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社会分工（精选十篇）
社会分工 篇1
一、社会团结的发展历史
1、机械团结
在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或氏族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湮没在广泛的集体意识中, 自由和个性不能得到发挥, 集体意识通过严苛的刑罚与律令惩罚各种危害群体相似性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物与人的关系一样存在隶属性质, “那时个人与头领的关系同今天物与人的关系是完全相同的。野蛮的暴君与他的臣民之间、奴隶主与奴隶之间、以及罗马家长与其后代之间的各种关系, 都无异于占有者与占有物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 这些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因此, 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必然是机械的 (涂尔干, 2000) 。”共同意识维持了彼此相似的同质环节的团结, 许多家族构成氏族, 许多氏族构成部落, 这种环节社会借助代表共同意识的中介机关 (国家和君权) 来施展自己的影响力, 维持社会整体的凝聚力和团结。
涂尔干认为, 维持机械团结的基础是集体意识与压制性制裁。“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 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 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 (涂尔干, 2000) 。”集体意识不属于法律、政治、科学等精神范围, 它只是一种社会相似性。在社会早期, 对侵犯集体意识的当事人实施惩罚采用的是压制性制裁。这种制裁以排他性的严苛甚至残酷为特征, 是最根本的社会相似性的产物, 它的作用就在于维护这种相似性所产生的凝聚力。刑法作为压制性制裁的代表就是要保护这种力量, 使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至于衰微下去。与此同时, 刑法始终坚持维护所有人之间相似性的最低限度, 使个体无法威胁到社会整体的安全。
2、有机团结
现代社会的团结建立在人与人之间职能的相互依赖上, 以分工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与有机体类似, 分工明确、个性鲜明, 共同维持着整体的运行。环节组织的特征是各个部分是相似的, 将各个部分组织起来的形式也是相似的, 一个环节脱离了整体还能继续存在。分工制在最初是模仿环节组织的, 它包揽全局, 生产汽车的工厂负责汽车所有的生产工序。随着同类行业竞争的加剧, 它逐渐摆脱这种形式, 只生产区别于其他公司的汽车的某个零部件, 成为彻底的分工组织。
维持有机团结的条件是各类专门性规范和恢复性制裁, 专门性规范制约着每个分工组织乃至每个工作岗位上的个人的角色和职责, 以民法、合同法等为代表的专门性法律起着制约和恢复各类分工组织正常的职责的功能, 它依据正义和公平恢复组织之间原本的和谐的关系状态。
二、分工形成的原因和条件
涂尔干认为社会密度的增加 (交往频率) 、城镇的形成和发展、沟通手段和传播手段的数量和速度等条件共同促进了分工的形成。“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 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 (涂尔干, 2000) 。”而社会的成员越多, 如果仍然按相同的职业谋生则会导致残酷的竞争, 在竞争的压力下, 各种专门领域也会迅速而又完备地产生出来。除了社会容量、社会密度的增加, 城镇发展, 沟通和传播变得便利等主要因素使分工得以产生外, 涂尔干还阐述了集体意识的式微、传统和遗产继承对个人人生历程的影响变小、个体独立个性的增长等次要因素对分工的作用。
涂尔干描绘了原始社会的变化趋势, 即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社会类型的过渡历程。环节社会的生活空间和活动范围有限, 狭小地域产生的规则和集体意识可以事无巨细, 规定到个人的一言一行。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 活动范围越广阔, 这种整齐划一越渺茫, 集体意识难以约束更广泛的群体, 只能化为一般性的规则, 个体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抽象规则一旦被确立下来, 个体就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随意加以利用, 共同意识的地位也逐渐削弱。与此同时, 人们之间的物质密度 (单位地域上的人口) 和精神密度 (人们之间的交往频率) 增加, 集体意识、传统、遗产继承对个人的约束变小, 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带来的财富和经验越来越重要, 个性得到彰显。氏族中传统的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取代, 发展成村落、县和省, 氏族失去了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凝聚力, 工匠和其他外来人进入本地政治单位越来越容易, 随着地域群体日渐失去其自治力, 有实力的城镇发展自己的工业, 满足周围的村落的生活需求, 在激烈的竞争中, 同质的产业逐渐倒闭, 特色的产业存留下来, 各种大学城、工业城, 棉纺织城市、钢铁城市林立, 以有机团结形式存在的社会理想类型取代了以机械团结存在的环节型社会。
在涂尔干看来, 中国人口众多, 但劳动分工没有随着社会容量的增大而得到发展, 原因在于社会密度没有在同一时间按照同样的比例增长, “一个社会如果其中的最大环节还保留着低等社会类型, 那么它的环节结构就非常突出, 它的社会组织也会滞步不前 (涂尔干, 2000) 。”在笔者看来, 此观点有待商榷, 在费老的“乡土中国”里, 中国农村是熟人社会, 人与人之间交往频繁, 保持着较高的社会密度, 共同维持乡土社会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 1985) 。在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 从乡村集市到城市中的商品集散地层层递进, 商品交易市场自成体系, 城市结构并未趋同于乡村结构, 并非处于低等社会类型 (施坚雅, 1998) 。在明末,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而社会分工和工业进步未实现的原因应归于几千年封建经济的惯习和封建集权威力强大阻碍分工的发展, 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 当统治者好不容易意识到“变”的必要时, 外国的坚船利炮来了, 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进步。
三、分工如何产生团结
1、分工的道德属性———产生有机团结
由于社会的进步带来的分工具有道德属性, 并通过表征和内涵体现出来。分门别类的法律与规范是分工的表征, 而人与人之间基于职业的有机团结是分工的内涵。与分工带来的提高工人技艺、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经济功能相比, 涂尔干更加强调分工的道德属性。分工组织的出现与壮大使同一产业链条的各个公司之间, 同一公司的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了, 分工不仅提高了生产率, 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
涂尔干认为, 社会团结不是靠社会关系纽带的数量而是靠关系的强度来表现, 这种强度通过发生断裂的可能性来衡量, 而分工不发达的原始或野蛮民族的人民极易脱离群体。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 冶炼厂、棉纺厂与采矿地的联系, 汽车零部件生产公司与汽车生产巨头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足以说明有机团结的强度。环节社会权威组织的各种职能由于社会的进步、分工的出现而被各种专门职能机构覆盖, 职能的减少带来权威组织活力和权力的减少, 难以维持成员之间关系的强度, 而中央机关吸纳了权威组织职能相似的部分。分工越发展, 个人就越贴近社会, 受到各种组织和职能规范的制约, 凝聚力也就越强。
2、有机团结与契约团结
社会劳动开始分化后, 契约关系发展起来。人们之所以通过契约结合在一起, 是因为简单或复杂的劳动分工使劳动者双方产生了相互需要, 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整体的一部分、有机体的一个器官, 但彼此的关系和依赖意识并不能解决合作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基于人性的自我利益会导致契约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 社会纪律的化身———法律机制能调节契约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让经济和社会活动按正常秩序进行。“一切契约都假定, 社会存在于当事人双方的背后, 社会不仅时时刻刻准备着介入这一事务, 而且能够为契约本身赢得尊重。在恢复法所规定的每一种关系里, 甚至在那些看上去完全是私人的关系里, 社会是存在的, 尽管人们不觉得, 但至少在通常的情况下, 社会仍旧是最本质的 (涂尔干, 2000) 。”法律通过指引公民应该追寻的目标或干预公民达到自己目标的手段发挥作用, 但这种制裁是恢复性的而不是抵偿性的。
3、关于职业团体的构想
涂尔干基于分工带来的各类职业团体提出了自己的宏伟构想:按职业划分的法人组织取代地方或区域的行政划分, 使法人组织具有政治色彩, 地方的法人组织与全国或国际范围的法人组织是个性与共性的区别, 法人组织不止制定道德和法律的规定, 还是公共活动的中心。当国家与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时, 法人组织是弥合这种鸿沟的良药, 公意在特定范围内得到传播, 同一职业团体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 即职业道德规范, 违背这些规范的人将遭到法人团体的一致指责。如果次级法人组织的凝聚力够强, 个人的功利性与自我取向就会削弱, 社会才不致成为一盘散沙。
四、消除危害有机团结的因素
针对现代社会各种危机的原因, 涂尔干持乐观的社会均衡论观点。他认为并不能将危机归咎于劳动分工本身, 而是分工由于种种原因偏离了“正常”形式, 分工就像所有生物事实一样会有许多病态的形式, 它既可以带来团结, 也可能带来相反的后果。
“正常的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 并不在于这种以分化的方式提高了生产率, 而在于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 带来新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 使‘社会’成为可能 (涂尔干, 2000) 。”而反常的分工将是危害社会团结的不稳定因子。针对现代社会的三类反常的分工:失范的分工 (由于规范或制度缺位、未适应时代的发展带来的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 如劳资冲突) ;强制的分工 (基于阶级和继承导致的在分工中的特权, 与其相对应的是自发的分工) ;不适当的分工 (分工中的个人能力没有充分发挥或者有无用的岗位) , 涂尔干开出了一系列“药方”。如加强国家对工商业的宏观调控;随着分工的发展带来的关于规定分工者关系的规范的出现和完善;和平解决由强制的分工带来的冲突, 将竞争限定在可接受的程度;使劳动更加组织化和集约化, 减少不必要的岗位, 使个人能力得到发挥, 满足个人职业兴趣等。“社会不仅没有强迫个人从事某种特定的职务, 而且也没有对个人获得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地位设置任何障碍。社会的构成只有在社会不平等能够明确表现出自然不平等的情况下, 劳动分工才能自然而言地产生出来 (涂尔干, 2000) 。”
五、结论
涂尔干根据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分析了分工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功能, 指出法律对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意识的作用。他阐述的三类反常的分工在当今社会依旧存在, 书中的各类命题和结论的“张力”以及他为缓解或消除反常的分工所开的“药方”对今天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仍具有建设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当今社会, 社会经济和分工的发展使得原先存在的共同意识 (道德规范) 遭到破坏, 虽然各项专门性法律和制度不断健全, 但也无法阻止每个人在功利性和利己主义的“指引下”活动。分工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 科层制的日趋完善, 个人的工作、生活被分成很多条条块块, 只需完成分配给自己的那一部分, 只需按着程序一步一步走, 自我取向越来越明显, 狭隘和自私就生成了。社会舆论甚至会因为经济上的成功而对个人的道德伦理错误表现出莫大的宽容, 共同意识与法律之间的留白一再被拉长, 道德规范只能靠个人的修养和自觉去践行。
涂尔干认为, 分工越发展, 个人就越贴近社会 (受到各种组织和职能规范的制约) , 凝聚力也就越强。应该看到的是, 因为他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 即个人因为受到组织和职能的规范的制约而行动一致和团结, 但从微观角度看, 劳动只是个体生命历程的一部分, 如果劳动中的互动、活动和感情交流少, 个人在家庭、朋友、邻里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多, 那么由分工的组织和职能所维系的团结也不会牢固和长久。我们可以完成一项交易而不用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经济发展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有制度保障的“系统信任”, 我们不一定非要将交易建立在“人格信任”上。这种弱关系和匿名性的广泛应用都使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另外, 个人虽然在分工的扩展中越来越依赖他人的劳动, 但是越来越不依赖特定的他人, 这也使我们形成一种“虚拟的独立感”, 也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邹晨新, 2013) 。分工组织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共同意识的消亡, 国家作为调控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机关, 应倡导和采取发展和复兴传统道德文化、公平和效率的经济氛围等共同意识的行动;与此同时, 法律和行业制度应完善与契约相关的奖惩制度, 保障公平竞争环境, 降低失信或作假等可能带给公民和社会的风险, 并增加对失信方的约束和惩罚机制, 以此消除和缓解反常的分工带来的失序。
摘要：本文结合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 概述了涂尔干以两种社会团结形式为标准的社会类型的划分和维系社会类型的基础, 并介绍了涂尔干的分工产生社会团结的构想: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产生了社会团结, 但也带来了危害团结的反常的分工形式。
关键词：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反常的分工
参考文献
[1]埃米尔·涂尔干著, 渠东译:社会分工伦[M].北京:三联书店, 2000.
[2]费孝通:江村经济[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5.
[3]施坚雅著, 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社会分工》读后感 篇2
《社会分工论》发表于1893年，是涂尔干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确立前期思想的奠基之作。在本书中涂尔干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社会容量与社会密度”等等这些被后来的社会学一直沿用和争论的术语，也通过对“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的纵向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同时本书也是涂尔干意图运用社会学的独特方法的初步尝试。该书的主题是劳动分工带来了社会的现代转型问题，在分工的条件下现代社会呈现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特质。简言之，传统社会中由于人们之间相似性导致社会呈现机械团结的面貌；而劳动分工使得人与人的差别越来越大，每个人对他人也就越来越依赖，从而形成一种有机的社会团结。
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是从法的角度来具体阐释集体意识的社会作用的，社会结构还仍然充满了浓重的斯宾塞色彩和强制性的意涵。
社会学研究并不单单是以利益出发的，不管是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它所关注的是能够将个体维系起来的社会纽带，即涂尔干所说的具有道德特性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和古典法学把分工研究完全建立在“私利”与“公益”，或者是“私法”与“公法”基础上的研究取向，并反其道而行之，深刻揭示了分工形成的社会根源以及分工特有的社会功能。
涂尔干为本书撰写的《第二版序言》对诸多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澄清。首先，是对社会急剧变迁所导致的欲望膨胀、行为偏差和社会混乱的失范问题的讨论；其次，是对如何消除社会病态，恢复正常秩序的整合问题的探索。并为摆脱社会危机开出了一个救市良方：即通过职业群体或法人团体的组织方式彻底拯救日益败落的伦理道德，并以此搭建起一个功能和谐与完备的新型社会。
失范现象或反常现象是涂尔干社会思想中的一道难解的谜题。实际上，这也是涂尔干社会思想始终面临的困境。涂尔干拒绝将各种反常现象看作是社会分工自然造成的结果，同时也剥夺了研究反常现象之社会根源的权利。涂尔干以社会本质主义为基础构建的伦理大厦，不可避免地需要以纯粹的社会整合作用作为支架。然而，一旦它遇到社会变迁及其连带的“反常”现象的强烈挑战，便不能不面临大厦将倾的危险。
在这部著作中，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不是行云流水似的思想脉络，而是涂尔干始终在物质论与观念论、经验论与决定论、实证主义与唯理主义以及个体主义与本质主义之间的徘徊和犹疑，以及搅拌其中的阵阵痛苦。
涂尔干在为本书撰写的第一版序言中说道：这本书是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的一个尝试。同其他事物一样，道德事实也是一种现象。这些现象构成了的各种行动规则，并可以通过某些明显的特征而得到的认识。由于人类行为总是与某些外在的力量发生联系，这就会导致一种决定论倾向，就像那些内在于我们和外在于我们的事物一样，是不可知的。然而，这并不能否定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的可能性。
涂尔干在本书中指出，分工现象不仅在工业、农业、商业中普遍存在，还在大多数的社会领域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政治、行政和司法领域的职能也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科学和艺术也是如此。劳动分工已经渐渐地成为了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然而，社会一方面愿意驱使人们不断专业化，另一方面又总是担心他们过于专业化。
涂尔干认为，高等社会若要维持自身的平衡，就必须实行分工。人们之间的相互吸引已经越来越难以产生这种结果了。分工不仅能够展现出我们所确定的道德特征，也可以逐渐成为社会团结的本质条件。
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有它的现实意义，尤其是社会学理论。联想到当今的中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我觉得就是存在集体意识薄弱这一问题。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当时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在新中国初期，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当时的集体意识（是否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仍然是机械团结下的社会？）。而在现代社会，或者说90年代后的中国，儒家思想早就被打倒了，至于共产主义，虽然官方仍在强调，但我看不到它在民间还有多大的地位。自由、平等、公正等西方抽象价值原则在中国又没有得到完整建立。所以说，现代中国并没有一个完善的集体意识。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分工带来的经济性依赖也不是太强。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我看以现在尤甚。如果放任不管，依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解组并不是没有出现的可能。
社会分工之我见 篇3
关键词：各从其类;社会公平;社会合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指出：社会分工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
查其定义，分工是指按不同技能或社会要求分别做各不相同而又互相补充的工作。在我看来，分工就是“各从其类”。我们不必高呼：中国梦、我的梦;不必宣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更不必炫耀：我是胸怀祖国、胸怀天下。只要各从其类、各尽其职，就是在实现“我的梦、中国梦”。
一、分工产生社会公平感
纵观社会各个阶层：农民春耕秋收、教师三尺讲坛、学生博览群书、商人拉动经济、领导运筹帷幄等等，有些看似微不足道，有些统揽全局，但这都是社会分工。试想，农民工走进教室教书、学生下海创业、商人田地里种田，我们的社会将是怎样的凌乱。也许三年、五年之后，他们可以重新适应各自的角色，但不可否认，我们将损失一大笔机会成本和沉默成本。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就必须遵守社会的规则，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分工不同，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就是一种奉献社会的行为。
上帝没有让我们获得其他的生存方式，说明这是我们在社会中最佳的方式。有些想法、有些言论，前提都是我和他是不同的身份，或者说，谁都无法预料如果“我”变成“他”，结果会是怎样。所以基于社会分工，会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社会公平感。
二、分工使社会高效运行
在现代社会体系中，分工的具体表现形式为：把组织的任务、目标分成各个层次、各个部门以及各个人的任务和目标，明确各个层次，各个部门乃至各个人应该做的工作以及完成工作的手段、方式和方法，这无疑提高了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和工作效率。也许，分工的前提有独裁的成分，但有些时候，独裁即是最有效的工作手段，我们不妨认为，一个领导者的独裁，也是社会对他分工的体现。但是当社會中的人都能够各从其类的时候，独裁自然消失，因为大家都知道并且履行自己的职责，民主自然产生。
社会分工的结果，大大减少了时间的转换成本，简化劳动，节约劳动力，对提高社会效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逾越分工利弊相行
当一个人在做一件非自己职责、权限范围内的事的时候，总会产生积极和消极两面影响。
小言之，好多同学在大学都会参加一个学生组织，大一作为干事，看到自己的部长工作辛苦，会想着尽自己所能为他们分担点;大二作为部长，看到活动过程中出现问题，会情不自禁地过去指导。这些都不是自己份内的事，但一旦做了，有人会说你负责、有集体意识，有人会说你越权、不该管的也管。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任何一个组织的发起者，都怀揣善的本意，只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性格和工作方式对人产生不同的感觉。尽管存在分工，只要是对组织有利的，逾越分工未尝不可，但必须有度。
大言之，温家宝总理五次推荐经典名著《道德情操论》，这一举措同样引起社会争议。有人说，温家宝总理作为国家领导人、一名政治家，应该做领导人的事，道德问题交由哲学家、教育家来解决。因为作为总理，他有别人无法拥有的权利，国家宏观政策、法律问题是社会对他的分工。也有人说，温总作为总理，自身是一位政治家，同时提倡全民道德，法律、道德两手抓未尝不可，毕竟法律是道德的最底线。在我看来，温总的举措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做好自己分工内的事情，然后涉足其他领域也无可厚非，但前提是做好一名政治家的工作。
四、分工与合作相行不悖
就生产企业而言，社会分工的存在，使其生产线成为流水作业，每个劳动者只需考虑自己眼前的工作，无需考虑产品组装。恰恰在这一过程中，合作显得尤为重要。采购部门、生产部门、运输部门、销售部门、财务部门等各部门间需要密切配合，不同的工种、不同的生产线也需要合作，否则无法形成零件、部件、产品的组装，更不用说拓宽市场，增大销售额了。任何一个制造业、服务业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工作前提是分工、宗旨是合作，二者相行不悖。
就像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中，丈夫需要有担当、有责任感，妻子需要服从于丈夫，让他感受到在家庭中的存在感;然后夫妇彼此尊重、关系和谐，共同来建立一个温馨的家庭。这并不是说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只是这样的分工更有助于家庭的幸福。当然不可否认，有些家庭呈现出女强人男煮夫的趋势，但这毕竟是少数。整个社会在男女比例几乎均衡的条件下出现A女D男，就已然说明这个问题了。
小至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个企业，大至一个国家，乃至整个社会，都需要权衡分工与合作的关系，两者是利益共同体，相互制约、相互发展。
五、结语
只要有社会存在，分工就必然存在。基于自己的视角看整个世界，偏差误解不可避免。所以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就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而公平只是人内心的一种感觉。跨越分工的界限需要由一种强大的心理素质，勇于接受各种声音，但一切都要把握尺度。同时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比其他物种有语言的天赋，言语的沟通决定了在生存过程中合作的重要性。
社会分工 篇4
一、高占位, 树立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的社会责任理念
大学必须服务社会和引领社会, 这是大学的社会责任。大学能够服务社会的, 首先是培养合格人才。人才质量就是服务质量, 就是社会责任心的水平。河北传媒学院将培养目标定位为:为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岗位培养能敬业、有专业、有专能的合格人才。几年来, 学院的毕业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其次是优秀教学成果对社会的服务。在艺术类专业的教学中, 学院坚持主旋律, 鼓励师生创作贴近社会生活的作品。经过逐年积累, 学院已经有了一批歌颂改革开放、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歌颂文明和谐社会的声乐、舞蹈、小品、短剧以及摄影、美术作品, 并坚持把这些作品推向社会, 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三是对社会文明的引领。大学是社会文明的创造者和守卫者。大学所创造的文明成果, 推之于社会, 形成社会文明。如我国近代的北京大学所倡导的“爱国、科学、民主、进步”, 就对开启中国近代文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大学的教师则以“内圣”自守, 独善其身。所以, 以自身创造和拙守的文明引领社会文明, 是大学的社会责任, 也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学院坚持把校园建设成“文明净土”, 为社会做出榜样, 要求师生能够以文明举止示范社会。为此, 学院领导率先垂范, 向全院承诺, 坚持校务公开, 廉洁奉公, 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 鼓励师生员工参与管理, 行使监督、批评、建议、举报、申诉等权力;要求教师以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为依据, 遵守共同制定的教师文明公约;学院组织学生实行文明自律, 编写了“除陋习、树新风”新三字经, 在学生中广为流传, 收到较好实效。
二、创新教学模式, 以优秀的特殊内涵建设最优社会组织
改革教学、创新教学模式, 是大学这个社会组织的特殊内涵。我们认为, 从目前大学教学改革的现状看, 教学内容的改革比较容易, 进展也快。相比之下, 教学模式改革却相当难, 进展也慢。现有的教学模式, 通过师生之间的代代相传, 已经成为“习惯”和“传统”。要打破它, 必须引入先进的教学理念。而从一所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角度看, 其应该有自己的“标识”, 这种标识是这所大学历史上积累起来的特质、优势、独有风貌, 也就是办学特色。办学特色是一所大学能够立足于大学之林的依据。学院办学历史短, 缺乏历史积淀, 还没有形成自身稳定、持久的特色。但是, 如果明白了办学特色的意义, 就可以自觉地发掘、总结自己的亮点, 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持续积淀, 使“才露尖尖角”的“小荷”逐渐鲜明起来、亮丽起来, 最终成为自己的办学特色。据此, 学院把重视实践教学作为改革教学模式的切入点。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 学院提出了教学模式改革的两个思路:一是校内教学在加强基本功训练的基础上, 以作品的创作和再创作为纽带组织教学, 通过作品把需要学习的知识连接起来;二是“把学生推到舞台上, 把舞台搭在社会上, 让学生德艺双修, 在为社会的服务中学习”。这两个改革思路对学生的影响很大, 使学生进一步明确了学习的意义, 提高了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音乐舞蹈系是这一改革的先行者, 而且成果突出, 他们以此为题申报并获得了河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学院选择上述两点思路出发转变教学模式, 几年来, 学院的办学不仅符合学院实际, 而且富有时代气息, 在办学上取得了成功, 为学院成为最优社会组织奠定了基础。
三、更新教师观念, 培养最优“组织人”
建设最优社会组织首先要培养最优“组织人”。教师 (含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是实施教育的主导力量。民办院校的师资队伍从总体上说存在总量少、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差和流动性强等缺陷。所以,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尤其是加强专职的师资队伍建设, 是民办院校最迫切的任务。学院高瞻远瞩, 集聚了一大批实力雄厚的高层次、高水平的教师。在师资队伍建设中, 学院特别注重对在职教师的培训, 特别是注重引导教师更新观念, 鼓励教师不仅要发扬“红烛”精神, 还要像“红萝卜”一样, 通过“细细的根”在实践中通过钻研教学、继续学习, 使自己成长为大师;鼓励教师在知识经济时代, 不仅要做学生的榜样, 还要做学生自主学习的引路人, 不仅要给学生“一勺水”, 为适应教学需要, 自己至少要有“一河水”, 还要带领学生寻找“水源”;鼓励教师不仅要做学生知识的传授者, 还要成为做人的楷模, 做学生的人生导师。优秀的教师队伍为学院成为最优社会组织创造了主观条件。
四、养大气, 育校风, 打造最优社会组织的软环境
大学需要大学精神, 这是一种超然于世的独到精神。我们认为, 大学精神还应该具象化, 即形成“大气”或优良校风。在优良校风的建设上, 学院狠抓了“3×4”工程, 即:政风、教风、学风三个方面, 每个方面都有物态 (器) 、制度 (制) 、行为 (行) 、心态 (意) 这4个从低到高的层次。在“三风”建设中, 一般论及校风时, 多指教风、学风, 而实际上, 政风 (行政之风、管理作风) 才是教风和学风的统帅。学校的院校长及领导班子, 有没有正确的办学方向, 先进的教育理念, 高瞻远瞩的办学思路, 民主、包容、合作的气质, 敬业、严谨、廉洁的作风, 高效率的管理方法等等, 往往对学校的办学水平、教学质量、教师和学生的行为方式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抓校风建设应先从政风抓起, 以优良的政风带动优良教风和优良学风的形成。对于四个层次的理解, 学院认为, 心态层次即是强调理念是行为的先导, 是大学精神之所在, 是校风的灵魂, 为此, 学院领导首先带领师生员工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 树立校风建设的目标, 统一大家的意志, 提高大家积极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制度层次则重在建章立制, 树立行为规范, 并认真落实, 做到“有章可循, 照章办事, 守章必奖, 违章必究”;行为层次就是把理念和制度变成师生员工的自觉行为, 这是校风建设的核心内容;物态层次就是使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能保持整齐、洁净、温馨、清新、和谐和美的状态。由于学院在校风建设上思路清晰、层次分明, 使学院呈现了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气象, 为学院建设最优社会组织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
五、建立专家治校、相关者参与的新型管理模式
河北传媒学院和其他多数民办学院一样, 在管理体制上采取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但如何具体设置学院机构、设计运行机制, 尚需探讨。考虑到在办学过程中对某些利益相关者关照不够, 学院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举办人、管理者、教职员工、学生、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等, 他们对办学都有自己的诉求, 都有参与管理的冲动。为此, 学院在机构的设置和机制的设计上, 注意给他们预留相应的位置, 保证他们行使相应的权利。学院构造了“专家治校、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新型管理模式。学院的决策机构是院长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 院务委员会由院内专家组成, 党委负责人参加;党政联席会议负责执行院务委员会的决议, 并对日常工作做出决策;咨议机构是院长领导下的教学指导委员会, 除院内专家外, 吸收院外专家和用人单位参加, 听取教学工作汇报, 讨论教学指导思想, 指导制订修订教学计划、新专业的申报与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 重要教学管理制度的制订等;督导机构实行党政双重领导, 下设教学督导组和“双代会” (职工代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 教学督导组接受集团督导办指导, 吸收院外专家参加, 核心任务是检查教务处和各系部的教学管理工作, 听课并对教师进行业务指导, 检查各教学环节, 反馈督导意见, 参与培训教师等;“双代会”邀请教育厅领导、学生代表、学生家长代表列席, 主要是听取和讨论学院工作报告、财务报告, 讨论学院发展的重大举措, 接受个人的或联名的提案等;党政联合主持成立申诉办公室, 接受学生、家长、教师以及来自社会的各种申诉、来信、来访。这种设置, 一是保障了专家治校;二是院长能够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 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也有了表达的机会;三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沟通, 保证了学院管理上的和谐和力量的凝聚, 从而为打造最优社会组织奠定了体制基础。
参考文献
[1]梁晓声.论大学[N].光明日报, 2006-09-20.
[2]尹晓敏.大学的社会责任[J].辽宁教育研究, 2008 (02) .
[3]胡寅生.教育学是一门什么学问[J].课程·教材·教法, 2008 (01) .
[4]程斯辉.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办学的八大特色[J].高等教育研究, 2008 (02) .
浅析孟子的社会分工学说论文 篇5
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阐述社会分工的思想家。他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分工的论述揭示了最基本的社会分工现状，孟子还对社会分工的现象的必要性和其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因此，对孟子学说的解读对于我们认识社会分工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孟子社会分工学说的基本内容
孟子对社会分工的现象进行了描述和说明，通过其详细的论述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孟子对社会分工必要性的认可，并且还可以透视社会分工背后隐藏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一)社会分工现象阐述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卜之通义也。”“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是孟子有关社会分工的集中论述。其中，“君子”指官吏，即劳心者、治人者，即我们所说的脑力劳动者;“野人”指居住于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即劳力者，治于人者，即我们认为的体力劳动者。这段话的意思是，有劳心、有劳力之分，劳心者治劳力者，劳力者被劳心者统治。劳力者依靠劳心者占有的生产资料而吃饭，劳心者依靠劳力者生产的食物而养活。孟子认为，这就是天卜通行的原则。孟子的这些阐述指出劳心者与劳力者是社会最基本的分工，分工的基本内容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问的差别，而分工的依据则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
(二)社会分工的功能
“或劳心，或劳力”“天卜之通义也”。“劳心”“劳力”的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产物，社会分工对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也是必要的。孟子认为，社会分工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要维持人们的物质生活，必须对生产劳动进行必要的分工，同样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仅有从事于物质生产的劳动者，而且也要有从事于“仁义”之类的劳心者，两者同样都对社会有所贡献，都是在“食功”。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产品有了乘}l余，于是一少部分占有更多生产资料的人脱离了体力劳动，专门从事管理工作，他们就是“劳心”者。而大部分仍然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他们就是“劳力者”。“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出现也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出现。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重大的分工。有了一部分脱离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者，社会的生产和管理有了秩序，生产效率自然就提高了，同时，社会有了分工，大家各司其职，社会也就稳定了。
(三)社会分工与社会不平等 社会分工必然会导致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认为:“治于人者”不占有生产资料，他只能依靠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而得到食物;但是“治人者”却不同，他们占有生产资料，然而不从事农业劳动，因此，他只能是依靠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提供食物。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从一定程度认为孟子通过这些论述揭示了由于社会分工而带来的不合理、不公正:“劳心者”不劳动而得到食物;“劳力者”终年劳动，还要为“劳心者”提供食物。在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来，脑力劳动就是统治阶级的特权，而被统治阶级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只能依靠统治阶级生存。统治阶级利用脑力劳动制造出一系列统治手段压制体力劳动者，并利用一些思想愚弄他们。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卜层人民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劳心者”阶层，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一个社会不平等的现实，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上是被全社会人都向往的一个群体，人们很合理地认为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低卜，并且脑力劳动者统治体力劳动者也是必然的。虽然孟子也认为“劳心者”和“劳力者”在社会中各司其职，各自有各自的作用，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现实。因此，社会分工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从事不同类型劳动的社会成员的社会不平等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二、孟子社会分工学说的意义
孟子的社会分工学说不仅首次在历史上指出了社会分工的现实从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今天这一学说也不失其重要意义。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分工越来越复杂，现代社会的分工表现为各种职业的分工，尽管职业种类复杂多样，但从根本上来说可以归结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者的分工。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脑力劳动者主要从事上层建筑方面的工作，在维护社会秩序，整合社会资源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对社会的进步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每个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很多却不能不说是由这种不平等的分工引起的，每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梦想摆脱体力劳动挤进脑力劳动的群体，因为自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以来，社会都默认了脑力劳动在社会上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都占有的比体力劳动多，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曾出现的“脑体倒挂”现象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的病态现象，所以每个社会的人一方面承认“劳心”与“劳力”的分工是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但同时都在追逐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而且认为脑力劳动者应该比体力劳动者的报酬多，地位高。所以，孟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劳力”与“劳心”的分工思想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是社会分工的基础，因而他的学说不仅有巨大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认识现代社会的一些现象仍然具有很大参考价值。
三、孟子社会分工学说的局限性
孟子的社会分工学说像其他很多思想家的思想一样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孟子虽然指出了社会分工对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性，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当时社会分工出现的真正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也就是人与人之问关系的基础，因而“劳力”与“劳心”的分工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而孟子更多是从社会分工对于社会的功能来论述社会分工出现的必要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时的统治者的利益。其次，孟子并没有把社会分工看成是历史的产物，而看成是永恒不变的法则“天卜之通义也”。以历史的观点来看，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者流动的障碍在不断减少，而且，社会上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在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减小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社会的分工越来越表现为职业之问的分工。更进一步说，劳心、劳力的分工未来必然会消逝的。孟子的这种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由于劳心与劳力分工的不平等引发的阶级不平等现象的合理性作了辩护。
社会之外的社会剧场 篇6
剧场创作着种种人与人在一起的方案和经验。因为它让公共空间组织化，所以很容易带出点政治动机，似乎要通向另一种生活。的确，这也是一些人一直试着在做的。一九四九年后在新中国握权的左翼文化人，很多有过从事戏剧的经历，包括毛泽东的最后一任夫人江青。她后来也是“文革”期间中国戏剧舞台的主要掌控者。那前后的不少政治运动，对戏剧演出的争论，几乎成了上层权力斗争的信号塔。自“文革”结束后革命时代开始，剧场里的政治争论被消解，各种其他需求，看似新鲜，其实亦新亦旧，开始在剧场里跃跃欲试，比如娱乐和消费。最终，这三十年间，剧场里的政治动力逐渐转换成为市场的争夺。什么需求都要跟上市场的逻辑方向，连一度似有追求，寻找集体中的个人的中国先锋戏剧，也循着这个方向亦步亦趋。后期非常有影响力的《切·格瓦拉》，也将商业化运作当作形成社会影响力的必经之路。这与戏中所宣告的带着强烈批判性的左翼出路，不无扭曲关系。新世纪开始之时，他们已逐步能从主流演出市场中分到一杯羹，并渐渐成为其中的重要力量。先锋戏剧的锐气，已逐渐弥散。
当然，这不是全部。在转化、消解或压制的表皮下，在被庸俗化和加以恐吓之外，对严肃政治讨论的需求，像是一股随时奔涌的暗流存在着。比如在今天的中国，任何社会冲突，哪怕可能原先并不起眼，但一经网络放大，都可能随时带上公共政治的争辩意味。绝大多数坚固耸立的剧场，作为实体的公共空间，原本就是依附于国家体制的官方喉舌，现在同时大多兼为利益集团的谋利空间。它们跟不安的、充满随意性和不稳定的网络发言相比，当然相去甚远，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它们总体上滑向卖笑市场。但即便这样，民间社会的边缘之处，另一些能量开始积攒。在这绝大多数剧场之外，仍有一些看来极为边缘、力量单薄的剧场，抵抗着那个环境里看似已被锁定了的人与人在一起的既定方案和人们生活其中的悲催经验。这些边缘的活动，因为破除了种种常规和资源匮乏，同时非常积极地学习和吸收各种资源，用以锻炼出自己的方式。他们的剧场活动，因此总体呈现出相当开放的“在过程中”的形态。
这些主要来自国家和商业戏剧体制之外的力量，从已然全面商业化的职业戏剧之外破土而出。从二00五年春起，上海的草台班带动没有戏剧职业训练背景的普通人进行集体创作，演出对社会问题和历史进程发问的剧场作品。他们不仅长年在大多不是正式剧场的空间里作免费的演出和演后谈，还频繁组织免费讲座和工作坊，并进行长途巡演。“草台班”试图与各种体制保持距离，特立独行，努力发展戏剧与社会问新的张力关系；同年春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先锋戏剧的亲历者、纪录片作者吴文光的草场地工作站和文慧的生活舞蹈工作室在北京开始运作。他们连接舞蹈、剧场和纪录片的方式，记录被淹没在主流叙事背后的个人记忆；那年，广州的“木棉花开”剧团，也在港台民众剧场系统的影响和直接推动下成立。他们试图复制相关的东亚民众剧场经验，发展社区戏剧；二00八年底成立的新工人艺术团，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村子里建起“新工人剧场”。他们立足自己从农村来城市的务工者身份，以包括创作戏剧在内的全面方式——他们还有自己的博物馆和文化节，直接呼吁对劳动者的尊重、传达对平等社会的要求；而更早，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在广州存在的水边吧，它的戏剧虽看似更加市井和平民化，接近自娱自乐。它后来坐落于广州的居民区内。他们以看似十分简陋的草根方式排戏演戏，却是顽强地将剧场从高门大户手中夺回，安置成自己日常的嬉笑言谈。济南舞者出身的李凝，将自己的剧团叫作“肢体游击队”。他热衷于将现实中的真实身体形态，糅进他的舞蹈剧场创作。一些年来，这些民间团体进出剧场，改造剧场，并努力让戏剧走出堂而皇之的剧场空间。他们关注社会议题，争夺自己的表演权力，希望通过演剧这种集会形式，跨越政治禁锢，承担个人主义被撩拨起之后，又被放逐了的社会关怀。同样是在二00五年至二。一三年间，上海出现了一处中国绝无仅有的民间戏剧活动基地“下河迷仓”。下河迷仓由艺术家王景国自主创办，免费为各类边缘的戏剧活动和创作者提供场地，组织和策划相关戏剧节和电影节等。下河迷仓对上海及周围地区的边缘戏剧活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并一度是我们国家非谋利剧场文化的标杆。上海早年的先锋戏剧作家张献换了方式重新活跃，他成为持着话语长矛的堂吉诃德。
这些被我纳入“社会剧场”讨论的活动，它们看起来都不太像通常的剧场，在那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里，数量极其有限。它们或仅像是墙面上的细小裂痕，裂出了试图伸张讨论之权的缝隙。社会剧场应是怀着那样一种信心，不想再成为传统的或是一般意义上剧场美感的生产者或提供者，比如上海的草台班、北京的新工人剧团或广州的水边吧等。对于这类戏剧来讲，不管是主流教条化了的戏剧，还是“卖相”标准明确的市场化道路，都早已没能力或根本不打算应对眼前的现实难题和遭遇难题的人。这些戏剧保持着各自特有的“业余”气质，从不同方向，试图达成新的剧场美学认同。
在这类剧场作品中，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形象，可以直言不讳地呈现到表演中。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他们要让人们看到的，似乎都是不假包装原汁原味的社会身体。演剧的人，接近着街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特定的靠票房或体制豢养的“演员”阶层。他们张扬普通人的身份、体态及语言方式，与长期提倡却根本歪曲的现实主义，有着十分吊诡而又具有批判力的关系。他们要讨论的是戏剧或表演，有可能成为不涂脂抹粉和不装腔作势的社会公共环节。
社会中的“问题”成了社会剧场中戏剧性的重要源泉。这些剧场的演出，往往努力引入实如其是的“现实”，来对抗把我们的实际生活“掉了包”的主流文艺。但是，当然完全不同于商业剧场中热衷将戏弄现实作为卖点，他们试图朴素、直接并尖锐地展开问题。他们那种强调真实质感，对不假包装、对朴拙而又贴近的要求，是从有意无意地漠视用来垄断舞台的种种专业表演和制作标准开始的。通过对这些标准的合弃，破除这些技术规训和职业化程序，松动了其所承受的社会管控和资本主义化的压迫。这才让社会剧场看重的自己生活的“现实”，有了透口气并能站上舞台的可能。
还有社会剧场对空间的突破，启动了对演剧意义的重新思考。这些演出大都不以进入国有剧场或以发展成为有规模的商业演出为目的。它们各自建设自己的演出阵地，刻意让剧场回到不同人群的生活问题上，并让剧场成为议题现场。统括这些团队或个人的活动，它们几乎可以将任何地方当成剧场来演出。这也同时触及到对已有剧场与公众关系的改造……
社会剧场将剧场当成社会介入的出发地。它的行动性，带着一种诚恳的直面现实的态度，却同时不甘现状，投入种种权力争夺，以及对更好更合理生活方式的想象。我在二00八年曾经写道：“我们（草台班）更希望进入状况，在与现况的碰撞中锻炼出样子。这并不一定就要被判为没有或者放低了美学诉求。新的美学或许不会再如同现代主义时代那样，来自于执著的形式革命……剧场在这里不是希望能够成为政治工具，而是政治本身；希望能够成为反省自我、逼问和对抗现实的现场。它也因此变得绝非演戏那样简单。”（《零八戏剧笔记》，《艺术世界》杂志，2009年）“如果设想一种剧场，它或者具有如布鲁克所说‘经济拮据反而不是坏事’的品性。首先，它肯定不是出于形式主义艺术革新的需要，而是想要完善一种对剧场与人的关系的理解。社会生活是这种剧场主要关心的对象，关心的方式不是反映，而是着力于穿透和更实质的介入，像是追问，甚至逼问。这真实绝不是自然主义式的模拟、贴近或仿造。这种剧场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去逼近自己的、个人的和社会群落的真相，逼问的过程便是戏剧。它成为反省生活，以及其中种种问题的途径。”（《逼问剧场》，《读书》杂志，2006年第4期）
以中国处境的特殊性，社会剧场的意义，因此，或者并不直接体现在思想挖掘、语言及概念的争夺或心理塑造的深度上。而是，它必定反映为一种更具公共参与性的行动特征。他们不是提出了多了不得的问题，给出答案，而是不断实践着逼问这个动作的可能性，以至于在那个国家里，希望它可以成为被接纳的正当行为。这些被我纳入社会剧场考虑的戏剧活动，出发点或运作方式都各不相同。但它们成了当下中国戏剧文化与社会连接、碰撞，产生的最直接和真实的火花。它们大都在极为贫乏的条件下，以自己明确的态度，嘲弄并反衬出当下戏剧文化中的依附权势、逐利和虚假空洞。这些剧团或其组织者，以他们所推行的剧场创作和活动，带动着来自草根的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争辩。这些努力尚只起步，实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积累和深化，逐步建立自己新的美学资源而不只是经济资源。它或等待更大的社会变化契机，推动产生别开生面的新剧场文化。
二00五年春天，我受光州亚洲广场戏剧节的邀请，找来一些朋友筹备和创作新戏《三八线游戏》，去参加五月在韩国举行的这个戏剧节。当时，作为一个有多年小说写作、出版和得奖经历的人，我却以为，与其写个剧本让大家一起排练，倒不如将这个过程开放出来。因为我发现多数的年轻参与者，对于正要进行的关于韩战和北纬三十八度朝鲜半岛停战线的创作，都只有从课本上得到的一些非常有限的了解。那段历史对于他们，至多不过是两三句话的刻板官样描述。因此，我尽量收集来各种由各方不同年代拍摄的纪录片或相关电影，以及各种文字资料和回忆录等，供大家学习和讨论。我们以剧场工作坊的方式，寻找感受和理解，挖掘那种政治分割与当下我们的关联。剧场承载了这个过程，并最终让大家的共同认识，经由我们自己直接表达。这个过程不仅得到成员们的喜欢，而月.大家认为应该持续下去。草台班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草台班最早形成时的一些特点和品性，后来延续下来，成了多年后的草台班特点和品性。比如非营利、不依附体制、集体创作、多在非正式剧场演出、强调社会问题意识和主要由非职业背景的人组成等。从第一出戏《三八线游戏》起，草台班成员们即将剧场看作是学习、探讨问题和寻找那些问题与自身关联的途径。当时使用集体创作方式，后来尽管也推动和发展单人创作或以编导为核心的创作等，但集体合作却始终是草台班的工作根基。另一些重要事实是，同样是从初期开始，革台班就以最低廉的成本，进行不以商业为目的，脱离体制的剧场创作、排演。这在中国并非易事。在几乎由资本和谋利驱动一切的当下环境里，草台班非常明确地尝试并进行非谋利文化活动。草台班长年来在上海本地的演出和活动几乎都是免费的。这些年里，草台班参与者也大都不从排演或活动中获取个人报酬。
草台班一直主要由没有进过戏剧学院和不是戏剧从业人员的人组成。这种不经选择、向各类人群开放、激励普通人投身剧场和创作的方式延续至今。在草台班的训练和创作中，不同身份带动的身体性受到极大重视。参与者在草台班接受开拓性练习，通过种种方式将身体习惯打破，获得表达的自信和能量，并经过讨论和反省，提升出对具体身体和身份的重新确认。我们将此探讨的内容，接纳为社会剧场里的重要戏剧素材。草台班的演出，正是希望建立在表演者和角色之间错综复杂的拉扯关系上，甚至是这种关系的直接呈现。
在二00六年的《狂人故事》演出里，戏演到一半停下来。演员回到台上，在观众面前卸妆，回复日常面貌，直接讲述创作历程、自己与所演戏剧的关系。然后，他们将卸妆的桌椅收掉，戏继续演下去。“这些人走上台前，让人们的实际形象得到确认，这种确认成了对他们现实人生的尊重。这为他们置身公共环境注入了自信和能量。这是通过草台班的工作，较快明确获得的身体认识。意外的收获是，在这样的演出中，刚得到一定程度解放的表演者，体态、举手投足和讲普通话带的口音，与观看演出的人几近是在同一个现实层面上。因此演出后往往会有人来问我，他们能不能也加入草台班。”（《身体剧场》，《书城》杂志，2010年7月号）
“剧场”一词所代表的社会属性，即它不可能是潜伏的匿名行为。相反，它正是要将他/她的行动彰显出来而获得跃出日常表象的象征，成为启示未来社会行动的预演。二00九年草台班成员疯子的单人表演，从演出场所门口大声乞讨、磕头开始。然后他进入到场内，一次次用乞讨的碗做道具，扭曲身体，组合出造型，一次次挖掘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我想舞台上那个人的身体和讨论，不会有幸滑向学术研讨，也未必引向深邃哲理。这是剧场式的挣扎，问题和提出的方式都极具戏剧性，意在搅动人心。他是要通过冒犯，来得到一个庶民的尊严。他表演乞讨，成了对乞求讨论之权的喻指。社会剧场在很低位置上的身体抵抗，不是出于文化想象，而是源自这样的社会现实。草台班和水边吧合作的戏《蹲》，讲一个一辈子选择蹲着的人，却被长期由站立者的想法主导的社会歧视和打击。二00八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号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大量参与建设的劳动者，却不得不在开幕前被迫离开那座城市。新工人艺术团那年做了他们第一出戏，名为“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讲在同一个天空下，却无法有同一个梦想的现实。我所理解的社会剧场，昭示被漠视和歧视的身体，直接关涉到它的社会含义。这些无法进入主流舞台的身态样貌，在社会剧场里被看到、被正视，甚至被放大和获得尊严，是极为重要的事项。
我们在一个看起来不缺自我的时代，却时时遭遇自己与环境关系的被歪曲和被遮蔽，正需要通过自主性来加以调整和纠正。被钉在繁杂社会约定之下的身体，通过剧场被打开，但一定又很快被再次占据。解散和聚合，身体成为各种符号斗争的场域。反省和讨论身体中的矛盾极为重要，我们要获得的正是对自己身体最大的敏锐、自主和负责。它联系着人们在社会中的阶层身份、美学想象和未来设计。在草台班的剧场活动里，对自己是谁负责，或许是抵抗庸俗政治的开始之处。
我一年到头在上海探访和寻找可以让草台班免费使用的场地。草台班很少在正式剧场演出，因为那样的演出不仅有审批限制，也往往必须纳入商业轨道。草台班乐意在这些免费提供的地方作免费演出，仅收取人们随意给的捐助。多年来我们游走在城市之中，使用很多不同类型的地方，排练、做工作坊、讲座和演出。上海的下河迷仓，是个由旧仓库改造而成的简陋的边缘剧场空间。它是草台班活动的长期支持者，草台班也是那里的最长年使用者。像下河迷仓这样中国独一无二的非谋利剧场空间，对于地方监管者来讲，它仃J得以存在，还只是体现了他们的宽容。它不合城市管理者定下的法理，所以理所当然地要时常遭遇到主流管控的蔑视和排斥，离消失或“危险”不远。
二00八年秋天，草台班与台北、香港和东京的朋友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合作演出《鲁迅二零零八》。这个看似停工义未停工的地方，我似乎每时每刻都要费神处理演出与周围仍在进行的劳动的关系。晚上预定七点半演出，六点五十分运土方的卡车还在开放的场地边倾倒建筑垃圾，发出巨大的轰响，灰土弥漫。然而演出裹着尘土进行得还算顺利，但大家围坐的演后谈还是被中途终止了。我想即便社会剧场或草台班的旨趣，主要还都不是关于个人自由的突破。或者说，自由并小是一个荒芜的概念，它有其价值，那就是能够承担各种限制。社会剧场更想撩拨的，是个人对公共环境的担当。那种责任没法通过市场去凋节并谋利。
我们或者因为聚会之难，所以需要戏剧，并需要拓展戏剧的空间，要将任何普通场合变成一个个剧场，变成一个个可以用作回应现实的社会现场。这本身又很具有戏剧性。在被称之为“拉练”的草台班远途巡演中，我们乘火车行程几千里，所到之处，演出场合各异，有书店、教室、酒吧、图书馆或展厅、报告厅和酒店的婚宴大厅。我们往往在几个小时内把它们摆布成剧场，并将带去的戏剧融合进去。演出过后，那些场所又回复它们原来的佯貌和功能。这些空间，在社会剧场的活动中被短暂占据，改变形态，一时成为公共问题的聚焦之处。它们像一些气泡，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张力之间，依靠剧场这层薄膜，形成独自的空间。压力稍有变动，它们或会破灭，不复存在。但那样的公共空间，在下一处的社会剧场里，又依仗了新的张力，继续被撑了起来。草台班的“拉练”巡演，原是这种张力关系的突围和寻找。
社会剧场尝试着种种身份和空间的介入。以草台班的传统，每场演出之后都会有演后谈，即与观众就所演的内容作现场交流。有时问题层出不穷，演后谈甚至会接近一场演出的长度。这个过程或有助于建设演出者和观众间更加在一起的关系，将戏里和戏外联系起来，提示出社会剧场空间的公共特征。这当然是与将观众当成消费者的剧场逻辑截然不同的。在不同的地方演出，演后谈也是我们在快速移动中，跟当地观众最直接的接触。二。一一年“第二次拉练”去到怀化，草台班被安排在一家四星级酒店的宴会厅演出，意外发现那是作为当地最大广告公司的十周年庆祝的一部分。那晚的观众里有不少酒足饭饱乃至喝醉了的当地政商界头面人物。《小社会》的演出，将乞丐、妓女和残疾人等的严酷生活直接抛到他们面前，令之后的演后谈气氛十分火爆。他们中的不少人，理所当然地打着饱嗝站起来表演一番，将我们指为这个社会的失败者，将创作出这样的戏称为悲剧；或者，试图将那些“失败”，转化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励志故事。我们当然要当场反驳……
简评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 篇7
一、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及其局限性
无可否认, 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历史上的最大进步, 首先, 资本主义社会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 生产力出现了狂飙式发展。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1]其次, 资本主义发展至今, 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民主和法律制度体系, 这一点同它的生产力水平一样也是任何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力所不及的。再次, 现今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了三百多年, 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传统文化、人类文明也是值得我们去借鉴学习的。总之, 资本主义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历史上最为先进的生产力,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同他们交往过程中应该取其所长为己所用。
当然资本主义同任何其他历史上存在过的制度一样都有它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大多数劳动人民剥削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具有虚伪性, 它是用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曾经把资本说成是来到世间,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他还把资本主义制度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比作“卡夫丁峡谷”, 更是用了一生时间去论证资本主义的灭亡。
二、现实社会主义与理论社会主义的差异
按照理论分析,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最先出现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却是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出现, 或者索性建立在落后的封建社会之上, 因此它与理论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 它们的最大区别无疑就集中表现在二者的生产力水平上。“现实社会主义与马、恩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是两种不同发展程度的社会主义, 两者不能完全画等号”[2]所以, 社会主义制度固然好, 但很难拿现实社会主义同当代资本主义相比较其优劣。二十世纪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则直接建立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之上, 但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要比东欧国家好得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用这种优越的生产关系带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人类社会何去何从———殊途同归———理论社会主义社会
无可否认, 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既对立又同一的制度, 它们的最终归宿将如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在党的正确指导下发展的初见成效, 我们不可能也舍不得放弃现有的社会制度, 因此我们目前的第一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尽早进入马、恩所指的真正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而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部分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 但终归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所不能容纳的地步。然而, 历史的车轮同样无法阻挡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继续发展, 按照理论分析, 它最终会被新制度所代替, 以至于也进入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但有一点要指出, 那就是现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马、恩提倡的是暴力革命, 正如列宁所说, 暴力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3]。但历史发展到今天, 不难看出这个问题将很难用暴力来解决, 首先, 由于科技的发展, 暴力的威慑力和震撼力将使全人类难以承受, 如果我们还一味的依赖暴力那后果很有可能会造成全人类灭亡。其次, 由于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的提高和改善使得他们似乎失去了以前的斗志。再次, 现代的国际大环境已经不允许再有大的暴力革命发生, 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总之, 在当今国际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中, 我们不应该再主张暴力。那么资本主义将以何种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呢?理论与现实向来是有差距的, 我们只能期目以待了。
四、遥不可及的理想状态———共产主义社会
杨适说马克思“在自由文化中———达到了一种既有现代理论高度又非常务实的新人道主义, 他称之为共产主义。”[4]这就为共产主义社会蒙上了一层理想色彩, 马克思曾经为他的理论共产主义勾勒出这样的蓝图: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极大提高, 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没有阶级, 没有国家, 更没有剥削和压迫, 个人得到全面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5]但马克思不主张地域性的共产主义, 所以要想进入共产主义必须得等到全世界生产力水平都极大提高, 生产资料极大丰富的时候。这无疑与现实的人类社会相差甚远。不过, 它可以作为我们全人类世代为之奋斗的目标, 也可以作为我们全人类向前发展的精神支柱。马、恩心目中的那种经过理论证明了的共产主义社会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实现呢, 我们现存的人类不得而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2]沙友林、王铁群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新编》第57页[2]沙友林、王铁群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新编》第57页
[3]《列宁全集》 (第3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3]《列宁全集》 (第3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4]杨适著:《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目录第3页[4]杨适著:《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目录第3页
市民社会与中国社会福利社会化 篇8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分析是我们探讨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马克思认为,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 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所谈及的市民社会是相对于政治国家而言的, 他认为, 国家不能解决市民社会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国家决定不了市民社会, 而恰恰相反, 在现实生活中, 往往是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
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是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在这里可以看出, 既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就不能把市民社会完全归于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所以, 市民社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在分析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过程中, 把经济因素纳入其中, 为后来的国家和社会相分离提供了物质基础。“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 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马克思认为, 市民社会有别于国家的组织, 是保护各行业利益的私人机构, 是社会中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形式, 它是社会的一部分, 但绝不能取代国家。这种特殊的结构形式日益成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为人类追求自由和解放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市民社会、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社会是整个社会中一个一个的组成领域, 这些领域都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但最终都要作用于整个社会, 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服务, 可以说历史的推动力量并不是国家, 而应当是社会, 社会才是历史发展的主体。马克思认为,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整个国家发展中尤为重要, 而人能够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就是市民社会的形式。这就要求国家要给予市民社会充分的自主权, 让市民社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 从而达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二、市民社会理论在社会福利体系的延伸
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形成时间具体说来应该定位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前, 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政府对社会全面垄断, 没有为市民社会形成良好的发展空间。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市民社会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强调, “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延伸至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当中, 市民社会主要表现为民间组织的发展。由于民间组织自身形成的自治性特点, 所以最终属于市民社会的范围。民间组织实质上是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 在国际上通常称之为NGO。我国的民间组织发展还不够成熟, 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进行了三十多年, 各项政策和配套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特殊性, 很多的民间组织具有亦官亦民的色彩, 普遍缺少公信力。
从中国社会福利发展历程来看, 建国以来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系。在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前期, 即从1949年到1985年, 以计划经济为大背景, 当时的社会福利是以国家和单位为主体, 国家和单位是工人享受福利的靠山, 福利分房、各种补贴、公费医疗、退休津贴等等多项福利都是由国家和单位负责。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 人们苦苦追求的公有制社会的实现, 使建国初期的社会福利制度从一开始就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可见,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时并没有理清, 所以也不可能形成系统的所谓的民间组织 (市民社会)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 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各种关系逐一得到捋顺, 社会福利也开始走上社会化之路, 国家慢慢的把大部分舞台让给了社会, 倡导福利投资主体多元化, 福利服务内容多样化, 各种民间组织开始纷纷成立并介入到社会福利事业当中, 市民社会应运而生。可见, 中国市民社会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
市民社会, 也即民间组织介入到社会福利领域, 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尤其是在社会福利社会化方面, 民间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社会的发展形态上来看, 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 所以也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市民社会阶层。马克思虽然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二者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但是却从未否认市民社会在整个社会有机体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社会福利领域, 我们首先应当不断的完善中国的民间组织 (市民社会) , 处理好民间组织 (市民社会) 与国家相互合作的关系, 在宏观调控上, 发挥国家的指导作用;在社会化服务上, 展现民间组织 (市民社会) 的服务优势。总而言之, 我们应该不断的健全民间组织的各类社会形式, 发挥民间组织 (市民社会) 在社会福利领域的特殊作用。
三、民间组织 (市民社会) 发展与社会福利社会化
民间组织是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同时发展起来的, 我国正在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 福利也不断走向多元化, 在此关键时期, 民间组织的参与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必然性选择。
从性质来看, 民间组织也被称作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在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过程中, 政府一直扮演着总揽大局、确定发展方向, 制定相关政策的主导性角色, 然而, 政府不是神, 不可能事必躬亲。国家和政府的任务是根据国情制定大的方针政策, 而此时民间组织的非政府性优势开始显现, 扮演着推行和落实的关键性角色。社会福利是为全体社会成员谋福利, 开展的各类福利项目都是以服务人民为前提, 这与民间组织的非营利性质正好吻合, 二者共同承担起福利提供主体的责任。
从民间组织的特点来看, 民间组织是推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首先, 民间组织在参与福利项目过程中, 展现出了亲民的重要特点。他们的非政府身份, 使其具有了“近民”的特点, 老百姓喜欢通过民间组织与政府进行交流和对话, 民间组织能够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其次, 民间组织比较了解民情, 他们往往可以根据国家的福利政策为福利服务对象提供非常有针对性和人性化的服务, 这一点较之政府而言既弥补了政府管理不到位的缺憾, 也展现了民间组织自身的优势。第三, 民间组织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吸引广大的志愿者参加服务, 志愿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队伍, 它在服务别人的同时也使自身慢慢得到提升, 最终影响更多的人群, 这也是我们构建福利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第四, 民间组织的财务独立, 在提供社会服务过程中不用受国家财政支出的限制, 独立经营核算的方式使其在提供社会服务过程中优势更加明显。
从民间组织的运作模式上看, 由于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所以它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以市场为导向, 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进行企业化运作。从前政府办福利由于摊子太大, 致使很多国家性质的福利项目出现人、财、物方面匮乏, 经营和管理方法陈旧的现象。民间组织的企业化运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严格控制成本, 提高收益, 这其中会涉及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和效率准则, 而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项目缺少的正是这些“特点”。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主体为国家和政府, 福利对象获得的多少都是由国家和政府决定, 不仅使国家负担过重, 空不出手来抓经济建设, 而且也使福利项目数量受到一定限制。民间组织的介入使得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不但加强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 而且使各类福利项目得以全面展开, 提升了服务品质, 扩大了受益人群的范围和数量, 使社会福利事业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从发达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社会福利经验来看, 民间组织的参与已经成为了社会福利制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世界最大的NGO组织国际狮子基金会主席谭荣根2013年在上海举行的第13届国际眼科学学术会上说过:“即使是发达国家、最富有的国家, 在社会福利方面还是需要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来协助政府。”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美国, 民间组织几乎承担了全国医疗保障的50% 和教育的40%;在高福利国家瑞典, 大多数的医院和学校都是私人兴办, 带有民间组织的性质, 通过政府购买等多种形式, 承担了大部分的福利服务工作;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民间组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已经比较成熟, 香港的主要福利服务形式大多靠各类民间组织完成, 台湾不但民间组织发展较完善, 而且大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进行推广, 不但照顾到了老弱病残孕等弱势群体, 而且正在朝着服务全民方向发展。民间组织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 能够使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中国的民间组织在社会福利体系中的作用也在随着自身的建设在不断加强, 正在朝着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方向不断努力。
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 如果市民社会从国家中完全分离, 那么剩下的只有自私、贪欲和敌对。市民社会不能与国家相分离, 那么, 在中国社会福利领域, 民间组织也不可能从国家和政府之中分离出来而单独存在。没有国家宏观调控为指导的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不具有正确方向性的, 没有政府总体福利政策的指引的民间组织的服务是没有效力的。今后的重点是要把国家、政府与民间组织间的关系定好位, 国家和政府主要起主导作用, 在放手给民间组织单独进行福利项目的同时, 加强对民间组织的信任, 增进合作, 使二者相互成为有益的补充。市民社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中国社会福利领域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得以展现。市民社会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 民间组织也是福利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一份重要力量。我们应把握住民间组织的特点, 调整好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 克服民间组织自身的弱点, 使民间组织发挥自身优势, 有秩序地参与到中国福利事业之中。
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最早源于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践。西方福利国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经济下滑开始面临福利危机。在福利国家探寻出路过程中, 有学者提出了“福利多元主义”的原则。“福利多元主义”提倡由政府、市场、个人和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福利事业, 共同成为社会福利提供的主体。因为福利国家面临危机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的责任过多、过大, 政府是福利提供的唯一主体, 福利国家的全覆盖式的高福利使政府不堪重负。市场、个人、社会组织可以发挥各自的优越性, 不仅能够使它们在社会福利领域里追寻各自的利益, 而且可以分担政府的责任。“福利多元主义”思想提出不久之后便在西方福利国家开始实践, 成为了福利国家变革的主导。
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福利制度有了长足的进展, 由于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 中国福利制度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提出了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改革模式, 希望在社会福利领域引入市场、个人、家庭、民间组织等一系列愿意而且能够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的力量。一方面让它们参与社会福利事业, 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既发挥各自的长处, 又保证自身福利的提升;一方面能够分担政府的责任, 使政府主要发挥其主导作用。在各种社会力量当中, 民间组织在福利事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尤其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一些非营利性质的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和一些教育培训机构, 已经成为了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民间组织的社会认可度也随着政府的支持和自身实力的增强而不断提高。民间组织的发展是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有效途径, 必将不断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年.
[3]韩克庆.《市民社会与中国福利体制的构建》.天津社会科学, 2008年第1期.
[4]邓正来.《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框架的反思与批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6年3月.
[5]管仕廷.《市民社会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08年第6期.
社会分工 篇9
一、社会和谐与社会发展
1. 社会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方式。
社会和谐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它蕴涵含着人们的憧憬与希望,它并不是海市蜃楼,让人遥不可及,而是通过我们努力,真切的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具体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我们当前的社会与之仍有较大差距,不和谐的因素还很多,从不和谐的社会过渡到和谐社会必然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而且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过程,它必须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了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科学发展观为社会发展提供理念和思路,可以说,科学发展的目的就是减少矛盾,使社会和谐。
2. 社会和谐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
单纯的GDP增长一定能带来稳定和和谐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如果GDP的增长是靠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过度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一旦资源短缺,结果不堪设想,只有合理地发展才能持久和和谐。发展不能失去方向,从建立新中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中国的社会发展一度失去重心和方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让中国遭受了重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上毫无生气,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社会存在各种不和谐的因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的重心由搞政治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磨炼和积累,对于社会发展的方向,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复的思索,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理想,为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则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标靶。只要方向正确,社会发展必然一步一步地造就良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状态,同时这种过程中的和谐关系又是社会发展的保护伞和强心针,保障和促进社会的良好发展。
二、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
1. 社会和谐是平衡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
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社会矛盾亦然。历史已经证明,在经历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社会主义社会仍在存在着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而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导致当前社会不和谐的状态,因此要求我们合理地解决社会矛盾,创造和谐。可是一种矛盾的解决可能同时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因为当前的社会矛盾大多是物质利益矛盾,矛盾的解决意味着一个或者多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受损,由此新的社会矛盾又会产生。社会矛盾的处理应该重在平衡矛盾而不是使矛盾消失,当然矛盾也不可能消失。就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一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体现为从基本适应到相互排斥再到基本适应的反复过程。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用智慧通过不断地实践发展了生产力,这种不断进步的生产力要求改进或变革生产关系,从而更快地发展。但是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确定下来很难更改。
2. 社会矛盾是建立社会和谐的本质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纲领指引下,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取得了骄傲的成绩,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改善。但是,种种的喜悦正面临着挑战。由于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导致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不断分化调整,不同的思想观念相互碰撞。进而引起各个领域中的具体矛盾。经济领域中,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贫富差距现象始终没有彻底扭转,以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为例:“按行业细分的职工年平均劳动报酬,2006年仍以证券业为最高,达8.67万元,比上年增长54%;其次是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和航空业,分别为6.32万元、6.11万元,航空业6.01万元;在4万元以上的有其他金融活动业5.62万元,烟草制造业4.61万元;最低的是林业职工,只有8 220元,比上年增长13%。最高与最低的行业收入差距由上年的7.5倍扩大为2006年的10.6倍,比上年扩大了3.1倍,比1978年的1.3倍扩大了9.3倍。若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则行业差距更巨大。”[2]政治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干群矛盾和腐败问题;文化领域中,中西方文化,市场经济观念与传统经济观念之间矛盾激荡;社会生活领域中,就业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等关系民生的重要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社会矛盾问题凸显,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增多,给国家的团结和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三、社会发展与社会矛盾
1. 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基本矛盾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矛盾产生、变化、发展的中枢。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它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上层建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它与中国的经济基础也是基本适应的,所以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中国是基本适应条件下的非对抗性矛盾。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并不是自发的,人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利益的趋势下,人们调节矛盾、化解矛盾,矛盾的运动发展过程中,人也随之发展进步,社会自然而然地就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趋势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3]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要努力做到“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实际上就是五对矛盾,科学发展观就是围绕这五对矛盾展开,而且解决矛盾的方法就蕴藏在矛盾自身当中。
2. 社会发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
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总结了中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后,得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完成这个根本任务,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的各种工作都应该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为生产力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4]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多地反映在物质利益方面,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问题一直没有根本解决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物质文化水平还很有限,当然,这与我国经济基础差、底子薄、人口众多等客观原因也有很大关系。物质上的匮乏是其他东西不能弥补的,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把蛋糕做大,手里面的东西多了,才有底气去处理社会矛盾,才有解决社会矛盾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新华网,2007-10.
[2]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40-341.
[3]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1.
社会分工 篇10
1 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价值和行为特征
(1) 社会企业家是改革者, 承载社会使命, 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目标为宗旨。利用企业运作的方法, 高效整合资源但不聚敛财富, 成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应用一项使命来创造和维持社会价值, 这是社会企业家区别于商业企业家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所在。对于社会企业家, 社会使命是根本性的, 这种致力于社会进步的使命不是以为个体创造私有性收益为目的。产生利润、创造经济财富或服务于消费者的需要可以是运作模式的一部分, 但它们是用来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活动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才是衡量社会企业家所创造价值的尺度。社会企业家寻求长期的社会性投资收益, 他们要的是创造持续的改进, 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模式具有根本性的系统变革, 从而指向的问题是深层原因, 而不是应对表象。
(2) 社会企业家是创新性的, 他们开拓新的领域、发展新的模式和采用新的方法, 从事于一个持续地创新、适用和学习的过程。他们不一定是发明家, 却可以创造性地运用别人发明的东西。他们的创新性可以体现在如何组织核心的项目;如何重新组织资源, 以及如何为其活动寻求资金支持。在资金支持方面, 社会企业家能够采取创新性的方式来确保一旦其活动开始创造社会价值, 其事业能够持续地获取资源。创新能力是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源动力, 没有创新就不能进步, 也不会持续, 所以要求社会企业家面对不确定性和失败的风险要勇于开拓, 敢于创新, 不断学习探索与实践, 通过积累经验提升创新意识。社会企业家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学会管理自身和避免风险。充分利用现有的稀少资源, 并通过多渠道、多途经来吸纳各方资金, 通过一些合作等方式来解决资源的短缺问题。他们不受所在领域的规范和传统所羁绊, 想方设法地不断寻找一切能够获取资源的办法, 包括慈善捐助和企业商业运作模式, 使得能够利用现在的资源为社会解决更多的问题,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群和社区。
(3) 依靠横向联系来支撑、发展和壮大, 识别并追寻新的机会来服务于这一使命。别人看到的是问题, 社会企业家看到的是机会。他们不是简单地对社会问题进行表面认识, 更多的是通过现象看到了更深层的解决之道, 看到的是如何实现社会进步的愿景, 并坚定地加以实施。他们坚定信心, 并会对其运作模式和方法进行相应变化。他们能够通过分析掌握社会问题的根本, 结合了韧性与在过程中调整的能力, 当遇到困难, 社会企业家不会停止不前, 不会放弃。
(4) 关注人的成长和内心体验, 他们对于利害相关方和所创造的结果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 社会企业家会采取行动来确保他们对社会价值的创造。这意味着他们对所服务的对象有良好的了解, 他们的服务对象往往是那些社会需要帮助的人群和社区, 对他们的诉求和期望能够深入地理解和正确地评估, 并且与他们保持密切友好的关系, 同时又能充分考量投资方的期望和价值。他们着力寻求为受益方和社区带来真正的社会进步, 以及为投资方带来有吸引力的回报, 无论是社会的或是财务的。实现投资方价值和社区需要的契合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社会企业家会建立类似商业模式的反馈机制来增强其公信力。他们会对其在社会影响、财务收支和组织管理方面的多重结果进行评估, 而不仅仅是对其规模、产品、服务产出和流程进行评估。评估信息被用于过程的调整和纠正, 以便更有效地创造其社会使命所声称的社会价值。
2 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社会企业家实际上是一种特别的领袖类型, 人们需要社会企业家来发现社会进步的新途径。那么, 一个社会如何孕育社会企业家精神, 健全和完善一套有利于社会企业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呢?
(1) 政府层面在法律制度上给予松绑和支持。特别是在社会组织的注册条件、资金要求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改进, 逐步建立分级注册制度, 为有爱心、有潜力的社会企业提倡法律保障, 保证其应有的法律地位, 加强立法, 明确社会企业的权利义务。要从制度上对社会企业加以认可, 并对社会企业家加以培育、呵护、挖掘, 树立榜样, 以推动中国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健康成长。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服务市场, 鼓励并对相关社会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 放松有关限制, 勇于管理创新, 为社会企业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制度保障。同时, 重视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开发, 通过社会组织以市场化方式充分参与来解决社会问题。
(2) 通过多渠道解决资金问题。社会企业需要方方面面的资金, 但经费来源单一, 生存能力弱, 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民间服务方式给予支持, 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和资金加入社会企业行业, 包括慈善捐助、低息贷款和资本投资。特别是那些能够长期提供的资金支持, 这需要包括资金市场在内的系统作支撑, 使资金有序地流向社会企业领域。支持型机构可以通过推介或引入其他国家相关领域成功经验, 通过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有潜力的社会企业的发展。
(3) 克服人力资源匮乏的现状, 培育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土壤。社会企业模式给人们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 但目前专业人才非常缺乏, 相对吸引力不足, 自身资源也有限, 再加上公益行业公信力脆弱, 这就要从制度和社会层面下功夫, 要对大众特别是高校学生、媒体的营造宣传工作, 让更多的人了解社会企业, 勇于创新, 积极参与, 并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同且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从根本上为社会企业家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以吸引更多的既有商业运作及管理知识又有社会创新综合能力的年轻一代加入这个队伍。
(4) 建立社会企业家网络平台, 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协调合作, 以及经验分享互动, 专注于支持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成长和发展, 加强关系网络的建设, 能够借助国际经济大舞台, 让社会企业家同国际、国内各类政治、经济、慈善领袖相连接,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以创造更积极的社会影响, 发挥社会企业家的辐射作用。
3 结语
社会企业家们通过实践性的、有创新意义的举措顺应了世界扁平化的趋势, 使个人能够为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做更多的贡献, 使得社会成员之间有了更多的相互间的信任和尊重。我国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的实现, 也最需要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企业家精神。近年来, 企业伦理建设已越来越受到社会和企业的一致重视, 更多的企业也都加入到这个队伍之中, 并将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文化之本。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应该把握这一难得的机遇, 从社会层面、制度层面、社会企业家精神培育方面创造一种良性的氛围和土壤, 使社会企业家精神在中国扎根并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1]查尔斯·里德比特.社会企业家的崛起[M].环球协力社, 2006.
[2]戴维·伯恩斯坦.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M].上海:新星出版社,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