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性嵌入（精选九篇）
关系性嵌入 篇1
1 服务外包网络
嵌入性已经成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它是指经济活动嵌入在社会结构中,而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会网络,因此经济活动是嵌入在相应的社会网络中的[1]。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分析,外包网络被认为是企业网络的一种组织形态,由核心企业、参与主体的顾客、供应商、合作单位和竞争对手组成[2]。在这一外包网络中,核心企业通常作为网络的设计者,它凭借结构洞的位置和控制优势决定供应商的进入机制,选择具有优势竞争力的供应商,逐步形成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外包网络[3]。
服务外包是一类知识密集型、对IT依赖度高的外包活动,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外包(InformationnTechnology Outsourcing,ITO)、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KPO),其发展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IT外包,IT外包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客户关注核心竞争优势和降低IT成本等,而客户选择实施BPO和KPO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可能是降低成本、创新或业务转型等等;在实施服务外包过程都需要外包商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相比较而言,ITO服务商偏重与IT相关的专业知识如何更好地满足在客户需求和IT应用上,而BPO和KPO则对服务商提出了多层面的专业知识整合要求,一方面是对客户业务流程的理解、外包业务的需求识别和响应设计,另一方面服务商与客户合作中要不断积累的合作经验、如何更好的在IT应用基础上提供无缝外包服务。可以看出,外包业务需求不同其形成的外包关系网络各有差异。
从整体来看,服务外包网络的本质就是服务外包的发包企业将自己的非核心业务发包出去,接包企业即服务商将其作为自己的核心业务,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整合,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网络中节点企业及其数量和密度、节点企业间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结方式等构成了不同服务外包网络的形态和结构特征。综合已有研究和服务外包的发展,本文认为服务外包网络是由服务外包接包企业、发包企业、接发包企业的相关合作组织、发包企业的相关客户等,通过一定的契约或合作协议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关系的网络,是各节点企业之间不断互动和协作、将不同业务活动或服务内容等相互传递与交付的一种网络组织形态。
2 服务外包网络特征分析
2.1 多重关系嵌入
从多元网络视角来看,服务外包关系是指节点企业的联结方式形成的特定关系,在这些联结关系中有些是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有些并不是纯粹的交易关系,而是包含了信任、承诺、嵌入以及相互锁定等特征在内的关系,因此针对不同性质的关系,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也不同,节点企业在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采用的方式也不同。对于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节点企业更多的是采用合同、协议等方式;针对包含信任等特征在内的关系,节点企业之间由于信任的存在较少的采用合同等方式,而是采用沟通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与其他组织间合作关系不同,服务外包关系具有方向性和多重关系嵌入性。方向性是指由发包企业向接包企业“转让”相关业务、功能或活动的一种关系特性[4]。在经济活动中,业务嵌入和关系嵌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企业需要依托外部资源来完成相关业务或服务流程时,就需要和外部企业或组织发生服务外包关系。在服务外包合作初期,先赋性社会网络人脉关系影响着合作关系的建立。随着服务外包合作的发展,接包和发包双方之间不断的交流和沟通,逐渐形成一定的关系嵌入,会促进双方的信任与承诺并提高合作绩效,而由此会形成新的业务嵌入,进而形成新的关系嵌入,由此产生了多重关系嵌入。可以说,服务外包多重关系嵌入是由业务嵌入引发并驱动,从不同的外包业务嵌入形成不同的关系嵌入,从而影响到下一外包合作周期的业务模式,形成新的业务嵌入,经过多次重复博弈后,业务嵌入和关系嵌入的格局将不断发生变化,服务外包的多重关系嵌入如图1所示。
2.2 网络结构特征
关于结构嵌入的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5]:一是以网络形态为驱动(the configuration-driven),从网络架构或者网络布局对节点企业之间尤其是核心企业与其他企业联结关系的影响展开分析,如胡平等[6]从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网络规模三个方面研究网络特征对创新产业集群成长的影响;二是面向网络地位(the position-oriented),从企业在网络中所占用的资源使其具备的网络地位和权利出发进行探讨,主要观测变量如结构洞[7]、网络权利[8]等。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网络规模和结构洞两个角度来分析服务外包网络的结构特征。
网络规模是指服务外包网络中节点企业的数量,是影响网络中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中企业数量较少的时候,企业彼此之间较容易维持合作关系;当网络中企业数量较多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关系维持成本会比较高,此时对网络中具有较高地位的成员也具有一定的要求。结构洞是指在社会网络中某个或者某些个体和一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好像整个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一样。处于结构洞位置的成员能够更好的从其他成员获取相关资源和信息,在网络中具有信息和控制优势[9]。
基于知识的密集度来看,服务外包分为高端服务外包和中低端服务外包,高端服务外包包括软件开发和设计、企业战略咨询服务和知识产权评估等,中低端服务外包包括人力资源招聘、财务会计核算、简单的数据录入、物流、后勤等[10]。本文分析了不同的服务外包网络结构特征如表1所示。
由于中低端服务外包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市场上的服务商比较多,竞争会比较激烈,此时发包企业有较多的选择优势,由此形成的中低端服务外包网络呈现规模较大、节点企业多而密集。在服务外包刚刚兴起的时候,整个服务外包产业还未得到全面的发展,发包方都是直接将自身的发包业务外包出去,接包企业和发包企业之间是直接的联系,因此网络中的结构洞相对较少。随着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发包方不再直接寻找接包企业外包这些中低端的服务外包,而是直接发包给相应的外包整合商,该外包整合商再将相关业务外包出去,此时外包整合商在服务外包网络中就处于结构洞的位置。因此对于中低端服务外包网络来说,其结构洞是和外包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
资料来源:作者分析整理
对于高端服务外包来说,由于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较高,因此在市场上的服务商相对于中低端服务外包来说较少,竞争相对较小,发包方可供选择的服务商比较少同时也比较固定,形成的网络规模比较小、节点企业少而稀疏。由于对服务商的要求比较高,发包企业一般会自己选择相应的接包企业,但是由于是高端的服务外包,其中包含了较多的业务,接包企业会根据业务的复杂程度以及自身的能力,选择将一些业务分包出去,因此这类服务外包网络中的结构洞相对较多。
2.3 动态演进特征
服务外包形成的外包关系网络是一类多主体的复杂系统,多主体、复杂动态等特征影响着服务外包关系的建立与持续发展[11]。首先,服务外包是多主体系统,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服务委托方即发包主体和服务提供方即接包主体,而且还包括服务外包过程中直接和间接的服务接受方,涵盖了服务发包方内部员工、服务发包方的外部客户以及各利益相关者等多方主体。其次,服务外包是由发包—接包的交易关系所维系的中间组织类型,不同的外包关系结构以及关系模式导致服务外包网络关系不断演进,双边和多边的外包关系结构、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和短期交易关系模式使得服务外包网络关系具有不同的特征。第三,由于IT本身具有独特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业务关联性,使得对IT高度依赖的服务外包呈现出服务交付和服务流程的嵌入性和复杂动态性,而不同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关系,促使服务外包多主体关系呈现出聚集、涌现和突变等复杂系统特征。
从发包方视角来看,早期企业将某一职能或业务活动外包给一个接包方,形成了简单的接发包二元关系,随着服务外包产业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包企业开始将多个企业内部的职能与活动外包交给外部的接包商,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客户满意度。服务外包行业从IT外包逐渐扩展到商业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发包企业的外包业务在不断的扩大和复杂化,大型复杂的服务外包项目通常交给多个服务商共同承担完成,对外包服务企业的专业性和协作性要求越来越高。归纳来说,对发包企业而言,其服务外包网络呈现出从一对一、到一对多、再到一对多个相互联系与合作的接包方如图2所示。
注:●表示发包企业,○表示接包企业,→表示接发包关系,—表示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
从接包方企业的角度来看,发展初期的接包企业服务范围一般相对单一,专注于某类服务市场。伴随着服务外包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很多接包企业(服务商)得到了快速的成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开始作为一个总的接包方,组建一个服务平台,建立自己的外包网络,使得服务外包市场出现了总包服务商、集成服务商和分包服务商等各类外包形态,以第一家上市供应链服务企业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其发展历程在国内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专业服务商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怡亚通1997年初建的时候,仅仅是一个小的服务公司,1998年和1999年两年期间,业务需求开始增加,同时开展代理采购、采购执行等简单的服务,客户主要是中关村的小公司,此时怡亚通承接主要较简单的采购业务,如图3a所示。2000-2003年开始年怡亚通开始深度挖掘、广度延伸,进行创新性定位:专业承接企业外包的非核心业务,提供“一站式供应链管理服务”[12]。为了更好的为客户服务,怡亚通开始和其他物流企业联盟,将自身的一些业务外包给其他的物流企业,以便更好的为客户服务,该阶段其网络如图3b所示。2006年开始,随着客户市场不断向国内三线城市以下市场的转移,怡亚通开始进行渠道下沉并建立服务整合平台即“深度供应链业务”[13]。当前怡亚通不仅为联盟者提供强大的平台支撑、雄厚的资金支持、共享全球的服务网络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同时根据不同的业务发展需要,还提供了面向联盟伙伴成长期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和利润分成、培育期的业务培育机制、共同控股公司、核心团队持股等多种的激励政策和手段。现阶段怡亚通服务外包网络如图3c所示。
由图3可以看出,各节点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是不同的,网络位置使得节点企业具有不同的网络优势,如处在结构洞位置的成员企业,由于其两边都连接着节点企业,因此具有信息和控制优势,对信息有一定的掌控能力;而处于非结构洞位置的成员则没有该优势。以接包方为核心的服务外包网络中,存在着一个或多个结构洞,结构洞形成主要原因在于接包企业作为发包方将接包业务分包出去,于是接包企业就与发包企业以及二级分包商直接相连,从而处于该项目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网络中这些结构洞的形成与变化将进一步加剧服务外包网络的复杂动态性。
3“嵌入性”视角下的两类服务外包关系模式分析
按照外包业务对接包和发包企业形成的“嵌入性”特征,本文从业务嵌入性、外包业务发生性和合作促进性三个方面来分析,将服务外包关系分为伴随型和非伴随型两类模式,如表2所示。
3.1 伴随型服务外包关系
1)直接嵌入性。对接包企业来说,所承接的外包业务是直接嵌入到发包企业的业务流程或日常工作中,比如IT运维、物流配送、Call Center等,一方面要求接包企业及时响应客户的外包服务需求,提供伴随性的外包;另一方面,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和服务成本等受到发包企业相关业务变动的直接影响。对于伴随型外包业务来说,由于外包业务和发包企业的其他业务的关联度比较大,当发包企业的其他业务变化的时候,要求服务商依据客户的需求能够“随需而变”。比如对于第三方物流企业来说,当发包企业需要运输的货物数量发生变化的时候,物流企业就需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运输方案,以便能够保证发包企业运输的货物及时完整的得到运输,各方之间的交互比较频繁,第三方物流企业需要及时的和发包企业之间沟通确保发包企业的需求及时得到满足。
2)业务频发性。由于伴随性外包业务与发包企业的核心业务流程、经营活动或日常工作产生直接关联关系,对发包企业的业务起到了随时支撑的作用,这意味着这些“转移”接包方来承担的相关活动和功能具有长期存在的稳定性,无论是采用外包还是内部化,都需要发包企业解决资源获取的问题。因此伴随型服务外包业务是长期持续存在和发生的。
3)强促进性。伴随型外包业务的直接嵌入性和业务的频发性,使得接发包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比较多,相互之间比较了解,接包企业能够很好的完成发包企业的外包业务,有时候接包企业会考虑的更详细,能够考虑到发包企业自身都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因此发包企业就更愿意和该接包企业合作,在将来的合作中,也会更倾向于选择原来合作过的合作伙伴。因此直接嵌入性和业务频发性就驱动了伴随型外包业务双方的长期合作。
3.2 非伴随型服务外包关系
1)间接嵌入性。对于接包企业来说,所承接外包业务并非直接嵌入在发包企业的其他业务中,具体来说是在双方合作周期结束之后才与发包企业的后续业务产生直接嵌入关系,如软件研发、IT规划设计和业务流程优化等。非伴随型外包业务和发包企业的其他业务的关联度,低于伴随型外包业务和发包企业的其他业务的关联度,因为非伴随型外包业务并非直接嵌入到发包企业的其他业务中,而是通过该非伴随型外包业务的发展,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嵌入到发包企业的其他业务中。该类外包是为了提高发包企业的效率或者支持后续的工作,但是对当前工作没有太大影响。比如软件研发外包,发包企业外包的软件研发业务是发包企业的新业务,和企业原有业务之间的关联度不强,但是随着研发的完成,发包企业该业务的上线和运行,该外包业务就可能和发包企业的主要业务有很强的关联性。因此对于非伴随型业务来说,其嵌入是间接性的。
2)业务偶发性。由于非伴随型服务外包业务的发生,不影响发包企业现有核心业务的运行,但是当该项外包业务完成之后,能够提高发包企业的工作绩效,或者优化发包企业的业务流程,从而促进发包企业的整体发展。这种外包业务并非经常发生,只有当发包企业需要改进相关业务时才有发生。相比于日常业务密切相关伴随型服务外包业务,非伴随型服务外包业务具有偶发性。
3)弱促进性。非伴随型业务的驱动性相对比较复杂,因为这需要考虑到发包企业的因素。以软件外包为例进行说明,当软件外包项目完成之后项目上线和运行之前,发包企业有三种选择来进行以后的项目。第一,将完成的外包项目收回,自身进行以后的项目上线和运行,也即不再与接包企业进行合作;第二,将完成的项目部分收回,一部分继续由接包企业完成,另外一部分由自身完成,即与接包企业继续合作;第三,完成的外包项目继续由接包企业上线实施和运行,此时就相当于伴随型外包业务,这种情况下对接发包企业的长期合作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4 结论
组织结构设计的嵌入性思考 篇2
摘要：国内外研究表明，嵌入性是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与组织运作有效性直接相关。因此，嵌入性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组织结构设计的规律。比较而言，国内对组织结构设计研究虽有一定成果，但以嵌入性视角的研究探讨还较少。文章在评介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组织结构设计的经济性、体制性和社会性三层面的嵌入性，阐明组织结构的嵌入基准演化模型，其次，提出组织结构的适度嵌入原则和三维空间模型，以及适度嵌入的组织治理机制。
关键词：嵌入性；组织结构设计；网络组织；信任
一、组织结构设计的嵌入性内涵
巴纳德把组织定义为是有意识地协调两个以上的人的活动或力量的一个体系，使组织理论研究有可能着眼于组织整体的系统思考，将有关各方面力量整合为一个有机的协作系统。依此定义，我们可以认为。不仅企业等机构是组织。企业联盟等网络组织也是组织。组织概念的扩展首先使组织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组织资本”(张刚，2000)；其次，引入认知、社会、政治、法律等角度的考察和研究，开创了组织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第三。社会网络、信任、互惠及知识的共享等研究进一步充实了组织理论。这些为我们研究组织结构设计的嵌入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新的方法。
1组织结构设计中的嵌入性，
(1)组织结构设计中的经济嵌入性。组织结构设计中的经济嵌入性是指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对特定技术和业务依赖所形成的嵌入性。这是组织存在的本质意义所在，对组织的基本结构产生决定性影响。经济嵌入性首先表现为组织为实现组织目标对所需技术及生产流程的依赖：其次，表现为对业务流程的依赖；第三，表现为企业如何通过创新来降低运营成本。因此，企业确定发展目标。选择先进适用的生产技术和业务流程。培养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竞争力等活动都是经济性嵌入影响组织运作效率的重要措施。Anderson et al和Uzzi通过研究组织中的研发、供应、采购和融资等经济行为的嵌入问题扩展了嵌入理论，把经济行为明确为技术网络和业务网络(Uzzi，1999；Andemson。2001；Andersson。2002)。
(2)组织结构设计中的体制嵌入性。组织结构设计的体制嵌入性指的是组织中各单位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包括组织中各单位的联结方式、联结所依靠的组织运行制度的安排等，这是组织结构形成在体制上的保证。体制嵌入性为组织运行提供了基本体制保障。要使这个保障有效，就必须加强各层级、各部门之间的合理嵌入，构建有效的网络联系和过程。以支持信息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流动，从而提高组织的有效性。因此，除了经济嵌入性这一基本联系外，体制嵌入性体现了有目的、精心设计的组织结构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
(3)组织结构设计中的社会嵌入性。本文将社会嵌入性定义为组织内人际关系及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这是组织的社会基础，是关键性要素。“组织的关键要素并不是一幢建筑或者一套政策或程序。组织是由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经济关系与人际网络密切相关，信用和人际关系等社会资产与组织绩效紧密相关(Coleman，1990)。
从收益的角度讲，社会关系是一种资本。是可以获得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从成本的角度讲。关系意味着相互的义务，不履行义务意味着可能失去关系网络以及其中包含的社会资源。义务感可以预见按照一定社会规范行动的人的行为，从而产生人际信任与忠诚。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因而组织价值观、义务、诚信、互惠等因素是社会嵌入性的具体体现。福山考察了社会资本与组织结构演进之间的关系，认为信任度高的社会容易实现组织创新。而华人文化普遍缺少社会信任，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低信任社会难以使公司制度化(福山。1998)。
2组织结构设计中嵌入基准的演化。威廉姆森把传统组织结构的类型归纳为U、H和M型。企业组织结构的演进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简单结构向U、H型结构的转变；U、H型结构向分权制结构的转变：以及分权制结构向网络型结构的转变。
在第一个阶段中。简单结构向U型结构的转变和工业革命带来新的生产技术使经济嵌入方式随之提升，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职能化管理引入各类专业人员的“智力资源”，通过正规化建设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复杂度，以及通过层级结构的建设实现有效控制。而简单结构向H型结构的转变则是同行业企业之间以“内部契约”替代外部市场实现横向一体化的结果。刚性代表了这种组织结构极端理性的特征。从嵌入性的角度看，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以经济嵌入性为核心，高度集权使体制嵌入性趋于刚性，社会嵌入性被忽视甚至被有意排斥。
在第二阶段中，最早提出M型结构思想的杜邦公司和通用公司，分别从一个U型企业通过产品分工和从H型企业通过加强内部整合完成向M型结构的转变。M型组织中各单位是相对独立的利润中心，各单位之间形成的组织内部网络要比外部网络包含更多“权力关系”。这种内部网络在两个方面不同于层级制：一是内部网络中服务买卖关系靠市场机制和磋商谈判缔结；二是原订契约(内部订单)在变更或“违约”时，买卖双方同处于一个企业内，可以及时相互沟通、协调，形成双方更好的合作基础。从嵌入性角度看，内部网络中已经存在经济嵌入与社会嵌入的互动；同时。体制性嵌入是其核心特点，分权在M型结构内建立起适度嵌入的体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U型结构体制嵌入刚性的弊端。有效提高了组织的竞争能力。
U、H和M型传统组织结构强调程序、制度和规范。它在自己与市场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它运用权威进行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以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无论是以经济嵌入性或体制嵌入性为核心，从本质上讲。这种结构形式排斥社会性嵌入。专注于技术和体制的合理嵌入。试图通过事先规定的合理的工作秩序，发挥专业管理能力的作用。但正因为如此，才使这种组织结构成了推卸责任。互相扯皮的“温床”，使科层制陷入困境。
实际上，科层制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社会性的嵌入。Granovetter指出Williamson对权威估计过高，忽视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对市场与科层组织产生的影响。科层组织内，雇员职位长期稳定，紧密地、固定的关系网络就会产生，分享式的理解和政治性的联合也被建构起来。于是“关系承担人格特性带来的额外的内容，最终改变网络并变更组织的方向"(Granovetter，1985)。
在第三阶段中。从目前研究结果看，未来企业网络组织形式。如战略联盟、虚拟企业、大脑型组织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顾客为导向的水平型组织。
未来的网络组织以首尾相接的、完整的整合性过程为组织基础，而非传统以隔裂性职能为基础。随之而来的，企业组织的构成单位就势必从专业化的职能部门转变为以实现顾客价值为导向。以信任、互惠和共享为基础，充分转
化个人资本为组织资本的价值流小组(Process Team)。这种按“过程”作为构件来架构的组织被称为“过程组织”，它为现代组织理论寻求网络组织的经济性、体制性与社会性嵌入的有机统一提供了结合点。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把组织设计中经济、体制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嵌入性的依据时间的演进关系归纳为如图1所示的模型。
图1首先表明了三个层面之间的楣互嵌入关系。其次，三个层面的嵌入基准因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我们认为在组织基准转移的过程中，与从经济嵌入性到体制嵌入性的转移相比较，向社会嵌入性的转移包含着本质的问题。即只有以社会嵌入性为基准，组织三个层面的相互嵌入才能实现。
二、适度嵌入与组织结构设计
1“关系嵌入性悖论”和组织结构设计中适度嵌入。Uzzi(1996)提出了“关系嵌入性悖论”。他发现嵌入性关系与企业绩效呈现倒“U”型分布。一个企业可能会“嵌入性不足”或者“过度嵌入化”，只有在市场交易关系和长期稳固联系之间取得平衡的时候，企业最成功。Uzzi指出嵌入的理想强度是处于中间状态，既不要太紧以至于无法解散关系，也不要太松以至于无法形成关系。Stsber(1996)、Uzzi(1998)等也认为不应高估嵌入性的正面效应，过了一定的度就会阻隔企业从外界获取信息，最终导致业绩下降。此外，密切的人情关系充满非经济效益的成分。有时会变成效益的阻力。总之。组织过强的嵌入关系制约组织对新技术和新市场的适应能力。比较而言，松散连接更利于不同部门建立联系，有助于信息的传递和革新。因此，组织结构的嵌入性需要有一个“度”的把握，即组织设计应遵循适度嵌入原则。
2适度嵌入的组织结构设计原则和空间模型。Boyn-ton和Victor指出，组织首先必须“满足尽可能多的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即必须解决将顾客内置到企业组织中的问题。为此。就必须解构层级制。
改造传统企业组织范式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通过组织结构适度嵌入把企业内部价值链扩展到最终价值链，并构造价值传递网络。为此，网络组织内的单位和成员必须处在非常顺畅的“嵌入”状态。同时，企业组织要成为“超级变色龙”(Superanole)——不仅要能“变色”(提供顾客需要的定制化产品)，而且还要“变形”(不断改变和更新组织结构和形态)(于建原、李清政，2007)。新的组织结构必须通过适度嵌入设计实现资源使用效率与顾客价值实现相融合的动态均衡，把顾客嵌入于网络组织的中心地位。本文认为，适度嵌入的组织应该遵循以下组织设计原则：
第一，顾客价值导向原则。该原则涉及经济嵌入性的基本内涵：一是重新定位组织追求的最终目标，这是全球经济、个性经济的要求；二是准确界定组织业务边界，即选择、培育组织能够实现特定顾客价值的能力。
第二。灵活性原则。要求企业组织能够快速调整自己的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编织新的价值网络以培育组织适应环境的能力。
第三，无层级组织原则。以流程构建组织架构，减少组织层级。组织内、外单元的配合或协调依靠三个层面动态嵌入机制进行治理。
第四，开放性原则。格兰诺维特的“桥梁松散联系”理论告诉我们，桥梁应松散连接，没有空隙的桥梁在外力作用下会出现严重后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网络组织具有更大范围的信息沟通与技术交流。因此。组织网络必须是开放的，这是网络组织具有活力的重要特征。三、适度嵌入的网络组织治理
按照适度嵌入原则构建的网络组织与传统组织方式的本质差别在于网络组织的信任机制。信任是实现网络组织结构适度嵌入的关键资源，在信任关系的制约下。成员组织往往会共同遵守统一的规则，或维护契约变更的规则，从而保证不把自己的利益构筑在损害交易伙伴利益的基础之上(Uzzi，1997)。因此，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网络组织的治理一般包括制度治理和关系治理。
制度治理可以有效约束市场价格机制引导下的随机性、一次性交易合约。制度治理鼓励制度信任体系的建立。关系治理中的关系合约约束的是长期、频繁的交易关系，麦克尼尔将规范这种关系的关系性规则定义为一些社会过程(包括社会交往、信息交流等)和社会规则(包括信任、团结和相互性等)。关系合约通过关系性规则(RelationalNorms)对交易进行治理，通常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关系治理具有“自我执行”的特点，它鼓励人际信任体系的建立。因此，制度治理是建立在预防、惩戒的制度上，关系治理是建立在“人情关系”上，两者具有一定的替代性。
制度可以建立圈内人与圈外人共同的预期，打破血缘、地缘、种族、宗教、文化信仰的限制。扩大信任关系的范围。所以，在现实中，大部分合约是制度与关系共同治理的产物。在关系合约中，交易双方签署的合约有一部分嵌入人格化的关系体系之中，另外一部分则要依靠法律体系形成(Furubom＆Richter，1998)，这也正说明关系的建立和维持离不开制度。
在网络组织中，关系合约鼓励的是人际信任体系的建立，但如果过度依赖关系，不能在制度化框架中建立良好监督机制，不仅不能解决“不信任”问题。而且会会造成社会性不当嵌入，使拉关系、走后门、送人情等成为主要手段。血缘、地缘、亲缘成了构成市场信用的主要途径，而体制性嵌入反而成为“关系的附庸”，寻租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很大阻力，并由此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此外，在现代社会，如果缺乏制度治理的环境，信任机制难以正常发挥作用。因此，单一的关系治理阻碍了网络组织的发展进程。
总之。“关系”的作用范围具有一定边界，在一定的范围内，利用非正式制度增进信任、促进合作更为有效。超出这个范围，就要依靠制度来发挥作用。但现实中更多的情况是，关系治理与制度治理要共同作用。才能促进网络组织经济效率的提高。
四、对我国建设创新型企业的启示
关系性嵌入 篇3
企业总是嵌入于特定的网络之中,或在正式的制度框架下,或在非正式的相互接触中。在技术创新网络中,无论是通过正式的协议,还是通过企业间技术人员的非正式接触相互学习,联结关系都对其技术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企业的嵌入性特征的影响尤为显著。
Granovetter指出,嵌入性是指经济行动及其后果会受到行动者双方关系以及整个网络关系的影响[1],人际网络、制度等社会性因素在经济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关于网络嵌入性作用的结论不尽统一,一些原本对立的观点,在不同的研究中却同样得到了证实。例如:Uzzi(1997)、Batjargal(2003)等的研究表明,拥有强关系的网络对企业成长、信息交流、企业绩效等方面具有正向影响[2,3]。而Granovetter(1973)、林润辉(2004)等的研究发现,弱联结可以传递异质性信息,因而弱联结也对企业的绩效具有正向影响[4,5]。类似的还有Burt(1992)的结构洞与Coleman(1988)的高密度网络理论,分别说明了完全相反的网络结构都有益处[6,7]。
在快速多变的市场环境下,由不同的创新主体合作形成的技术创新网络已经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在技术创新网络的绩效研究中是否具有和上述社会网络中类似的结论?即:嵌入性特征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是否也形成了相反的影响?这一问题目前尚未研究。网络嵌入性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本文关注并研究的问题。
1 理论模型与假设
本节在对几个变量间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理论模型,在描述的各变量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以便在后续的部分进行实证检验。
1.1 理论模型
Argyris and Schon(1978),Barney JB(1991),McKee(1992)等的研究发现,在创新网络中,由于技术创新所需要的知识与信息具有独特性,组织间学习充当着网络嵌入性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变量[8]。据此,可以形成网络嵌入性影响跨组织学习;跨组织学习进而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基本判断。因而网络嵌入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问题可以分解为以下2个问题:(1)网络嵌入性与跨组织学习之间关系如何?(2)跨组织学习对技术创新具有怎样的影响?根据嵌入的特征不同,网络嵌入性可以划分为关系嵌入性与结构嵌入性[9],跨组织学习可以划分为开拓性学习和开发性学习,技术创新可以划分为渐进性技术创新与突破性技术创新。因此,网络嵌入性——跨组织学习——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步分析:(1)网络嵌入性与两类学习之间的关系;(2)两类学习与两类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其中涉及的6个关键概念定义如下[10]:
关系嵌入性是指在技术创新网络中,一个结点与其它结点间关系强弱特征。结构嵌入性是指在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在所在的位置状况特征。开发性学习是指企业在如何提高生产率,改进现有生产技术以及组合常规经验方面的组织学习活动。开拓性学习是指企业对超越本企业及行业内的现有经验、技术的新颖信息的学习活动。渐进性技术创新是指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引起的渐进的、连续的创新,是在现有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突破性技术创新是指企业首次向市场投放新产品和新技术,或者在生产中引入新工艺,对原有产品、技术和市场进行替代和跨越的创新。
1.1.1 网络嵌入性与两类学习之间的关系分析
(1)关系嵌入性与两类学习
Password(2007)对4个战略联盟的案例研究表明,在产品创新为目的的合作网络中,专家之间的交流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其讨论均会有所保留[11]。只有强关系网络才可以形成信任,促使成员间进行丰富的信息交流。Uzzi的研究发现,由强关系生成的信任等特征对获取新知识、发现新方法有直接的影响,新知识对于技术型企业成长具有抬升(overarching)作用[2]。因此,高度的关系嵌入对于开发性学习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另一方面,探索新知识要求企业与外部建立新的联系。“当企业来自不同认知背景情况时,学习新知识的机会就会增加”。虽然强联结可以为企业获取资源提供条件,但强联结往往会造成信息的循环,形成信息通路上的重叠和浪费[5],产生冗余信息,在开拓性学习过程中,网络需要重组成员以吸收新知识。在此情况下,低度嵌入的网络获得新鲜的异质信息比较容易。而且,在低度嵌入的弱关系网络中,企业家可以在各种责任的束缚较少的情况下获取信息及其他资源。可见,低度关系嵌入对开拓性学习更有利。
(2)结构嵌入性与两类学习
弱联系促进了网络的广度,而广联系为企业发现新资源提供了机会。从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企业的网络结构影响着不同类型的组织学习,结构洞可以形成开拓性学习,而封闭网络可以帮助企业进行开发性学习。
高密度网络能够使信息及其它资源迅速流动,象一个封闭的系统那样运转。形成信任、共同的标准、共同的行为模式更为容易[12,13],有效的约束也较易形成[12],因此,高密度的网络更有利于开发性学习。但是,高密度网络中的企业间冗余的联结较多,企业间传递的多是同质的冗余信息,这会浪费企业的资源,限制企业获得异质信息的机会。
网络中拥有“结构洞”这种中心位置的企业,网络关系中包含很少冗余联结,能接近独特的信息资源。同时由于中介人角色使他们将相互没有联结的企业之间连接成网络,从而获得控制权,“结构洞”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位置优势选择未来的合作伙伴与新兴技术。可见,高度结构嵌入有利于企业的开拓性学习。低度嵌入的网络对开发性学习更为有效。
1.1.2 两类学习与两类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分析
(1)开拓性学习与两类技术创新
开拓性学习搜集的信息相对比较广泛,主要是搜寻、识别可能的替代信息,暂时不需要完全理解这些信息。因为开拓者在新的信息方面愿意容忍信息噪音,以便进入广泛的资源[14]。而突破性创新始于脱离原有的做事方式[15],渐进性创新注重对现有的技术进行改进。因此,开拓性学习的这种信息处理、提高效率等方面的特征对两类技术创新都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2)开发性学习与两类技术创新
开发性学习是一种基于现有的平台的改进,其主要关注点是扩展与现有技术的相关信息,强调通过学习更有效率的相似活动来提高组织运做效率。与开拓性学习相比,开发性要求准确深刻的理解信息,而不是广泛的了解大致的信息。而渐进性技术创新主要是对现有技术进行改善或调整。这样,开发性学习就为两类技术创新提供了便利。
根据上述讨论,本研究引入开拓性及开发性两类组织学习做为连接网络嵌入性与两类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中间变量,提出如下概念模型(图1),以此来研究技术创新网络中,嵌入性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的学习方式与绩效,进而影响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发生。
1.2 研究假设
1.2.1 网络嵌入性对两类学习影响的关系假设
研究表明,具有高度关系嵌入的关系,可以帮助组织获得经济资源,缩减交易的不确定性及机会主义行为,提高组织的生存机会[16],提高生产率与利润率,产生较高的资产回报。强联结具有以下特点:持久、高频率的相互作用、互惠互利以及可能的亲密友好[4]。这种强联结起码在2个方面具有优势:(1)在形成强联结的过程中,伙伴间相互学习,相互依赖并形成了相互信任。(2)由于相互之间非常了解,高质量的信息以及未编码的隐性知识更容易在组织间共享与传播[16,17]。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是紧密,他们之间的行动就越是默契,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战略行动。这有利于行动者之间的学习和模仿,提高相互间的信任程度,减少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风险,强关系有利于企业获取高质量的信息和进行默会性知识的交流。这种亲密的、高频率的、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关系嵌入方式有助于企业间相互模仿及获得难言知识,这就为提高生产率,改进现有生产技术以及组合常规经验方面的组织学习活动造就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假设1:关系嵌入性对开发性学习具有正向影响
弱关系是一座沟通信息的桥梁,它提供了两点之间的唯一的通道,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创造了更多最短途径的局部桥梁。所以,与消除强关系相比,消除弱关系的破坏作用会更大。弱联系是与拥有新的、独特信息的、不熟悉的企业的联结。社会集团的形成取决于人们之间的弱联结,而不是强联结,因为弱联结超出了亲密关系的圈子[4]。
可见,联系不太频繁的,不够亲密和相互了解不多的,偶发的关系嵌入特征对企业获得超越本企业及行业内的现有经验、技术的新颖的异质信息与知识具有帮助作用,而随着关系嵌入程度的增加,对企业的开拓性学习的益处就会丧失。因此,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假设2:关系嵌入性对开拓性学习具有负向影响
关系观点与结构观点都被广泛地用来解释参与者通过网络信息共享导致了在态度和行为方面相似性的产生。结构观点超越了企业间直接联系的观点,强调合作伙伴在网络中所占据结构位置的信息价值,信息不仅可以通过网络节点间的关系传播,而且还可以通过网络结构本身来传播。
在结构观点中,根据网络的密度不同,可以把网络分为高密度网络和低密度网络两类。Coleman认为,网络密度越高说明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高密度网络可以促进网络成员间的信任及合作,因此将有助于行动者间信任机制的形成和协作关系的维系。高密度,少结构洞,低中心性的网络结构属于一种较低程度的结构嵌入性特征。在具有这种网络特征中的企业,会由于信息资源的迅速流动、信任、共同标准的形成与扩散等原因而非常便于常规技术与工艺的改进与传播。结构嵌入性程度越低,越有利于开发性学习,而随着结构嵌入程度的提高,其对于开发性学习的优势作用就会下降。因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结构嵌入性对开发性学习具有负向影响
多结构洞、低密度、高中心性的网络结构特征是一种较高程度的结构嵌入性特征。网络中拥有这种嵌入特征的企业,可以节约网络成本,能接近独特的信息资源。由于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想要在网络中通过隔离信息、分配信息而使自己处于一种信息优势地位[6],可以发现更多的新机会。因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结构嵌入性对开拓性学习具有正向影响
1.2.2 两类跨组织学习对两类技术创新影响的关系假设
开发性学习可以增加组织在特定领域内的技术能力,有助于提升组织效率及核心能力,组织积累的开发型学习经验越多,决策者对运用既有科技的能力或效益越高。这些以开发现有资源为目的学习引导着企业在式样、服务等方面创造新产品、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提高技术、对工艺流程进行改进等,这些活动更接近于在现有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渐进性技术创新,可见,开发性学习对渐进性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据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开发性学习对渐进性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开拓性学习是对有助于增加未来报酬的替代方案的学习,这种学习意味着必须要对不确定的替代方案进行搜寻及投资[18]。开拓性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包括多种活动,例如,企业通过各类渠道进行信息搜索,认知的调整和整合,最后提出多种问题解决方案、开发出多种产品或服务、或者设计出多种工作流程或工作方式。相对于组织过去的经验和知识来说,这些方案、产品、流程、工作方式具有一定的新颖性。这种开拓性学习的结果对企业开发新技术、新工艺对原有产品、技术和市场进行替代和跨越的突破性技术创新非常有利。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开拓性学习对突破性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由于开拓性与开发性学习是跨组织学习的两种不同类型,而跨组织学习可以将知识由一个组织分享给另一个组织,也可以通过组织间的互动,创造新的知识,通过与其他企业的接触,企业可以获得外部知识,并把这些外部知识融合于现存知识当中,这样,这些联结关系可以创造产生与应用新知识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无论是何种跨组织学习类型,其最终结果均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有益的作用,因此,开发性学习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开拓性学习对渐进性技术创新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据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7:开发性学习对突破性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8:开拓性学习对渐进性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访谈的方法对研究框架及问卷量表进行预研究,目的在于剔除问卷中不适当表述,以及发现研究框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预研究之后,采用随机抽样的办法,在高新技术企业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701份,收回有效问卷253份。由于企业被调查对象基本上都是企业高管人员,其对问卷填答的积极性并不高,因此问卷回收率较低,但这种回收率符合国际同类研究的基本标准,也达到本文研究方法对问卷数量的基本要求。
关于网络嵌入性的测度量表,主要参照了Nooteboom(2004)以及Bonner & Walker(2004)的研究[19,20],关于开发性与开拓性学习的测度量表,主要参照了Atuahene-Gima(2003)的研究,关于两类技术创新的测度量表,主要参照了Dewar,Dutton(1986)的研究[21],运用李克特量表测量,并根据中国的语境及实际情况进行了修订。
其中:关系嵌入性用如下指标测度:我们与合作创新伙伴的接触频率高;我们对合作创新伙伴了解;与合作创新伙伴的合作范围广泛;与合作创新伙伴的合作关系的持续时间长。
结构嵌入性用如下指标测度:与本企业有联系的合作创新伙伴的数量多;与本企业经常联系的合作创新伙伴占所有联系的伙伴总量的比例高;本企业的合作伙伴数量的变动大;与其他企业相比,本企业在合作技术创新过程中在信息、技术等关键资源方面有优势。
开发性学习用如下指标测度:我们主要关注企业现有产品的市场与技术信息;在新产品开发中,我们对普遍接受的方法与技术非常感兴趣;我们喜欢了解和使用已经被证明有效的常用方法和技术;我们注意掌握提高企业现有产品市场地位的技术和信息;我们经常组织开发企业当前技术经验的活动。
开拓性学习用如下指标测度:注意搜集使企业学到本领域内新事物的信息;注意了解企业目前暂时不会应用的新知识与新方法;注意掌握市场需求暂时未知的新产品的相关技术;注意搜集包含试验及高风险的市场及技术信息;注意学习超越企业当前经验的市场及技术。
突破性技术创新用如下指标测度:在产品的研制上经常引入新理念;经常创造在性能上全新的产品并在市场中销售;是本行业中开发和引入全新技术的企业;是新工艺技术的创造者。
渐进性技术创新用如下指标测度:经常在式样、服务等方面创造新产品并在市场中销售;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经常改进提高技术;经常进行工艺流程改进。
对于关系嵌入性、结构嵌入性、开发性学习、开拓性学习、突破性技术创新、渐进性技术创新的量表运用Amos软件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1。
(1)内部一致性信度:
由α信度栏看到,各变量测量模型的Cronbach α系数值都在0.7以上,达到很可信的水准,符合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所要求的水平。
(2)模型拟合度:
各变量的GFI、CFI、AGFI、均达到或接近0.9,RMR、RMSEA值也比较小,模型具备较好的拟合。
(3)建构效度:
由因子负荷一栏可知,各衡量题项的因子负荷量,其t值均达显著,表明各衡量题项具有建构效度。
(4)正态性检验:
Bartlett检验的F值显著,表明数据来自正态分布母体,可以做进一步分析。
(5)KMO检验:
KMO值分别为0.738和0.780,大于0.6,表明适合做因素分析。
3 模型分析结果
在进行结构模型分析之前,需要清楚地了解样本规模对于该研究结果的影响。一般来说,学者们大多不推荐使用太小的样本估计结构参数。一个有用的规则是:样本数减去模型中所欲估计的参数数目必须大于50。Ding,Velicer和Harlow(1995)则更进一步指出,样本数最少应在100~150之间才适合使用最大似然估计(MLE)方法。本研究用于分析的样本数为253,以多数学者的观点来看,已经符合研究要求。
3.1 模型结构参数
首先运用SPSS及AMOS软件对测量模型进行分析可知,本研究各概念的测量模型均可接受,其概念测量的信度、效度符合本研究的要求,本研究理论模型的参数结构及其输出结果如图2所示。
3.2 模型整体评估
结构模型拟合优度结果见表2。通过表1中所列出的各个指标的可接受区间可以看出,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与分析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因此,使用该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3.3 假设关系验证
SEM模型结果的解释可以采用标准化系数以及非标准化系数。使用者需要根据研究需要决定采用标准化系数或者非标准化系数[22]。本文按照一般常规,采用标准化路径系数来进行变量间关系的说明。Cohen(1988)提出了一个标准对路径系数的效应大小进行判断。标准化路径系数绝对值小于0.10是小效果,标准化路径系数绝对值在0.30左右算是中效果,标准化路径系数绝对值在0.50以上,就是大的效果。对照此标准与本研究中的路径系数(表3)可以看出,本研究中的主要路径效果大都在中等效果的范围之内。
经过对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的检验,可以认为本文提出的模型和及其概念的测度是可靠的。因此,通过分析相关要素之间的路径系数,就能够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关于网络嵌入性、跨组织学习、两类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表2为AMOS分析所得出的路径系数和相关概率。
通过表2中的路径系数,就能够对研究中所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表4列出了假设检验的结果。
上述分析主要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在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的嵌入性特征通过跨组织学习影响渐进性技术创新及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发生。
(2)在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的关系嵌入性特征与开发性学习正向相关,而与开拓性学习负向相关。
(3)在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的结构嵌入性特征与开拓性学习正向相关,而与开发性学习负向相关。
(4)在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的开发性学习对渐进性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5)在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的开拓性学习对突破性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渐进性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关系嵌入性对开发性学习具有正向影响关系,而对开拓性学习具有负向影响关系。不同的关系嵌入特征在不同目的的创新活动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或言高度关系嵌入有利,或言低度关系嵌入更好的观点都不全面;结构嵌入性对于开拓性学习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对开发性学习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不同的结构嵌入特征在不同目的的创新活动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或言高度结构嵌入有利,或言低度结构嵌入更好的观点有失准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开发性学习对于企业的渐进性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网络成员之间的高频率竞争合作互动,以及在经营活动过程中的强相互联结,使得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某一成员想游离在某种信息状态之外都不可能。而且,这种高频率的紧密互动,使创新过程产生的知识以最快的速度演变成为网络内部的公共商品。开发性学习方式集中于一个或几个已有知识库的具体要素上面,核心是提高或者修正这些要素。在开发导向的学习过程当中,知识库是编码化的,在网络中更为广泛的传播,这使得企业之间的认知距离低或者适度,使得知识溢出的水平由中到高。这种学习方式的输入与产出是建立在对特定问题的深入理解上的,改良的产品、过程、问题解决能力、适合的技术标准、正式程序的变化等等均是其产出,因此,这种学习方式必然会促进渐进性技术创新。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开发性学习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产生这种结果可能有2个方面的原因,(1)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由于过度的关注开发性学习,企业在与目前技术及经验相关的组织学习方面投入过多,以至于忽略了开拓性学习,损害了在偏离现有技术与能力方面的组织学习,致使开发性学习仅对突破性技术创新产生了微弱的影响。(2)由于本文的实证检验主要是靠受测者的主观认知去衡量各个研究概念,可能会使所收集到的资料产生某种程度的偏差或扭曲;而且填答问卷的管理人员的意见不足以全面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因此,在个别问题上可能产生一定的数据偏差,需要在以后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开拓性学习中,企业通过搜集本领域内新事物、新产品、新方法等方面的知识及相关技术信息、包含试验及高风险的市场及技术信息、超越当前经验的市场及技术信息等行为,为面向未来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创造了条件;在开拓导向的学习中,企业之间的认知距离一般较大,这种较大的认知距离限制了溢出的可能性。一些隐性的知识只有在密切的相互作用当中,知识溢出才会发生,在这种方式下,要想获得精炼的、细微的知识比较困难,这种状况不利于渐进性技术创新。
4 小 结
关于网络嵌入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不同的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本研究发现,没有引入跨组织学习这一中介变量,没有对技术创新进行进一步分类分析,是引起这一问题的原因。本文通过对导致不同的技术创新类别的嵌入方式进行分类研究,揭示了嵌入特征在不同目标下的相异作用,澄清了前人研究中的矛盾。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企业的网络嵌入性,通过跨组织学习这一中介变量,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产生了影响。具体来说,企业的关系嵌入性对渐进性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而结构嵌入性对突破性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作用。
摘要：文献表明,有关网络嵌入性作用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揭示,建立了网络嵌入性———跨组织学习———两类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模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发现了网络嵌入性、跨组织学习以及技术创新等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嵌入性通过跨组织学习对技术创新结果的确有显著影响;现有研究结论的不尽统一,是因为没有对技术创新等变量进行分类而形成,本文用分类研究的方法,将涉及的变量细分为关系嵌入性、结构嵌入性、渐进性技术创新与突破性技术创新等,实证研究后发现,不同的网络嵌入性特征具有不同作用途径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关系性嵌入 篇4
摘要：运用企业主的传统社会资本分析了农村中小企业非正规信贷的嵌入性依赖，企业主网络的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信任机制使得非正规信贷的交易成本降低，合作效率提高；规范充当了非正规信贷的社会担保品，对非正规信贷有着强的社会约束力。但企业主社会关系网络的相对“闭合”和内外有别的信任水平使得企业信贷融资范围被人为“锁定”在特定的对象，形成嵌入性依赖。
关键词：非正规信贷；嵌入性；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27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5—0041—04
嵌入是社会关系影响经济活动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则被经济学家所忽略和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分析的变迁路径过程实质上也就嵌入了行动者关系与社会宏观结构的双重层面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视角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便转化为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嵌入性依赖。嵌入性已被看作是沟通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企业行为进行解释最有潜力的概念，但是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并非完美无缺，已有许多学者对其理论提出了不同见解，指出嵌入性概念暗指经济交换往往发生于相识者之间，而不是发生于完全陌生的人们中间；同弱关系假设相比，嵌入性概念强调的是信任而不是信息，而信任的获得和巩固需要交易双方长期的接触、交流和共事，实际上，嵌入性概念隐含着强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弱关系力量假设和嵌入性概念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本文借用嵌入性概念，目的是为了说明农村中小私营企业普遍存在的非正规信贷现象，且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具有自我强化倾向，存在路径依赖的特性。
一、非正规信贷的产生根源
非正规信贷相对正规信贷而言，显然在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对当事人的约束等方面具有许多非正式、不规范的特征。具体地，私人间借贷是建立在血缘、地缘等关系的基础之上，即使规模大一些的民间金融组织借贷也是由小范围的亲友、邻居等熟人借贷圈发展而来。从非正规信贷产生的根源来看，国内外多数学者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非正规信贷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利用声誉机制对借款人进行监督。基于人缘、地缘而拥有的对借款者的信息获取优势以及由于借款人社会身份形成的“声誉机制”，使得非正规金融得以顺利开展。因此，非正规金融具有比正规金融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利用血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降低借贷的信息搜寻、信息获得成本，在降低营运成本的同时还减少了违约带来的风险。显然，这种传统民间信用的产生和发展根植于特殊主义信任系统的发展。在传统封闭经济状态中，人们通常受地域限制而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相对稳定的互助关系，这种互助关系是基于特殊主义信任系统构成的，民间信用的产生正是利用了系统内这种特殊主义来满足经济活动主体的融资需求。
从非正规信贷产生的根源看，尽管前人研究的角度不同，但实际上都说明了非正规信贷与“熟人社会”的吻合性，也即非正规信贷充分地利用了当地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内嵌于借贷双方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非正规借贷主要发生在相互熟悉的社区，借贷双方彼此知根知底，各自不仅了解对方的才干与人品，而且清楚对方的身世、财产及亲友关系，贷款人通过人缘、地缘等获取借款人的信息，在此，借款人的名声及其所属的社会关系网络取代了传统的实物或金融抵押，成为非正规借贷的基础。如果借款人违约，将受到声誉丧失、社会排斥等严厉的社会惩罚。因此，非正规信贷的运行机制是利用当地固有的信息、社会网络和关系进行履约，而这些是具有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属性。
二、农村中小企业非正规信贷嵌入性依赖的机制分析
不同于一般的中小企业，农村中小私营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企业主在企业中的作用尤其突出，是企业的生产、经营、融资等决策的关键人物，企业主作为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关键“接点”，必须有能力为企业获取所需资源。因而，企业主社会资本在农村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企业主传统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相对封闭、信任具有差序格局、传统规范约束力强等特性，因此，本文将从构成企业主传统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信任、规范角度对农村中小企业获得非正规信贷的内在逻辑机理进行剖析，从而进一步揭示农村中小企业非正规信贷嵌入性依赖的根源。
(一)网络的信息传递机制
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所需的信息大致包括企业主个人信息和企业经营信息，其中，企业主个人信息是一种人格化的信息，只能被熟人所掌握和了解；企业经营信息是非人格化的信息，企业主为了控制企业经营可能面临的风险，通常对企业经营信息建立一种保密机制，不对外公开披露真实信息。因此，除了企业主的“自家人”、“自己人”以外，“外人”很难了解企业的真实信息。显然，在信息不规范化的情况下，信息的交流将受到极大限制，信息的扩展借助于面对面的人际交流，或者通过扩大的血缘、地缘和人缘等的联系纽带传递，这时相对应的融资交易方式是家族和网络型融资。这种家族和网络型的非正规信贷融资方式需要借助于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网，即以家族血缘为中心的呈现“差序格局”的企业主人际关系网。贷方通过企业主的人际关系网络了解企业主的信息，包括企业主个人的人品、经营能力、还款来源以及企业主及其家族的关系、财富等信息。因此，与企业主越亲密、联系越密切、交往越频繁的亲友、邻居、同学等越容易获得信息，使得信息在基于血缘、亲缘、姻缘、地缘关系的网络之间传递效率更高。在这个意义上，熟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彼此知根知底起了重要的作用，使得借贷双方之间的信息更加透明，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由于非正规信贷多发生在熟人和亲友之间，借贷所需的信息收集是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的，通常是日常生活的副产品，信息主要通过闲言碎语(gossip)方式进行收集和传递，信息收集费用很低。即使交易通过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规模和服务的地域范围较小，日常生活是其交易信息收集的主要途径。因此，民间借贷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成员之间日常的人际交往，“熟人社会”中特有的信息搜集、甄别等优势，以较低成本收集信息，具有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农村中小企业正是通过企业主社会关系网络的信息传递机制获得非正规借贷。由于处于创业和发展早期的农村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抵押能力严重不足，企业主个人及家族的关系、信用等财富是外部投资者最看重的因素，并发挥了“担保”功能，而企业主个人及家族的财富信息通过企业主的关系网络进行传递，因此，对这个阶段的企业来说，企业主关系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所发挥的作用尤其突出。
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存续时间的延长，企业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企业主交往半径的不断扩大，企业主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发生了变化，但传统的以血缘、
地缘为基础的家族关系或泛家族关系仍然发挥了主要作用，网络呈现相对的“封闭性”，因此，企业主所具有的特殊关系网络为企业所能认同的融资对象范围本能地设定了地域界限和空间边界，最终使得企业融资范围呈“闭合状态”。因此，对于创业和发展早期的农村中小企业，关系网络的信息传递机制使得企业的融资成本大为降低，但是，通过企业主关系所达成的借贷契约还具有自我强化的趋势，使得较为成熟的企业仍然使用非正规信贷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形成企业对非正规信贷的嵌入性依赖。
(二)信任机制
与企业主内外有别、“差序格局”的特殊信任结构相对应的，企业的信贷融资交易半径局限于企业主的关系网络内，融资的对象为近亲、远亲、乡邻、朋友等，并以亲友为主。在企业主的社会关系网络内，企业主与网络成员的互动是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这种信任是“在正式的、诚实和合作行为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双方重复多次交往，彼此知根知底，因而，企业主的信任水平间接地衡量了其他网络成员对企业主的信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信任不仅能够提高借贷双方合作的效率，还能够降低借贷成本，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假定有资金融入方(企业主)甲和资金融出方乙，乙借款给甲可以获得利息收入为I，甲得到资金后运用资金的净收益为NI，乙对甲的信任概率为P，不信任概率为1—P，乙根据对甲的信任情况决定贷款与不贷款。乙对甲信任则贷款，概率为P，乙对甲不信任则不贷款，概率为1—P。则：甲的期望收益为R甲=P×NI，乙的期望收益为R乙=P×I-(1-P)×I。乙对甲的信任度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双方不完全信任，乙对甲的信任度低，设P=O.3，则甲的期望收益为0.3NI，乙的期望收益为－O.4I；第二种情况，如果双方不完全信任，乙对甲的信任度高，设P=0.8，则甲的期望收益为O.8NI，乙的期望收益为0.6I；第三种情况，如果双方彼此信任，设P=1，则甲的期望收益为NI，乙的期望收益为I，双方的收益达到最大化。可以看出，在双方不信任情况下，双方的收益都会遭到损失，无法达到最优状态。由于非正规信贷发生在企业主的社会关系网络范围内，借贷双方已经培育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彼此信任，从而使得非正规信贷的成本降低。这对于创业初期和发展早期的农村中小企业获得资金尤为重要。
但由于企业主的信任呈现内外有别、“差序格局”的特殊信任结构，其最鲜明的特征是必须依附于血缘、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具有边界范围，其作用力与有效性难以超越“熟人”社会范畴，因此，这种特殊信任关系使得企业主不能把关系网络内的借贷优势与借贷效率扩展到网络外，企业的融资范围被“锁定”在非正规借贷内，形成企业与外部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方面遇到障碍。因此，即使对于已进入较为成熟阶段的农村中小企业也很难突破对非正规信贷的依赖性。
(三)规范的约束机制
在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网”执行着非市场化的社会交换功能，“人情”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是习俗所认可的人际交往准则。“人情”相当于“礼尚往来”中的“礼”。作为交往规范的礼(人情)必须是，我来拜访你，你应该回访我；拜访你时，我随身带着物品送你，你请我吃饭，那你回访我时，也须带有物品，我也要盛情款待你。“人情”意味着交往中要讲究“礼尚往来”而不能无“情义”，这种伦理道德已经形成乡村的文化习俗，约束着人们的行为。由此可见，“人情”往来是发生在熟人之间，是关系取向下的人际交往潜规则，使得乡村社会的借贷也带有浓厚的“人情”味。借款方恪守“有借必有还，借贷必相等，或者还要额外偿还人情债”的准则。因此，对于农村的企业主，不仅通过“人情”关系获得信贷资金，还可能因“人情”作用获得无息借款，当然，企业主必须偿还因“人情”获得的借款，否则，在乡村社会就会被其他人说“坏话”(乡村信息传递速度快，大家口口相传)，留下坏名声。
“顾面子”成为一件与个人自尊密切关联的重要事情。当中国人主观地觉得“失去面子”时，他的自尊心会受损，造成情绪的不平衡。因此，个人平时不仅要消极地“维护面子”，而且要积极地运用种种的“面子工夫”来“争面子”。由于个人是家族链条上一个摆脱不掉的分子，因此其言行举止、为人处世、事业功名、做官掌权的问题就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家族的期待并由此可以沾光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做的事符合家族众人的期待，那么不但自己感到非常荣耀，其家人也会感到骄傲，并同他分享荣誉和资源；反之，如果他做的事情或选择违背了家人对他的期望或以失败而告终，他就感到羞耻，丢脸，不愿回到家人群体中，以免被家人羞辱或让家人在当地感到无地自容。因此，农村中小企业的企业主作为家族的核心人物，其行为不仅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更是为了追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给整个家族争“面子”。
农村中小企业的非正规信贷合约是一种私人契约，具有非市场化的交换功能，实行“非等价交换”原则，因而，传统的家族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对合约的执行约束力更大。因而许多无法通过法律机制来执行的非正式合同的交易行为则由信誉机制来保证完成，所以信誉可以理解为为了获得交易的长远利益而自觉遵守合约的承诺。信誉是一种社会资本，可视为由社会公众所形成和持有，行为者(即信誉主体)因诚实交易、信守合约、真诚合作而赢得的声誉。本文无意去区分信誉、声誉、名声、面子等含义，在此认为这几个概念都表达借款方诚实履约而获得的良好社会效应。企业主作为借款方有激励建立诚实的声誉，进而保证借贷合约的执行，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熟人社会借款方的声誉信息易于传递，以及对不良声誉的社会惩罚力。这种惩罚即使不能施加于借款方本人，也可以通过家族成员而实现。惩罚力度之大以致于违约者无法在当地立足，甚至再也不能得到贷款。可见，声誉在非正规信贷中有着社会担保的作用，声誉好的企业会获得非正规信贷，并产生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
三、小结
战略观念新发展:嵌入和关系观点 篇5
一、嵌入和关系观点
近年来, 战略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从产业结构观到资源基础观, 资源基础观 (RBV) 认为, 比起产业结构, 企业的异质性更能决定企业表现的差异 (Barney, 1991;Rumelt, 1984) 。可以积累资源和能力的企业是稀少的、有价值的、不可替代的和不易被模仿的, 这样的企业在竞争中可以获得优势地位 (Barney, 1991;Dierickx&Cool, 1989;Bumelt, 1984) 。资源基础观的提出, 为实践中企业的战略设计提供指导:专注培育企业的核心能力及独有资源。资源基础观的局限在于, 它过于关注企业自身的能力和内部的资源, 忽略了企业与外部其他企业或相关者的关系, 忽略了“关系”也是一种资源。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环境因素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只传统地练“内功”而忽略掉企业经济活动的“嵌入”性, 势必极大降低企业的适应性及生存力。
Granovetter倡导的新经济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嵌入”指出, 经济行动是在社会网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换言之, 对经济行动的分析和理解不能脱离了社会情境因素, 这里, 可以指与经济行动者 (企业) 相关的其他行动者或个人及其与之关系。嵌入理论表明企业经济活动 (决策等) 与他人 (企业) 密切相关的客观存在性, 从而也就提示了企业可能从这种互动关系中寻找机会、有意经营这种互动关系就有可能促进企业的绩效表现。企业的各种关系联结形成了网络, 这种网络是多维的、立体的、复杂的, 企业嵌入于这种网络群中, 其行动受其中各种关系的影响。这些关系对其绩效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促进抑或约束与这些关系的质量相关。在不可能独享蛋糕的大环境下, 分析清楚经济网络的关系结构、占据位置 (尤其是拥有结构洞资源) 、经营好有价值的关系联结, 是应对高不确定性、取得满意绩效的办法。企业的经营不能忽略关系及关系网络。
由企业关系发展而形成的网络包括企业间关系网络、企业家网络及雇员网络。企业间关系网络指企业间因为交易关系或合作关系形成的网络;企业家网络指企业家 (经营者) 的人际关系网络;雇员网络指企业雇员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三种网络对企业的绩效都产生影响。以嵌入的观点来看, 这些关系网络都给企业产生了社会资本。
二、关系网络带给企业的利益及机会
根据Bourdieu (1986) 的定义, 社会资本是现实的和潜在的资源的集合, 是由于拥有一个或多或少相互熟识和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而产生于个人或集体的。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企业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就嵌入于与之联结的各种关系、网络中。企业的发展受限于其管理关系的能力, 包括如何建立、如何维持以及如何发展各种关系的能力。这些嵌入的资源包括了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 网络资源是指企业自我网络中的资源, 是可以被“摄取”的资源, 关系资源是指关系人所拥有的有价值资源, 是可以被“动员”的资源。这样, 当企业需要某项资源时, 它既可依据传统通过购买、交换而获得, 也当然可以通过摄取或动员从关系网络取得, 这样既节约成本又提高效率。具体来说, 企业可以从如下方面获取利益或机会
1. 信息利益
比较起一次性交易的企业来, 拥有关系联结和网络成员身份的企业在信息获取、学习交流进而捕捉机会上更具优势。有关系联结的企业间互动增加, 信息及知识随着互动在网络成员间流动及溢出。根据Burt的研究, 这种信息利益包括了通路、先机和举荐。通路指获得一条有价值的信息, 并知道谁能够利用它;先机指个人关系的存在可能使你早于他人或其他企业更先获知特定信息;举荐是指关系联结人帮助或支持企业提高获得成功的机会。
2. 成本利益
成本利益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降低搜寻成本。网络成员几乎都是企业现实的或潜在的交易伙伴, 由于关系的联结和成员身份, 企业与这些潜在伙伴之间彼此较为了解、熟悉, 因此, 当需要选择交易伙伴时, 较为容易从这些成员中进行选择, 从而降低了每次交易的搜寻成本。另一方面是降低了侃价成本。因为彼此的熟悉和了解或者曾有过的合作经验, 企业在达成契约时, 不需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议价, 从而降低了侃价成本。
3. 获取信任资源
传统经济学有关理性人的假设前提, 认为交易双方面对交易时, 是基于完全自利而进行算计, 这种交易基础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且有可能促成机会主义。事实上, 有信任关系的交易双方, 总会怀有共赢和对对方善意的期待来面对交易, 这样, 既可尽量减少增加交易成本的环节, 又可减少机会主义的发生, 甚至还可能在遭遇难关时获得关系伙伴的支持。在实现复杂、周期长的交易中, 信任关系尤为重要。信任对企业来说, 成了一种无形的资源。信任不是凭空形成, 关系和关系结构 (网络) 产生信任 (Granovetter, 1985) , 信任是嵌入性关系的主要特征 (Uzzi, 1998) 。企业之间通过关系的联结形成信任的基础, 因为长期的互动经验增进信任的内容和程度。由关系网络所具备的传递性还可产生第三方信任, 比如与A企业有关系的C企业因为B企业与A企业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产生与B企业之间的交易信任, 这在实践中常常发生并且非常有用。
4. 协同或协作利益
企业间的关系联结尤其是长期的互动经验, 更能促进企业间基于利益的协同或协作, 甚至共担风险。如Uzzi对纽约服装业23家女装公司展开的研究发现, 制造商与它的合作伙伴如设计工作室、缝纫承包商、展厅、零售商、中间商等之间通过关系联结, 形成组织网络, 在面对市场问题时, 可以通过共同协商、协调及协作, 进行联合的问题解决安排, 如承包商发现染色影响织物品质进而影响剪裁, 于是承包商主动告知相关合作者如制造商, 同时与制造商协商通过剪裁的区别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 承包商不必负责, 但如果剪裁方式不改变的话, 制造商损失惨重。可是基于长期的互利的关系联结, 关系联结者会更有负责任的共赢以及共担风险的思想和行为, 他们都会更主动地发现问题、分享信息以致共同面对下的共同解决。
5. 获取关系租金
根据Dyer和Singh的研究, 关系联结可以为联结的企业创造关系租金。关系租金不同于一般的利润, 这种利润是由于一种交换关系产生的, 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企业产生的。在特定联盟中, 只有合作者的特质可以创造这种利润。关系租金往往高于一般利润。关系联结者之间可以因为投资关系专用性资产 (减少机会主义等) 、共享知识路径 (促进创新) 、拥有互补资源 (产生协同) 以及有效的治理而获取关系租金。
6. 结构洞资源
结构洞是指竞争场中玩家之间无联结或非等位的情形, 这里的玩家可理解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众企业或其他相关角色。结构洞理论由Burt在1990年提出, Burt的理论思想基础是:其他行动者如果自身之间无联结或好好组织起来, 行动者 (人们、组织、或市场) 就可以由于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 从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和交易中获利。与其他行动者的联结提供了机会;其他行动者之间联结的缺乏就形成了结构洞。官僚系统中, 权力嵌入在层级里, 随着组织的扁平化, 权力掌握在网络的信息经纪人手中 (Uzzi, Dunlap, 2005哈商) , 即Burt所谓拥有结构洞的行动者。结构洞资源一定是建立在关系联结的基础上。所以, 企业构筑多重关系, 就有可能处于两个没有联结的企业之间的中介位置, 通过在两个企业之间的桥连发挥类似经纪人的作用, 从而获取经纪利益或者发现新的机会。
三、经营关系网络
基于上述讨论, 在经济全球化、专业分工愈发精细的环境下, 企业的战略思维要从重视自身的能力和资源基础发展到以嵌入的观点发展”关系”、网络资源。从经营关系的角度, 可以考虑如下方面:
1. 识别达成战略目标的资源缺口
这里的资源包括了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 从关系观的角度, 不仅仅指必需要求企业自身拥有或控制的资源, 还可以是企业可以“调用”的资源。
2. 与有资源禀赋的潜在合作伙伴或既有网络建立关系
识别在资金、技术、人力、信誉、市场等方面有资源禀赋的潜在合作伙伴, 尤其是与自己的资源具有互补性的伙伴, 与之建立联结。或发现与自己存在资源相关的既有网络, 以嵌入的方式参与进去。如某企业发现一个网上技术论坛, 该论坛成员主要来自大学及研究机构, 所讨论技术正是与该企业产品发展相关。于是, 该企业也以参与讨论的方式申请了成员身份, 通过这个论坛, 给企业的研发工作以不少启示, 同时也通过在论坛的了解引进了优秀人才。
3. 经营企业家网络与雇员网络
与组织间关系网络不同, 企业家网络与雇员网络不是基于交易或合作的关系, 而是基于人际关系。企业家人际关系可以在信息获取和资源调用上获得好处, 有研究表明, 企业家与企业外甚至行业外的联结越多越丰富, 越有助于企业的绩效表现。雇员网络在促进团队合作及知识共享、学习方面发挥作用。
4. 建设与维护网络
从内容上看, 企业经营关系网络包括了关系联结的数量建设以及关系联结的质量建设, 尤其以后者为重。从形式上看, 以关系联结形成的网络包括以企业自身为中心的网络以及企业作为成员身份嵌入的其他网络, 还有企业家网络及雇员网络。在建立关系时, 寻找和发现网络中的结构洞资源进而通过关系联结获取经纪利益对企业具有较高回报。对网络的建设和维护, 企业除了关注关系联结本身而外, 还需要从网络的整体结构把握关系联结所处的位置。比如, 已有不少研究指出, 企业在由关系联结形成的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也会影响企业的绩效表现, 比如在关系网络结构中高中心性既有可能促进企业在信息、先机、信誉度等方面的好处, 但过于中心化又可能影响企业对网络外部信息的掌握及创新。因此, 对中心性能带来显著好处的网络, 尽量通过经营提高自己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同时, 可以通过发展与网络外成员或其它网络的联结关系以规避过强中心性可能带来的弊端。另外, 对长期的、极可能形成机会主义风险的联结可以考虑通过建立共同专有性投资加强协同以规避。
综上, 关系资源对企业有其他资源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 企业通过嵌入在网络中的关系经营可以很大程度地增强其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适应性, 同时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 根据Uzzi的研究, 这种因为成员间协同或协作等实现绩效的提高从整个网络层面看, 也是符合经济学的帕累托改进的, 即网络中单个成员的绩效提高并未使得其他任何成员的绩效得以降低。这是一种通过关系联结实现竞争中的合作。
摘要：近年来, 战略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从产业结构观到资源基础观, 既有的资源基础观的局限在于, 它过于关注企业自身的能力和内部的资源, 忽略了企业与外部其他企业或相关者的关系, 忽略了“关系”也是一种资源。本文以嵌入和关系观点, 分析了关系联结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及机会, 从而表明关系资源对企业有其他资源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 企业通过嵌入在网络中的关系经营可以很大程度地增强其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适应性, 同时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
关键词：战略观念,嵌入,关系,网络
参考文献
[1]罗纳德.伯特著任敏等译《结构洞》.格致出版社, 2008
[2]罗家德叶勇助《中国人的信任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3]Jeffrey H.Dyer and Harbir Singh“.The relational view:Cooperative strategy ands ourceso f inter-organizationalc ompetitive advantage”.A 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23 (4) :660～679
[2]Barney, J.B.1991.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ournal of Management, 17:99～120
[3]Brian Uzzi and James J.Gillespi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Strat.Mgmt.J., 23:595～618
[4]Bourdieu, P.1986.The forms of capital.In Richarson, J.G. (Ed.) ,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241～258.New York, NY:Greenwood
[5]Granovetter, M.1973.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1360～1380
[6]Granovetter, M.1992.Problems of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sociology.In Nohria, N., &Eccles, R. (Eds.) ,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25–56.Boston, 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7]Rumelt, R.P.1984.Towards a strategic theory of the firm.In Lamb, R.B. (Ed.) , Competitive strategic management:556～570.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 Hall
关系性嵌入 篇6
关键词：网络嵌入性,粘滞知识,粘滞知识转移,合作创新
知识对企业成长和企业获取竞争优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知识转移问题。通过嵌入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网络, 企业可以不断地学习和知识创造, 有效地提高现有知识的存量和质量, 进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对企业竞争优势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粘滞知识是难以表达、难以编码的, 而且往往嵌入在人员和工具中;知识转移是企业将获取的外部知识整理后传递到企业内部, 为该企业消化、吸收和转化为企业自身的知识, 这就要求企业将从外部获取的知识以合理、适当的方式和途径整合并融入到企业内部, 与原有的知识相互补充形成新的知识体系, 从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网络合作和关键资源与促进知识转移相联系, 网络不仅促进网络中的知识转移, 还促进新知识的产生, 网络中的组织相对于其他公司更容易获得有影响力的位置 (Ahuja, 2000) [1]。在企业的创新网络中, 无论是通过正式的协议, 还是通过企业间技术人员的非正式接触, 企业间的联系都对企业的合作创新具有重要影响。而企业间合作创新网络中关键知识在获取、转移和运用过程中存在着粘滞性。粘滞知识转移阻碍企业之间更好的沟通、学习与合作, 因此有效合理地解决粘滞知识的转移这一问题对于研究企业合作创新意义重大。
一、文献综述
(一) 网络嵌入性
“嵌入性”这个概念最先出现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Polanyi于1944年首先在《大变革》中提出。Granovetter在1985年进行了“嵌入性”的研究。Granovetter认为, 人们生活的社会网络是社会结构的核心, 嵌入的网络机制是信任[2]。1992年, Granovetter进一步解释了嵌入性, 他指出嵌入性会受到行为人已有的整个关系网络结构和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影响。为了区分人类社会网络的嵌入性, 他将嵌入性划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3]。Zukin与Di Maggio (1990) 从企业经济活动的权变因素角度, 将嵌入性划分为认知嵌入、结构嵌入、文化嵌入和政治嵌入四种类型[4]。Hagedoom (2006) 从嵌入性的层次出发, 将嵌入性分为组织间嵌入性、双边嵌入性和环境嵌入性三种形式[5]。关于网络嵌入性划分的诸多分类方法中, Granovetter (1985;1992) 的二分法可以说是最基础、最主流的分类, 所以, 本文对网络嵌入性进行划分的依据来自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分类方法。
1. 关系嵌入。
Granovetter (1985) 认为, 关系嵌入性也称关系凝聚力, 网络中相互结点之间的关系纽带能促使行动者直接获取有关信息方面的收益, 联系程度可以从联系频率、联系密切程度、感情强度及互惠程度四个方面划分[2]。关系嵌入性是以双边交易的质量为基础, 表现为交易双方重视彼此间的需要与目标的程度, 以及在信用、信任和信息共享上所展示的行为 (Gulati et al., 1994) [6]。嵌入性关系是组织间关系的主要内容, 也是主要的连接关系, 其导致了组织间的交易行为不再仅仅是经济行为, 联结程度、信任、资源共享等在组织间的合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Dhanardj et al., 2004) [7]。
2. 结构嵌入。
结构性嵌入关注的是一个组织在整个网络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信息角色问题 (Gulati et al., 1994) [6]。企业网络位置中心性程度越高, 越有助于企业与其他组织进行合作技术开发和市场信息的交流互动, 提高创新效率 (Powell et al., 1996) [8]。Burt于1992年提出了“结构洞”的观点。Burt认为, 在网络中企业拥有的结构洞的数量与其在整个信息传递网中所占据的有利位置是成正比的, 也就是说企业在信息网络传递中结构洞的数量越多, 占据的位置越有利[9]。一般而言, 占据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 往往更多地接触创新所需的新知识, 也会更容易地获取创新思维所需的外部知识, 从而最具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 粘滞知识
Von Hippel于1994年最先提出“粘滞信息”的概念。Szulanski (1996) 认为我们可以把组织内部知识的粘滞看作是组织内转移知识的难度。Szulanski研究表明, 变数是导致知识转移产生粘滞的原因, 组织内部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能很好地解释其内部知识转移的粘滞, 而知识转移成本只能对知识转移过程的难度做出解释[10]。Simonin (1999)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导致组织间“知识模糊”的因素。他指出知识模糊与粘滞信息等术语含义相同, 描述的是知识转移的特性[11]。Anderson (1999) 研究组织间知识转移过程中粘滞知识时指出, 技术知识常常是环境依赖的, 它粘滞于局部环境, 粘滞知识的存在使开发活动往往在局部环境内进行并且进一步加强知识粘性[12]。因此, 本文认为:粘滞知识是知识的一种特定属性, 它描述的是知识的难以流动性, 这种知识相互转移的阻力直接影响着新知识的进一步获取、转移以及运用。知识粘度则是用来衡量知识转移的困难程度, 知识粘度越大, 知识转移越困难。
(三) 粘滞知识转移
知识转移是企业内或企业间跨越边界的知识共享, 知识的转移取决于知识是否容易被理解和吸收。Reagans和Mc Evily (2003)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强度和关系网络广度对内部知识转移具有正向作用, 即具有克服知识粘滞的作用。Cummings和Teng (2003) 探讨研发伙伴间研发知识转移时指出, 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转移的活动内容、知识的特性及企业之间的知识互异性都是影响知识转移成功实现的重要因素。我们不难看出, 从知识转移角度分析知识粘滞问题是讨论企业知识粘滞的分析角度, 知识转移理论重点解释阻碍知识转移或驱动知识转移的因素, 以及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动企业间和企业内部的知识转移。所以, 本文认为知识粘滞讨论的是知识的流动性问题, 但是, 知识粘滞并不是绝对不可改变的, 它是相对的, 作为企业应该适时运用适当措施以降低准备转移的知识的粘度, 增强知识的流动性, 从而促进知识有效的转移。
(四) 合作创新
创新作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手段, 已成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竞争力高低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技术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和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各种形式的外部合作。Mc Ginnis和Vallopra (1999) 研究发现, 企业通过与供应商开展合作研发, 能够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和降低开发成本, 并能够提高产品开发的质量。各个企业之间的关系网可以成为知识转移的有效途径从而对企业的创新绩效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 通过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 合作双方企业能充分参与到产品生产、新产品开发等活动之中, 促进合作各方知识, 尤其是粘滞知识的交流与转移, 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二、理论假设与概念模型
(一) 关系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
企业通过网络系统与一系列外部机构 (客户、供应商、顾问、政府机构、实验室等) 建立联系, 这种联系越紧密, 企业越能创新。企业和网络成员间较强的关系嵌入性可以为企业搭建顺畅和快速的信息通道, 从而促进了复杂知识的有效转移,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关系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正相关。
(二) 结构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
企业在网络中的地位对企业的绩效有一定的影响, 位于网络中心地位的企业能从网络中获得较多的资源与知识, 因此也就能产生更佳的绩效。高密度的网络和增强网络密度均对企业的创新有积极作用。实证研究显示, 网络结点联结强度对企业的销售增长、利润增长、新产品开发都有显著的正影响。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结构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正相关。
(三) 关系嵌入与粘滞知识转移
关系嵌入是粘滞知识获取的重要途径, 通过信任、互动频率、持久度和网络范围等作用机制, 能帮助企业获取非独立的知识和非编码化的知识。企业间网络成员联系的密切程度、互动频度都与知识转移的绩效存在相关关系。企业间紧密、互动的联系, 加强了双方的信任, 降低了双方的获取知识成本, 促进了双方更加充分的知识交流, 从而有利于网络成员间的深度沟通和有价值知识的有效转移。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关系嵌入与粘滞知识转移正相关。
(四) 结构嵌入与粘滞知识转移
结构嵌入有利于形成粘滞知识转移合作规范, 从而促进知识转移意愿, 进而推动粘滞知识转移。利用群体的网络密度促进群体的一致性, 以推动交流和集体行为的相互信任程度, 使群体成员达到互相认同、相互协调的目的, 这对知识转移有很大的益处。Reagans和Mc Evily (2003) 研究显示, 网络范围正向影响着知识转移的难易程度。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结构嵌入与粘滞知识转移正相关。
(五) 粘滞知识转移与企业合作创新
员工可以借助各种社会网络关系更密切地接触、更迅速地扩散新信息和新思想, 这对企业合作创新的绩效影响巨大。企业的创新能力来自于组织内部知识在长期投资过程中的积累以及对外部知识不间断的吸收与处理。Cassiman和Veugelers (2006) 研究结果显示, 与伙伴组织间频繁地进行知识转移的团队具备更高的创新绩效, 并且更多的外部知识获得相比内部知识获得更有利于创新绩效的提高[19]。综上所述, 网络组织内的外部知识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相关关系。网络组织内的企业可以通过外部知识的获取、转移并共享来增加企业可用的专门知识的广度与深度, 从而降低产品的开发周期而加快创新的速度, 进而提高企业实现新的创新。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粘滞知识转移与企业合作创新正相关。
H6:粘滞知识转移在网络嵌入性与企业合作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六) 概念模型
综合上面的分析, 本文的研究模型与相应假设可以用图1来描述。
三、研究方法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为了验证理论假设,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时间为2011年9月至2012年1月。本次调查共发出300份问卷, 回收问卷191份, 问卷回收率为63.7%, 剔除漏填、填答不完整的12份无效问卷后, 有效问卷为179份, 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59.7%。调查对象为西安、北京、上海、宝鸡、青岛等城市的部分企业的正式员工。本文的被试者基本是企业的高中层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 对于企业的合作创新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因此, 问卷调查对象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二) 问卷设计与测量方法
本调查问卷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进行衡量, 要求受访者根据题项描述和企业实际情况的认同程度进行1~5分选择打分。5分表示非常同意, 4分表示有点同意, 3分表示一般, 2分表示有点不同意, 1分则表示非常不同意。问卷设计主要在已有问卷的基础上, 根据研究假设的理论基础进行综合, 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对测量项进行修改和补充, 从而给出相应的测量量表。本文中每个变量的测量维度分别如下:
1.网络嵌入性的测量。本文在借鉴Granovetter, Dhanaraj et al, Gilsing&Nooteboom, Reagans&Mc Evily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其中关系嵌入性从信任、互动频率、持久度和网络范围四个维度进行度量, 结构嵌入性从网络规模、网络稳定性、网络密度和网络中心性四个维度进行度量。
2.粘滞知识转移的测量。从粘滞知识获取、粘滞知识应用和粘滞知识创造三个维度进行度量。
3.合作创新的测量。本文从合作效果和产品创新两个维度进行度量。
四、结果分析
(一)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问卷的信度是指测量所得结果的内部一致性程度。本文采用SPSS18.0对回收的问卷作Cronbach’s Alpha系数测试。问卷的效度是指测量所得结果的有效性程度。一般而言, KMO取值介于0到1之间, 当KMO值越接近于1, 意味着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越强, 越适合作因子分析。根据表1可以看出, 各个因子的Cronbach’s Alpha值均满足不小于0.7的要求, 且总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达到了0.956, 表明变量在样本数据中表现出很好的内部一致性特征;各因子的KMO值均大于0.7, 同时Bartlett的球度检验结果均都拒绝了原假设 (sig.=0.000) , 说明问题项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二) 模型拟合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研究各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 运用AMOS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从常用拟合指数来看, 拟合指数尚未达到理想标准, 模型需要修正。如表2所示, 经过修正后的模型拟合指数均得到了改善。模型修正后, 反映模型拟合度的卡方值与自由度比值降低为1.345, 反映模型适配度的CFI、TLI、IFI均大于0.90, RMSEA小于0.08。比较逐次修正后的AIC、BCC和ECVI值, 均呈逐次下降, 模型整体拟合良好, 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2。
(三) 假设检验
本研究最优模型的各项指标:χ2/df=1.345, CFI=0.916, TLI=0.904, IFI=0.919, RMSEA=0.062, PNFI=0.651, PGFI=0.595, 模型的各项主要拟合度指标均在可接受的参考值范围内, 表明最优模型的拟合度比较理想, 都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 适用于检验模型假设。
表3列出最优模型的路径系数及假设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最优模型中除路径结构嵌入→合作创新 (p=0.247) 外, 其他路径的C.R. (临界比) 值均大于2.58, 这表明除路径结构嵌入→合作创新外, 其他路径系数在p=0.0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路径结构嵌入→合作创新的C.R.值为1.158也小于1.96, 这表明该路径系数在p=0.05的水平上也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因此, 假设H2没有得到验证。
在AMOS中, 中介效用可以通过对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考察来测度。标准化的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如表4所示, 关系嵌入到合作创新的直接效果 (0.668) >关系嵌入通过粘滞知识转移到合作创新的间接效果 (0.260) , 说明粘滞知识转移在关系嵌入对合作创新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而结构嵌入到合作创新的直接效果 (0.068) <结构嵌入通过粘滞知识转移到合作创新的间接效果 (0.138) , 说明粘滞知识转移在结构嵌入对合作创新的影响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因而H6通过假设检验得到验证。
注:括号内是间接效果。
五、讨论
跨国公司在江苏发展的嵌入性研究 篇7
江苏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工业基础较好。江苏省地处长江三角洲,临近上海,交通发达,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是利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对跨国公司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之一。2013年,江苏实际利用外资317亿美元,连续九年位居全国第一。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江苏的投资兴办企业达到685家,其中127家跨国公司在江苏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机构,一大批投资规模大、技术水平高、产业关联度强的外商投资项目的引进,提高了江苏经济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据江苏省商务厅发布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75.6亿美元,同比微增1.3%。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1519家,协议注册外资金额215.5亿美元。目前,江苏利用外资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江苏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微增长”,得益于先进制造业加速发展和服务业外资占比的提高。据了解,上半年该省IT产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29.9%、5.5%;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到账外资占制造业的67.6%,较去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同期,江苏新批服务业外资项目793个,协议外资92.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73.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5.6%、23.1%和9.4%;分别占全省的52.2%、42.9%和42.1%,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2.5、9.7和3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金融业实际到账外资同比分别增长73.9%和23.8%。与此同时,落户江苏的外资区域布局也更趋合理。上半年,苏中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7.1%,苏北实际使用外资增长9.6%,苏中、苏北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占全省的18.1%和19.5%,比去年同期提高2.4、1.5个百分点,苏南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省的62.4%。从投资来源地看,上半年,亚洲地区外商对江苏实际投资132.1亿美元,占全省的75.2%,仍为江苏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从国别地区看,来自韩国、香港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01.2%、16.8%。
2 跨国公司“嵌入式”观点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政府一系列优惠吸引外资措施的影响下,一大批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并逐渐形成了产业投资集聚现象。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所产生的产业聚集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些跨国公司采取全面融入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的方式,与区域内的相关产业构建休戚与共的产业生态关系,即所谓的“本地嵌入”。这些深度嵌入在华投资地的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并且还存在着某些误区。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在华的嵌入性程度比较低,存在比较普遍的“松脚性”。该观点其实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现状并不吻合。另一方面,学者们往往注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过程中的本土化而忽略了跨国公司在本地嵌入发展的问题。其实,后者相比前者更有研究的必要。因为,嵌入性强调投资双方动态发展,而本土化则侧重跨国公司的单方面适当。因此,深度研究跨国公司的嵌入性问题更应成为当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要任务。
“嵌入”一词,最早出现在波兰尼于1944年所著的《大变革》一书。他指出,“个人的经济动机是嵌入在社会关系里的,经济行为属于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此后,其他学者便开始接受并发展该观点,使“嵌入”这一概念广泛出现在诸如社会组织、经济地理、区域发展和管理学等领域。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因此,人们对跨国公司在投资国的“本地嵌入”现象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安德森采用瑞典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中的78家子公司为样本,通过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其把子公司的本地嵌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子公司的外部嵌入性与母公司的控制度呈相反变化,即内部嵌入程度越小,母公司的控制程度越大。怀特对爱尔兰软件产业中的跨国公司为例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子公司在对外投资中与当地经济主体联系越紧密,其发展势头就越好,子公司在当地的嵌入度就越高。我国的相关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项后军对跨国公司的“松脚性”进行了研究;赵蓓、莽丽从嵌入性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跨国公司与中国产业集群发展之间的关系;杨飞以广东东莞市清溪镇ICT产品集群为例重点研究了外资企业在本土嵌入失效的问题;叶庆祥在研究该问题过程中,提出了跨国公司在本地嵌入的动力因素,即跨国公司的总体战略、子公司的逐利行为、地方政府的促进和本地企业的发展。基于此,本文将视角聚焦于跨国公司在江苏快速发展的现状,通过运用相关理论和实地考察,重点探究跨国公司投资战略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关联和规律,从而为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3 跨国公司嵌入战略在江苏的发展演变
跨国公司植根投资国的嵌入,一方面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果,同时也是跨国公司自身基于长期发展的战略举措。笔者从跨国公司嵌入视角入手,按照其在江苏投资发展演变规律,将其划分为战略对接、战略嵌入和战略互动。
3.1 战略对接
战略对接最早由诺利亚和加西亚邦于1991年提出,其含义是跨国公司通过与东道国厂商进行战略性连接,按照就近原则与能力互补或近似的厂商共享当地生产要素,从而达到规模与范围经济,降低经营风险,提升竞争实力。因此,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的起步阶段主要就是建构其与东道国厂商的战略连接关系。从跨国公司在江苏的投资情况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跨国公司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身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获取当地的生产要素。跨国公司看重的主要是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潜力。因此,在这一初始阶段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嵌入性较差,具有较强的“松脚性”。例如,在江苏不少沿海地区可以看到很多大型外资企业的标志性建筑,但他们只限于和母国公司本部进行业务往来,极少与东道国的经济主体发生联系。其中,苏州、无锡和常州的“三来一补”外资企业最为明显。这类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料和中间产品基本依靠从国外进口,完成产成品后再运往国外销售,与当地产业网络联系很少。
3.2 战略嵌入
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在江苏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其嵌入方式逐步深入,投资战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3.2.1 由被迫嵌入转变为自主嵌入
跨国公司在江苏投资的早期阶段,为了和当地政府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其往往舍弃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就近采购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这严重地背离了跨国公司在全球优化资源配置的初衷。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跨国公司逐步融入当地经济发展,主动嵌入当地、植根当地。
3.2.2 由浅层嵌入转变为深度嵌入
跨国公司在华早期投资中呈现出嵌入表面化和浅层化。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嵌入也进一步向深度演化。投资领域从之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产业转变;从在华建立生产车间到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和大区域总部发展;从单一的经济嵌入方式向经济、文化和制度全方位的纵深嵌入,同时达到与东道国的全面合作和融合。
3.2.3 由单方嵌入向双方嵌入转变
一方面,跨国公司深度嵌入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东道国厂商借助跨国公司的全球营销网络和价值链条也主动与其进行合作,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发展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相辅相成,休戚与共,从而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嵌入和融合。总之,跨国公司在这一阶段对江苏的投资过程中表现出规模化、成套化和深度化的特征。究其原因,这主要得益于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的重新部署。跨国公司日益看重中国市场,逐步将本土企业纳入其全球一体化的生产体系当中,从而实现全面的嵌入和合作。
3.3 战略互动
跨国公司对江苏的投资日益深化,其在未来一段时间将朝战略互动趋势发展。笔者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本土产业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他们通过各自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最终达到互动融合的结果,这一现象即为本文的跨国公司战略互动。其具体表现为,跨国公司与本土产业互相作用、相互带动,通过构建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而形成功能完备、和谐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该产业生态系统具有如下特点:
3.3.1 产业集群化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上下游相关企业因分工协助的需要在空间上容易形成聚集效应,呈现产业集群化特征。产业集群内的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之间一方面各自分工,相互促进,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另一方面,他们之间通过构建持久且稳定的契约关系形成强有力的国际竞争优势。
3.3.2 价值链高端化
跨国公司从全球市场战略视角出发,为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往往将其与国外分支机构的价值链条进行优化重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开办分支机构进行生产活动之外,还将研发、设计和销售等业务进行转移和外包,东道国的本土企业通过承接方式逐步将自身业务纳入到跨国公司的产业价值链条之中。跨国公司的战略互动就是要通过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相互融合、利益共享,实现本土企业在跨国产业价值链条中由低端向高端的演进,最终东道国借此达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目的。目前,大量跨国公司在江苏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机构就是实现其价值链条的优化重组。
3.3.3 协同互利化
“协同”原指生态环境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过程。这里协同互利化是指,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本土企业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条的优化重组,共同构建为一个完整的企业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内的各个成员企业之间相依相存,休戚与共,具有共同演进、共生共赢的特性。
4 结束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一些跨国公司基于自身全球市场发展战略的考量,在华投资过程中日益呈现出扎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嵌入性。与此同时,部分跨国公司仍然沿用过去短视的“松脚”战略。通过实际投资效果来看,跨国公司的嵌入战略要远优于“松脚”战略。因为,跨国公司通过嵌入战略一方面可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可以依托我国改革开放的平台获取投资的最大红利,提升其全球经营的绩效,从而赢得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按照先战略对接,继而战略嵌入,最终实现战略互动的规律依次演进。这一对华战略演进为我国今后进一步充分利用外资、实现本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启示。为此,我国地方政府首先要改变过去只看重招商引资规模而轻视外资后续流失的问题。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投资区域的本地嵌入和融合,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要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进一步建立研发中心和区域总部,从而引导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中实现集研发、生产、营销和销售为一体的全球化经营。其次,我国政府和企业要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华嵌入战略中外溢出来的产业集聚效应。为此,我国政府在对外招商引资工作中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快促进跨国公司及其全球价值链在我国的深入嵌入。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尽可能多地为跨国公司提供相关配套设施和服务,必要时适当引进跨国公司相关配套协作企业,最大限度地协助其配套,推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可持续快速发展,最终形成区域产业集聚效应。第三,应利用跨国公司嵌入推动产业集群升级。与此同时,我们一方面要通过跨国公司引入国际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在华投资区域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另一方面,当地中小企业要抓住跨国公司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遇,主动地嵌入跨国公司,成为其全球价值链条中的一环,最终实现自身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项后军.外资企业的迁移及其根植性问题研究—以台资企业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04,(03):67-72.
[1]徐海洁,叶庆祥.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失效的表现和成因研究[J].浙江金融,2007,(08):27-28.
[3]赵蓓,莽丽.外资与中国产业集群发展—从嵌入性角度的分析[J].福建论坛,2004,(07):29-32.
[4]杨飞.嵌入型集群中外资企业扎根失效机理分析——以珠三角东莞市清溪镇ICT产品集群为例[J].改革,2004,(04):52-56.
企业创新中的网络嵌入性悖论解析 篇8
创新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使得企业创新范式呈现网络化趋势,网络嵌入成为企业创新路径选择之一,网络嵌入理论也成为研究企业创新的重要工具。当前该领域研究框架主要由网络联结观和网络位置观构成,即关系嵌入观和结构嵌入观两种视角。网络联结观突出强调网络中组织关系质量的重要性,主要从关系的内容、方向、延续性及强度等方面论证网络关系要素即网络参与者间相互联系的二元交易关系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网络位置观则突出强调网络中组织所处位置和角色分工的关键性,主要从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规模及密度等方面探究网络结构要素即网络参与者间相互联系的多为总体结果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
通过对文献的阅读和梳理,笔者发现不同学者对于网络嵌入性的研究结论存在着诸多截然相反、大相径庭的看法,呈现出诸多“悖论”以及由此导致的两难命题。本文将这些“悖论”作为研究切入点,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导致的后果,在此基础上,对悖论的缓解和破除作探索性分析。
2 网络嵌入性悖论表现
在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中,许多重要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甚至在同一研究视角下存在相互冲突的理论观点与实证结果。其中主要的悖论有:
2.1 强联结与弱联结的悖论
在网络联结相关研究中,联结强度反映了处于网络环境下的企业间关系属性,属于关系嵌入性研究范畴,但是,关于强联结与弱联结对企业创新孰优孰劣的争论却持续至今。Granovetter(1973)指出联结强度是行为主体间的交互作用、情感强度和双方互惠对等程度的函数,可以用互动时间、情感强度、亲密程度以及互惠服务表征。互动时间长、感情深厚、关系紧密、互惠服务较多则为强联结,反之则为弱联结。
一部分学者认为强关联有利于企业创新资源的获取和创新绩效的提升。Jarillo(1988),Dyer and Hatch,(2006)指出:强关联往往使企业拥有较多的信任资本,使得企业创新的外部环境更为开放、宽松、自由。Ahuja(2000)提出:强关联企业间一般保持着紧密而直接,频繁而稳定的互动与交流,其结果是最大程度地推动了企业创新所需要的隐性知识的扩散和转移。Nelson(1989),Inkpen and Tsang(2005)表明:强关联企业间以互动、讨论、协商乃至妥协容忍异议的存在并达成共识,这将有效降低企业间冲突、误解,保证创新进程的延续。
相反,另一部分学者(以Granovetter及Burt为代表)则强调了弱联结在企业创新中的力量与优势。尤其Granovetter在1973年提出了弱联结的信息桥观点,他认为强联结是在组织结构、企业文化、愿景、经验、背景等特征相似的组织间发展起来的,所以,强关联网络内的创新资源重复性高,冗余性强,认知类似,易导致产生创新锁定效应。相反,弱联结则是在组织结构、企业文化、愿景、经验、背景等特征不同的组织间发展起来的,所以,弱联结网络内的创新资源更具多样化、差异化,有助于有用资源的寻找,打破创新锁定效应。
还有少部分学者认为联结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并非简单地直线关系,而呈现为一种倒“U”型关系。Uzzi(1997)通过对美国纽约服装企业的实证研究得出理想的联结强度应该是介于强关联与弱关联间的中间态。Kansson与Senhota(1998)也指出,“过度嵌入”可能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负面效应。
2.2 密集网络与稀疏网络的悖论
在网络位置相关研究中,网络密度反映了企业所嵌入的网络整体架构属性,属于结构性嵌入性研究范畴。网络密度(density)是指一个网络的凝聚力和聚集程度,一般用行动者之间实际联结的数目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最大的联结数目的比值来衡量。比值越高,这一网络的联结密度就越大。
现有研究中的一种观点认为密集网络能给企业创新带来正向影响。高密度网络中成员间的频繁互动促进了成员间彼此的信任,网络成员由于彼此信任而乐于分享知识,从而信息可以自由流通。高密度网络中频繁的互动促进了团队的集体行动,这对个体的不道德行为与群体所不期望的行为的产生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人们可以放心地转移资源和信息,促进资源的组合和交换(科尔曼1988,1990)。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网络应该稀疏网络中存在着“结构洞”带来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信息优势,即结构洞可以区隔非冗余性的信息,因此资源存量是增加的,而非冗余的;控制优势,也就是第三方优势,处于“结构洞”的企业作为中间人可以获取收益(Burt 1992,1997)。而过于紧密的网络会妨碍新组织嵌入,会减少网络与群外企业、机构之间的知识交流与资源交换,一旦组织间关系僵化与固化,就会降低网络的灵活性。密集网络所带来的亲密友谊和持久关系还会导致企业经营中的非理性,从而限制有效的创新行为(Granovetter,1985)。
上述两种观点随后激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绝大多数研究结论主张创新中在密集网络与稀疏网络之间寻找平衡点。Hansen(1999)提出相对复杂性强、风险性高的创新活动从密集网络中受益较高。Gabbay(1998)研究发现在突破创新中,企业从布满“结构洞”的稀疏网络中获取更多收益;而在渐进创新中,企业更多受益于密集网络。
2.3 闭合网络(closure networks)与开放网络的悖论
以科尔曼为代表部分学者认为闭合网络是信任、共享、互惠、组织规范等社会资本产生所必须的网络环境。网络的封闭性增加了系统内部行动者之间的依赖程度,减少了内部行动者对网络外部行动者的依赖性及资源的可替代程度,从而为有效规范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闭合网络内部企业之间彼此依赖,彼此约束,联合行动,推动了企业的创新;而在一个开放结构中,违反规范的行为不易察觉、容易被隐藏。不道德的行为会在群体中产生不信任的预期,消弱社会资本,因而不利于企业创新行为(科尔曼,1990)。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闭合网络内部企业之间在彼此依赖、联合互动的同时,也产生了对网络外部群体的社会排斥。这种排斥导致“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区隔,“局内人”垄断网络资源,不利用网络资源配置最优化。
3 网络嵌入性悖论的产生原因及破解思考
通过现有文献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上述“悖论”讨论的焦点在于:强关联、密集网络及闭合网络实质上强调关系质量在促进创新资源转移及转化过程中的协同创新优势;弱关联、稀疏网络及开放网络实质上强调网络位置在提高创新资源获取过程中的信息及控制优势。而种种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绝大多数学者们将关系质量和网络位置割裂研究,将其视为相互替代、此消彼长、非此即彼。其结果是:无法回答什么样的网络对企业创新来说是有效的,即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创新网络的特征是什么。
本文认为网络嵌入性悖论的破解应该重新审视关系质量和网络位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互补”还是“替代”这个命题开始。
创新的产生首先需要获取新知识和信息,知识及信息的新颖性提升了企业知识发生重构的潜力,并根据知识重构的程度产生不同层面的创新,例如: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可见,创新的条件之一就是拥有新知识和信息获取的机会。弱关联的企业见网络重叠部分少、跨越着不同的信息源,知识和信息常是非冗余的,处于“结构洞”或者边缘位置的企业充当着桥梁作用,因此,整个网络中承载着更多样化的新知识和新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企业创新的机遇。
但是,创新的产生仅有新知识的获取机会是不够的,网络中的知识资源必须在企业之间转移,特别是对创新具有关键作用的隐性知识。同时,企业也需要对知识资源的价值进行识别、有选择地消化、吸收并运用于商业目的,最终转化为创新性产品和服务。而这时,网络关系质量的优势能充分体现。首先,在知识资源转移过程中,强关联、密集网络以及闭合网络条件下,企业间行为规范的约束性、互惠行为的稳定性会提高企业知识转移的意愿(Nielsen2005)。交流的紧密性、互动的频繁性也使企业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隐性知识。其次,在知识资源吸收过程中,强关联、密集网络以及闭合网络条件下,以共同知识为基础,运用共同语言,使得企业间交互作用深入、全面地诠释了被转移的知识,以便企业能更好地理解和吸收知识(Cohen and Levinthal,1990;Ahuja,2000)。最后,在知识资源的转化与应用阶段,强关联、密集网络以及闭合网络条件下,知识的关联度高使得新知识能有效利用,因为,无关的知识将很难学习,实际中,很可能因为共同语言的缺乏,而限制了知识价值在企业中的发挥(Inkpen,1998)。此外,企业间相互支持度,如:技术管理的积极援助,相互派遣专家、管理诀窍的传授等等,都是促进知识转化和应用的有效方法(Byung Il Park,2011)。
综上理论分析,本文认为网络关系质量和网络位置优势不是相互“替代”,两者此消彼长、相互权衡的观点是错误的。在企业创新的进程中,既需要关系质量带来的协同创新优势也需要网络位置带来的信息与控制优势,因此,两者应该是“互补”关系。具体而言,本文认为某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保持强联结,同时该企业位于“结构洞”或者网络边缘,则最有利于创新;某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保持弱联结,同时该企业位于“结构洞”或者网络边缘,则不利于创新;开放网络比闭合网络有助于推动创新。
目前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McFadyen(2009)等研究证明:具有较紧密的网络关系与较稀疏的网络结构的学者发表的论文更有影响力。Capaldo(2007)、Fleming et al(2007),Uzzi and Spiro(2005)的研究发现:小世界网络结构特征是在本集群内部具有高度的网络闭合的同时,该集群又与其他集群保持着弱联系。这些研究表明:在研究创新问题时,同时考虑网络关系强度和网络位置才是最明智的,未来创新方面的研究应该是也必须是同时考察关系强度与网络位置,而不应该被看作两个极端。
4 总结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总结了网络嵌入性理论研究存在的强关联与弱关联、密集网络与稀疏网络、闭合网络与开放网络的三大悖论。本文提出产生这三大悖论的根源在于而种种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学者们将关系质量和网络位置割裂研究,将其视为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研究结论非此即彼的研究误区之中,产生了孰优孰劣的两难选择。而三大悖论的存在制约了网络嵌入理论在企业创新实践中的应用。
本文提出网络嵌入性悖论的破解必须要从企业创新实践中重新审视关系质量与网络位置的关系。基于理论和文献研究,笔者提出了将两者视为“互补”而非“替代”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三种假设。
当然,本文仅是尝试性地对企业创新中的网络嵌入性悖论的破解进行理论分析,相关假设的实证研究有待于今后的深入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总结了企业创新中的网络嵌入性悖论的表现,分析了网络嵌入性悖论产生的原因及导致的后果,在此基础上,对网络嵌入性悖论的破解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提出破解悖论的思路并提出相关假设。
关系性嵌入 篇9
关键词：技术创新网络,组织学习能力,网络嵌入能力,耦合关系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正主动或被动地嵌入到各种复杂网络内,竞争环境的快速多变使由不同创新主体合作而形成的技术创新网络,成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技术创新活动组织形式,技术创新网络的发展潜力主要体现在为网络内部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及其新技术与知识在网络内部企业的获取、共享以及创造提供有效的平台。而且网络中的企业间保持紧密的联系能够增强彼此间的信任,为企业获取知识资源特别是隐性知识创造条件[1]。在企业间技术创新合作的过程中,Ahuja和 Stuart发现,技术创新合作网络中伙伴间紧密的联系会加强技术交换,提高技术合作绩效。由此可知,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间的耦合关系对企业技术合作绩效有重要影响。
对于技术创新网络这一创新系统耦合关系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网络组织结构,即耦合形式;另一个是合作关系的强度或紧密程度,即耦合强度[2]。对于以合作创新为目的的技术创新网络及其组织间的耦合关系,可以从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间关系(例如组织学习)与企业自身与网络关系(例如网络嵌入)相结合的角度对二者耦合关系强度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从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这两个技术创新能力子系统的关系出发,分析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协同耦合关系,构建这两种能力之间的耦合度评价模型,用以分析它们的协同耦合状态,以期通过此研究为加快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创新成功实现提供参考。
1 文献回顾
1.1 组织学习相关研究
自Argris和Schon[3]提出“组织学习”的概念后,国内外学者通过对组织学习定义的不同界定,对组织学习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的定义强调组织学习主体、目的和学习过程等维度,如于海波等指出,组织学习是指“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景或适应环境的变化,在个体、团队、组织层和组织间进行的、不断产生和获得新的知识和行为、并对其进行解释、整合和制度化的循环上升的社会互动过程”[4]。有的定义则是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强调组织学习的目的与组织学习过程的动态性,例如López、Peón和Ordás认为: 组织学习是组织对知识创造、获取与整合的一种动态过程,目的是协助组织资源和能力的发展,以达到更高的组织绩效[5]。
此外,对于组织学习的研究,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入手,提出各种组织学习的过程模型或理论。例如,Argyris和Schon从过程角度,提出了组织学习的四个过程,即发现、发明、执行和推广过程[3];Alavi and Leinder从社会学中“知识系统”的观点,提出组织学习的知识创造(knowledge creation)、知识储存/获取(knowledge storage /retrieval)、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以及知识应用(knowledge application)的学习过程[6];Nevis、Dibella和Gould通过对大量财富500强的公司进行研究,选取四个具有代表性的跨国企业作为案例,提出了一个综合模型,将组织视作一个学习系统,学习的过程包括知识获取、知识共享和知识利用三个阶段,并且不同的组织在学习导向和促进因素上有不同的选择和配合,从而形成不同的获取、共享和利用知识的方式[7];国内学者陈国权则从能力角度,提出了包活了发现能力、发明能力、选择能力、执行能力、推广能力、反思能力、获取知识能力、输出知识能力以及建立知识库能力九种能力在内的组织学习能力模型,并建立了组织学习能力的操作性定义,开发了组织学习能力测量问卷进行实证研究[8]。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将组织学习过程划分为知识获取、知识共享及知识创造三个基本阶段。相应地,对于组织学习能力,将分别从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共享能力与知识创造能力三个方面来反映。
1.2 网络嵌入性相关研究
继Polanyi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后,其后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联盟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网络与组织等领域对嵌入性理论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网络嵌入性已成为研究企业网络重要工具。网络嵌入性表明,网络中成员的行为是嵌入在网络中的,并存在于与其他成员的互动之中。
对于网络嵌入性维度的划分,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Granovetter把嵌入性分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9],这也是对网络嵌入性维度划分接受范围最为广泛的划分方法。在 Granovetter 的关于嵌入性研究的基础上 ,Zukin和 Dimaggio 对此概念进行了拓展,提出四种类型的嵌入性:(1) 结构嵌入性;(2) 认知嵌入性;(3) 文化嵌入性;(4) 政治嵌入性[10]。而Gulati& Gargiulo在研究组织间网络起源时,发现除了结构嵌入性与关系嵌入性之外还存在另一种位置嵌入性 (positional embeddedness ) [11];Hagedoorn在组织间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的研究中,发现嵌入性特征直接影响组织间合作关系形成,但是企业嵌入性特征与其所处的环境、网络和双边关系情景有密切关系,因此他提出可将嵌入性分为3个层次,即环境嵌入性 (environmental embeddedness)、组织间嵌入性 (inter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 与双边嵌入性(dyadic embeddedness)[12]。
由于网络嵌入性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借鉴Moran和Ghoshal对社会资本维度划分方法,将网络嵌入性分为:结构嵌入性、关系嵌入性和认知嵌入性。相应地,网络嵌入能力分别用结构嵌入能力、关系嵌入能力以及认知嵌入能力来反映。
2 技术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性的耦合关系
耦合原本是一个物理学中的概念,就“耦合”(coupling)的词义来讲,《辞海》(P5145)中标明: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在物理学中,耦合的应用非常普遍,是指两个或两上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13]。推广至社会科学领域中,可以把两种社会现象通过某种条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客观事物,称之为耦合。组织学习能力和网络嵌入能力是促进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的外部要素和联结要素,同时作为技术创新网络这一创新系统的两个能力子系统,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即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耦合关系的。
从网络视角看,嵌入性作为网络组织的衍生属性,对组织学习与创新有显著的影响[14]。技术创新网络内部组织学习存在路径依赖问题,而组织间的信任与关系资本可建立起企业间独特的知识分享路径,并进一步地促成彼此间形成特定信息与组织学习[15]。技术创新网络中的企业处于与网络中其它组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环境中,企业与其它相关组织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单一的二元关系,而更多的体现为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关联的战略关系,这种网络中的组织间关系十分有助于企业获得网络组织系统内的各种信息、资源、市场和技术等,企业通过这种网络内部组织间学习可相对便捷地获得竞争优势,进而有助于提高整个网络的创新能力。
从企业视角来看,企业除了通过内部积累资源以外,更大的一个获取资源的渠道是其所处的技术创新网络,企业的关键资源可能嵌入在企业间资源与惯例中,这种关键资源的获得也是网络嵌入的直接利益。由信任、共享优质信息、共同解决问题等嵌入机制[1]形成的嵌入性关系能带给企业关键资源,这种资源是企业可获得与利用的,并且是网络外的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企业所在网络的不同网络关系特征、结构特征及其认知特征会影响企业在网络中接触与利用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从而影响组织学习。组织学习是实现企业内部的知识状态的提升,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方式。
综上可知,组织学习能力和网络嵌入能力是促进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的支撑要素,本文主要研究的就是技术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两个要素之间各自的耦合元素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相互影响,从而产生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如下图1所示。
3 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性的耦合模型
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性之间的耦合关系模型,在本文中主要通过二者之间的耦合度来体现。用来描述系统间或要素间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就是耦合度。从协同学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和耦合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走向何种序与结构,或称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由协同学可知,系统在相变点处的内部变量可分为快驰豫变量和慢驰豫变量两类,决定系统相变进程的根本变量是慢驰豫变量,也可称作为系统的序参量。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机理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耦合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16]。
尽管各学科领域对耦合系统研究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对耦合度的研究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迄今为止,与此问题有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有Rosenbrock的对角优势矩阵方法[17],这种方法虽然有较好的调节性能,但并未说明系统耦合的程度;再如Bristol的相对放大系数法[18],这种方法从理论上表明[Xi,Uj]无耦合影响的条件是λij=1,λij偏离1的距离愈大,[Xi,Uj]配对受其它支路的耦合影响就愈大。然而,实际情况是λij为负值时,其耦合的影响远远超过λij>>1的影响,作为系统耦合度的数量度量,这种方法是有缺点的[19,20]。
除此之外,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软件业中也出现一些有关耦合度的度量,如 CK 度量方法和 MOOD 度量方法[21]。CK 度量方法,是从类的角度对程序的面向对象特征进行度量,它将对象类之间的耦合 CBO(Coupling Between Object Classes)定义成某个类使用其他类的属性或方法的次数。CK耦合度定义对这些进行了简化,这虽然使得耦合度的意义变得有些模糊,但使得这个指标的计算方便了许多。而MOOD 度量方法中,是从面向对象系统的角度对程序的面向对象特征进行度量,对耦合性的度量可以通过对耦合因子CF(Coupling Factor)进行度量来表示。CF 定义可表示为:
CF=∑undefined[∑undefinedis_client(Ci,Cj)]/[TC(TC-1)]
其中:
undefined
CF表示系统中所有类间的耦合程度,其值在0～1之间。CF的值越大,说明类间发生耦合越频繁[21]。
本文对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耦合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鉴容量耦合度函数,通过二者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作用与彼此影响的程度,由此反映其对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和贡献程度。
主要采用以下几个函数进行测度[22]:
(1)功效函数(efficacy function)。
将技术创新网络看做是一个技术创新系统,设变量 ui ( i = 1,2,…,m )是技术创新系统的序参量,uij为第 i个序参量的第 j个指标,其值为 Xij ( j= 1,2, …,n)。αij,βij是技术创新系统稳定状态时序参量的上、下限值。因而组织学习能力和网络嵌入能力对系统有序的功效系数 uij可表示为:
undefined
上式中, uij为变量 Xij对技术创新系统的功效贡献大小。uij反映了各指标达到目标值的满意程度,其中0 ≤uij ≤1,uij趋近于0表示最不满意,趋近于1表示最满意。对子系统内各个序参量的有序程度的“总贡献”可以通过集成方法论来实现,采取几何平均法和线性加权和法[23],即:
undefined
上式中,ui为子系统对总系统有序度的贡献,λij为各个序参量的权重,在本文具体通过层次分析法予以确定。
(2)耦合度函数。
对于耦合度的计算,Valerie Mingworth提出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度函数[24],建立多个系统(或要素) 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25],即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capacitive coupling) 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具体方法如下:
设变量 ui ( i = 1,2,…,m;j = 1,2,…,n) 表示某一个系统(或要素),推广得到多个系统(或要素) 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为:
Cm={(u1gu2…um)/[∏(ui+uj)]}1/m (3)
当只有两个系统(或要素)时,可以直接得到两者的耦合度函数,即本文中组织学习能力和网络嵌入性的耦合度函数,则公式(3)可以简化为:
C={(u1gu2)/[(u1+u2)g(u1+u2)]}1/2 (4)
对公式(4)而言,耦合度值C∈[0,1]。当C=1时,表示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耦合度最大,说明这两个能力系统之间达到了良性共振耦合,技术创新系统将趋向新的有序结构;而当C=0时,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耦合度最小,说明这两个能力系统之间处于无耦合状态,技术创新系统将向无序发展。
依据物理学中对耦合阶段的划分,本文将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耦合状况划分为三个阶段:1)当0
(3)耦合协调度函数。
耦合度作为反映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耦合关系的重要指标,它能够判别技术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之间耦合作用的强度以及作用的时序区间。然而,耦合度在有些情况下很难反映出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特别是耦合度计算的上下限确定方法不统一,比如在做指标满意度调查时,有的采用五级量表,有的采用七级量表或者是九级量表,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耦合度判别有可能产生误导。为此,还需构造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耦合协调度模型,目的是评判技术创新网络中的不同企业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其计算方法可以表示为:
undefined
上式(5)中,H为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F为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综合调和指数,它反映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整体协同效应,为保证H∈(0,1),在应用过程当中,要使F∈(0,1);a,b为待定系数。依据前面对耦合度的划分,同样也可以对耦合协调度进行大致的划分,即:1)当0
同时,为了能够很好地评价技术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之间的耦合程度,需要建立耦合度指标体系对其进行测度。结合前述分析和相关文献,构建了本文中的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的指标评价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4 实证研究
本文选择以D企业为核心的相关技术合作企业间形成的网络为调研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以下简称D企业技术创新网络。D企业是我国一家大型的通信装备制造企业,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当中,经历了企业体制转型,特别是技术研发经历了由学习引进逐渐到合作创新再到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前期调研发现D企业目前在其所属的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以D企业为基础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最终形成相应的合作技术创新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为确保网络中样本容量的数量,调研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包含网络样本中尽可能多的结点组织,每个企业选择3-4名高级技术管理人员回答问卷,作为相关参数度量数据。
首先运用公式 (2) 计算各个能力子系统对总系统有序度的贡献,本文主要运用层次分析法求出各个序参量及其评价指标的权重。对 D企业创新网络的序参量和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
然后对评价指标进行测度,本文主要依据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相应的问卷,并对初始问卷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通过发放和回收经过多次修改的已达标的问卷获取所需数据。序参量的上下限取值为李克特五级量表中的最低值和最高值,上限为5,下限为1,即αij=5,βij=1。对以D企业为核心的相关合作企业进行调查, 将所获得数据 Xij代入到 (1)式求出 uij。依据表 2中的数据可知λij ,再将 uij和 λij代入到 (2)式 中得到组织学习能力序参量和网络嵌入能力序参量的值 u1= 0. 43和 u2= 0. 31。分别将 u1和 u2代入到公式 (4)式中可求得耦合度值 C = 0. 49。在 (5)式中,a和b取值为组织学习能力和网络嵌入能力的权重,其值均为0.5(表2所示)。由此,依据 (5) 式中F = au1+bu2可求出 F = 0. 37,再依据 (5) 式中H = ( C·F)1/2求出耦合协调度值 H = 0. 43, 具体结果见表3所示。
由以上数据可知: (1)D企业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能力序参量值为0.43,表明组织学习能力对技术网络这一创新系统有较大的贡献。而网络嵌入能力序参量值为0.31,相比较而言,小于组织学习能力序参量值,说明在现有技术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能力相较于网络嵌入能力对创新系统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更大的作用。(2)BFQ由模型求出的耦合度值为0.49,处于第二个阶段 ,说明技术创新网络中的组织学习能力和网络嵌入能力处于中等耦合的状态,网络中的企业不但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同时对企业网络嵌入的重要性也有一定的认识,网络嵌入能力得到提升,对促进企业学习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效果,但并非最优效果,二者的匹配程度仍然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3)由模型求出的耦合协调度值为0.43,刚刚达到第二阶段,说明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处于中度协调耦合状态,二者的目标一致性比较差,相互协调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5 结论
通过对技术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关系的分析发现,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之间存在着交互耦合的关系,作为网络中企业的支撑要素,它们共处于技术创新网络的技术创新系统当中,形成两个重要的子系统,二者的耦合协同程度是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从微观层面来看,组织学习能力的提升可以促使企业从创新网络中获取知识资源、在企业内部共享知识资源并进行创新,而网络嵌入能力的提升则能够加强企业与技术创新网络中的其它组织的合作创新活动,二者耦合协同程度的提高,必然能够促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企业的创新活动不但可以从所嵌入的创新网络获取技术资源,也可以从所嵌入网络的外国企业,包括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和境外企业,获取所需要的技术知识等创新资源,企业组织学习能力与网络嵌入能力耦合协同程度的提高,必然能够促使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