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感分析的留守儿童论文

关键词： 问卷 亲子 儿童 留守

引言：本文主要以留守儿童在文化教育、心理健康、社会影响等相关内容为调查和分析的出发点，总结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提出在留守儿童中存在的突出的教育和心理问题以及形成的一些社会问题，分析这些教育和心理问题、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探讨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一些措施和方法，力争引起社会有关部门的重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安全感分析的留守儿童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安全感分析的留守儿童论文 篇1：

亲子沟通对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感的影响研究

摘要：文章利用马斯洛的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S-1）及自编问卷对留守儿童的安全感进行测试，旨在研究亲子沟通对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感的影响，得出以下结果：留守儿童的安全感在性别、年龄、留守时间等变量差异不显著；留守儿童的安全感与亲子沟通频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亲子沟通越频繁，留守儿童的安全感就越好；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感在亲子沟通方式上存在显著性的差别（P<0.05），正面积极的亲子沟通有利于留守儿童安全感的发展。因此认为亲子分离后，亲子沟通的频率与方式显著影响着留守儿童安全感的发展。

关键词：亲子沟通；留守儿童；安全感

一、问题的提出

留守儿童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出现。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留守儿童数量不断增加，教育问题日益严重，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这其中包括了发展新产业、建设新村镇、构筑新设施、培育新农民、树立新风尚等的丰富内涵。离开了农民，新农村就无从谈起，提高农民素质，造就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谓培育新农民，就是要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讲文明”的新型农民，今天的留守儿童是明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关注留守儿童的今天就是关注新农村建设的未来。

安全感是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化研究理论认为，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最持久、最核心的一种家庭关系。这种关系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行为、心理健康、人格与智力发展，儿童与父母的相互作用和情感关系将会影响到儿童将来对社会关系的期望与反应，良好的亲子关系能为儿童的顺利社会化和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抚慰感。因为父母常年在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相对疏远，亲子关系发生了消极变化，这无疑会对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产生不良影响。

二、概念的界定

第一，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界定的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或经商而留守在家，由祖父母或其他亲人代为抚养的小于16岁的孩子。本文调查的留守儿童主要处于8岁-16岁的年龄阶段。

第二，亲子沟通。亲子沟通指的是父母与子女彼此之间相互分享情感、交流意见及表达需求的行为。亲子沟通的质量、状况、方式将会影响到儿童自我概念的建立道德判断的形成，以及儿童的学业成绩、心理问题。亲子沟通技巧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开放式沟通：亲子之间积极正向的沟通技巧，例如，倾听、尊重、同理、支持等。二是问题式沟通：亲子之间不能分享彼此的情感，多运用副向的沟通技巧，例如，批评、束缚、不支持对方的沟通方式。研究表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良好沟通有利于孩子心理发展的需要及良性亲子互动模式的建立，在亲子沟通中得到父母支持的孩子有更好的自我认同感及心理安全感，而与父母沟通不良的孩子更容易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

第三，安全感。安全感（Security）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最早见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研究。安全感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处置时的有力／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湖南岳阳、娄底、郴州、湘西四地的农村留守儿童为研究样本，共发放问卷480份，回收有效问卷456份，其中男孩260人，占57%，女孩196人，占43%；初中生214人，占47%，小学生242人，占53%，单亲家庭占8%，双亲家庭占92%；32.6%的留守儿童与母亲生活在一起，15.3%的留守儿童与父亲生活在一起，48.7%的留守儿童与祖辈生活，3.4%的留守儿童寄养在亲朋家中；父母外出务工时间“一年以内”的有79人占17.3%，“两年至三年”的有73人，占16.1%，“三年以上”的有304人，66.6%。

本研究采用的问卷是自编一般情况问卷和马斯洛的安全感一不安全感问卷（S-1），自编问卷用以了解留守儿童亲子沟通的方式、频率、内容，以及包括性别、年龄、留守时间、留守类型等基本资料；安全感一不安全感问卷（S-I）包括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包括25个项目，共75个项目，大约10分钟完成。量表采用三级评分，即“是”、“否”、“不清楚”。对结果数据运行用SPSSl3．0统计软件包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安全感在性别这一变量上差异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P=0．334），表现为男孩和女孩的安全感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从年龄来看，小学生安全感稍差，初中生较好，但是差异不显著；留守儿童安全感在留守时间这一变量上差异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P=0．941），表现为留守儿童的安全感水平和留守时间长短没有显著性差异；留守儿童的留守方式这一变晕上差异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P=0．005），与母亲（父亲）生活在一起的留守儿童安全感水平最高，其次是和祖辈生活，被寄养在亲朋家的留守儿童安全感水平最低。

那么，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的安全感的影响情况如何呢？结果如下。

我们将亲子沟通频率与留守儿童的安全感交互分类，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留守儿童的安全感在亲子沟通频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亲子沟通越频繁，留守儿童的安全感就越好。“经常”进行亲子沟通的留守儿童有足够的安全感，“偶尔”进行亲子沟通得到双亲关注少的孩子的安全感明显的要差，，“很少”进行亲子沟通的留守儿童则有一部分有严重的不安全感，这显然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在“有严重不安全”这一项，“经常”进行亲子沟通的留守儿童比例为7.14%，“偶尔”进行亲子沟通的留守儿童比例为33.26%，“很少”进行亲子沟通的留守儿童比例为18.17%。

我们将亲子沟通方式与留守儿童的安全感交互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数据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感在亲子沟通方式上存在显著性的差别（P<0.05），正面积极的亲子沟通有利于留守儿童安全感的发展。开放式的亲子沟通方式中，有56.7%的留守儿童有正常的安全感，而在问题式沟通方式中，“有正常安全感”的留守儿童只有15.1%。“有严重不安全感”的留守儿童在问题式亲子沟通方式中的比例占18%。積极有效的亲子沟通，可以达到彼此理解的效果，有利于建立融洽和谐的亲子关系，有利于儿童心理健康及安全感的发展。亲子沟通不畅导致父母和孩子之间不能相互理解和信赖，因而会给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障碍。

五、对策思考

马斯洛认为，安全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被看作是心理健康的同义词。有了安全感才能有自信，有自尊，才能与他人建立信任的人际关系，即基本人际信任，才能积极地发掘自身的潜力，才能有人性及价值的较充分的实现。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个体的安全感是这样产生的：父母（尤其母亲）是儿童成长过程中重要的客体，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如果能够给与孩子足够的爱，持续的、稳定的、持之以恒、前后一致的、合理的爱，孩子就会体验的安全感，并延伸出对与他人及世界的信任，并且感觉到自尊、自信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确定感和可控制感。

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存在，其亲子之间的沟通更多地具有时间上的长期间断性、空间上的远距离性、沟通的非面对面性等特点，父母无法给子足够的爱，持续的、稳定的、持之以恒、合理的爱，是造成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感发展障碍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父母正确认识角色规范。父母作为承担子女养育责任的社会成员，除了保证孩子所需的物质条件之外，还要给与孩子教育、亲情与心理上的安全感。留守儿童父母更多地考虑到孩子物质上的满足，而对孩子的精神需求则重视不够。父母要转变自身的教育观念，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增进亲子沟通与交流、促进亲子之间的理解与信任。良好的亲子沟通是一种无法代替的教育资源，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是将来他们踏入社会，影响其终身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父母可以通过打电话、写信等方式经常与子女进行情感交流和亲子互动，倾听子女的心声，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积极鼓励他们的点滴进步，真正关心子女的成长，使他们能够充分感受到父母的爱。

第二，改变家长外出的方式。我们从调查中发现，如果父母双双外出，则对子女的行为发展影响较大，但是如果父母由一方在家，则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在各方面都相对要小一些。因此，我们建议，父母外出务工时，最好留一个在家监护孩子的学习与生活情况，保持家庭教育与影响的存在与完整。而且，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在小学阶段母亲最好不要外出，在初中阶段父亲最好不要外出。如果一定要外出，就要加强亲子沟通。

第三，强化社会支持。良好的亲子关系状况是儿童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留守儿童家庭亲子之间的互动几乎成了一种次级群体的交往模式，而且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又不能很好地起到监护的作用，这时社会支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此建立一个以基层政府、学校、社区、家庭、邻里为中心的留守儿童的监护体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支持因素，各方面形成合力，才能帮助他们成为健康的人。

參考文献：

1、卢会醒,张晓雪.中学单亲家庭子女安全感相关问题的研究[J].时代教育,2008(7).

2、李骊.友谊质量、师生关系对初中农村儿童心理安全感的影响[J].文教资料,2008(5).

3、曹中平,杨元花.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安全感发展的影响研究[J].教育测量与评价,2008(7).

4、房超,方晓义.父母－青少年亲子沟通的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3(1).

5、雷雳等.亲子关系与亲子沟通[J].教育研究,2001(6).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课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亲子关系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行为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课题编号（09C1074）。

（作者单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李翠英

安全感分析的留守儿童论文 篇2：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

引言：本文主要以留守儿童在文化教育、心理健康、社会影响等相关内容为调查和分析的出发点，总结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提出在留守儿童中存在的突出的教育和心理问题以及形成的一些社会问题，分析这些教育和心理问题、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探讨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一些措施和方法，力争引起社会有关部门的重视。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基本情况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达到6000多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农村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四川、河南、安徽、云南、广东、湖南等劳务输出大省。县内跨乡流动的儿童占全国流动儿童的比例最高，跨省流动儿童占全省第二。农村留守学龄儿童义务教育良好，部分中西部省份留守儿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差，流动儿童最多的省份是广东，占全国的12.13%，规模大434万。调查显示，46.74%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这些孩子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占32.67%。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占所有留守儿童的3.37%，高达205.7万。

二、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

1.农村留守儿童的日常行为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回家，对孩子的监管不到位，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存在很多的不良行为习惯。主要表现为：说谎，在家欺骗爷爷奶奶，在学校欺骗老师同学，经常为完成不了作业或者上学迟到早退找借口。内心自闭，脾气大，难管教，经常和长辈顶撞或沉默不语，我行我素。对老师的教导不以为然，屡教不改，学习成绩差。

2.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问题

由于在外打工的父母不能及时和留守儿童进行沟通，无法对孩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进行引导和帮助，留守儿童极易在成长过程中产生思想认识扭曲，价值观偏离，心理发展异常。他们内心冷漠，不易被感化，害怕遭受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有的人甚至会走上犯罪道路。由于父母榜样作用的缺失，留守儿童的道德问题比其他孩子多。

3.农村留守儿童的性格、心理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存在很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波动性大，孤独感强烈，性格内向，喜欢独来独往，生性敏感多疑等特征。主要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缺少亲情关爱、缺少沟通对象、没有安全感、爷爷奶奶监管方式不当学校教育不当和社会关爱程度不够等多重因素交织所引起的。

三、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方法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当今社会状况下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一项复杂的问题，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界多方面的积极配合，充分发挥互补功效，统筹兼顾，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一）家庭方面

1.要充分发挥家长的监护作用和引导作用

进一步强化家长的监护责任，让留守儿童的亲情不能缺失。留守儿童的家长及临时监护人应切实承担起监护孩子的责任和义务，外出有能力的家长可以带上孩子跟随自己读书生活，如果条件不允许，家长一方最好在家一起生活。需要通过爱心教育，召回家长的亲情，督促外出务工人员时常回家看看子女，通过写信、打电话等方式多与子女联系和沟通，让留守儿童的亲情不能缺失。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应该以身作则，正确对其人格进行引导教育。对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行正确的引导。

2.家庭要加强和子女的沟通和联络

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在满足其子女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还要多关心他们的精神成长。父母应该定期回家看望孩子，实现他们的一些愿望，或者定期打电话和写信了解他们的成长状况和生活点滴。平时，他们需要多关心留守儿童在家庭和学校的表现，关心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和身体发育情况，多和女子进行朋友式的平等交流。同时，留守儿童的父母也要及时和学校、老师进行沟通，多关心老师和同学对其子女的评价，从而找到更多更好的教育留守儿童的渠道，学校也应该积极建立起父母和老师关爱留守儿童的桥梁。

（二）学校方面

1.加强农村寄宿学校的投入和建设力度

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加强农村寄宿学校的建设，不断改善农村中小学生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温暖舒适的学习环境，是维护进城打工的农民父母的权益的最温暖的举措。这需要充分发挥学校和老师的管理职能和教育职能，从而满足农村留守儿童的寄宿需要。同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增加当地的教育资源，发展多元化教学理念，加之学校老师的正确教学和指导，采取正确的措施帮助他们，一定能提高留守儿童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使他们的素质得到全面的发展。

2.老师应该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教育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老师应该更加重视。老师应该增强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主动承担起家长或者监护人的部分义务。学校应该开设心理健康课，专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常见心理问题进行讲解。针对留守儿童的品的行为偏差和心理问题，定期开展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正工作。留守儿童普遍存在胆小孤僻、性格怪异、敏感不安等情况，老师们应该利用平时教学之便，秉承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之职，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心理教育。通过这些举措，使留守儿童树立生活的信心，打开心扉，放下对其他同学的芥蒂，适应集体生活，健康地成长。

（三）社會方面

1.加强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度，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目前，社会各界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注度不够是导致农村留守儿童一系列问题的客观原因之一，因此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亟需加强。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主导地位，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管理机制。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纳入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三农”政策，将教育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向农村倾斜。留守儿童较之普通儿童只是由于生活环境中约束因素、沟通与指导因素的缺失，而具有一种被周围不良环境影响的更高的可能性。为此，应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加强农村经济文化建设

我国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父母外出打工，不在身边照顾。解决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主要是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城乡差距大。因此，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加强农村经济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缩小城乡差距。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优化农业产业化结构；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自主创业的认识，加大对农民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的补贴力度和资金扶持力度。同时，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加强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

（作者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作者：张莹

安全感分析的留守儿童论文 篇3：

印度英文报纸对中国灾难性事件报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摘 要：本文以批判性话语为理论视角，就2013年至2016年间印度三大主流英文报纸（《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和《印度斯坦时报》）对中国灾难性事件的报道进行分析，并通过探究报道中涉及言语过程的文本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分析新闻报道者是如何选择和运用语言来传达对中国的态度。分析结果表明，这三大报纸主要围绕事件本身，对中国政府的处理方式、受灾者的感受等方面进行报道，体现了他们对受灾人群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对自然灾害的报道。但与此同时，这些报道中所选择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却处处表达出他们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和怀疑，在人为灾难，特别是政治层面的报道中尤为突出。

关键词：批判性话语分析 印度主流英文报纸 言语过程 意识形态 态度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始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直接参与社会实践，构成社会关系，因此，语言学家要关注语言的社会功能，对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1989年，Fairclough的著作《语言与权力》[1]出版，标志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正式诞生。Fairclough把语言分析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聚焦的是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2]。（Clark & Ivanic，1997）

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目的是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3]（辛斌，2000）。其理论方法主要建立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Halliday（2000）认为通过及物性系统可以表达语篇作者对事件的态度、立场以及写作意图。因此，及物性分析为读者提供了透过语篇的表面意义去寻求语篇背后隐藏的态度和意识形态意义的思路和方法[4]。戴炜华（2002）认为作者选择何种过程，何种功能成分，选择何种体现这些功能的语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想观点和意识形态[5]。

历经四五十年，批评性语言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中国，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来分析各种文本，比如说广告，演讲，政治性新闻等等，却少有分析灾难性新闻，更不用说分析印度英文报纸。

二、新闻报道

人们普遍认为新闻报道是对事件的真实客观的描述，但是新闻报道从来就不是绝对客观公正的。Fowler（1991）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实践，新闻报道是社会和政治的产物[6]。也就是说，所有的新闻都是基于某个特定的视角来进行报道的，报道呈现的方式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相关。英語新闻主导着世界舆论，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许多英语新闻语篇表面上真实客观，实际上却表达各种意识形态，影响着读者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感情，语篇的整体结构和其中运用的语言形式是发话人在其交际目的和意识形态倾向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从整个语言体系中作出选择的结果。因此，报道者是根据需要来决定在某个事件上选择听谁的声音来进行报道的。如果报道者频繁地引用某个机构或某个人的声音，那肯定就传达了一定的态度和意识形态。正如辛斌所说：“某一语言结构孤立来看也许并不带有任何社会意义，然而一旦它频繁地出现于特定语篇和语境中或者当它与其他结构相结合时，便可能产生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3]（辛斌，2000：45）

三、三大英文报纸对中国灾难性事件报道的评析

本文选取了2013至2016年期间《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和《印度斯坦时报》这三家主流英文报纸对发生在中国或与中国相关的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共11篇。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件（地震，龙卷风）、暴力事件（新疆暴力事件）和人为灾难事件（输油管道爆炸）。

“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记述人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是怎么说这些话的。”[7]（辛斌，1998：9）这就涉及到Halliday及物性分析中的言语过程，言语过程在新闻报道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新闻报道就是关于谁说了什么，通常情况下，领导人、权威机构和专家的观点非常重要。通过引用别人的话语，报道者试图让他们的报道看起来很客观，尽管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会有意识无意识地镶嵌在报道里面。在分析新闻报道时，常常使用的是John Austin and John Searl的《言语行为理论》，通过分析新闻报道中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就可以洞察到报道反映的是谁的声音以及报道者所持的观点。本文就报道中的言语过程进行分析，以此来解读在这些报道中报道者所传达的观点以及所包含的意识形态。

（1）新闻事件一：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7.0级地震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印度教徒报》中，言语过程占38.46%。10个句子中，有4个句子的言语者是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分别是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日报，官员和新华社，前两个说，灾难是毁灭性的，因为受灾的人群是孩子和老人，他们在处理灾难时几乎没有任何帮助，这里使用了“with little help”，然后说那个村子有160个留守儿童，都是间接引语。鉴于前文报道者用了大量的篇幅讲了中国因为户籍制度而产生了很多留守儿童，间接引用中国媒体报道和中国日报的话，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抨击中国制度所带来的弊病，让老小无所依；后两个主要说救援的力量和难度，从侧面强调了受灾老小的无助。有4个的言语者是普通人，幸免于难的村民和灾区的老师，这个9个月大孩子的妈妈说：如果地震发生的时候，家里有男人，那么更多的人会被救甚至都不会受伤（直接引语）。她又描述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为救她2岁大的弟弟而受到重伤（间接引语），最后说：如果父母在家的话，这些孩子本不应该遭受这些痛苦的（直接引语），这里使用了“suffer the pain”；灾区老师说有一些留守儿童得自己处理地震后的事。这4个句子进一步说明了灾区留守儿童的困境，那最终也是要抨击中国的户籍制度的。还有2个无言语者的句子，出处都令人怀疑，就不再分析。

《印度斯坦时报》的这篇报道主要讲救援，但当仔细分析这13个占总数的37.14%的言语过程的句子时，却发现报道者悄悄的表达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先看权威机构，只引用了3处，分别是中国地震局和中国红十字会，说了伤亡情况和派遣了救援团队。这篇关于救援的报道只引用了3个官方的话语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谁在救援？是国家政府和军队。而他们的声音比起10个普通民众的声音，却那么的微不足道。再来分析这10个群众的声音，一个受灾群众说：我们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捐赠（直接引语），但后来又说：这个时候，我们也只有一个自制的帐篷和从自己公寓里找到的一点食物（直接引语），读者就会产生疑问“那捐赠去哪里了？”一个20岁的大学生（祖父在地震中死亡）说：我们在短时期内失去了所有（直接引语），又说希望（政府）做出更大的努力让他们社区房子变得更抗震（间接引语），最后说：国家领导可能真的想要帮助我们，但是到下边的官员不执行（直接引语）。很清楚地表达了对政府的不信任，当然报道者也是借他之口来暗示中国政治体系存在的问题。接着引用的是70岁的油菜籽农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被夷为平地（直接引语），8头猪也被压死（间接引语），最后说：这是她这辈子听到过的最恐怖的声音，用了“the scariest”这个词，表达了农民失去家失去仅有的财产，内心极度害怕的那种不安全感。最后引用的这个受灾群众，妻儿得救让他松了一口气，但是60岁的父亲和其他亲人联系不上让他很担忧（间接引语），用了“worried”和“unreachable”来描述他的担心。综上所述，不管是群众的不信任，还是没有安全感，还是担忧，原因都是指向中国政府的体制和处理灾难的能力。

在《印度时报》的12个言语过程的句子中，有3个来自微博用户的声音，一个用户写道：周围都是山，很容易引起塌方，非常危险（直接引语）；接着写到：坚持住，雅安（直接引语）。另一个用户说他们在周边城市也感觉到了地震。另9个都来自权威人士或权威机构，言语者有官员，地震局，电视台，新华社政府官网，有提到伤亡情况，救援情况和对地震的描述，还有受灾群众的状态，比如四川官方网站上说城市居民跑到街上躲避地震，打着电话，哭着，用“crying”这个词突出人们当时惊慌，失态；另一个引起关注的地方是新华社说，在2008年地震中，省政府因为87000人失踪或死亡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次，省政府迅速组织救援，国家主席习近平命令全力援救使伤亡最小化（间接引语）。综上，从言语过程很难看出报道者态度，当然，文章的后半部分回顾2008年的地震，提到了学校房子的质量问题，提及建设过程存在贪污，也是映射了中国政府机制的漏洞。

（2）新闻事件二：2014年7月28日新疆恐怖袭击

《印度教徒报》上这篇报道和所有其他事件的报道都有所不同，突出特点就是在这10个言语过程的句子里，所引用的内容大多数都掺杂着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再者，这10个句子的言语者全部是未标明具体出处的权威人士和权威机构。比如说地区政府说有59人是被警察射击倒下的，“gunned down by police”这个用直接引语，这个句子显然是报道者有意为之，故意诋毁警察的。政府通常是不会自毁形象的。权威人士说此次袭击的策划者与东突恐怖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the mastermind”和“had close connections”用的直接引语，这里暗示报道者并不赞同这个说法，怀疑其真实性。官员说：策划者从2013年使用音频和视频材料传播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直接引语）。以此发展恐怖主义成员并成为这个组织的头目（直接引语）。这两处直接引语同样表明报道者不信任这样的说法，在整个报道中，报道者自己从未使用过恐怖主义这个词，也就是对这次事件的定性持有不同的意见。最后官员说他们已经射杀了9个有嫌疑的恐怖主义者，“suspected terrorists”用的是直接引语，可能有两层含义，第一，报道者不相信这9个人有嫌疑，第二，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有嫌疑就可以射杀吗？不用找到证据后定罪吗？综上所述，报道者在报道中大量掺杂了个人、报社和国家的意识或态度，质疑中国对此次事件的定性和此过程的处理方式。

在《印度斯坦时报》中，言语者分为两个群体，一个代表官方，一个代表海外维吾尔族维权团体。官方说，18个参加袭击的人已经向警察自首（间接引语），后来说这18个人中大多数是普通人，用了“ordinary people”（直接引语）这个词，他们有一些是被教唆和强迫参与了袭击，根本不知道为何袭击，使用了 “instigated”和“coerced”这两个词。而海外维吾尔族维权团体则说警察杀了那些抗议者，他们只不过抗议权威机构在穆斯林斋月中实行了严厉的镇压行为（间接引语），这句话前使用了“However”，从这个角度看，报道者好像更倾向于相信后者说的话，再联系前边的普通人似乎更能确定报道者的态度。这个观点显然与中国官方背道而驰，中国把这次袭击定性为恐怖袭击。

《印度時报》的这篇报道，言语过程的句子占77.78%，同样听到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来自中国官方，另一种声音来自维吾尔族群体，报道者有意识地把两者对立起来了。官方说的是有多少人因此而丧生，有多少人被判刑，也提到新华社说警察打死了59个袭击者，报道者的意图在《印度教徒报》那篇文章中分析过，不再重复。驻美维吾尔族协会，与上文《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相同，也是说警察射杀抗议者，多了一点，被杀人数20人。这句话中也用了“however”这个词，表明报道者并不相信中国官方说法。最后一个言语过程的句子是一个对比，中国权威人士说他们在跟这个地区的分裂主义恐怖分子做斗争，而维吾尔族团体（这个说法本身也是有歧义的，是所有的维吾尔族，还是海外的维吾尔族，还是分裂主义的维吾尔族）却说中国权威机构在压制他们的地区及文化，并且暴力镇压那些表达他们不满的维吾尔族。这个句子也是间接引语，明显地糅合了报道者的观点，而且后半句有“but”这个词，再加上使用了“suppressed”“violently cracked down”和“discontent”这些词，报道者的立场是显然的，当然，不是说报道者站在了支持分裂主义者的立场上，而是说站在了不信任中国政府的立场上，这当然也符合报道者贬低他国的意识和态度。

（3）新闻事件三：2015年8月12日天津大爆炸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印度教徒报》的这篇报告的12个言语者中，有4个是权威人士，“国家媒体“出现两次，另外一个是天津消防部的负责人，动词用的是“报道”“国家媒体”所报道的内容是：救出一个幸存者。与前文提到的死亡85人，720人受伤，失踪的人数未知形成强烈的对比，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伤亡如此巨大，救援如此的不力。但对那720个受伤人员如何营救出来的却只字不提，而且用间接引语，就说明报道者有意为之。后两个句子，前句说“国家媒体”报道警力行动尚未作出决定，这预示着死亡人数在上升。后半句比较令人生疑，是谁暗示，肯定不是“国家媒体”，这无疑是报道者自己的声音，意指因为政府的不作为才导致死亡人数的上升。最后天津消防部负责人说爆炸是增援力量到来后才发生的，这与后文提到了因为水才引起有毒化学物质的爆炸，而消防队指挥官让消防队员灭火安排了伏笔，暗示了指挥不当，造成更大的危害，造成了消防人员的无辜死亡。最后负责人说逃离不可能，尽可能的营救那些失踪人员，这次是直接引语，有一定的可信度，也是整篇文章中唯一有正面说救援的地方。另外8个言语者都是普通人，有失踪消防员的亲人，受伤者和医生，以及附近居民。用的動词是“说”“回忆说”，多数用的直接引语，反映了家属没有消息的茫然和担忧。受伤者的可怕经历，爆炸的毁灭性，附近居民的担忧和无助，间接引语的句子只有两个，医生说受伤者的生还是个奇迹，但是这是因为他被自己的同志盖住了的缘故，暗示着压在上面的同志已经死去，给人一种很不好的感觉。附近的居民误认为是空袭，所以引起的恐慌可想而知。综上所述，这篇报道中所有的言语过程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普通人的痛，政府的不力。总而言之，这些看似客观的报道，其实处处都隐藏着报道者的意识，那就是有意或无意地贬低他国。

在《印度斯坦时报》中，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是中国的权威机构或权威人士说了什么报道了什么，涉及到伤亡人数，爆炸相关情况，救援情况等方方面面，几乎都是放在句首，强调的是说话人的身份，全部是间接引语。看似非常客观，实则让人觉得有一种距离感，让人留下“真是这样吗？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样的疑问，不太真实的感觉，当然也反映了报道者的态度，站在看客的立场上看待这场爆炸。

在《印度时报》中，言语过程占50%，言语者分别是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国家媒体，官员，天津政府，中国日报，北京新闻，新华社，国家主席等），第三方（路透社目击者）和普通老百姓（附件居民）。统计后发现，引用权威机构的话，目的主要是把事故和所造成的伤亡提出来，涉及到救援的时候主要说到救援的难度大，已经造成救援方的损失。这样安排的目的当然不是突出中国政府在积极地解决此次危机，相反，给人感觉是官方束手无策。权威人士引用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所使用的动词与前面那些“说”“告诉”“报道”那些中性词都不一样，而是用了“demanded”这个动词，命令“要全力营救和医治受伤人员，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里用的直接引语，但紧跟的后一句又说，习主席说，要严惩那些事故责任人，这次是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混搭在一起，渗入了报道者的态度，塑造了一个威严的国家主席的形象。而这个时候，大火还没有扑灭，救援也无从下手，显然与这个形象是不搭的。反观第三方，路透社的目击者，有描述事故所引起的惨状的细节，车房集装箱被毁，看上去很真实；第二次描述的是医院有警察把守，很奇怪，警察在医院干什么？给读者留下很多的想象。而附近居民，有的以为是地震，有的以为是原子弹爆炸，再搭配上报道者选择的词“一个慌乱的声音”，更凸显出普通老百姓的害怕和缺乏安全感。安全感来自哪儿？当然是中国政府。

（4）新闻事件四：2016年6月23日江苏龙卷风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印度教徒报》中，言语过程占了41.94%。13个句子中，有9个言语者是权威人士或权威机构，分别是：省长、新华社、江苏省救援总队和中央电视台。几乎都是间接引语，主要围绕着受灾情况、伤亡人数和救援力量等方面进行报道，选用中性词，列举具体的数字，突出受灾情况严重。再看其他言语者，两个受灾的群众，一个家人都死了，一个房屋已经倒塌，都是直接引语，其中“I can’t bear it”（我实在无法忍受）和“It was like the end of the world”（好像是世界末日）这两句话更是突出自然灾害的可怕。

《印度斯坦时报》的这篇报道，全部言语者都是普通老百姓，如：教师、医生、受灾群众。置于句末的两个直接引语，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在上文《印度教徒报》中提到的家人都死了的受灾群众，用了“scared”这个词来突出当时师生的恐惧，引用的受灾群众的话与上篇报道一字不差，这里不再重复。置于句末的两个间接引语，主要强调身份：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医生。学生们还算幸运，只有2个重伤，5个轻伤。相比之下，医生说的状况就相当严重了，800个伤员中大多数都伤及骨头，有很深的裂伤，特别在头部。

综上所述，这则涉及到自然灾害的新闻报道中，鲜有毁坏中国政府形象的话语，在自然灾害面前，人是多么渺小。

四、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在印度这三大主流英文报纸的报道中，言语过程都占了很大的比例。报道者通过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来表达对中国这些灾难及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传达了报道者的意识，体现了三大报纸对中国灾难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在自然灾害的报道中。但在人为灾难和政治性的灾难事件中，报道者却处处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和质疑，体现他们贬低他国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有一个因素也应该被纳入考虑，那就是这段时间的中印关系。2013年发生了“帐篷事件”，印度媒体大肆渲染，声称中国在向印度施压和示威，他们甚至要求辛格政府进行外交反制；2014年是“中印交流年”；2015年，中印关系被印度媒体称为“深度接触”的一年，在中国举行了“印度旅游年”；2016年在印度举行“中国旅游年”。长期以来，中印关系因为边境问题和贸易逆差等，摩擦不断，但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交流和合作也从未停止过。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新闻媒体人的态度，在报道过程中选择性的倾向从正面还是负面报道中国的这些灾难。另外，由于作者自身也难免会受思想感情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上对新闻报道所进行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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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继鹤　杨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