内容转换，一条若隐若现的“政治断层线”把微政治从传统政治中分隔出来。正如王丽萍所说：“微政治不是微观政治，微观政治与观察和分析政治现象的角度或层面有关”。［４］虽然微观政治亦涉及到个体政治行为，但这一行为只是作为政治研究对象的角度而存在的；而微政治中的个体行为，则主要是作为主体而出现的。作为概念的“微”，更多地用意于强调微政治中政治重心的下沉、对日常事务的重视，以及免于权力管控的信息渠道的扩展和信息的自由、充分交换。
基于此，微政治至少包括如下要件：首先，社会性状、经济结构、文化格局、家庭关系、个人交往与生活方式等均发生深刻变革，这是微政治得以产生的社会情境性背景；其次，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事务回归到政治中心，并得到关切和强调；第三，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兴传播手段，尤其是以互联网为典型的传播渠道，活化了传统政治一贯的僵硬习性，促进了人际互动以及政府与公民间关系的协调发展，使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态加速变迁，呈现出全新面目；最后，政治文化受到政治亚文化的冲击与挑战，社会价值认同呈多元快速流变之势。
在论及微政治的内涵时，尽管王丽萍教授提出，因民众受个人心理及经济商业化的影响，情绪成为政治议程中的一个重要考量，使得微政治表现出情绪政治的特征，国家政治亦出现“否定性政治”的特征，［５］不過，或许作者忽略掉的是，如果缺少迅速、交互的政治传播渠道，情绪凝结本身就难以达成，在缺少组织策划的情况下，情绪暴发更显苍白。正因为有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快捷政治传播途径，情绪凝结才可转化为暴发的压力，也才能实现民众对国家的安抚性诉求。因此，所谓的“情绪政治”只能为微政治之表，而难成为微政治之本。值得指出的是，鉴于微政治只是对新近出现的政治现象的初步概括，它不是要否定传统政治的要素框架，更不是取而代之；相反，微政治为传统政治增添了活力。
二、微政治的结构要素分析
仅就新近的国际、国内社会政治发展动向观察，从中东的茉莉花政治革命到美国华尔街的社会运动，从“小悦悦事件”引发全民性的道德良知检讨到“乌坎事件”抗争性自治诉求，微政治，借助于信息传播的强劲力量，正以前所未见的速率在经济结构、家庭关系、生活方式与交往模式、政治认同等诸多结构性要素方面，加速扩散并向深度演进。
（一）自媒体为典型的微政治动力
前已述及，技术更新所带来的传播革命对微政治的生成和演绎极具关键意义。在传播学历史上，每一次传播技术革新所引发的有关“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争论经久未停。随着作为“使用者主导型的开放式交往方式”［６］（ｐ４５）的网络传播媒介的兴起与广泛应用，关于技术发展是塑造社会的内生动力抑或是中立工具的辩论更趋激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显然在社会演进的动力机制中承担决定性作用。由传媒技术革新推动生成的微政治成为区别微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核心因素。
从早先的口口传播到纸质媒介，从广播电波到电视影音，再到当前的互联网媒体，传播工具的每一次更新，都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更高层级的发展阶段上。在这一传播进程中，信息的生产与消费也经历了从一对一的线型、一对多的扇形、多多互动的网状模式演变。现阶段的媒介传播除了传统传播工具以外，最为突出的则为互联网媒体的极速发展。网络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平台媒介、他媒体、自媒体（ｗｅ ｍｅｄｉａ）的进阶过程，迎来了新闻信息传播３．０时代的到来。在吉登斯看来，“媒介表现为社会系统中使互动得以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种种方式。”［７］（ｐ５３）当前，以博客、微博、播客、论坛、即时通讯等为主要载体的自媒体①技术发展，彻底颠覆了媒介传播的传统格局与模式，信息的生产与消费发生了革命性的进化。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突出优势表现为：
首先，强劲的新技术革命整合了多种传播载体，共同建构起了一张庞大的公共信息网络平台，为信息的同步式交互传播提供了结构性物质支持。依赖于移动通讯工具与网络接口的技术支持，使得信息流动完全抛开前期传播的空间限制，真正实现了跨越时空的信息汇通。各种平台之间的信息关注和分享畅通无阻，异常便捷。同时，文本、图片、语音、视频等多种介质使得传播媒介异常生动丰富，强化了自媒体的传播吸引力和实时效果。
其次，普通个人登上信息传播的舞台，并进入传播的中心。自媒体是“自己的媒体”，是普通大众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的途径。在自媒体网络中，过去信息传播的发布与接收的等级区分基本取消，“受众”已经转化为“用户”，开启了真正的信息传播平民化时代。每个用户都是既可发布信息，又可同时接收其他用户信息的“节点”，其间的信息交汇又产生新的信息源，并进一步改变信息的传播路径和形态。每个用户都会以自己为中心形成规模各异的“节点共享”式信息传播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个体用户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得到关注并被赋予力量；同时年轻的个体用户因对新技术的追逐和偏好而占据着自媒体群体的重要位置。正是鉴于这一裂变式的传播网络特点，个体成为了自媒体聚光灯下的新宠。
第三，信息传播速率迅疾。人人参与生产与消费的自媒体网络结构，使得信息传播在一个开放、交互、同步的通道环境下快速裂变、传送。信息传播与反馈不再是传统模式下的单向、线性结构，而是同步、互动结构。自媒体信息因而呈现出多向互动的传播特征。
第四，传播过程的去中心化。互联网是一个实体集合，是相对去中心化的网络之网络。［８］（ｐ４）自媒体的去中心化，不仅体现在信息源的供给上，也体现在信息的参与者上。与传统媒介不同的是，在网络时代，每一个信息源都潜在拥有一个现身与表达的平台，而每一个终端都是一个显在的信息源。同时，在信息的生产与消费者方面，参与者同时身兼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而且可随时切换。信息传播就是这样从一个个参与者作为节点的网络结构中扩散，这些节点的自身也同时成为了中心。
第五，体现平等的传播理念和平等的个人思想。作为草根媒体，自媒体是一种平民化、个人化、自主化的信息流动，它的开放式结构决定了它立足和关注的是普通民众，并与其保持信息共享、平等对话的传播理念。另外，自媒体主要是以文本作为信息的主要交换工具，这样，现实世界中的种种社会不平等的标志，诸如性别、种族等，全都隐藏于网络世界之后，使网络互动传递出人人平等的内在品质。［９］（ｐ３３）
媒介传播时代下，以自媒体为代表的上述突出特征与优势，迅速在多维空间上重新解构与建构原初的社会生态，促进社会在新技术条件下以一种跃进式的步伐向深度与广度发展。自媒体不仅改变了信息生产和消费方式，更是快速地“嵌入”社会，并“重新定义这个世界”，［１０］型构当前社会呈现的微政治特征。
（二）微政治的社会情境结构
可以说，正是由于媒介传播的新技术革命这一生产力，才会如此深刻地改造着当下的社会性状，并在经济结构、家庭关系、生活方式与交往模式等方面呈现出大异以往的微政治特性。
从经济结构及其内在构成上看：首先，农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呈现出不断下降趋势，基本食品和高附加值食品需求增加；大型制造企业经历由旺转衰的过程，相应地，为满足社会个体多元化、多样性的需求，小微企业尤其是小型高技术服务公司迅速崛起；而伴随着全球化资本流动和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资本所造成的金融危机比传统产业资本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更为频繁。其次，随着社会信息传播速率的提升，创新性取向的小微企业发展迅速并逐步成长。近年来，一些知名大企业、百年老企业以一种历史上不可预见的速度瞬间就轰然倒掉了，这与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有着内在的紧密关联；同时以“船小好掉头”为优长的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角。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大约２／３的新职位是由２０人以下的小公司提供的。视创新性为生命与最高价值的中小企业，体现出了与信息传播时代一致的适应性、回应性与灵活性。几年前还是默默无闻的苹果，凭借其引领时尚的创新性，创造了当前超过５０００亿美元的市值，首度超过一直占据霸首的传统工业龙头——美孚石油，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崛起的风向标。第三，物流配送和营销渠道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与媒介传播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是物流与商业销售渠道的整合与布局，形成了有活力的产业类型。“渠道为王”已经成为一条基本的营销法则。第四，企业内部结构扁平化趋势明显。扁平化顺应了对企业员工管理上的灵活与弹性，也顺应了对市场多元、个性化需求的回应，使得企业的治理结构更具效率。第五，企业文化更趋个性和休闲。信息传播裂变时代的企业文化发展，诉求于改变过去僵硬的、沉闷的作风，提供更为宽松的工作环境。“休闲星期五”把那些要求全天着衬衣、西服、领带和正装皮鞋的办公族从严苛规定中解脱出来，而代之以牛仔、Ｔ恤的休闲装扮去工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家庭关系上看，妇女解放、受教育程度、工作压力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大家庭的根基，使传统的家庭规模逐渐缩小。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多和不断增加的福利与政府支持，家庭功能向社会转移有增无减。从一定程度上看，个人不再像从前那样珍视家庭这份天然的血缘关系。同时，家庭成员的主要活动对家庭的依赖程度降低，呆在家里的时间减少。在克拉克看来，小家庭“有利于促进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有利于推动追求不同的情趣。”［１１］（ｐ７４）在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关系不再依凭传统的父母——子女等级，而代之以日渐平等的家庭观念，且行为更为宽容、尊重。
从生活方式看，媒介传播助推全球化浪潮。物质主义、消费化、休闲化形成风潮，引领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在吉登斯看来，“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质，是以非政治化的、伦理的、风尚和习俗的形式将个人发展、即时满足、追逐变化等特定价值观念合理化为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自由选择”。［１２］（ｐ２５２）受全球消费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年轻群体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更多变化。世界时尚之都最顶级的流行风潮，可以通过迅速的媒介送发，实时传递到乡村小镇，并招来模仿跟风。年轻人的饮食不再满足于家庭里母亲的拿手厨艺，尝试新鲜成为口胃选择的标准。家庭不再是个人生活的唯一主要空间。传播科技产生出新的社会空间，并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正如本奈特所言，“媒体所带来的空间，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在家庭生活中的私人空间交织在一起，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出现混杂现象”。［１３］（ｐ２９）
在微政治下，人们的交往模式更因网络的运用而发生根本变化。网络传媒生成了新的社交空间，延展了现实公共空间的功能属性。在技术结构支撑的网络平台上，人们对社会事件伸明主张，展开评论，表达关注，并酿造“围观”压力；人们或以兴趣为“凝聚点”，通过“群组”平台，搭识同道；或者“发帖”分享经验、倾诉不顺，引发深入讨论……，可以说，网络空间的开放、互动特征极大地成就了个人交往模式下的个性化需求。在这种模式下，没有权力的等级威严，没有资本的飞扬骄横，有的只是一个个平等用户个体，在自己关切的问题上自由参与。
总之，技术传播革命对社会发展施予的重塑和改造，引发催生了新近的“微政治”现象。对于后传统社会突出的现代性问题，不同的学者尝试不同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提出“生活政治”的主张，指出要从非正统政治问题和日常生活的微观问题入手，关切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意义，以区别于传统上诉诸于理性、制度、宏大叙事的“解放政治”视角。克拉克归纳了“新政治文化”现象，阐明了作为旧政治模式的“阶级政治”与新政治模式的“新政治文化”间的消长反差，指出“新政治文化”对诸如环境保护、妇女、人权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个体本位主义的重视。
上述两者都敏锐地看到了传统解释模式面对新的变化所带来的缺漏与不足，并试图归纳出自己的概念主张。然而，新近几年技术传播革命所带来社会、政治的最新实践变化，似乎又一次超越了两位学者的解释视角。正如李普曼所说：“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或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１４］（ｐ３４）劝服与同意直接涉及媒介的传播与控制。微政治的提出就是基于媒介传播革命条件下对社会政治发展现象的精准把握和认识。微政治立基于传统，更着眼于新的变化。它既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观察视角；既是问题的，也是方法的。
三、中国的微政治时代：简要的讨论
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微政治时代，但从比较的视角看，不同性质的政治体制面对微政治的压力与挑战亦大不相同。微政治下的中国，身处发展中国家的位序，却同时面临着发达国家中存在的高阶段的议题困扰；遭遇着現代化进程的参与和稳定压力，却也同时要应付现代性的诘问和诉求；既要维持威权统治，却也同时要面临着媒介传播对权力的消解与侵蚀。正如亨廷顿所言，深涉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由于进程太快，其所面临和待解决的问题，“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１５］（ｐ４３）多重二元困境使得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转型异常艰难，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近三年来，以微博、博客为典型的自媒体在国内呈现爆发式增长，并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仅以国内最大的微博运营商新浪为例，短短两、三年时间，其注册用户飙升至３亿人，体现了自媒体强劲的发展势头。免受控制的网络传播天性加上终端移动化这一整套信息传播技术，构成了对威权体制控制管理体系的深重消解，给微政治时代的集权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和回应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平行化网络传播体系与威权等级制权力运行体制的冲突
以微博、博客等为新载体的网络传播技术体现了超强的“多—多”互动的网状关系特点。以微博为例，短小的篇幅内容易于发送、阅读，通过“加关注”形成自己偏好上的“群”圈。一旦圈内发布重要事件，则圈内所有人可同时收看，并通过“转发”功能的节点，快速蔓延到其它群组节点，通过裂变式传递完成信息传播旅程。相反的是，传统威权体制的权力运行不仅是封闭的，而且具有自上而下的等级性特点。这一特点的本质要求就是增加对信息的控制。当以信息控制为内在要求的权力运行遭遇难受控制的信息网络传播时，其间的根本性冲突就是必然的，這也是微政治下的威权体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因应这一流动性与充满活力的网络传播挑战，摆脱“拘谨性体制”［１６］的僵化和守旧，以技术推动改革，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优势，以更开明的胸襟、更担当的道义，破除等级权力的“黑箱”运作，建构一个开放、互动、透明和责任政府势在必行。
（二）去中心化对一元化的张力
微政治的去中心化特点与威权政治的一元化权威特征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查德威克断言，“互联网的技术结构将会引发权力转移”。［１７］（ｐ２８）在微政治时代，以个体为单位、平等身份为特征的去中心化传播路径建构起一个自足的公共空间和治理中心，并获得了权力能量。这一中心在许多公共事务中不再依靠一元化行政权力并抛开它而单独行事，这为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较为明确地体现了一元化的社会治理逻辑。然而，无论是汶川地震中的救援志愿者，还是“温甬”动车事故中的献血志愿者，都不是在这一格局的领导下的行动，而是通过网络媒介，自发动员，一呼百应，迅速集结参与的结果。伴随着网络传播并行动的，是权力的转移与扩散。因此，要支持、鼓励民间自治组织的发展，并为建构政府、企业、个人的多中心治理而行动。
（三）个人化力量对集体主义权威的消解
威权政治运行的社会基础在于组织化社会，即将整个社会成员纳入各种威权导向与背景的组织之中，强调集体威权的核心，形成管理的组织化网络。微政治的出现使得普通个人真正第一次脱离束缚、发现自我、登上社会政治的舞台。参与网络平台，个体——尤其是年轻群体——接触新知，开启心智；参加兴趣群体，分享经验教训；追逐潮流，崇尚休闲舒适。网络一代以自我、个性化为标志，不屑权威与组织的集体化生活，构成对传统权威认同上的沉重消解。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日渐揉合，政治与娱乐趋于模糊的微政治时代，威权政治要在生活政治中展现亲和与活力的一面，方能赢得未来一代的信心与支持。近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通过新浪微博回应上海市民反映的问题，便是威权治理在民众中的赚分之举。
（四）社会具体利益诉求对宏观政治体制的冲击
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微政治时代后，政治问题逐渐演化、集中并表现为社会问题，且为社会的具体问题。在国内，近年的群体性事件有日渐增多的趋势。观察这些事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抗争性事件矛头指向的焦点，绝大多数是群体具体的利益问题，而且不少是日常事务的利益问题。这与微政治时代西方发达国家有相似之处。不过，仔细分析这些具体的利益问题，又会发现利益问题的背后仍是宏大的政治问题，或者说，仍是政治体制完善程度的问题，这又是国际比较视角的不同之处。比如近年来频频爆发的拆迁问题，凸显了政治权力运行结构和运行机制上的问题。要避免社会具体利益诉求问题的政治化倾向，根本在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合理配置权力结构，增强权力的透明度，并加强对权力的全方位监督。
（五）政治亚文化盛行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以媒介传播为动力的微政治时代，社会结构、家庭关系、个人生活方式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一变化下，社会快速分层并逐渐固化，以兴趣为节点的群体组合不断增多，社会亚群体也逐渐形成。同时，以亚群体结合形成的亚文化，诸如年轻人文化、族群文化等日趋多元。人们的价值观念、认同机制、家庭情感、个体心理、生活方式选择、自我实现等呈现多样、多元的流变趋向，整个社会的性态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重振意识形态的领导之力，既要体察关切于当下社会思潮的种种流变，也得重视从亚文化中提取意识形态的营养元素，充补意识形态的守旧内容，这样，才能活化意识形态，赢取民心，而不是将亚文化视为对立面予以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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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牟春野）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Ｂａｓｉｃ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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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交际教学中认知语境的内化作用 篇10
一、认知语境与言语交际
语境的发展经历了由静态到动态的演变发展过程,即语言层面语境(语言语境),客观物质世界层面语境(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认知层面语境(认知语境)。一般认为,认知语境概念最早出现在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Sperber和Wilson认为:“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是听者关于世界假设的子集……人们说不同的语言,掌握了不同的概念,因此,人们能够建构不同的心理表征并作出不同的推理。”认知语境是人们在经验、认识基础之上通过人脑理解对某一概念的心理认知构造网络,是语言层面语境与客观物质世界层面语境的抽象化形式。言语交际是发生在说者和听者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而语境是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存在于双方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是各自正确理解话语的前提。理解每一个话语所需要的语境前提是不同的,因此,在交际过程中,听者获得信息并及时作出反应的过程即是听者建构每一个话语认知语境的过程。语言、情景和文化语境通过人脑完成认知化模式形成语言认知语境、情景认知语境和文化认知语境,这一认知化过程完成了语境由静态到动态的转变,也提出了一个完全适合口语交际语境选择的认知化语境模式。交际中,语境作为一个变量存在,不同的话语蕴含于不同的语境之中,有时相同的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会表达不同的含义。交际双方能够在最佳关联的状态下进行交流,首要的前提是双方能够享有一个共同的认知语境。
二、认知语境功能在言语交际中的建构
认知语境功能是在话语这种即时性的认知活动中对交际双方传递信息,了解话语背景活动所体现出的作用。认知语境在交际口语中的功能体现为对语调应答的调节功能、预设推理功能和互为显映功能。
交际者进行语言交际时,要对信息进行编码、发送、传递、接收和解码,语调具有传递信息的作用。交际双方用话语情境中的语境预设对传达不同信息模式的语调进行大脑内部的加工处理,从而获取不同的应答方案。相同的句子在不同的语境认知下会体现不同的话语意义。如交际双方谈论Jim的比赛状况:
A:Have you heard the athletic meeting is taking in our school?
B:Jim is the discus player.
A:Jim lost the game yesterday.(↘降调,表示Jim已经输了比赛)(↗声调,表示对lost结果的怀疑)
交际者B通过对A语调的理解可能有多种应答选择,如降调可选:I’m sorry to hear that Jim is the best discus player in our school./That’s in my mind!He’s not strong enough./I guess he lost his game,because I saw him so blue yesterday.而升调则可选择No,he won./That is the news in the air./I do think Jim lost it…
语境是语言交际双方共同的前提。动态言语交际时,除了交际双方静态信息的互明外还需要语境预设和推理。交际中的语境不是听话人在话语理解之前预先确定的,而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情景对话中的话语理解涉及听话人对语境假设的不断选择、调整与顺应。在言语交际训练中,同话题语境脚本的设计是较为重要的环节。以Robert Abelson设计的餐馆脚本为例,从大方面看,[RESTAURANT]脚本被分为四个场景,即步入(entering)、点菜(ordering)、用餐(eating)和离开(exiting)。在此,以前两个场景为例,第一个步入场景的发生是以一系列条件为前提的,条件如:Entry conditions:S is hungry/S has money/S has a dating.Roles:customer,waiter,cook,cash ier,owner.Props:tables,menu,food,bill,money.当这些条件满足后才能进行下一个场景的内容。第二步点餐有三种可能的状态可以假设,或者桌上放着一本菜单,或者侍者把菜单传过来,或者顾客示意侍者把菜单传过来。这三种不同的状态为事件的发展提供了三条不同的预设脉络,但最终顾客拿到菜单将自己的选择告诉侍者,侍者走进厨房告诉厨师。之后事件的发展又有两个途径的假设,或者厨师开始烹饪,或者厨师告诉侍者顾客点的菜当日没有。交际双方对不同语境的预设和推理建立于交际双方头脑中认知信息的共享之中,交际者头脑中认知信息量越大,交际过程越顺利,推理所得到的信息越准确。
为了能够描述交际时的认知状态,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互为显映”的概念。由于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同和认知能力的差异,交际者各自所建立的“心理表征”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交际中,言语交流者的认知环境是由一系列可显映的事实或假设构成的集合。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所运用的认知语境是认知环境中互为显映的部分。当两个人的认知环境中显映的事实或假设相同时,便产生认知环境的重叠,这种交叉或重叠的部分便构成交际双方共同的认知环境,在这样一个共同的认知环境中,每一个假设都是互为显映的。因此,同语境中认知信息存储量大的交际者在交际中能够较认知信息量小的交际者更容易进行交流。
三、认知语境在言语交际教学中的内化作用
认知是一种人脑的内化过程,认知语境是人脑在语言使用过程中通过情境变化对所用语言的文化及情景进行不断变换选择的过程,当语言交际者具备相同的语境认知时,交际者之间能够达到最佳关联的交际状态,反之便会使交际无法进行或发生歧义。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口语对话训练是每个单元的必备训练,然而在检验的过程中学生背对话的情况很多,当选两个没有预先准备对话的学习者进行口语交谈的时候,双方常因没有提前准备而无法进行交流,当一方阐述自己的观点或提问时也得不到相应的回答。因此,认知语境模式在学生头脑中的内化作用很重要。正确语音语调的学习能够提高语言使用的效度,有助于语言的理解和使用。同一脚本不同场景交际内容的预设推理训练拓展了言语使用者的场景认知域,有利于交际者灵活运用语言交流。如上例餐馆场景,可以引导学习者将特定的言语交谈环境中可能出现的场景预设出来,以分组讨论或个人观点展示的形式阐释推理出的内容,在推理的过程中查找所要用到的词汇、短语、句子及所用的俚语或文化方面的信息。尽管言语交际者不可能预测出所有的交际场景,但新信息的存储能够拓宽交际者头脑中的认知共享域,使交际双方享有同一个认知语境,推动交际顺利进行。因此,教师对学生进行口语训练时,需摸索出能够引导学生识别对话语境、辨别场景分布、预设对话情境、推理对话内容的教学模式。当一个对话情景出现时,学习者能够通过头脑中的认知语境共享进行口语交际,这种能力应该是语言学习者应该具备的能力而不单纯依靠逐字逐句的简单输入进行言语交流。
四、结语
言语交际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罗列,它需要认知语境的参与作用。言语交际教学中,认知语境的参与有助于学习者有效地调节、应对交际中出现的场景变换,顺利流畅地进行口语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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