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江南北》心得体会

关键词： 政权 政治

读《大江南北》心得体会（精选6篇）

篇1：读《大江南北》心得体会

《大江南北》作为一本红色期刊，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及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是一本富有内涵的史料性杂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读《大江南北》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学习和参阅。

读《大江南北》心得体会

有人说：一本好书，是文化的沉淀，智慧的显露，语言的精髓。所以，只有多读有益的书，才能增强自信心，更加勇敢顽强，才会使自己拥有一对永折不断的翅膀。

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我深切感受到当代青年对于文化这一名词的理解，已经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更多的是一种追求新奇、倡导时尚的全新理念。本人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接触了《大江南北》这本杂志。它继承传统，富于创新，更可贵的是讲真话，讲实话，可谓是当代杂志中较为优秀的作品。作为一名年轻党员干部，要积极相应党委号召，脚踏实地，勤奋务实，勇于创新，无私奉献，以实际行动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真心实意的为人民群众服务。

做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需要强固根基。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要当一名合格的村官，需要不断学习，真正下基层与老百姓打交道。农村是一张纸，需要我们涂上色彩。我们要到家入户，多向老百姓学习，多问，多思，多看。必须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以农业、农村、农民为重，不断摸索农村特点，全身心投入到农村基层工作中。为农村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读《大江南北》心得体会范文

《大江南北》这本杂志让我受益匪浅。《大江南北》作为一本红色期刊，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及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是一本富有内涵的史料性杂志。

读《大江南北》给了我一次亲近历史的机会，书中文章包含着对党史国史的重溯，对侵华战争的追溯，对改革开放的坚定，对强国富民的自信。这份杂志，它所承载的史实，不仅仅是让我们了解历史，更是要我们把所受到的教育，转化为今天工作中不断前行的动力，督促我们在工作中争先创优。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我们应该有崇高的理想，不辜负组织对我们的期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努力奋斗，服务好农村、农业、农民群众。农村是个大舞台，是施展才华的好地方，我认为在农村工作中还是有所欠缺，需要不断努力，我个人认为要努力做好如下几点：

一、转理念。用一颗平和而明亮的心立足并扎根农村。农村工作条件艰苦，各种娱乐和硬件设施比较简陋，再加上从大学生到“村官”的转变，这都会对习惯的生活造成一定落差，这就要求我们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看待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在农村工作，会经常跟农民打交道，大多数农民文化水平较低，我们和他们交流起来也会有一些代沟，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误解和委屈。作为一名村官，要学会压住心中的火气，磨掉学生时的稚气，打磨掉社会青年的怒气，下村上门做工作，去争取他们的认可、支持和理解，决不能凭意气用事，让问题扩大，矛盾激化。

二、端态度。老一代革命先辈说过“乐于付出是我们这代人的性格”，经历

过艰苦环境考验的人，才会真正体会到党中央“八项规定”的重要性和及时性。作为村官，平时主要工作在村里，既要管村里的工作，又要忙村民的事，所以不会有人时刻管你，时刻督促你的工作，检查你的工作。这在1一定程度上会容易让人产生懈怠的心理，惟有继承好老一辈的优秀革命传统，珍惜当下，发愤图强，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因此，我时刻提醒自己、鞭笞自己，“今日事、今日做”，每天把要做的事都记录下来，多动笔，少说话，多做事，时时刻刻按照“两学一做”的要求来约束自己。按照村两委会的分工，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努力完成好本职工作，积极要求进步，使自身素质得到更快更好地提高，得到领导的满意，广大群众的认可。

三、抓落实。我们要有持之以恒的干劲，踏石留印的稳定，狠抓落实，踏踏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农村工作，就是来为人民造福，不把群众放心里，愧为村干部。我们面对的是人民群众，群众满意不满意就看群众是哭还是笑，要了解农民群众的想法，听取他们的建议，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对能办的事，要积极主动地去办;对一时办不到的事，要想办法创造条件去办。

通过几年农村基层锻炼，我已由一名年轻的大学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农村基层工作者。相信有《大江南北》这样的杂志伴随我成长，在今后的工作中，我的人生道路将会走得更远、更宽、更正!

读《大江南北》心得感悟

2007年7月，怀揣着扎根基层、服务基层的梦想，我来到田庄村当了一名村官，在工作上铭记村官的责任，积极协助村“两委”管理村中事务，积极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中，为村里经济建设出谋划策。在工作之余，我喜欢看《大江南北》，记得2010年第5期《大江南北》刊登了在革命老区江苏江都有位大学生黄俊，大学毕业后，为了能给家乡农村多做点事，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不顾家人反对，放弃留在大城市享受丰厚待遇和舒适生活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回到农村。在十年的村官路上，黄俊舍小家为大家，一心扑在工作上，面对困难不退缩，遇到挫折不畏惧，把两个贫困村打造成了名符其实的亿元小康村。黄俊是我学习的好榜样，虽然我没有黄俊那样的成就，但我在基层的岗位上也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一、脚踏实地，在日常工作中融入农村。虽出生在农村，但我对农村并不了解。而且在进入村官队伍之前，长时间的读书求学，使我已经完全脱离了生我养我的农村，对农业生产更是知之甚少;对农民，我依然停留在最浅薄，最表象的认识之上。入村工作后，从最初的抄抄写写，整理文书档案;与村主任走街串户，化解矛盾纠纷;跟着老干部宣传政策，访贫问寒;在每一个村民小组、农户家中，通过一件件日常琐碎小事，我感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朴实和坚韧，农村工作的繁杂而细微，基层干部的辛酸与苦乐。在房屋征收、土地征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收缴、环境整治、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中，我逐渐了解了农村，融入了农村，完成了从大学生村官到“村民”一份子的转变。

二、稳妥处事，在潜移默化中转变观念。工作后，我慢慢的发现，我自身的阅历和农村的现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农村，我们仅凭自己的朝气和浅薄的知识积累，不足以解决工作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作为“两委”班子的一员，上要落实好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下要推动产业发展、基础改善、群众致富，这不是一腔热情可以换来的。对初出校门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但看着村干部无怨无悔的点滴生活，我逐渐摒弃了到村任职作为“前站”职业的想法，明白了有些问题，村民们与我认识不一致但我们需要转换观念理解他们。凡事要做好在最底层吃苦的精神准备，遇事要认真思考群众的意见，一心一意做好眼前工作，这不仅使我对事情看得更清、识得更真，更使我在处理问题上头脑清醒，规避错误，少走了很多弯路。

三、调整思路，在实践锻炼中实现成长。实践出真知，在老百姓眼中，你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在你的手中成为现实，这就是群众最简单、最现实的看法，这就是我对农村、农民最直接、最深刻的认识。既然，我们不可能强迫改变村民由来已久的生活方式、处事办法，延续多年的传统习俗，为什么不能积极主动的适应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在融入中寻求突破。在交流中推动发展，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现实，以真诚的态度面对群众，认真地思考他们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状况，不遗余力地为每一位群众“出一个点子，想一个办法，找一种心理慰藉”。在每一项琐事中，主动调整思路，进组入户，宣传政策;在每天工作中，主动向老干部学习农村工作要点，了解群众最关心的事项，以最诚恳、最踏实的态度和行动让群众感受到了最直观、最明显的变化，从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信赖。分工组里每一位村民家中的情况都掌握的一清二楚，困难家庭、失独家庭、留守老人儿童家庭等弱势群体也时刻不忘，特别关注。

回顾近十年的农村工作经历，对我个人而言，有着道不尽的感受和言语。我始终坚信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小小的村官一样可以发光发亮，在广阔的农村天地间，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留下最美的色彩。

篇2：读《大江南北》心得体会

读《大江南北》杂志心得体会

欣喜地捧过同学递给我的《大江南北》杂志，迫不及待地翻阅了几篇，我再次深深地喜欢上了它。阅读着里面许许多多描写革命者事迹的文章，我突然觉得原本离我很远的战争一下子离我这么近。虽然我不能身临其境，但在阅读过程中，我感受到战争年代的硝烟和革命着的伟大，一口气读完了那篇《深巷路灯》，我不禁被故事的主人公赵秀娥深深打动。

“ 小方砖，青石板，小巷里，七道弯。深夜里，行路难。赵老太的家就在深巷拐角处，家的门口有一盏灯，黄色的，是那种暖心的黄。每天她坐在门口，看够了，等够了，起身回屋时，总不忘拉一下开关，为了路人黑夜照行。

或许，很少有人会知道她那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

19岁的赵秀娥嫁人了，但在新婚之夜，丈夫却被保长的手下抓去当“壮丁”，随即逃出参加了新四军。她悲痛欲绝，痴痴地等啊，盼啊，却最终等来了丈夫牺牲的消息。从此，她家门口白天不见人，夜里不见灯。在左邻右舍端茶送水、请医问药的精心照顾下，她慢慢走出了阴影。但她仍习惯于每天的期盼，当她意外发现拐角处行人因黑夜不慎跌倒留下的血迹时，那盏暖人的灯又亮了起来……

或许，没有人能明白，为何明知丈夫不可能死而复生，还要无止境地等下去。然而，当人们清点赵老太遗物的时候，都明白了，那盏灯是为后来人而亮的啊!

每当回想起深巷里的那盏灯，心中都有一种揪心的痛。在记忆深处，那盏灯让我更清晰地看清前方我要走的路。

感谢《大江南北》，它不仅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更让我们明白许多人生的道理，懂得什么样的人生是才有意义的。是啊，人生是短暂的：好比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然而，即使它短暂得让我们叹息，只要我们心中永远装着他人，装着感恩，就能让有限的生命发挥无限的价值。感谢《大江南北》教会我如何让生命开花结果，如何唱响生命凯歌!

读《大江南北》杂志心得感悟

在《大江南北》这本杂志中，我认识了许多名人。有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的刘少奇，有一代军神刘伯承，还有热爱读书、酷爱学习的陈毅，可亲可敬的夏光同志等等。还了解了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东方之冠”。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篇《位卑未敢忘忧国》。

本文记载的事中共党员农民李有生花费了40多年的心血手机、整理了20000多张反映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梁徐中心义建设时期的珍贵历史图片，弄俗了170年间中国不平凡的岁月。40多年的岁月，李有生持之以恒，痴心不改，克服重重险阻，不言放弃，才完成了这么伟大的工程，值得世人敬佩，学习。

而我呢，却连一点小小的磨难都经受不起。遇到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大呼小叫，那一次，我在改正考试发下来的试卷，这是一份提高卷，我做错了好几题，马马虎虎地应付修改，然后拿给爸爸看，爸爸耐心地讲解，我听得不耐烦，生气地说：“你没完没了，真烦。”爸爸严厉批评我，说：“遇到难题就绕道走，你这是逃避困难。和革命先烈相比，你还差得远呢!”是啊，生活在幸福时代的我，虽然谈不上战争时代浴血奋战，但连起码的学习困难都不敢去战胜，我是多么渺小啊!我想从今往后我要学习李有生这种持之以恒，不危险阻的精神，认真学习，报答父母、老师、社会!

读《大江南北》杂志心得体会范文

在我们为民服务中心读书角，书架上总是摆着《中国老区建设》、《大江南北》、《铁军》、《江苏老区》等非常优秀的红色期刊。很早之前我简略的看过一两眼，哪怕每期的书刊都如期摆在那，对我也是毫无吸引力，我一直认为，这些书刊里面的内容要么是一些枯燥的理论知识，要么是一些家喻户晓的英雄事迹，对于这些一看就忘了的内容，我始终对其感冒不起来，认为纯粹在浪费时间。但我有次无意中翻阅了一本《大江南北》，却被他其中的内容深深吸引，他真的是一本富有内涵的史料性杂志，传承着中国的红色根脉。

读了《大江南北》，我感受到文章中对最新理论的快速传播，对新时事的分析盘点，对国家历史的重溯，对读者的警示教育，对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坚定，对富强民主的自信。在这份杂志中，它所传递的思想，让我们既了解历史进程，也让我们耳濡目染接受了教育。让我们在今后工作中，有足够的力量披荆斩棘，监督督促我们在工作中共创佳绩。作为一名政府基层人员，我们更应该审时度势，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跟紧时代的步伐并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素养和思想道德觉悟，增强自己岗位协作能力，不要辜负组织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为自己美丽乡村建设，贡献力所能及的力量。

在《大江南北》期刊中，有很多的版块，实事纵横、缅怀篇、征战纪事、老区风采、青少年绿洲、随感录等，但真正最吸引我的还要是扬我中华魂这个版块，这个版块，是以革命传统教育为主旨的，弘扬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自主自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的。通过一篇篇故事记录，他们净化、洗涤、滋养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内心不断的壮大，能更好的适用新时代的脚步。每次阅读作者们写的文章，仿佛历史的洪钟就开始倒转，那些战火纷飞、充满热血的年代就这样隐约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每当阅读时，都能让我从那个弥漫着灰暗却又充满希望、激情的年代，感受到革命先烈的大无畏精神，他们用血肉之躯铸成的满腔爱国之情。渐渐地，我想明白了，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他们为了我们人民的幸福、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抛头颅，撒热血。在战场，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赶走侵略者，让我们中华民族正真的站了起来!

作为一名基层青年干部，在平时的工作中，为了更好的给人民服务，要时刻了解群众的生活、工作。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需求，他们的盼望，解决他们的困难。面对群众的诉求，在跟他们谈心的过程中，我能从他们眼神中感受到那份的期盼，感受到他们的信任。我们工作是否取得成效的标准是群众的满意程度，能够让群众提高幸福度，满足感，依靠和尊重人民群众，是党的工作方针，最终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是我们最喜闻乐见的!当我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时候，我深深感到自豪和满足，这份自豪和满足是我的工作给我带来的。

篇3：读《大江南北》心得体会

本书第一篇《< 魏官品> 产生时间及相关问题试释——兼论官品制度创立于曹魏初年》即是对《通典·魏官品》的产生年代的问题的剖析以及论述曹魏初年是否创立了官品制度。论文首先介绍了学界对于《魏官品》产生时间的质疑, 总结了当前关于此质疑的两种意见:一是“《魏官品》不得早于咸熙元年”说, 二是“魏代未实行过九品官制”说。作者指出这两种意见的主要依据都是《通典·魏官品》中杂有曹魏末年乃至西晋初年才设置的一些官职, 因而这两种说法不可凭信。文章采取一种严谨求实, 并且秉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 从魏《官品令》入手,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研究。首先根据现有史料, 梳理阐明了《通典·魏官品》的主要依据为魏明帝太和三年制定的《官品令》, 同时也表明, 曹魏初年即已建立了官品制度, 且其建立时间最迟不过太和三年。作者还如福尔摩斯似的抽丝剥茧, 推断《通典·魏官品》还当另有所本, 例举证明为略晚于《官品令》的魏《甲辰令》, 和魏元帝时期的《咸熙元年百官名》。作者剖析魏《甲辰令》的颁布于很大程度上与曹魏政局的演变及司马氏逐渐控制朝政有关, 而《咸熙元年百官名》则更多倾向于私家著述。用这两部史料再印证了在曹魏初年即有了官品制度。

第二篇是作者对阎步克先生的《品位与职位》一书中的论梁武帝曾将九品官制析分为正、从、上、下, 以及这一做法乃是模仿北魏官品制度而来的这一观点, 表示质疑。所以, 作者本篇论文首先回应了阎步克先生著作中对于此前作者所发表的, 认为梁官品中的“正几品”、“从几品”中的“正”、“从”字样皆系妄加或系传抄之误的说法的质疑。作者纠合有关梁官品正从问题的部分史料进行辨析, 主要以《唐六典》中所载梁官品为依据。将其中材料分为甲乙两部分, 并给每条材料都进行编号并且在材料后面注明了出处, 以便进行对比。作者细细地分析了每一条材料, 引用陈苏镇先生的论说, 说明了《唐六典》的作者有可能因概念错位而将“正、从”字样误植入了梁官品中, 从而造成错误。再者是关于“上、下”之说, 作者不认同阎步克先生的梁官品模仿北魏制度的说法。作者考察了北魏、萧梁的官制改革后, 发现宋、齐、梁、陈的职官制度前后相袭, 自成一系, 受北魏官制影响较小;而北魏太和中的官制改革除了把九品官制分为九品、从品以及上、下阶是其首创之外, 其余如“九流三清”、“勋品流外”之制都可从魏晋宋齐中找到渊源。所以, 作者给出结论“究其原因, 盖因南朝政权承魏晋门阀政治之余续, 士庶显分, 清浊分流, 在根深蒂固的门阀制度及其影响方面, 根本无需外求。”

本书的第二部分分为上、下两部分。选官制度 (上) , 主要论述的是与魏晋南北朝相始终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创始于汉献帝延康元年 (220 年) , 至唐太宗贞观初年 (627 年) 被废, 前后沿用了400 年之久。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上承两汉的察举制度, 下启隋唐的科举制度。本书作者从九品中正制的名称入手, 进而论述其性质, 及其在隋到唐初被废除的原因、经过, 并分几篇文章分别论述了曹魏、前燕、前秦、南燕、北魏的中正制度, 单列文章辨析了梁代没有中正的说法。作者在《九品中正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历史分析》这篇论文中对九品中正制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分析。文章将九品中正制的发展分为了六个阶段, 即为萌芽、确立、成熟、发展、变异、衰亡。作者认为, 每个历史时期既前后衔接, 有着内在的因袭沿革与制度关联, 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分别代表九品中正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水平、历史定位与时代特征。作者的这篇文章以介绍基本史实和他的基本观点为主, 从建安年间, 魏武始基, 权立九品;开始到三国时期的“不拘爵位”、“计资定品”;再到两晋时期的“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接着到南朝的二品清官, 流内流外是发展时期;再就是变异时期十六国北朝时的, 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 分定姓族;最后的衰亡时期是隋及唐初, 罢郡废州, 逐步废除了九品中正制。

在选官制度 (下) 中作者分别论述了曹操的用人制度、萧梁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等。因这几篇文章都可归于选官制度, 所以作者将其按时间顺序放在一个篇章中。在《曹操用人“核之乡闾”试释》这篇论文中作者辩证了传统的说法:曹操唯才是举, 不重操行, 因而用人未曾“核之乡闾”。本文从《三国志》卷一二《魏书·何夔传》中何夔言于曹操的建议的时间入手, 断定其时间大致在建安十八年前后, 即作者例举证明在建安十八年之前, 曹操用人是否“核之乡闾”。文章指出在建安十八年之前, 曹操的用人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曹操自己临时辟用;而二是照顾到两汉以来的选举旧习, 在用人时注意征询当地人士的意见。论文中作者以荀彧为例, 曹操用人多荀彧举荐, 而荀彧所举荐多为同郡人。为什么是荀彧举荐而非他人, 唐长孺先生的解释为一因为汝南、颍川之地为人才汇集之地;二荀彧对自己同郡士人的行为比较熟悉;作者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两点:一是曹操让荀彧举荐“汝颖之士”, 是要照顾到两汉以来选举注重乡评的传统旧习;二是荀彧是现任的中央官。所以, 作者认为, 曹操用人是“核之乡闾”的。在《萧梁经学生策试制度考述》这篇文章中作者是通过对萧梁经学生中的两类, 即五馆生和国子生进行分类考察, 从而对萧梁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的实质及其作用进行了评价。经分析五馆生和国子生的出身、策试及第、起家官职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作者认为萧梁的经学生策试入仕之制, 实际上仍然存在种种限制, 尤其是门第的限制, 使得出身寒微的五馆生在策试入仕方面依然步履艰难, 备受压抑。其本质上国子生为主要对象, 并从入学、策试、入仕各方面都优宠高门甲族子弟和借以确保其入仕特权的选官制度;还是把通经与仕宦相结合, 以促使高门子弟进入国子学, 从儒家经典中汲取治国治民之道, 进而为萧梁政权培养和选拔统治人才的用人制度。在选官制度 (下) 的这几篇文章中虽讲的是各朝代的任官途径, 但综合看下来, 其都受到了门阀政治的浸染, 都是贵族高门入仕的一种途径, 都是为了满足和维护门阀士族的特权利益。

本书虽考述细致, 但也有些许的值得商榷之处。如在《曹操用人“核之乡闾”试释》中, 作者证述了曹操用人并非“核之乡闾”之后, 在论证对何夔的话的解释时, 直接讲其所说的“以为自今所用, 必先核之乡闾”的主要精神在于强调“核之乡闾”要与注重道德一致起来, 这种说法有些过于强加。还有《再论梁官品不分正、从、上、下》中论述梁官品不分正从, 以材料的数量证明正从这一点作者是有欠考虑的。虽有瑕疵, 但不影响大局。

篇4：读《大江南北》有感

我们地处于长江中下游平原，是中国长江三峡以东的中下游沿岸带状平原。北接淮阳山，南接江南丘陵，地势低平，地面高度大部在50米以下。向有“水乡泽国”之称，盛产鱼、虾、蟹、菱、莲、苇。气候温和，无霜期240~280天，江南可种植双季稻，粮、棉、水产在全国占重要地位，也素称“鱼米之乡”。

记忆中我们这里都是田间小道，但是现在各条乡道、县道、省道、国道贯穿着海安，出门交通便利，车几乎都能够直接开到家门口，出远门有大巴、火车、飞机等等交通工具，出行十分便捷。从前的草房、瓦房都是十分普遍的，现如今草房全县都找不到几户，现在农村里大多数都是楼房，即使是砖瓦房也都是比较舒适的，更不要谈我们的乡镇了，高楼林立、商品琳琅满目，市镇的建设日新月异。原来我们的父辈们，初中高中毕业是很普遍的现象，大学生寥寥无几，现如今所有的学生都能达到九年制义务教育了，大学生的.比例占到八九成，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人才辈出，因为有了现在的文教事业的蓬勃发展，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科技的发达，我们的电子产品一代一代被更新，办公软件越来越先进，大大节约了我们的工作时间，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现如今，我们的网络也越来越发达，很多系统软件都能够联网，对各个部门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体现了现时代下，科技文教对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

鱼米之乡当然不仅仅有这些的进步，但也保留了鱼米之乡的特色之处，现如今我们的乡村农田很多都被大户承包种植，解放了农民的双手的同时，也保留了鱼米之乡的特色，也确保了农民的收入。

篇5：读《大江南北》心得体会

——读《大江南北》有感

（聚福村 王斌）

《大江南北》作为一本红色期刊，我原本对它并不感冒，认为里面的内容必定充满了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但通过镇组织办帮我们征订，我翻看阅读后，却一下子沉浸了下去，并对期刊中讲述的革命故事深深吸引，感动并震撼着。

在这本《大江南北》期刊中，我最喜欢的是缅怀篇这个版块，通过这个版块，我知道了很多鲜为人知的革命战争故事。并且一次次的从这些故事中受到心灵的洗涤，这些故事都是先烈们的后人记录下来的，所以非常真实。每次阅读，我都仿佛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那个灰暗却充满希望，充满激情的年代，每一次阅读，都非常感慨，感慨革命先烈们的大无畏精神，感慨他们的满腔爱国热情，感慨他们一心为民的无私奉献。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是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信念，那是信念的力量，鼓励着他们舍身忘己，投身革命：那是信念的力量，支撑他们克服无数困难，甚至不惜抛头颅、撒热血，只为赶走侵略者，只为人民解放，只为国家真正富强，国泰民安。

信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可以支撑一个民族站起来，反抗侵略者，获得民族解放，信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可以鼓励一个民族，勤奋努力，奋发图强，使得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之林，如今，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国家独立了，国家富强了，我们的信念到哪里去了？

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我们，喜欢日本动漫，喜欢欧美电影，喜欢

网络小说，甚至沉迷于电脑游戏而不法自拔，我们接受的信息比以往多得多，可我们却觉得迷茫，不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生活的方向在哪里。

2009年9月，我选择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村官，分配到海虞镇福山社区（2011年3月调往聚福村）工作，开始了和大学里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开始和基层群众打交道，为基层群众服务，也开始接触到了一段段不一样的感动。

从2010年的人口普查，到今年的各项统计调查，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加班加点的入户，每时每刻，我都能感受到同事们的负责，辛勤，同时，在入户的过程中，每当居民们拉着我说说家常，向我咨询相关政策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群众的信赖和热情，感受到他们的可爱和淳朴，我都深深感到自豪和满足，这份自豪和满足是我的工作给我带来的。

这两年，我们村的拆迁工作，又是一段辛苦的征程，拆迁工作没有规定的朝九晚五，没有规定的节假日，随叫随到，起早贪黑是家常便饭，但是，我周围的同志们都没有一句抱怨，相反，每个人都认真学习有关拆迁的相关政策，都不厌其烦的和老百姓讲解，哪怕一遍又一遍。至于自己的村里本职工作，只要一有空，就会到单位加班加点，甚至主动带到家中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我看到了什么叫主动工作，工作是我想做，我要做，而不是领导让做，不是在办公室待着等下班；在这一过程中，我看到了什么叫负责任，什么叫敬业：在这一过程中，我明白了什么叫不怕苦，不怕累，什么叫持之以恒。

渐渐的，我明白过来了，或许这两年，我所生活在的工作环境，也和一个叫“信念”的东西有关，我所接触到的人，接触到的事，无一例外都带有信念的力量。

篇6：读《大江南北》心得体会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 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 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 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 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 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X产X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 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 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 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X产X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 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wen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X产X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 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 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 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en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 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X产X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 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X产X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X产X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X产X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X产X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 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X产X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X产X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X产X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X产X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X产X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 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 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 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X产X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 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

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X产X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 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 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wen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wen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 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 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中 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 泽 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 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 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wen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wen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wen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 制主义又形成张力。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 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 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