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异化的哲学解读哲学论文

关键词： 教育

技术异化的哲学解读哲学论文（精选8篇）

篇1：技术异化的哲学解读哲学论文

从异化到对象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概念的文本解读

国内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概念的讨论,大致是因循着以下两种研究思路而分别展开的:一是把劳动认作一个哲学概念,以“异化劳动”为中心,集中探讨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社会批判含义;一是把劳动认作一个实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以“雇佣劳动”为中心,集中探讨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社会认识论含义.实际上,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劳动概念只是他用人本主义哲学术语和思想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综合性概念,其中既有价值批判的因素,也有社会认识论的成份.

作 者：杨建平YANG Jian-ping 作者单位：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10009刊 名：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THE 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年，卷(期)：“”(1)分类号：B03关键词：抽象劳动 雇佣劳动 异化劳动 具体劳动 生产劳动 对象化劳动

篇2：技术异化的哲学解读哲学论文

技术异化的消解--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的技术哲学审视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是人类消除技术异化现象行动的`结果,因此具有很高的价值,理应得到技术哲学家们的积极关注,但是结果恰恰相反,其原因可能是哲学家们忽视了奥林匹克运动所具有的普遍意义的文化属性,而将其仅仅作为体育领域中特有的东西看待.所以,这对致力于探索如何消除技术异化现象的技术哲学家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作 者：董传升 作者单位：沈阳体育学院,社会体育系,辽宁沈阳,110032刊 名：科技管理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年，卷(期)：24(1)分类号：N02:G80关键词：技术异化 奥林匹克运动

篇3：技术可能世界的哲学解读

“可能世界”的概念是由西方唯理论者莱布尼茨首先提出的。他以无矛盾性界定可能性:只要事物的情况或情况组合推不出逻辑矛盾,该事物的情况或情况组合就是可能的,而可能的事物组合就构成可能世界。他说:“由无穷多的具有各种性质的事物所形成的可能的事物的组合就是一个可能世界。”[1]可见,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是多元的,可能世界有无穷多个。对此,莱氏进一步引申出“神正论”,请来了上帝,提出了他的选择论。他说:“既然在上帝的观念中有无穷个可能的宇宙,而只能有一个宇宙存在,这就必定有一个上帝进行选择的充足理由。”对于被择可能世界,“上帝的善使上帝选择它,上帝的权力使上帝产生它”。[2]在这里,上帝观念在自然学意义上,其实是世界物质统一性的虚幻反映;在人类学意义上,其实是日益完善与完美的人类整体自身。莱氏思想的合理性由此不难看出:它曲折地反映了人类实践活动的选择性,彰显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多重性,即人与存在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理想世界的关系。事实上,人类的实践活动既立足存在世界,又追求意义世界,并在存在世界与意义世界的二维整合中构建可能世界,进而实现可能世界向理想世界的创造性转化,以此来超越存在世界、实现意义世界、创造属人的理想世界。在这里,“可能世界”是“存在世界”与“理想世界”的桥梁,可能世界基于存在世界又高于存在世界,是存在世界的必然延伸与人所独有的意义世界的有机整合。“可能世界”的人类学特质和开放性品格由此可以明显看出。

技术世界是对千姿百态的技术多样性与内在关联的技术统一性的整体把握,是技术要素的“多”与技术规律的“一”表里结合的统一体。技术多样性是对技术世界外延的把握,技术统一性是对技术世界内涵的把握,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真正的技术世界。简单地说,技术世界就是一切技术要素的总和,是技术实践、技术产品、技术方法、技术科学、技术建制、技术文化、技术精神等要素协同作用、共同组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技术世界作为技术现实世界与技术可能世界的统一,是可能世界到现实世界不断转化的历史过程和动态展开。

所谓技术可能世界,是指技术发展的未来状态,亦即技术现实世界中所蕴含的多种可能技术的社会整合。具体地说,第一,技术可能世界赖以产生的原因深藏于技术现实世界之中。技术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直接制约着技术可能世界的丰度、深度和广度。技术可能世界就是技术现实世界中所蕴含的预示技术发展前景和趋势的种种可能技术的总和,具有形态上的潜在性、发展上的多样性和逻辑上的必然性等特点。第二,技术可能世界最终实现的条件待定于现实的技术实践之中。技术可能世界虽然按其本性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多维的发展方向、多态的发展样式和多路的实现途径,但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沿什么道路发展,发展成什么状态,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等等,却取决于现实技术世界的多种主客观条件以及始终开放着的技术使用结构。[3]现实的、具体的条件及其使用结构决定了技术可能世界实现的程度、性质和方向。技术可能世界因此又具有待定性、多向性和开放性等特点。第三,技术可能世界同时也是技术发展的允许世界。技术可能世界不仅是技术自身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总和,而且是对这种可能性之总和的社会整合,是技术自身发展的必然性与人类技术追求的目的性的有机统一。换句话说,技术可能世界并不是纯技术可能性的一统天下,而是技术可能性与社会需要性的“共谋”,是技术结构的确定性与技术使用的开放性的“共舞”。技术世界既是人类社会的根基,又镶嵌在人类社会之中,始终接受社会的评价与选择、调控与重塑。亦即技术可能世界同时还是技术可能性、人文合意性和社会调控性的“交集”,是技术与人文社会整合后的技术允许世界。因此,它又具有理想性、主观性、为人性等特征。

二 逻辑蕴含意义上的技术可能世界:

技术可能世界Ⅰ

所谓逻辑蕴含意义上的技术可能世界是指,在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可能世界,即建立在“可能性”与“现实性”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称之为“技术可能世界Ⅰ”。在这里,技术可能世界与技术现实世界是一对矛盾,可能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潜在形态和未来阶段,是现实世界的逻辑延伸和必然趋势,现实世界则是可能世界的完全实现即客观化、对象化,同时又是新的可能世界的出发点和孕育场。在这种逻辑蕴含的意义上,上述两种世界之间的关系具有必然的联系性、逻辑的贯通性和形态的转换性,区别只是时间上的先后性、“到场”与“未到场”的暂时性、“显在”与“潜在”的相对性。这种意义上的技术可能世界总的说来受因果必然性的支配,以偶然性、条件性为实际发展的契机,它虽然是现实世界中尚不存在的技术,但只要条件具备便可以在技术实践中转化为新的技术现实。传统上,技术实践都要经过“构思、设计、研制、实验、发明、中试、生产、应用、推广”等环节。所有这些实际上也就是技术由潜在到显在、由理论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一句话,由可能世界到现实世界的完整过程。技术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技术内在的必然性在人的认识、把握和实践操作下由抽象存在到具体存在、由思想之物到现实之物、由必然趋势到实然存在的转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主体往往根据他自身的知识与经验,遵循技术发展的必然规律,按照技术实践的客观要求,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展开技术活动,实现可能世界到现实世界的转化,即实现可能世界的对象化,以创造新的技术现实。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还有多种技术上的可能性,尚未被主体认识到因而也未被自觉利用,也有一些虽然已被预见到了,但因为条件不具备因而仍无法转化。这些情况在技术的发展中是始终存在的。

从技术可能世界Ⅰ与技术现实世界的转化关系看,技术实践是自然解蔽与生命祛魅的过程。所谓自然解蔽、生命祛魅,泛指技术活动揭示自然与生命领域中奥秘、祛除其魔力的本质和性质。正是技术的这种性质,技术摆脱了一切神秘的、不可计算、不可测量的力量,人们不必再像野蛮人那样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不再诉诸巫术手段去支配或祈求神灵,不再凭本能冲动、宗教信仰来行动。技术活动作为发明创造的制造活动,首先是自然从遮蔽状态到解蔽状态的展开过程。海德格尔说:“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如果我们注意到这点,那么,技术的本质的另一个完整的领域也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展现,即真理的领域。”[4]现代技术因此在其本质上先于科学,它是现代科学赖以产生与展开的先决条件。对于现代科学家来说,自然实质上是人的一种构造。科学理论的建构与技术原理的构思是相通的。技术作为解蔽与祛魅的过程,既是对自然实体的理性发现过程,也是对自然实体的人为选择和理性创造过程。在这里,理性发现与人为选择和理性创造是三位一体、互为因果的。就技术作为非自身原因的产生即“促逼”而言,它是人的理性创造和人为选择;就技术是真理的展现而言,它是人的理性发现。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创造的本义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人为转化,是事物在促逼下的呈现,是潜在到显在的变化,是技术实践为这种变化打开了现实的窗口。自然解蔽和生命祛魅过程因此也成了科学潜入自然、自然进入社会的途径,因而也成为科学深化发展的通道与价值实现的途径。技术活动是客观理性借助于人的技术理性自我认识、自我确证、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主体理性通过技术理性自我认识、自我确证、自我实现的过程。

技术实践过程表明,自然界和整个宇宙是技术存在与创造的一统天下。技术实践作为揭示客观世界的存在真理以及技术潜能对象化的过程表明,技术不只是一个自然改造的实践论范畴,而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本体论范畴。站在这种广义技术的角度看,技术不只是人类特有的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世界内在的和普遍的相互作用过程和存在方式。技术因此又分为两类:存在于自然界的天工技术和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人工技术。一切非生命物质所具有的自在技术和一切生物所具有的本能技术都是天工技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的自然技术、改造社会创造社会自然的社会技术以及改造主体、创造思维自然的思维技术都是人工技术。此五种技术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本体世界。[5]从这种广义技术或技术哲学的角度看,整个宇宙是技术存在与创造的一统天下,人类实践活动只是技术创造的自觉阶段,是技术本体达到自为阶段的显现。一方面,天工技术是人工技术的基础和源泉,人工技术始终离不开天工技术;另一方面,人工技术又是天工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天工技术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人工技术的条件不再是自在的而是人为的,因此其效率也就不再是自然地确定的而是人为地提高着。效用至上、效率倍增是人工技术的特质与生命。就此而言,自然界只是生成着、进化着,而人类社会却在优化着、超越着。

从技术思想方法看,技术实践的根本原理是系统论原理,即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辩证统一的原理;根本方法是还原论的思想方法。在技术理性看来,世界既是统一的和有机的,又是复合的和机械的,而且,严格说来,机械性与有机性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一切都在巧妙的技术构思与元素的分解组合中联为一体、彼此相通。[6]技术发明既以分解还原为重要内容,又以结构组合为基本环节。正因为此,技术和技术发展的核心因素是人造物本身。[7]技术发明的分解组合方法作为系统论原理的具体化,既是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得以建立的实践基础,又是我们运用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研究事物的客观基础和内在根据,但就本质而言,它是一种还原论的思想方法。曾经有一种误解,以为还原论会抹杀高级运动形式的本质特点。技术与科学的发展都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系统论指出整体的特性可以从部分的组合中产生出来,即所谓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多出来的这部分恰恰就代表了新的本质,而技术恰恰做到了这一点。现代技术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分子生物学和DNA技术,进化论就只能唯象地描述物种演变,而不可能理论地解释演变机理和实践地参与演变进程,同样,如果没有物理社会学的理论与技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顶多只能被当作类似于假设的东西,缺乏强有力的科学根据。”[8]分解组合的技术方法内含着一种更为深层的东西,这就是:技术一旦归之于人,原则上一切都是可能做到的![9]培根指出:“人类对于自然的影响仅在于运动所赋予他的东西:他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使自然物体相互接近或分离。当这种分离和接近成为可能……他就无所不能,舍此,他便无所作为。”[10]这意味着,在技术实践的领域中,还原论与特创论是内在统一、彼此相通并相互转化的。分解组合的还原论思想方法是技术创造的根本方法。这就是技术思维的方法论启示和意义所在。

三 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

技术可能世界Ⅱ

所谓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是指,建立在“技术实在”与“客观实在”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是以虚拟技术、虚拟空间为主要代表的技术世界。它是与传统技术很不相同的技术可能世界。在与传统含义相区别的意义上,这种技术世界不能叫做技术现实世界,只能是一种技术可能世界。因为,它没有与客观物质世界相等同的客观性、现实性和实在性。譬如,尽管人们在虚拟空间中可以看到、感到和移动食物,甚至可以闻到食物的气味,但无论如何,这种实物并不具有真实食物的物理化学性质,是不能真正用来充饥的。但是,另一方面,就虚拟技术、虚拟空间所开辟的“技术实在”、“技术空间”的实际存在而言,它又是一种特殊的“真实”和“实在”,构成一种特殊的“技术现实世界”。为了区别起见,我们将其称为“技术可能世界Ⅱ”。可以看出,“技术可能世界Ⅰ”是尚未实现的技术世界,是名副其实的技术可能世界。作为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对于主体而言,它仍然处于毫无关联、未曾相识的彼岸世界,还与主体尚未发生任何实际的联系。“技术可能世界Ⅱ”则不同,它是主体已经驻入其中并与其发生密切关系的世界,是对主体敞开着的并与主体直接关联着的技术世界,就这个世界中所发生的事件而言,它一方面对主体而言是一种感官真实和实际存在,另一方面又具有虚拟的性质,不具有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客观实在性,而只是一种信息态的主观存在和主体体验。

技术可能世界Ⅱ是现代信息技术、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仿真技术、人-机接口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传感技术等多种技术综合发展的产物,是目前理论界正在讨论的一种技术现象、技术领域和技术视界。总的说来,它不受因果必然性的支配,而受信息建构性的支配,以显著的主观性、灵活的创造性、多维的立体性为特点,以即时性、在场性为其实际存在与发展的条件和动因,以信息技术为其基本技术平台,它虽然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技术,但却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实际地显现着并可以与现实技术世界发生这样那样的实际接触和互动作用,并有可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现实技术世界的牵引阀、启动机、指挥所和操作台。所谓信息建构性,一是指该世界中的技术现象和过程主要不是一种实物形态的技术过程,不是实物之间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属性相互作用过程,而是一种信息相互作用过程;二是指该世界中的技术现象和过程,主要不是因果必然性的实物形态的表现和结果,而是以信息形态表现出来的并以信息建构为其直接成因的信息技术和过程。虚拟现实技术所具有的“3I”特点即沉浸性、交互性和构想性(immersion-interaction-imagination),[11]正在显示着这种技术特征和技术真实。这种在技术中存在而在现实中不存在的技术现象、技术真实和技术领域,其发展的前景和喻义还未完全显露出来,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以虚拟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可能世界的发展,为深化人类对自身认知机制的认识打开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窗口。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皮亚杰指出:尽管在主体认识之前,“客体就存在着,客体的结构本身也存在着”,但是,“客体只是通过被建构才被发现的”。[12]因此,认识论的首要问题是认识中介如何建立起来的问题。人的以感知器官为核心的感性经验结构和以符号化、数学化、逻辑化为特征的理性概念结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认识中介。它们既是认识得以发生的先决条件,也是认识活动不断展开和进行的客观结果。就是说,客观事物的发现和客体的形成有赖于主体的感性建构与理性建构,是在主体建构的基础上发生并进行的。而建构在本质和机制上是一种信息建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在本质上是主体对客体的信息进行选择、加工、组织、解释和赋值的过程。虚拟技术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信息的选择、加工、组织、解释、证实和赋值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主体感觉与思维之信息化过程的模拟化、数字化、对象化,是人的感觉与思维过程的延伸与创建,也是客体结构与功能、属性与规律的较为纯粹的技术实现。因为,从其内容看,虚拟技术本身的材料就是信息,其内在本质就是特定环境与对象的完全数字化、信息化、程序化。质言之,虚拟技术和虚拟过程是以纯粹信息的方式,对已经信息化了的客体与对象的信息化组织、信息化操作、信息化作用和信息化显示,信息始终是虚拟技术的实在内容、具体对象。从其内在机制看,虚拟技术和过程是模拟人脑的信息建构过程,以信息的方式感知虚拟空间的客体和对象,进而组织对象、变革对象并产生虚拟效果的过程。从其客观效果看,虚拟技术和虚拟空间在客观上创造了一个信息产生与建构的生境或灵界,这个生境或灵界相当于一个能够自主认识的主体感知机制。从其实质看,虚拟技术与空间所创造的信息生境或灵界,一方面是以高度浓缩的方式对客观对象的信息化模拟和信息化实现;另一方面,也是对主体感官与感知机制的信息化、数字化或模拟化,一定程度上是主体感官与感知机制的对象化。虚拟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空间作为主体感知机制的信息化模拟和技术化延伸,在事实上等于创造了一个与主体认知机制等效且接轨的技术认知机制,借助于它,主体可以自由地驰骋于虚拟空间之中,对虚拟环境中的事物进行感知,即对所有信息进行选择、加工、组织、解释和赋值。借助于这种技术上的认知新机制,并通过把它与主体自身的认知机制相接轨,就能使主体在对象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具体感知到对象的存在,并在其他辅助作用下能动地、信息化地参与到技术感知机制中去,从而使感知对象发生无穷的变化(其实是技术认知机制对客体信息的无穷和自由的建构),产生出随心所欲的各种效果,就好像主客体之间发生了与现实情况下一样的相互作用和过程。这种完全的信息化,可以认为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完全融合或绝对同一,是主体对客体的完全自由的领会或曰“信息自由建构”。这表明,虚拟技术所创造的技术可能世界一方面是对主体感知机制的模拟化、信息化和对象化,另一方面,则是对主体感知机制的一定程度上的延伸,是主客体之间认识中介的初步对象化。这为人们深入探讨主体认知机制打开了大门,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目前还难以估量。虚拟技术的认识论意义正在于此,以虚拟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可能世界的认识论意义也在于此。

四 生物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

技术可能世界Ⅲ

所谓生物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是指,建立在生物天然性状与生物人为性状既相对立又相统一,以及主体自然官能与主体人为官能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改变生物性状为核心的生物技术所构成、引起或因此而出现的技术可能世界,第二个层次是以改变主体肢官为核心的生物技术所构成、引起或因此而出现的技术可能世界。前者称之为“技术可能世界Ⅲ-1”,后者称之为“技术可能世界Ⅲ-2”。所谓生物天然性状即生物天然具有的性状,它是在自然环境下进化生成的,未受到人的干预和影响;所谓生物人为性状即生物在人的干预、影响下所形成的自然条件下没有形成的性状。与传统生物技术不同,现代生物技术不是对天然生物自然性状和生长规律的简单利用,而是对生物性状与规律的综合改造与利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不仅能够改变生物的结构和性状,而且能够在基因层次上实现生物改造,设计、创造全新的生物物种。柿薯、向日豆、发光烟草、转基因动物等就是例证。可以预见,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人造生物的品种将越来越多,它们直接构成生态系统中的新成员,并将最终改变现有的生态环境,建立一种新型的生态。据报道,日本有人利用大肠干菌生产大豆蛋白,使一年收获一季的大豆蛋白能在三天之内全部生产出来。这意味着,粮食生产的工业化已经为期不远了。发光基因的发现,发光烟草的问世启示我们,如果人类通过基因技术最终弄清楚了各种旱地植物、水生植物的耐旱、耐水基因,并将它们移植到高等农作物的植株中去,人类就有可能创造出“沙漠小麦”、“海洋玉米”。到那时,沙漠将退出人类的生存空间,而海洋将成为人类新的粮食生产“新大陆”。同样地,如果实现了某些植物的大工业生产,人类有可能直接绿化月球、金星和火星,创造出一个宜人居住的“新地球”。可以断言,未来的地球生态和太空将从根本上成为人造生态。这就是“技术可能世界Ⅲ-1”所开辟出来的未来世界的大致前景。

所谓主体自然官能,即人类正常情况下所能具有的自然肢体、感觉器官、体力智力等主体器官和能力。所谓主体人为官能,即通过生物技术的人为改造使主体的自然官能发生改变,使其具有某种程度的人为性质,甚至完全成为人的某种理想、愿望的实现,如使人的自然官能延伸、放大、强化和增加的情况均属于此。众所周知,人的听力范围是很小的,只能听到20~20000赫兹以内的音频范围,如若能够通过生物技术扩大人的听觉范围,如把蝙蝠、海豚的听觉能力(它们能够听到超声波、次声波)移植给人,那么,人的声音世界将会发生“全面扩容”。如果通过生物技术能够使人直接看到红外线和紫外线甚至更多,譬如把人的视觉范围扩充到昆虫的视觉范围,那么,世界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如果通过生物技术把某些动物具有而人类并不具有的特殊感知能力移植给人,那么,人有可能真正拥有第六感官、第七感官……如果那样,那么,人类将发现越来越多的世界,人类的世界概念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一个“多世界”的新宇宙将会进入人类的“视界”。因此,建立在主体自然官能与主体人为官能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即“技术可能世界Ⅲ-2”将是一个真正的“多世界”世界。截止目前,对于这样一个技术可能世界,我们只是在现代科学仪器的“眼睛”中间接地“看到”过,在医学的疫苗移植、器官移植等实践中积极地准备着,在新的医学实验中创造性地试验着,但却没有通过人类自己的官能亲身观察过。从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看,这是必然要出现的技术可能世界,但还不是技术的现实世界。

与前两种技术可能世界不同,建立在生物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已经不是简单地受因果必然性和信息建构性的支配,而是直接受制于基因超越性的支配,以分子生物学、基因重组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柱。所谓基因超越性,一是指该世界的技术现象和过程已经不是生物自然进化条件下的性状表现和结果,不是这种情况下自然形成的自然环境、植被、地貌和生态秩序,而是由于基因层次上的超越与突破所开辟出来的一个全新的世界。二是指支配该世界的核心技术已经不是传统的机械加工技术、能源动力技术和信息加工技术,而是具有生物超越性的现代生物技术,这种技术的突出特点是能够超越生物自然进化的节律,突破现有生物的秩序和界限,打破生物之间的种族界限与物种隔绝,实现物种之间的跨界结合和越界进化。三是指该世界的技术将改变主体本有的自然官能,不仅在客观现实上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且在主观官能上开辟出一个新的“能感能知世界”,即主体闻所未闻、前所未有的新经验世界和理性世界。换句话说,它将超越主体固有基因天赋所规定的能知能感范围,而发现并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的新的可能世界。这无疑是对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双重超越。四是指在这种新的世界中,超越常规的新事实、新现象、“新世界”将占据主导地位并处于主流状态,技术世界后果的超越性因此将大大超越于技术本身的超越性,技术实现所需社会人文条件的艰难性将远远超越于技术实现本身的难度。这就为技术可能世界的预先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超越提出了客观要求和课题。

建立在生物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的发展,意味着世界是观察者自己的世界,意味着多世界的发现。现代生物技术的高度发展不只是实现技术原理的对象化、技术思想的物化,而是要改变主体自身的感觉器官甚至思维过程,改变人的经验时空和性质,譬如说拓宽人的感觉范围,提高人的感觉锐度,给人增加新的感觉器官,改变人的经验性质,创新人的认知机制,等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主体的经验空间和性质将发生重大改变,许多先前不为人知的经验、时空和世界等将先后进入人的感知视野和认识世界。众所周知,聋哑人没有声音的概念,盲人没有光线的概念,色盲没有色彩的概念……事实表明,客体是否存在,以什么方式存在,呈现什么样子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并非与主体无关。相反,它们以主体的存在及其感知能力为前提。主体所能见到的世界永远只是主体自己的世界,是以主体自身的认识机制、认识方式为转移的。认识的条件、形式以及所能达到的程度深藏于主体的认识能力之中,世界是主体自己的世界。没有主体,便没有客体。“所见即所能见”。[13]

世界作为观察者自己的世界,不仅意味着主体是世界呈现的梭镜和窗口,而且意味着,世界是主体参与其中的世界,通过主体这个特殊的梭镜和窗口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并不是客观世界本身的那个样子。要知道客观世界本身的那个样子是不可能的。主体所能“见”到的世界不仅是主体自己所观察到的世界,而且是主体自身的活动(包括观察活动)已经改变了的世界,是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客体与主体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结果。量子力量的测不准原理已经明确地回答了这一点。更进一步说,世界既是观察者自己的世界,也是被观察者对象的世界,是广义上的一切主客体的共同舞台、共同世界。任何一个主体都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成员,都既是演员也是观众。

生物技术的高度发展,可能会使人具有“第六感官、第七感官……”,到那时,人将会发现一个“多世界”的世界。世界不仅是色彩斑斓、五彩缤纷的,而且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的。多世界的发现意味着,世界不仅存在着,而且生成着;不仅客观地生成着,而且主观地生成着;不仅作为客体而生成着,同时也因为主体而生成着;不仅自发地生成着,也人为地生成着。人从传统的单一世界进入多元的多样世界,从人本有的观察世界进入到人所创造出来的多样的观察世界,充分表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创造性。它表明,人不仅反映世界、发现世界,而且参与世界、改变世界、创造世界。这就是技术可能世界的世界观意义之所在。

五 简短结论

(一)技术可能世界的存在与发展表明,一切技术的奇迹都是可能的

技术可能世界Ⅰ表明,技术实践是自然解蔽和生命祛魅的过程,这就从本体论上揭示了技术本质的无所不能性和技术形式的不可穷尽性。它构成一切技术的奇迹所以可能的本体论基础和客观根据。技术可能世界Ⅱ和技术可能世界Ⅲ表明,技术是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前者表明,通过技术的手段,可以实现主体认知机制的外化和对象化。后者表明,通过技术的手段,可以实现客观主体认知机制的内化和移植。从技术可能世界发展的前景看,技术是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以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彼此沟通、相互转化并有效过渡的桥梁和手段。通过技术,主观世界可以显现于客观世界,客观世界可以内植于主观世界。这种内在的和必然的前景与趋势从哲学上看就是,主观上能够想到的就是客观上能够做到的;反之亦然。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以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相互蕴含、互为表里的关系,自然界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人类也没有想不到的事情,任何技术的奇迹都是可能的。人类完全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实现物质之间的自由变换,实现由无机物到有机物、由非生物到生物、由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的转变……直到创造出更完美、更高级的新的人种!一句话,通过一个“人工技术链工程”,人类就可以自由地实现物质之间的连续加工、流水变换、多维制造、批量生产和自由创造。不仅粮食生产的工业化是可能的,而且石头变鸡蛋也不是不可能的!

(二)技术可能世界的发展表明,技术高于科学

传统上,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是高贵的,技术是卑贱的。然而,技术可能世界的分析与发展表明,一方面,没有技术,也就没有科学,技术的先验性构造并决定着现代科学。“技术理性是一种把自然设计成控制和组织的潜在工具及材料的技术先验性,现代技术正是在这种技术的先验性下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现代自然科学也是在这种技术的先验性下发展起来的。很明显,在现代自然科学中,盛行着一种将自然体验成可演算和控制的原材料的技术理性精神。现代自然科学描述自然时将自然预先设定的方式,说明它是在技术理性所构成的地平线上产生和展开的。”[14]另一方面,技术远比科学重要得多,人类可以没有科学,但一刻也不能没有技术。人存在的根本方式是实践,实践活动的根本方式是技术。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技术创造了人类。现代科学正在不断地揭示出自然界发展的奥秘,为人类揭示着越来越诱人的光明前景。然而,不管科学理论多么发达、多么深刻,要使它真正发挥作用,造福于人,仍然离不开技术。正是技术才是科学理论进入社会生活的现实桥梁和实际手段。更为重要的,理论变为现实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多种意想不到的艰难曲折的。克服一个个艰难曲折的不是科学,而是技术,是技术实践、技术经验、技术理性和技术精神。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就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15]马克思强调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也就是技术可能世界所揭示出来的技术价值论的意义所在。

(三)技术可能世界的发展表明,应该把对技术的规划与研究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

篇4：翻译中异化与归化的哲学性思考

关键词：异化 归化 翻译 对立 统一

一、引言

在中西方翻译史上，有不少翻译家或哲学家对翻译进行了哲学思考。在中国译史上，约半个世纪前，我们看到艾思奇（1937）、贺麟（1940）、陈康（1942）、朱光潜（1944）和金岳霖（1948-1983）五位哲学家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认真探讨了翻译问题。孙致礼（1996）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一文中说：“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译者的翻译水平，不仅取决于他两方面的语言素养和一般的艺术素养，而且还与他的翻译观有着很大关系。……每个翻译家都遵循着一定的翻译原则，只不过有的人是自觉的，有的人是不自觉的。”他总结了文学翻译中的十种矛盾，认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唯物辩证法。这不能不让人想到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的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应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但对于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最为突出的是把归化和异化对立起来，没有看到二者相通的一面。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对二者进行分析，以突出二者的辨证关系。

二、归化和异化概念溯源

归化和异化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圣杰罗姆等人所说的“word-for-word translation”和“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181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一书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施莱尔马赫对两种不同翻译方法的描述实际上就是异化和归化的概念，只是他还没有明确地对其做出指称。1995年，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中，将施莱尔马赫论及的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把第二种方法称为“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根据其见解，《翻译研究词典》将异化翻译定义为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foreignness），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而将“归化”定义为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transparent，fluent style）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strangeness）的翻译策略。并将归化翻译的具体应用分为6个步骤：1.审慎地选择适合于归化翻译的原作；2.有意识地采用流畅而自然的目标语言文风；3.使译作顺应目标话语的类型；4.加入解释性材料；5.消除原文语言中的地域和历史色彩；6.使译文在总体上与目标语言的成见和偏好相一致。

三、归化和异化的对立

归化和异化的对立在于韦努蒂把这两个概念置于社会文化、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中进行了集中而深刻的探讨，并指出它们之间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完全对立。他认为，归化翻译是为了遵循目标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要求；而异化翻译的原则是要偏离本土的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音和文化差异。

韦努蒂用批判的观点，彻底考察了从17世纪到当代的西方翻译，揭示了“通顺的翻译”（归化）策略一直在西方翻译史上占主导地位，其根本原因是要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为标准，在英语中形成一种外国文学的规范。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这就表明，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

韦努蒂认为，假如弱势语言文本在进入强势文化的翻译过程中被归化，那么弱势语言文本所包含的异质成分就会被抹煞。由此产生的译本不仅不能体现异族文化的“异”之所在，反而会误导英美读者。在他看来，异化翻译可以“成为有利于建立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是对抗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情绪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Venuti，Lawrence，1995：20）。异化的翻译保留了外国文本中之“异”，但破坏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译文在忠于原文时，就只能背离目的语文化的规范。异化的翻译抑制民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篡改。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尤其需要这种策略上的文化干预，以反对英语国家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反对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异化翻译在英语里可以成为抵御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文化上的自我欣赏，反对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郭建中，2000：50）。因此，韦努蒂从文学、文化和政治的高度大力提倡阻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他认为，阻抗式翻译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译出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文本。这些译本标志着目标语言文化主流价值观的极限，并阻止这些价值观对某一文化他者进行帝国主义的归化。

四、归化和异化的统一

异化与归化，说到底也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更应该是统一的。因此，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要从哲学的高度，分析其相通的一面。

各民族文化虽有相对独立之处，但都是相互开放的，并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外界的影响，翻译对于文化的演变实际上起着催化剂的作用，这就为建立各种不同语言间的交际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因此，译语文化不应该通过翻译完全消化源语文化的特色。也不时在其固有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来安排源语文化现象的位置，而是在其发展的可能性中吸收源语文化，从而使自身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当然，如果不充分考虑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而过分强调异化，也不会有利于文化的交流，这就需要译者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把握“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异化和归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无所谓孰是孰非，它们是同一个问题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是互为依存的。事实上，极端的异化或归化都不能达到翻译的目的，都无法实现跨文化交际。过度异化或归化都会失败，调和这一对矛盾的关键在于“适度”，要抛开两个极端，寻求两者的平衡点。如：

That may be—and I may have seen him fifty times，but without having any idea of his name.A young farmer，whether on horseback or on foot，is the very last sort of person to raise my curiosity. The yeomanry are precisely the order of people with whom I feel I can have nothing to do.A degree or two lower，and a creditable appearance might interest me；I might have hope to be useful to their families in some way or other.But a farmer can need none of my help，and is therefore in no sense as much above my notice as in every other he is below it.（J. Austen：Emma，Ch.4，V.I）

那倒是可能的。说不定我已经看见过他五十次了，可是他的名字，我却毫无印象。一个年轻的庄稼汉，不管他骑马还是步行，是最引不起我的好奇心的。自耕农正是我感到与我无关的那种人。一个地位低一二等而外貌看来还可靠的人可能引起我的兴趣；我可以希望从这个方面或者从另一个方面给他们家帮点儿忙。不过，一个庄稼汉不可能需要我的帮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他高于我注意的范围，正如在所有其他各个意义上，他低于我注意的范围一样。（祝庆英、祝文光译《爱玛》，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1页）

“高于我注意的范围”和“低于我注意的范围”，分别是对“above my notice”和“below it”的机械直译。这样的翻译，恐怕很多读者不解其意。其实，这两处若译成“用不着我关心”和“不值得我关心”，意思便一目了然。由此可见，过分的异化，不顾读者的需要，不顾目的语者的语言习惯，一味追求跟原文的形式对应，结果只会导致译文晦涩难懂。

同样，过分的归化，不顾原文的语言形式，不顾源语的民族文化特征，一味追求译文的通顺和优美，甚至在译文中使用一些具有独特的目的语文体色彩的表达手段，读起来颇像原作者在用目的语写作一样。这样的译文，虽然会博得一般读者的喜爱，但是由于会产生“文化误导”的负作用，其危害在一定意义上要超过过于异化的译文。例如：

But you is all right.You gwyne to have considable trouble in yolife，en sometimes you gwyne to git sick；but every time yous gwyne to git well agin.（Mark Twain，The Adventures of Huckberry Finn，Ch.4）

可是你的八字还不错。命中有不少凶险，可也有不少吉利，有时候你会受伤，有时候会得病；可是回回儿都能逢凶化吉。（张友松、张振先译《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21页）

这段文字译得非常地道，非常晓畅，但是“八字”本是旧中国的一种迷信，将其塞到美国人嘴里，实属一种“文化错位”，使读者误以为美国人也讲中国人的迷信。我们认为，这句话还是老老实实地译作“你的命还不错”为好。

笔者认为，追求异化和归化的统一，掌握适度原则，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 跨文化交际的大环境，即特定时期文化融合和语言融合的状况

西方女权运动对语言产生的影响从英语里一些职业新名词可见一斑。这些新名词刻意淡化性别，如用“police officer”代替“policeman/ policewoman”，用“camera operator”代替“cameraman/camerawoman”。在妇女权益方面，中西状况原本不同，中西文化也未充分融合。汉语里提起“警察”“摄影师”，首先使人联想到的还是男性。如果原文“police officer”“camera operator”用于指女性从业者，译成汉语时一般还需归化成“女警察”“女摄影师”，这是中西跨文化交际的大环境决定的。

（二）语言使用的小环境，包括具体场合、对象、上下文等

窖存40～45年的白兰地酒，英语称“XO”，为“extra old”的缩略，词典译为“特陈酒”，这个归化译法也见于文艺作品。在商业活动（如广告）和消费场所等实际使用中，人们却多用原文读音和书写，即完全异化。究竟译成“特陈酒”还是照搬“XO”，跟使用场合这一小环境紧密相关。

（三）社会约定俗成

“Oval Office”特指美国白宫总统办公室。汉语依据社会约定，已完全接纳了异化而来的“椭圆形办公室”的指代意义。

（四）长期实践检验

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德律风（telephone）、德谟克拉西（democracy）、赛因斯（science）、布尔乔亚（法语bourgeois）这些异化而来的词语在汉语里一度十分流行，但逐渐分别被“国际”“电话”“民主”“科学”“资产阶级”所取代。实践证明，极端异化得来的词语往往缺乏旺盛的生命力。

异化和归化适度与否，往往取决于上述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例如：近几年随着英语和汉语的进一步融合（大环境），英语单词“cool”褒义的一面也为中国人所了解。现代汉语里的“酷”字原本只有“残酷”及“程序极深”等意义，本身并无褒义，但因读音近似“cool”的缘故（小环境），近年被赋予了褒义，并逐渐为社会所接受，这个用法已见诸国家出版的正式报刊（社会约定）。大环境、小环境、社会约定和实践检验都是变量，这说明“译无定法”，应根据矛盾的特殊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归根结底要把握适度原则，正确处理异化和归化的矛盾。

归化与异化是翻译的两种策略，各有优势又各有不足。笔者认为，两者的关系决不是“矛与盾”的关系，而是各有所长，相互弥补。只不过在中国翻译史上，归化翻译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异化翻译则处于从属地位，这是其历史原因所致。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兴起，不同文化的交流随之越来越广泛，对他种文化的了解的必要性看得越来越清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中国导致归化译法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上的排他性和文化民族自负心里已基本消失。对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认知和接受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翻译界近几年大力倡导的异化翻译就是这一变化的直接反映，无论是译者还是读者，对文化差异都采取了一种开放和尊重的心态。人们希望更加了解和欣赏外国文学所特有的韵味，领略外国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异国情调，异化翻译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文学审美期待。

五、结语

“翻译是一种相遇、相知与共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冲突，有矛盾。为相知，必尊重对方；为共存，必求‘两全之计，以妥协与变通，求得一桩美满的婚姻。”当译者面对一个特定的文本时，如何求同存异，掌握分寸，恐怕真的不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姻缘要来得简单。虽然有不少学者预见，在21世纪，异化翻译可能成为翻译策略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归化方法的绝对排斥，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译者既可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也可采用异化的策略，至于在译文中必须保留哪些源语文化，怎样保留，哪些源语文化的因素又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目的语文化，都可在对作者意图、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对译者来说，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具有哲学的思维意识。总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翻译，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样。在当代翻译实践中，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方法和手段，归化和异化完全有理由携手并进。

参考文献：

[1]Venuti，L.Strategies of Translation[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C].Baker，M & Mlmkj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2]孙致礼.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C].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3]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第23

卷），2002，（1）.

[4]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

报，1998，（2）.

[5]刘艳丽，杨自俭. 也谈“归化”与“异化”[J].中国翻译，

2002，（6）.

[6]孙会军.归化与异化——两个动态的概念[J].外语研究，2003，

（4）.

[7]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途[J].现代外语，1987，（2）.

[8]俞佳乐.翻译的社会性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篇5：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哲学思考

异化和归化作为两种主要的翻译方法是翻译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回顾和分析了我国译界就两种翻译方法争论的历史并指出,是用偏向归化的译法还是异化的译法要受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读者的审美情趣,以及翻译文本及翻译目的、不同的源语及目的.语等因素的支配.本文认为,译者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归化译法或异化译法,或两者兼而有之,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各种文化间不断增加的交流,异化翻译法将是总的趋势.

作 者：袁晓宁 刘成 作者单位：袁晓宁(东南大学外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00)

刘成(河海大学外语学院,210036)

刊 名：外语与外语教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年，卷(期)： “”(2)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归化   异化   动态变化

篇6：和之哲学与古诗英译中的异化

和之哲学与古诗英译中的异化

本文以中国传统哲学中“和”的概念作为切入点,探讨翻译中,尤其是古诗翻译中尊重差别,以求不同文化和谐发展的`必然性,指出由于古典诗歌具有一定的文化代表性,因此“异化”翻译能为消解西方文化中心,促进多元文化发展作出贡献,同时能为中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提供条件.

作 者：冷育宏  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外语学院,甘肃兰州 刊 名：陕西教育（高教） 英文刊名：SHAANXI JIAOYU（GAOJIAO） 年，卷(期)： “”(9) 分类号：H3 关键词：和   古诗英译   差别   异化  

篇7：技术异化的哲学解读哲学论文

批判理性异化的非理性主义与合理性于人文的新人文哲学

西方工业文明时代是科技理性张狂的时代,也是科技理性全胜的时代.作为把人从上帝神性中解放出来的`科技理性到工业文明极度发展的时代,它本身倒变成了一种新式的神性,科学技术不仅变成工业统治和掠夺自然的工具,而且被移用于社会统治,堕落为操纵大众意识、扼杀人文精神、禁锢人的自由个性的权力.

作 者：丛大川 冉鸿燕  作者单位：丛大川(大连水产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冉鸿燕(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社会教研部)

刊 名：青海社会科学  CSSCI英文刊名：QINGHA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5) 分类号：B0 关键词： 

篇8：中国教育异化现象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教育乱象,异化,教育本质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中国的教育出现了许多乱象。首先是大学毕业生不知何去何从:根据麦可思公司《2010年就业蓝皮书》报告 (大洋网2010) , 有38%的2009届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半年内离职, 预测未来两年内社会将增加500万“跳早族”。大学四年, 消极懒散, 网游、网聊、谈恋爱、跷课、考试作弊, 是重点和普通高校的普遍现象;没有了班主任和家长监督的大学生们不知道该如何规划自己的四年和未来的生活。当然, 这些学生在高中时都曾苦读, 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二点, 几乎都在学习、做作业, 就是节假日也不休息;而稍显轻松些的小学阶段, 受到中考高考的压力, 根本无法执行素质教育, 重视考试、重视排名还是一种主流, 至于学生道德素质、心理素质, 在提倡素质教育的这几年中并没有丝毫的改观。

针对这些教育乱象, 全社会都在思考和支招。有的将矛头指向大学教育, 认为中国大学教育缺乏创新、与实际生活脱轨、课程设置不合理、培养方案不切合社会实际等等弊端造成毕业生无所适从。有的将矛头指向了中学教育压力太大, 老师、学校、家长管得太多, 学生没有得到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锻炼, 以至于大部分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生活不能自理, 更不用说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 造成学习成绩的急剧下滑。而有的则指向高考制度, 认为正是这一高考制度害得中学生这么可怜和辛苦;而在试行两年的校长推荐制和高校自主招生制中, 不公平和矛盾的问题不断出现。也有人认为素质教育的难以实施, 是政府、学校和家庭对素质教育的不理解。

这些指责和批评也许在某一角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答案是导致我们今天普遍教育乱象的根源吗?我们抽丝剥茧:中小学为什么要以文化课考试教育为主, 大学里为什么强调实践课程以及与社会的结合, 都是因为希望能先上个好大学, 上了好大学后能找个好工作, 找个好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 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受人尊重。归根结底, 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赚钱和受人尊重!当教育沦为赚钱的工具和手段, 被教育的学生就不再被视为“人”而是赚钱和劳动的机器。并且这些被全社会接受认同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已经异化了教育的目的和本质, 从而也异化了教育的方式和方法。而正是这些异化, 才是造成当今一系列教育问题的根源。

二、教育的异化现象

(一) 马克思的异化观

异化观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 并利用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和劳动者进行了分析, 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带来人性的异化, 即违背人性。

马克思认为, 劳动应该是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尽管它也是一种生存的手段, 但其本质的意义应该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获得乐趣, 并通过劳动成果体现个人成就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劳动被严重异化了, 从而最终带来人性的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 即劳动的产品, 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 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 同劳动相对立, 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 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 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 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 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马克思, 2000:52)

马克思的这段话, 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 全部为资本家所有, 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多, 资本家拥有劳动成果越多, 资本家越具有统治地位, 劳动者就越贫穷, 因此劳动反而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换言之, 劳动者的劳动属于资本家所有, 劳动者的服务和劳动产品归资本家那个异己的存在物享受。因此,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指出, “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 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 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 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归根结底, 劳动对于工人而言是外在的东西, 在劳动过程中, 工人感到不幸, 不是自愿的劳动, 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 (如生存) 的一种手段。

当我们采用马克思的异化观点来看待中国教育问题时, 所有的问题都豁然开朗。在今天的教育中, 知识是强加在学生身上的, 学习对于学生而言, 不也就已经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了吗?就像我们在前面分析的, 学习已经成为是一种赚钱工具和获取成功的手段;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不是在自愿学习, 而是痛苦地接受。

(二) 教育的目的和方式的异化现象

在今天大多数人甚至是许多教育工作者的观点中, 教育和被教育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找份好工作, 或将来可以赚更多的钱, 或将来可以出人头地等等, 诸如此类。因此, 我们的大学教育要求大学的课程设置一定要与企业接轨, 要让学生可以一出校门就能工作能赚钱;更有一些学校, 明确要求学生必须赚多少钱, 月收入达到多少才可以毕业。所有不能直接指导创业或教会如何赚钱的课程和学科在大学里都靠边站;哲学、道德修养等课程更成为一种形式。同时, 为了激励中学生苦读, 家长不断在耳边提醒:“考上名牌学校, 将来就能找个更好的工作, 能出国, 能赚更多的钱……”小学生们被带着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不是因为学生兴趣所在, 而是因为能获得各种加分, 能与别人不同, 从而可以在将来脱颖而出, 诸如此类, 不胜枚举。

因为对教育目的的异化, 教育方式也被异化。《中庸》里面开宗明义指出:“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这就是说, 人与生俱来就有许多特质, 这就是人的本性, 循性而行就叫道, 修治此道谓之教 (樊华强, 2010) 。可见教育需要循性而行。但看中国今天学校中的教育, 无论小学中学或者大学, 都是教师满堂灌, 学生台下听。填鸭式教育被批评了多少年, 但还是盛行。教师想尽一切办法要做的是怎样将那些所谓的知识 (当然考试所用为主) , 灌入同学们的大脑中, 也有采用一些新颖的教学方法, 但根本目的还是一样。教育成为一种类似工业化生产的行为, 学生是原料, 经过现在的模式教育成为大同小异的“商品”。

为了实现异化的教育目的而采用的异化的教育方式, 给予学生的是知识的简单灌输, 是“白纸黑字的书本”, 是“现成的结论和答案” (玛丽亚·蒙台梭利, 2002) 。它忽略了思考的过程, 丢弃了对知识的渴望。这样的教育方式, 实际上与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在对学校日常教学与学生学习状态的观察中, 我们会发现, 对结论和知识日复一日的灌输, 使学生逐渐地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独特的个性, 同时也失去了学习与自我发展的自由。学习已经成为枯燥、刻板、强硬的技术训练, 学习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相割裂, 根本无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探索的兴趣, 厌学成为主流。

因此, 对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的异化, 使得学习对于学生而言是外在的东西, 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感到不幸, 不是自愿的学习, 而是满足学习需要以外的 (如生存需要, 未来发展需要) 的一种手段。因此, 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 是如何解决这一异化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把握教育的本质, 并从而采取正确的教育方式。

三、解决对策

(一) 把握教育的本质

只有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教育, 为什么而教育, 也就是说把握住教育的到底是什么, 才有可能解决教育目的被异化的问题。古今中外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思考过这一问题, 而且也给出了经得起时代和历史检验的答案。

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孔子也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 他认为:教育是对学生人格心灵的“唤醒”。只有能够唤醒人的灵魂的教育, 才是成功的教育。这种“唤醒”可让人在灵魂震动的瞬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内在敞亮 (傅丽霞2005) 。《论语·公冶长》有记载:颜渊、季路侍, 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颜渊各言己志后,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各言尔志, 就是让学生们敞开思想来与老师对话, 展现人格化的真实的自我。鲁迅先生也主张教育应该是“立人”, 长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 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 专为他们自己, 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 纯洁高尚的道德, 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 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 不被淹没的力量;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 ---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 成一个独立的人” (鲁迅, 2005) 。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提到, “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 而“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 (雅斯贝尔斯, 1991) 。蒙台梭利认为, “教育就是激发生命, 充实生命, 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 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教育的目标就在于认识生命的本质, 提高生命的品质, 追求生命的价值。而生命智慧则是生命体的最高形式, 这本身也是生命意义和生命快乐的根本源泉之一。

从古今中外这几位教育学家的观点, 我们不难去把握教育的本质, 通俗而言, 教育是一种人性的提高, 是追求真理和认识生命的过程, 是学会做“人”的重要途径。

(二) 正确的教育方式

当认识到教育的本质是“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和学会做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满堂灌的方式是在教育中是多么的荒谬。要实现“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和学会做人”, 就必须是在平等的环境下, 采用对话和启发的方式, 激励自我的学习和思考才可能实现的, 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是一种重要的辅导的作用。

平等基础上的对话, 是孔子教育中重要特点。让学生各言尔志, 就是让学生们敞开思想来与老师对话。《论语》中孔子和学生们的对话, 充满了智者的善良与幽默, 他给学生探索的自由, 而不是给他们一个标准答案。他常常问:“尔何如?”他说:“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这种对话, 已经不是局限于传授知识, 而是一种民主的精神交流, 一种精神的激励。苏格拉底也善用“论辩”的方式教育弟子。他与学生之间都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常常使用“善意的争辩”, 一步一步, 循循善诱, 使学生获得“道”, 也就是真理。苏格拉底式的教育使“双方均可自由地思索”, 在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与论辩中, 学生获得了强烈的求知欲, 也就是对真理不懈探求的动力。通过无拘无束对话和交流, 可以唤醒人的历史性精神, 唤醒象征着的生命意识 (李峻, 2007) 。

自我思考是实现人认识自我的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孔子认为学习必须经过头脑的认真思考, 把学与思结合起来, 学思并重。孔子重视学习, 更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孔子主张学是思的前提基础, 学离不开思, 思离不开学, 同时思是学的升华和提高, 孔子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梁漱溟在《孔子学说的重光》一文中写道:“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照我所体会, 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 自己对自己有办法。”梁漱溟认为孔子的学问就是“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命和生活”, 从而使“自己生命和生活向上进步提高”, 最终达成人心的自省, 自证, 自见, 自知 (申宣成, 2010) 。

既然学习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是不是教师就没有必要了呢?事实正好相反, 在对话中在反思中, 教师不是什么都不教, 教师的作用反而更不可忽视。在对话中教师是“平等者中的首席”, 是师生共存、共生、共同建构过程中居于“首席”地位的人。中国唐宋八大家的柳宗元就深知教师在青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柳宗元年轻时喜爱音乐和书法, 勤学苦练数十年, 原以为技艺精通, 殊不知操于众人之座, 遭到内行人的耻笑。他总结教训时说:“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 何哉?无所师而徒抉其文也, 其所不, 可传者卒不能得, 故虽穷日夜, 弊岁纪, 愈远而不近也。” (王元湖, 1983) 即青年一辈要在学习上取得较好的效果, 应该有好老师的指导, 否则虽日夜勤苦, 由于学不得法, 枉费时日, 学不到真才实学。

(三) 文凭和学历的歧视应该视为非法

在今天节奏飞快的社会中, 要彻底认识教育的本质并改变教育方式, 并不容易实现。节奏飞快的社会, 企业和政府希望能用最高效、最省钱的方式来选择人才, 那就是看文凭。所以, 当全社会所有岗位的招聘, 都注明文化程度这一栏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责怪我们的学校和老师放弃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最佳方式, 而选择最快的最有效的方式去帮助学生获得一张文凭, 获得一块踏入社会的敲门砖。而且在人们心中, 已经被普遍灌输了一种观念, 就是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才是好工作, 体面地工作, 反之就是下贱的工作。深入思考下其实不难发现, 在实际工作中文凭的高低与一个人是否拥有胜任某项工作的能力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许多的岗位所需要的能力与大学所学并非是匹配的, 我们不能将这怪罪于我们的大学没有去培养学生这些能力, 事实上, 这些能力大部分应该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当然可能经过一些思维训练的大学生可以更快地通过锻炼掌握这种能力, 但是这不代表说其他人都没有快速掌握的能力, 也不等于说大学的文凭是获得这些岗位的必要条件。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当然有, 那就是规定企业和政府不能在招聘过程中将文凭作为一个基本条件, 凡是将其作为基本条件的招聘应视为一种歧视性招聘, 就如同将性别、民族、宗教等作为招聘的限制条件一样是非法的。其实这一提议早在1972年就被美国一位社会科学教授Blanche Blank在她的研究报告中提出 (Blanche1972) , 她认为, 应该立法将文凭条件视为招聘中的歧视条件, 只有这样, 大学才能找回他们的自尊, 学生才能真正为了追求科学和哲学的真理而去学习和探索。当然, 这一提议在中国, 即使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 也是难以快速实现的, 因为我们今天甚至还不能做到对在招聘中的性别歧视的不平等加以立法和限制。但难以快速实现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立法的改变, 不等于我们要屈服于错误观念, 媒体和政府以及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尽各自最大的努力坚持正确的和符合人性发展的教育观念才是。

四、结论

如前所述, 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对于教育目的和方式的正确理解, 这首先应该是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在教育过程中, 只有对教育本质有着正确的认识, 才可能采用正确的手段。但是, 仅有教育工作者的努力是难以改变教育乱象的, 全社会都需要对教育的本质有着正确的理解。在这一领域, 政府和媒体须要起到积极的作用, 不仅要宣传一种正确的思想, 更要开辟对这一问题不断探讨和讨论的环境, 让全社会对这一问题有更合理的认识。而政府、企业和商业界还需要改变以学历为招募人才的主要门槛的歧视做法, 让学历不再成为是一种好工作的跳板, 让学习不再沦为一种“手段”。

我们还是引用《中庸》话来结束对教育异化问题的探讨:“自诚明, 谓之性;自明诚, 谓之教。”愿我们每个人都是并且能够通过教育“明诚”, 认识世界, 认识自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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