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改革目标分析论文

关键词： 改革

摘要：政府机构改革是我国长期以来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我国政府改革目标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我国政府改革目标分析论文 篇1：

美国里根政府改革的策略和战略值得借鉴

摘要：里根政府改革的成功具有四个策略性经验：改革之前开展大范围的理论争论，改革之初进行大范围的改革宣传，改革方案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案，改革实施做好技术把关。更关键的是，里根政府改革的成功源于其在战略上处理好了四大关系：放松行政管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福利支出量力而行，平衡好政府救助和国民自救的关系；向地方政府放权，平衡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依靠民主和法治，实现最大程度的民主化和法治化。

关键词：改革；方法论；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未来一段时期改革做了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历史经验表明，改革能否顺利实施和取得预期效果，方法论至关重要。参考发达国家的改革在策略和战略上的经验，有助于我国制定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在美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上，发生了三次由经济危机推动的重大改革，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下的罗斯福政府改革，主要特征是加强政府干预和管制；20世纪80年代长期“滞胀”下的里根政府改革，主要特征是减少政府干预和管制；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奥巴马政府改革，主要特征是适当增加政府干预和管制。虽然相互之间时隔35年左右，但这三次改革却有一个主题：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失衡关系。本文之所以选择里根政府改革，主要考虑到近一百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罗斯福政府改革有些久远，而奥巴马政府改革尚未完成。

一、改革启动前的理论争论有助于改革者全面认识改革的紧迫性，做好改革设计

自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福利范围和对象不断扩大，约翰逊政府（1963～1969年）提出建设“伟大社会”的内政纲领。这些政策使美国经济在20世纪50、60年代进入“黄金时代”：工业生产年均增长4.6%，生产率年均增长3.2%，年均失业率为4.6%，消费物价指数年均上涨率仅为2.5%。但此后20世纪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三轮严重的经济“滞胀”，经济减速、物价上涨（见图1）。

改革可以试错，但不能出现方向性错误，改革之前的充分讨论有助于确定正确的改革方向。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前，反复出现的经济“滞胀”导致“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各经济理论学派纷纷建立和快速发展，对“滞胀”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进行充分讨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及新凯恩斯学派，分析美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及政府管制政策等方面的错误。

里根政府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美国经济“滞胀”。上述理论争论深化了社会对“滞胀”问题的认识，对里根政府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改革措施的出台至关重要。其中，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成为里根施政纲领的理论基础。《经济复兴法案》是里根改革理念和经济政策的集中反映，该法案可简要概括为：“减缓和稳定货币供给”、“降低税率”、“缩减政府福利支出”和“减少政府干预”。其中，“减缓和稳定货币供给”具有浓厚的货币主义色彩，“缩减政府福利支出”体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主张，“降低税率”和“减少政府干预”带有供给学派的气息。

二、改革之初加强改革宣传。有助于尽可能多地争取改革支持

凝聚改革共识，是推动改革的前提条件。改革之前的宣传，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改革方案和策略的认知，扭转认识误区，最大程度的达成共识。美国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总统选举程序历时约一年，遍及全国各地。因此，美国总统竞选就是候选人全面宣传其改革理念和改革方案的过程，竞选者最终能够当选总统，就说明公众大都已认可其改革思想。

里根竞选总统期间，美国正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上的紧急状态，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高达21.5%的利率问题。里根在听取共和党内经济学家、工商业界人士和其他方面专家的意见后，于1980年9月公布“里根的80年代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战略”方案，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将政府支出控制在一个合理和审慎水平；有序减低个人所得税，加速及简化企业折旧，以消除对工作、储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的不利因素；改革政府有关经济的规章制度，鼓励经济增长；建立稳定和健全的货币政策；维持国民经济政策稳定，以重建信心。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后上述方案就是《经济复兴法案》的主要内容，涉及货币政策改革、财税改革、社会福利改革、政府管制改革等多项领域。

三、改革启动立法先行，通过法案保障改革推进的力度和可持续性

里根政府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所有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都以法案形式确定后实施。（见表1）首先，里根政府改革的规划在其上任之初就以《经济复兴法案》确定下来。此后，里根政府在财税、社会福利、政府管制等领域的具体改革方案也都通过国会批准，形成法案。立法先行的优势是，改革有法可依，减少利益集团的干预和阻碍。改革方案制定后提交众议院和参议院讨论，其可能被要求修改，也可能被否决，但一旦通过两院的表决并由总统签署，便具有法律效力。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对改革推进缓慢的官员，总统可以解除职务；对于阻碍改革的行为，可以依法处理。

四、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启用专业人才。做好技术把关

只有在改革过程中做好技术把关，改革才能处理好迈开步子和走稳步子问的关系。在总统竞选期间，里根组建外交与国防、国内与经济两大政策智囊团。其中，外交与国防政策智囊团包括25个政策专案组，涉及132位专家；国内与经济政策智囊团包括23个政策专案组，涉及329位专家。这48个专案组向里根报告新一任政府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从福利改革到导弹防御、从经济政策到外交关系等方面。此外，在政策专案组成立后，里根听取马丁·安德森的建议，围绕未来的经济发展规划，将经济政策分解为6个主要领域：税收政策、支出控制、管制改革、国际货币政策、通货膨胀、联邦预算，每个专案组负责一个领域。为协调这些政策专案组和形成统一的经济发展方案，里根为这些专案组设立“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该协调委员会在选举前不定期开会，就里根政府不同方面政策的草案交换意见。1980年11月里根当选总统后，该协调委员会向里根提交《里根政府的经济战略》。里根上任后，在“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由12人组成的“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这个经济学家群体的意见得到里根的高度尊重，该委员会也逐渐成为里根经济政策的指导委员会。

此外，里根竞选期间与肯普、瓦尼斯基和拉弗等供应学派的代表人物讨论过美国经济问题，他们通过减税和减少政府管制等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对里根改革思想的影响较大。因此，里根一上任就指出，“税率过高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自上而下降低联邦所得税率可促进经济增长，进而降低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利率。

除顾问委员会涵盖各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外，里根改革主要执行部门的长官也大都是所涉及领域的专家，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实施都得到专家学者的理论论证、调查研究与技术把关。如，财政部副部长诺曼·图尔是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是里根政府三年削减个人所得税率计划的主要发起人和支持者；财政部助理部长保罗·罗伯茨是税收专家，主张通过减税刺激经济。此外，里根在推出放松政府管制方面的改革之前，于1982年接受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货币政策方面，里根上任后维护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坚决支持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从而最终解决了美国持续多年的高通胀。

需要说明的是，里根政府期间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并不是由于专业人士主导的财税改革失败，而是由于福利支出和军费支出过大。里根希望通过减税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增加税收收入，削减福利支出以降低政府开支，从而实现财政预算平衡。其中，减税增收改革取得成功。随着美国经济在1983年开始复苏后持续快速增长，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不断增加。1980年联邦财政收入为5170亿美元，而1990年大幅提升超过1万亿美元，增幅约一倍。尽管里根在福利政策方面推行了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的“逆向改革”，大范围缩减政府福利开支项目，但由于福利政策扩张容易缩减难，受制于选民的反对，最终联邦财政“法定支出”中的“计划性支出”（主要为社会福利支出）仍然从1980年的2910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6260亿美元，增幅高达115%。同时，里根就任总统伊始要求加强军备，于1983年3月推出耗资巨大的“星球大战计划”（即“战略防御计划”）。新的军事战略导致联邦国防支出从1980年的1350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3000亿美元，增幅高达122%。（见表3）

五、改革成败的关键是战略性地处理好四大关系

里根政府改革使美国经济于1982年12月走出危机，并持续增长65个月，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同时，通货膨胀水平下降到3%～4%的较低水平，失业率在1988年底回落到5.3%。系统梳理里根执政八年期间的改革发现，其关键是里根政府改革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国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一）放松行政管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对于美国经济严重的“滞胀”困局，里根认为直接原因既不是由于国际性经济危机的连锁反应，也不是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失控，而是由于政府职能的过度膨胀。里根上任后，对政府管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复苏美国经济，里根上任后下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停止政府对石油价格的控制，恢复国内在石油生产和探测上的市场动力。此后，里根政府先后放松航空、铁路、汽车运输、电信、有线电视、经纪业、天然气等许多行业的管制。具体改革措施包括：暂停已制定但尚未执行的一切规章条例，并成立以副总统乔治·布什为首的总统特别工作小组负责这项工作；①进一步放宽包括能源政策在内的政府管制；将一部分管制权由联邦政府下放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取消民主党政府对工资和物价实行的管制；1980年和1982年督促国会颁布新的银行法案，放宽对金融市场的利率管制。

里根政府放松管制的改革取得巨大收益，到1990年为止，美国因此获得400亿美元的收益。同时，生产率也大大提高。1987年3月30日的《华尔街日报》统计显示：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1948～1973年年均增长2.7%，1973～1981年年均增长1.5%，而里根执政的1981～1986年年均增长3.8%，为二战以后的最好时期。

（二）福利支出量力而行，平衡好政府救助和国民责任的关系

1981年12月，里根成立以艾伦·格林斯潘为首、有两党人士参加的全国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在1983年2月提出“一揽子”社会保障改革方案。该改革方案在1983年3月由国会通过，1983年4月由里根签署生效。其中，里根政府削减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尤其是“随意性”的社会福利开支，以解决当时出现的联邦政府承担社会福利的过重负担。具体包括：改革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削减对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项目，取消已有职业家长的受益资格；②减少在医疗补助方面联邦对州的补贴；对于因通货膨胀而对食品券的补贴，取消收入在贫困线收入130%以上者的资格，但家中有老人或残疾人除外；逐渐增加租赁者交付的房租份额，由25%提高到30%，取消大部分联邦建房补贴。里根政府认为过去名谓“工作刺激”，实为“刺激依附”，这种福利削减并没有损害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只是合理地减轻美国纳税人的负担。在第二任总统期间，里根继续推进福利制度改革，在保障底层民众和贫穷民众应当享有福利的同时，强化本应由国民自身承担的福利支出。

对比尼克松和卡特政府的工作刺激方案和里根政府的改革方案可以看出，前者强调工作刺激，确定最低收入标准，放宽援助受益者的资格标准；后者确定受益者的最高收入限度，限制资格标准，确定非工作刺激条款。两者的共同点都是碰到福利难题：既要为非就业家庭提供足够津贴，又要为就业家庭提供足够就业刺激。前者试图在保持工作刺激的情况下对非就业家庭增加援助，办法是增加援助，后者则强调取消工作刺激，援助“真正的穷人”而不增加支出，办法是削减对就业家庭的援助。总体看，在政府与国民间的福利救助关系上，改革需要做好两个平衡：一是福利支出增加与政府财力间的平衡，二是“救助好穷人”和“防止养懒人”间的平衡。

（三）向地方政府放权，平衡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在里根上台之前，美国中央政府（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州政府）间的关系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二元联邦主义”阶段、“合作联邦主义”阶段和“新联邦主义”阶段。在“二元联邦主义”阶段，美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在地位上绝对平等，两者有着严格的权力界限，在各自界限内独立行使权力，其行为有效，不受法院管辖；各自如果超越界限，则行为无效。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二元联邦主义”关系的发展最终引发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即美国内战）。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一方面废除奴隶制，另一方面确立州无权脱离联邦的原则。“合作联邦主义”阶段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为应对危机，美国1933年制定《国家工业复兴法》，联邦政府与州政府联合行动。在该法案下，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间的关系突破“二元联邦主义”的界限，联邦政府开展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向州政府提供资助，其权力不断延伸到原来属于州权的事务。罗斯福新政是联邦政府权力不断扩张、州权持续衰减的起点，这个趋势在20世纪60、70年代达到顶峰，使美国经济遭受严重“滞胀”。新联邦主义最早是由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提出，但在里根总统任内不断发展。尼克松上台后，认为美国当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原因在于中央过于集权，联邦政府形成一个运转不灵、反应迟钝、效率低下的庞大官僚机构，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扭转联邦政府的集权趋势，“还权于州”、“还权于民”，加强州和地方政府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中的作用；同时，改变联邦资助方式，通过“一揽子”资助方式，将联邦政府年收入的一部分拨给州与地方，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自由支配。但迫于国会压力，加上“越战”和“水门事件”的影响，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改革进展缓慢，效果并不明显。

早在任加州州长时，里根就已看到联邦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各州不能真正行使管理职权”，“历来由基层行使的一大部分决策权转到了华盛顿”。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各州、团体变越来越如此依赖联邦补助，就像吸毒者一样”；“联邦政府正在国家税收总额中夺得日益增大的份额，这使各州和地方政府更难于为自己筹资了”。在上任后，里根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大力推行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改革。依照1981年通过的《经济复兴法案》，里根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关系进行较大范围调整。一方面，里根将联邦政府的权力和承担的社会责任部分下放给各州和地方政府。另一方面，里根改革联邦政府资助州和地方政府的方式，扩大实施“一揽子”资助方式。“一揽子”资助工具指将一些专项资助合并在一个广义的名目下，放宽资助附带的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限制，州长和市长都对使用联邦资金有更大的自主权。1966～1980年，国会只批准5项“一揽子”援助项目，但里根政府督促国会将该数目增加到9项。

1982年，里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一项500亿美元的计划，规定在十年内将几十项福利与公共服务项目划分给三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要求1984年联邦政府接管并负担全国的医疗补助项目，原来由联邦政府负担的44项补助项目交给州和地方政府负担，并由联邦政府在各州建立特别信托基金来解决；到1987年后逐年减少25%，1991年全部由州和地方政府自筹或取消；1980年联邦政府提供对州和地方的援助占州和地方政府预算的25%，到1991年减为3%～4%。在1983年国情咨文中，里根提议再将34个专项补助加以合并，成为4个总额补助项目。在健康保险领域，里根政府于1981～1983年授予各州更大的权力研究解决节省健康保险费用的办法，采取由各州发起的降低成本的付费制度。1985年1月，里根连任美国总统，其在连任演说时说：“我们把原应当属于州政府的、地方政府或人民自己的权力交给了联邦政府……我们已开始交回那些人民、州和地方政府能够处理得更好的事务的权力”。

正是由于里根在执政期间向州和地方政府转交更多的事权和财权，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占比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占比有了相应程度的上升。1981～1988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从1981年的67%下降到1988年的64.1%，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81年的70.3%下降到1988年的67.9%。此外，扩大州和地方的自主权，实行管理权的分散化，大大减弱美国福利项目管理的官僚主义，提高美国社会保障的效率。

（四）依靠民主和法治，实现最大程度的民主化和法治化

在民主和法治的关系上，里根的改革做到最大程度民主化和最大程度法治化的结合。民主化在前，法治化在后，民主化是法治化的过程。一方面，在选举过程中，里根的竞选纲领包括其改革思想和方案，其竞选成功也就意味着其改革思想和方案得到民众认可，具有坚实的民主基础。另一方面，里根政府的任何改革是“立法在前，改革在后”，即使改革过程中需要调整改革政策或措施，也通过修改法案来调整。如，在减税改革过程中，受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美国经济在1981年7月开始急剧衰退，并在1982年再次出现负增长，衰退程度接近大萧条。面对这种局面，里根在1982年希望局部性地小幅提高税收（如提高汽油税）以缓减财政压力。但这次税收调整也是在国会1982年11月批准《税收公平和财政责任法》后才开始实施的。因此，里根政府改革同时又具有坚实的法治基础。

由于法案需要根据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建议修改，并最终获得两院表决通过后才能颁布和实施，因此里根政府改革的法治化建立在民主化基础上，实现了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统一。也正是由于高度民主化和法治化的保障，里根政府改革才没有半途而废，也没有反复无常，最终的改革效果明显。

在这方面，我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与里根政府启动的全面改革具有相似之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抓住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具有较强的民主性；同时，自《决定》通过以来，从法律制度上推动和落实改革举措，先立法、后行动，及时开展法律的“立、改、废”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和废除多部法律法规，使改革于法有据。我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治理本质上需要民主和法治的融合，因此总目标的内在要求也是不断提高民主化和法治化。

六、结论

在方法论上，美国里根政府改革的成功既有四个战略层面的经验，即较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国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民主与法治的四大关系；也有四个策略层面的经验，即改革之前开展大范围的理论争论、改革之初进行大范围的改革宣传、改革方案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案、改革实施做好技术把关。这些方法帮助里根政府改革将美国经济成功带出“滞胀”泥潭，创造出二战后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较快增长，并且改革红利一直持续到克林顿执政时期，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繁荣打下基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2014年是我国实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部署的第一年，美国里根政府改革的这些经验，对我国推进改革无疑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李琪）

作者：朱太辉　魏加宁

我国政府改革目标分析论文 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协同学思维

摘要：政府机构改革是我国长期以来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历次政府机构改革蕴含了协同学思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坚持系统整体性原理，不断增强政府机构改革的整体性；坚持系统协同性原理，不断增加政府机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性；坚持系统非平衡性原理，持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坚持系统自组织和涨落原理，自觉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坚持系统开放性原理，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边界，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协同学的理念与方法对我国今后政府机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政府机构改革；协同学；改革开放

基金项目：安徽省2018年高校优秀青年骨干人才项目（gxgnfx2018008）。

协同学吸收了系统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等理论的科学成果，主要用来说明一个处于不平衡状态的开放无序系统，通过与外部系统之间的能量交换，实现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本系统与外部系统的相互作用的优化，自发使本系统从无序状态转变到有序状态。协同学中包含系统整体性原理、系统协同性原理、系统非平衡性原理、系统自组织与涨落原理、系统开放性原理等重要内容。其中，整体性是系统的本质性特征，协同性是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非平衡性是系统演化的动力，自组织性是系统自我完善的根本途径，涨落是系统演变进化所需要的最基本条件，而开放性则是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8次政府机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运用协同学相关原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历史，可以从一个新的切入点总结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对未来的政府机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坚持整体性原理，不断增强政府机构改革的整体性

协同学是以具有不同结构、功能、地位的相关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作为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出发点的。系统之所以不同于各个部分，根本在于系统整体性结构和功能的发挥。美国学者依·拉兹洛在《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一书中指出：“今天，我们正目睹另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转向严谨精细而又是整体论的理论，这就是说，要构成拥有它们自己的性质和关系集成的集合体，按照同整体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和事件来思考。”[1]系统的这种整体性要求我们对待改革时，要着眼于整体，不可忽视或割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要整体、全面地把握和进行改革。政府是由处于不同层级、承担不同职能的众多部门共同组成的，因此政府机构改革也应从整体上规划和设计。政府机构改革实质上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必然会要求各部门从政府整体利益出发，放弃自己既得的权力和利益。例如，大部门体制是目前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方向，但部门如何整合，各部门意见不一。此外大部门体制的前提是理顺部门职责分工，但整理各部门职责，分析各职能间的关联性和耦合度，提升职能重新分配的科学化和精细化等工作远非几个部门和编制机构所能为。政府机构改革要深入推进，一方面，要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树立党中央的绝对权威作为政府机构改革整体规划和设计的首要原则；另一方面，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建立一个超脱于各部门权限之上的综合性领导机构，消解改革难度。机构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2]。基于这样一种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具有了明显的整体性特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成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而重中之重就是要发挥党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总揽全局的作用，统筹、规划、推进改革进程，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部门利益坚冰。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原则，统筹规划了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
二、坚持协同性原理，不断提高政府机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性

协同学认为，系统发挥出整体性功能的方式在于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或子系统之间保持了关系上的协同或协调。政府作为由处于不同层级、承担不同职能的众多部门组成的行政组织，是宏观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其改革必须与其他子系统保持协调。“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2]行政体制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密切相关，共同构成了一个大系统。政府机构改革作为一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注意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协调性，实现“全线出击，协同作战”。反之，如果单兵推进、孤军奋战，其他相关配套改革跟不上，就会举步维艰、难以深入。

保持政府机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市场化。部际关系的变革始终伴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1978年至1992年，我国进行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并且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也提出了理顺关系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概念，然而长期形成的计划思维根深蒂固，计划经济体制始终没有大的变化。“机构改革更多的是明确政府与企业在经济建设中的分工，而没有真正理顺政府與市场之间的关系。”[3]因此，这个时期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一直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循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明确了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和方向。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为了适应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进行的“浅层次、试探性”改革。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以政企分开为抓手，将计划经济时期设置的专业经济部门由原来的22个减为12个，并改革了具体的政企管理方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框架初步建立（后来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践证明，政府机构设置没有继续出现反复）。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对我国政府管理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与之相适应，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将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国家发展和计划委员会改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凸显了我国决心要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适应入世后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的需要。为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政府机构改革呈现出了新思路。机构改革的重心从原来的注重机构和人员精简转变为更加注重政府内部整合协调机制的构建。为此，2008年的机构改革首次探索实行了大部门体制，解决了一些部门交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对市场经济体制更深层次的认识。2013年和2018年的两次机构改革都以破除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各种弊端，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的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这两次机构改革全力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了市场体系，更好地激发了市场活力。

保持政府机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党的领导方式、民主制度、人治还是法治等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相配套，或者说政府机构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部分，更宏观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促进政府自身改革的彻底和科学。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展开的。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遵循了这一思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随后的改革没有沿着既定的思路进行。党的十四大把政府机构改革作为了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也就是说政府机构改革已经作为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的排头兵，而不是最后一公里。1993年前的政府機构改革都是单枪匹马地进行，与更宏大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存在明显的疏离倾向。然而政府体制改革的推进会不断呼唤深层次政治体制改革的介入。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内容就是政治法制化和法治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战略，这意味着任何组织的活动都要遵循宪法和法律，这对于政府管理和政府机构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然而，“2003年机构改革没有大量转变职能，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运作没有充分展开，国务院实际上承担着很多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应该承担的工作”[4]。2008年和2013年的大部制改革逐步推进，但从深层次来说，“大部制改革已不是一次单纯的机构改革，甚至也超过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范畴，应当将其视为更深层次、更广维度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环节”[5]。对于政府机构改革单兵推进所遭遇的困境，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统筹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这实际意味着政治体制内部各领域的改革。201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果。在数量上，正部级机构减少了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了7个，是1998年改革以来数量精简最大的一次。在政府职能结构上，整合了许多部门间的交叉职能，实现了从2008年开始的大部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三、坚持非平衡性原理，持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协同学认为，组织内部的非平衡是组织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动力，并且这种非平衡是绝对的，是组织存在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说，任何组织系统内部以及与外部之间时时刻刻都存在着矛盾，而这些矛盾会不断推动系统的发展和变化，使组织呈现出从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动态性变化。这要求人们必须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去把握系统整体，在动态中不断协调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断完善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以西方为例，自西方开启工业化进程以来，官僚制政府一直就是西方国家政府管理的主流模式。然而到20世纪70至80年代，以强调部门严格分工、等级控制以及决策与执行相一致为主要特征的官僚制政府管理模式在信息化社会里步履维艰。基于此，注重分权、决策与执行相分离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模式强调部门关系处理的市场化、分权化、扁平化以及决策与执行相分离，有效地克服了官僚制模式在处理部门间关系上的种种弊端。然而这种过于追求权力分散化和市场化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又导致了严重的政府碎片化现象，部门主义更加明显。针对部门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整体政府改革运动。整体政府主要以包容性与合作性的价值观念、整体性与权威性的组织机构、一致性的政策制定，一体化的流程再造以及高技术化的信息共享，去克服组织结构和组织功能上的碎片化，改善政府部门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内部权责关系、机构数量与外部环境要求等方面始终处于一种非平衡状态之中。每一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根据特定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而确定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并且结果只能是解决当时形势发展亟须解决而又有条件解决的问题，从而使得政府机构得到一定的平衡，但同时也会有一些问题暂时无法解决或者会产生新的问题，进而导致政府组织结构新的不平衡。“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2]在这样动态性的变化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先后进行了8次政府机构改革，部门关系得到很大程度的完善。主要表现在：机构数量已经基本走出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循环”；政府职能经历了从侧重于政治职能到经济职能再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变化，政府机构设置随之出现了从以“经济导向”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导向”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的结构变化；政府机构改革目标也从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味强调部门数量的增减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机构重组，转变管理方式再到完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下的明确部门分工，理顺部门权责关系，建立权责一致、运转协调的部门体系的转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两次机构改革，直接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构建了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框架。此外，政府管理与监督方式、行政审批制度、财政预算制度和财务制度、政务公开化、公务员制度改革等逐步推行。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都是沿着不断应对新问题和后续政府机构改革对以前政府机构改革的超越的逻辑持续进行的。
四、坚持自组织和涨落原理，自觉进行政府机构改革

协同学认为，系统的自我完善根本上依靠系统的自组织性，同时这种自组织性的发挥，需要系统审时度势，分析利用涨落这种系统演变进化的最基本条件。协同学创始人哈肯这样解释“自组织”概念：“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这里的‘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和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系统的，而且外界是以非特定的方式作用于系统的。”[6]系统总是受到系统外部和内部要素的不断干扰，这种干扰被称为涨落，会导致系统产生对阶段性平衡的微小偏离。涨落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由系统内部因素引起的内涨落，也有由系统外部因素引起的外涨落。涨落是由系统内各要素无规律运动和系统外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而产生的，因此涨落是不可控的随机事件。借助于不断的涨落，系统自身会进行调整从而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坚持自组织和涨落原理，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增强政府机构改革的自觉性。系统的自组织性是一个系统的内在生命力，是系统从无序到有序或形成新的结构和功能的驱动力量。他组织方式和自组织方式是事物变化发展的两种基本方式，但任何变化发展过程都是以发挥组织内在作用的自组织方式为前提的。政府系统作用的发挥也要挖掘遵循其内部的自组织规律和方式，也就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对政府机构改革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中国政府改革存在自身逻辑和外部逻辑，自身逻辑是政府在改革中遵循的理念、目标和方向，外部逻辑是指政府作为大系统中的一部分所需要承担的职能……当然，政府改革并非被动适应外部逻辑，政府改革的自身逻辑也可能推动基础性秩序转型，即通过治道变革达到秩序转型的目的。”[7]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就是政府在为人民服务理念指导下，审时度势，主动进取，敢于善于自我否定和自我革命的历程。1982年邓小平同志振聋发聩地提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8]。1998年，朱镕基总理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湖南代表团讨论时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机构改革）。”[9]2013年，李克强总理谈政府机构改革时说：“这是（机构改革）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10]在政府部门利益日益明显和固化，机构改革的难度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政府“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11]，实现从“要我改”向“我要改”的转变，进一步提高改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善于发现并利用社会中的涨落因素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组织外部的涨落往往被认为是破坏组织原来结构和功能的负面因素，但反过来说这种不确定性的涨落也恰恰是更新组织结构和功能的诱因。因此政府机构改革需要政府自觉的重要含义就是正确认识并处理社会中的随机涨落。涨落的出現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导火索。社会中随机事件的发生会对政府系统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导致政府管理一定程度的无序，而要想恢复有序，政府必须对自身不断进行改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现代性的风险、人口数量质量、环境污染等问题逐渐加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基于此种情况，政府越来越突出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并提出要打造服务型政府。例如，2003年的非典、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等突发事件给传统政府单一部门应对体制敲响了警钟，随后政府现代应急管理体制和能力建设很快就提上日程。2003年《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2005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2007年《突发事件应对法》接连颁布。2005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成立，2006年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成立，2018年整合了十几个部门的应急管理部成立，基本解决了应急管理的多头管理体制问题。
五、坚持开放性原理，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边界，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开放性是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协同学认为，不与外界环境有任何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封闭系统自身会不间断地产生熵（diS，永远大于零，熵代表有序度，熵值越大，系统无序性越强），而随着熵值的不断增大，系统有序性越弱，最终陷入无序状态。反之，要使系统呈现有序状态，就需要增强自身的开放性，通过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引进负熵流deS来抵消系统自身产生的diS，并使系统的总熵值dS（dS=diS+deS）不断减少。

政府如果保持封闭，负熵值不能从环境中补充进来，自身正熵值就会不断递增，政府就会表现出无序与低效。例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无边界的全能政府，承担着几乎所有领域的管理职能，各种能量、物质交换都只能在内部以计划的方式进行。久而久之，政府内部就会出现各种结构性和功能性内耗，政府的“有组织的无序”程度就会加深，难以改变。长期以来，政府机构改革之所以会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政府作为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如果能建立与市场、社会子系统的和谐关系，健全与市场、社会子系统的沟通交流渠道，利用好各种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使系统内的负熵值相对增加，正熵值相对减少，就会走出恶性循环，表现出自己的高效与有序。而利用系统外能量的办法就是界定清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转变政府职能，并建立政府与市场、社会正确的相互作用方式。随着对政府机构改革认识的不断深入，1985年党中央提出要在转变职能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进行机构的调整和精简。1988年的机构改革开始明确了转变政府职能在政府机构改革中的关键地位。1993年和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围绕转变经济管理职能，改变政府与企业（市场）关系。2003年的机构改革开始对市场经济进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外，又突出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随后2008年的机构改革侧重于用大部门体制去更好地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它实质上要解决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明晰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即哪些事应该由市场、社会、政府各自分担，哪些事应该由三者共同承担。”[12]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建设，为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市场、社会互动，转变政府职能提供了重要契机。治理理念的提出体现着长期以来国家和政府高高在上的中心地位的转变，表明了国家、政府承认其与各种私人部门、公民自愿性组织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进行社会治理的主体，并且它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也意味着它们都有基于自身逻辑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它们需要相互配合。在此阶段的机构改革期间，政府与市场、社会频繁互动，一方面，深化简政放权、权力清单制度和职能转变的“放管服”改革（2018年《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2019版》），进一步界定了政府权力界限；另一方面，继续深化大部制改革，创新政府向市场、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2014年《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出台》、2017年《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极大转变了政府职能的同时，优化了政府职能履行方式。随着国家治理体系、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市场、社会能力不断提升，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互动的结构逐渐形成。

六、启示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而这些成效恰恰契合了协同学理论的理念与方法。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政府机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协同学中所包含的系统整体性原理、系统协同性原理、系统非平衡性原理、系統自组织与涨落原理，系统开放性原理对于今后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

第一，继续增强政府机构改革的整体性。今后政府机构改革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整体优化设计党与政府、人大、政协、司法、相关社会组织以及不同层级政府、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结构与关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政府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13]未来增强政府机构改革的整体性，必须首先发挥党在顶层设计、方案制定、矛盾消解、关系协调等方面的核心和统筹作用。

第二，继续提高政府机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性。政府机构改革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必须紧跟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同时可以进一步适当发挥上层建筑领域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反作用。此外，今后推进政府机构改革，需要更大范围上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毕竟政府机构改革问题最终要转化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政府机构改革也最终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框架中进行。

第三，持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目前仍然存在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组织协调机制乏力、部门利益突出等问题。系统的非平衡性和动态性决定了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这就要求政府要充分认识到今后政府机构改革的必然性、持久性和复杂性。在建立完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下，每一阶段要根据所具备的条件和共识，攻坚克难，进行一场又一场攻坚战，持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

第四，自觉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较多，社会涨落会不断涌现。政府必须正确对待这些涨落，认真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其中包含的积极因素，从中发现政府管理存在的不足，自觉进行改革去适应这些涨落，甚至要求政府未雨绸缪，提前预判，主动改革，消除产生这些涨落的社会环境。

第五，继续加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作为“元治理”的政府应该以更加开放自信的态度，通过政府职能市场化和职能社会化，加大职能转变程度和范围，不断与市场、社会相互输入输出能量。一方面，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政府应将适应市场化的政府职能通过政府撤出、合同出租、特许经营、竞争等多种形式交给私人组织去承担。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政社分开，放宽社会组织限制，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培育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在此基础上再依法确定社会组织的权责以及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方式等。这样，政府机构在不断实现“瘦身”的同时，又可以在功能上实现“强身”，政府体系内部有序程度才会越来越高，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才会越来越强。
参考文献：

[1]依·拉兹洛.用系统的观点看世界[M].闵家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4.

[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1）.

[3]孟凡兴.从经济体制改革视角论改革开放40年政府机构改革[N].中国改革报，2018-12-19（11）.

[4]毛寿龙.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过去与未来[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2）：91.

[5]车海刚.大部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N].学习时报，2008-01-30（3）.

[6]H·哈肯.信息与自组织[M].郭治安，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29.

[7]李文钊，毛寿龙.中国政府改革：基本逻辑与发展趋势[J].管理世界，2010（8）：49.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6.

[9]《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组.朱镕基讲话实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67.

[10]李克强.机构改革是削权是自我革命[N].新京报，2013-03-18（A09）.

[1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1）.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2.

[13]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1（1）.

责任编辑陆昱

作者：高轩

我国政府改革目标分析论文 篇3：

从国外政府改革谈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

[摘要] 我国同西方国家都处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及世界性的政府改革浪潮的国际背景之下，本文通过对国外几个国家重塑政府的“政府改造运动”的比较，分析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经验，提出构建我国服务型政府，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我们发展的改革方针、策略体系。

[关键词] 政府改革服务型政府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西兰、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针对传统的管制型政府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及政府的“失效”症状，掀起了引用“企业化”运作模式，运用市场力量来改造政府绩效的运动。紧接着，日本、加拿大、荷兰、法国等经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也纷纷效仿，被称之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些国家纷纷提出了“政府再造”的口号，以通过“政府再造”来改善公共物品的供给质量，重新赢得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正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蔚然成风的背景下，很多国家提出了创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一、国外一些国家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

1.英国政府的改革

面对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国内经济的滞胀，执政的保守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节约政府开支、政府机构改革、服务承诺和竞争求质量，力图改变整个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经过20多年的实践，英国政府的管理新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其影响遍及全世界。英国政府改革包括四个步骤：

(1)雷纳评审雷。雷纳评审是对政府部门工作特定方面的调查、研究、审视和评价活动。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政府开支过大问题，二是政府工作效率低下问题。合理的政府开支中，业务开支与行政之间应有一定比例，一般说来，前者应大于后者。

(2)“下一步”行动方案。“下一步”行动方案提倡采用更多的商业管理手段来改善执行机构，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方案建议把整体的部委分解成若干机构，这些机构在主管的部委指导下，履行公共服务和有效管理的职责；以管理主义的技术和程序培训职员，并且所有活动都是在一位高级主管的领导下进行。

(3)公民宪章运动。公民宪章，就是用宪章的形式把政府公共部门服务的内容、标准、责任等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监督，以达到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的目的。各公共部门可以根据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灵活的制定宪章内容，但是要以满足公民对公共服务的合法要求为宗旨，主要包括对公民的承诺和实践承诺两个方面，有四个具体内容:①服务内容和工作目标承诺;②服务标准承诺。服务标准做到明确化、具体化和公开化;③服务程序和时限承诺。实行合理的办事程序，达到公众满意。对公众公开服务时限，接受公众监督;④违诺责任。表明了承诺者没有达到既定服务标准时对顾客作出的补偿，是承诺部门对公众做出的单方面的承诺，这种补偿可以是精神上的，比如道歉，也可以是物质上的。

(4)引入竞争机制。竞争出质量，竞争出效率，竞争机制的引入与完善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根本之道。扩大竞争的实质就是引入私营部门的经营原则。为此，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私营化引入竞争；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政府干预，维护竞争；市场检验，激励竞争。竞争求质量运动可以说是竞争观念的进一步确立和竞争机制制度化的尝试。

2.美国政府的改革

20世纪的美国政府改革和英国政府改革明显不同。美国的政府改革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目标,但是带有更明显的管理主义倾向。

政府收缩的第一项主要职能就是政府的社会职能，推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包括以下内容:(1)提高接受福利者的资格，以减少福利支出。(2)福利项目市场化，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来克服公共部门的浪费和低效；逐步采取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级管理体制，转移联邦财政负担。(3)明确财政收支，划分管理权限，分权管理社会福利项目，使管理者接近受益者。(4)将社会福利改为“工作福利”。(5)适当加重个人负担份额。(6)老人老制度，新人新制度 。(7)将福利项目的直接供给者（职业性利益群体）与福利的接受者分开。

政府收缩的第二项主要职能就是放松管制。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减少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程度，实行更大的市场化。1981年2月，里根政府发布了第12291号行政命令，其中有一条规定，在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应当对企业的开设和经营方式、产量及物价等经济行为施加管制。

美国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价值取向是，在公共服务输出领域引进市场机制，一是决策要和执行分开，二是公共服务的供给必须要多元化、竞争发展。这样使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有机组合，提高政府功能输出的能力。

3.新西兰政府改革

新西兰的行政改革在当代西方行政改革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行政改革的典范。开始于80年代初期的新西兰行政改革，先设定了总体框架，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多、更明确地采用了管理主义的模式。

新西兰改革的主导思想是，明确政府、部、皇家实体机构和公务员的目标，避免责任和职权的冲突、交叉，政府不介入市场和社会能够有效运行的领域，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尽量减少成本。改革几乎涉及所有公共部门以及公共部门的组织、过程、角色和文化等方面，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结构变革、分权化、商业化、公司化、私有化等，主要内容有：国有企业从事原本生产“私人物品”的政府部门的活动，在市场机制下将国营企业民营化，重组政府部门结构，设置提供公共服务的新架構，缩减政府预算。

由此看来，这些国家采取的措施不同、侧重点也不同，但是都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职能，以求使政府管得少的一点，但是要管得好一些；第二，尽可能地实现社会自治，鼓励社会自身的公共管理，也就是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来提供公共服务，以弥补政府自身的财力不足；第三，改革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甚至尽可能地在一些部门中引进竞争机制，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为社会服务的质量，从而使政府彻底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

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5年12月20日下午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我们看到我国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强化,正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目前，我国同西方国家都处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及世界性的政府改革浪潮的国际背景之下,分析、学习国外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政府改革经验,借鉴其理论、方法及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构建服务型政府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本国发展的改革方针、策略体系。任何一个国家的行政改革措施都是承前继后、自成体系的。英国的改革同样如此，虽然很激进，但又具有系统设计、稳步推行的特征。从雷纳评审、“下一步”行动方案、公民宪章运动、竞争求质量运动一直到后来的政府现代化白皮书，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阶段，改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追求的目标有所不同，改革的主要形式不同，但不同阶段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且对每一重大改革措施都进行独立的评估，以保证下一步改革具有坚实的基础。这点与我国行政改革分阶段走有相似之处。

第二，引入严格、科学的管理程序。雷纳评审是来自政府内部的改革，旨在促进、鼓励、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在现存的文化及传统中开展改进工作，发挥各部门革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尽量避免由上或者由外强加的成份。当前，公众对于我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还有诸多不满意的地方，当务之急是相关管理部门要在绩效评估上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本文以为，不妨引进雷纳评审的严格和科学程序，对政府公共服务进行解剖，从而为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找到更好的办法。

第三，注重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质量。“公民宪章”运动改革力度较大，效果比较明显，在政府和社会关系上，体现了政府退却、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等理念；在政府内部管理上，体现了公民为中心、服务导向、结果为本、市场机制为基础等理念。“公民宪章”运动中，英国政府把行政管理的重点放在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上，主要手段是新的管理原则、新技术、新方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据1996年的官方报告，英国的“公民宪章”运动在提供公共服务质量和公民满意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许多国家纷纷效仿。据统计，1996年，全世界共有5个国家推行了与英国“公民宪章”运动相类似的服务承诺制度，很多国家的代表团到英国考察“公民宪章”制度的执行状况和效果。英国政府内部行政改革的侧重点是管理层次，这与我国行政改革的侧重点是机构改革是不同的。

第四，慎重、合理界定我国政府职能的范围和内容。我国和美国所处的现代化阶段不同。美国已经处于信息社会，我国虽然处于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工业文明时代，或工业文明过渡时代，只有少部分地区处于信息社会前沿。众所周知，美国的市场经济已经相当成熟，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市场到政府干预，再从政府干预回归自由市场的否定之否定阶段。美国通过压缩福利项目的福利政策和放松对工商业项目的福利政策来收缩政府的社会职能。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个全能的政府，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雖然也亟需收缩政府职能，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和“有限政府”，但是以压缩福利项目为主体的福利政策改革，恰恰与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全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方向相反。这是现代化不同阶段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因此，不同的时代背景，要求不同，涉及的改革措施和模式当然也不同。我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根据实际国情，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汲取教训，避免改革走弯路。

第五，确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点。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不断扩大，传统上一些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可以实行市场化生产，即，政府不直接参与这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而是公开向社会招标，由私人或者非政府组织竟标，公平竞争，优者中标负责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提供。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没有市场是万万不能的，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和避免的盲目性、滞后性和破坏性。市场不能解决责任、公平等问题，市场的有时在于效率，市场的职责也是效率，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监督和调控作用。与市场不同，政府还有社会、人文等其他目标。政府与市场各自的不同目标、不同优势与不足决定了两者互相配合和协调以维持某种程度均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政府与市场平衡的核心在于两者在特定环境下各自作用的充分发挥和各自优势的平衡。

作者：徐丽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