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现代中国

关键词： 进程 转型期 现代化 现代性

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精选十篇）

现代性与现代中国 篇1

一、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

中国建筑最高境界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在中国园林建筑中, 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中国园林, 讲究的是来自“天然之理”的“天然之趣”, 追求的是“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之天人合一的意境, 即所谓“天然图画”。

阚铎 (1875 ~ 1934) 在“園冶識語”中, 写道:“三代苑囿, 專為帝王遊獵之地, 風物多取天然, 而人工之設施蓋鮮。降及秦、漢, 阿房、未央, 宮館複道。興作日繁, 詞賦所述, 可見一斑, 人力所施, 窮極侈麗, 雕飾既盛, 野致遂稀, 然構石為山之技術, 亦隨時代而嫭進。” ([ 明] 计成原著, 陈植注释:《園冶注釋》,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1988 年5 月第二版, 第二十五页)

请注意:这里说的“專為帝王游猎之地”的“苑囿”, 与后来作为元、明、清三代皇家猎场的皇家苑囿——北京南苑, 以及专供清代皇帝每年都率王公大臣、八旗精兵来这里举行以游猎为主 (史称“木兰秋狝”) 的“木兰围场”类似。其主体上属于自然景观, 与主体上属于人文景观的园林, 不是一回事。这里所强调的, 是“人力所施, 窮極侈麗, 雕飾既盛, 野致遂稀”, 即人工与自然的天人关系问题。尽管“苑囿”未必就是“园林”, 但这里所说的“風物多取天然, 而人工之設施蓋鮮”, 以及“構石為山之技術, 亦隨時代而嫭進”, 却与“园林”的核心理念相合。

直到清代的皇家园林 (即皇上的私家园林) , 诸如北京的圆明园、颐和园、北海等, 仍然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其中的各处景点, 在建筑造型与建筑布局上, 无论有何等的千变万化, 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即:所有的亭台楼阁, 都是融入人工建造的山水自然之中的。明清时期的皇家园林 (即皇室的私家园林) , 都来自苏州等地的私家园林。所谓“人间天上诸景备, 移天缩地在君怀”。

苏州地区民间的私家园林, 在体现天人合一等易学理念方面, 尤其精细入微。当我们进入其中之后, 就会发现:无论是从什么角度来看, 无论是眼前的游人有多少, 人都是融入假山、垒石、小桥、流水、树木、花草、亭台、屋宇等人工自然环境之中的。其优雅静谧、曲径通幽、情景交融、物我合一之地, 宛若仙境, 令人陶醉。

苏州园林的一大特点是:其中开凿的河流、池塘, 不仅深浅适度, 而且沿岸两旁都镶嵌着凸凹不平的石块, 自然而无雕琢 (图1) 。人工建造的平桥、曲桥、廊桥、罗锅桥的桥桩横梁两端, 都有方形、圆形、方圆形、半圆形等形状不一的小平台 (图2) 。

这种做法, 蕴含着如下生命伦理学的仁爱精神:

其一, 是爱护水生物生命的生态关怀精神。否则, 若将岸边砌得整整齐齐、光滑平整时, 其中的水生物, 就没有家了。

其二, 是爱护人类生命的人文关怀精神。万一有人失足落水之后, 还可以攀登着石块爬上来, 以便于自救和施救。据说, 在传统的苏州园林中, 从未有过因溺水而伤害人命的事情发生。

二、自然情怀与现代建筑

随着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发展, 接踵而来的是高楼大厦林立、楼堂馆所激增, 建筑物的内外环境则日益远离自然。在这种背景下, 人们基于其环境心理上的需求, 中外建筑界开始在现代建筑中见缝插针似地通过运用树木花草、流水瀑布, 假山垒石等方式, 甚至是通过人工造假的树木花草等布景式的“绿化”小品, 来竭力营造出亲近自然的景观和氛围, 以象征性地表达其思念自然的情怀 (图3-7) 。

三、现代建筑与中国园林

中国“自然园林”的主旨, 是运用写实与写意并用的手法, 通过对假山垒石、小桥流水、游廊池沼、跌水瀑布、亭台楼榭、树木花卉等元素的巧妙结合, 营造出自然、宁静、淡泊、优雅的自然环境, 来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即使在庭院甚至室内, 也要通过摆设盆景、花木, 建造假山、瀑布, 竭力营造出亲近自然的景观和氛围。

不过, 上述这些实例, 还都是限于室内外真真假假、小打小闹的做法。

近年来, 一位苏州园林界的好友、获得世界园林金奖的首位中国人陈天趣, 已经做出了许多与现代建筑优势互补的苏州园林, 从而起到了为现代化的商业建筑、休闲建筑、民居建筑增光、添色、提神、增值的作用。其园林作品, 遍及大江南北。

例一, 在约300 平方米的阳台上营造的空中园林《吴园》。这是在别人未能做完的基础上, 改建而成的一处小型的中国园林 (图8- 图12) 。

例二, 在南通一座现代建筑前面营造的《金圣园》。这也是在主要以西方花园为主的基础上, 改建而成的中国园林 (图13- 图14) 。

例三, 在苏州东山半岛两座住宅楼前, 长约22 米、宽不足4 米的空间内, 营造出的微型园林《东山小园》 (图15) 。

例四, 在苏州木渎一处私人宅院中建造的小型园林 (图16) 。

例五, 在河北省唐山市清东陵附近, 营造出室内外苏州园林的《中华福泉山庄》。这也是在别人未能做完的基础上, 建造的一处小型的中国园林。

例六, 在苏州工业园区徐铭家大门里只有28 平方米 (宽4 米, 长7 米) 的小院内, 建造的一处微型园林铭园。

例七, 在海南省一座楼房的东南角第五层, 只有12 平方米的房间内, 建造了一处具有假山、瀑布、小桥、流水、游廊和吴王靠的微型园林。

四、天趣园林的营造特色

陈天趣先生, 是在苏州拙政园里长大的一位园林世家出身的造园工作者。他的造园理念及其造园技法, 与中国园林的优秀传统不仅是一脉相承, 而且还有所创造。近年来, 陈天趣先生和他的团队, 已经在大江南北做出了许多与现代建筑优势互补、巧妙结合的苏州园林。

陈天趣先生所营造的园林 (简称“天趣园林”) 大小不一、数量众多, 其规划布局灵活多变、各有特点而无一雷同。从建筑易学的角度来看, 这些园林还有如下几方面富有创造性的营造特色:

其一, 是遵照回避冲煞的风水原理, 营造出路路皆通而绝无断头煞之弊 (诸如:断头台阶、断头路等) 的人行通道。如此精心设计的园林, 使得人们在置身于其中时, 可以随心所欲地到达任何一处景点, 而不走回头路。

其二, 是遵照阴阳协调、动静相合的易学原理, 在阴气较重之处 (诸如:在人们不常去或者去不到的高大建筑物背后的静谧之处, 以及密集的竹林深处) , 开设出适当的人行通道 (图17-18) 。这样一来, 不仅缩小甚至消除了虫蛇之类的滋生空间, 还增加了人们在园林中的活动空间。其实, 园林的大小, 不只是说的建筑面积的大小, 更重要的是指其活动空间的大小。在较大的建筑面积中可以营造出较小的活动空间, 在较小的建筑面积中可以营造出较大的活动空间。同样的建筑面积, 也有活动空间大小的区别。中国园林的一大特点, 就是在较小的建筑面积中营造出较大的活动空间, 在有限的自然空间中营造出无限的建筑意境。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大就是小, 小就是大。”

其三, 是遵从日照变化的阴阳原理, 巧妙地运用日照变化的温差效应, 营造出虽是死水而不会发臭的园林池沼。这样的园林池沼, 不仅可以养鱼, 而且可以长年都不需要换水, 以节约水资源。

其四, 是遵照阴阳协调、干湿均衡的易学原理, 即便是在南方地区炎热的农历五月天 (阳历六月天) , 也能够做出移植大树并保证其成活的奇效。

其五, 是遵照因地制宜、藏风聚气的风水原理, 依据不同地方的气象条件, 在不同方位营造出不同特点的游廊、亭子。例如。在南通坐北面南的《金圣园》中, 不同方位的游廊就有很大的区别:东、南侧是紧贴墙壁的单坡瓦顶游廊 (图19- 图20) , 其作用是防止冬季来自西北方向的寒风吹到东、南侧游廊时产生对流, 从而使得行走在游廊里面的人感到更加寒冷。西侧是距离墙壁还有1 米多远的双坡瓦顶游廊 (图21) , 以保证夏季来自东南方向的热风吹到西侧游廊时形成对流, 从而使得行走在游廊里面的人不会感到更加炎热。又如, 在北方建造的一处室外园林中, 位于高大建筑物东侧的亭子是一座四面透风的凉亭, 位于高大建筑物西侧的亭子是一座运用玻璃门窗四面封闭只在南面开门的暖亭。同样道理, 即便是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 不得不在西北方位建造凉亭的时候, 也会在亭子的后面建造一段高于亭子的马头墙, 以阻挡来自西北方向的寒风。如此等等, 既顺应了一年四季的气象变化之理, 又蕴涵着因时而变的人文关怀之情。正如陈天趣所说:“好的园林是冬暖夏凉的。”

其六, 是遵照以人为本、贵人重生的养生学原理, 在园林的池塘、桥梁等建筑设计中, 体现出以预防为主的忧患意识。传统的园林池塘与苏州河流, 在一般情况下, 都不会发生溺水伤人的事情。原因是, 其池水与河水的深度适当。例如, 池塘中央的水深可达2-3 米, 池塘岸边2-3 米处的水深只有50 公分。所以, 池塘周围的护栏只需70 公分高即可, 而不必死守法定的1.2 米高。因为, 法定护栏必须1.2 米高的目的, 无非是一旦出事建筑师可以不必承担法律责任而已。而天趣园林护栏只有70公分高做法的目的却是防患于未然, 上述关于护栏里面2-3 米处的水深只有50 公分的做法, 从根本上保证了不会有溺水事件的发生。法定的护栏高度, 对建筑师来说只是给出了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界限, 对溺水而亡的当事人来说只是彰显其法律无情而已。相比之下, 天趣园林的做法, 更富有生命关怀之情。面对50 公分的水深, 即使是小孩子, 也能爬上岸来。更何况, 苏州园林的池塘岸边还有凹凸不平的石块可供抓扶, 便于自救与施救。溺水伤人的事情, 大都发生在将河道和池塘不适当地挖深并将岸边改建成光滑的陡坡之后。在陈天趣所营造的园林中, 对待此类事情, 不仅格外重视, 而且有其独特的见解与措施。例如, 他在苏州木渎一处私家园林中那座曲桥的每一座桥桩上, 都特意制作出的那些半圆形小平台, 不是为了美观好看, 而是为了在一旦有人落水时, 便于自救或施救的一种预防性设施 (图22) 。当年, 罗哲文 (1924 年—2012 年5 月14 日) 先生在生前考察到天趣园林时, 对这些半圆形的小平台, 注视良久, 拍照留念, 并给予了肯定和称赞。其实, 他在南通的“金圣园”中, 让曲桥桥桩上的横梁两面出头, 而露出来方形小平台, 也是便于自救或施救的一种预防性设施。后来, 笔者注意到, 在中国古代的南方园林建筑中, 早就有过许多同样的做法, 其中有半圆形的、方形的和方圆形的。有许多还是笔者曾经拍照过的, 只是未曾注意到罢了。例如:苏州拙政园、狮子林、雕花楼的曲桥, 扬州个园、何园的曲桥等等。陈天趣与前人不约而同的做法, 都来自中国园林建筑之人文关怀的同一理念。

与此相对照, 我们会发现, 在北方工匠所营造的许多曲桥上面, 大都没有这种半圆形、方形和方圆形的小平台。例如:北京北海濠濮间曲桥、北京颐和园曲桥, 以及北京紫竹院湖面上新建的曲桥上面, 均未见有此类特制的小平台 (图23-25) 。

就表现方式来说, 园林是一种艺术, 艺术的根本法则是:多式样法则。艺术的表现方式是:形象。艺术创作, 因人、因地、因时而异, 忌讳千园一面。所谓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中国园林的造园手法与中国绘画的技法类似, 只有总的原则与操作规范, 而无统一的模式。明代画家、诗人郑元勳 (1604 年- 1645 年) 曰:“古人百艺, 皆传之于书, 独无传造园者何?曰:‘园有异宜, 无成法, 不可得而传也。’” ([ 明] 计成著:《園冶》。郑元勳:“题词”)

现代性、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现代化 篇2

现代性、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现代和传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人文资源.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但重视和利用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的超越和扬弃,而避免对之简单的继承或抛弃,这是塑造现代化中国特色的重要内容.

作 者：孙春鹏 Sun Chunpeng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徐州,221008刊 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COLLEGES OF SHANXI年，卷(期)：18(6)分类号：G04关键词：现代化 现代性 中国特色 传统文化

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法治 篇3

中国的法治建设，从一开始就是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整体规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的主流话语模式中，法治与人治是相互对立的两个范畴，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标志，“法治”本身，也因此带有某种天然的“现代性”色彩。在很多场合，法治的“现代性”甚至直接被转换为法治的“正当性”。

不过，与欧美世界比较主动的现代化历程存在区别的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更多地具有“挑战—回应”模式下的被动色彩，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精英阶层追求的理想图景。这一追求的深层次动因最初是救亡图存，现在则转换为追求民族复兴。从这个角度看，欧美世界的现代化及其产生的现代性问题，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及其面临的重要问题，存在语境上的不同。在欧美，现代性问题更多涉及对现代化之种种后果的批判性反思。如果我们把这种批判性反思的理论，给出一个总括的名称，叫作现代性理论的话，那么在性质上，它仍然是一种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建立在对现代化之系统性后果的描述、分析和批判之上。在中国，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如果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现代化”究竟是指什么，包含了哪些内涵。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那么我们究竟要追求什么，我们要到哪里去，就完全是含混不清的。而这恰恰是一个长期困扰国人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实际上把“现代化”等同于“欧美化”。但问题是，欧美并非铁板一块，所以我们一阵子崇欧陆，一阵子尚英美，一阵子学苏俄，颠来倒去，到现在也没有弄得很清楚，甚至仍然有不少学者纠结于这一问题，在选择西方的哪一部分作为中国的标杆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这种情景，恰如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抛绣球一般。

撇开这一问题不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还面临着如何走出“挑战—回应”型的社会发展模式问题。换言之，在淡化了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类因为受到外来压力而产生的现代化诉求之后，现代化对于中国，是否可能不再被当作实现某种特定目的——比如说避免中国被开除所谓的“球籍”——的手段，而是因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从而值得我们去追求？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学界同样面临着反思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诉求的重大课题。不进行这一方面的反思，当救亡图存之类的危局不再凸显时，以之作为基础的“现代化”话语模式，就会陷入无以为继的尴尬处境。但很显然的是，中国对于现代化的反思与欧美世界的现代性理论，存在完全不同的逻辑。

只有在上文已经指出的问题背景之下，才能够比较明晰地梳理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法治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

首先需要辨明的是，发端于欧美的现代性理论对于观察、研究和分析欧美的法治经验是否具有理论价值。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虽然说在整体上欧美的法治发展与中国的法治建设的路径存在重大差别，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自主发展的特征，但这并不表明欧美的法治不具有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发展路径上的连续性，以及对古典时代以罗马法为核心的法律渊源的明显的继承性，并不表明欧美的法治可以超越于“古典—现代”这样的现代性理论的分析框架。有论者以英国普通法为例子，试图说明在渐进发展的普通法模式中，现代性理论的分析框架无法得到运用，因为在那里，不存在古今之别，传统与当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可能过于简单地看待了现代欧美法治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法治体系中的具体规则的形成和发展完全可以是渐进的，甚至来自一个极其古老的法律渊源，但这并不表明支持法治运作的基本理念、原则和理论图式，同样也是渊源有自。这二者不是一回事。在很多情况下，具体的法律规则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人们理解、处理这些规则的理念、方法和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恰恰就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权利理论为例来加以说明。权利理论是支持欧美法治的基础性的范畴。从具体规则的角度看，英美普通法中的权利理论，直到二十世纪霍菲尔德之后才获得了一种比较理论化的形态。即使如此，直到今天，普通法中的权利还是与程序法上的救济纠缠在一起，显得非常古朴，让习惯了大陆法系思维的中国学者很不习惯。但恰恰就是在英国，经过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崭新的权利理论（例如自然权利理论、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财产权观念等等），与欧洲古典时代的权利理论形成重大分野，开启了现代种种权利思潮（right talking）。仅此一例就可以说明，英国启蒙思想家在建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权利理论，乃至法治观念上，发挥了主力军的角色。因此以普通法的经验来试图说明现代性问题与西方法治经验中的某一部分（具体来说就是普通法）无关，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现代性理论对于分析和理解欧美法治始终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理论工具。

主要理由在于，欧美的法治是欧美现代性现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现代性理论作为一种反思性的、批判性的理论，它能够从一些特殊的视角揭示出西方的法治话语模式中蕴含的问题和缺陷。例如，现代性理论通过对于现代法治所赖以维持的价值秩序的追问，揭示出在经历了启蒙之后，随着古典/传统社会的价值一体性的崩溃，法治建设面临虚无主义的深刻困扰。再比如，现代性理论通过揭示现代法治赖以立基的天赋权利论所可能导致的权利诉求的膨胀和泛滥，由此反衬出古典时代的权利理论中的德性因素的重要价值。还比如，现代性理论揭示现代法治概念过于信赖法律的社会治理功能所导致的过度法律化（法律过密），由此压制了本来应该留给其他社会规范发挥作用的空间。诸如此类，都表明现代性理论，对于分析欧美法治经验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命题，而是一个理论的利器。

其次需要辨明的是，源于欧美的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法治具有什么样的联系。在这里首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作为“现代化”方案之组成部分的中国法治建设与现代性理论的关系。中国在过去的百年中所追求的“现代化”，更多的是基于富国强兵、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类的目的，试图改革传统社会，从而能够在与欧美列强的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中国的现代化方案，本质上就是学习欧美。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欧美的关系模式被塑造成为传统/现代的对立模式。与欧美的历史维度上的古典/现代的对立模式不同的是，中国与欧美的对立模式在同一个时空中存在，后者被看作前者的标杆和尺度。因此，就中国语境而言，至少在现阶段，现代化问题更多地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愿景相联系。而在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历史线条上，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当然也会逐渐产生中国式的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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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法治存在两个不同角度的勾连。第一，在中国的现代化规划中，建设法治社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建设法治，毫无疑问，绝大部分工作是学习和借鉴作为中国“现代化”之标杆的欧美国家的法治经验。在这个层面上，欧美世界的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联系。因为借助于现代性理论，中国学者可以更加全面和深刻地认知欧美法治经验，辨识其优点和缺点。这为采纳一种更加理性的“拿来主义”提供了保障。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试图学习西方法治经验的国家，源自西方世界自身的、对其法治经验采取一种批判性的分析态度的现代性理论，对于中国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在中国学界，尤其是法学界之中，长期以来对于现代性理论，以及与之存在密切联系的对西方国家的法治经验采取批评性分析态度的理论思潮，采取一种莫名其妙的敌视态度。有人认为在中国关注或引入相关的理论是一种现阶段我们尚无福消受的理论奢侈品。有人认为，这些理论会混淆视听，干扰我们建设法治的中心工作。殊不知，这恰恰是混淆了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性。如果说我们要更加全面、清醒地认识欧美的法治，从而为我所用，追求我们的现代化，那么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恰恰是我们的法治建设工作的朋友而非敌人。

其次，如果我们把目光集中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来看待中国的法治，这就意味着更多的是把法治看作在中国正在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那么这种正在出现的或者是将要出现的因素，与中国传统社会中运行的治理模式之间会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我们在得到法治的同时，会失去什么？我们赖以建立法治的代价是什么？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源自欧美的现代性理论将给我们提供诸多启发。这种启发并非具体的制度建构意义上的，而是理论思考层面上的。任何传统社会在经历解体、重构之后，大体都会面对相同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对于我们预见中国法治运行过程中，将可能遇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我们可以借助于这些知识避免重蹈覆辙。虽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在法治建设的时间维度上，中国还是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的。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中国的法治建设以欧美的法治为蓝本，法治建成之后，也许会面临现代性理论所揭示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试图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就考虑现代性理论的批评性的论点，那么我们所建设的还是一个现代的法治吗？举例来说，法治要求严格的规则主义，但现代性理论指出这可能会导致僵化。如果我们考虑这一因素，放弃严格的规则主义，允许宽泛的个案利益衡量，那么这还是法治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进入到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法治之关系的另外一个层面之上。在这个层面上，现代化的方案被超越，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因此具有了另外的视野和意义。

到目前为止，关于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法治的理论构架，仍然是在一种“工具论”的意义上展开的。但这样的分析其实存在重大的局限性。随着中国“现代化”话语模式的转化，在中国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其意义和价值并不能在所谓的富国强兵、民族复兴之类的话语模式之下得到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理解和界定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模式。我们的理由不能停留于诸如因为西方采取了法治，所以我们也要有法治之类的肤浅论证之上。也许法治的确是我们的最终选择，但其理由却必须更加深刻，更加具有实质性。

在当下的中国，追求法治，已经具有某种“政治正确”的内涵。偶然说一下要认真对待人治，免不了会遭受口诛笔伐。但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未来，关键之处却恰恰在于不那么教条化地对待法治，尤其是不教条化地对待那些带着欧美胎记、被视为“标准”的所谓主流法治意识形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一旦超越了以欧美为潜在标杆的“现代化”的思想格局，我们就会体会到，中国建设法治的根本目的，其实并非要去赶英超美，并非要去争创世界一流，也不是与世界接轨。在中国建设法治的目的在根本上仍然是要锻造出一个适合中国社风民情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能够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感觉体贴舒适，而不是让少数思想精英感觉赏心悦目。

与学者的善良期许或异想天开不同的是，成熟的中国法治的形态和面貌，不太可能是英美腔、德法调，而必然是中国式的。也许有学者看到这样的表述，会感觉痛心疾首，认为对所谓中国特色的纵容，最终导致的是一个有法治之名而无法治之实的怪胎。这样的担心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根据的。因为“中国特色”这个定语，在中国已经是一个被严重滥用的词语，以至于遮蔽了它本来所具有的理论价值。

虽然存在这样的风险，中国的法治建设仍然必须突破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形成的“现代化”的思维格局。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是简单的一个照葫芦画瓢的工作，而是需要高度的开创性。对于任何国家、民族、文化共同体而言，“法治”的内涵丰富多彩，具有历史性的维度，处于不断的发展流变之中。法治有优点也有缺点，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制造问题。我们在依赖它的同时，也不能相信它是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总而言之，实事求是地对待法治，乃是一种最为稳妥的态度。在这方面，西方学界的现代性理论，对现代社会中的法治的研究和批评，对其隐秘的历史的政治的维度的还原，构成我们又一个重要知识支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法治的另外一种层面上的联系。它虽然未必能够告诉我们，中国法治建设的方向在哪里，但是它犀利的批判，至少鼓励我们不要被欧美现代的法治意识形态所束缚。我们应该勇敢地去探索我们的道路。

（《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高全喜著，新星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20.00元）

现代性与现代中国 篇4

所谓传统的解释是:“从历史上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它通常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被继承下来, 是其中最稳定的因素固定化, 成为一种社会存在, 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1传统这种“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2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

传统艺术是传统中的一颗璀璨明星, 是广大民众长期生活的智慧和艺术的结晶, 是艺术的瑰宝。虽然人类历史己经进入了科技迅猛发展的21世纪, 但作为人类文明载体基本形式的传统艺术, 仍然在现代社会绽放出耀眼的光彩。而在艺术回归古典的呼喊声中, 中国传统艺术成为中西有识之士的目标。2那是因为中国传统艺术博大精深:全国各地都有自己代表性的、有特色的传统艺术, 像山东的快书、潍坊的风筝与年画, 东北的大秧歌、二人转, 山西祁县的剪纸, 浙江的越剧, 安徽的黄梅戏, 陕西的皮影戏、安塞腰鼓, 江西景德镇的瓷器, 江苏南京的云锦、昆山的昆曲、苏州的评弹、无锡的惠山泥人等等, 这也是一个地方的文化标志。

传统艺术的存在及价值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人类发展的历史环境中, 过去和现在, 现在和未来, 并非毫不相干可以截然割断的, 而是互相交错与互相制约、相互渗透与相互影响的。

二、传统艺术的现代价值

中华优秀文化的积淀和底蕴使得传统艺术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 都显现出特有的中华文化的美, 对现实生活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 传统艺术在现代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独特价值。

首先, 传统艺术一直具有的、最为重要的价值是它的艺术与审美价值。“审美是艺术区别于其他社会事物的根本性质。”3如果没有了艺术与审美价值, 传统艺术不可能经过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洗礼之后还能够流传下来并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同。像江苏省昆剧院演出的经典剧目《1699·桃花扇》就给人很大的震撼。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舞台布景的简练, 人物服装与头饰的精细与雅致, 唱腔的婉转, 动作程式的柔美, 人物的表情、眼神的到位、传神。透过半透明的纱质背景, 可以看到几十甚至上百人的乐团现场演奏配乐, 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极致。可以说这样的传统艺术给人的是纯粹的美的享受。

第二, 传统艺术具有很强的文化价值。传统艺术的重要意义源于它的的文化价值, 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沉淀和积聚的重要部分, 同时具有深厚的人文性与民俗性。像剪纸、年画、刺绣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艺术作品的内容里面涵透了丰富的人文内涵。松、竹、梅象征着高风亮节之意。松枝寓意长寿、永久, 常青竹寓意结实、茁壮与正义, 红梅象征青春和活力。龙尊贵威严的形象是帝王的象征, 仙桃、仙鹤象征长寿, 鸳鸯象征夫妻, 石榴象征多子。而一只喜鹊站在梅花枝头象征喜上眉 (梅) 梢, 莲花跟鱼画在一起象征连 (莲) 年有鱼等等。很多企业、公司的标志设计也具有很强的人文性, 像中国邮政的标志, 其基本元素是中国古书写的“中”字。设计者根据我国古代“鸿雁传书”这一典故将大雁飞行的动势融于标志的造型中。该标志以横与直的平行线为主构成, 形与势互相结合、归纳变化, 表达了服务于千家万户的企业宗旨, 以及快捷、准确、安全、无处不达的企业形象。 (见图1) 又如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标志, 借用了传统的凤鸟图形, 并使用了中国特有的“喜相逢”结构形式, 反映出一种厚实的文化底蕴, 而凤鸟两两相对旋转的翅膀极富动感, 体现了现代媒体的特色。 (见图2) 对中国人而言, 这种意蕴是特定的, 大众对这些形象的熟悉与接受, 不是任何一样东西可代替的, 而其中传达的信息与内容可让受众马上心领神会, 这就是传统艺术的文化价值。

第三, 传统艺术具有社会价值。它的社会价值体现在能够丰富大众的文化艺术生活, 陶冶情操, 提高审美品位。生活在快节奏的现代化今天, 虽然物质文明高度发达, 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是很贫乏的, 闲暇的时候欣赏一下传统艺术不仅可以丰富精神生活, 还可以放松心情, 缓解压力。同时, 传统艺术这种精神形式也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对人们的物质生活产生反作用。另外, 对传统艺术的借鉴也可以推动现代艺术发展, 甚至产生新的艺术形式。

最后, 传统艺术也具有经济价值。“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很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就是为了看看中国的传统文化, 领略传统艺术魅力, 他们对中国的京剧武打、川剧变脸、杂技等项目赞不绝口, 无形中传统文化就为国家创造了经济价值。而且还有很多人从事着与传统艺术的制作、创作、表演等相关的职业, 他们是靠传统艺术谋生的, 如果不能创造经济价值, 从事的人会越来越少, 更多传统艺术会面临失传的危险, 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极大损失。当然, 艺术并不应该以追求经济价值与经济利益为终极目的, 否则艺术就丧失了其最初存在的目的与价值。

三、传统艺术的发展方向

很多传统艺术都是产生于几百年甚至上千之前, 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与现在差别很大。如果要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子而不做出调整, 可能很多传统艺术已经不能适应现今社会的审美需求。适者生存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自然界, 也适用于文化产业。4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在谈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时说道:“我们需要的是将传统变成现代的一面镜子, 一种参照, 让传统与今天对话, 否则, 传统元素不仅不能征服其他国家、地区与民族的观众, 也难以征服中国观众。”

女子十二乐坊虽然演奏的是二胡等传统乐器, 却在表演上采取现代的、有感染力的方式, 使得她们不仅在国内, 也在国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电影《卧虎藏龙》的成功也是由于采取好莱坞式的拍摄、剪辑方式。同时, 许多国外文化产品进入中国时, 也会有意识加入中国元素, 适应中国市场需要。像电影《功夫熊猫》在国内很受欢迎, 因为它把时代背景设定在古代的中国, 又采用了中国特有的动物——熊猫作为故事的主角, 还将很多简单的词语 (像角色的名字等) 直接用中文而不是英语说出, 这都是它可以在中国成功的重要因素。江苏省昆剧院的院长柯军老师主演的新概念昆曲《1428》就是运用传统艺术昆曲的形式表现当下发生的事情, 而近几年台湾当红的流行歌手周杰伦, 他出的每一张专辑里都会有一首融入中国传统的“中国风”的歌曲, 像青花瓷、东风破、千里之外等, 这也是这么多年他的歌一直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还有易中天、于丹, 他们用朴素直白的现代语言把较难理解的中国古典文化讲解的通俗易懂, 正是这个原因是他们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

因此, 传统艺术要适应社会必须在继承中有所发展与改变, 使自身具有时代因素, 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 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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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宏建.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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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薛以平.艺术传统与变革[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4.

现代性与现代中国 篇5

如果从西方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主义)”出发，我们很难在中国的电视实践中找到那种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立场的先锋派艺术(如印象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及其他前卫运动)的痕迹。广义的先锋派所持的现代观，是对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现代观的激烈的批判。它所采取的批判的方式则是从公开的反抗到无政府主义，到打倒一切、销毁一切，到贵族式的自我放逐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审美的现代性在中国缺乏电视语境。

如果，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包括技术支持能力的现代性)是指电视美学特征的现代性、时代性、时尚性，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电视审美的现代性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历程。

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审美的现代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审美方式发生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审美模式之后，中国审美接上了更为悠久的民族审美传统，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面向世界的审美态度，民族审美观发生了显著的现代变化。民间审美意识的转化给电视审美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电视审美的现代化实际上极大地推动了这个进程。正是在电视与观众的互动中，电视审美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显。早期电视叙事的“好人――坏人”“善人善报，恶人恶报”的模式，已渐渐被加入更多的“屏蔽”因素而改变，曲折的情节而不是结论成了人们观看电视的动因，新的“惩恶扬善”的程式，已经带有明显的叙述工具的后现代色彩，而不再是创作者着力追求的道德宣教的目的。抒情的方式，已经从话剧式的夸张，日趋接近生活的本色，大家越来越接受的方式，就是把感情用幽默和玩笑包装起来，再轻轻悄悄地敞开，一切都要“自然”。视角审美越来越高度时尚化，电视屏幕的色彩从“大红大绿”、高饱和度向中性色中间色、低饱和度变化(如电视台台标风格的整体变化，舞台灯光的变化……)，电视的节奏的宽容度极大扩张，以“帧”为单位的频闪也能为人接受。现代审美的标志性因素，那些全球流通的因素(包括后面将要谈到的后现代主义因素)，作为现代性的符号，越来越多地镶嵌进中国大陆的电视屏幕，而形式本身越来越重要，“洋气”与否成为电视审美的基础标准。对高新技术带来的审美效果的追踪和追求，已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与“性”相关联的审美，已不再为人所刻意遮掩或否认。电视审美的现代性，成了最容易实现的现代性。

C、电视制度的现代性方向

中国电视制度的基本走向是在喉舌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产业属性的逐步增强。产业属性推动着电视制度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趋向合理高效。

产业属性使电视机构属于社会，而不仅仅是属于官方。电视机构的主体性在其与其它政府机构及社会实体的动态界定过程中不断清晰，主体性的增强使其制度理性得到张扬，而制度浪漫主义得到遏制，因为制度效果越来越成为与电视机构自身前途紧密相关的因素。

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立 篇6

问：单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直至19世纪60年代仍居世界首位，以中国幅员之广阔、人口之众多、传统政治经验之丰富，为何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却陷入屡战屡败之困境？究竟中国在近代落后在何处？

答：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非常敏锐地对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之得失作出总结：“若特指其（即中国）失败之处，那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也更无其他。”科学技术的缺乏，直接导致了器物层面的差距，形诸战争最深切著明者即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团体组织的缺乏，影响更为深远，坚船利炮尚可购买仿造，而团体组织必待自生而有效。两次鸦片战争之败，或可归咎于武器装备差距过大，而甲午海战失利，全在组织动员不力。

中国在传统上以文明而非族裔为根本纽带统合而成。国家之权首在治官而非治民，其治止于县乡，而县乡之治则主要依托于宗族乡绅。维系社会的根本在伦理与家庭（家族）。因而，个人与国家之关系较疏远，而国家认同也较淡漠，其状态有类于《击壤歌》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兴起，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攫取利用与整体动员能力大幅度提升，直接有效的国家—个体支配关系被迅速确立。在面对具有优势武器和现代国家组织动员机制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际，传统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遂成 “一盘散沙”的局面，故中国资源人口总量虽大，却无法形成充分有效的全民动员和组织整合，也就无力形成对于强敌的有效抵抗，进而陷入越来越被动的战略态势。

问：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颇不乏以外族入侵而导致政权更替之情况，但中华文明粲然自立，道统不绝如缕。何以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非但国势衰颓，文明认同也难以维系？

答：前现代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是，军事上征服了文明民族的野蛮民族被前者之文明所征服。这也正是中国文明可以经历包括蒙元、满清在内的多次异族入主仍得以保全延续的原因所在。

伴随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这一规律被彻底颠覆。由西方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不但将世界一切非西方民族通过暴力方式强行摄纳到这一体系之内，更提供了一种带有强烈目的论特征的世界历史解释体系。在其所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中，以希腊—罗马—基督教为轴心的西方文明被标示为人类文明之正宗，现代资本主义被视作西方文明自我逻辑的唯一与必然的实现形式，一切其他人类民族以及所属的文明都只是旁观者和被动者，或者说，都是“东方”的。它们唯有放弃自我成为“西方”，才可能真正将进入“现代”。现实中西方对于东方的殖民—被殖民、支配—被支配关系，被视作对应于彼此文明的高下尊卑关系，从而具有了文明论意义上的合理性。传统中国建立在自我文明优越性基础上的、对待外来民族武力征服的政治经验，在面对现代性及世界资本主义逻辑时变得无所适从。陷入不但在武力上打不过，更在道理上讲不过的困窘。这是自中国文明自周秦确立成熟以来从未遭际过的全面文明挑战，诚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问：日本与中国同遭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何日本借明治维新而建立现代国家，步入列强之序，而中国无法同样行自上而下贯彻之变法而求自强？

答：中日遭遇的相同处在于均无法以传统方式加以解释和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乃至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由于外力的介入而受到严重威胁。相异之处在于，日本是较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与建立在西欧经验上、以单一民族为基础构建现代国家的理念相合。其天皇制有“万世一系”的特征，这有利于日本在遭遇外来强敌的情势下，依托于既有的制度与传统，迅速确立与强化以天皇为至高权威的军国体制。而这一体制正可以满足现代国家有效整合一切社会资源、实现全民动员与组织的根本要求。因而，日本向现代国家的转化相对阻力较小。

而此时中国的满清政权，始终坚持以少数族群作为国家的主导力量，面对列强的侵凌，既不愿也不敢以天下共主的身份进行全民动员组织抵抗，甚而出于私念，对民间自发的救亡运动多行阻挠弹压。这直接导致其动员力非但不能与西方现代国家相比，甚至无法达到汉、唐、明这样中国传统统一王朝的动员程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极不符合欧洲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定义的多民族帝国，如何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化，较之日本便要复杂艰难许多。而满清政权的统治，更使得这样的转化无法完成。

就世界形势而言，日本以变法而步入列强行列已属异数，以欧美列强主导的世界格局不可能允许出现两个来自亚洲（更不必说东亚）的强国。在日本通过全民动员，举倾国之力在甲午海战中战胜中国并确立其亚洲强国的地位后，传统中国希望以渐进改良方式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化的可能，事实上已告破灭。由于不愿意放弃自我族群的特权地位，满清统治集团唯有加强对内镇压以满足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提出的利益诉求，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特征的反满革命就成为解决内部民族压迫，进而扫除阻碍中国完成现代国家转化的必然选择。

问：辛亥革命既已推翻满清奠立民国，何不循英美之故迹，以改良之法建国，而选择继续革命？革命破坏过甚，牺牲过甚，流血数以千万，其中岂无不义之事，无辜之人？此岂仁者所当行之道？

答：欲解决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全局性危机，必须首先完成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否则任何形式的政权更替，都无法保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不能改变中国在世界格局中被殖民—被支配对象的地位。这一转化必须是全面根本的，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全面社会改造，而不可能只着眼于某一局部，故无法寄望于单纯的实业、科学、教育为旨归的方略。这一转化是在外力裹挟逼迫下发生，并伴随着危机不断深化的，故而必然体现为极巨大的历史断裂，无视这种断裂而认为传统自身可自然地过渡到现代的设想，只能流于虚诞，故对于传统无法只保持“温情与敬意”而不进行批判乃至摒弃；这一转化发生于外敌侵凌民族生死危亡之际，形势迫切异常，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号召动员组织最广泛的民众参与救亡。

唯有摧折扫荡一切阻碍的革命，方能实现上述目标。但正因其摧枯拉朽之势，其中亦有暴力、杀戮和黑暗，有无辜者的鲜血和死亡，这是历史的现实。但历史从来不是可以用简单的道德判断便能加以通约解释的。即便在“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也有类似伯夷叔齐这样的无辜者死去。这是最正义的革命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于革命中无辜受难者最好的纪念，不是去否定革命的意义，恰恰在于认同并捍卫革命的成果，让他们的死不至归于空虚。

问：如必行革命，取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义足矣，何必用阶级斗争之形式？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非阶级社会。既非阶级社会，欲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之问题，岂非缘木求鱼？

答：梁漱溟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无阶级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欧相比，既以伦理为本位，又形成了科举这样有利于精英流动、阶层迁变的制度，因而阶级分野、阶级矛盾均远不如传统欧洲社会突出分明。因而梁漱溟在建国后，尽管承认中国传统社会为阶级社会，仍坚持相较于阶级，伦理本位方是社会之根本特色。

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过程中，必须建立具有高度组织性、代表性和行动力的新团体，从而彻底终结传统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尽管各种政治力量均对此有所意识，但正如梁漱溟承认的那样，当真面对这一问题，无论是号称代表全民而否认其阶级特征的国民党的实践，还是他本人为代表的试图以礼乐教化的方式构建团体生活的乡建道路，均告失败，唯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现实地解决了它。共产党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建立团体生活，在尖锐甚而残酷的斗争中，将原来中国社会所匮乏的团体意识迸发出来，而这种团体意识伴随着斗争在更广更深地发展，转化为团体精神。

对此，梁漱溟在《建国之路》中概括为“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这一论断的实质，即是回归到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提出的原则“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唯有依托于带有强烈敌友意识的阶级斗争的实践，团体才被最大程度地动员组织起来，力量被最充分有效地激发汇聚起来，其自我认同才能获得最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即是这类新型团体精神的最高代表。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团体生活传统的国家而言，希望在全面危局的情势下，通过社会的“自发秩序”生长出能担当起存亡续绝使命的新团体，纯属妄想。有组织之社会团体的建设，必须依靠国家这一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推动，而国家要达到有效整合一切资源、实现全民动员与组织的目的，必须依靠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即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国民党希望建立推行党—国体制，也正是出于这一考量。但它试图抹去自身之阶级色彩而以“全民党”自居，事实上非但无法有效整合全国各阶层之力量，甚至无力完成对于全党的有效组织动员，空有党—国之名而无党—国之实，宜乎其败也。

要言之，恰恰因为传统中国的阶级社会特征较弱，在进入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愈发需要突出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建成新团体作为解决近代以来全面危机的领导核心。非此不足以对传统中国团体生活之贫乏和现代国家精神之缺失做一根本性的扭转。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

问：以阶级状况而言，则当时中国之主体阶级为农民，工人占人口比例甚小；以政党结构而言，中共党员的构成亦非以工人为主，为何以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代表自居的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胜利？

答：支撑中国共产党获胜的众多原因中，根本性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决定性的路线指导。

毛泽东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以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为枢纽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学说。不同于一般性理论研究的是，它从诞生之初便是以实践为旨归，并现实地指导实践。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发端于近代的西欧，即便俄国这样横亘于东西方之间的社会形态都没有进入它的核心视野，更不必说中国这样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在近代史中沦为西方附庸的落后国家。因而在面对具体生动的中国现实与中国革命实践时，毛泽东思想天然地具有强烈的反教条特征。这突出地体现为，在其视野中，中国不只是由一切既有事实构成的固定对象，更是可以通过革命实践改造，并不断孕育着新鲜的革命性要素的变化主体；面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客观现实与主体实践的矛盾统一体时，绝不机械僵硬地坚持前者对于后者的决定支配地位，相反，它始终坚持强调实践过程中后者可以施加于前者之巨大的、革命性的能动作用，对于实践而言，这种能动作用恰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正是在这一带有极强烈的实践特征的认识论基础上，思想政治建设成为党的建设之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构成尽管在很长时间里并非以工人为主，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悟及理想却通过制度化的思想政治建设被不断地强化与突出，从而实现了对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思想改造，使之达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成员的要求。通过将其意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之下，形成坚定的集体意识和党性品质。这种思想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外在的思想政治教育促成个体内在思想意识乃至习气风格的转化，通过思想改造形成新的自我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共同体本质。因此，中国共产党既是具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和高度战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又保持着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开放性和对其中优秀分子的强烈吸引力和道义感召力。因为决定党员之为党员的不是其阶级出身，而是在实践中塑造与体现的阶级意识；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从而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中国人希望摆脱近代以来列强加于自身的屈辱压迫，进而与全人类以“远近大小若一”的方式共进于太平的天下关怀，具有内在的契合。正是在此意义上，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双重身份。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兼具双重先锋队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得以明确革命过程中的敌友关系和领导权归属。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提出并贯彻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战略过渡，通过领导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特征的人民革命推翻内外敌人的压迫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进而建立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中国革命之胜利，在以共产党为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而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根本灵魂。

问：经历了长期的革命，中国固有的典章制度纲常名教悉遭摧折，几乎沉沦湮灭。虽有一统之功业，但新建之国如何继承中华道统？

答：贯穿文明终始而能决定其所是的根本，可谓之“道”，而“道”之运行所显示的轨辙统序，即为道统。中华固有之道统，其体则儒释道三教和合，其用则儒法互补，不可偏执一端以为概论。

中国革命的发生、进行、深化乃至胜利，不可避免地会与旧有传统发生矛盾乃至严重之冲突。但中国固有之纲纪之说发生彻底之动摇，本质上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强行摄纳到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过程中所遭际的共同命运。中国革命，恰恰是改变这一命运、让传统得以完成现代性转化的唯一出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反封建”与“反帝”并举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是有极深刻的历史合理性的。帝国主义列强正是利用中央集权的瓦解与缺失，扶植其代言人造成事实上的地方割据，以完成其对中国分而治之的图谋。而以特定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旨归的封建势力、封建意识、封建传统恰好与这样的图谋浑然契合，外来势力希望以华制华，地方封建势力则欲挟洋自重，二者具有天然的勾结倾向和同盟可能。因而，要彻底地反帝，则不可不彻底地反封建。封建之存在由来已久，与儒家传统的宗法制度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对于封建主义的清算必然也就意味着对相关传统的痛切批判和破除。土地改革，非但是调动最广大之农民群众的能动性参与革命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于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意识的彻底清算。

毛泽东对于传统的基本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中国政治传统“损益折中”原则的真精神所在。以革命驱逐列强，扫荡割据，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统一，正合春秋“大一统”之义；新中国体现的人民当家作主原则，深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古训；毛泽东时代确立的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既与儒家“有教无类”、“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之精神相符，更与佛家言众生平等之教相合；毛泽东时代所提倡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与无私奉献的精神，可以视作对自孔子之后一直存在并不断强化的儒家损文益质之传统，特别是作为质家法之典范的夏道（即忠道）之承继，那时人民于党、政府和人民领袖的忠诚是发乎于心的，诚所谓“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白虎通·三教·右论三教》）。

此皆中国道统所在之荦荦大者，何疑乎道统之不存？

问：建国诚然千难万险，期间用雷霆手段，亦可体谅。国家既定，则宜偃武修文，昌明文教。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汤武革命，逆取而顺守，此皆中国传统之政治智慧。何以新中国成立30年仍行革命斗争之道更有甚于从前？

答：新中国的建设是在敌对势力的全面封锁与武力威胁下进行的。不行斗争之道，则内无以凝聚人心，整合资源，外无以抵抗强敌，保家卫国。无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还是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思想及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儒法斗争”，都可以看作是斗争逻辑充分展开所带来的后果。斗争逻辑在这一时期居于主导地位，既是思想认识的问题，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客观情势所致，同时是中国在进行跨越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新旧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在这一逻辑主导下进行的各种社会—政治实践，不仅是对处于帝国主义全面包围境遇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反帝防修保证革命成果的历史任务的探索，也是中国传统政治逻辑的延续，即如何处理亲亲、尊尊、贤贤三者关系，防止特权阶层以私己之利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精英流动的顺畅进行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复辟”在当时语境下被着重强调，其所依据的是政治原则而非经济原则：在1956年大规模农业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严格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在新中国已基本不复存在。上述话语所指涉的更大程度上不是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剥削阶级，而是精神层面的剥削阶级意识及其所指向的道路，不是已在的事实，而是潜在的可能和趋势。它所依凭的认识基础，在于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看作自身不断变化，蕴含着多种可能性的主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及实践，本质上是以此让共产党保持为具有高度政治敏感与觉悟的政治主体，防止其在党—国制度确立的过程中，因自身之现实阶级代表性日益模糊，沦为丧失政治意识和意志的客体化的官僚体制代表。这一问题并没有伴随着文革实践的失败而丧失其现实意义，有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命题正是其在当下中国的表述形式。

问：既然革命斗争有大功大用，为何改革开放30年终结了革命？依革命所成就之中国，与传统中国本有断裂；而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文革终结又是一断裂，则国朝之正统何在？

答：只承认历史的延续性而无视其中的差异与裂缝，是知有森林而不见树木；只着重具体历史事实之差异而不见使事实得以贯穿的因缘，是徒见树木而不知森林。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胜利实现的革命建国，是对于上述两种历史观的深刻扬弃。新中国的创建是一个转折性事件，这种转折既是针对自鸦片战争以来现代性境遇中其他强势民族国家加之于中国的各种奴役性、屈辱性的关系与意识，也是对于自我长达数千年的前现代传统；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建立也是对于历史的接续，它赋予了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旧邦”以“新命”，让中国文明在现代性境遇中重新获得现实，使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得以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融合凝聚为一，共同构成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主体民族的中华民族。由此中国既成为具有极强大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的现代国家，又仍是保留着天下关怀与视野的“华夏”。

只有从非此即彼、非断即常的线性思维中摆脱出来，才能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新中国建国之初用夏之道，文革以大规模之群众运动横扫当权派，乃至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物极则反，故1976年后停止文革继之以改革，废阶级斗争为纲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以产业升级为核心目标的超越式发展路径为依从比较优势理论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期间不免矫枉过正，人心浮动，致有前后三十年道路迥异之议。

然统治方式因时而转，不可偏执。毛泽东思想，折衷损益，邓之功业，首在尊毛，前后三十年差异虽巨，国朝道统之赖此乃得相续。

问：印度于1947年独立，其人口、历史、发展程度与中国颇有所似，今亦蔚然大国，而其传统因未历中国式之革命而得保留，相较于中国之道路，何者更具垂范之义？

答：印度之独立以印巴分治为代价，印巴分治以宗教信仰为依据。传统印度早于美国许多世纪即有“民族熔炉”之称，各宗教及其信众并行不悖，并无信仰差异而致国族分裂之事。以宗教信仰之差异引发惨烈之族群冲突，竟至于国族分裂不可挽救之局面，为印度传统之大创伤。

论者以为印度传统完好之证据，首推其种姓制度之保留。这一制度为祭司阶层所倡导，印度自古即有大争议，佛教倡言众生平等，直接针对的就是种姓之说。后因佛教于印度本土为印度教所逐，平等之义逐渐式微，故种姓之影响绵延至今。正以印度未经中国式之革命，故而这样明显违反现代国家基础的制度及其意识得以依托于固有之社会结构和族群利益得以存在，在此意义上，印度的现代国家进程尚未完成。尽管就印度的国土、人口、经济总量而言，可许之以大，但观其国家整体之动员整合及凝聚力，尚未可言大国。

印度的发展路径确实有其代表性：大多数后发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因无力完成彻底的现代国家转化，无法摆脱近代以来被西方殖民统治存留于民族集体意识之痕迹，被迫继续接受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下被指定的角色与分工，延续着近代以来的弱势地位。印度的人口、版图、资源、地缘形势，决定了它可以在这一序列的国家中处于较突出的地位，且其成绩易于获得西方主流舆论的认可，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一种超越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

与印度相比，中国通过革命建国实现了彻底的现代国家转型，通过前三十年的超越式发展战略建立起基本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自主研发体系，这是二者发展道路的最大差异所在。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实践表明，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欺凌压迫剥夺的受害者和成为这一体系中进行侵凌压迫剥夺的列强这两种貌似非此即彼的命运之外，人类还可以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值得追求的前途和道路——曾经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东方民族在进入现代性的境遇后，一方面寻找适合自身的与现代性接榫之形式，同时保持本来民族之独立地位与自我认同，实现自我文明传统的新生与复兴。

现代性与现代中国 篇7

一、对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关系的精准定位

近年来, 虽然“大学理念”、“大学制度”在学术界频频被使用, 但关于二者的准确内涵及其关系, 却鲜有明确的分析。朴著将大学制度界定为“在特定的大学理念引领下形成的大学治理机构与规则的统称。”朴著认为, 大学制度包括大学的理念系统、大学的组织系统和大学的规则系统, 这三个系统的作用各不相同, 表现形态也不一样, 但三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理念是组织建构的前提, 规则是组织运行的保障, 而组织又是理念和制度发挥作用的载体, 三者共同构成大学制度的基本要素。由此可见, 朴著实际上从学理上明确了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深层次关系。沿着这个线索, 朴著进一步指出, 现代制度文明的发展需要现代观念文明的哺育, 高度整合的观念文明在制度文明的构建中起到一种“元规则”的作用。因此, 探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学制度的变迁, 需要首先从梳理大学理念的变革开始。按此逻辑, 朴著系统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理念变迁的基本内容, 并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 例如大学理念变迁表现出的“行政化倾向”、“不争论倾向”和“单一的现代性倾向”等等。

大学理念的“行政化倾向”, 指的是建国后大学理念的转型从一开始就是行政行为。在民间社会被解体和自由媒体消亡的社会环境中, 关于大学理念的自由讨论失去了可能。所谓新的大学理念是以自上而下和强制性的方式灌输的, 它的政治内涵被夸大, 它的统一性被强化。表现在大学理念上的冲突, 不是以自由争鸣的方式解决, 而是被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大学理念的“不争论倾向”, 指的是改革开放后, 在处理革命理想的“统一性”和学术发展的“自由性”这对内在矛盾时所出现的一种指导性策略。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策略并非高等教育领域所独有的, 而是当权者在处理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时采取的一种主导性策略。邓小平在文革后期提出的“黑猫白猫, 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观点, 即是这种策略的典型表现。不争论的策略有效地悬置了大学的革命理想和学术发展之间的矛盾, 有效地整合了内外两种大学理念背后的利益主体, 从而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所谓单一现代性, 就是认为现代性只有一种模式, 将现代化看成是“一个朝向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大学理念的“单一现代性倾向”, 即为将现代大学理念等同于西方大学理念的单一现代性思维模式。

朴著认为, 行政化倾向, 反映的是大学理念供给的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不争论倾向, 反映的是“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大学理念的关系;单一现代性倾向, 则反映的是大学理念变革中的本土文明和域外文明的关系。我们不应该对这三种倾向作简单的褒贬, 因为它们是历史和现实交互作用的产物, 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通过朴著的分析, 我们不但明确了许多大学理念方面的困惑, 而且似乎找到了一条厘清大学制度研究的基本线索。

二、对大学制度变迁中的内外部治理结构的全面概括

在对转型期中国大学制度变迁的分析中, 朴著重点关注的是治理结构改革, 朴著富有创见地将大学治理结构二分为大学外部治理和大学内部治理两个维度。大学的外部治理是关于政府和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大学管理的制度安排, 大学的内部治理反映的则是大学内部的权力关系模式, 是协调大学内部不同利益主体权力关系的制度安排。朴著认为,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的外部治理模式, 在垂直结构向度上形成了“强中央”和“强地方”并存的双重治理模式;在水平结构向度上形成了“强政府”和“强社会”并存的双重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则是利益相关者更加多元,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诉求都在制度层面得到表达, 从而形成了多元化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格局。

对于大学治理结构的改革问题, 朴著认为, 大学外部治理结构改革应重点关注如下几方面的内容:其一, 在外部治理结构的垂直向度, 要从效率性分权转变为公平性分权。其二, 在外部治理结构的水平向度, 要强化制度化和规范性分权。其三, 在大学外部治理结构中要引入中介组织, 强化社会参与。其四, 大学外部治理需要适度引入市场机制, 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益。相应地,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则应重点考虑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 应重新平衡各种不同的大学内部治理理念;其二, 应重新确立权力边界, 建立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权力诉求的制度性安排。

总的来看, 应该说朴著的分析和概括是较为准确的。若仔细研读朴著对大学内外部治理的阐述, 就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各种高等教育政策背后所隐含的价值意义。根据笔者的了解, 目前我国还未有学者能像朴著这样搜集和整理了如此系统的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变化的史料, 并据此作出完整分析。国外学者虽有些关于此问题的探讨, 但多数较为零散。朴著的研究, 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此方面的学术空白, 为相关的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对大学制度变迁中“高等教育制度化精英主义”现象的深刻洞察

众所周知,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转型过程中, 中央政府的作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地方和民间社会的作用较为有限。作为赶超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 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长期处于匮乏状态, 因此政府不得不动用外在制度将稀缺性的资源集中到它认为最有效率的地方。这种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育模式和西方早期现代化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朴著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这种由政府主导来集中分配稀缺性资源的现象称之为“高等教育制度化精英主义”。朴著认为, 高等教育制度化精英主义在中国现代性发育的不同阶段都不同程度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特别是改革开以来, 制度化精英主义对中国大学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 并导致中国大学系统出现普遍性的向上漂移。

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表现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在大学组织中少数人借助现行制度结构的有利条件不断垄断稀缺性资源, 形成学术人员内部结构等级化的状态;另一种则是在大学系统中少数大学借助制度结构的有利条件不断独占稀缺性资源, 形成大学系统内部等级制结构的状态。概言之, 制度化精英主义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表现形式是学者群体和学术组织被塑造成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 并且根据这个结构分配资源 (资金、政策、声誉, 等) 。处在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或组织, 是这项制度的获益者, 他们在稀缺性资源争夺的博弈中保持绝对的优势。朴著认为, 高等教育系统的制度化精英主义之所以如此突出, 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 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其二, 后发现代化国家高等教育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导向;其三, 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

长期以来, 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贫富差距”一直较为明显, 近年来, 这种差距呈现出加大趋势, 例如国家的“985工程”、“211工程”等政策将高校划分出了若干等级。就笔者看来, 这就是朴著中典型的“制度化精英主义现象”。

现代性与现代中国 篇8

相比于西方,我们经历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断代的爆炸式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方方面面:它的秩序、规则、标准、原则等都处于边发展,边创造,边制作,边完成的状态中。也正因此,混乱与困惑的产生是很自然的。隐藏在我们视野中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之后的,是一个关于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现代性的严肃问题。在工业化的驱动下,我们的社会正在全面转型,作为社会转型之见证与载体的城市与建筑也必然需要转型——这种转型是现代性的,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尽管通过过去三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在城市与建筑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建筑原则的缺失、美学观念的滞后依旧是制约我国城市与建筑向现代顺利转型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城 市与建筑 如何才能 真正具备 现代性?或者说,我们的城市与建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现代性?在此,非常有必要对西方近二百五十年来的现代化历程,以及伴随这一历程而逐步确立起来的现代建筑原则进行回顾。这种回顾绝不是意味着我们要重复西方这二百五十年来一步步走过来的路,而是要通过它们在现代化的城市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曲折与探索,失败和成功,来对我们的当下进行反思。在现代建筑的领域,中国有许多课要补,回顾西方的发展经历和各个时期所确立起来的建筑式样、建筑规范和建筑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西方现代建筑原则的确立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它的出现与工业化革命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们知道,城市化带来的城市人口剧增是早期西方社会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重要因素——在这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中,西方国家的城市化率从最初的30% 至40%,发展到了80% 至90%。随着大 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大量的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慢工出细活为特征的传统建筑方式突然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了。工业革命时代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大量的、快速的建造,以容纳快速增长的城市、城市人口。这在本质上动摇了被当作艺术品去经营的,手工制造的,以美观、宏大、庄严、精致为特征的西洋古典建筑式样的地位。为了解决现代需求,经过人们近一百年的探索,现代建筑原则作为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标准被逐步确立了起来。

相对于古典建筑原则,现代建筑及其原则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即强调建筑空间、建造方式高效化,以及审美观的巨变。

传统的西洋建筑强调实体,我们所能看得见的古典式样即是对实体强调的直接结果;而现代建筑的主体则是空间,因为现代的生产、生活与劳动需要灵活、适用的空间去满足其功能上的复杂与丰富。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写“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这句话,对于现代建筑中的空间观念是很好的解释——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知道空间其实比实体更加重要。事实上,当美国建筑师赖特偶然在英译版的《道德经》中发现这句话时,他是欣喜若狂的。当人们开始把建筑的重点放在空间的时候,便逐渐向建筑的本质靠近。建筑本质上是为人们提供一个被遮挡起来的空间,在其中,人们可以躲避恶劣的天气,获得舒适的环境。而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建筑立面、形式以及实体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空间的重要性。现代建筑原则中对空间塑造、刻画和经营上的关注,为建筑满足人们最本质的需求提供了可能性。

现代建筑原则的第二个特征,即为适应工业化生产而 出现的高 效率、大量 性与标准 化的建造方 式( 我们国家 现在的房 地产就是采 取这种建 造模式)。法国的 建筑大师 柯布西耶有 句名言叫 做:“建筑还 是革命?(architecture or revolution?)”。这句话写于1922年,他有感于法国从大革命一直到巴黎公社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流血事件,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当中不能忍受的状态。并天真和淳朴地认为,这种革命是因为人们的居住环境太差所引起——那个时候的法国城市尽管大街上很漂亮,但街道后面就是贫民窟,污染严重、拥挤不堪,许多的人死于流行病。柯布西耶相信,如果所有的产业工人和 他们的家 人都居住 在一个阳 光明媚、没有污染,被绿草和花园环绕的城市,他们是不会去闹革命的。也就是说,通过对建筑的改造所创造出的舒适的环境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柯布西耶针对巴黎提出了改造方案:即推平市中心,炸掉所有历史建筑,取而代之的是由一幢幢一百米至两百米高的标准居住单元式高层建筑,及建筑间绿地所构成的现代城市。

虽然柯布西耶的蓝图没有实现(如果实现也是一个悲剧),但他那乌托邦式的理想但恰恰戳中了从传统建筑到现代建筑过渡的要害,并对整个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此之后,这种为了解决问题应运而生的大量性、快速建造的标准化、工业化、低成本居住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印刻在了西方的主要城市当中。随之而来的社区规划,各种配套设施的建设,以及其他功能建筑,比如工厂、摩天大楼式的写字楼等建筑,共同形成了西方现代城市的基本格局。并且,在这种解决现代问题的思路下,城市开始向高度发展。在这一阶段,众多超高层、大体量的建筑被快速地建造了出来,作为世界统一式样的国际式建筑风格出现并盛行。

发生在审美观层面的巨大变化是现代建筑及其原则的第三个主要特征。艺术形式与时代特征总是相互呼应的,正如过去的西方建筑审美观是 基于其传 统的古典 主义审美 学那样,现代建筑的审美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主流艺术的审美取向所影响——现代艺术从最初的先锋派,到改变人们的审美观,变成一种深入人心的审美趣味亦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相对于古典艺术的具象,以抽象派艺术、立体主义艺术为代表的现代艺术追求的是一种抽象的美学趣味;这种审美观表现在建筑上,就是从以柱式作为主要装饰的传统式样,向少有装饰,轻、光、挺、薄,形体简洁、抽象,非对称并大量使用玻璃幕墙的现代建筑式样的过渡,直到对西方古典装饰的完全抛弃,形成鲜明的现代建筑风格。

现代建筑的这三个主要原则在整个西方社会的定型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之后,又流行了近一百 年的时间。 至20世纪50年代,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作为一种潮流的现代主义基本走完了它的历程。在后工业时代的西方,城市化进程基本已经稳定,城市人口从过去的增长变成了下降,人们对新建筑的需求也开始下降,大量性、快速化的建造大体量建筑已经不是时代所必需。新时代下的人们认为现代主义的标准化、国际式方式有失偏颇——虽然它解决了城市化的实际需要,带来了高效率的城市、整齐的街道、干净的环境等积极的方面;但同时它也带来了千篇一律的城市面貌,以及众多缺乏人性的建筑。生活在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交流日益变少,社会、审美、功能都在趋于单一,民族性、地域性走向消亡。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反思现代建筑及其所带来的那些问题。

后现代主 义正是产 生于工业 化时代的 人们对于自己是否生活在一个和谐、美好、舒适个性和化的环境里面的反思中:这种反思让人们发现答案是否定的,现代建筑尚有许多功课要做。 后现代主 义下的人 们开始回 归传统,向过去看齐;各个地方开始复兴传统,开始走向 复古。人们 发现寻找 一种新的 建筑并不能 解决时代 的问题, 现代建筑 发展的正确 方向应该 是对于各 种可能性 之探讨的包 容。这是这 种观念上 的变化, 令后现代主义建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开始出现并 盛行起来; 这种试图 与现代化 建筑相融合的,以传统的、情切的、民族式、符号式外 观为主要 特征的后 现代主义 建筑式样成 为了人们 为社会找 回生机的 一条出路。但是,由于其本质上只是一种表面式样,未能触及 到时代问 题的根本, 后现代建 筑的流行时 间并不太 长。当信息 化社会来 临时, 人们才开 始找到并 确立起一 种新的原则,反映在城市与建筑上,便是对地方性、民族性与多样性兼容并蓄的现代性。

我们的城市与建筑在现代性的转型上还有许多路要走,通过对上述西方社会以及建筑原则的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建筑绝非简单的形式生产问题,它同人们对于社会深层问题的认识与回应紧密相关。在当下的中国,我们对现代建筑的本质其实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对于其原则所涉及的三个主要方面,我们掌握的仅仅是其中最为表象与易学的工业化技术部分,而在空间与审美层面都存在极大的缺失与滞后。在与传统断代而现代性又尚未定型的当代中国,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审美正处于混乱的夹杂期 , 这就是所谓奇奇怪怪建筑频繁出现的本质原因——也正因此,反思并确立适用于中国之特有现代性的建筑原则至关重要。

新媒体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 篇9

一、新媒体概念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郭庆光认为，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新媒介主要指伴随卫星通讯、数字化、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传播媒介，包括跨国卫星广播电视，多频道有线电视，文字、音像的电子出版物以及作为信息高速公路之雏形的互联网络等等。”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也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他说新媒体是“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媒介既是人的延伸，更确切地说是人们感官的延伸。媒介的改变是人类感官方式的改变或深度和广度的延伸，人们获取讯息是通过感官的方式：视觉、听觉、触觉(感觉)，由此，媒介改变必然导致人们所获取的讯息的改变和艺术观念的改变。总之，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传播媒介而言，其核心是运用于数字技术的数字媒体，依赖于计算机与网络技术。

新媒体的诞生得益于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这一革命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人类从农耕时代逐步进入工业化时代。1920年11月2日，美国著名的电工企业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Westinggouse Electric Corporstion)在美国的匹兹堡，正式开播了呼号为“KDKA”的第一座商业广播电台，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座正式播音的广播电台。它的开播，标志着世界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通讯时代———以电子多媒体为传播媒介的通讯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的种类也逐渐繁多起来，而每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将给社会文化的发展带来无限可能，它逐渐改变了艺术的生产、传播、欣赏方式，进而改变了艺术的观念。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入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工业化进入了高速增长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新媒体———广播、电视、网络等日趋发达，尤其是21世纪，“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数字、移动通讯、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网络和手机近年来成为了新媒体的主流。这些新媒体相对于早期的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广播等)，显现出超大的信息容量以及互动性、移动性、便捷性、超链接性和跨越时空等优势，其凭借以上优势，逐渐渗透到中国音乐教育的领域中，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新媒体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影响

21世纪是一个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媒体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因特网、电子邮件、卫星远程通讯、传真通讯、电视会议、虚拟现实等新媒体的普遍应用，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媒体技术作为数字化和信息化的产物，它的开发与利用，促进了现代教育的改革，改变了现代教育的理念。

1. 新媒体的介入革新了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观念。对于音乐教育而言，音乐生存的环境经过了一个无线接收、唱片、播放器、随声听、CD、ipod播放器的时代，早已不再是特定场合下特定的瞬间和气氛了，而网络时代的到来，为音乐生存的文化环境带来了更为丰厚的土壤，这些新的音乐生产、传播方式、审美方式的出现，以及网络拥有知识共享平台和教育空间多元的优势，滋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音乐教育观念的新的音乐教育观念，冲击了中国音乐教育旧有模式的教学理念，促使了中国音乐教育模式的革新。新的音乐教育观念突破了传统音乐教育教学中教学是知识的“传授—接受”活动的观点，注重教学的互动性，强调学生的主体性以及知识的建构性，着重培养学生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能力，使学生自己去争取并实现主体能力的发展，形成自己特有的学习方式。因此，在这一教学观念的指导下，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科技，以摆脱过去旧式的授课方式，使学生在直观、感性的体验教授专业内容的过程中，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所学的知识，让学生把学、听、看、做结合起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2. 新媒体的介入改变了传统音乐教育模式中教学主体与学习主体的绝对关系。波斯特认为，20世纪的传播媒介可以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以电影、广播、和电视为代表的“第一媒介时代;一个是以因特网、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电话相结合的“第二媒体时代”。“第二媒体时代”的特点在于，传媒介质放弃了播放型模式，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制造者、销售者、消费者之间的界限，传送者和接受者之间通过双向交流的和互动性重新建构主体身份。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的形式和内容是互动互用的，每一种媒介既是另一种媒介的形式，又构成另一种媒介的内容。比如，文字是口语的内容，又是印刷术的形式;印刷术是书的形式，书又是文章和作品的形式等等。在网络资源共享的平台上，音乐知识来源的渠道极为广泛，它可能来自不同的音乐教育者、爱好者，这就意味着学习主体面对的教育者是多样化的，其对音乐信息的需求也来自于世界共享的庞大的音乐资源信息库。而学习者在学习一种音乐知识的同时，也是另外一种音乐知识的传输者，这就改变了传统音乐教育模式中教育者与学习者的严格界定和分工，模糊了传统音乐教育中师生的角色。

3. 新媒体的介入构建了全球教育资源共享的平台，扩充了现代音乐教育教学的内容和教学手段，赋予了教学内容时效性和流行性的特征。新媒体的介入丰富了音乐教育的教学内容，并及时有效地更新了教学观念、教学手段，应时地充实音乐教学内容，扩展了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和学习视野。如今，手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通讯、娱乐设备，随着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完善，3G移动通讯在近几年已成为人们生活或者说是音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词汇。3G作为现代化的第三代手机通讯技术，能够处理图像、音乐、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提供网页浏览等多种信息服务。随着3G移动通讯的普遍运用，在音乐教育中逐渐显露出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尤其3G移动通讯在青少年群体中备受欢迎的程度，使这一实效、便捷的通讯工具成为了青少年学习音乐的主要辅助工具之一。3G移动通讯随时接收和传递着最新的音乐内容和音乐资讯，其所提供的音乐无线下载及在线试听的服务，为青少年音乐学习提供了广阔的音响、音像资料，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兴趣。尤其是青少年在学习纯音乐的过程中，借助于视觉媒体，促使了纯音乐形式向多层次平面化发展，而视觉媒体直白的表达则有益于青少年更为深刻地理解音乐的深层内涵，并在视听后的第一时间，将自己对音乐的感受和评论传递到网络，在虚拟的审美空间中达到最简单的审美快乐体验，进而达到寓教于乐的艺术教育目的。

三、“公开教育资源”运动，推进了教育开放化和全球化的进程

进入21世纪，美国掀起了一项名为“公开教育资源”的运动，使美国网民能通过网络“享受”世界名校的课程。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率先拉开了O.E.R的序幕，计划将该学院的全部课程资料在网上公布，网民可以免费取用。此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名校陆续加入，都已在网上开课，提供课堂实录，以满足全世界的求知者。这些教育资源的公开，呈现出知识涉猎广泛、课程观点分析新颖、讲授风格别致、课堂氛围活跃等特点，极大地满足了全球的求知者的求知欲望。我国受“公开教育资源”的运动的影响，也于2011年11月9日通过“爱课程”网和其合作网站中国网络电视台、“网易”等同步推出了首批20门“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担负起大学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的社会责任，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和当代文化精品的网络传播。“公开教育资源”平台的构建，不仅使学习主体能够快速、准确地学习和捕捉到前沿的学术动态，同时也体现出个性化的学习特征，使学习主体结合自己切实所需和兴趣所致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和学习课程，大大增加了学习主体自我学习的能力，从而帮助学生培养和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

中国传统图案与现代服装设计 篇10

关键词：传统图案,装饰工艺,服装材料,服装款式

中国传统图案经过千百年来的沉淀, 形成了各种具有典型文化内涵的图形和纹饰, 它凝聚了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与深厚的华夏文化内涵, 它是民间、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千百年来沉淀的结果。

1 中国传统图案的发展历程

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人们就在彩陶上运用纹样来装饰自己的生活。新石器年时代仰韶文化的精髓——彩陶, 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骄傲, 它的纹样结构严谨, 疏密适宜, 色彩雄厚朴实, 它主要反映的是原始人的渔猎生活, 水是当时纹样常用的题材, 水波纹、旋涡纹、重叠同心圆、弧形三角形都是从水的动态中摄取而来。此外, 谷叶纹, 斜叶纹是反映当时人们耕作生活的。

商周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从艺术风格到制作工艺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青铜器促进了图案的发展, 其图案以云、雷变化的回纹为主要形式, 还有蛇纹、羊纹、鸟纹……以及具有图腾象征的龙凤纹、怪兽纹, 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 龙与凤的形象在人们的理想中发展完善并流行了数千年。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 龙凤的形象经久不衰,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 并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龙凤呈祥”、“九龙戏珠”等纹样在民族服饰中不仅隐喻着图腾崇拜, 而且抒发着“龙的传人”的情感。到封建社会, 战国时代的工艺美术上出现花卉图案和人物、动物图案, 春秋时期, 上层社会的人们不劳而获, 其图案也受其影响, 精美严谨、规整多样, 配色调和而华美。汉代织物和绣品的图案, 以变化的云雷纹和动物纹为主流, 也有以植物为主题, 服饰中常用题材有人物、动物、几何纹、花卉等, 形象生动概括, 风格粗犷豪放, 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和文化艺术的鼎盛时期, 花卉纹样日趋成熟, 运用广泛, 著名的唐草纹一直影响宋、元、明、清的图案风格, 唐代图案丰满、富丽、端庄、大度。宋代图案古朴浑厚, 豪放流畅, 色彩较唐代沉着淡雅, 服饰图案以写生折枝花为主。明朝是我国古代图案遗产最丰富, 存在世最多的时期, 明代图案特点是结构严谨, 造型简洁而丰满, 色彩沉着而富丽。大都运用谐音、会意的手法, 如“五谷丰登”、“连年有余”等图案, 都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总之, 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条件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使图案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

2 中国传统图案的特点

中国传统图案, 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 无论是在纹样造型上, 还是色彩上, 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它是构成古代灿烂的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具有四个艺术特征。

2.1 图案题材丰富多样

中国传统图案题材广泛、丰富多样, 它可以是客观存在的, 人们在创造美的活动中, 善于借助无情的山水、花鸟等, 将其物化到本民族的图案中, 寄托自己的情感, 采用这种“移情”纹样, 常用叙事形式的手法, 使观者也觉得它遇有了情感和生命, 并逐渐成为本民族图案的一大特色。也可能是人们主观想象的如龙凤等纹样。

2.2 图案造型具有“写意”性

写意是一种精神, 一种纵横观照, 一种宇宙观, 是相对于物质世界的一种存在。它不是客观, 而是一种思维、思想和状态的存在, 是主观化的客观存在, 是精神而不是物质。中国的传统艺术观向来都是轻“实”重“意”的, 在认识和理解客观物象的基础上, 结合工艺的特点, 以自身的理想、感情去刻画形象。传统图案留下了许多诸如“意境”、“意象”、“意趣”、“意绪”、“意在笔先”、“意在言外”等语言和思维的结晶。

2.3 图案纹样具有“标识”性

在纹样题材内容上充分体现社会价值地位, 图纹被统治阶级利用, 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 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 例如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 如日、月、星, 取其照临光明, 如三光之耀;龙是神明的象征, 同时又不可捉摸, 取意应变;山, 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 (雉) , 取其有文彩, 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 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 象征冰清玉洁;火, 取其向上;粉米, 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 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 象征善恶分明。这是“十二章”图案的象征意义, 又是社会意识在图案中的集中反映, 充分体现了纹饰这门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天子之服, 十二章全用, 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 卿用藻以下六种, 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 士用藻火两种图案, 界限分明, 不可逾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 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 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同时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人的等级, 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 等级森严, 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 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

2.4 图案构成具有“寓意”化特征

中国传统图案极其讲究寓意, 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如汉代植物图案中常见茱萸纹, 这是由于茱萸是古时的祭品之一, 有去灾辟邪的寓意。《龙凤呈祥》是很好看的一种图案。作为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文化现象, 龙和凤都是中华民族的图章、徽记、标志和象征。如果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按其功能效应的大小排个座次的话, 龙无疑是要坐第一把交椅的, 那么, 第二位就该是凤了。神性的互补和对应, 使龙和凤走到了一起, 一个是众兽之君, 一个是百鸟之王;一个变化飞腾而灵异, 一个高雅美善而祥瑞;两者之间的美好的互助合作关系建立起来, 便“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了, 中国传统纹样的吉祥寓意在明清图案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3 古代传统图案在现代服装上的运用

任何一个优秀的传统图案, 在它所处的历史时期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前瞻性, 是无数艺人与工匠多年的创作结晶, 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图案, 是历经几代或几十代工匠、艺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提炼而成的。但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 单纯优秀的传统文化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将传统图案引入到最时尚的设计中,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与底韵在服饰文化中得以展现得淋漓尽致, 今天服饰中复古风潮的流行就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完美的体现。由于时装带有鲜明的时代个性, 因此, 复古的流行也决不会是简单的重复过去, 而是以现代的形式予以新的包装和诠释, 所以现代的服装设计不仅要体现传统的文化韵律, 更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材料和技术手段, 使传统纹样释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3.1 传统图案与现代工艺手法的结合

在过去, 传统纹样多以手工刺绣的形式表现在服装中, 而今科技高度发展, 各种新设备、新仪器、新工艺层出不穷, 人们所追求的是一种高速度、高品位、单纯优质的生活方式, 人们的审美观也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过去, 龙凤纹样是皇家的专属, 装饰手法也以刺绣为主;而现在, 除了在晚礼服中常用外, 其工艺手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可以是传统的刺绣与珠绣结合, 也可以是直接印染, 甚至可以做雕花镂空处理。

3.2 弱化传统图案的寓意, 注重其形式美感

中国传统图案讲求寓意, 而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完全可以弱化其寓意, 只追求其形式美感, 服装上的龙凤纹样已不再是权力的象征, 而是折射出一种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芒与生命力, 是民族文化的体现与升华。如在一个多袋的休闲裤中绣上龙纹样, 既增添了裤子的文化内涵, 又展现了它的时尚感与休闲感。

3.3 传统图案样与现代材料的结合

只有将传统纹样的各类题材同现代各类织物的质感和色彩恰当地结合, 才可发挥出异于一般纹样的造型效果, 才能为时装的意境塑造增光添彩, 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传统纹样不仅应用在绸缎、棉麻等常规面料中, 而且常常在新材料, 如现代皮革等材料中广泛运用。

3.4 传统图案与现代服装款式结合

传统的图案是中国服装文化的出新之处, 其相对的独立性使它们可以大量地移植到现代服装中去, 但是, 在运用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 传统图案只有与具有现代时装款式造型的服装结合在一起才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要注重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元素的有机结合, 展示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3.5 古今结合、中西合璧, 揉合时空创造新机

中国传统纹样对于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往往显得过于繁杂, 所以, 在应用时必须加以简化, 可以保留图纹的古意, 在设计过程中, 我们需要“宜男百草, 吉庆 (磬) 有余 (鱼) ”的吉祥意境, 但要放弃满地花的纷繁格式。古纹样历经年代的粹炼, 具有典雅的风格与深度的内涵, 它蕴含着先人们的无限巧思, 如能将其图形精神维持, 另透过现代设计观念, 予以精简图形, 保留原创的部分, 必然呈现新的面貌。同时将传统的图案装饰手法与西方的图案装饰手法, 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兼容并蓄, 自成一格, 自然呈现另类新意。

以中国传统图案作为灵感来源的时装, 表现出不同凡响的生命力, 这些时装的外形虽以现代的设计方法进行包装, 却充满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青烟淡墨, 超尘出世的气质, 在这些中国味十足的时装中, 有的很难说清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的哪个朝代, 但已成为时装界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纹样, 于是突然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

参考文献

[1]曾红.服装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

[2]袁杰英.中国传统服饰[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3.

[3]石裕纯.服饰图案设计[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