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Q正传》有感

关键词： 塑造 文学史 正传 阿Q

读《阿Q正传》有感（精选9篇）

篇1：读《阿Q正传》有感

高一（8）班黄东星

《阿q正传》看完了，阿q的形象便印在我的心中。鲁迅先生在文章中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或多或少进入了我的脑中——

阿q是一个被那个时代所抛弃的人，他既高傲却又卑贱。被别人打时，自我安慰想：“是儿子打老子。”阿q的自我精神疗法可谓世间第一。同时，他却又瞧不起自认为比自己还低贱的人-----王胡、小d。

阿q是悲哀的。阿q并不懒惰，他靠自己的劳动获得食物；阿q也有梦想，他想有一个女人，有一个家；阿q想有名声、有地位，但他在别人的心中永远是卑贱、微不足道。

有人说阿q有反抗精神，因为城里人闹革命的时候，阿q也十分自觉的去参加。有人觉得自己像阿q，拿阿q的行为去对号入座。也有人说阿q是个封建思想的集合体，应该被时代所抛弃。这就是当时人们的想法，鲁迅先生的文章深刻的揭示了这一点，他写的阿q是成功的，他也是成功的。我们已经远离了鲁迅的那个年代，阿q精神的“代入法”似乎依然可行。

一个胆小的人受到了别人的欺辱，口上虽然不敢说，但心中一定是愤愤不平，早将那人骂的狗血喷头、体无完肤了。一位政府内的干部受到了上级的批评，心中也一定是敢怒不敢言，心中想：“总有一天，你“下”了，老子“上”了，栽到我手里------”心中如是想着，便多了一分慰籍。

阿q的“造反有理”似乎也在现今盛行——某某学生，看到老师吸烟，而自己却受到了老师的管制不准吸烟，便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不平等！一些成天泡在迪吧、网吧的瘾君子，以颓废为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如隐于其中！”

可笑却又顽固的阿q精神依然存在，在少年人中------

篇2：读《阿Q正传》有感

小说中有写到：“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阿q是个弱者，他总是吃亏，久了他已自知了，就不想去反抗了，甚至当成一种乐趣--自辱。他无法维护他做人的自尊了;他还没事找事找王胡打架，不得不说在阿q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受剥削的!或者这样我们会感到心酸，怎么阿q连一点反抗意识也没有!阿q无法在现实中认清自己，所以只能在幻想中寻找自我。

鲁迅淋漓尽致地讽刺了一些心灵丑陋的中国人，同时也道出了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的劣根性，一次鲁迅在日本看幻灯片的时候，出现了外国人杀中国人的一幕，而看的中国人却毫无表情，也已经麻木了，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杀，却根本不当一回事，有的人还抿嘴一笑，这是多么令人憎恨的行为啊!鲁迅先生毫无保留的揭露出当时传统社会所产生堕落的中国人。

我感受最深的也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因为是当时那个社会造就了阿q，从而有了精神胜利法，最后直达扭曲了人的心理，这样只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永远看不清事实，也永远让自己活在现实的痛苦中，不懂得反抗，也不懂得醒悟，这样只会让做人越做越堕落;在失败与屈辱面前，不敢正视现实，这样的人生有何快乐?!难道人，生来就是让人作践的吗?鲁迅先生用含蓄，饱含嘲讽的言语，用巧妙的比喻，用深刻逼真的人物描写刻画出一个又一个让人感悟至深的人物，我叹服与敬佩鲁迅先生相当高明的文采和后人难以逾越的哲学，这些怎能不让人赞叹不已!

篇3：《阿Q正传》新说

一、“看”与“被看”

研究者提出鲁迅的小说叙事“‘看/ 被看’的二元对立”情节、结构模式;我认为, 一者, 不能将此看成是贯穿鲁迅小说的一种“模式”, 因为这在对鲁迅的不少小说的解析中是会“卡壳”的;二者, 在这一“模式”中, “看”作品的读者被悬置, 而“预设读者”在鲁迅基于自我人生体验创作的小说中是相当重要的, 或者说, 他是在通过小说寻找有着相同“境遇感受”的读者, 自然重视小说的“读者效应”, 特别是这篇《阿Q正传》;更主要的是, 从《呐喊·自序》说“弃医从文”之因由言及的“示众”与“赏鉴这示众”出发, 可以发现他的一些小说的人物塑造、场面描写和整体意境确实存在着“看”与“被看”的关系, 但这并非是简单的“二元对立”, 进一步说, 在他的小说中并没有纯粹的“看者”与纯粹的“被看者”, 而且, “看”与“被看”的关系也不简单地体现为“先驱者与群众”、“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

鲁迅为了凸显小说人物的“看”与“被看”关系, 一方面展示了“被看者”向“看者”的转化, 如《狂人日记》的文言体“小序”就颇不引人注目地把“狂人”送回到“看者”行列中, 这是鲁迅艺术个性中更内在的类似尼采的因素的显现, 直至一年中《孔乙己》、《药》等小说及《我之节烈观》发表后, 这才有了傅斯年的可称为相近“境遇感受”的反响, 但傅也仅仅是要跟着“疯子”找“光明”, 难以感受到这一更“阴暗”的内涵。再如, 《孔乙己》中的叙述者小伙计, 在读者眼中开始难说他之于孔乙己是一个“看者”, 读者是通过他的述说去感受孔乙己的命运的, 但在他述说孔乙己的过程中渐渐地显露出他与那些“喝酒的人”一样, 也仍然是一个“看者”, 这无疑极大地深化了作品的意蕴。

另一方面在鲁迅小说中也许更为突出, 就是“看者”向“被看者”的转化, 在这方面, “看者”并非“始终作为一个‘群体’出现, 不以个体而存在”———“只有一些不分明的形体, 杂沓的动态”, “构不成一个统一的人物”, “或者只是某种‘借代’, 或者是一些‘个性特征仍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的人物”;相反, 不仅“被看者”向“看者”的转化存在着“个性化”趋向, 就是“看者”向“被看者”转化过程中也存在着“个性化”趋向———诸如孔乙己、华老栓、七斤、闰土, 他们又何尝不是一个“看者”, 不过作品在展示他们“被看”的过程中没有着意突出他们本质上的“看”的一面, 而且他们程度不同地都是“个性化”的, 正是在这一“个性化”趋向中, 出现了他们的精神兄弟阿Q, 这个在作品中被写成“生平本来最爱看热闹”的极其个性化的“看者”, 同时, 他的命运又显现出他是一个极其个性化的“被看者”, 这个形象是本质上的“看者”与在作品中主要表现为“被看者”的有机融合与高度统一。

就阿Q本质上的“看者”一面而言, 鲁迅并不让阿Q生活的“未庄”脱离自己笔下一再写到的“鲁镇”、“临河的土场”及“丁字街”、“茶馆”, 如作品中就写到未庄人都知道“邻村的航船七斤”被“剪了辫子”, 又如阿Q为“生计”进城看到了“杀革命党”, 还有“未庄赛神”之类的民间习俗等;但是, 阿Q与鲁迅其他小说相一致生存环境中的“看者”是同中有别的, 他重在写阿Q身上的国民劣根性, 如相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的说法, 在“思想”上“样样合于圣经贤传”, 他也“无师自通”地视女人为祸水, 特别是他的“精神胜利法”———就此而言, 阿Q无疑应属于鲁迅所说“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中极其显著的一个。

但《阿Q正传》又主要是将阿Q作为“被看者”来表现的, 在这方面, 他不仅“个性化”, 更主要的是被“典型化”了, 这尤其应给予重视。“典型化”的理论近些年来人们似乎不大谈了, 鲁迅对他的小说就说过这个“没有专用过一个人, 往往嘴在浙江, 脸在北京, 衣服在山西, 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的典型化手法。所以, 阿Q作为“被看者”的典型, 所产生的“被看者效应”, 就不仅仅体现在他之为末庄的一个“弱者”。弱而又“强”, “强”而又弱的戏剧性表现, 引起的周围“看”他的“闲人”们特别是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以及赵司晨、赵白眼之流的变化, 视他为“草芥”、“虫豸”, 又曾称他为“老Q”, 最后拿他的命去“报官”请赏, 正显现出“人性的残忍”;更重要的是, 阿Q作为“被看者”, 对“看”作品的读者产生的“反讽的距离”———鲁迅曾就《阿Q正传》被改编为剧本要搬上舞台, 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提出:“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 一下子就推诿掉, 变成旁观者, 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 又像是写一切人, 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这里反映出的人物与读者之间“看”与“被看”关系, 也并非是绝缘的, 而是互相转化的。

二、显现“国人的魂灵”

鲁迅把阿Q写成“被看者”的典型, 主要意图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实现他悟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那种“显示出灵魂的深”。对此, 研究者开掘颇深, 诸如提出阿Q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弱点”, 而将这一典型释为“思想性典型”、“精神寄植者”、“精神胜利法的‘共名’”以及人类“精神典型”等;但这些解释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 即鲁迅一再提到的他笔下这个人物是“阿Q”, 他并非将这个人物悬置以获取广泛的时代内涵或某种人类性, 而是在这个“看者”的“被看者”化与“被看者”的“看者”化的过程中, 始终保持着与自己的精神联系。

比如, 《阿Q正传》的“叙述策略”, 开篇“序”有意以“调侃”的语调和方式拉大人物与作者 (还有读者) 之间的距离, 让人物表演“客观化”, 其后人物的表演, 在读者几乎难以察觉即不知不觉中, 被作者有意或者并非有意地在人物身上渗入的主观感情所带动———如小说第二章“优胜记略”, 阿Q因他的“癞疮疤”, 受“闲人们”的一再欺辱, “汗流满面”地赌钱也输, 巧而赢钱又被哄抢, “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用打自己嘴巴自认为是打别人的方式得到精神满足后, 鲁迅用了四个字:“他睡着了”———显然, 较之在太阳底下那种无休止地“精神耗竭”, 阿Q的“睡着”就显得极其“珍贵”, 不是这样吗?这, 也惟有鲁迅体味得出, 读到这, 不能不使人感到, 阿Q对“‘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阿Q (我) 也是人, 如果他 (我) 不这样做, 又能怎样呢?

又如第九章“大团圆”, 题目就颇耐人寻味, 阿Q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被押赴“法场”, 临刑前“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 这使他从精神幻觉真正回到自我人生境遇:四年前遇到的“永是不近不远地跟定他, 要吃他的肉”的“饿狼”, 此刻那对“狼眼睛”“闪闪地像两颗鬼火”, 与现实中正指向他的枪口合一了, 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 不仅“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 而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他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到恐怖, 要喊“救命”, “早就两眼发黑, 耳朵里嗡的一声, 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显然, 阿Q一生中最清醒的瞬间, 却醒而即殁, 这是无以名状的人生悲剧, ———鲁迅 (由此也带动了读者) 的心在颤抖。

完全可以说, 《阿Q正传》所显现的鲁迅对阿Q的同情, 较之他笔下的孔乙己、华老栓、闰土甚至包括单四嫂子, 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同情基于他的现实人生境遇体验与感受, 是与他所说的“目前的梦”内在相联系的, 即人应该有本于自己的“天性”的正常生活。

鲁迅对阿Q寄予深深的同情, 却又否认了“以……哀怜为目的”对作品的理解, 他同时又把阿Q“无情”地“放逐”了,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显示灵魂的深”, 即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精神的苦刑”把他笔下的人物送到“那犯罪, 痴呆, 酗酒, 发狂, 自杀的路上去”———于是, 我们在鲁迅笔下看到阿Q的酒后胡话连篇, 与赵太爷攀亲称大;因为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 推而广之, 连“光”、“亮”、“灯”、“烛”也讳;王胡的络腮胡子“太新奇”, 他看不上眼, 就以捉虱子牙咬比响斗气;怕“断子绝孙”就跪下来求吴妈和他“困觉”;更不要说他的参赌, 能骗, 硬抢, 行窃……———这一切为鲁迅笔下本分农民如闰土所不为的劣迹, 又都是阿Q性格顺乎其然地表现。

深一层看, 阿Q实际上处于未庄社会的最底层, 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小D以及那些没有名字的“闲人们”的“冲突”中, 他始终是真正的弱者和永远的失败者, 这形成了他掩饰自身孱弱地位与失败命运, 变失败为胜利的“精神胜利法”, 诸如, 以“儿子打老子”以至自以为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之类的自譬自解嘲, 而“心满意足的得胜”;其实, 阿Q周围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闲人们”在“玩笑”阿Q后的“心满意足的得胜”, “酒店里的人”对阿Q欺侮小尼姑的“九分得意的笑”, 还有那个与阿Q几乎是一母同胞的小D, 这些人的境遇与阿Q并没有根本区别, 自然有类似的表现;就是也采用“盘辫”法的赵秀才和戴“银桃子”的假洋鬼子, 不也和阿Q一样, 不过抢先一步到静修庵把老尼姑“当作满政府”痛打加之砸与偷以示“革命”吗?怯而称“老Q”的赵太爷不也是因为儿子有了一块“银桃子”而“骤然大阔”、“目空一切”了吗?而实际上, “晚饭早”而“定例不准掌灯”可见拮据的赵府。鲁迅以“只有钱赵两姓是大屋”以见“未庄”, 显现阿Q性格与所在环境的内在一致性, 这与《药》设置“华”“夏”两家一样, 使其精神胜利法富有典型性, 以见“国民的魂灵”。

但是, 鲁迅同样反对“以滑稽……为目的”对作品的理解, 直至30 年代仍然不同意将《阿Q正传》“改编剧本及电影”, 说阿Q“一上演台, 将只剩了滑稽”, “其中情景, 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因为在现实中国任何“沉重”的东西都可能被戏谑化, 这“沉重”含有他的生命, 反映了他与这个“老中国”及其“儿女们”割不断的精神联系;因此, 他又不可能将阿Q真正地“放逐”, 他一再述说着自己从“阿Q的运命”中强烈感受到的, 是“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 ……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 ……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是中国的“百姓”“默默的生长, 萎黄, 枯死了, 像压在大石头底下的草一样, 已经有四千年!”

三、“梦”与“境遇”

鲁迅说:“阿Q的影像, 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 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他早期论文一再言及的, 中国近代以来不敢正视被奴役的生存境遇而沉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 即所谓“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 (作者在《阿Q正传》中插入议论直接点出) , 在《阿Q正传》动笔之时的中国, 突然有了异乎寻常的表现, 这促使他决意“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以揭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 用瞒和骗, 造出奇妙的逃路来, 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 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 懒惰, 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 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 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鲁迅执着于“目前的梦”, 执意要破除的又绝非仅仅是“瞒和骗”的“旧梦”, 在他看来, 更需要打破的是与“旧梦”相联系的“新梦”, 或曰“将来的梦”。

阿Q向来沉醉于毫无根据的“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和“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的精神幻象, 即“梦”中, 正是那场“革命”, 使他有了真切的“新梦”:“两碗空肚酒, 愈加醉得快”, 在“飘飘然”中的“造反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 我喜欢谁就是谁”的喊叫, 而后具体化为土谷祠中他的那个似新实旧的“梦”, 虽然未庄 (中国) “样样都照旧”, 但执迷于那场“梦”的他, 连到“钱府”投奔“革命党”被“假洋鬼子”打出也不自觉, 抱着“精神幻象”当了“赵家遭抢”的替罪羔羊, 一命呜呼。

鲁迅对阿Q施以“精神的苦刑”, 就是为了真实再现衰败民族“国民的魂灵”至今仍在精神幻象的自我陶醉中, 不敢正视自我及中国人的生存境遇而借助祖传的“精神胜利法”, “由旧梦而入于新梦”, 在他看来, 这正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历次变革中未受触及反而加固的精神桎梏之一, 他针对“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 借N先生之口说:“阿, 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 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 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所以, 高一涵在《闲话》中说“《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 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 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 甚至有人自认“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 因而猜疑“是某人作的”, 这应该是真实的, 正所谓《阿Q正传》的“被看者效应”, 亦即“读者效应”, 这种“对号入座”应主要发生在为“将来的梦”所裹挟的新文化倡导者身上;但又如高一涵在《闲话》中所说, 他们当得知作者“巴人”非“某人”, 且与自己“素不相识”而豁然解脱, 又禁不住让人打一个寒噤, 又证明这些“老中国”的“新”儿女们摆脱这一精神桎梏, 几乎是遥遥无期了。阿Q临刑前“游街”不就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么, 鲁迅对此说得更为明确:“据我的意思, 中国倘不革命, 阿Q便不做, 既然革命, 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 也只能如此……民国元年已经过去, 无可追踪了, 但此后倘再有改革, 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 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 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 而是其后, 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我以为, 正是这种“将来的梦”的“西学东渐”背景, 而使鲁迅深深感到“古老鬼魂”的繁衍不绝, 又根源于其的某种人类性特征。正是针对这种世界主义的文化现象,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一书, 对体现“人性的两极”的唐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在“神秘的东方古国”呈现出的“中国现代唐吉诃德的乌托邦试验”, 及其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中几乎无法根绝地蔓延的追溯与批判, 那看似“轻松”的笔触是含有他严峻的思考的, 即:人为自己的生命本质所决定, 不能没有对超越现实的理想的向往与追求, 但是, 这种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与追求, 是从人的“此岸世界”体验和感受出发的, 应构成对“此岸世界”现实人生困境的批判性审视, 成为处于“此岸”现实中的人不满现状、进而变革现实的精神动力, ———进一步说, 人对“彼岸世界”的“梦”的向往与追求, 是从“此岸世界”人的“境遇”出发的, 只有直面现实人生困境才可能产生超越现实的要求, 这是一种直面现实与超越现实相联系的精神特征。

篇4：《阿Q正传》鉴赏拾遗

【关键词】 阿Q 孤独 鲁迅 寂寞

【中图分类号】 G63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72（2013）04-060-01

王冶秋先生在《读书随笔》中写到：“《阿Q正传》，绝不是看一遍所能消化的，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十四遍：也许是报警器……”确实，每次读它，总能让人有新的收获。近来，当我再读它时，所感受到的不仅有“精神胜利法”，国民的劣根性，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还有孤独寂寞，我感受到了阿Q无法走出的孤独困境和他的孤独困境里所透出的鲁迅先生难以排解的寂寞心境。

首先，阿Q的身世是孤独的。阿Q在未庄没有属于自己的姓氏，没有真正的本家，没有父母亲戚；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能寄居土谷祠。这样无恃无怙孤独的人，冷暖只能自知，心事只能自解，老婆也只能自找，只能孤独地面对人世间的一切。他的挨饿受冻，他麻痹灵魂的精神胜利法，他“恋爱的悲剧”，不能不说与他孤独的身世有所关联。

其次，阿Q的生活空间是孤独的。尽管阿Q无父母亲戚、老婆孩子，但他周围活跃的人可不少。上有赵太爷父子、钱太爷父子等人，下有王胡、吴妈等人，还有“革命党”。按理说阿Q不会孤独了。可恰恰是这些人，给阿Q营造了无比孤独的生活空间。

赵太爷父子“大约”应是阿Q的本家，可是阿Q怎配姓赵？他们不仅不肯他姓赵，因吴妈事件，还让趋炎附势的未庄人，尤其是女性对阿Q“敬”而远之，甚至剥夺了他在未庄靠出卖劳动力生存的权利。最后因赵家财产被盗，他们又让阿Q成了替罪羊，走上了孤独的不归路。王胡、小D等人和阿Q一样是下层劳苦人，本该与阿Q同病相怜，共同捍卫做人的权利，可他们想方设法在比自己稍弱的对象身上寻找一丝靠武力挣来的安慰。这样的阿Q，怎不孤独？

辛亥革命到了，尽管不理解革命，但对处于穷途末路的阿Q来说，革命还是带给了他一丝生的希望，可是所谓的“革命党”（主要是指投机分子“假洋鬼子”）排斥他，蛮横地拒绝他革命的要求，使他欲投无门。阿Q依然是孤独一人。

由此看来，那些生活在阿Q周围的人们，没有一人真正关心他，帮助他，给他一丝人间的温暖，甚至没人在意他的存在。除了帮工和被人看笑话，他大抵就常处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了。这样的空间，是无边的沙漠，无际的荒原，浓黑的非人间，阿Q怎不孤独？

此外，阿Q的死亡结局也是孤独的。小说结尾，先生让我们更深地领悟了阿Q的孤独困境。作为同村人，阿Q被游街时，吴妈没有给他投去同情的一瞥，小说里写到看客们的眼睛“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这些麻木的看客，充当了间接的杀人者，在他们眼里，阿Q是可以成为美餐的羔羊，这样的眼光怎能不让死前的阿Q感到彻骨孤独？

无人过问他死亡的冤屈，无人同情他的不幸，也无人在他死后真诚地想起他，他的生命就像一粒尘埃被风吹走了。

总之，阿Q的一生是孤独的——孤独的身世，孤独的生活空间，孤独的死亡结局。当感受到阿Q无法摆脱的孤独困境时，我进一步体悟到了鲁迅当时的寂寞心境。他把他的寂寞心境有意无意地投射到了他小说主人公的身上，如被认为疯子的“狂人”，不被一般人理解的夏瑜。下面我们结合先生的经历看看。

鲁迅年少时家道中落，趋炎附势的人们让他饱受世态炎凉，倍感孤独寂寞。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初步形成了他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他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不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所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

辛亥革命给他一时的振奋，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不断上演，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

那么，未庄趋炎附势的人们带给阿Q的孤独是不是有鲁迅年少时经历的影子？阿Q对“假洋鬼子”的看法是不是鲁迅心中的另一个自我对自己留学经历的自嘲呢？阿Q由未庄到城里再到未庄的求生经历是不是隐喻着鲁迅先生由中国到日本再回国的经历呢？辛亥革命的不被人理解是不是透着先生自己的思想感情不被人理解的寂寞？而寂寞的先生对这些痛苦的经历，如果没有点阿Q式的麻醉自己灵魂的精神胜利法是不是难以支撑？先生说：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子，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先生曾说：“我的确时时在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先生对阿Q的嘲笑中有着自己的内省，在解剖阿Q时也在解剖着自己，阿Q的孤独里有着先生的寂寞。

先生的寂寞如“大毒蛇”缠住了先生的灵魂。我仿佛看到了他是怎样在毫无边际的荒原里孤独前行。但先生决然不能和阿Q相提并论，他在孤寂中与绝望不断地抗争，在寂寞这个炼狱中一天天成长，他爱国家，爱人民，希望人人自立、自主、自强，不再孤独寂寞，争取幸福的未来，所以先生说：“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多么伟大的先生！

我不知道是否真正读懂了先生，但我会不断地走近先生，希望能从不同的角度，聆听先生灵魂深处真挚的声音。

篇5：读《阿Q正传》有感

随着自身阅历的丰富，对那样的一个时代了解的加深，我忽然便可以理解教科书书上的那些琅琅上口的文字：阿Q是那个时代国人的代表，暴露了国民的灵魂。阿Q是辛亥革命的历史产物，是封建传统观念和小生产狭隘保守意识合成的产物。

阿Q首先是一个被剥削得一无所有的农民，他呆在未庄这样一个闭塞落后的江南农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孤苦伶仃地寄主在土古祠里，只靠给人家打短工来维持生计。他的日常生活就是“割麦便割麦，舀米便舀米，摇船便摇船”整日居无定所，有活干的时候就有饭吃，没活就没饭吃，要是得罪了赵太爷父子，就会被欺负得缩回土古祠。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头皮长了好几处的癞疮疤，没钱没势，没有老婆，没有家庭。这样一个贫困农民，着实令人同情。特别是，当阿Q向吴妈求爱，结果惹得一顿毒打。在我们笑他愚蠢的同时，我不禁动了恻隐之心：是啊，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是该有个女人的，即便是吴妈那样上了年纪的女人也罢。阿Q去调戏尼姑，说来可笑可恶，但也令人同情，他是可悲可怜的。

鲁迅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阿Q不学无术，游手好闲，整天怨天尤人，不求上进，慢慢地堕落成社会的负担。但是，这些品行除了社会的影响之外，应该说主要是受了压迫的结果。

阿Q又是一个深受封建观念侵蚀和毒害，带有小生产者狭隘保守思想的落后，不觉悟的农民：他不敢正视现实，常以健忘来解脱自己的痛苦；他同时又妄自尊大，进了几回城就瞧不起未庄人，又因城里人有不符和未庄生活习惯的地方便鄙夷城里人；他身上有看客式的无聊和冷酷，如向人们夸耀自己看到过杀革命党人，并口口声声“杀头好看”；他更有不少符合圣经贤传的思想；他有着守旧的心态。对钱大少爷的剪辫子深恶痛绝，称之为“假洋鬼子”；他身上有着畏强凌弱的卑怯和势力。在受了强者凌辱之后不敢反抗，却转而欺辱更弱小者。阿Q的这些小生产者的弱点和深刻的传统观念，说明他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

阿Q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我们家喻户晓，更是津津乐道的一个特质，精神胜利法。阿Q连个老婆也没有，却还如此夸口：“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阿Q在生活中常常遭受挫折和屈辱，而精神上却永远优胜，总能得到满足，所凭借的正是这样可悲的法则。

篇6：读《阿Q正传》有感

阿Q的心理活动可谓是深入人心，在文章开头之时，便有一句“我总算被儿子打啦”，好借此平衡自己的心理，在自己的心里给自己了一个胜利的金牌!

还有一次，阿Q看见王胡光着膀子在捉虱子，他也觉得自己有点痒，于是他也脱下破夹袄，捉虱子，可是捉了老半天才捉到三四只虱子，而且都是又弱又小的。王胡这时候却是一个又一个，而且个个都是大的。阿Q很失望。从这里看阿Q的进取心是很强的!

文章的结局是阿Q被送上了刑场。在这一部分，阿Q的心理活动描写，也是非常细致的。像画押的时候，阿Q不会写字，于是用圈代替，他画的圈据自己的心理反馈，是他画过的圈里最圆的一个，他不知道自己是要去枪决的，当知道要去刑场时，他两眼发黑，耳朵里诺囊簧，他认为人生不免要游街示众罢啦!字里行间体现了阿Q逆来顺受的思想!

篇7：初二读《阿Q正传》有感

其实《阿Q正传》无非是讲述了名叫阿Q的底层人民在辛亥革命前后，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但是这文章却是从本质上批判了阿Q的精神胜利。

阿Q有一种精神胜利法，但与其说是精神胜利法，倒不如说是自欺欺人，如阿Q在被人打后便会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从而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而自己被打这一事实也便被淡化了，那时阿Q在心里便似真的高人一等一般。

其次阿Q又是自卑自贱的，如在被人打时可以轻易地自称为“豸”，这种称谓其实是超越了对方带给他的肉体上的屈辱感，这其实是一种阿Q自身精神上的悲哀。被封建思想奴役的人民都会有这种自卑自贱的心理。这是在那样一种特殊年代下，国人的悲哀。而正如阿Q在官堂受审时“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鲁迅用了这样一种极度自然而舒缓的语调抨击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那深深刻在了中国广大农民的血液、脑海中，这是一种只能自救的病。

而当阿Q要去闹革命时，却被拒绝时，代表了辛亥革命并未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将最渴望被唤醒的人民群众拒之门外。更是在其中混进了假洋鬼子-赵秀才这种不想真正为革命出力，只是趁机捞一笔的人，正如他们在去洗劫尼姑庵时捎带拿走了一件古董香炉。

而当阿Q被快送上断头台时，便应是赵太爷一手安排，而赵太爷更是未庄上最有权威的人，因为要避讳他的姓，阿Q便无了名字，只叫“阿Q”罢了，而他也代表了中国那个时代的封建大地主。因此，他将要闹革命的.阿Q送上了断头台，只为告诉人们：“凡革命者，必死无疑。”这其实是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手段。

但其实在我看来，阿Q与赵太爷其实皆指向了同一样事物——当时的统治者，暂且不提文中提到过阿Q与赵太爷其实是同根同源，皆为赵姓，且单一“赵”字便让人想起了:“赵”为中华百家姓之首，若此之“赵”隐映射中华，那其实阿Q便是直接指向了清政府的本质，如明明自身极为弱小，可是却自觉得是无比高贵，看不起乡下人，也看不起城里人，但其实这些人都比他强的。正如当初的清政府，一脸高昂，自称为“天朝”，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前却也是如同婴儿般脆弱与无知。而阿Q在打不过时，便自动求饶，且还有优越感般，当时清政府便是如此，在两次战争中，清政府被打得一败涂地，却是自诩为武力极强，不用心操练海军，对于西方悄然崛起的西方势力不管不顾，依然活在过去“天下共主”的童话里。在甲午战争中却是一败涂地，而赵太爷这形象却是一种清政府对内的形象：欺压农民，反对革命，这些都是清政府对内的措施与手段。而当赵太爷最后讲阿Q送上刑场，其实也便意味着过去旧的制度被自身所杀死，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讽刺。

而在文章中有一个只出现了几次的名字，却与阿Q很是相似的小D，其实我认为代表了一种希望，从文中不难看出小D比阿Q更能干，而且也是比阿Q更谦逊，作者应该是希望未来的人民将是小D这样蜕变的。

归根到底《阿Q正传》便是对于那样时代背景下的人们的一种映射，包含在辛亥革命中的各色人等，鞭挞了当时人们早已麻木不仁的灵魂，以一种较为幽默的形式，呈现给了读者，希望可以唤醒有能力却尚未做的人们，使中国获得进步。

篇8：《阿Q正传》译文赏析

鲁迅作为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到现在仍然很有影响力。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广为流传。《阿Q正传》广为人知，而“阿Q”已经成为了汉语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

杨宪益先生和夫人戴乃迭都是非常杰出的汉英翻译家，他们曾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之后于1943年就职于国家编译局，主要负责文学作品的翻译。几十年来，杨宪益先生和夫人戴乃迭致力于国内外文学遗产的翻译和研究。他们的译作，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使他们享誉中外，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 译文赏析

2.1 措辞

钱钟书先生说“化境”是文学翻译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译者能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犯严重的语法错误，且译文能保持原文的味道，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篇译文达到了“化境”的翻译标准。从这点上说，杨宪益先生的这篇译文就是很好的例子。

首先是这篇译文的措辞。

在汉英翻译中，中国的成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哪些成语应该直译，哪些又应该意译?这完全取决于构成这个成语的意象能否被读者接受。在《阿Q正传》中一些成语没有比喻意义，这时就可以采用直译。如：

假使有钱了，他便去押牌宝，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Q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

If he has money he would gamble.A group of men would squat on the ground, Ah Q sandwiched in their midst, his face streaming with sweat.

在这句话中，“汗流满面”就可以被翻译成“his face streaming with sweat”，但是并非所有的成语都可以直译。如：

从此，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并且再不敢走近阿Q的身边：别的人也一样。

After this, Whiskers Wang went about in a daze for many days and dared not go near Ah Q, nor did the others.

这里，“瘟头瘟脑”就不能直译，否则，就会使读者难以理解。在汉语和英语中，有很多相对应的成语。这样译者就可以用英语中的习语来替换汉语中的成语，以便给读者一种生动贴切的感觉。例如“魂飞魄散”这个成语就出现在了文章中：

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

Ah Q was now nearly frightened out of his wits, because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n his life that his hand had ever come into contact with a writing-brush.

杨先生用了英语中的习语“be frightened out of his wits”来翻译这个成语。

除了成语，谚语也是汉英翻译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直译还是意译?这就取决于该习语的语言特征和文化背景了。由于大部分谚语都具有生动的比喻意义，因此只要不影响读者的理解，都应该采用直译。如：

“‘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

“‘A gentleman uses his tongue but not his hands!’”protested Ah Q, his head on one side.

在这句话当中，通过直译把“君子动口不动手”译为“agentleman uses his tongue but not his hands”。但有些谚语因为它的语言结构和文化背景就不能用这种方法处理。如：

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罢，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

However, the truth of the proverb“misfortune may prove a blessing in disguise”was shown when Ah Q was unfortunate enough to win and almost suffered defeat in the end.

杨先生在这句话中采用了意译的方法，这样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2.2 修辞

修辞手法在翻译中是最棘手的问题。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上都能说明这个问题。通过对《阿Q正传》译文的学习发现，对于修辞有两种处理方法：直译和意译。

直译是最常用的处理修辞的翻译方法。以下这类修辞法通常能按字面意思进行翻译。

明喻在英汉修辞法中有共同的特征。英语中有as, like等，而汉语中有“像，好像……”。如：

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

Ah Q had never seen such pitiful looks before;they refreshed him as much as a drink of iced water in summer.

这是一句使用了明喻修辞手法的句子。“……如六月里喝了雪水”可以翻译为“...as much as a drink of iced water in summer”。

暗喻和明喻一样，都是在两件事物上作比较，但暗喻通常是暗示出的比较而不是直接陈述出来的。暗喻一般也采用直译的方法。如：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Then Ah Q, clutching at the root of his queue, his head on one side, would say, “Beating An insect———how about that?I am an insect———now will you let me go?”

这句话是一个典型的暗喻句，因此采用了直译。

另一种修辞法也可以用直译的方法，那就是转喻。转喻是指用一种事物的名称来替代与之相关的事物的名称。在《阿Q正传》中多处出现转喻的修辞方法，最常见的是在一些粗俗的用词上。如：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Mangy dog, who are you calling names?”Whiskers Wang looked up contemptuously.

还有一种修辞方法是折绕语的使用。折绕语可以用来避免直接说到某事，也可以婉转地指出某一特殊的性质。在《阿Q正传》里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你的骨头痒了么?”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

“Are your bones itching?”demanded Whiskers Wang, standing up too and draping his jacket over his shoulders.

这种修辞手法也采用了直译的方式，通常带有暗示的意味。

很多的修辞都有自身的特点，很难进行翻译，其中包括了语法、表达方式、文化背景等因素，而文化背景是最难为读者所理解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目标语言中找到类似的表达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

拟声词是指模仿某种声音的词汇。通过使用模仿或表现这种声音的音节可以较强地体现对相关事物的比较和联系。这种修辞手法就叫做拟声法。中英文中都有拟声词，但有很大的不同，如：

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

He saw that Whiskers Wang, on the other hand, was catching first on and then another in swift succession, cracking them between his teeth with a popping sound.

在这个例子中，“毕毕剥剥”翻译成了a popping sound。在英语中有些词语具有拟声的功能，译者可以根据这点来意译这些文字。

2.3 句法

一个英语词组通常由丰富的义素组成，有时，要将英语词组的内容完整地用汉语习语来表达且要保持它的形式几乎是办不到的。这时，我们就得将这个词组改换成一个句子。如：

Ah Q, again, had a very high opinion of himself.He looked down on all the inhabitants of Weizhuang, thinking even the two young“scholars”not worth a smile.

“很自尊”在该句中译作了had a very high opinion of himself。这样翻译的好处是能让读者更透彻地理解原文。

总的来说，英语句子比汉语句子的容纳性更大。因此，我们可以将两句或多句汉语由一个英语句子翻译出来。例如：

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个“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成秀才也。

He looked down on all the inhabitants of Weizhuang, thinking even the two young“scholars”not worth a smile, though most young scholars were likely to pass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s.

杨先生把这两句话合并成了一个英语句子。

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原文中的主动语态变换成被动语态来翻译。

一闲空，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

By the time the job was done even Ah Q himself was forgotten, to say nothing of his“background”.

这里，杨先生将原文中的主动语态都译作了被动语态。这是因为，确实在汉语句子中没有主语的时候，译成英文句就必须将主语补充出来。

3. 结语

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将这篇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著作之一的《阿Q正传》译成了英文。该译文不仅忠于原文，而且生动地表现出了它的特点，可以说达到了翻译的最高标准———“信、达、雅”。本文将原译文的措辞、修辞法和句法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旨在于实践中掌握巩固更多好的翻译技巧，这也必将有利于今后在翻译方面的研究学习。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831.

[2]鲁迅小说全编.漓江:漓江出版社, 自序, 1996:2-3.

[3]冯翠华.英语修辞大全.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167.

[4]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5.

篇9：《阿Q正传》的反讽艺术

关键词：鲁迅 《阿Q正传》 反讽

“反讽”一词来源于希腊，原指希腊喜剧中一种被称为“一个佯装无知者”的角色，后来“反讽”被解释为“讽刺”、“嘲弄”，使用在修辞学中，19世纪上半叶被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家扩展为文学创作原则。布鲁克斯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即文本的词语和陈述会因为语境而发生扭曲、变形，让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不一致，出现“新义”，而且这“新义”应该具有讽刺效果。

鲁迅是中国作家中比较自觉地运用反讽艺术的人之一，他笔下亦庄亦谐的语言，喜剧式的悲剧人物，戏谑般揭示的严肃主题，很好地反映了反讽的艺术效果。《阿Q正传》是其比较优秀的作品，小说的标题、立意和语言都体现了反讽的成功运用。

一、小说标题构成的反讽。作者用了一章来解释标题，首先指出“阿Q”这一人物名字的来历。在这个解释过程中，我们发现“阿Q”的原名，无论是“阿贵”还是“阿桂”都具有殷实的气象，而且虽然阿Q姓不姓“赵”似是而非，但毕竟阿Q的姓也是与当地一个旺族、大姓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阿Q”这个名字还是比较富贵的。但生活中的阿Q既不富也不贵，像虫豸一样生活在贫贱之中。就在对阿Q姓氏的考证中，作者还插入了一段生活情景，那就是赵太爷的一句“你哪里配姓赵”如何剥夺了阿Q姓赵的权利。正如另一部作品《祝福》中的“祥林嫂”，她的悲惨遭遇是对“祝福”和“祥林嫂”的“祥”字的彻底否定。标题中“正传”一词更是有着反讽意味。“正传”是指章回小说、评书的正文，或指要叙述的正题，作者在文中也说道：“……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正传”一词既像是杜撰又与阿Q一生卑微处境形成矛盾。不只《阿Q正传》和《祝福》，还有《药》和《明天》，小说的标题都有反讽意味，“药”是救治民众的愚昧麻木的革命党人夏瑜的血，却被愚昧麻木的民众吃了下去；“明天”是充满希望给人新生的意象，而《明天》中单四嫂的“希望”儿子宝儿还是死了。

二、小说中对阿Q生活喜剧的表达和其人生的悲剧本质形成反讽。小说中的阿Q总会给人带来“欢笑”，因为他的行为举止常常超出人们的正常思维，出其不意地用他的方式解决各种问题。因为癞头疮，他和未庄人发生冲突，被别人抓住暴打一顿、还被要求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会和人商量：“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他输了钱，切实地感到了苦痛，却“擎起右手，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打完后心平气和起来。突然萌发的“爱情”让他毫无征兆地跪在吴妈面前，赤裸裸地表达“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因这件事被打后，“似乎一件事已经收束，倒反觉得一无挂碍似的”。阿Q被抓进了栅栏门，在画押时，他伏下身去“使尽平生的力画圆”，“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阿Q惟一一次立志的事情却并未完成得完美，使他佷“羞愧”。直至阿Q要被砍头示众了，他很想唱“手持钢鞭将你打”，但两手都被捆着，于是无师自通地喊了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带着一些遗憾。在整个故事中，作者没让阿Q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悲伤和痛苦，他自娱自乐地活着，并用他喜剧性的表现愉悦着未庄人和读者。我们惯用的以伤痛来表达悲剧的手法在这里被打破了，在《阿Q正传》里，一切的“笑 ”比“哭”更透彻地揭示着悲剧的主题。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将人的需要分成了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指能满足个体生存所必须的一切需要，如食物、衣服、性欲等等。尊重需要是指能满足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及自己对自己认可的一切需要，如名誉、地位、尊严、自信、自尊、自豪等等。《阿Q正传》中在作者戏谑般的描摹之下，阿Q的人生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阿Q是没有人格的，他的人格先是被别人否定，后来是被他自己否定。“阿”是他名姓中唯一可确定的东西，沦落到大街上一只猫狗一样的地位；他的身体可以被恣意殴打，常是被“抓住辫子”“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的”。而阿Q呢，先骂自己是虫豸，接着是“擎起右手打自己两个嘴巴”，用践踏自己的人格换来心理的满足，化解所受的屈辱，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人格遭受否定、被剥夺后扭曲变态的发泄。阿Q有过生理的需要，但他向吴妈表白后，吴妈哭着要上吊，赵大爷用一支大竹杠将阿Q打出赵府，并借此与阿Q签定了五个条件，地保也讹去了四百文，未庄的女人们见着他“便个个躲进门里去”，也没有人再雇他干活。阿Q因为要追求情爱失去了一切。不仅如此，阿Q对自己想女人的这种思想也是感到羞愧的，在他心里“‘男女之大防历来是非常严的”。情爱不在压抑中爆发就在压抑中死亡，当然这种死亡的形式还可以是情欲的变态。前者如《红字》中的男主人公丁梅斯代尔，在清教徒的生活中他遇到了梅丝特，被她吸引屈从了人对情爱的需求。而在最后，他在人性的爆发中撕开衣服，露出刻在胸前的红A字，和梅丝特一起承受苦难；后者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他一方面憎恨宗教的非人性，一方面又在心里激起了对自己人性要求的憎恨。他极力把这双重的憎恨搅合在一起，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法解脱的疯狂的人。于是在爱而不得中，他设置了一系列阴谋，劫持爱斯美拉达，诬陷她，直到把她送上绞刑架……”阿Q处境和克洛德一样，色情的眼光、猥亵的行为，便是阿Q情爱被压抑后扭曲、变态的发泄。作品中阿Q与女人的接近有两次：一是调戏小尼姑；二是五六年前，曾在戏台下的人群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如果说马斯洛的五个层次体现人的需要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那么由人格到生理需要的被剥夺便将一个人的人生悲剧深化了。

三、小说语言上反语的大量使用。鲁迅笔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由于大量使用反语调侃，有人认为他的语言过于油滑。对于这一点，鲁迅也明确地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被认为油滑的作家不止鲁迅，老舍也有嫌疑，然而他们还是不同的，老舍是慈善的温和的劝慰，鲁迅却是犀利的严酷的揭露。鲁迅似乎也无意改正自己这种风格，他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说：“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反语是鲁迅让丑相无处遁逃的武器。《阿Q正传》中反语的使用加强了喜剧效果，也让我们在微笑中更见作者的泪和怒。革命发生后，“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回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了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上一个翰林”，这里的“银桃子”是革命党徽章，“柿油党”就是自由党，虽然作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用未庄人的未见过世面来阻止读者的疑惑，我们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作者隐去的意图，这里显然用了一个克制陈述，革命应该是轰轰烈烈、众人皆知而且严肃的，却以“银桃子”“柿油党”这样滑稽的语言戏谑地写出，其目的在于“故意把话轻说，但使听者知其重”。鲁迅对革命一直有着冷静的思考，他内心热与冷矛盾冲突着，他满腔热情，希望革命改变现状、改变民众的精神，而又冷眼看穿其中的种种弊端，这句话既反映了未庄人愚昧保守，更批评了革命的不彻底和脱离群众。

文学的魅力来自文本巨大的张力，在有限的文字里给读者尽可能多的意义；文学的魅力还来自文学语言的陌生化，突破正常表意的方式，给读者带来新奇感从而关注它更深层的含义，而“反讽”使得《阿Q正传》具备了这些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