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选择机制

关键词： 行政

路径选择机制（精选十篇）

路径选择机制 篇1

所谓行政权力,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强制手段,为有效执行国家意志而依据宪法原则对整个国家与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国家行政职能不断扩张已经成为不可逆改的趋势,政府行政权力越来越膨胀。行政权力具有多方面特征,一是公共性,也称为公益性。二是强制性,指该权力以国家强制为后盾。三是自我膨胀性,源于行政权力的自身结构、性质以及行政权力客体的状况。所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真理”。

行政权力监督就是根据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使人民群众能够通过切实有效的载体和机制来监督、约束代表他们行使公共权力的行政人员,并且使行政权力在已有的明确规定的范围内行使。

二、我国行政权力监督机制的现状

从主体要素看,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由行政组织外部的监督和行政组织内部的监督两部分组成。其中,外部监督是指行政机关以外的权力与非权力主体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外部权力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中国共产党组织实施的行政监督。外部非权力监督包括:人民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的行政监督;社会群众及舆论监督,如各公民个人以及新闻媒介。与外部监督相对应,我国行政组织内部也建立了系统的自我监督机制。如职能监督,指政府各职能部门就其所主管的工作,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对其他有关部门实行监督。

从客体要素看,行政监督的对象涵盖了政府行政活动的各个方面。从结构上看,容纳了整个行政组织、行政机关和全部行政人员;从过程上看,包括信息情报、政策抉择、计划规划、指挥协调等所有行政行为及其产品。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我国行政权力监督机制的现状在不断的进步,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当前我国处于特殊时期,行政权力监督机制依然存在着许多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

三、我国行政权力监督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权力机关的行政权力监督不完善

从行政权力外部监督体系来看,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对一切政府机关具有监督权。理论上讲,人大监督在所有的监督形式中最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但实际情况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效力低。权力机关自身还存在不完善之处,由于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多数的监督方式是各地人大在监督工作中不断探索和实践的经验总结,因此存在各地具体做法不一致,不够规范等问题。

2、行政机关的自我权力监督难以起到应有作用

行政机关的自我权力监督部门和主体多元化,造成“令出多门”、互相推诿扯皮、责任不能落实。权力监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行政监督应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进行,做到三者的有机结合,形成贯穿全过程的整体监督。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监督的重点偏颇于事后监督,过多的注重了事后惩罚。例如,各地恶性拆迁事件屡屡发生,当民意沸腾被媒体挖掘,才意识到事后的公关工作。忽略行政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进行中的控制,会造成浪费额外的人财物资源配置等现象。若不加以调整和改变,会使得监督机构处于消极被动的局面,监督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

3、社会监督力量较薄弱

我国人民的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虽说不断增加,但是整体主动意识依然薄弱。社会监督力量作为外部监督机制一直以来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由于强制作用不够,所以制约能力有限。由于信息获取的不对称,社会监督本身难以接近事实真相,我国在对社会监督的立法和保护力度远远不够。各媒体和人民群众对自身安全存在顾虑因而放弃监督权利。曾经出现过辽宁西丰县委书记让警察进京抓记者一事。同时由于受教育水平的程度不同,各个地方的条件差异,造成群众缺乏主人翁意识。社会监督的整体力量势必成为较薄弱的环节。

四、完善行政权力监督机制的路径选择

1、推进权力机关对行政权力监督的法制化进程

众所周知,我国的权力机关负责立法工作,法律既有导向和制约作用,也有惩罚与监督作用,要想发挥行政权力监督应有的作用,必须依据完备的法律,以严明的党纪政纪和强有力的处罚措施作为后盾,使得行政监督权从确立到行使的整个过程,都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加快制定一系列专门的监督法律,赋予监督机构依法对行政权力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既要制定实体法,还要制定行政监督程序法。这一切都意味着要推进权力机关对行政监督的法制化进程。

2、加强行政机关自身的行政权力监督建设

行政监督的自我监督是行政组织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主要措施有,在组织上使现行的监督监察部门从行政机关独立出来,不再隶属于行政部门的领导,并提高其地位,独立出来的监察机关自上而下实行垂直领导体制。监督机构相对独立后,可以把其作为整个监督力量的统一领导机构,形成一个强大的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体系的整体效应。此外,要把好对行政人员“进口关”,我们在选拔干部时既要看才,更要看德,要加强培养行政者的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利益观,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品质,使之自觉的抵抗不良诱惑,从源头上制止腐败的可能性。最后,注重事后监督的补救,不是为了惩罚和监督,而是为了在损失发生之后总结经验,及时纠错,可以在事情发生偏差时及时步入正轨。

3、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近年来通过广大热心网友和媒体的共同努力,被发现的贪污受贿官员屡屡落马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将权力放置于公众的视线是防止其滥用和腐败的最好良药。针对当前社会监督机制依然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措施:第一,以人为本。始终将人民群众置于至高的地位。政府为群众拓展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平台。第二,出台相应法规或者政策,允许媒体敢于说出真话,保护媒体在不违法的情况下不用承担其他后果。或者建立媒体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机构,使其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推动行政权力监督机制的顺利实施。

总之,完善对行政权力监督的路径选择,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和人民主权的要求,是防止腐败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不断的完善和加强行政权力监督机制,才能有利于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摘要：行政权力是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对行政权力进行全面的监督是搞好行政管理的必然要求。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基本完备的的行政权力监督机制,但仍存在问题,通过对其问题的存在分析,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完善我国行政权力监督机制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行政权力,监督机制,存在问题,原因,完善措施

参考文献

[1]沈荣华.行政权力制约机制[M].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8,2.

[2]罗辛薇,罗磬.浅议行政权力监督的制约模式[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7,(12).

[3]沈亚平.关于行政监督的理论分析[J].天津社会科学,1998(2).

[4]张琦.关于强化行政权力监督与制约的几点思考[J].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学报,2012,22,1.

路径选择机制 篇2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路径选择；城镇化；新农村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7-0280-2

0 引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一体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由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何促进城乡走向融合，动力机制是重点。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理的各种组织制度、经济关系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研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有利于我们合理构筑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系统，也有利于我们优化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和加速其进程。

1 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分析

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构成要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内生动力，其二是外生动力。内部动力因素构成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它是指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系统内部能够组织、支持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乡村向城市生活水平靠拢的发展愿景，乡村农业发展向工业产业化发展看齐，乡村政府的政策引导，它们能够共同作用而产生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求拉力。乡村和城市各自产业发展所形成的动力构成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主要依赖于市场机制及市场经济的制度平台，政府主导的制度性平台与各种福利政策，以及作为城乡一体化主体而自发的民众的主体性力量等动力因素。外部动力因素是指来自系统外部能够刺激、推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科技的发展，交通运输等的进步,各种因素能够相互或共同作用而产生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外部推力和支持力。城市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可以提高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吸引力、综合服务能力，使城市对乡村的带动能力增强，对区域内乡村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政府行政力量是在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对乡村实现计划中的硬性指标偏向等，对乡村的发展同样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而科技的发展，不仅可以改变城乡的空间结构,实现城乡空间结构的融合，而且还可以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硬件保障。

根据动力机制理论，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有以下几点特征：

1.1 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是一个具有整体性与有机性的系统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不是各个动力因素之间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而是取决于各动力要素及各种关系组合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因而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将城乡一体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在整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各种动力要素时，要重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力量，使得动力机制的整体作用不再等于部分相互作用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超越部分作用相加的整体推动力量。同时，由于各个部分因素处在动力机制这个有机体中不可能不对整体造成影响，因此我们也要重视各个部分因素在有机体中的复杂联系。

1.2 城鄉一体化的各动力要素之间的结构制约其作用机制

结构是动力机制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组织形式, 即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它反映的是动力机制系统内部的有机关联性，这种要素的结构决定了要素系统的作用机制及其整体功能。城乡一体化的各动力要素之间的结构决定了动力机制在发挥作用时表现出的复杂性、多样性、系统性等。各个单个因素对系统的作用既不可或缺又非单一决定，这就导致我们必须多方位考虑各个要素的作用，及要素之间的搭配，以达到更有效的结果。

1.3 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是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的系统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的系统，同样，我国发展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其动力机制也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系统。由于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涉及到城市和乡村的各方各面，它所独有的广泛性和时空性，不可避免地与外界环境发生信息的交流，动力要素系统不断地从外界吸收能量，自我更新，并适时调整发展策略，选择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合适路径与模式，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系统。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一部分，是敢于和善于在开放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自己。因此，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绝不是自我停滞的系统，它将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实现动力机制自身的丰富和发展。

2 城乡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分析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步骤，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路径之一。但是，由于我国城乡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差别的日益扩大，“三农问题”矛盾突出且根深蒂固。如今在新形势下，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在过去的对于城乡一体化的道路探索中出现了多元化的路径选择。

2.1 进一步推动大城市的发展

城市化是每一个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自然过程，它代表着一国的工业化程度提高以及民众收入水平的提升。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城市化的水平越高，相应地城乡一体化的程度会有所提高。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并以城市的辐射效应拉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是一条已经由很多发达国家验证的有效的一体化途径。我国2008年的城市化率达到45.68%，现在正处于走向城市化的关键时期（一般来说，城市化率达到50%标志着城市化国家的初步形成）。

从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角度上看,发展大城市的模式是用中心城市的吸引力来促进城乡间的融合，这种模式主张以大城市为核心区域,通过城市的工业化升级扩大,不断从农业中吸收剩余的劳动力,并使这些剩余劳动力进入到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城市在扩张的过程，不断地将它的城市要素资源与精神文明向农村输送。伴随着城市边缘与农村的广泛人力资源，生产要素的交流，形成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并且逐渐使城乡之间的联系扩展演化为更为复杂的社会联系,也使城乡成为一个高度关联的社会体。如图1所示：

城市化的最终结果是增加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水平，使得城乡的差距趋于缩小，从而达到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

2.2 发展中国特色的小城镇化

中国特色的小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在发展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探索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方式，是有效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载体，也是自下而上的一种城市化方式。我国提出小城镇化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费孝通教授，他提出了小城镇、乡镇企业与区域中心发展相结合，从而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以农村乡镇企业及小城镇为基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那么农村城镇化的内涵是什么？农村城镇化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农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非农转移和城镇聚集。二是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实现农村城镇化以及城乡融合，必须要求的是非农产业的发展和生产要素向城镇的聚集，并由此而形成结构合理的由各个大小不一的不同等级城镇形成的城镇体系。最后通过不同等级城镇体系的发展带动力，促使农村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三是城镇反哺农村，城镇的生产、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提高农村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机械化水平，不断变革农民的生活方式，实现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通过城镇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渗入，将乡村带入现代化生活生产的发展新时期。四是城乡作为一个整体高度融合。城镇化既包括城乡经济产业的融合，也包含城乡社会价值观念、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融合。这一点过去农村发展的被动性有这颠覆性的改变，也是农村城镇化的最高阶段。

我国现有的城镇化现状是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收入水平较城市居民差距连续扩大。根据小城镇化发展模式理论，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农民的“去向”的问题，有利于能够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集聚力量发展乡镇企业，并且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同时能将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居民停留在城镇乃至输入至城市。小城镇由于其独特的区域位置，它可以为吸引城市的资金，吸收农村的劳动力以达到自身的发展，也可以作为城市扩延的缓冲带。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小城镇化方面做的较好，由此带来的城乡一体化速度较快，已经出现城乡融合与一体化的趋势，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典范。

2.3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国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就是按照新時代的要求对现有的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组织等多方面的建设。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将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如何更快更好地发展农村社会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成为一个难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跳出了以往“就三农抓三农”的传统定势，树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观念。在各地区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中，普遍以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为目标，把农业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格局中，把农村进步放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中，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进而统筹规划政策、公共资源、基础设施及产业布局。我国曾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然而，在新时期新阶段提出新农村建设，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的新起点。我国现有的有利条件是农业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总体上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具备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能力和条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将城市和乡村分割对立进行发展，而是一条城市与农村双极互动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在避免城市化过程出现城市与农村断裂的同时，将现代化要素输送到农村，农村就成为准市民的培育和孵化基地。现阶段我国各地区对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包括农村社区化，比如住房规划按照城市社区建设标准，村容村貌的整治；农业产业化，深度挖掘农村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从而形成农村发展的长效机制；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建设，加大国家财政投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文教卫事业体系；最后还包括城市精神文明对农村的深入，提升农民素质的同时，发展农村文化遗产，发扬中华传统美德。

以上所有对于城乡一体化的路径选择都有待时间的检验，也许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但是与此同时，这些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又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值得我们为之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3-444.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6.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1.

[4] 贺雪峰.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与政策重点[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0,(4).

[5] 范东君.探究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0,(10).

[6] 温思美,张乐柱.建国60年农村经济发展轨迹及愿景[J].改革,2009,(8).

发展循环经济的调控机制及路径选择 篇3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 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 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也是一种基于闭环型物质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传统经济活动采用的是“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的单程线形的物质流动模式, 而循环经济采用的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 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 (reduction) 、再利用 (reuse) 以及资源再生化 (restoration) , 这通常简称“3R”原则。减量化是指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资源的使用量和废弃物的排放量, 实行清洁生产、文明消费,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再利用是指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条, 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目的是防止产品过早地成为废弃物、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要求提高资源的重复使用效率, 尽可能使用可以多次使用的产品。资源再生化是指废弃物的资源化, 使废弃物转化为再生资源, 重新生产出原产品和次生产品, 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利用。

二、经济与环境的互作关系及反馈机制

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首先要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 (见图1) , “+”表示正反馈, “-”表示负反馈。经济系统正反馈表现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需求, 从而对生态系统物质需求增加, 且迅速占据物质总量;权且假定人口不增长, 按照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看,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不断提高;技术进步会加快经济系统的正反馈作用。生态系统的负反馈表现在生态容量会限制人口需求增长, 即经济增长会受到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约束。为此, 经济与环境之间始终存在经济需求无限和生态供给有限之间的矛盾。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必须处理好如下三个关系:第一, 人口需求→经济增长→资源 (能源) 供给→环境质量提高;第二, 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资源利用效率→生态平衡;第三, 资源 (能源) →价格 (市场) →信息调控→生活质量→环境质量。如果把三个反馈网络构成一个整体, 会发现人口、资源、环境是三位一体的核心要素。经济增长要考虑人口、资源、环境要素。

在第一个关系网络中存在的致命弱点是资源 (能源) 的高消费模式, 不顾环境质量和人口的全面发展, 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在第二个关系链中, 现实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多数技术体系, 其资源效率低下, 并且以生态失衡为代价;在第三个关系链中, 资源低价、产权不明等非市场化管理, 政府调控缺位或不力, 既破坏环境质量, 又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 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新环境保护技术体系、建立产权明晰、行之有效的市场。这些单靠独立、单一的学科边界是无法完成的, 必须整合生态、社会、经济、技术要素, 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所以, 建立科学的循环经济的调控机制是统筹的核心, 实现有效制度安排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三、循环经济与制度创新

1、环境资源是公共产品, 市场机制对它配置失灵。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只关心经济增长而不关心环境污染的原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资源有明晰的产权, 环境资源是典型的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基本的特性, 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为了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 根据现代产权理论, 环境资源的产权明晰至少会存在如下问题。

(1)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影响市场交易。由于环境污染具有极强的弥散性, 产生的废物将通过各种环境介质弥漫扩散到许多毫不相关的地域和人群, 尤其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工业化城市。在这种情况下, 直接界定环境资源产权就会产生困难, 严重影响产权交易。

(2) 交易费用过高, 使交易难以成功。交易费用包括把交易双方召集到一起的费用、取证以确定损害和赔偿的费用等等。与此同时, 实际生活中很难把所有的当事人都集中到市场范围内, 而总有一些人想利用环境扩散的特点来分享他人购买清洁环境的好处或逃避支付费用, 即产生“免费搭车”问题。由此看来, 对于环境资源的配置, 市场机制是失灵的;欲通过传统产权制度解决目前的环境问题, 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为了纠正市场失灵, 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 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通过一些规制来完成这种交易。

2、生态环境已成为一种短缺的生产要素, 应纳入生产函数来考虑。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 生态环境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已成为一种短缺的生产要素。把环境资源纳入生产函数并作为内生变量来处理是合理的。很多学者的研究认为, 环境资源是可以给予一个价格的, 如可以通过级差地租或影子价格反映其经济价值, 不论是土地、矿产, 还是森林、水体。发展循环经济, 就是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大规模“生产”生态环境要素, 以弥补过去几十年对生态环境的巨额欠账, 消除生态环境透支所产生的经济泡沫。循环经济不同于过去的污染控制, 污染控制是末端治理, 而循环经济是从源头开始就注重环境保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对生态环境进行大量投资, 提高生态环境的供给能力, 以弥补生态供给能力的不足。因此, 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好生态环境投资者的合理回报问题, 激励人们从事环境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殖。

四、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选择

1、建立绿色GDP, 树立科学宏观决策体系。

首先, 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长远利益与短期行为的关系, 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经济发展要遵循生态环境反馈机制的原则;要以生态环境的物质输出量为基础,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扭转生态失衡;生态环境建设并不是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 其最终目的还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 建立绿色GDP, 树立科学发展观。绿色GDP是从传统GDP中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之后的净产值。绿色GDP账户使“经济增长”与“生态成本”一目了然, 不仅反映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有多大, 而且反映地方政府的真实政绩是多少。这种制度安排有利于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一句话, 建立绿色GDP有利于政府进行科学宏观决策。

2、建立循环经济激励机制, 构建规制化的市场。

庇古认为, 由于外部性因素存在, 会出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 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 即所谓市场失灵。这就必须依靠政府干预加以解决。当它们不相等时, 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或补贴的办法, 使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 使外部成本“内在化”。一方面, 由政府对造成负外部性的生产者征税, 限制其生产;另一方面, 由政府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生产者给予补贴, 鼓励其扩大生产。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出发, 企业会自动将产量调整到价格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之点, 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目前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退耕还林补偿制度等都是征税与补贴的具体应用。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来规范企业的行为, 做到“准使用准补偿、谁破坏准恢复”, 有奖有罚, 形成良性激励机制。美国建立的以“气泡、补偿、银行、容量节余”为核心的一整套排污权交易体系, 有利于实行污染控制、改善企业的市场行为, 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值得我们借鉴。所谓“气泡”是把某一区域当作一个整体看待, 根据环境的吸收净化能力, 给予一个总量污染许可排放指标, 实行总量控制, 不允许突破, 从而保证污染排放量在环境容量之内;“补偿”是指新进入或扩建企业在不达标的情况下也可以投产经营, 条件是它们从现有的污染源购买足够的排污权;“银行、容量节余”是指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将富裕的排污权存入银行, 以便在将来合适的时候使用和出售, 鼓励节余。

3、建立健全循环经济的法规体系, 严格法律约束。

由于环境资源是公共资源, 并且在近期内没有直接效益产出, 需要以法律进行强制性约束。虽然我国政府于2008年8月29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并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实施, 但如何确保实施工作的有效性和严肃性, 还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实施细则等法规体系, 严格法律约束, 以法律的手段促进循环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4、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提高公众生态文明理念。

可以建立国家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定期发布城市环境质量、主要河流断面水质状况以及企业环境质量。构建一个完全信息的环境质量平台, 鼓励公众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 建立区域环境评估与巡查制度, 促进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发展循环经济, 也要关注贫困人群。因为贫困, 会有部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城乡居民难以承担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的经济成本, 政府应该帮助他们提高这种能力, 处理好少数企业与大众权益的关系。

5、倡导绿色产业政策, 防止环境污染的国际传输。

国际环境污染主要表现在:一是发达国家在调整国内产业结构的同时, 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或跨国公司经营的途径, 将一些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耗的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从而实现环境污染的转移。二是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 买进那些在其国内遭到环境法严厉控制所不能生产的初级产品, 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转移到其他国家。三是采取付给高额处理费的形式, 将那些难以处理和降解的垃圾输往发展中国家。因此, 发展循环经济, 我们要构建新的环境与贸易制度, 应对环境污染转移的风险:第一, 要积极开展环境外交, 构筑国际污染转移的防线, 从政治角度出发将防止“环境殖民主义”措施写入相关的国际公约和多边协议中, 同时倡导世界各国都参与、监督发达国际遵守国际公约;第二, 建立国际投资产业准入制度, 对国际来华投资项目应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坚决禁止污染严重而又无法治理的项目投资, 减少国际环境污染转移的机会;第三, 认真研究国际贸易环境壁垒政策, 严格制定标准, 防止国际环境污染向我国转移。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2007年度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D200754001。)

摘要：建立有效的调控机制和调控政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本文依据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互作关系及反馈机制, 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探讨了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循环经济,制度创新,研究

参考文献

[1]陈祖海: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再认识[J].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4, 23 (4) .

[2]李金昌:资源经济新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5.

[3]Tietenberg T.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5thed.) [M].Addison Wesley:Longman Inc.2000.

西部开发的路径选择 篇4

西部开发的路径选择

在区域开发中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对开发的`成败起着致关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与实践角度综合分析,可以提出西部开发的五种选择路径,以指导新世纪的中国西部开发.即外力与内力、战略与战术、政府与市场、整体推进与局部突破、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等.

作 者：卢正惠 作者单位：云南财贸学院,成人教育学院,云南,昆明,650101刊 名：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年，卷(期)：17(4)分类号：F061.5关键词：西部开发 路径 均衡 非均衡 政府 市场

“广式”路径选择 篇5

在国内汽车行业兼并重组中率先破局的广汽集团，在扩张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只不过，这一次，广汽的方向选在了其最大的短板——商用车领域。

南北布局

9月21日和22日，一南一北，相隔一日，广汽商用车航母高调启航，广汽日野在广州和沈阳的两大基地相继举办成立暨下线仪式，日野重卡700系列以及日野客车正式投产。至此，中国商用车市场再添广汽日野这一来势汹汹的选手。

按照规划，广汽日野广州从化工厂首期建筑面积达8万平方米，年产能力可达到重卡2万辆，轻卡3万辆，年产值100亿元。此前，从广汽集团与日野公司达成合作共识开始，合作双方即对日野700系列重卡进行了面向中国市场的适应性开发。在原日野700系列重卡共约1100种零部件及总成中，对将近840种零部件及总成进行了设计变更。当然，目的只有一个，增强了广汽日野700系列重卡在中国汽车市场的适应能力。

此后一天，广汽日野(沈阳)汽车有限公司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了成立暨新车下线仪式，与此前报道一致，广汽日野(沈阳)汽车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金5亿元，合计注册资本为10.04亿元。其中，广汽日野占注册资本的90.2％。公司采用日野技术生产7-12米大、中型客车系列产品，将在恢复现有年产客车整车2000辆，底盘5000辆产能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到年产客车4000辆，底盘5000辆，将发展为日野汽车公司和广汽集团的大型商用车制造基地之一。

至此，广汽集团的商用车战略布局宣告暂时告一段落。类似的布局让人觉得有熟悉的感觉。此前，上汽集团一东一西，在上海基地继续发展上海汇众的基础上，西征重庆，与依维柯联手与红岩合资，基本完成了在商用车领域的布局。与强势的上汽集团相比，广汽集团在商用车上的布局虽然在情节上有雷同支出，但也不乏广式特色。

首先内部整合

虽然一直处于中国6大汽车集团之列，但是相比于前五大集团，广汽集团基本被排除在中国的商用车领域之外。对于广汽来说，在不进则退的年代，如果始终无法在商用车领域实现突破，自己不但不能完成对前面企业的超越，还有可能被后来者追上。而这，在国家出台了有关汽车行业调整振兴的规划后，显得更为迫切。

从产品结构来看，北汽的乘用车是弱势，长安相对均衡一些，而对于广汽而言，其商用车则是明显的短板。2006年，广汽乘用车销量占集团总销量的98.2％，2007年为99.07％，2008年这一数字为99.55％，广汽商用车近乎“绝迹”。在广汽集团迅猛发展的背后，真正的支撑力是广汽乘用车，广州本田和广州丰田几乎等同于整个广汽集团，而广汽商用车企业几乎一直处于萎缩的状态。这个时候，对于广汽这样一个综合性大型汽车企业集团来说，乘用车、商用车的均衡发展是必要的，全力做大做强商用车已成为广汽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必要途径。

2007年，广汽集团重组广州羊城汽车有限公司及沈阳沈飞日野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2008年在五十铃从广州五十铃客车撤资之后，广汽集团用变更名称后的广州粤隆客车有限公司和广州骏威客车有限公司进行整合，组成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司，产品系列涵盖了6米到12米包括混合动力在内的各种动力的城市公交客车、公路客车和团体客车，成为国内拥有完整产品线的少数客车厂商之一。首先完成内部已有商用车资源的整合，成为广汽发展商用车的必由之路。

再战细分市场

在完成内部的整合后并正式全方位进入商用车领域之后，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广汽决策者面前，在眼下已经相对饱和并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的商用车市场，广汽日野如何虎口夺食，成为一个关键点。

很快，广汽日野为自己旗下的商用车产品找到了一个市场空间。在日趋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广汽日野700系列重卡定价在了进口产品与国产高端产品之间。9月21日当天下线的700系列重卡共8种车型、28种规格，挂“日野”LOGO，全部装配日野发动机，定价从34万元到60.2万元不等。

广汽日野执行副总经理李少认为，这个价格可以满足其目标客户需要。他说：“我们的价格比进口车降低30％左右，但是我们的品质、可靠性跟进口车基本一致，甚至在某些方面是超过进口车的。”

而据广汽日野(沈阳)副总经理郭伍雄介绍，广汽日野(沈阳)公司生产的客车将以客运为主，价格涵盖60万-80万元的中、高端市场，提供旅游、集团班车等用车，未来将形成以3S店为主的渠道建设。由于工厂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将树立成为让客户信赖的品牌目标，做到产品的高品质、高可靠性、高性价比，在用户群中形成耐用、精良、可靠的良好口碑。

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是，相比乘用车市场上合资品牌占优的局面，中国的商用车市场，尤其是重卡市场85％以上的市场份额都牢牢掌握在高性价比的国产品牌手中。很明显，广汽日野目标就是要抢占国产最高端商用车产品和进口高端商用车产品之间的市场空白。对于广汽日野目前的市场定位，李少所代表的广汽日野显得自信。这似乎也可看作广汽集团对旗下商用车品牌突破市场的一个战略选择。

然而，这一定位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一位关注广汽日野的当地零配件供应商在看到其700系列重卡价格后，有点失望：“卖得贵了，恐怕国内用户难接受，(厂家)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一个事实是，此前，沃尔沃与中国重汽合资组建的济南华沃因坚持“高定价”策略，难以为市场接受，导致合资双方不得不以分手告终。而此前唯一的日系合资商用车企业东风日产柴，由于生产成本较高，价格比同档次重卡要高得多，因此产销也已连续几年处于低水平状态。

对此，李少表示：“我们对去年市场的实际情况包括之前的情况都有深入的分析。”高性价比是他一直强调的广汽日野产品的特点之一。显然，广汽日野希望以更为务实的高本土化策略，为自己赢得国内重卡市场的一席之地，其也希望吸取此前商用车领域合资失败的教训，此次在从化工厂投产的700系列重卡大幅度提高国产化水平，坚持走高本土化策略，便是广汽在国内商用车发展格局下的现实选择。

渠道至上

作为一个后来者，渠道建设成为广汽日野发展商用车的一处硬伤。相对于其他商用车企业已经基本完成并相对成熟的销售网络，广汽日野在这个环节上必须另辟蹊径。

此前，广汽少数商用车产品的经销商主要集中在生产地所在省及其相邻地区，且省内的分布广泛，涉及省内各主要大中城市，在省外仅有3到5个省份有经销商网点，主要在山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

业内人士对《汽车观察》特约记者表示，从商用车作为生产资料而非消费品的本质来看，中西部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的地区是商用车的市场需求的主要源泉，而在这些地区商用车销售渠道的贫乏成为广汽日野亟待解决的问题。

广汽日野显然并未完全认同这位人士的观点。按照其规划，其首先布局的，还是在现有商用车销售网络基础上，去进一步完善这个网络。与国内其他商用车品牌的渠道模式所不同，广汽日野的产品销售将导入日本普遍采用的3S店销售服务模式，建立以售后服务为核心的集“整车销售、售后服务、零部件供应”三位一体的全新3S店销售服务网络。

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实现以点及面，为广大客户提供及时高效和周到贴心的服务。这成为广汽日野面对其他商用车企业强大的销售网络时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广汽日野3S店售后服务网络已延伸到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塘以及大型矿山、油田等全国重要经济区域，目前规模已达30余家。按照其规划，未来还将继续向全国其他区域拓展。

路径选择机制 篇6

文化消费的相关概念

(一) 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主观愿望, 从而选择相关的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行为, 文化消费包括娱乐型消费和教育型消费, 它具有共享性、 隐蔽性、 潜在性和传承性等特征。

(二) 文化消费长效机制

文化消费长效机制是指保证文化消费需求长期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 消费的长效机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 文化消费长效机制要不断的完善、 丰富与发展。

大连文化消费的现状分析

(一) 文化产品的供给

文化产业增加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产业一年内的供给情况。 从图1可以看出, 大连市文化产业增加值逐年上升, 每年增幅保持在20-35亿元左右, 说明大连文化产业的供给较充足。 (见图1)

从图2看出, 大连市电影票房除了2011年之外, 最近3年呈现上扬态势, 2014年电影票房达到3.36亿元, 并且据有关资料显示2013年大连市放映电影32.2万场次, 2014年放映35.3万场次, 增长了3.1万场次, 这说明大连市电影市场的供给量增加、 电影市场日益活跃。

以艺术创作演出为例, 2014年人民文化俱乐部和宏济大舞台举办演出334场, 圆满完成了 “央视空中剧院大连行活动”、 天津达沃斯年会 “大连之夜” 文化演出、 第五届 “亿达之声———大连夏季国际艺术节” 等多项活动。 在社会文化活动方面组织了第九个 “文化遗产日” 主题宣传活动和第25届大连服装节群众文化“五要” 活动和第九个 “文化遗产日” 宣传活动, 并且成功举办了100场惠民公益演出和第五届大连读书月活动。

(二) 文化设施的建设

图3显示2009年到2013年大连市文化体育与传媒的支出情况, 2009年至2012年每年增幅在15%~26%之间, 2013年增长速度超过了40%。 截止到2014年末, 大连市文化艺术场馆数量如表1所示。

以公共图书馆为例, 大连的公共图书馆的数量与青岛持平, 与北京、 上海相差12家, 与香港相差56家。 并且大连市公共图书馆为大众提供的服务基本定位在图书报刊借阅和资料查询。 近几年, 大连市图书馆在数字图书馆和流动图书馆等方面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推出了一系列数字自助服务, 包括预约、 查询、借书、 还书、 续借等信息服务, 流动图书馆给大众提供了便利性, 更加人性化, 大大增加了图书馆的图书借阅量。

(三) 文化产品的价格

图5反映了大连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娱乐教育文化用品与服务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 除了2014年之外, 其他4年娱乐教育文化用品与服务消费价格指数都低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这说明大连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比居民消费价格运行更平稳。

(四) 文化消费的需求

如图6所示, 2013年大连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构成中, 食品支出占36.3%, 交通和通信支出占17.5%, 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占11.5%, 居第三位, 这说明大连市文化消费还有待培养和提高。

(五) 文化消费的环境

从图7可以看出, 从2009年到2013年大连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逐年上涨, 这说明大连市居民消费潜力较大, 其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撑旺盛的消费需求。

大连文化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文化消费的产品相对单一、普及率偏低、消费意识淡薄

近些年虽然大连文化消费的态势不断上升, 参与度有所提高, 但与北京、 上海等发达城市相比, 还是有一定距离, 以社会文化活动为例, 2013年北京艺术表演场馆艺术演出场次约为1.7万场次, 组织文艺活动2.98万次, 举办展览2200个, 相比之下大连文化产品的供给内容和数量上都相对较单一。 目前大连的文化消费主要集中在电影电视、 上网娱乐, 进图书馆、 博物馆主要是学生、 知识分子, 普通大众的普及率还是偏低。 例如有些剧院, 偶尔引进一些国内外知名的作品, 但自觉进入剧场的观众少之又少, 一些有质量的演出, 门庭冷落, 譬如一些纯艺术展览观者屈指可数。

( 二) 文化消费的基础设施不尽完善

文化消费基础设施包括: 博览文化类, 如博物馆、 展览馆、 科技馆等;社会文化类, 如图书馆、 文化宫等;艺术文化类, 如影剧院等; 文化市场类, 如图书城、 花鸟市场等; 文化产业类, 如游乐场、 歌厅等; 历史文化类, 如历史文化保护区等; 新闻出版类, 如出版社, 报纸等; 广播电视类, 广播电视中心等。 近几年大连市政府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 建设了一批文化基础设施, 但是据有关资料显示文化设施较少仍然是大连市民抱怨的热点, 以儿童市场为例, 每逢寒暑假大连儿童去北京游玩必去的一个景点是中国科学技术馆, 大连市少年宫部分特长班的报名经常会出现家长凌晨排队的现象, 这些一定程度上说明大连目前文化设施的供给不能有效的匹配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三) 文化产品的价格尚不合理

根据以上的数据显示, 大连近些年文化产品的价格较平稳, 但是如果把文化产品的价格与居民的收入水平相结合加以比较, 部分文化产品的价格还是偏高。 以电影业为例, 我国电影票价实行全国统一票价, 据有关资料显示, 2013年中国电影业的平均票价占居民月收入的1.75% , 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以这个数值作为衡量标准, 是发达国家的4-8倍。 近几年政府加大力度, 很多文化产品的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 并且如博物馆出现了免费的惠民政策, 但是如演艺市场等文化产品的价格还是处于高位。同时政府手中掌握大部分的文化资源, 文化管理体制欠规范, 市场形成价格机制尚不健全, 民间文化投资环境并不理想, 使民营资本投资无法形成规模。

( 四) 文化产品的需求与供给不够匹配

大连是一个开放城市, 大型文化活动蓬勃开展, 如夏季达沃斯论坛、 大连服装节、 国际马拉松赛、 国际徒步大会、 国际啤酒节、 金石滩沙滩文化节等。 但是从大连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构成分析, 文化消费还有待培养和提高, 从居民文化消费偏好的角度分析, 由于大连是与国际化接轨比较紧密的城市, 很多年轻人的文化消费存在西化的倾向, 如圣诞节的热情高于春节、 好莱坞的大片影响力超过国产片等。 年轻人的文化偏好之所以出现西化现象, 究其缘由是本土的文化资源没有很好的开发与利用, 很多文化资源轻易被别人拿去, 赋予西方特色再投放到我国市场, 美国动画电影 《花木兰》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所以一定要针对特定大众提供与之相符合的个性化文化产品, 深挖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资源, 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市场的繁荣。

(五) 文化消费的制度与环境不够健全

大连文化市场近几年保持良好的上升态势, 但仍然存在服务滞后、 价高质劣、 商业欺诈、 信息不畅通等问题, 这使得市民的文化需求得不到完全的释放,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众的文化消费。 部分经营者缺少法律意识, 通过非法手段追求经济利益, 如黑网吧、 黑游戏厅等。 并且部分文化市场的相关法律内容模糊, 缺乏实施细则, 使文化市场的监管出现真空地带。

大连扩大文化消费长效机制和路径选择研究

(一) 优化与丰富文化消费的产品结构、 树立合理消费观念

充分挖掘适合大连本地的文化资源, 加大展示区域文化特色的优秀文化产品的供给; 重视文化消费的多样化、 差异化、 个性化、 智能化, 实现文化消费从消遣型、 娱乐性向知识性、智能型的转变; 着力培育新兴文化产业门类, 开发新的消费热点, 以新业态、 新产品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推动文化产业与科学技术的融合, 顺应“互联网+” 的时代潮流, 大力发展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文化产品。 以美国公共图书馆为例, 除了提供图书的借阅之外, 还为社会大众提供免费的信息咨询, 如就业信息查询、 举办就业讲座、 为社区小朋友提供家庭作业咨询等。 除了优化和丰富文化产品的供给, 还应该提升居民素质, 转变文化消费观念。 通过各种文化讲座、 图书评价、 文艺鉴赏等多种形式多方面介绍文化产品的艺术价值、 审美特色以及历史意义等, 切实提高普通大众的文化理解与鉴赏能力; 同时, 可以组织一些群体性、 多样化、 大众化、低成本的消费活动, 如社区娱乐活动、 中小型读书会和书市等等; 转变文化消费观念, 由低层次消费向高层次消费转变、 由被动型消费向主动型消费转变、 由盲目型消费向理智型消费转变。

( 二) 加强文化消费基础设施的建设

加大文化设施的投资力度, 建设和完善城市周边区域及乡村文化消费的场所, 加快社区新华书店网点、 文化活动室、 图书室、 群众艺术馆、 文化馆等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推进大连市图书馆、 少儿图书馆的数字化进程; 加大对博物馆、 艺术馆、 科技馆、 剧院剧场、 展览馆的建设与改造。 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除了政府的投资, 还应该加大各种类型的社会融资, 鼓励各种培训机构、 学校等教育机构加大对群众性文化活动的投资, 建立健全多层次的资金融入是文化设施建设得以持续的有力保障, 形成政府、 社会和个人相结合的投资体制, 并且要建立健全经费使用与管理制度。

(三) 文化产品的价格合理化

针对部分文化产品价格偏高的情况, 首先, 政府应该加大扶持惠及大众的文化产品与服务, 对一些文化创意企业或公益性质展览、 演艺公司应加大补贴力度或适当的税收减免, 促进文化产业良性发展, 降低文化企业运营成本, 从而使文化产品及服务的价格得以下降; 其次, 价格的优惠不仅体现在降价与打折, 还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 如由社区或文化企业免费发放优惠券、 邀请文化体验等;最后运用市场机制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大众文化产业, 如各类文艺演出、 剧院等, 运用竞争机制和市场无形的手使文化产品的价格趋向合理化。

(四) 提供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文化产品与服务

首先, 文化企事业单位应该树立以需求为导向的运营观念, 在开发和推出文化产品与服务之前, 应该进行周密的市场调研, 深入了解大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 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开发出符合大众品位的文化产品与服务; 其次, 要把公益性文化产品与营利性文化产品区别对待, 针对公益性文化产品与服务, 一定要听取民众心声, 提高服务质量, 提供让大众容易接受、 广泛参与的文化项目; 对于营利性文化产品与服务, 让市场完成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利用, 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 保障文化企业的合法权益, 并且实现对市场的有力监督与监管, 营造公开、 公正、 合理的市场氛围。

(五) 促进文化消费市场健康发展

首先, 完善文化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根据文化市场的不断发展及时补充更新法律条例, 并且要加强宣传文化市场的法律法规, 使公民形成自觉监督, 提高大众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其次, 要健全文化市场的监督、 决策和服务机制, 明确部门职责, 加大调控力度, 推进文化市场的监管制度建设; 最后要充分发挥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 完善网络举报奖励平台, 鼓励公民广泛参与社会监督, 并且奖励举报制度要保护个人的隐私, 同时要发挥电视、 广播、 报纸、 网络等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通过举办活动、专栏专刊等特色节目对文化市场的基本知识、 特色活动、 法律法规等进行宣传, 并且政府对媒体的行为要加以正确的引导, 才能促进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 最终形成政府、 媒体、 市场之间相互制衡和相互发展。

摘要：随着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提高, 大连市居民消费结构的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 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消费, 并且文化消费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本文选取了文化消费这一热点问题, 以大连市为主要研究对象, 从文化消费的产品供给、设施建设、产品价格、消费需求、消费环境等分析了大连文化消费的现状, 找出存在的问题, 最后为大连市扩大文化消费长效机制提供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大连,文化消费,长效机制,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左鹏.中国城市居民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2] .郭丽岩.理顺演出价格形成机制, 扩大文化消费需求[J].中国经贸导刊.2013 (3) .

影子银行监管机制路径的探寻与选择 篇7

一、影子银行内涵

(一) 国外定义

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保罗·麦卡利 (Paul Mc Cully) 在2007年的美联储年度会议上提出“影子银行体系”是“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 与传统、正规、接受中央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系统相对应的金融机构, 主要指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等不受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1)

(二) 国内定义

从国内对影子银行的定义来看, 由于我国影子银行发展起步晚, 与国外影子银行有很大差别。有的学者从狭义的角度定义, 认为影子银行是指:“履行银行职能、逃避银行监管的类似银行的实体”; (2) 也有学者从广义的角度定义, 认为影子银行是指在一定程度上延伸和替代银行某些功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二、我国影子银行监管问题的历史语境与法律规范

(一) 影响我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历史因子

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伴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逐渐产生。探讨我国影子银行监管问题的由来, 必须在历史的语境下回顾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金融改革史。

在改革开放前, 我国金融体系实行“大一统金融体制”。中国人民银行具有绝对主导地位, 金融体系中仅包含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两大金融机构。在1978到1992的改革开放初期阶段, 我国进入经济转轨, 中国人民银行从商业银行的职能中解脱出来正式成为我国中央银行, 其他银行出现混业经营状况, 并由中国人民银行全面负责金融监管。由于单一的监管主体管理效率较低, 专业化水平不高。

(二) 我国近期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规范

对于日益重要的影子银行业务, 我国监管部门已经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文件, 对这种“影子银行业务”进行监管, 尝试建立商业银行体系和影子银行体系间的风险防火墙。2010年、2011年、2013年银监会分别下发《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的通知》、《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会也于2013年发布《关于加强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

但是, 笔者认为无论是银监会, 证监会, 还是保监会发布的政策性文件, 其制定的措施或者规定的机制还不足以常态化, 程序化, 而且这些政策性文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有待考证, 同时这些关于影子银行政策的出台是否滞后, 是否一定程度上存在监管上的缺位也需要深入探讨。因此, 对于我国影子银行的监管仅仅靠几部政策性文件是不够的, 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影子银行监管体系, 明确各监督者的责任, 并逐步法治化其监管机制。

三、域外影子银行监管进路的比较分析

影子银行的过度扩张与监管缺位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危机过后各国开始反省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监管盲区, 并着手完善监管制度和创新监管工具。

(一) 美国影子银行监管进路选择

1. 扩大监管范围

在提高监管标准方面, 美国规定了对于大型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相关的杠杆使用和资产信息必须向监管机构披露。美国规定对于资本总额达到1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必须以投资顾问机构的名义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并接受监管, 对于那些规模较小没有达到1亿美元的由州注册登记并接受监管。 (3)

2. 加强监管立法

2010年7月21日, 美国公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 法案集中体现了对过去监管教训的反思, 设计了未来监管业的方向。法案中多方面涉及了对影子银行机构和活动的监管改革, 并设立了金融稳定理事会。

(二) 欧盟影子银行监管进路选择

1. 加强对影子银行活动的直接监管

欧盟采取一些直接措施监管影子银行。关于对冲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方面, 2009年4月欧盟发布了《另类投资基金经理指令》, 规定在欧盟层面建立统一的另类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体系。

2. 将现有谨慎性监管扩大到影子银行活动

为了确保监管范围能覆盖到影子银行系统所有可能造成风险的区域, 欧盟将现有谨慎性监管扩大到影子银行活动中。扩大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范围, 更加全面地控制和防范影子银行风险, 提高对非股权产品的透明度。

(三) 对我国的启示

从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性组织的影子银行监管的改革措施, 可以归纳总结为六个方面:一是将影子银行纳入监管中, 并加大对影子银行的监管防控力度;二是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改革, 提高透明度,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三是防范道德风险, 建立风险处置机制;四是改进薪酬激励约束制度;五是加强风险隔离, 建立防火墙;六是对于影子银行带来的利益与风险要平衡对待, 稳健中推进监管。

四、影子银行监管现存问题及合理化对策

(一) 影子银行监管现存问题

1. 存在监管真空地带

我国金融实行“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 对金融业分业监管。即银监会统一监督管理全国的银行业、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其他的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集中统一监管全国证券及期货市场;保监会监管全国保险市场。但是, 对于影子银行中部分新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处于真空。

2. 监管措施不到位

由于前一个问题监管主体的交叉, 监管目标的不明确, 结果导致监管具体政策和监管制度不到位。主要表现在:首先是法律层面上的不到位。当前, 对于网络借贷法律监管存在空白;其次是制度上的不到位。

3. 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

虽然与欧美国家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金融创新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 当前已经出现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多种业务交叉综合发展的情况。这些不断出现的新兴金融创新形式, 其目的都是为了规避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控制, 规避监管。如果不能有效的对其监管将造成监管空白, 导致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出现短期投机性和不稳定性, 进而影响了金融系统安全性和稳定性。

(二) 影子银行监管的法治化建议

“法律是社会使用的最具专业性、高度精密化的控制引擎。” (4) 对于影子银行这一社会现象, 对其监管的最好方法当然是制度全面覆盖影子银行的金融法规, 使得影子银行合规性与合法性发展。但是, 影子银行监管的法治化进程并不轻松。在制定法律、法规、规章等时也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制定的法律规范应该具有系统性

由于我国的“一行三会”具体监管模式, 使得制定的关于影子银行的法律规范之间需要有所联系。此外, 法律规范的系统性还要求立法者制定法律规范对于影子银行的参与者具有便利性。避免多头审批、多头监管、一事多罚的情形出现。

2. 规范监管者立法及执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由于影子银行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加大, 也因此将深入国民生活与生产。影子银行法律规范不仅仅是规范影子银行市场参与者与消费者, 同时也将规范监管者。对于监管者的规范主要涉及监管者立法与监管者的执法。

(三) 影子银行监管机制的对策

1. 循序渐进的推进金融产品创新

金融产品的创新只能转移和分散风险, 并不能减少风险。在银行推出创新型金融产品时, 监管部门必须在微观监管的基础上, 加强宏观监管, 防止金融创新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有效地控制金融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

2.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透明是影子银行健康发展的关键。影子银行之所以缺乏有效的监管, 导致不能及时的防范影子银行风险, 是因为对于影子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因此对影子银行透明度作为的监管是首要目标。

3. 积极推动市场利率化改革

利率管制是导致影子银行出现的最重要原因。从国家层面上来说, 解决影子银行带来的诸多问题之根本在于实现利率市场化。影子银行所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高利贷, 影子银行的一些民间融资机构所做的业务都类似于高利贷业务。导致企业和个人都热衷放贷款的恶性循环, 货币资金市场的严重供不应求这样的状况都是官方利率、利率管制失灵造成的。

影子银行是一把双刃剑, 如对其不加监管可能会导致银行体系的风险蔓延从而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出现危机, 如果监管过度又可能会阻挡金融创新的速度与效率造成严重的金融压抑。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应该重点明确、分类监管, 要做到疏堵结合, 不能搞一刀切。要正确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使其健康发展。规避风险需要金融体制的改革, 建立完善影子银行的数据库, 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 从影子银行的初级阶段开始进行系统的监管, 使其能够发挥有效融资的作用为金融市场作有力的补充, 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摘要：影子银行作为金融业一种新的市场模式, 补充着正规金融体系不能满足的金融需求。随着影子银行规模“爆棚式”的扩大, 其对我国传统金融系统影响增大。同时, 风险控制制度与监管措施欠缺逐渐呈现。在金融改革不断迈向深水区的大背景下, 影子银行体系风险控制与监管措施的改革刻不容缓。文章在总结国内外对影子银行体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并探讨中国影子银行监管的监管机制进路, 以期为影子银行监管形成长效机制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影子银行,监管,法治,路径

参考文献

[1]蔡静.国际影子银行监管改革及启示[J].金融监管, 2012 (6) .

[2]车亮亮.论美国金融危机的法律成因及启示.当代法学, 2010 (4) .

[3]王自力.道德风险与监管缺失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中国金融.2008 (20) .

[4]袁增霆.中外影子银行体系的本质与监管[J].中国金融, 2011 (1)

路径选择机制 篇8

关键词：产业转型,产业升级,倒逼机制,发展模式

1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抓住了历史机遇, 将土地资本化, 并整合外来劳动力和资本两大要素, 承接了加工贸易型低端制造业的移入, 形成外源型产业结构, 获得了近30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然而, 随着全球化红利逐渐消退, 人口红利出现拐点, 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大要素重新定价, 资源消耗与环境承载压力接近极限等一系列情况出现, 广东长期以来靠投资拉动、靠出口带动、靠资源推动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目前, 广东经济已开始由粗放的发展阶段进入到一个复杂的转折期:“进一步”即“加快转型升级”、“退一步”即“错失发展机遇”。

当前, 污染环境成本社会化、各种侵权成本低廉化的现象广泛存在, 企业损害环境、侵犯权益等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往往高于其付出的代价;同时, 企业对技术创新不确定性的顾虑, 又往往超过其技术创新带来的溢价诱惑。面对劳动力价格仍然偏低, 许多企业宁可保守地选择低成本、低风险、低收益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 而不愿意选择转型升级为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生产方式。因此, 在激发企业主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 还应以政府为主导, 建立起有效的倒逼机制, 迫使企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升级, 从高能耗、高污染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 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 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升级, 摆脱广东30年来发展方式的内在“路径依赖”, 解决“腾笼”与“换鸟”两大困境。

2 建立倒逼机制的必要性

所谓“倒逼机制”, 是指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或途径, 改变和影响企业活动的外部条件, “倒逼”企业顺应环境变化, 改变行动策略, 选择更有利于自身长远发展和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的增长模式———转型升级。

从整个产业价值链来看, 广东的产业发展主要处于产业链业务工序的中游部分, 也就是零部件生产与组装、进入门槛低且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这正是广东以往30年发展过程中, 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低价格配置所形成的结果。

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境况下, 珠三角部分民营经济活跃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其根本原因在于产业转型迟缓、结构调整滞后的中小企业在诸如管理、设计、流程、营销、融资等环节出现纰漏。因此, 中小企业更应把危机转化成自身的发展机遇, 抓住机遇尽快实现转型升级, 改变高要素投入、高环境成本、高产出增长、高外向依存、低产出效益、低成本扩张、低价格竞争和低链条层次的“四高四低”珠三角产业结构特点, 从根本上推动广东经济顺利转型。

进入新世纪, 伴随土地资源稀缺、能源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收支失衡以及环境成本内部化等一系列的压力, 广东原来高度依赖外需市场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广东改革开放初期承接的加工贸易型低端制造业, 由于其技术含量低,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难以为继;广东高度依靠物资消耗, 粗放式、高能耗的传统发展方式在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瓶颈和环境压力下也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 广东省2011年人均GDP达50 500元, 增长8%,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7 819美元[1], 突破7 000美元大关, 跨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 是继1998年GDP总值超过新加坡、2003年超过中国香港、2007年超过中国台湾的又一突破, 显见“十二五”后超越韩国的势头。根据世界银行调整确定的标准, 人均GDP在7 471美元以上 (2009年价格, 下同) 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高于38 139美元为高收入国家。而在中等收入区间,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人均GDP达2 298~7 471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或地区) 水平;达7 471~38 139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或地区) 水平。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中等收入 (加权平均数为3 373美元) 的发展水平时, 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 广东已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地区的门槛, 从第一阶段跨越到第二阶段, 表明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上半场考验, 而需要投入下半场更为艰苦卓绝的应战。而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重要标志, 就是看它是否能顺利地实现由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的高碳增长模式向低能耗、技术密集型、创新驱动型的低碳发展模式转变。

然而, 对许多企业来说, 只要还存在利润, 都不愿平白无故地冒着风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也不愿意投入资金、人才推进技术创新, 这一现象可称之为企业创新能动性弱的“惰性”。实际上, 在资源低价格政策之下, 多消耗资源的一方反而能多分享经济利益;在环境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 严格地治理污染反而会降低自身经济收益。

可见, 建立有效的倒逼机制, 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是审时度势的必然之举。通过构建以政府行为为主导的倒逼机制, 利用资源要素的监控、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的制定, 依托市场、行政、法律等途径, 对可逼迫企业转型升级的可控要素进行规范与控制, 为企业创新能动性弱的“惰性”营造一种外部约束和压力, 逼迫企业转型升级。

3 倒逼机制的构建思路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加工业开始, 广东发展模式的形成, 既有临近港澳并迫于经济和压力被动承接港澳台地区产业转移的偶然性, 也有因区位优势率先发展起来的必然性, 然而, 这样的外部性发展模式往往会优先选择满足外部权利、利润的需求, 从而导致当地资源平衡、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忽视。

如今, 世界经济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 国内外经济形势与国家政策的变化虽然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构筑了倒逼的市场氛围, 但还不足以克服企业创新能动性弱的“惰性”。为了弥补市场倒逼力度的不足, 推动广东顺利通过“中等收入陷阱”下半场考验, 实现产业从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的高碳增长模式向低能耗、技术密集型、创新驱动型的低碳发展模式转变, 还应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导向作用, 加强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调节、监督、调控的作用。

在建立倒逼机制过程中, 政府应遵循以下思路:

首先, 倡导“扶”“逼”结合。在扶持、鼓励和引导的正面推动的基础上建立倒逼机制, 以扶持促发展, 以倒逼推转型。利用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体制以及环境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 通过资源税、环境税、“营改增”等结构性税负机制来建立政策体系倒逼机制;利用科技成果权益保护机制、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自主创新协调联动机制等来建立机制改革倒逼机制, 多管齐下, 扶逼结合, 化倒逼压力为发展动力。

其次, 注重“升级”与“转移”结合。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 在加快“双转移”的同时, 重视城市更新与发展, 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载体。通过迁老旧、迎高新等来建立载体, 建设倒逼机制, 提高土地空间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腾出用地空间, 以更高层次的产业形态加快城市更新步伐, 促进产业升级。

最后, 重视“低端”与“高端”结合。淘汰低端与引入高端产业, 实质上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因此, 应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 利用产业技术创新和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政策, 继续强化节能减排机制, 形成高进低出、优胜劣汰的模式来建立结构优化倒逼机制。

简而言之, 依据以上倒逼机制构建思路, 政府可通过倒逼行为强化由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家政策变化对企业形成的倒逼效应, 依托政策体系倒逼、机制改革倒逼、载体建设倒逼、结构优化倒逼来构建倒逼机制, 从而因势利导, 弥补市场倒逼力度的不足, 强化企业转型行为, 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体如图1所示。

4 以倒逼机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4.1 以政策体系实现倒逼

4.1.1 健全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为避免资源的低价和低税政策助长企业靠“低盈利———规模扩张”模式生存和发展, 促进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和优化, 应当加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体制改革, 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和相应的资源税费, 发挥税收的级差调节作用, 抑制资源浪费[2]。同时, 下调甚至取消某些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 对那些两高一资 (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 生产企业形成严厉的约束和压力, 迫使其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4.1.2 推动环境成本内部化

第一, 完善环境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环境也是投入生产的要素之一, 这一要素价格既要反映环境的稀缺性、可再生性, 也应反映破坏环境造成的损失以及为恢复环境所支付的费用, 因此, 应将环境产权纳入企业生产成本, 设立生态成本补偿办法, 包括征收“三废”超额补偿费、排污费, 完善高耗能行业的差别电价和水价机制, 迫使企业合理有效地使用环境要素, 摆脱高能耗、高污染局面。

第二, 征收环境税。2012年广东全省污染减排工作会议指出, 2011年广东省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比不降反升, 增幅比例达到1.03%和4.90%[3];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两项指标虽然同比下降, 但农业源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同比分别上升1.33%和1.38%。此外, 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的减排总体情况也不理想, 其中至少有一项指标上升的多达19个市。广东未来四年的减排形势异常严峻。

结合广东省实际情况, 可借助国家环境保护部初定2013年拟开征环境税的契机, 申请为改革试点, 尽快征收环境税。环境税征税范围可锁定为工业三废, 主要对二氧化硫、废水、固体废物和二氧化碳征税。征税标准根据资源的使用量或污染物的排放量从量计征, 税率可设一个全省统一最高限额, 由各地级市政府根据本市生态环境的状况制定当地阶梯式税率, 税收用于地方政府治理污染;同时, 将税收与企业节能减排挂钩, 对一些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高碳企业, 应扩大征税范围。通过征收环境税, 使环境污染者和资源使用者承担其排放污染量与资源补偿等量的税收, 能有效遏制和扭转工业对环境资源过度索取的局面, 逼迫其采用有利于环境的技术, 从而实现高碳企业向低碳转变。

4.1.3 落实“营改增”, 促进产业转型和转移

“营改增”可以克服重复征税的弊端, 对于大部分企业可以降低税负, 尤其对于小企业, 提高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后, 众多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可以按照3%的征收率纳税, 税负降低明显。然而, 实行“营改增”, 将产品和服务一同纳入增值税下, 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企业 (因为人工成本较高, 而外购的设备及材料较少) 的税负会较高。从增值税的角度讲, 如果外购的设备、材料或者劳务当中能够抵扣增值税的越多, 税负会较低;反之, 如果全靠自己封闭式进行生产的话, 没有任何的抵扣, 那么税负就会偏高。

因此, 应有效地落实“营改增”, 完善结构性税负机制, 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的基础上, 新增2~3档低税率。根据该行业对环境、资源、土地、劳动力等消耗情况划分至所属税率, 以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型, 或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

4.2 以机制改革实现倒逼

4.2.1 完善科技成果权益保护机制

在目前实施的“双打”过程中, 广东各有关部门已立案查处“双打”案件2万余件, 涉案金额16.7亿元, 其中重大案件252件, 捣毁生产、销售窝点961个, 罚没物品916万件。由此可见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猖獗。

为遏制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 应建立起更为严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制定知识产权认可、技术转移等制度和政策, 推动核心技术专利化和标准化, 加大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 严厉查处和打击各种侵权、假冒等违法行为, 切实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 应提高知识产权的使用成本, 对于恶意侵犯知识产权、以窃取他人创新成果为生的企业和个人必须依法惩治, 而不能以罚代刑, 甚至可使其在经济上付出惨重的代价乃至无法生存, 从而逼迫企业自主创新[4]。此外, 还需加大对品牌与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提高企业和公众自觉维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技术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 促进企业积极转型。

4.2.2 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政府科研资金应优先支持产学研结合开展的高新研发平台, 支持以企业为中心, 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的以产权为纽带的各类技术创新合作行为, 将具有创新性的技术成果从科研单位转移到生产部门, 使新产品工艺改进、效益提高, 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此外,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 产品价格逐渐下降, 创新能力不足和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将导致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下滑, 应进一步完善产学研合作中利益分享和保障机制, 把知识产权和利益分配作为驱动产学研合作的主要经济杠杆, 迫使这些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加大研发投入, 自主转型升级。

4.2.3 建立自主创新协调联动机制

2011年, 虽然广东省R&D经费占GDP比重提高到1.85%, 但仍低于北京 (5.5%) 、上海 (2.9%) 、江苏 (2.1%) 、浙江 (1.96%) 等省市水平, 更落后于日本 (2008年3.44%) 和韩国 (2008年3.36%) 等国家的水平, 也落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 (2008年2.34%) , 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仍亟待提高[5]。广东应积极建立健全组织重大创新项目的联动机制, 围绕广东省及各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策划各类重大自主创新项目, 提高科技资源的集成度, 在资金、技术、土地、环境容量等重要资源配置上加强产业界、科技界和资本市场的有机配合联动, 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此联动机制要求参与的企业必须契合一套严格标准, 包括该企业的行业地位、经济实力、技术含量、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率、生产运营是否符合节能减排要求等。这对于期望在行业内长期立足的企业具有一定的约束和规范作用, 有助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4.3 以载体建设实现倒逼

4.3.1 提高土地空间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一方面, 强化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控作用, 让市场定用地单位、定发展项目、定土地价值, 倒逼企业节约集约用地。逐年调高工业用地最低出让价, 使工业用地最低出让价高于国家标准;此外, 逐步提高土地使用税标准, 以税收杠杆倒逼企业减少粗放用地。

另一方面, 提高准入门槛。全面推进高碳产业集聚升级工程, 把大部分高碳企业分行业集聚迁移到产业集聚区, 力争到做到“集聚升级、控量提质、节能减排”。对有意落户产业集聚区的用地项目实行集体会审, 凡投资强度与容积率达不到要求的坚决“一票否决”;对新投产工业项目实行复核验收, 投入产出比在正常投产后第一个年度达不到要求的, 核减用地面积或限期追加投资, 从源头上提高新建项目的产出水平[6];对改变用途或超容积率等建设行为依法严格处置, 及时追缴土地出让金。

4.3.2 加大“双转移”的倒逼力度

广东省“双转移”战略实施3年多来, 全省已建成35个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区, 覆盖了粤东、粤西和粤北山区以及珠三角边缘地区的15个地市。然而, 广东省“双转移”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以下问题:土地总容量有限, 产业园区发展普遍用地不足, 园区产业发展粗放式用地的现象依然存在, 各园区之间的产业同构现象较为明显。基于以上问题, 可从以下两方面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一方面, 迁老旧。强化产业转移倒逼机制, 对发展后劲不足、带动能力不强的拟转移企业, 原则上不安排财政专项资金扶持, 不予错峰用电优惠, 依法对其加强劳动监察执法、环保执法和安全隐患巡查等, 综合运用环境保护、节约能源、最低工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 对低端企业进行快速清理淘汰, 并由各地市统一汇总上报已清理淘汰企业名单, 促其转移;同时, 也给暂未转移出去的企业带来警醒, 倒逼其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 迎高新。对新一代通信、新能源、生命科学、高端汽车等重大科技专项或特殊重大项目提供超常规支持, 力争在这些领域实现重大产业突破, 带动行业内的企业转型升级。

4.4 以结构优化实现倒逼

4.4.1 提升产业链层次, 建立产业退出机制

通过产业技术创新和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政策, 大幅度提升企业新产品产值率。一方面, 围绕广东产业发展的汽车及零部件、网络和通信技术及设备、新型电子元器件、可再生能源、生物制药、重大机电设备、绿色化工等重大科技专项和优先主题, 攻克一批具有全局性和带动性的关键核心技术, 争取培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业群,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重点突破研发、设计、营销、品牌培育、供应链管理和专业化分工等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环节, 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占据产业链高端环节, 全面增强核心竞争力。同时, 建立合理有效的产业退出机制, 加快低端企业退出, 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清理和淘汰低端企业。另外, 建立废旧设备调配中心, 使在竞争中退出的企业设备能够及时转化为可利用的资产, 避免因退出机制不健全而导致那些不具备必要的生产条件的企业因无法正常生产致使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甚至靠倒卖产品合格证维持生存, 严重影响行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4.4.2 继续强化节能减排机制, 淘汰落后产能

一方面, 继续强化节能减排机制。健全环评、评估、审批责任追究机制和部门协调联动机制, 强化建设项目环评管理, 深化环评审批制度。对低能耗、发展潜力巨大、清洁低碳环保的企业建立绿色通道, 提供优质服务;对两高一资 (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 项目则提高环保审批门槛。

另一方面, 大力淘汰落后产能。资源能源消耗高、二氧化碳排放多、环境污染重的落后产能已严重制约了工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只有淘汰落后产能, 才能为先进产能腾出环境容量和市场空间, 优化产业结构, 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应以冶炼、造纸、印染、水泥、制革、化工、化纤、电镀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为重点, 严格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节能减排要求和安全生产条件的落后产品、技术和工艺设备, 并根据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逐步淘汰和转移一批不具有能源资源利用优势、产品附加值较低的相对落后产能。

5 结论

依托从政策体系倒逼、机制改革倒逼、载体建设倒逼、结构优化倒逼所形成的“倒逼机制”, 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企业创新能动性弱的“惰性”, 弥补市场倒逼力度不足, 强化企业转型行为, 推动广东顺利完成“中等收入陷阱”下半场考验, 实现产业从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的高碳增长模式向低能耗、技术密集型、创新驱动型的低碳发展模式转变。

然而, 尽管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让众多企业具备了忧患意识, 但是以完成政绩考核为主要目的并不能给企业描绘出美好前景的蓝图。在倒逼机制的实施过程中, 将节能减排的压力变成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和抓手, 还需科学考虑不同地区、不同技术层次的企业在政策体系、机制改革等方面的承受力度, 真正做到科学倒逼。

参考文献

[1]南方日报.广东人均GDP跨越7000美元[EB/OL]. (2012-01-19) [2013-03-15].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2-01/19/content_7050906.htm

[2]李玮.倒逼机制:企业节能减排中的政府角色探析[J].理论学刊, 2011 (3) :78-80

[3]广东环境保护公众网.广东二氧化硫排放量不降反升, 5市被预警约谈[EB/OL]. (2012-07-09) [2013-03-15].http://www.gdep.gov.cn/news/hbxw/201207/t20120709_125680.html

[4]陈自芳.强化倒逼机制促进产业创新[J].浙江经济, 2007 (18) :26-28

[5]王一洋.广东发展蓝皮书[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2

路径选择机制 篇9

烟台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动因分析

烟台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是由内因牵动、外因拉动构成的动力系统, 而且内因和外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渗透, 有时也相互转换, 共同推进烟台城乡一体化进程。

(一) 烟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在动因

从烟台市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烟台城乡一体化的内在动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经济规模大、发展快、差距小, 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烟台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经济总量看, 2011年全市GDP达到4906.8亿元, 占山东省经济总量的10.80%, 继续位居山东省第二位。从经济增长速度看, 进入新世纪以来, 烟台市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年增长速度达到11%～18.8%, 发展势头强劲, 明显高于山东省10.1%～15.3%的平均水平 (见表1) 。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 烟台城乡差距明显低于全国、山东省平均水平 (见表2) 。这些都为烟台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社会和谐稳定, 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优良的社会环境

2007年烟台市委、市政府作出建设和谐稳定模范城市的重大决策。多年来, 烟台市以建设和谐稳定模范城市为目标, 建立健全“源头预防、利益协调、诉求表达、舆情研判、矛盾化解、严打防控、社会管理、教育引导”8项工作机制, 着力打造和谐烟台品牌, 实现了“平安”与“富裕”同行, 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五连冠”、两次捧得“长安杯”。和谐烟台建设促进了烟台经济和社会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创造了优良的社会环境。

资料来源:政府网站

3.县域经济强劲发展, 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稳健的操作平台

县域经济承上启下, 是建立城乡一体化新格局最直接的操作平台, 它一方面承接城市的辐射和带动, 另一方面向农村和农业进行辐射。作为联结城乡的纽带, 烟台市县域经济的作用日益凸现。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到目前为止共进行了11届, 烟台市最多的年份有5个县 (市) 进入百强县, 最少的年份也有4市 (县) 榜上有名。烟台百强县 (市) 占山东省百强县 (市) 的比重最高的年份达到23.8%, 占将近1/4 (见表3) 。县域经济的强劲发展, 加大了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力度。

资料来源:国家及省市统计公报

资料来源:中国县域经济网

4.交通发达, 城乡贯通, 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强劲的纽带

发达的交通网络是烟台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突出优势。目前, 烟台市基本形成了水、陆 (公路、铁路) 、空立体互补的交通网络。以公路为例, 全市公路通车里程1.48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439公里, 居山东省地级市第一位。条条国道、省道象一条条血脉把烟台市城乡之间、烟台市与全省乃至全国连接成不可分的经济肌体。一个发达的公路网就是“一个高效的物流平台”。由此, 城市对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就业等, 都有着直接而巨大的拉动作用。

5.资源丰富, 产业密集, 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产业支撑

烟台海洋渔业、地下矿产等资源十分丰富, 还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水果产地。在素有“金城天府”之称的招远市形成了黄金探、采、选、冶、金银制品加工、矿山机械制造配套成龙的产业链条, 并打响了“中国金都”的城市品牌。在北方石材进出口基地的莱州市形成了石材层递加工、多极增值的特色优势产业, 并打响了“中国石都”的城市品牌。这些特色优势产业, 有力地拉动了县域经济发展, 带动了农民就业, 提高了农民收入。

6.长期的探索和实践, 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积累了经验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 烟台市已进行了成功的探索,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实践中, 已呈现出多元化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如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统筹规划、整体推进模式, 这以蓬莱市为代表;以企业集聚化、产业集群化为特征的经济聚合拉动模式, 这以龙口市为代表;以农业产业化为特征的龙头带动、区域合作模式, 这以莱阳市为代表;以生态与产业融合为特征的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带动模式, 这以栖霞市为代表。这些成功经验为烟台的城乡一体化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有效路径选择。

(二) 烟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外在动因

1.重点区域带动战略的机遇优势

目前, 烟台市已进入重点区域带动的战略机遇期。在山东省实施的三大战略中, 烟台具有“三大战略”的叠加优势, 集两个国家级战略和一个省级战略于一身。三大战略的叠加效应将从空间布局、发展思路、资源整合、思维观念、政策效应等方面展现。三大战略的推进与实施必将促进烟台经济发展方式发生深刻转变, 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前, 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高端产业聚集区建设在烟台已初见成效。三大战略将使烟台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区域竞争优势, 明显提升城市竞争力, 从而大大增强以城带乡的力度, 加快城乡融合步伐, 推进烟台城乡一体化进入一个新阶段。

2.城镇化进入推动城乡融合的最佳时期的优势

国际经验表明, 当城镇化水平处在50%左右时, 是推动城乡融合的最佳时期。2011年烟台市城镇化为56.5%, 其城镇化率远高于全国和山东省平均水平。所以, 无论是战略取向、政策环境, 还是成长趋势, 都说明目前的烟台市正是城市文明开始向农村渗透和传播以及改善城乡关系的最好时期。

3.对外开放优势

作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对外开放是烟台最大的优势和潜力所在。近年来, 烟台投资环境日新月异, 产业基础日渐雄厚, 成为外资争相追逐的“宝地”。烟台市按照“全方位、高质量、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的原则, 突出在3个方面实现新的更大的突破, 推动全市农业国际化进程向纵深发展。一是在国际市场开拓方面, 在抓好产地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建设的同时, 在全市实施了“出口农产品绿卡行动计划”和“烟台苹果出口行动计划”, 把更多的农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二是在农业领域招商引资方面, 制定完善鼓励投资农业的优惠政策, 多方吸引民间资本和外资直接投资农业项目;三是在引导企业走出去开发境外农业方面, 组织和支持有实力、有优势的农业龙头企业率先到国外投资办厂、开发基地, 积极参与国际资源开发, 发展境外农业, 实行跨国经营。对外开放, 使烟台城乡一体化增添了强大动力。

4.地缘优势

烟台地处胶东半岛, 毗邻黄海、渤海, 占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整体规划的重要位置, 是打造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的骨干城市, 处在国家开发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重点区域, 是环渤海经济圈的南翼中心城市。德龙烟铁路建成后将形成山东北部沿海大通道, 烟台与环渤海区域以及鲁北、鲁中、鲁西地区连接将更加紧密。从东北区域看, 烟台是面向日韩经贸往来的前沿, 推进中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和中韩铁路轮渡项目, 将进一步确立烟台作为东北亚投资、贸易和合作的前沿和门户。由此, 烟台具备了良好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 这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烟台市实现城乡一体化制约因素

(一) 观念束缚仍然存在

长期以来, 我国在城乡关系上存在着“重城轻乡”的观念倾向, 由于传统思想观念的惯性, 在城乡关系上还存在着许多片面的认识和看法, 城乡统筹发展仍面临着观念障碍:一是“重城轻乡”、“重工轻农”观念不自觉作祟;二是城乡一体化的自然结果论。城乡一体化的自然结果论认为城乡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自然结果, 没有正确理解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克服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一些地方对新形势下城镇化进程的规律和特点把握不够, 在就业、社保等方面仍然实行城乡分治, 尚未建立起统筹城镇化和扩大就业的协调推进机制。打破这种观念上的障碍, 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基础。

(二) 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还未破除

20世纪90年代以前, 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进入新世纪后, 虽然政府对传统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不断的调整, 但从根本上看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根本突破, 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管理体制还没有根本破除, 城乡之间的体制障碍依然严重制约着城乡统筹发展。

(三) 理论研究和指导还不够

当前, 城乡一体化的推进遇到许多实际问题, 而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又缺乏成熟的理论研究基础作指导, 因而影响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比如, 如何通过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 农民的宅基地能否流转、如何流转, 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如何规范和引导迁村并居工作……这些热点敏感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利益, 解决的是否到位又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 必须高度重视, 加强研究, 稳步推进, 不可操之过急。笔者认为,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 应该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上下更大工夫。

(四) 城镇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

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是造成经济社会结构扭曲的重要因素之一。2011年烟台城镇化率虽然达到57.2%, 但在山东省排名仅为第6位。“十一五”以来城镇化率年均递增只有0.7个百分点, 低于山东省年均0.86个百分点的平均水平。从市区人口看, 烟台市区人口180万, 仅占全市人口比重27.7%;而青岛占42%;济南占53.6%。城镇化滞后的负面影响体现在:一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 使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对外贸易;二是城镇化滞后使得城市的聚集效应难以形成与提升, 进而影响服务业发展;三是服务业滞后进而又影响到地方财力。

(五) 城市拉动力还不够强

中心城市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当今, 中心城市正在成为未来区域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的、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和集聚地, 其经济发展态势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中心城市能力和水平的强弱, 决定着一个城市的承载力、辐射力和带动力的大小, 甚至决定着城市形象的优劣。从烟台来看, 中心城市综合实力不强, 辐射带动功能弱。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心城市经济势力弱。济南、青岛中心城市经济总量都已占到全市的50%以上, 而烟台市目前只有40%左右。二是资源整合不够, 主导功能不强。前些年, 烟台市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 已形成一个由6区组成的新市区;但6区还没真正融合起来, 城市资源布局较为分散, 资源的整合效应还没有显现出来。近年来, 烟台市城区融合的速度在加快, 但仍未形成足够的聚集效应, 因而烟台中心城市对全市经济的拉动力不足。

(六) 全面有效的评价体系尚未建立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 要科学地分析和反映这一特定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及动态变化规律, 确定合适的发展战略, 选择合理的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 无疑需要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对城乡一体化进行量化监测。当前, 国内还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城乡一体化评价体系, 这为一个地区准确判断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 确定发展目标、制订工作措施增加了难度。据笔者了解, 一些地区根据当地实际也制定了城乡一体化评价体系, 但更多的是从研究的角度, 没有进入政府政策操作的层面。烟台市也不例外, 目前还没有一套成型的评价体系, 这不利于对城乡一体化以及各构成系统的动态演进和各县市区间的差别进行测度和分析, 也不利于城乡一体化战略目标、措施的制定与落实。

烟台市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一) 增强城乡一体化的理念支撑

转变观念要做到“四破四立”, 即破“二元结构”思想, 立城乡一体化观念;破“城堡经济”思想, 立城乡市场化观念;破厚城薄乡思想, 立城乡协调发展观念;破行政推动思想, 立市场运作观念。总的工作思路是立足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城乡空间发展的整体性, 统筹安排城乡劳动力资源, 合理配置城乡生产要素, 调整城乡产业结构, 把城乡市场资源有机结合起来, 建立统一的城乡社会经济网络, 做到城乡互融、协调发展。在实施过程中要坚持4个结合:一是坚持繁荣农村与发展城镇相结合, 二是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 三是坚持凝聚内力与借助外力相结合。四是坚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为此, 一要在指导方针上真正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全局意识, 做到城乡发展一盘棋。二要在战略上通过积极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等手段, 在经济社会总体发展规划中突出体现农业的基础地位,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适度提高财政支持、补贴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水平与质量。三要在战术上采取有效措施, 加大城乡统筹力度, 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四要在舆论宣传上及时总结推广先进典型经验, 并加以推广。

(二)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

“十二五”时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所以, 要在推进土地、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方面有新举措, 尤其要下决心改革户籍制度。为此, 一是重视建立城乡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及例会制度, 定期分析、研究、解决城乡一体化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形成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机制。二是重视提高市域城乡一体化和县域城乡一体化的联动效应, 促进市县互动, 协同实施, 整体推进, 形成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合力机制。

(三) 明确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产业重点

一方面, 烟台已有了相当的经济与产业基础, 目前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 壮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层次, 推动城市产业向农村辐射和延伸。另一方面农村要通过产业化经营, 提高农业工业化水平, 实现与城市的对接、融合。为此, 要按以下原则确定产业支持的重点:

一是有利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原则。农业产业化是联结城乡、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纽带。因此, 县域应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这是以城带乡的关键环节, 也是县域工业发展的优势所在。作为地方政府, 首要的是转变观念, 积极为龙头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并对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 在财政、信贷及其它政策方面予以重点扶持。

二是有利于增加农民就业的原则。一方面, 目前农村还有大量劳动力需要转移, 另一方面,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又会催生大量失地农民。因此, 产业的选择应重点考虑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三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目前, 要努力避免和杜绝城市污染产业向农村转移。现在污染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的趋势比较明显。所以, 重点支持的产业一定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目前要以发展循环农业为抓手,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环保支撑。烟台是一个农业大市, 为此应在如下几方面作出表率:一要积极推进以沼气为主的农村新能源工程;二要大力实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程;三要突出抓好“白色污染”治理试点工程;四是要着力推进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工程, 大力推进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

(四) 加大县级城市建设力度

以县城为依托, 培育一批区域性骨干城市, 这对加快推进烟台城乡一体化而言十分迫切。县域经济承上启下, 县域城镇尤其是县城在整个城镇体系中具有上接大城市下连小城镇及广大农村的区位优势, 因此, 培育县城, 推进其尽快发展成为中等城市, 强化其载体功能, 这对于加快烟台城乡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 加强对重要问题的研究和评价体系建设

定位复归与路径选择 篇10

关键词：法院；管理权上移；定位复归

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取向已经明朗，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是司法权国家事权属性的定位复归，意味着司法改革将要向去地方化、体制性独立迈出关键一步。

一、定位复归：法院管理权上移的理论渊源与价值功能

司法权作为国家事权是与立法、行政并列的国家基本职能，在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国家的权力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法院人财务管理权上移至省一级，代表着司法权的去地方化和向国家职能的定位复归。法院人财物管理权上移对提升我国法院整体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加快国家法治进程的驱动意义不可估量。

（一）法院管理权上移的理论基础

1.司法权国家事权的属性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主权派生的。作为国家法实施环节的司法，国家通过建立专门机构的司法机构并赋予其司法权，从而实现国家的职能。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承担着维护国家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和国家统一的职责。

2.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

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从司法权的活动内容看，司法是由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解决一定主体间法律争讼的活动，作为法律实施重要环节的司法权体现了复归国家事权的需要。

当然，现阶段将法院的人财物完全由中央统一管理，尚有一定困难。为此，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先将省以下地方人民法院人财物由省一级统一管理。

（二）法院管理权上移的价值功能

推动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不仅是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是我国权力体系的重要改革，不仅确保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也展现了司法、行政分权制衡的关系图景。

1.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一直以来，法院的人财物管理存在不够科学合理的地方化和部门化问题。国家设立在地方的法院，由于地方政府代行人财务管理权没有严格的权限界定和运行程序规定，法院实际上已成为地方的一个职能部门。

2.司法权监督制约行使权

权力具有不平等性、交换性和增值性，天然的存在扩张和滥用的可能。如果权力不能受到另外一种与之大致相同法律地位和实力的权力监督和制约，那么权力滥用必将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力，引起社会的无序和溃败。

3.司法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均衡发展

法院管理权上移，实行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对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地方法院均衡发展无疑也具有积极意义。

二、路径探析：法院省级统管主体之选择及运作机制

司法权作为中央事权，理应由中央统管，但考虑到法院个体多、队伍庞大等实际情况，先将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由省一级管理。

（一）法院省级统管主体之选择

目前，最有可能作为省以下法院统管主体的是省人大、省高院。

1.省级人大作为统管主体

省级人大作为地方权力机关与高级法院是产生与被产生、监督与被监督的单项制约关系。现行省级人大及常委地对高级法院及中级法院和铁路运输法院的人事行使任免权。

2.高级法院作为统管主体

高级法院是省级行政区划内最高层的法院，负责着省级行政区内各个法院的审判质效及司法人员绩效考核。基于高级法院在管理地方各级法院方面业已形成的权威和信息优势，可以合乎情理地预测，高级法院有可能在省以下法院统管主体的选定中竞争胜出。

（二）背后逻辑及价值辩析

1.尊重司法规律

司法规律是整个司法过程的标尺，司法活动只有围绕司法规律这根标尺开展具体的司法活动，才能保证司法活动的准确性。[1]省以下法院人财物实行统管的实质是对引发司法权运行脱离司法规律的管理体制进行修正，为此，法院统管主体的选择必须把握司法固有规律，按照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选定法院统管主体。

2.利益衡量

省以下法院由高级法院统管，则高级法院就成为利益的相关方，高级法院兼具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地方法院失去地方资源的支持后，在人事任免、经费保障等方面与高级法院的上下博弈中必然会处于弱势，高级法院在编制和预算分配上会优先考虑自己。

三、路径选择：法院人、财、物管理权上移的进路

本文的逻辑起点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围绕“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进行制度构建是本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法院管理权上移实行统管还没有可供总结经验的相关改革实践，笔者在把握司法固有规律的基础上，以域外法官管理制度为参考系，为法院管理权上移的制度设计寻找进路。

（一）法院管理权上移统管主体之制度设计

前文已对法院管理权上移实行统管的可能主体进行探析及对台湾地区的法官管理制度进行了考察。笔者认为，在省级人大设立法官管理委员会负责法官的选任是最切实可行的方案。

（二）法院管理权上移之财政预算

地方法院长期无法解决的省级财政保障问题在法院人财物管理权上移的改革中得以实现。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就是等于对某人的意志控制权，[2]法院的财政预知摆脱地方政府无疑为法院独立、公正司法提供了坚定地物质基础。

（三）法院省级统管之延伸思考

1.对去地方化的重新报评估

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省以下法院人财物实行统管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评估，该制度安排能够多大程度上摆脱地方化的干预，究竟哪些因素影响着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2.高级法院与现行行政区划适当分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在省以下法院人财物实行统管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应把重点放在高级法院这一层级，以使高级法院与省级行政区划适当分离。可考虑案件数量、当事人便于诉讼等因素，将地理位置相邻邦的高级法院进行合并。

参考文献：

[1]陈卫东.未来五年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河南社会科学，2011（2）.

[2][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96.

作者简介：

林晓梅（1978～），女，福建福清人，200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律本科（自学考试），明溪县人民法院行装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