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统治教学反思

关键词：

隋朝的统治教学反思（通用8篇）

篇1：隋朝的统治教学反思

经过一寒假的休息，学生们学习状态还没调整过来。上课听讲不认真，学案提前一天发下去的，预习也认真。

本课主要内容：第一、隋朝的建立与统一;第二、隋朝的繁荣;第三、隋朝的大运河。

“隋朝的建立与统一”为“隋朝的繁荣”奠定基础，探究“隋朝的繁荣原因”可先列出隋文帝改革措施和繁荣局面，启发学生找出联系，然后再联系“隋朝的建立与统一”。这一问题解决后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原因就简单了。

列出史实——隋炀帝下江南看琼花和书中“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来评价大运河。

评价：隋朝大运河是古代世界最长大运河，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交流，巩固了国家统一的局面;开通大运河征发了大量人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后被隋炀帝作为游乐的通道。

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的意思是什么？

往北可以通道河北经营渔业，往南可以通到扬州（古时扬州亦称江都）经营运输，他的利用价值是很广的。 在实际授课过程中，计划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小组活动也不充分。主要原因可能是寒假过后学生心思还比较散，学习的态度不端正和目标不明确。

作业上交情况也不近人意，三班、四班上交还挺及时，一班、二班用了两天的时间，其中一班在周四的早上还未上交

篇2：隋朝的统治教学反思

在教学过程中，我将问题教学法、多媒体辅助法、启发式的.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法进行有机结合，选用了视频、文字材料、图片、图示等方式方法丰富了教学内容。在讲授过程中我能够精心指导和认真点拨，使学生能有思考的空间，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基本实现了新课程“三维目标”的统一。但是教学过程中学生展示的环节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增强表述的条理性，更要着重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篇3：隋朝的统治教学反思

在高三第一轮单元复习中, 如何实现基础知识掌握和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 在夯实基础知识的同时, 提高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学习能力, 是一直困扰高考历史教学实践的问题。经常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过于关注基本史实, 另一种是过于拔高理论教学。我想解决这个难点的关键是:应在复习基本史实的前提下, 进一步引导学生探求各阶段各历史事件发展的焦点, 理出一条贯穿各事件的主线, 并以此主线、焦点继续拓展, 展开讨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并做到古今中外历史知识的联系, 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 进而培养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力。

本人曾经开过一节公开课, 课题为《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就此模式进行了一点有益的尝试。

【教学过程】

一、理清基本史实

1.请学生阅读课本, 了解本节课所学的基本史实。

2.请两个学生在黑板上分别列出袁世凯、孙中山等两派人物的各种活动, 即对史实进行基本分类, 然后整理学生的板书情况。

袁世凯等人的活动:

孙中山等人的活动:

袁世凯等人的活动:

孙中山等人的活动:

3.教师引导学生对重要的知识点进行理解。例如:“二次革命”的性质、发动及其失败原因。

二、历史学习能力的培养, 即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1.本节课把基本史实分列为两类, 你分类的标准或依据是什么?

学生解答, 老师归纳:分为袁方和孙方两派, 他们分别代表封建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 从而揭示他们的阶级本质。

2.仔细研究基本史实, 引导学生再把基本史实细分为相对的四类史实:袁专制活动与孙反专制活动, 袁复辟活动与孙领导人民反复辟活动。经过这样的分析与铺垫, 下一个问题就会呼之欲出了。

3.引导学生探求此阶段历史发展的阶段主线。

设计三个小问题:

(1) 袁孙双方围绕什么而展开斗争?

即围绕政体的形式而斗争, 政体演变的轨迹是:总统制———责任内阁制———总统制———君主立宪制 (实质上是君主专制) 。

(2) 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实质是什么?

双方斗争的焦点、实质是:独裁专制与民主共和。

(3) 此斗争反映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即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

通过这三个小问题的探讨, 层层递进, 力图抓住此时期历史发展的主线, 即以袁为首的北洋军阀和以孙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围绕着独裁专制与民主共和所展开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 当时参加的各派人物所作所为都是紧紧围绕这条主线。这样各类史实就像一颗颗珍珠, 把它们串联起来的就是这条主线。通过揭示这条主线, 就可以深化学生对此阶段历史的理解和感悟。

4.从以上史实来看革命派斗争方式的演变及决定其演变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讨论回答:斗争方式的演变:运用法律手段 (颁布《临时约法》) ———议会斗争 (政党政治, 改组国民党等) ———武装斗争 (二次革命, 护国运动) ;决定其演变的原因:袁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 导致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 最终双方运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阶级矛盾。直接触发事件:“宋教仁案”。

5.引导学生关注历史人物, 本节课几个重要人物有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等。选取“袁世凯”作为学习的重点, 让学生了解历史人物的一般评价方法。

请学生概述袁世凯的一生。

(1) 告密者:出卖维新派。 (2) 刽子手:镇压义和团运动。 (3) 篡权者: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 (4) 卖国者:签订《二十一条》。 (5) 复辟者:复辟帝制, 并镇压护国运动。

6.引导学生去仔细研究板书中的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活动, 探求“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的原因”。

学生们通过讨论, 归纳总结出几条原因:

(1) 根本原因: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全国人民反对, 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2) 重要原因:孙中山的倡导, 革命派的进攻, 形成全国大规模的反袁护国运动。

(3) 国际原因:帝国主义的放弃。

(4) 内部原因:袁世凯内部的分裂, 众叛亲离 (段祺瑞等的反对)

7.引导学生继续深入分析“袁世凯复辟及其失败说明的道理”。

学生讨论并总结一些认识:

(1) 辛亥革命不彻底, 封建军阀、封建思想、封建自然经济等复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

(2) 复辟帝制违背历史发展潮流;民主共和已成为历史发展潮流, 并且威力强大。

(3) 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这是随之而来的国民大革命的群众基础。

8.如何看待“护国运动的结果”?

学生们议论纷纷, 有的说成功了, 有的说失败了, 而且他们还列出各自的理由。

一派说:护国运动组织的护国军, 打败了北洋军,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所以说“成功”;另一派说:护国运动的直接革命任务是维护民主共和制, 虽然袁失败了, 但取而代之的依然是军阀的独裁专制政权, 并未实现民主共和制, 对外也未取得反帝的胜利, 即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根本未完成, 所以说“失败”。

更有部分学生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新生事物的成长是曲折发展, 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前途是光明的。要全面地评价“护国运动的历史作用”, 并反问:“世界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特征难道不具有曲折性吗?”

这部分学生的反问正好把讨论推进到世界史范畴了, 也把历史和政治知识联系起来了。

三、拓展延伸到世界史, 联系“世界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特征?”

1.最能体现曲折发展的革命例子是:早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引导学生回顾史实, 并总结中外资产阶级革命“曲折性”的共同根源: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充分。

2.继续引导学生讨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政权、法国拿破仑的独裁政权和中国袁世凯的独裁政权的性质是否一致并阐述各自的理由。

学生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并且最终达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三个政权的性质是不同的。英法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 而袁政权是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封建性质的政权。并且学生们阐述了理由:评判一个政权的性质的标准, 关键是理解该政权所采取的各项内外政策、颁布的法律代表了什么阶级的利益, 即可判断其政权的性质。

请学生归纳“袁世凯政权的各项内外政策”, 进而完全揭示了袁政权的反动本质。

(1) 政治上:独裁专制, 复辟帝制。

(2) 经济上: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 也采取了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

(3) 军事上:镇压民主共和运动。

(4) 思想上:掀起尊孔复古逆流。

(5) 对外上:签订《二十一条》, 对外妥协卖国。

【教学反思】

1.历史发展具有阶段性,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要善于寻找并紧紧扣住历史发展的阶段主线来展开教学, 这样就能够在掌握基本史实的基础上, 迅速提升学生的历史解析能力, 更能培养学生的历史审美情趣, 使历史教学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2.关于课堂提问的技巧:其实关键在于教学问题的设计上, 问题的提出首先要从本节课书本上的基本史实出发, 论从史出;而且问题之间要有一个层次性, 做到层层递进, 最终引导到“本节课教学的核心问题, 即全面评价袁的统治”。

篇4：《繁盛一时的隋朝》教学设计

本课的重点是大运河的开通及隋朝灭亡的原因。因此，在这两处设计学生活动比较多，其他地方还是以教师讲解为主，采用谈话法的方式，启发学生的思考。

关于隋朝建立和统一南北的过程，因为不是重点，对学生而言又是完全的新知识，所以教师讲述，简单交代即可。

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对后世影响深远，教师必须讲清这两项制度的开创性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隋朝经济成就教材讲得比较空泛，教师要补充一些史料，使学生自己得出隋朝经济繁荣的结论。

大运河是本课的重点。除了要让学生掌握大运河的基本情况之外，必须让其明白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并对大运河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

隋朝的灭亡是本课另一个重点。教师补充相关史料，学生阅读、体会，感触那段历史，使他们自己得出隋朝亡于暴政、急政。

[教学过程]

师：扬州是我心仪已久的历史文化名城。到那里之后，一放下行李，就抓紧时间游览名胜古迹，而且还做了一些记录。其中有一首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给大家朗诵一下。(课件显示：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半亩田。)诗中提到的“雷塘”就在咱们扬州。我想请同学们告诉我，“君王”指的是谁，这是讲的哪一朝的史事呢?

生：隋朝，隋炀帝。

师：对，是隋炀帝。图中的荒冢就是整修前的隋炀帝陵。“荒垄穷泉骨，一代帝王陵”，为什么拥有平陈伟业的隋炀帝死后只有雷塘半亩田作为葬身之地?隋朝的治乱兴衰给后人留下了哪些经验教训?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一起学习、探讨的问题。

(展示动态电子地图)公元581年，北周的外戚杨坚代周自立，建立了隋朝，定都长安，杨坚就是隋文帝。(图)这时在江南还有偏安一隅的陈朝与隋南北对峙。但北方的民族融合和江南经济的开发已为统一创造了条件。公元589年，隋文帝派次子杨广率大军渡江，一举消灭陈朝。华夏神州重归一统，黎民百姓共享太平。隋完成统一，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分裂割据。那么，统一对国家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呢?

生：(回答略)

师：对，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南北经济的交流。隋朝结束了近300年的分裂局面才完成统一，江山来之不易，守之更难。摆在隋文帝面前最迫切的一项任务，或者说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生：(回答略)

师：隋文帝最关心的显然是怎么维护自己的统治，如何使隋王朝千秋万世，国祚绵长。隋文帝为此创立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制度，其中一项就是三省六部制。(出示示意图)这项制度的推行，使秦汉时期的独相制发展到群相制，最终削弱了宰相的权力，巩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在一个版图辽阔的国家巩固统一的局面，对后世影响深远，并为唐宋所沿用。六部则一直沿用到清末，今天的北京还有个地名叫六部口。

隋朝开创了一套新的中央与地方官制体系。这时，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什么样的人可以当官，就是选拔官吏的标准和手段是什么?哪位同学可以告诉大家，魏晋南北朝时期选拔官吏的依据是什么?

生：看门第。

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只看门第，不问才华，带着明显的弊端。而隋朝创立科举制，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吏，到隋炀帝时增设进士科，科举制进一步完善。请同学们想一想，这种选择官吏的办法最受哪些人欢迎?有什么积极意义?

生：(回答略)

师：科举制最受门第不高的读书人的欢迎，有利于更大范围内的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政权，扩大了统治阶级基础，也为国家选拔到真正的人才。所以，一直沿用到清末，长达1 300多年。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了解到隋统一南北，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隋朝经济发展的程度到底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几段材料。(电脑显示隋朝人口、耕地增加的数目及粮仓的数目)大家对隋朝的社会经济发展留下了什么印象?

生：繁荣。

师：我们一起来看古人是怎么评价的。(电脑显示：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引自 《文献通考》)这时隋文帝的年号是“开皇”，后世称他统治时的这种治世局面为“开皇之治”。

在南北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为加强南北经济交流，巩固统治，隋朝开通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电脑显示图片)同学们可以说是生在运河边，长在运河边，大运河在扬州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流淌了1400多年。那么，关于大运河，你们都了解些什么呢?

生：(回答略)

师：(展示动态电子地图，介绍大运河的中心、起止点、分段、沟通的水系)大运河是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为苏伊士运河的20倍，巴拿马运河的38倍。14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依靠智慧和双手创下如此煌煌伟业，这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

前两天参观时，听咱们扬州的导游对运河有这样一个评价：“罪在当代，功在千秋。”这个评价是否恰当呢?(学生们没有反对意见)既然大家都同意，那么，我请你们说一说，运河的开通，“功”在何处呢?

(学生讨论、回答)

师：(总结、评价学生的发言)中国的地形被形象地概括为“七山二水一分田”。平原狭小，山地、丘陵面积广大，河湖众多。从图上看，大江大河基本是东西流向，造成南北交通不便。古人没有现代化运输工具，跨越江河的能力不能与今天相比。所以，大运河的开通能起到沟通南北、加强交流、巩固统一的积极作用。悠悠岁月中，大运河作为一条闪光的纽带，连接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摇篮。她千里波涛澎湃激荡，为推动祖国的发展做出了不懈不倦的贡献。我这次一路南下，发现毗邻运河的村镇屋宇整齐，街市繁荣，发展水平很高，我们扬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上个世纪，津浦铁路通车前，运河对中国南北经济、文化往来，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我看到一则材料讲，运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南水北调工程。这使我想起，今年我国南水北调工程的东线，已经正式启动。她的起点，或者说水源就在扬州。所以说运河功在千秋。

那么，罪在当代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就回到咱们的课题上来了——繁盛一时的隋朝。如此强大的一个王朝却是极其短命，只有38年，如果从统一算起则只有29年。享国日短，二世而亡。这是为什么?(学生回答因为隋炀帝的暴政)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的暴政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生：(回答略)

师：我概括一下同学讲的，隋炀帝的暴政主要表现为：建东都、下江都、征高丽。下面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回到隋朝末年，去感受那段历史。(把学生分成三组，让其模拟修东都的民工、征高丽的士兵和隋炀帝下江都时拉龙舟的纤夫。发给材料，看完后，每组一个代表，把所见所闻表述出来。)

生：(阅读、讨论、表达)

师：刚才我们按照不同的身份，一起感受了那段历史。隋炀帝起于江都，死于江都。咱们扬州的同学对他可能十分了解。隋炀帝是公认的暴君，可他通音律、善诗赋、治军旅，绝非一般昏君可比。他搞工程建设，开运河、修驰道、建东都，甚至下江都，也都有积极意义。运河就是功在千秋。但是，我们刚才亲身体会了那段历史，隋炀帝在短短几年之内，连续进行大规模建设。人民急需休养生息，国力也需要恢复。他的所作所为急功近利，造成兵役、徭役沉重，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显示材料)民不聊生，只能揭竿而起，隋炀帝本人也身死国灭，埋骨荒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教训呢?

生：(讨论、发言)

师：隋炀帝的很多建设都是有意义的，但即使是正当措施，如果时机不当，弄得人民活不下去，也只能发生悲剧。所以，治国必须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只有稳定，社会才能发展。后来的唐太宗接受隋亡教训，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治世局面。这是我们以后要学习的内容。

摘自《中小学教材教学》

篇5：隋朝的统治教学反思

本课主要内容：第一、隋朝的建立与统一;第二、隋朝的繁荣;第三、隋朝的大运河。“隋朝的建立与统一”为“隋朝的繁荣”奠定基础，探究“隋朝的繁荣原因”可先列出隋文帝改革措施和繁荣局面，启发学生找出联系，然后再联系“隋朝的建立与统一”。这一问题解决后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原因就简单了。

列出史实――隋炀帝下江南看琼花和书中“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来评价大运河。

评价：隋朝大运河是古代世界最长大运河，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交流，巩固了国家统一的局面;开通大运河征发了大量人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后被隋炀帝作为游乐的通道。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的意思是什么?往北可以通道河北经营渔业,往南可以通到扬州(古时扬州亦称江都)经营运输,他的`利用价值是很广的。

1.学生对历史学科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初步掌握了学习历史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学习的积极性较高，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既掌握了本课的主要知识点，课堂教学基本做到学生自主、交流，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体现，课堂达标率较高。

2.充分挖掘教材，拓展知识，加强了热点、边缘学科知识、前后知识的联系与渗透;注重知识的总结归纳和学生的情感教育。

3.注重学法的指导，教给学生学法;重视知识与能力的落实。三点歌谣北捉南鱼落中心记忆效果明显。

不足之处：

1，教学基本功尤其是语言表达能力和课堂调控能力需不断锤炼、加强。

2，课堂结构还需改进，应注重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引导。

3,，学生的小组学习还需加强，尤其是自主学习的习惯和合作交流的具体分工尚需加强.

篇6：简析隋朝统一的原因和意义

隋朝的统一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南北朝末年，民族大融合的实现是促使全国重新统一的重大因素。自汉末三国以来，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乌桓、零丁等少数民族大举内迁中原，而西晋末年以来，中原汉族又大举南迁，进入南方的蛮、俚、僚等少数民族的生活区域。这种空前的民族大迁徙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大杂居，使南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形成居住地域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极大地加强了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都逐步实现汉化，渐趋一致，民族矛盾也就逐渐消失。从而使汉族这一民族共同体进一步扩大，为隋统一南北奠定基础。

第二，南北方经济的发展，是促使全国统一局势到来的又一重大因素。在南北朝时代，南北方的经济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北方黄河流域的经济在五胡十六国时期曾因连年战乱而受到很大的破坏。但自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均田制以来，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南方长江流域的经济在北迁的北方劳动人民和南方劳动人民的共同开发下，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开始赶上北方。南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加强南北经济的联系和交流，结束政治上隔绝对峙的局面。因此，隋的统一是南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第三，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门阀世族势力的逐渐衰落，为结束豪强割据局面扫除了一大障碍。北魏孝文帝改革过程中，守旧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抑制他们的恶性发展。北魏末年的各族大起义，大大削弱了胡汉门阀世族的腐朽势力，给予北方门阀势力以有力打击，从而使统治阶层结构发生变化，政权逐渐落入新兴的庶族地主手中。西魏权臣宇文泰实行“不限门第，唯在得人”的选官制度，打破门第资历的限制，任人唯贤唯才，进一步为庶族地主参政开辟了道路，其子北周武帝宇文邕又进一步抑制豪强地主。由此，门阀大族势力渐趋没落，庶族地主力量逐步上升，这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第四，南北朝末年，南北均势的彻底打破，是隋统一的决定性因素。在南北分裂局面下，北方经过北魏孝文帝改革、西魏宇文泰改革、北周武帝改革，北方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力量与日俱增，已经超过了南方，打破了南北方力量的均势。杨坚继承北周的优势建立隋朝后，又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而南朝陈后主却不理朝政，整日纵酒作乐、醉生梦死，致使国力日衰。南北均势彻底打破，实力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样就促成了由隋灭陈、由北方统一南方的形势。

第五，中国自东汉末年以来，广大人民经过长期的战乱，困苦不堪。向往和平、渴望统一已经成为天下黎民的共同心声，这是隋朝能实现统一的原动力。

隋朝的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隋的统一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以后第二次大统一的局面。隋唐时期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再一次证明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分裂割据只是暂时的，不管封建割据如何得势，最后总是归于统一。

第二，隋的统一，是以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和南北经济极大发展为前提的，基础更加巩固。这种统一的出现，有利于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实现，有利于中国封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更有利于全国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的进一步形成，因此，隋的统一对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大一统局面都有深远的意义。

篇7：论隋朝科举制度的创立

那么科举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时呢？首先应该了解一下科举制的定义问题。近人对科举制度的定义也有不同的看法。按照庄昭先生的说法，科举制度，是一种朝廷开设不同的科目，应试者于一定时间内投碟自进于州郡（或学馆）按所试才学之优劣，择其优者贡于朝廷，朝廷复又公开考试，并按才学之优劣，而决定选取或黜落的选用人才的制度。这种说法有较多的支持者也较为全面，本文很认同这种说法。那么，根据科举制度的定义和史书记载，起源于汉代的说法是很难成立的。因为科举制是按照考试成绩作为取舍用士的标准，汉代虽然实行对策一类的考试，但考试成绩只决定高下，不决定取舍。而在唐代已经实行科举制度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科举制度起源与唐代的说法值得商榷。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七月，皇帝诏令“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标志着隋王朝设科选举的开始。隋文帝在这里提出了“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虽然是临时性选拔人才的考试方式，但他又亲自任命吏部尚书主持其事，在选拔人才时注重被选者“德行”的同时，对被选者"文才"作进一步的强调，这无疑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九品中正制重门第而轻才能的否定，对科举制的设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避免了地方官员任意选拔官员的弊病，将官员的任命权全部收归于中央。隋文帝末年，又下令各州县举荐人才，《册府元龟》卷645《贡举部》云：

仁寿三年七月，诏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者，不限多少，不得不举。

以此可知，隋文帝末年对通过州县官员的举荐来选拔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在这个诏令中，他提出了人才选拔的条件是“明知古今，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这也是重才能而要求被选者具有一定的品德。

隋炀帝即位后，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置进士科，这被认为是科举制度创立的开始。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下诏曰：

“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或节仪可称，或操屡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宽不挠，学业优敏，文采秀美，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勘将略，则拔之以衔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必举，与时无弃。……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以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

从炀帝的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隋炀帝即位之初对从根本上剔除九品中正制的影响，确立新的选拔制度的决心，该诏书已明确提出十科举人的项目和标准，即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仪可称，操屡清洁，强毅正直，执宽不挠，学业优敏，文采秀美，才勘将略，膂力骁壮。选士的项目和标准皆较明确、具体。

其后，在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六月，再次下诏曰：

“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抑，四科举人。”

该诏书把过去的十科举人改为四科举人，其分科举人的标准较前者更明确、更具体了，为唐代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基础。虽然说隋炀帝在即位之初所创立的几个科目具有不固定的形态，但是，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基本上确定了科举制的雏形，通过举荐人才参加考试是这一时期选拔人才的重大变化。

篇8：隋朝“日长影短”探析

近现代阐述隋朝天文历法的论著中,很少关注“日长影短”,一方面因为“日长影短”存在历法知识缺陷,另一方面由于其附会目的。此外,相对于刘焯、刘孝孙乃至张胄玄等人,袁充的天文历法水平和政治形象都是“落后”的,一般认为研究价值不大。但是,仅研究“先进”的天文历法,是远不能了解隋朝当时的天文历法状况及其社会环境的,对“非先进”的天文历法现象进行探讨,也有其意义所在。因此,本文将围绕“日长影短”,对其具体内容、立论基础以及隋朝及后世的态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日长影短”的具体内容

对于“日长影短”,《隋书》“律历志”“天文志”“袁充传”和《北史》“袁充传”均有记载。“日长影短”虽由张胄玄最先提出,但《律历志》只说“胄玄因言日长影短之事,高祖大悦,赏赐甚厚,令与参定新术”[3]429,没有谈及张“日长影短”的具体内容,而《隋书》“天文志”“袁充传”和《北史》“袁充传”则对袁充提出的“日长影短”进行了详细的叙述。[3]两种“袁充传”与“天文志”叙述相同,唯未将“隋兴已后,日景渐长”放在表奏的内容中,同时对“阴云不测”及相关年代未做说明。

据袁充,“日长影短”包含四点内容:第一,不同年份的冬至、夏至影长存在差异,袁充给出了具体数值,并与历史上的数值进行比较。具体可见表1:

从表1可知:开皇年间,不同年份的冬至、夏至影长存在差异,似乎呈变短趋势;将最短冬至影长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值与郑玄引述的值进行比较,前者短0.37尺,将最短夏至影长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值与《周礼》记载的值进行比较,亦短0.05尺。

唐李淳风注《周髀算经》:“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冬至影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二年((公元582),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冬至长安测,夏至洛阳测。及王邵《隋灵感志》:冬至一丈二尺七寸二分,长安测也。开皇四年(公元584),夏至一尺四寸八分,洛阳测也。冬至一丈二尺八寸八分,洛阳测也。”[4]提到开皇四年也有测夏至影长,为1.48尺,与开皇二年同,所引证据为王劭的《隋灵感志》,《隋书·王劭传》[3]1608和《旧唐书·经籍志》[5]2034均提及此书,因此,开皇四年夏至影长值很可能是袁故意漏掉,以使不同年份的夏至影长呈现变短趋势,由此可见其立论的不足之处。

第二,将日长影短的变化归因于太阳行内外道、去极远近的不同。《汉书·天文志》有:

光道北至东井,去北极近;南至牵牛,去北极远;东至角,西至娄,去极中。夏至至于东井,北近极,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尺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牵牛,远极,故晷长;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娄、角,去极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长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极远近之差,晷景长短之制也。[6]

袁充所说的“太阳去极近,则影短;去极远,则影长”这一变化确实存在。但是仔细联系上下文,可知《汉书·天文志》描绘的是一年中太阳距天极远近与四季的不同对应,这种不同又导致影长的差异。这一现象早在《周礼大司徒》中就有记载。[7]对于太阳运行位置不同引起的日长周年变化,王充《论衡》也有详细的论述。[8]单看此点,并无不妥之处,但袁充把影长从冬至到夏至逐渐变短、白昼逐渐变长这一周年变化,当作不同年份的冬至、夏至影长逐渐变短、白昼日益变长,这一做法,实际上是概念移植。

第三,提出隋开皇年间冬至太阳在斗十一度,与推算的唐尧时期冬至太阳所在位置须女十度一样,距天极较近。由于岁差,隋朝与唐尧时期的天极不同。《隋书·律历志》同样根据《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的记载,推算出唐尧时冬至日在危宿,而隋时冬至日在斗十三度。[3]女宿和危宿中间隔着虚宿,至少存在10古度的差距[9]。若依刘歆《三统历》,则可取唐尧时为公元前2303年[10],再以每年50.29″的岁差值进行推算,冬至太阳应在危宿与虚宿之间,与《隋书·律历志》的推测相近;此时黄赤交角为23.9582°,隋时为23.6199°,黄赤交角变化导致的天极变化幅度并不大,这两个时期冬至太阳所在位置离天极的距离变化并不大。

第四点是附会纬书。后世也有人从天文层面对此进行考察,宋代袁燮在《絜斋集》中述及:“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衰代,日行下道。自汉儒有是言矣。不知此三者之别,皆黄道欤?非欤?”[11]怀疑日行三道的不同可能与黄道有关。明代卓明卿《卓氏藻林》则谈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伯世行下道,上道即黄道也”[12],认为上道就是黄道。

结合以上分析可知,张胄玄与袁充的“日长影短”,从天文角度看,影长数值有人为挑选的痕迹,不利的数值被舍弃,以使影长呈变短趋势;该说法将一年中太阳运动位置变化所引起的影长和白昼长度横向变化,移植为不同年份相同日的影长和白昼长度发生纵向变化,而这一变化实际并不存在(1)。因此,“日长影短”在内容上存在谬误之处。

二“日长影短”的立论基础———冬至、夏至影长差异之原因探析

“日长影短”的立论基础在于“影短”,即不同年份的冬至、夏至影长存在差异,呈变短趋势,且比前代数值短。根据影长及太阳赤纬黄经换算公式(2),同一地理纬度,若黄赤交角变化,从过去到现在,冬至影长越来越短,夏至影长越来越长。若黄赤交角不变,地理纬度越高,冬至、夏至影长越长;纬度越低则影长越短。而黄赤交角在100年的尺度内变化极小,对影长的影响几乎不可测,有隋一代,在同一地理纬度,其冬至、夏至影长应几乎不变。因此,开皇年间冬至、夏至影长差异不可能由黄赤交角变化引起,很可能存在地理纬度的差异。

开皇年间黄赤交角为23.6199°,据前文李淳风和王劭的叙述,开皇年间冬至、夏至测影多在长安与洛阳地区进行,长安与洛阳的地理纬度在34°-35°。本文对地理纬度34°-35°的古今冬至、夏至影长进行了推算,在修正太阳圆面半径和大气折射后,挑选部分数值列表2如下:

从表2可看出,开皇元年、四年、十七年冬至影长,开皇二年、四年、十六年夏至影长与相应的理论值都比较接近,对比隋朝洛阳与长安地区所在的地理位置和相对距离[13],可以推测开皇年间冬至、夏至影长应为实测数据。

开皇元年冬至影长的理论地理纬度34°29'与十七年的理论地理纬度34°18'存在10'左右的差距,而开皇二年、四年夏至影长的理论地理纬度34°21'与十六年的理论地理纬度34°9'之间的差距亦在10'左右。可以推测,在开皇元年至十七年之间,排除冬至、夏至测影环境的系统误差,这10'左右的差距很可能缘于测影地点的变迁。

据王劭和李淳风,开皇元年冬至在长安测影,开皇四年冬至在洛阳测影。《隋书·律历志》记开皇四年,在洛州测冬至影,与京师二处,进退丝毫不差。[3]432京师即隋京兆郡,包括长安及其附近区域。洛州指河南郡,以前置洛州[3]834;无论何指,均为洛阳及其附近区域。两人的叙述以长安代表京师测影点,洛阳代表河南郡测影点。

长安地理纬度比洛阳低,其相应的测影点也应有差距。据表2,理论值12.7169尺与开皇元年的12.72尺最接近,对应的地理纬度为34°29';理论值12.8826尺与开皇四年的12.88尺最接近,对应的地理纬度为34°49';前者比后者地理纬度低。因此开皇元年、四年冬至影长应分别在长安与洛阳测得。

开皇十七年冬至测影点,王劭和李淳风都没有明确指出。若“冬至长安测,夏至洛阳测”为一惯例,似乎可以推测此次测影也在长安测影点进行。李在注释中谈到,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十一月二十九丙寅冬至,中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长安测也。”[4]贞观二年距开皇十七年(公元597)31年左右,黄赤交角变化量极小,此次测影在长安进行,测得冬至影长与开皇十七年相同,为12.63尺。因此,开皇十七年冬至影长也应在长安测得。

但据表2,冬至影长理论值12.6271尺与实测值12.63尺最接近,对应地理纬度34°18',该值与上述开皇元年冬至影长的理论地理纬度34°29'相差10'左右。若隋开皇元年、十七年、唐贞观二年同在长安测影,为何会存在地理纬度10'左右的差距,两次测影的地点是否完全一致?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京师,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隋开皇二年,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师是也。”[5]1394唐都城为长安,但该长安与隋开皇二年前的长安有所区别。隋朝都城在开皇年间有所迁移,从旧长安城迁往新建的大兴城,《太平御览》引述《两京记》:

隋文帝开皇二年夏,自故都移今所。帝以长安故城,汉来旧邑,宫宇蠹圬,谋欲迁都。……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移入新邑,在汉故城之东南万年县界,南直终南山子午谷,北枕龙首原。[14]

宋敏求在《长安志》里也记载了都城迁址一事,并对新都城的地理环境进行了介绍。[15]开皇二年六月,新都大兴城诏建。开皇三年(公元583)三月,隋文帝入主新都。[3]新都大兴城在故都长安城的东南,与长安城同属京兆郡[3]808。此后,唐也以隋新都为都城,京师之地与隋都迁址后的京师范围大致相同。[5]1395

随着都城的迁址,长安所代表的京师测影点发生变化,大兴城地理纬度比旧长安城低,其测影点的冬至影长也比旧长安城测影点短。大兴城在旧长安城东南二十里,若依“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3]526,大兴城测影点与旧长安城测影点的冬至影长应相差0.08尺左右,而隋开皇元年、十七年和唐贞观二年的影长差距0.09尺与此接近(1)。因此隋开皇十七年和唐贞观二年冬至影长应在大兴城测影点测得,而隋开皇元年冬至影长应在旧长安城测影点测得。

郑玄所述冬至影长13尺,《周礼》《尚书·考灵曜》和《易纬·通卦验》都有记载,据赵永恒推算,《周礼》和《尚书·考灵曜》数据的观测年代为公元前1032年左右,地理纬度34°19.2';而《易纬·通卦验》数据的观测年代为公元前2042年左右,地理纬度34°13.2'。[16]若隋朝冬至测影在地理纬度34°19.2'或34°13.2'进行,其影长理论值为12.6368尺或12.5882尺,与12.63尺相差不大。因此,开皇年间冬至影长与郑玄引述值0.37尺的差距,应主要由黄赤交角变化引起。

对于夏至影长,据王劭和李淳风,开皇二年、四年为1.48尺,在洛阳测得。而后魏信都芳注《周髀四术》,称永平元年戊子,当梁天监之七年,见洛阳测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长一尺五寸八分。[3]526此年为公元508年,距开皇二年、四年70年左右,若黄赤交角变化引起的影长变化可测,在同一地理纬度,隋开皇二年、四年的夏至影长应大于1.58尺。因此开皇年间洛阳测影点的夏至影长不可能为1.48尺。唐贞观二年夏至在长安测影:“中影一尺四寸六分,长安测也。”[4]据上文分析,由于唐以隋新都为都城,虽名同为长安,但京师测影点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次夏至测影在新的长安测影点———大兴城测影点进行。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相距31年,黄赤交角变化对影长的影响几乎不可测,而夏至影长1.45尺与1.46尺又很接近,因此两次夏至测影的地点应相距不远。唐贞观二年在长安测影点测影,隋开皇十六年夏至测影也应在长安测影点而非洛阳测影点举行。开皇十六年已在隋都迁址以后,此次夏至测影应在新的长安测影点大兴城测影点进行。

如前所述,开皇二年、四年和开皇十六年夏至测影,与两次长安冬至测影一样,亦存在10'左右的地理纬度差异。若开皇十六年夏至测影在长安测影点进行,开皇二年、四年夏至测影也应在长安测影点进行。

开皇二年夏至尚在隋文帝迁入新都前,此次测影应在旧长安城测影点进行。开皇四年,正值隋都迁址后不久,诸事未安,宇文恺设计的明堂尚未建成。事实上,有隋一代,新明堂始终未建成。[5]849依历朝礼制,观星、测影诸事在灵台进行,而灵台属于明堂制度的一部分。[17]因此开皇四年改在洛阳测影点进行冬至测影,王劭和李淳风据此认为夏至测影也应在洛阳测影点进行,而此次测影要么在旧长安城测影点进行,要么就是直接沿袭开皇二年的夏至影长数值。

除却黄赤交角变化和地理纬度的不同,是否存在其他影响影长变化的因素?明代邢云路在《古今律历考》中讨论隋朝影长差异,认为是历法的冬至日推算误差所致。[18]但此误差是否会引起影长0.37尺的差异?笔者以地理纬度34°43'和34°16'[18]进行了推算,发现对冬至日期的推算即使存在4天的误差,冬至影长的差异也只有0.0304尺和0.0296尺,3天以内误差不超过0.02尺;若夏至日期的推算也存在误差,以同样的地理纬度进行推算,4天之内夏至影长的差异均为0.0088尺,3天之内的误差不超过0.005尺。由此可见,邢云路的评价并不准确。隋朝历法对冬至日期的推算还是非常准确的,以开皇四年冬至为例,“开皇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十一日己巳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己巳冬至,张胄玄历庚午冬至,差后一日。”[3]432经推算,开皇四年的冬至时刻为北京时间公元584年12月19日凌晨1时32分,干支确为己巳,只是张胄玄的历法推迟了一天。

“日长影短”的立论基础是冬至、夏至影长存在差异。隋朝开皇年间的三个冬至影长,应分别测自洛阳测影点和长安测影点,而夏至影长则应在长安测影点测得,两类影长的变短很可能是由于隋都迁址,长安测影点从旧长安城改为大兴城,地理纬度变低所致。开皇年间冬至、夏至影长差异,反映了隋都从旧长安城迁往大兴城一事对测影活动的影响,迁址前在旧长安城测影,迁址后在大兴城测影;而迁址之际诸事变迁,测影地点摇摆不定,出现“夏至长安测,冬至洛阳测”,导致当时的王劭和后世的李淳风也对测影地点产生混淆。

对于影长差异,张胄玄和袁充可能无法认识到黄赤交角变化的影响,但是古代一直持地平思想,早已认识到地理因素对影长的影响,“日影千里差一寸”就是很好的证明。[19]从张胄玄制定新历、袁充担任太史令的经历来看,以两人的历法专业水平理应认识到隋朝开皇年间冬至、夏至影长差异的地理因素,但他们对此避而不谈,直接利用差异来附会盛世,反映其迎合君主的心态之迫切。

三隋朝及后世对“日长影短”的态度

袁充用概念移植手法编造的“日长影短”,被隋文帝和当时朝政接受:“胄玄因言日长影短之事,高祖大悦,赏赐甚厚,令与参定新术。”[3]429《天文志》[3]525《北史·袁充传》[3]1611与此处《隋书·袁充传》的态度类似。一方面,这与隋文帝对符命之说的偏好有关。隋文帝在称帝以前,就广为散布符命之说,为自己得天下造势,他曾对郭荣说:“吾仰观玄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3]1320同时广招道士术人,张宾就是其一。称帝后,隋文帝对符命之说的偏好并没有减少,许多人都借上言符命来谋求恩宠,上文提及的王劭就是典型一例。

另一方面,早在隋文帝欲废杨勇之时,袁充就为君主提供占验依据:“时上将废皇太子,正穷治东宫官署,充见上雅信符应,因希旨进曰:‘比观玄象,皇太子当废。’上然之。”[3]1610袁充上奏“日长影短”,正值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后不久,此说进一步为太子废更举措提供合法性后验,这也是“日长影短”得到隋文帝赞赏的一个因素。

“日长影短”从提出到结果,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天文历法现象,但它自始至终都被当作一个工具,先是附和纬书迎合君主,后是实施新的政令,始终是政治权术的一个手段。人们为政治环境所挟持,即使天文历法充斥谬误,且错误能被察觉出,但到最后也会被广泛接受。

后世对“日长影短”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立足于历法知识进行批判。《隋书·天文志》评价“日长影短”:“案日徐疾盈缩无常,充等以为祥瑞,大为议者所贬。”[3]525李淳风在《观象玩占》就有引述《汉书·天文志》所载从冬至到夏至的影长周年变化[20],他以太阳运行快慢的变化无常来进行批判,并不恰当;而且他的天文历法造诣并不浅,对太阳运行的规律有所掌握,说太阳运行无常,实在有些不应该。此外,王应麟对“日长影短”导致的改元进行了批评:“日无渐长之理,而袁充言之。汉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汉文悟平之诈,而隋文终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与?”[21]叶适谈到“隋有马显、张宾、张胄玄、刘焯,焯为胄玄、袁充所排,而术家服其精。然方其时,君蔽臣谄,往往诬天席宠以售其术,如历差日长之类,固不足凭;而焯为儒者,乃与之较是非耶!”[22]认为充斥谬误的“日长影短”不值一提。

二是对整个附会事件的批判。《隋书·袁充传》认为“充变动星占,谬增晷影。厚诬天道,乱常悔众,刑兹勿舍,其在斯乎!”[3]1613认为其乃谬论,以其附会祥瑞,乃惑乱众生行为。明邢云路认为此说“而乃妄附太平,祥称仁寿,舛矣。卒之历年三十,传国二世,然则景长之效,寿耶?不耶?”[17]讥讽隋朝用日长一说妄附太平,朝代却是存世短暂。

古代深信天人感应,符应之说广为流传,这一点从历代史书的“天文志”“五行志”就可看出,但为何张、袁的附会行为会遭到庾季才和后世的贬讥?庾季才本人也是“好占玄象”,武帝时期,别人都因“假托符命,妄造异端”而被诛戮,他却“盛言纬候灾祥”,使得反政归权。[3]1765对于张、袁附会的内容,他人并未进行批判,只是对张、袁的附会行为大肆贬低,认为是“任意附会”。可见当时及后世对这些纬书的内容还是承认的,这与古代符应盛行、深信天人感应相一致。只是张、袁所附会的“日长影短”既无充分的立论基础,又有概念移植手法,在实际天象上并无事实基础,因而不能被接受,其附会也是一种伪天人感应,伪符应。由此可见,古人的符应、天人感应之说,着力排斥逻辑矛盾、知识错误的非理性之任意附会,尽力维护其学说自身的理性成分。

后世评价“日长影短”时,很少对其具体内容进行直接讨论,代之以“妄言”“惑众”等词进行盖棺定论。一方面这是因为它的天文历法基础并不牢固,似乎不值一提。同时,对于冬至、夏至影长,古代历法一直有沿袭前代数值的做法,对实测数据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其立论基础也无意进行深入探讨。

摘要：隋朝历争中,张胄玄和袁充先后提出“日长影短”一说,文章指出这一说法是将一年中影长与白昼长度的周年变化,移植为不同年份相同日的影长与白昼长度发生变化,而此变化实际并不存在;并剖析了隋开皇年间影长的测量数据,指出冬至影长分别测自洛阳和长安地区,夏至影长测自长安地区,由于隋朝都城迁址导致长安地区测影点向南迁移,其相应的冬至、夏至影长也随之变短。这一说法回避了这些事实,被当作吉兆为隋朝政治所接受,但遭到了后世的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