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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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母亲(精选三篇)

悲剧母亲 篇1

皮贩曾因为被追债而走投无路, 差一点就跳进潭里, 但就是因为对活着的渴望而“总没力气跳”。在无奈和绝望之际, 不得不从他的妻身上打起了主意, 因为儿子是只有一个的, 自然舍不得, 一百元把妻典给李秀才家三五年生养子嗣, 延续香火。皮贩是可悲的, 为了活着, 苟且的活着, 不惜将自己的结发妻子出典, “可是穷了, 我们又不肯死, 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在女人“面前旋了三个圈子”, 羞愧悔恨却对她说不出口, 可见其实他的内心也是无比痛苦的, 但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秀才家是“有吃有剩的人家, 两百多亩田, 经济很宽裕”。即使有着如此殷实的家底, 他仍具悲剧性。秀才曾养过一个孩子, 但后来得病死了。五十多岁, 对于受着封建宗嗣制度熏陶的秀才来说, 他深知“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若自己不能为家族传宗接代, 他不仅使自己更会使自己的家族颜面无存, 这是封建家族决不能容忍的, 所以他不得不为生养子嗣想尽办法。秀才是有经济能力纳妾的, 他也有纳妾的理由:男子年过四十而无子嗣是可以纳妾或是典妻的, 但他还是选择了典一个妻子来替他生儿子。大概他是有点怕妻的, 大娘无缘无故的叫嚣、唠叨, 他从没说过一句重话;也大概他是很爱妻子的, 所以他不再纳妾。当秀才得知女人怀了他的孩子时, 欢喜地吟诵起《关雎》, 更是称有了孩子是比“洞房花烛夜, 金榜题名时”更快乐的事。这其实就显示出秀才在封建传统文化下的渺小。他是可悲的, 但他决不能抗争, 他也没有能力抗争, 在他的家庭, 在他所习得的文化之下, 唯有遵从。他的快乐只不过是终于完成了替家族完成传宗接代的“光荣使命”, 不过是用秋宝来证明了他不会成为封建家族的罪人, 仅此而已。

秀才的妻, 在封建传统文化的重压下, 其悲剧性更加突出。大娘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 任由丈夫来摆弄的怨妇。她可以动辄就训斥秀才“老东西”, 可以向他抱怨不满, 她能阻止秀才纳妾, 但是却又不得不帮着秀才找媒婆物色相当的女人典进家来生孩子。当她看到自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同房时, 她无比痛苦, 却殊不知这都是封建礼教文化所导致的, 她只能通过辱骂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她也是很精明的, 深知母凭子贵的道理, 所以她坚决反对秀才续典或是永远买下她来, 甚至以死相逼:“你要买她, 那先给我药死吧”。大娘, 这样一个封建家庭里的女人, 责任是无比重大的, 她不光对她的丈夫负责, 她更要对他的家族负责, 她有着替家族传宗接代的使命, 大娘自己完不成这个任务, 她就必须找了人来替她完成, 就算有再多的不满和怨气, 自己也不得不忍气吞声。

春宝娘在残酷封建文化的压榨下悲剧至极。她, 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不曾有过, 给她的代号不过就是两个字——女人。她从来就不曾有过做人的尊严, 只是一个无名无姓的“奴隶”。她是皮贩的奴隶, 皮贩迫于生计就将她出了典;她是秀才的奴隶, 秀才典她不过是为了延续香火, 对她好是因为她有了自己的子嗣, 送她的青玉戒指, 也不过因为是要传给秋宝的, 她仅仅只是生育工具;她是大娘的奴隶, 大娘任意羞辱她、嘲讽她, 她甚至连做母亲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秋宝只能唤她作“婶婶”, 却唤大娘作亲娘。春宝娘也总是幻想春宝和秋宝都在她的身边, 不过只化为泡影。在她三年后回家之时, 她是永远的见不了秋宝了, 而此时的春宝也已经不认识她, “简直吓的躲进屋里他父亲那里去了”, 晚上只是“陌生似地睡在她的身边”。

悲剧母亲 篇2

最初我是想将这一部影片定义为“中国古代女性的又一个悲剧”的,但后来想想总觉得不妥,毕竟故事改编自柔石的同名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然该故事发生的年代既非奴隶制社会,亦非封建制社会,而是中华民国年间。再回顾下《神女》和《一江春水向东流》讲述的都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现实社会里女性的悲剧形象,而如果用了“古代”一词,确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故省略之,曰《为奴隶的母亲》——中国女性的又一个悲剧。

影片的故事情节大概分为四幕。第一幕,李秀才一家在当地乃一户大人家,然而太太自得一子夭折后再未有生育,李家族人为此想方设法,只为李氏的香火得以传承,后经乡下一婆婆的推介,识得了嫁给了一穷困农民阿祥,且育有一小孩的阿秀。第二幕,农民阿祥一家三口家徒四壁,其本人又患有严重肺病而无钱医治,先前又债台高筑,催债者频频上门逼迫还钱,“穷使人疯”最终阿祥在婆婆的利益说动下选择了将其妻阿秀按三年期限“典”给了李秀才一家作“生育工具”。第三幕,阿秀被典给了李秀才一家后身份由最初的“上宾客”到后来“沦为奴才”这一“渐变”的过程。最后一幕,在李家当了两年多生育工具的阿秀由于不敌李秀才的太太的“心狠手辣”,最终提前从李家被赶回了原来自己的那个家,结果是丈夫冷落,儿子春宝“不识娘”。

李秀才一家算是地主,而阿祥的一家确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代表。在如此的一个现实的贫富差距里面,金钱与权势永远会使人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也正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有钱使得鬼推磨”和“钱是万能的”得以“淋漓尽致地诠释”——因为有钱,我可以随意买人家的媳妇;因为没钱,我不得不将自个的媳妇“典”出去;因为有势,旁人对你“低三下四”;因为家徒四壁,就连别人家的孩子都看不起你;因为懂的耍心机,你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发言地”;因为你老实,却沦为了人家的奴隶……

这就是那个年间贫者与富者异样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看不惯富者的“势利眼”;看不惯穷者的“自甘堕落”;更看不惯穷苦女人似乎与生俱来的“奴性”。

影片中的女主阿秀,原本是一个秀丽、勤快又能干的贤妻良母,最终落得一个“祥林嫂”般的结局,能不让人慨叹“奴性,毁了一个女人幸福的一生”?

有人说,导致阿秀悲剧形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非仅只有她奴性一方面。

是的,但现实告诉我,恰是她的奴性,造就了她的最后的悲惨命运。

她的奴性体现在哪?

甘愿被“典”。“家里穷,丈夫又患重疾,债台高筑”等这些可以作为选择“被典”的理由?她不是很勤快的么?勤劳不是可以致富的么?若是一个积极主义者,或者说她不屈从于“男权主义”,还甘愿被典吗?孰不知接受“典”成了最终悲剧的起始点。接受“被典”恰是她的一个奴性体现。

心智未开。她既然已经知道自己是“典”到人家作生育工具的,且命运是有意眷顾她的,让她得以在富人家里的头一年就成功诞下了一胎男婴,原本这个时候,隐约意味着她原本穷苦的命运即将要发生转变。可结果呢,一心既念着自己那边的孩子“春宝”,一心又挂着那个虽亦为自己的骨肉,实则不属于自己的“秋宝”,有人说“骨肉情难舍”这是很正常的呀!孰不知正是这种处境认知的缺乏致使“被人算计”,终落败。这种“心智不开”不正是奴性的又一体现?

悲剧母亲 篇3

打工者患上“外遇恐惧”

35岁的石运泰是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石庄村农民,1996年,石运泰和本村的马隆菊结婚,一年后,儿子石英出生,一家人生活清贫而幸福。随着儿子的长大,为了改善妻儿生活,2007年,石运泰随同村的农民张友金一起到广州打工。2008年春节,石运泰和张友金一起回家过年。没想到,回家才三天,他就听说张友金出事了:他捅伤了妻子,被派出所带走了。

原来,张友金在外打工期间,妻子和邻村一个织纱网的小老板好上了,两人还偷偷生了个孩子。张友金听说后和妻子打了起来。

这件事让石运泰心惊肉跳:张友金妻子这么本分的人都能干出这种出格事,自己的媳妇模样周正,又正值盛年,长年独守空房,谁能保证她……自己走后,得找个人盯着点她了。

找谁呢?父母?兄弟?都不合适。想来想去,他觉得只有儿子石英靠得住:这孩子老实听话,从不会撒谎,而且天天和妈妈在一起,情报最准确可靠。

主意拿定,石运泰在返回广州的前一天,以走亲戚的名义把石英带了出来。在路上,他给儿子布置了一个任务:“以后要把妈妈与男人交往的情况记下来,每周六用学校门口老吴商店里的公用电话给我汇报一下。”并要他发誓“绝对保密,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

三年级的学生石英已经懂事,听了爸爸的话,他犹豫着没吱声。石运泰告诉儿子,这样做是为了让他有一个安稳的家。经不住爸爸的循循善诱,石英答应下来,并发誓不让妈妈知道。

第二天,石运泰给了儿子150块钱的电话费,安心地离开了家。

和睦家庭绯闻突起

回广州的第一个周末,石英按约定给石运泰打来电话,报告了妈妈一周的活动情况。见妻子一切正常,石运泰表扬了石英,鼓励他继续留心观察。

3个月后,石英在电话中向爸爸汇报了一个可疑情况:“朱叔叔这两天总到家里来,昨天妈妈和他一起出去,很晚才回来,还喝了酒。”石运泰听了心里咯噔一下。这个“朱叔叔”叫朱一龙,40来岁,做纱网生意的,很有钱,两年前妻子车祸去世了。这朱一龙平时很少和自己家来往,妻子突然跟他在一起干啥?他越想越不对劲,急忙给马隆菊打了电话,问她:“朱一龙上咱家来干啥了?”

马隆菊很纳闷,就问他咋知道的,石运泰推说是张友金给家里打电话,听家里人说的。马隆菊说:“朱一龙有点小事找我帮忙,没什么的。”石运泰追问是什么事,马隆菊支支吾吾就是不说,问紧了,马隆菊烦了:“你累不累呀?长途电话不要钱呀!”说着就把电话挂了。

马隆菊的反常举动更令石运泰坐卧不安,他一再打电话追问,马隆菊火了:“你不相信我是吧?你在广州那花花世界呆着,我怀疑过你吗?我都告诉你没什么事了,以后方便了再告诉你吧!”

妻子的反感让石运泰不敢再问,可他的心悬得更高了。等石英打来电话,他就反复询问朱一龙和马隆菊来往的每一个细节,通话时间竟然长达40分钟!

一周后,石英告诉石运泰一个最新消息:“今天商店里的吴大伯问我,妈妈是不是和朱叔叔好了?还说这事瞒不了他。妈妈这周又和朱叔叔出去两次,有一次是晚上,很晚才回来。”

儿子的“情报”让石运泰如坐针毡,他要求石英留意妈妈的行动,随时向他汇报。两天后,儿子报告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慧玲小姨昨晚来我们家,和妈妈吵了一架,还骂妈妈不要脸,把自己的情人介绍给她。妈妈最后打了她两耳光,两人撕扯了半天呢!”

石运泰一下子毛了。慧玲是马隆菊的表妹,住在邻村。这事连邻村的亲戚都知道了,看来是千真万确了!他一怒之下给妻子打去电话,张口就骂:“不要脸,竟然背着老公偷人!自己贱还不算,还把你表妹介绍给姘头,让人家找上门来跟你算帐了吧!”

马隆菊听了很生气,怒问石运泰从哪儿听说的。石运泰冷笑:“做都做了,还怕人说?如果你没做,慧玲咋会打上门去?”

生性刚烈的马隆菊急了:“是哪个嚼舌头的乱说话不得好死!石运泰,我嫁给你10年了,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我不想解释,我只告诉你,我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说完就把电话挂了,石运泰再怎么打,她也不接。

猜疑后果妻离子亡

石运泰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妻子,只能找弟弟了解情况。接电话的弟妹告诉他:“马隆菊和朱一龙的事千真万确,村里好多人都在议论他们呢!”

第二天,石运泰请假赶回了老家。

见丈夫没打招呼突然回来,马隆菊愣了。还没等她说话,石运泰抬手给了妻子一个耳光:“我在外面挣钱养着你,你却给我戴绿帽子。”马隆菊当时就急了,扑上来扯着石运泰的衣领:“姓石的,你倒是把话说清楚,我怎么给你戴绿帽子了?”两人撕扯半天,什么也没说清。

等闹累了,石运泰让马隆菊向他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马隆菊说:“你知道,慧玲今年都28了,我姨一直托我给她介绍对象,我觉得朱一龙人品、家境都不错,就给他们牵了线。他们俩见了面都还满意,可我姨說一个大姑娘找个二婚的,怕人议论,死活不干。这些天,我就和朱一龙在一起商量,怎么做我姨的工作。因为事情没个定论,怕传出去村里人说闲话,所以慧玲再三求我,不要对外人说。再说了这是我娘家的事,我也不想闹得不好,就没有告诉你这个大嘴巴,是怕你身边的那几个老乡知道!”

石运泰不信:“那慧玲干吗上家里来闹?”马隆菊委屈地说,她也不知道慧玲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把她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石运泰哼了一声:“那还是因为你有问题了,别人才议论你的!”马隆菊一拍桌子吼道:“石运泰,你要不相信我你就去查,查出奸夫来是杀是剐都由你了!”

石运泰开始着手调查。他首先找到朱一龙。朱一龙对他指天发誓:“你老婆是帮我介绍对象,陪着她表妹和我吃过几回饭,还陪我到她姨家去过几回,我们要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天诛地灭!”朱一龙甚至把每次见面的时间、地点都说得清清楚楚,和石英的“情报”基本吻合。石运泰在他这儿问不出什么,就转而去找慧玲。慧玲说的情况和朱一龙一致,至于说到表姐的外遇,慧玲说也是听村里人传的,她也没有证据。

调查没有进展,石运泰进退两难。他突然想到妻子有外遇的事,最初是开商店的老吴告诉石英的,从他那儿肯定可以找到线索!他于是找到老吴,质问他为什么对孩子说那些话,老吴见石运泰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急忙推卸责任:“其实都是你儿子说的!他经常在我这儿给你打电话,我听到他说你媳妇和朱一龙如何如何。小孩子打电话也不背人,声音又大,不光我,好多人都听见过呢!”

石运泰傻眼了,原来流言的最初制造者,竟然是自己和儿子!

石运泰想赶紧把事情了结,可起事容易息事难。他的突然回家更引起了村里人的猜测,“石运泰派儿子监视老婆发现了丑事,专门回来收拾朱一龙和老婆了”,流言被添枝加叶地传开了。

石运泰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他选择了逃离。他想既然妻子没出什么事,也就放心了,耳不听为净,自己走了,这事就算过去了。于是他匆匆返回广州,逃离了是非之地。

石运泰走了,可流言没散。被绯闻压得抬不起头的马隆菊开始主动出击,她悄悄打听到底是谁在造她的谣。当她得知是儿子在监视她时,一下子惊呆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是儿子出卖了自己!

马隆菊怒气冲冲地赶到学校,把石英拖回了家,劈头盖脸地问:“是你爸爸给了你钱,让你报告我的一举一动?”

胆小的石英从没见过妈妈这样凶,他不敢撒谎,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对妈妈说了。当马隆菊得知让自己快要发疯的“丑事”,正是自己最亲的亲人制造的时,她一下子失控了,狠狠地打了石英一顿,边打边骂:“你个白眼狼,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个害自己亲娘的儿子!你滚!以后再也别让我看到你!”

石英哭着逃出了家,他伤心地给石运泰打电话,告诉他妈妈生气不要自己了。石运泰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也冲孩子骂:“都是你个丧门星!打个电话也不知道背着人!让别人听去弄出这么多闲话!”

石运泰骂得痛快,这边石英却如五雷轰顶:几个月来,监视妈妈让他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有时听着爸妈在电话里吵架,他心里很难过,觉得自己是引发矛盾的罪魁祸首;他好几次想向妈妈坦白,可又不愿背叛爸爸。现在,大家都在说妈妈是坏女人,骂自己是坏孩子,就连班上的同学都在议论自己是个监视亲妈的“特务”。但让石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事到如今,爸爸竟然也骂他没用!

石英挂了电话,一个人蹲在墙角想啊想,越想越觉得是自己害了爸爸妈妈。既然爸爸妈妈都不要他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石英偷偷回到家里,听见马隆菊正在电话里和石运泰激烈地争吵。他溜进农具间,写了一张纸条:“妈妈对不起,我做了错事,请你原谅我!”然后喝下了一大瓶农药。

20分钟后,马隆菊的手机没电了,才挂了电话,刚走出门,一股浓烈的农药味扑鼻而来。马隆菊发现了躺在农具间的石英,发疯般地抱起孩子冲进了乡中心医院,但是已经晚了……

2008年7月6日,接到噩耗的石运泰一路哭号着赶回了家,等待他的,是马隆菊的离婚协议。

专家点评

(樊欢欢: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講师)

看到这样的悲剧故事的确令人扼腕。随着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留守夫妻、留守儿童成为村庄生活的常景。无论是在外辛苦挣钱的丈夫,还是在家扶老携幼、忙里忙外的妻子,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付与了无尽的期待,他们无法享受正常夫妻的情感、性爱生活。空间上的距离极易转变为心理上的距离,滋生冷淡、猜疑等心理。沟通不便加上惯有的消极沟通方式,使得夫妻间矛盾越积越深,无法调和。

作为留守儿童的石英长期面对父爱的缺失,心理本身就比较脆弱。父亲的糊涂做法将其搅入成人的迷局,在父母之间左右为难、心理失衡而自杀,成为夫妻矛盾的牺牲品。

心理学专家说,“当父母关系出现问题时,孩子会伤害自己,目的是拯救父母的关系。但做父母的,会因为不理解这种行为而斥责孩子干了坏事,结果,孩子自己伤害了自己后,会再一次被父母伤害。”

石英的悲剧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反映了留守儿童所面临的集体性困境。

那么,作为留守家庭,应该怎样维持家庭的完整,尽量减少分离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首先是明确家庭目标。农民背井离乡,多数是为了维持生计、供子女上学等,夫妻之间应对此达成共识,并且时常强调,给彼此画一个“饼”,以对未来的美好设想冲淡眼下的辛苦孤寂。

其次是基于共同目标的信任和体谅,丈夫或妻子都应该设身处地地想想对方的不易,从心底里生出怜爱,彼此支撑,身处两地而风雨同舟。

再次是学会表达爱和赞美。中国人比较含蓄内敛,不习惯直接地表达爱、欣赏等情感。对于朝夕相处的夫妻,可以通过身体语言、和谐性爱来弥补,而长期分居的夫妻惟一的沟通方式就是打电话,在有限的交流中让对方感受到温暖体贴,得到支持,夫妻感情才能经得起时间、空间的考验。

另外,对于留守的孩子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石运泰对家庭成员应扮演的角色缺乏认识,不考虑儿子在父母之间的位置,将他当成监视妻子的工具,使儿子陷入到伦理冲突中去。母亲马隆菊性情急躁,也没有很好地关注儿子的精神状态,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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