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现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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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现代诗歌（通用6篇）

篇1：谈论现代诗歌

“向昼夜学习的事我已思考过了”

翻动书卷的声音现在变得十分响亮

——声音从眉际划过：“……很多年前

书卷依次摊开：那些劝喻始终是灰暗的我们刻苦练习的晨昏渐渐蜷曲

劝喻者成为鸣叫的黑猫站在墙角”

谁的身影跃上了现在的天空——？

“至于幸福可以从骨肉谈起……”

如果指点的手势疼痛

证明世界开始变了而世界也将疼痛

——“如果灵魂已堆满华丽的词句

灵魂有可能代替碑石？”

有人在书卷的最后一页上翻查出未来的天色

“呵这是苦晴这是别无选择的阴

这是擦亮梦境的雨……虚假之雨”

“我也想褒扬城乡间纷杂的梦想锄声酒

在市街上反复碰撞的名字……”

“一个人代表时代。一个人

代表了怎样的时代？”

“而向美与丑学习的人交替出现”

谁这样说？让他站起来说。

让他走到高处去说。看透时事的目光渐渐浑浊

“没有谁愿意用争辩者涨红的脸

拼贴某种有益的日历。”

篇2：谈论现代诗歌

当我们和西川谈论诗歌，我们在谈论什么？资料：西川，诗人。1981年，西川从北京外语附校考入北大西语系，之后结识了校友骆一禾和海子。在八十年代的北大校园，诗歌繁荣，西川、海子、骆一禾，并称为北大三诗人。1989年，海子卧轨自杀，51天后骆一禾因脑出血死亡。之后的三年中，西川的诗友戈麦、张凤华相继自杀。现在，西川是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老师。【1989年春海子去世以后，西川（左一）与骆一禾（左二）、老木、欧阳江河、翟永明等合影于中国美术馆前】

在麦地的黄昏我的眼睛久闭被烟草吸干的味觉持久如果我能因此而不朽我甘愿做一个诗人，痛苦一辈子，或者快乐一辈子在麦地温和的黄昏一直向前，走近那道灰色的高墙和但丁握手此外不和任何人相遇”。

——1986.8《云瀑》节选

西川

当我们和西川谈论诗歌，我们在谈论什么？

相较诗歌，普通人更关心诗人的死亡。而面对西川，普通人更关心海子的死亡。这也造成西川的困扰，有人甚至来询问顾城的死，但他和顾城并无关联。

1.海子西川：我见过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更好的海子。很多人纪念海子，说海子是天才。我说“天才”对你来说就是个词儿，“伟大”就是个词儿。你知道他倒霉的时候什么样？他沮丧的时候什么样？别人挤兑他的时候什么样？但是我知道。海子跟顾城，是两个已经被符号化的诗人，他们成为两个事件。他们的作品很好，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大多数诗人不是这样生活的，你跟我说一个自杀的诗人，我能给你说出十个不自杀的诗人。

大部分西川的采访，关于海子，关于骆一禾，关于戈麦，但都不关于西川。直到接受我们采访前两天，他说有家杂志第一次问到他，这些亲密诗友的死亡对他的影响。

2.死亡西川：这些死亡扑面而来，我本能的躲闪，突然接了地气。我整理海子遗稿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海子往东走，我绝对不往东走。写作是危险的，它是个黑洞，离的近了很容易被吸进去。你要没足够的力量，你就玩儿别的去。3.孤独西川：一个人能从写作中获得的报酬是什么？马尔克斯说，一个被写作训练出的头脑，能够一眼就认出另一个被写作训练出来的头脑。这像个秘密似的。可能你会忽然发现，你在北京，但是在墨西哥城的某一个咖啡屋里，坐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从来未曾见过的，你的知音。

现在说起诗人，遥远、疯狂。诗歌的时代远去，但写诗的人还在。这像是发现《百年孤独》的作者和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奇妙的时代关联感。【摄影：肖全】 4.诗人的疯记者：不疯还叫诗人吗？西川：疯是分什么疯。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几十年都在干一个没人干的事儿，难道这不是个疯子干的事儿么？我就安安静静的干一个疯子干的事儿。

5.什么是诗歌？西川：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有个说法，他说你如果盖一个桥，你会做很多计算，所有的计算都是科学的。但是最后无论你计算的多精确，总会有那么0.5毫米的误差。这个误差是什么？他说这个误差就是诗歌，就是上帝，就是虚无。总有0.5毫米你算不到的地方，那就是上帝存在的地方。而有误差才是完整的科学。

6.现在这个年代，是否还有诗意？西川：诗意对我来讲就是不断的发现，不断的从一个新的意义上命名。所以对我来讲，哪个时代都有诗意，只不过这个诗意不是一般人理解的月亮、秋天、下雨、开花。

篇3：谈论现代诗歌

一、早期阅读vs早期不阅读

假如我们把幼儿(我指的是幼儿园3~6岁的孩子) 一日的时间稍加区分,就会发现,幼儿10~12个小时用于睡眠,3~4个小时用于吃饭,饭前准备,饭后活动,1个小时用于上厕所、洗手。这样算下来,可以支配的时间,每天也不过6~8个小时,这里还不能包括用在路上的时间和听大人唠叨的时间。那么,这6~8个小时,孩子们在做什么呢? 幼儿园里必须进行的室外活动占去了2小时,幼儿园上下午都有集体教学活动,加上区角活动,占去3小时。算一算,就只有2小时了。

那么,早期阅读,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 1.家庭中每天在睡前或者孩子喜欢的其他时间, 家长和孩子一起读一到两本书,聊一聊,20分钟,足够了。 2.早期阅读不一定读绘本, 睡前故事也可以, 听读和阅读同样重要。 3.早期阅读还包括对日常文字符号的认知,可以在行走坐卧间进行。 4.大人把自己读到的与孩子有关或者孩子可能感兴趣的报纸、图书内容,与孩子分享,这很有趣,也很重要,这是一种阅读氛围。 5.幼儿园不一定开设阅读课程, 但是要有阅读时间, 有爱读书的老师,有读写意识和环境。 6.阅读环境更多是一种心理气氛,关掉电视、电脑、拿起书本,这是第一步。

所以,我们讲早期阅读,实际上是在PK不阅读。

那为什么不能让孩子长时间看电视, 而是要让孩子读书呢? 1.我们的眼睛在阅读时,眼球靠后面的六条睫状肌做横向的扫描运动,因此才能逐行阅读,或者做画面的扫描,而我们在观看电视的时候,是不需要这个动作的,长期下去,眼周肌肉得不到锻炼,视力就会受损。 2.我们在看书时,要受到阅读速度的控制,有人读得快,有人读得慢,速度根据自己的能力调节,在调节的过程中,能力逐步得到提升,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即使是图画书,也有阅读节奏,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在一个画面上快速通过或者停下来思考, 但是看电视的时候,观众必须去适应电视的节奏,信息接收的过程是被动的。 3.长时间观看电视,电视产生的静电会裹挟空气中的灰尘落在孩子的脸上, 孩子会用眨眼、抽动等方式对这些微小的刺激做出反应,长期如此,可能会形成抽动症,也就是我们常见到的不自觉的 “挤眉弄眼 ”的孩子 ,他们大多是长时间看电视的受害者。 4.孩子长时间看电视,往往是家长陪伴缺失的结果,因此,人与人的对话减少,口语交流不足,孩子无法得到及时反馈,从而造成表达上的不足。

这样想一想, 我们还能把孩子长期留在电视前面吗? 有人说,电视里的XX(卡通形象)教会了我的孩子便便、吃饭、有礼貌……不能不说,一些好的电视节目可以为孩子树立正面榜样, 减少家庭同龄同伴不足带来的问题。但是,这依然不是把孩子独自留在电视机前的理由,因为孩子的学习不是靠听、看会的,是靠做会的,是靠及时的正向反馈获得的。在阅读中,孩子的眼睛会随着家长的手指在画面上移动, 从而锻炼了眼周肌肉, 避免阅读障碍的形成; 通过自己反复翻阅图画书,形成学习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不会受到静电尘的刺激;和家长共读的过程就是亲子交流的过程,学习真正的人类语言的运用。

所以,我们说早期阅读,是想让孩子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远离电视等设备,开始进入图文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早期阅读是一个必须“大做快做多多做”的事情,相比起孩子的身体运动、直接经验获取、日常生活技能和习惯养成、亲子间的信任感等,早期阅读只是一个“背景音乐”,我们有那么多途径可以帮助孩子获取主动性、信任感、良好的人格和品格,早期阅读不是唯一的办法。因此,早期阅读,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于看电视而言,更好的选择,更有益于儿童发展的选择

二、早期阅读vs早期苦阅读

早期阅读的第二个对手是早期苦阅读, 这是对于那些太把孩子的前途未来锁定在名牌大学身上的家长而言的。我们都知道生活竞争日益激烈,我们都期待孩子为将来的“血雨腥风”做好准备,但是,我们有没有仔细思考,应对未来,我们该准备什么?

大学毕业就业竞争的压力被转移到高考、中考、小升初甚至幼儿园入学。假如我们辛辛苦苦20年,就是为了找一份朝九晚五年薪还买不起大城市一平方米房子的工作,那么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我们不能把眼光放得再远一些吗? 教育的全部目的只是教人更好地生活、幸福地生活。当我们把逻辑建立在机械的读书、赚钱、生活的死循环上,我们的眼前就只能剩下分数,而忽略了获取这个分数的人的感受。他幸福吗? 他快乐吗?

任何知识经验都不可能灌进孩子的脑子, 任何道德规范都不可能贴在孩子的身上,只有孩子有兴趣、主动地去吸纳了,那些人类千百年来的智慧精华,才能被他吸收,他才有可能参与到人类更加无限的创造中去。所以,我们要和不顾孩子感受的苦阅读来PK。

(一)早期阅读的目的不是外在于孩子的

早期阅读的目的在于让孩子接触印刷形式, 积累阅读经验、丰富阅读审美体验,感受文学表达形式,从而形成自己的阅读习惯, 把阅读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选择,从阅读中获取经验,感受快乐,获得共鸣。为孩子提供图画书、文字材料,都是出于对孩子需要的满足, 对孩子兴趣的响应。当然,在这过程中,成人会有自己的目的,例如我们更倾向于给孩子选择正面的形象、有趣的故事,具有审美情趣的图画,而不是低俗恶劣、枯燥无味、粗制滥造的东西。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孩子阅读的愉悦,以及我们的文化品位的自然表露。

太过刻意的目的,例如塑造孩子良好的品格、教导孩子正确的行为、教会孩子某项知识技能,并不是不可以, 但成人往往会觉得自己的投入得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实际上,这些良好品德行为和知识的获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等于学的过程, 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结果。在懂得给予的同时,还要懂得等待,等待孩子自己来吸收、消化。对于孩子来说,所有这些成人赋予的目的,都不如他们自己的兴趣来的直接、有效和持久。

(二)早期阅读不等于早期识字

那些称之为大师或者成功地为孩子设计图画书、编故事的人,他们在创作图画书或者故事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他们懂得用图画和文字为孩子讲述故事,真正能让孩子理解、喜爱的故事。无论是文字的形式,还是图画的形式,都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其核心是故事。故事都是有结构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时间、地点、人物的要素,和联系这些要素的起承转合。不论孩子是通过成人的朗读、通过自己看图画,还是这两者的结合,在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故事感,形成了对于故事结构的掌握,然后再结合自身的经验,慢慢理解故事所要表达的意思、道理或者知识。这些都是早期阅读的功能。

但有些人却误以为,假如孩子不识字,谈什么阅读呢? 尤其是,如果孩子在6岁以前,能认识几百上千个汉字,他们不就可以大量阅读、自己阅读了吗? 这样,他们的知识增长速度会更快,道德水准会更高,语文水平也会更高……所有这些期待,都基于一种假设,那就是会识字就等于会阅读,而实际上,单个的识字如果不配合大量的美好的阅读经验,没有强烈的阅读兴趣,没有主动的思考过程,没有对于故事结构的积累和掌握,仍然无法实现阅读的效果。最可怕的是,有些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识字量,而牺牲了有趣的阅读,让阅读提早变成一件痛苦的无趣的事情,从而造就了一批会识字,但是不想阅读的孩子。

(三)早期阅读不等于早期阅读教育

早期阅读最主要的发生场所应该也必须是家庭, 亲子间其乐融融的气氛加上好看的图画书, 好听的故事,造就了真实的阅读气氛,和谐的阅读空间。在亲子阅读中,成人把好听的故事带给孩子,孩子随时可以提出问题,成人诚恳而感性地作答,于是便有了最佳的童年阅读体验。这都将为孩子一生的阅读打下良好基础。

反之,假若家长把亲子阅读视为重要且刻板的“教育”活动,要孩子说出每本书告诉我们什么道理,记住每本书的情节,回答出为什么、怎么样、后来等等问题, 就生硬地破坏了这种阅读体验。阅读过程中,家长不是不可以提问,恰到好处的提问会让故事更加起伏跌宕, 扣人心弦,而不良的问题,则会让孩子觉得趣味全无。原则很简单, 就是要跟随孩子的兴趣, 引导孩子的兴趣,所有的提问和交流,都紧跟情节发展,让提问为阅读服务,而不是让阅读为回答服务。早期阅读必须是快乐的过程,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否则,痛苦的大量阅读只能为未来的发展埋下隐患,而不是播种下“幸福的种子”。

三、早期阅读vs早期独阅读

假如存了一种心思:“让孩子早早识字吧, 让孩子早早阅读吧,这样,他就可以自己去读书,不要来烦我啦! ”虽然行为是一样的,给孩子买书,带孩子阅读,但目的不同,心态不同,效果也一定不同。想要早早摆脱孩子“纠缠”的父母,可能是工作辛苦的父母,可能是心态尚不成熟的父母,可能是有实际困难的父母,但无论如何,想要推卸做父母的责任,一定会在日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因此,必须说,早期阅读不等于早期独阅读。

亲子阅读过程中, 家长不仅仅是一个朗读器,否则,要录音机就好了,录音机里播音员讲的比你更加字正腔圆、生动有趣;家长也不仅仅是个供货商,给孩子买很多书就好了,否则,把孩子放到一个图书馆,就好了。家长在给孩子提供好的图书、朗读故事的背后,有着自己的生活经验, 这份经验是和孩子共同生活的经验,没有人比爸爸妈妈更了解孩子,能更多地和孩子分享你们曾经共同经历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言传身教,我们都知道先天条件和后天环境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与孩子的成长密切相连呢?

和孩子一起读书,不仅仅是一个培养孩子的过程, 更是一个提高自身修养的过程,只要用心,我们同样可以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获得滋养,洞悉人性,完善人格。我们不可能给孩子一切好的东西,但我们可以给孩子最好的自己。一个懂得珍惜爱、懂得付出诚心、懂得敬畏生命、懂得享受生活、懂得守候幸福的家长,一定可以培养出一个正常健康的孩子,而所有这些,只要从和孩子一起读图画故事书开始,就好了。所以,不要想着用快马加鞭的方式来催孩子离开你, 而是要用细嚼慢咽的方式和孩子共同享受童年。

别怕孩子得到你的爱太多而舍不得展翅高飞,真正享受了爱, 知道了什么是安全港湾的孩子才能扬帆远航, 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份最安全的爱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他们。那么,让我们来总结一起读的要领:1.热情地把好看的书推荐给孩子;2.声情并茂地读给孩子听, 和孩子讨论、分享,回答孩子所有的问题,不怕不懂,就怕装懂,用诚恳来回答;3.坚持读下去,一直读到再也没有机会读为止;4. 孩子能看懂的和能听懂的相差大致2年的时间,所以,在4岁以后给他读一些稍微长一点的故事,例如儿童系列故事,你喜欢的诗歌散文,简短的新闻等等;5.不要急着让他读给你听,他有一天会想给你读的;6.每天不要读得太多,让孩子体谅你的辛苦,1~2本就好了,好好地说,他会懂得。

当我们谈论早期阅读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要收回孩子奔跑的脚步,和他们争夺游戏的时间;我们并不是要让孩子在阅读中学到多少东西; 我们并不是要让孩子早早丢开父母的手。我们谈论的是童年,是发展,是孩子应该有的幸福。我们期待孩子能够在早期阅读中找到快乐和充实的童年幸福, 期待他们能把阅读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一个国家的阅读史 , 就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成长史。 ”我们期待孩子们有丰满的灵魂,健硕的精神,能够独立判断和谐共处,理性思考感性生活。而所有这些, 都可以在阅读中实现。

篇4：谈论现代诗歌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每天都在激增的诗歌微信公号和微信群给诗歌生态带来的不容忽视的影响，甚至自媒体被认为给新诗的“民主”带来“革命性”影响。在碎片化、电子化和APP移动临屏阅读语境下即时、交互性的诗歌写作、阅读和批评实现了即时性、日常化和大众化。由此诗歌在公众中的地位和形象有所改变——诗歌回暖，诗歌升温，诗歌繁荣，诗歌重新回到社会中来，诗人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被空前拉近。面对着这些诗歌活动，我们正在迎接一个“诗歌活动”已达高峰期的时代。得出“活动多，好诗少”这样的结论是有其依据的。然而，我们必须回应的一个近乎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谈论诗歌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尤其是面对2015年诗歌写作和诸多现象，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愈益重要和不可回避。在诗歌“活动”已达高峰期的时候，研究者应对以上的诗歌判断做出审慎分析，而不要急于下结论。

与小说等其他文体相比，一百年来的新诗共识度和自信力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甚至很多时候招致大众和读者不满与批评的恰恰是诗歌。新诗一百年，其合法性在哪里呢？这似乎又到了重新为新诗辩护的时候了。这既涉及到诗歌的“新现象”又关乎新诗发展以来的“老问题”。围绕着2015新诗的一些新的现象和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在新与旧的对话中，我们重新来面对汉语新诗的场域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问题。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诗歌”与“大众”之间的平行或天然的疏离关系，诗人不在“理想国”之内。但是一旦诗歌和“大众”发生关联往往就是作为诗歌噱头、娱乐事件、新闻爆点。这又进一步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应有的公信力。然而被专业人士指认为缺乏基本诗歌常识的大众对诗歌和诗人的印象和评说往往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的仍然是专业诗人、读者和评论家们。我们更多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将一首诗和一个诗人扔在社会的大熔炉中去检验，把他们放在公共空间去接受鲜花或唾液的“洗礼”。对于中国文学场域来说，很多时候诗歌是被置放于社会公德和民众伦理评判的天平上。而公共生活、个人生活以及写作的精神生活给我们提供的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诗人如何站在生活的面前？一首诗歌和个体主体性的私人生活和广阔的时代现实之间是什么关系？

每当面对一年来的诗歌，我们总会满怀期待地想梳理它的“新面貌”，似乎今年的诗歌与去年和往年的总会有所不同、有所“进步”。实际上，诗歌正离我们远去，诗歌正在远离读者以及诗歌的边缘化、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大众读不懂新诗，这些声音这么多年来一直伴随着新诗的发展。很多人对2015年诗歌的最大观感就是诗歌很热闹，而且是不一般的热闹。在各种诗歌活动和诗歌事件中，尤其是微信强大力量的推动下，似乎暌违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朦胧诗热潮几十年之后再次降临，诗歌重新又回到了“读者”和“社会”中来，诗歌再次高调地走向了公众视野，新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被空前拉近了。确实，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对诗歌生态的影响已经成为现实，似乎每个人都成了毫无差别可言的“手机控”“微信迷”和“屏幕人”。近两年的诗歌在微信自媒体的推动下频繁进入到了一个个火热沸腾的社会现场，诗歌技术空前成熟，诗人的地区和国际交流（比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2015年中韩诗歌论坛、香港国际诗人之夜、第十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首届李白国际诗歌奖，为了促进两岸诗歌互动交流于2015年12月创刊的《两岸诗》）日益频繁。这似乎成了近两年中国诗歌的标志。

那么，诗歌真的“回暖”“升温”“繁荣”了吗？

就此问题，每个人的观感和判断并不相同。

支持者高呼雀跃认为新媒体尤其是微信给诗歌带来了民主、进步和自由的福音。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中国首部微信诗选》（团结出版社）的推出以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微信圈。反对的声音则认为微信平台上的深度阅读已经不可能，“新诗和读者的距离，这几年虽然有所缩短，但是仍然相当遥远，旧的爱好者相继老去，新一代的爱好者又为图象为主的新媒体所吸引。”（孙绍振《当前新诗的命运问题》）而黄灿然则认为只要你想读书即使微信上也可以进行深度阅读。显然，新诗与新媒体的关系已经被很多研究者提升到了“命运”这样大是大非的程度。著名诗人北岛更是认为新媒体所带来的是新的洗脑方式和粉丝经济，甚至成了一种“小邪教”，“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不断降低写作标准，以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文化（包括娱乐文化在内）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在我看来，‘粉丝现象’基本上相当于小邪教，充满煽动与蛊惑色彩。教主（作者）骗钱骗色，教徒（粉丝）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北岛《三个层面看生活与伟大作品之间“古老的敌意”》）。尤其是“传媒话语膨胀时代”的微信平台因为取消了审查和筛选、甄别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歌多元化发展，使得不同风格和形态的诗歌取得存在合法性的同时也使得各种诗歌进入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失范状态，随之也降低了诗歌写作与发表的难度。微信等自媒体并不是一个“中性”的传播载体，正如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所强调和忧虑的那样“新的媒介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那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所以一定条件下新媒体自身的“传播法则”会对诗歌的观念、功能、形态以及话语形式和评价标准都会产生影响。就当下诗歌来看，写作者、评论者和传播者的表达欲望被前所未有的激发出来，“自由写作”“民主写作”“泛华写作”“非专业化写作”正在成为新一轮的神话。“微信诗歌”作为一种新现象当然需要时间的检验，需要进一步观察、辨析和衡估，但是就已经产生的现象、问题和效应来看，也需要及时予以疏导和矫正。软绵绵甜腻腻的心灵鸡汤的日常小感受、身体官能体验的欣快症、新闻化的现实仿写以及肤浅煽情的“美文”写作大有流行趋势。一定程度上新媒体空间的诗歌正在成为一种“快感消费”，这与娱乐化的电视体验类节目的内在机制是同构的——每个人都能够在新媒体空间亲自体验各种诗歌讯息。微信诗歌话语的自身法则使得点击量、转载率的攀比心理剧增，也进一步使得粉丝和眼球经济在微信诗歌中发挥了强大功能。这使得诗歌生态的功利化和消费性特征更为突出，而“以丑为美”“新闻效应”“标题党”“搜奇列怪”“人身攻击”“揭发隐私”的不良态势呈现为不可控的泛滥，其中文化垃圾、意见怪谈更是层出不穷。即时性的互动交流也使得诗歌的评价标准被混淆，写作者和受众的审美判断力与鉴别力都在受到媒体趣味和法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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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限制性阅读”中每一个写作者都可以成为信息终端，写作的匿名和无名状态被取消，人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发言，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充当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角色，所以微信在一些诗人和研究者那里被认为给诗歌带来的最大利益和进步就是“民主”。这一民主化的平台极大推动和刺激了各个职业和社会阶层的普通写作者，甚至带有普及性的大众化的正在进一步扩大范围的“非专业写作”已经成为一股潮流。而微信这一“写作民主”的交互性代表性平台已经催生了“微信写作虚荣心”，很多人认为只有拥有了微信就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甚至滋生出了偏执、狭隘、自大的心理。与此同时电子化的大众阅读对诗歌的评价标准和尺度也起到了作用。由此引发的疑问是诗歌真正地解决“普及”和“大众化”问题了吗？碎片化时代的诗歌写作是否还具备足够引起共识和激发公信力的能力？尤其是在新媒体平台上海量且时时更新的诗歌生产和即时性消费在制造一个个热点诗人的同时，其产生的格雷欣法则也使得“好诗”被大量平庸和伪劣假冒的诗瞬间吞噬、淹没。与此相应，受众对微信新诗和新媒体诗歌的分辨力正在降低。而如何对好诗进行甄别并推广到尽可能广泛的阅读空间，如何对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做出及时有效的总结和研究就成了当下诗歌生态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与难题。新媒体平台也使得新诗的跨界和立体传播成为可能，而国内首档电视诗歌跨界真人秀节目四川卫视推出的“诗歌之王”显然是要将“边缘化”的诗歌与“大众”结合，而诗人与歌手的搭台（现场作诗、现场谱曲演唱）以及全国设立预选赛站点也显而易见是迎合了娱乐化的内驱力。

与这种诗歌“日常化”“大众化”和“非专业化”相应，一个重要的写作趋向就是随着以余秀华、许立志、郭金牛、乌鸟鸟、老井为代表的“草根诗人”的“崛起”和大量涌现。

2900个县城，三亿左右的工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众的“草根”诗歌写作群体，确实构成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新生态。这种自发的、原生的直接与生命体验相关的“大众写作”有别于以往的学院派、民间派和知识分子等“专业诗人”的写作美学。以“草根诗人”现象为代表的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这大体印证了米沃什的“见证诗学”。他们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与“草根诗人”现象相应，诗歌写作的题材化、伦理化和道德感也被不断强化，底层、草根等“非专业诗人”社会身份和阶层属性得到空前倚重。而底层经验、生存诉求、身份合法性在诗歌写作中得以一定程度的体现，这一趋向围绕着年初的余秀华事件展开并扩展开来（ 2015年1月13日沈睿的文章《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微信公号“民谣与诗”上发布，此文1月12日发在豆瓣）。余秀华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首印1.5万册几天即售罄后不断加印，《月光落在左手上》更是4次加印销量突破10万册，这在新诗集中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两本同名诗集在台湾的推出更是印证了“草根写作”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美学”，而且在社会层面更具有意想不到的“精神号召力”。此后，草根诗人写作作为一种“新媒体效应”被继续发酵增温。“工人文学奖”网站、微信公共号“中国打工诗歌精选”、“我的诗篇”持续推出“工人诗歌”的作品和讨论专辑，先后在北京和天津等地举办老井（矿工）、邬霞（制衣工）、唐以洪（制鞋工）、田力（鞍钢工人）、魏国松（铁路工）、陈年喜（爆破工）、白庆国（锅炉工）、绳子（酿酒工）等几十名工人“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以及2015打工春晚。在各种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推动下，这些农民工诗人和产业工人的写作现象引起主流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微信公号“我的诗篇”以及同名记录电影和诗歌选本“当代工人诗典”的推出都将“工人诗歌”推到了舆论的焦点。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五一特辑《工人诗篇》每天滚动播出。那么由此带来的思考则是诗人与厂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

当年哈特·克兰曾乐观地认为诗歌在机器时代的功能与它在其他任何时代一样，“它对人的价值最综合最完满的表现力仍在本质上不受科学的侵袭”。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就目前的工人阶层的诗歌写作来看，机器无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整体生存境遇以及精神状态都带来了非常“现实”的影响。许立志、余秀华、郭金牛、老井等这些“草根诗人”的诗歌写作为我们重新思考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察入口和美学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人诗人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业诗人”，而是来自于底层和生产一线的“草根”。这体现了诗歌的大众化和写作泛化趋向。这一自发的写作状态和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下人民大众抒发时代精神和现实观照的潮流，不仅是“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而且更重要的是真正做到了“人民抒写”“人民抒情”“人民抒怀”。对于身处底层的工人诗人来说，他们不像其他诗人那样奔赴现实，而是直接身处现实之中。他们的写作是直接来自于自身的生命体验，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进行对话，真诚质朴有痛感，是写实写真的具体而感人的“命运之诗”，展示了艺术最原初的鲜活形态。这一文学经验不仅关乎个人冷暖和阶层状态，而且与整个时代精神直接呼应。这些诗朴实、深沉，直接与生命和现实体验对话，具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和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草根诗人”写作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对现实和自我的认识深度不够，在处理现实题材和个体经验的时候没较好地完成从“日常现实”到“诗歌现实”的转换、过滤和提升。其中的写作有浮泛、狭窄、单一和道德化倾向，缺乏美学上的创造力，社会学意义大于文学意义。与此同时，人们在谈论这些“草根诗人”时又不可避免地与阶层身份、社会道德、公平正义、悲悯同情、身份焦虑、生存命运等“社会学”关键词缠绕在一起。甚至有论者提出要重启“阶级诗学”，而认为“工人诗歌”是被空前遮蔽的最具进步性和时代意义的写作代表的说法显然有失偏颇而值得商榷。对以草根诗人、工人诗人为代表的“非专业写作”的讨论至今仍方兴未艾，而诗歌的点赞、转发和刷屏更多则是依赖于诗人的社会焦点、热点。围绕着余秀华等“草根诗人”所生发的各种观点、立场不仅显示了移动自媒体时代诗歌在生产、传播、接受和评价等方面的新变，而且也揭示了不同阶层的人通过这些来自社会底层、基层的诗人所显现的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诗人的社会身份被强调甚至放大的过程中，体现了公众媒体和读者群什么样阅读心态和评判标准呢？在自媒体阅读、大众阅读和媒体人那里争相关注的并不是草根诗歌本身，而更多是这些诗人身份、苦难命运以及底层的生存现状和社会问题。实际上这也没错，为什么诗歌不能写作苦难？为什么草根阶层不能用文学为自己命运代言？针对“草根诗人”现象，中国作协创研部和诗歌委员会召开“草根诗人”现象与诗歌新生态研讨会，及时把脉，肯定其写作特点和意义的同时也准确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值得进一步疏导的写作方向，进而对大众化诗歌写作潮流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文艺报》以“聚焦‘草根诗人’现象探讨当下诗歌新生态”为专题展开讨论与争鸣。吴思敬、张清华、罗振亚、大解、彭学明、刘立云、林莽和霍俊明、李壮等人在《诗歌给了他们放飞理想的另一个世界》《草根诗歌是这个时代的痕迹》《他们用灵魂书写灵魂》《成熟诗人：既是“兽”更是“鹰”》《诗歌顽强告诉人们相信未来》《寻找语言艺术的原初形态》《“草根诗人”引发了什么》等文章中肯定“草根诗人”重建了诗歌与生活的有效关系，修复了诗人的“社会发声”能力，是接地气的感动写作、灵魂写作，甚至其情感冲击力、震惊性经验和艺术水准让一些“专业诗人”汗颜，同时也强调苦难命运和生存遭际并不等同于诗歌，应该把个体现实转换为语言现实，进而指出应进一步辨析“草根诗人”背后的写作机制、文化环境，尤其是有些媒体批评过于强化和放大了“草根诗人”的阶层身份、社会属性和伦理道德感。谈文艺实际上就是谈社会、谈人生。围绕着“草根诗人”所生发的各种观点、立场不仅显示了移动自媒体时代诗歌在生产、传播、接受和评价等方面的新变，而且也揭示了不同阶层的人通过这些来自社会底层、基层的诗人所显现的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草根诗人现象所引发的问题和值得深入反思的地方很多。如何维护诗歌和诗人的尊严，如何正确引导而不是沦为娱乐、狂欢和消费的事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文学新生态中亟待解决和正确引导的迫切话题。评价包括草根诗人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应该是历史的、美学的、艺术的和人民性的融合的观点，而不是断然割裂并在一点上极端放大。历史上被铭记的诗人往往既具有美学的创造性又有历史的重要性和时代的发现性。无论哪个时代，不管出现多么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和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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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会关注度极高的“草根诗人”写作，我们注意到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

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比如天津氰化钠爆炸后很短时间内就出现了几十万首的诗歌，但是这些与社会新闻和公共事件直接相关的写作几乎没有可供持续传播和认可的代表性诗作，这些诗歌可能比那片废墟看上去更像是“废墟”。而对生存问题的揭示，对生态环境的忧虑似乎正印证了一句当下最为流行的话——雾霾时代诗人何为？而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一部分人强调诗歌的“介入”“见证”“及物”“现实性”，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现场和烟尘滚滚的生活面前，将自己纳入到工厂甚至上千度的高温中去感受生活的残酷性；另一部分则认为诗歌应该保持独立性和纯粹性以及个体主体性，认为应该重新对“生活”“现实”“时代”惊醒衡估和再认识，也就是说难道有诗人是在“生活”之外写作吗？实际上二者各持的观点并非水火不容，关键之处是应注意到诗歌的“现实感”最终是“语言的现实”，因为诗歌的语言不是日常交际和约定俗成的，而是生成性和表现性的。而我们看到的则是微信话语、新闻话语和日常话语等“消息性语言”对“诗意语言”的冲击。而“现实”成为“现实感”必须要通过语言、修辞、记忆、经验和想象力来转换并最终完成为“文本现实”。在写作群体空前庞大、作品数量与日俱增的情势下，写作者的“整体图景”“个人风格”“公信力”“辨识度”正在空前降低。这是个体诗学空前膨胀的时代，而诗歌的现实介入能力、文体创造能力、精神成长能力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里也相应受到阻碍。而新媒体话语对诗人个体性写作的空前鼓吹，全球化语境下诗人的“世界写作”的幻觉膨胀，这都使得私人经验僭越了本土经验，小抒情取代了宏大叙事。也由此使得口语写作、私人经验、个体抒情、消解诗意、日常叙事的无难度写作成为普遍现象，“口语”沦为“口水”，“个体写作”导向的是“平庸”和“碎片化”，“自由”“开放”导向的是“自恋”和“自闭”。换言之，全媒体时代的诗歌写作空间如此开放，而每个人的写作格局和精神世界竟然如此狭仄，每个写作者都在关心自我却缺乏“关怀”，每个人都热衷于发言表态却罕见真正建设性的震撼人心的诗歌文本。这让人们联想到当年《芝加哥论坛报》对雷蒙德·卡佛的小说评价，人性关怀是第一要素——“他这些角色可能属于混蛋、晦气鬼、失败者、傻瓜、同性恋，但每一个这样的角色又都心存关怀。”

中国新诗自诞生至今已近百年历史，在这期间，中国新诗从草创、实验到动荡、建设，历经众多诗人的艰苦努力，取得了辉煌成就，部分作品经历时间检验已成为经典。而本年度的诗集出版不仅数量上呈现井喷趋势，而且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诗集代表了新世纪以来新诗多向度发展的成果。代表性的诗集主要有《在天涯》（北岛）、《大是大非》（欧阳江河）、《木心诗选》（木心）、《无端泪涌》（陈超）、《外面的风很冷》（向明）、《韩东的诗》（韩东）、《滴水成冰》（伊沙）、《去人间》（汤养宗）、《骑手和豆浆》（臧棣）、《侯马诗选》（侯马）、《天上的日子》（雷平阳）、《杨克的诗》（杨克）、《灰光灯》（王寅）、《光谱》（邱华栋）、《截句》（蒋一谈）、《潜水艇的悲伤》（翟永明）、《山中信札》（路也）、《青衿》（何向阳）、《女巫师》（宇向）、《大门》（尹丽川）、《日光落在左手上》（余秀华）、《新的一天》（许立志）、《为何生命苍凉如水》（刘年）、《山岗诗稿》（王单单）。尤其是诗刊社31届青春诗会诗丛（杨庆祥、白月、江汀、李其文、天岚、张二棍、武强华、秋水、林宗龙、赵亚东、茱萸、钱利娜、黎启天、袁绍珊（澳门）、宋尚纬（台湾））集中展示了不同艺术特征的青年诗人写作景观。

但中国新诗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争议颇多且仍未解决的诗学问题，这都需要从学理上予以梳理、辨析和反思。3月21日，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与江苏省作协联合主办的“中国新诗百年论坛”启动。“中国新诗百年论坛”并非一次性举办的论坛，它将连续举办3年，每年举办5场左右讨论，每场讨论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进行讨论。一年来已经完成“新诗自身传统构建及其不足”“百年新诗公共性”“新诗空间与地方性”“新诗现代性”“新诗与古典传统”“本土与西方对话”“新诗批评与阐释的迷思”“新诗的美学建构”“语言自觉与现代汉诗发展”等9场专题讨论，在诗界引起反响。在新诗百年即将到来之际，北京大学新诗研究院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纪念新诗诞生百年新诗形式建设学术研讨会旨在立足百年新诗创作与探索经验，固化新诗形式探索成果与梳理诗体流变。百年新诗在寻找“自身传统”的情势下，伴随着文体自身的逐渐成熟，新诗正在找回自信，在强调“汉语”“本土经验”以及“大国写作”（欧阳江河）的吁求下，诗人对“本土现实”的关注、处理成为写作的内驱力。对新诗历史的总结，对经典化本文的推介，对自身传统和合法性依据的确立成为本年度诗歌诗丛、诗集、诗选出版的内在化要求，比如《中国新诗百年志》（中国作协诗刊社）、《百年诗歌》、《百年新诗选》（洪子诚、奚密、吴晓东、姜涛、冷霜编选）、《新诗百年纪念专号》、“标准诗丛”第二辑（作家出版社）、“中国好诗”第一季（中国青年出版社）、新陆诗丛、《中国好诗歌·最美的白话诗》、《1991年以来的中国诗歌》、《中国诗歌三百首》《中国口语诗选》《70后诗全编》以及诗刊社“中国好诗歌”的评选。对新诗百年的总结还体现为不同省份和地区带有“地方性”特征的“经典化”打造，如《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福建百年百诗人诗选》《力的前奏——四川新诗99年99家99首》《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4卷）《四川新世纪诗选》《山东新世纪诗选》《在河以北——燕赵七子诗选》《河北新世纪青年诗典》《燕赵青年诗丛》《新江西诗派诗丛》《诗江西》《天津诗学34家》《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此外还有“全球语境与地方主义视域中的南方诗歌研讨会”“彝族地域诗歌写作群体”“闽派诗歌”“京津冀诗歌联盟”“中原诗歌高峰论坛”“北京青年诗会”“地方主义诗歌运动”“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等地方性诗歌的强化与造势。这都旨在回溯百年新诗的历史脉络，时代状貌和美学趋向，及时梳理新诗的现状，试图强化新诗的合法性依据和文体自信力。这些既显示了专业性又带有普及性的新诗经典化工程都试图在规范和确立“好诗”的标准。这些关于百年新诗的研讨和出版都是有一定的建设性的。

篇5：谈论现代诗歌

“窥私”和“痛感”，是一些学者总结的《人民的名义》被热议的关键词。他们认为，观众从中窥视当下省一级的政治生态，得到了情绪释放；剧中诸多细节，则触动了整个社会的痛感。

近段时间，退休干部胡大爷家吃过晚饭后有了一项规定动作――观看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每天两小时，老两口与儿子、儿媳、7岁的小孙子小宇有了难得的思想碰撞。

就在此时，《人民的名义》正引发观众和网友刷屏热议。作为反映当下反腐和官场生态乃至社会百态的影视作品，各年龄段、各阶层的人都能从剧情中感知到不同的痛点，也有了更多、更深的期待。

每个人都能找到“兴奋点”

“这部剧的成功就在于，男女老少通吃，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感兴趣的细节。”有专家如此分析。

在胡大爷家，看剧也各有“兴奋点”。胡大爷最喜欢看陈岩石的戏份，“他不光一身正气，难得的是有资历，又懂得分寸。”胡大爷当年被派到山区支援三线建设时，也和陈岩石一样，敢于直言给领导提建议，却因人微言轻，屡未见效。

12岁的小宇最喜欢的，则是下课后和同学们用达康书记的表情包“斗图”，他印象最深的还有郑胜利的手机铃声：“金箍―棒吧咯―棒吧咯―”，看到剧中小皮球写作业、踢足球都要交钱，还会遇上电工假扮的培训老师，他忙问当小学老师的妈妈：“我们也会遇上这样的假老师吗？”

“虽然电工假扮名师、踢足球组队要收费等情况很少见，但现在的教育培训市场确实不规范，鱼龙混杂。”小宇的妈妈刘梅说。

这几天，刘梅还常给在国企当会计的丈夫胡兵念叨：“剧里的会计们都成了掌握腐败线索的关键人物，你可要小心点，千万别犯错误。”“放心吧，我们企业刚集体学习了剧里陈岩石在省委常委会上讲的党课，个个都打了预防针。”胡兵说。

“我们公司信贷部，还专门做了剧中信贷知识的普及；前几天大家还在讨论赵立春及家人现实中的原型是不是‘大老虎’苏荣。”在胡兵看来，电视剧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

让前媒体人小樊受到触动的，是剧中赵瑞龙等逃到香港，入住“三季酒店”，赵瑞龙说，这里又名望北楼，出逃至此的人都希望早日北归。小樊认为，这是折射现实中内地逃港官商避难的“四季酒店”。据报道，一些富豪在那里一边成天泡澡等消息，一边遥控着公司董事会。

“剧里的贪官庸官，现实中都能找到对应类型。”小樊分析说，赵立春是‘全家腐’，赵德汉是‘小官大贪’，祁同伟出身草根，是‘农民的孩子’，屡被命运戏弄而扭曲；高育良是一步步被围猎；孙连城则是不折不扣的‘不为官’。”

不过让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山水集团老总高小琴面对陆亦可盘问时的一段说辞：“我除了能力之外，什么都没有，今天不也成功了吗？”

在很多高校，剧情也成为师生们讨论的对象。前几天，管理学教授老罗在课堂上推荐了剧中侯亮平向师母吴慧芬借而未还的《万历十五年》，黄仁宇的这部书讲了万历皇帝、海瑞、严嵩、戚继光等在1587年经历的故事，对今日官场仍有借鉴作用。老罗发现，与昔日推荐应者寥寥不同，这次第二天就有学生找他分享心得。

大学里的90后们，追剧理由则更加多元。有人告诉记者，“我正考公务员呢，剧里让我对中国的党政体制有了大致的了解，算是初次启蒙吧。”也有人说：“主要是大家都在看，我不看的话，就与整个队伍脱节了，聊天都找不到话题。”

这部剧也引起了学者的兴趣，他们更多思考的是，《人民的名义》为什么会火。

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来，《人民的名义》被“热捧”，说明反腐败已成社会共识。“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反腐带给自己工作生活的变化，通过该剧，可以了解反贪局一些工作程序和过程，在反腐力量与腐败分子的交锋中树立信心。归根结底还是关照自身发展，寻求社会正义。”

“窥私”和“痛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慧瑜总结的本剧被热议的关键词。有学者认为，该剧胜在释放了公?情绪。一是观众可从中窥视当下省一级的高层政治生态，“汉大帮”、“秘书帮”、“沙家帮”等“智斗”的政治隐秘具有极大的消费快感；二是触到了整个社会的痛感，如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腐败、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社会领域腐败等不良现象，都可让公众回味良久。

期待更全面、更丰富、更宽广

在辛苦追剧的同时，诸多内行的观众也发现了剧中存在的问题和瑕疵。

有指出剧情硬伤的。如祁同伟对陈岩石说：“政府依法执政”应为“依法行政”；李达康对“中国现在主要矛盾”的表述错误，且其作为市委书记一般不应主持市政府会议；省委紧急开会研究如何处理丁义珍时，多个细节违反了保密规定；沙瑞金在常委会上违反一把手末位表态制。

廉政?t望记者还发现，剧中称“中纪委巡视组”表述错误，应为“中央巡视组”；提到“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时，应在后加上“精神”二字；钟小艾给侯亮平透露巡视组要到汉东，违反了有关规定等等。有些问题，记者曾当面对周梅森指出，他亦承认自己对个别细节考虑不周。

有的纪委干部还表示，该剧剧情有与现实不符的地方。如收获大批粉丝的达康书记，就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对前妻缺乏约束；女儿出国后，自己已属裸官。再比如丁义珍发生严重腐败问题，京州市委负主体责任，李达康是第一责任人。丁处处打着李的旗号搞项目、收好处，最后跑了，李毫不知情，属于失职失责，应予以组织调整或立案审查。

媒体人褚朝新告诉记者，剧里最大的硬伤，就是淡化了纪委。“既然故事背景里八项规定已出台，那就是发生在十八大后。这时一般都是纪委先立案审查，完了移交到检察院；极少数案件是检察院反贪部门直接查的。”

不过，对于北京、山西、浙江等试点监察委的地区而言，这个问题已不复存在。检察院反贪部门整体转隶到监察委后，将形成惩贪治腐的更大合力。

《人民的名义》虽然已经剧终，但后续效应仍在发酵。据媒体报道，由广东省纪委宣传部参与创作的反腐剧《脊梁》即将于今年5月登陆央视，同时，受到瞩目的还有被誉为“公安部反腐大戏”的《国家行动》，以及《纪委书记》、《反贪行动》等正在热拍或即将播出的影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