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精神胜利法

关键词： 阿Q

阿Q精神胜利法（精选四篇）

阿Q精神胜利法 篇1

《阿Q正传》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这样一个背景:中国辛亥革命前后,江南农村一隅的生活景象,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的不行遭遇;一个在乞求存活人世间的过程中总是失败而用自欺自慰的方法吞咽痛苦与耻辱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鲁迅先生一生都以国民性的问题为主要思考对象,他一辈子以笔为刀,剖解中国人的魂魄,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全面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旨在描绘出这样一个悲惨的国民的魂灵以让世人保持头脑清醒,写出中国人的人生境地,主要描写了众多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凄惨、悲凉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善这悲惨的人生,将民众在麻木的沉睡中唤醒。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为了解救这个近乎于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国民而发出痛苦的呐喊。这样的写作背景和意图,注定了阿Q是中华民族劣根性的象征,代表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以及以悲剧结尾的一生。

“精神胜利法”指的是用纯想象中的胜利,对失败的现实做一种弥补与安慰的一种心理方式。具体表现为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麻木健忘。从这篇中篇小说中看,我大约把他分成几个点来对他的心理进行分析。

一、理想中的优胜者。

它的作用是补偿——补偿自我异化和内心的分裂,并使人们“感觉到一种力量和意义”。这样的理想可以使个人成为一位“英雄、天才”。使人摆脱“痛苦和难以忍受的感情”。所以说,理想是个很强大的东西,它可以满足人们心里上的一切需求。霍妮把自我理想化称作“包罗万象的神经质解决办法”。但是,这种以理想取胜的却是最不现实的。但阿Q不在乎,他一直活在他的理想中,所以他是得意的,他是威风的,他是自尊的。他很“鄙薄城里人”,但是又觉得“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我们先前——比你们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被人打了,心里会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刚开始他觉得自己头上的“赖疮疤”是恼人的,到后面为了报复别人喊他“保险丝”,心理开始逆转“‘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这样看来的阿Q,已经逃离了现实物质世界中,转向“先前”与“以后”的精神世界中,从而取得精神上的胜利。我觉得阿Q能在那样一个吃人的社会里支持和克服困难存活那么久,作为一名理想中的优胜者大概是最重要的原因了。

二、骨子里的卑微者。

对于他头皮上的癞疮疤,他忌讳说“癞”以及一切与“赖”相近的音,后来范围推广到连“光”也讳,再后面,连“灯”都忌讳了。起先,谁一犯讳,不问青红皂白,阿Q会全疤通红地发起怒来,估摸着对手的实力,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但他总是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慢慢改变换了方针,大多数时候改为怒目而视了。总是吃亏的阿Q,他并不是一个强大到可以任由别人打他的人,他选择了低头,那么,这个可怜的卑微者得以生存下去。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对他说“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的时候,卑微的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当假洋鬼子拿了一根黄漆棍子大踏步走了过来,阿Q“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的头上了”。阿Q知道自己会挨打,但是不跑,反倒是等候着挨打,这就体现了他是一个骨子里的卑微者,如果不是卑微到了谷底,他绝对不会这样像个奴隶一样。我觉得这个心理特征表现得给我影响最深的一处就是赵太爷儿子中了秀才,阿Q说他是赵太爷的本家。然后——“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阿Q不开口。赵太爷越看越生气,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Q不开口,想王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阿Q生活在一个自己姓什么都没有权利的社会环境里,想要生存下去,必须有精神在支撑。其实阿Q无非是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企图忽略自己真实的内心——自卑感,把自己在所处的环境所感受到的绝望和不安全感掩盖起来不为外人所知道,由此获取基本的自我价值感。人悲苦到一定境地的时候,也许会悲极生乐,这样能缓解一定的痛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阿Q当时的心理。身处此时、此地的贫苦阿Q,被他人欺压得太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角色认识已经产生了混乱,会出现焦虑和不满足,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内心的混乱平息,试图调整自己的心理,“精神胜利法”就是他在对自己角色定位混乱后产生的维系生命的心理依赖,在这个表面胜利者的心里,其实暗藏着一个卑微者。

三、流氓式的生存者。

在那样一个欺弱怕强时代下,就算是阿Q这样的弱者,也学会的这一点,阿Q是那个社会最典型的人物,他身处这个社会的底层,深受别人的欺凌,深受这个社会的等级制度的残害,“精神胜利法”的存在让他生存下来,但性格也跟随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的欺弱怕强。在那个不开放、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对女性动手,那简直就是欺负人!阿Q的欺软就是选择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在遇到小尼姑的时候,一开始就“突然伸手去磨着伊新剃的头皮,并且说一些暗藏淫意的语言调戏小尼姑。‘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为了满足那些鉴赏家起见,再用力一拧,想放手。”这时候的阿Q是得意的,因为他自己觉得经常被别人的欺负的自己也有欺负别人的一天,另外一点让他感觉到满足和胜利的就是——他的胜利是在大众面前所展现的,在他看来观众也给足了面子,总是“大笑”来满足阿Q那颗胜利的虚荣心。另外一名被他欺负的女性就是吴妈了。吴妈是个善良的妇女,也许那个时期的妇女也是麻木的,她没有掺杂太多像别人一样的对阿Q的鄙夷,她会洗完了碗碟,也就在长凳上做下来,而且和阿Q谈闲天。可是阿Q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心里想的是“女人……吴妈……这小孤孀……”吴妈和小尼姑不同,吴妈上了年纪,性格较为麻木,吴妈的注意力多关注在生活的琐事上,对于阿Q,吴妈只当作他是一个能说话的人,并不在意他在想什么。吴妈不知道阿Q在想什么,但是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男人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正准备将“魔爪”伸向她——“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这对于一个被封建思想残害至深的女性来说是一种侮辱。可是对阿Q来说是一种渴望。阿Q这样做无疑是要满足一个男人做原始的本性,在那个由男人掌握世界的时代来说,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女人绝对是说不过去的。精神胜利法本身就是阿Q自身的一种理想化状态,是一种思想上的鼓励,所以他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了。对于吴妈事后的“自寻短见”他精神胜利法本身就是阿Q自身的一种理想化状态,是一种思想上的鼓励,所以他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了。对于吴妈事后的“自寻短见”他是满不在乎的——阿Q想:“哼,有趣,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这就是他的精神胜利法在支撑着他,在那个没有人性的底层社会,他只为了生存,并不会对别人的生存或者死亡产生什么悲或喜的感觉,他只是以他内心那种流氓式的心态看待弱者,这也是那个社会的通病和弱点。

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专制社会不仅仅对人民实施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迫,甚至对人的文化认识与心理认知进行操纵,并将这些认识揉入到大众的骨子里,渗透到大众的血液里,使大众的生存结构受其摆布,导致了大众在性格与心理的结构上产生缺陷。精神胜利法一度使阿Q在心理满足和心理平衡中获得了暂时的安慰,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从阿Q的结局来看,它终究只是一种消极的躲避现实社会的心理,带有一定的自欺欺人的性质,除了可以暂时改良失衡的心境,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什么。阿Q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主要还是由于他以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身份存在,精神胜利法延长了阿Q的寿命,但始终改变不了他必然走上断头台的结局。

鲁迅一生追求“立人”理想,认为只有首先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状态,通过根治国人心理上和精神上的病根,重塑个体人格来改变中国的人们乃至社会的现状。阿Q的人生揭露了一个现实:在社会中生存,就要找到自我的角色定位,如果仅凭他人给自我的定位,将会造成自我角色认识不清,从而产生应激反应,出现焦虑和不满足。活在当下,利用“精神分析法”安慰自己是一种途径径,,但但更更重重要要的的是是要要认认清清自自己己。。阿阿QQ的的精精神神胜胜利利法法还还能能从从更更深深入入的的层次进行思考,以后仍需进一步去探究。

参考文献

[1]林双泉.对阿Q“精神胜利法”之深层心理分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

[2]田录梅,张丽军.老调新弹——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学解读[J].语文建设,2008(04).

[3]吴艳.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特征[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03).

[4]何冬丽,孙利.从阿Q精神胜利法看中国人的心理防御机制[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03).

阿Q精神胜利法 篇2

湖北省浠水实验高中 陈挚

主 题 词：“精神胜利法” 阿Q 生命 链环

内容摘要：人都有寻找精神家园的冲动。阿Q在封建势力钳制下，这种寻找的冲动更猛烈，虽然是不自觉的对历史痼疾的张扬。阿Q本可少些这种冲动，但赵太爷们的“铁屋子”老是进不去，反而更激发了他的这种冲动。阿Q在进入“铁屋子”过程中，屡受欺凌、侮辱，于是，他泪往心里流，盐往伤口撒，以自尊自大，妥协、健忘的方式来消解自己的苦痛。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并非愚昧麻木的表现，而是力达目的不得后的反讽，是他生命得以延续的法宝和链环。

学者赵鑫珊先生在《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中说道：“现代人整天龟缩在高层钢筋混凝土制成的火柴盒里，走在人们比肩接踵的柏油马路上，呼吸着被污染的混浊空气，听各种机器的嘈杂轰鸣……于是有一天，在你的内心深处会突然泛起一股奇怪的情绪，一缕缕愁猛地袭来，你恨不得马上一口气跑到荒野僻静处，在荷花池塘边坐下;光着脚，躺在绿草地下，闻泥土气息，听蛙声一片，看第一颗星星闪烁在天边，发誓要去寻找生命的根，渴望着归真反璞……。”这种情绪，就是让精神还乡，让灵魂沉落到精神家园之中。与现代人相比，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的阿Q所处的环境里不只是“混浊空气”、“嘈杂轰鸣”，它还有钢铁般的封建钳制势力、一群群麻木的看客。“火柴盒”里的现代人“发誓要去寻找生命的根，渴望着归真反璞”，以获取内心的满足，那身处“铁屋子”里的阿Q呢?或许这种寻找精神家园的冲动，要猛烈得多吧。

阿Q是一个“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质朴勤劳的人，连“老头子”也颂扬他“真能做”。所以，他也具有一般农民的特征：安分守纪，勤劳为本，想过平安日子。但在封建钳制势力、麻木看客逼迫下，阿Q想以勤劳“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①的命运常常被鄙弃所毁灭，因此他内心深处常常泛起一股奇怪的情绪--寻找个体的精神家园(也许就是为了消解痛楚的情绪)，即文章中表现出的一些古怪自尊的“精神胜利法”。阿Q无家无室、无亲无故、孤零只身，住的是土谷祠，靠打短工为生，狭小的生活圈子，太多的身心苦痛反弹出他有点偏激想法：“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有些荒唐：我的儿子比赵太爷钱太爷的儿子会阔得多!这反弹出的自尊的想法确有“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语)、“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白居易诗)的旅迹。这是情理之中事。

阿Q注重人伦和世务而不得的根源及苦痛除了使人感到悲哀外，难道就不能引起人们的警醒和同情?他沉落心底的“精神胜利法”对于一个赤农来说是否是愚昧麻木?本文想就此问题作点简要的阐释，以就教于方家。

阿Q大约记得自己是姓赵的，细细地排起来他还比赵大爷长两辈。头一天他喝了两碗黄酒，为本家赵太爷儿子进了秀才手舞足蹈地说了“他也很光彩”的活，并引起几个旁人肃然有些起敬，哪知第二天惹得赵太爷满脸溅朱，跳过去给他一个嘴巴，并喝骂道：“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自此以后阿Q就不敢有姓了，使他注重的人伦和世务受到了第一次打击。西方国人总是把个人名字写在姓前，姓只作为名的副件，或干脆舍去。他们在名字里也要张扬一下人的个性。而中国人则必须把家族的姓写在名前，否则就有辱没祖宗或是有“野种”之嫌。看来，中国人的名姓只是个氏族符号，对个人意义不大。阿Q不想辱没祖宗和做“野种”，总想做一个承继祖宗的孝子，于是记起自己大约姓赵，想以此姓进入未庄这间“铁屋子”，争取未庄人所该有的人格和生活，享有基本的人伦和世务的权利。然而阿Q想错了。阿Q没有想到他的人伦和世务是要封建主义余孽们颁发“通行证”的。在此使人想起了艾青的保姆“大叶荷”。 保姆的名字竟是村庄的名字!中国妇女除了几个被皇帝宠着的有名姓之外，大约只有“某氏”的称呼吧。男人们没有把她们当平等的人看，她们只是个附庸或是“一件衣裳”，即便是被皇帝宠着的有名姓的也几乎未例外。未庄的阿Q此时终于被逼得变成了女人，而且还是如同“大叶荷”般的女人。女人还有被人亲近的时候，而阿Q却从来没被人亲近过。这是何等的侮辱和悲哀啊!阿Q力争与赵氏享有同样的精神家园之艰难可见一斑。

从后来终至于阿Q名字不知怎么写，籍贯不可考可见，阿Q始终未能融入未庄这间“铁屋子”，在赵太爷眼里他始终是个异类，说白了他始终是个“野种”。

阿Q的种种努力可以证明，他多么想依托长着癞头疮的头颅去撞开这密闭的“铁屋子”，想变“野种”为“家种”，然而阿Q却屡撞屡败，阿Q是不太笨的，甚或有些机智和幽默，或俗称之为“农民式的狡猾”，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很愚昧、很麻木。他被人“照例去碰头”时歪着头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当老尼姑追赃时，他说“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就是例证。不信你到当今农村去找一个真正愚昧麻木的人试试，他能有这般言语?阿Q倒像农村那些狡猾且有些无赖的“土痞子”。所以，我们说：当阿Q无路可走时，或曰注重人伦和世务不得时，他就去寻找自己精神的家园--即用“逍遥”的“精神胜利法”去消解眼前的痛楚。把眼泪往肚里咽，把盐往自己伤口上撒，不是愚昧自贱、麻木不仁,而是一种“动力定型式”的带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精神还乡”的方式。“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固习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②这种评价倒指出了阿Q身上弱点产生的原因。

释家和道家的“精神家园”，在中国土地耕耘了上千年，谁也否认不了二者对一代代传承的中国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我有个浅薄的看法：释道“精神家园”在传承的过程中，许多闪耀着睿智光芒的圭臬倒没被大多数人承传，相反二家逍遥自在，忘记痛苦，忍受灾难，委曲求全等消极“精神家园”却为大多数人承传着，尤其是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劣根性流毒最深。。好比近代中国国门一打开时，外国好的丑的一齐涌进国门，国人对好的倒没接受多少，而丑的一见就记住了，并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劣根性历数千年的积淀，自然就成了一种痼疾。这种痼疾在象阿Q这样赤农的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坏品行”影响着他对“精神家园”的觉解档次。他对假洋鬼子剪了辫子一事“深恶而痛绝之”，与假洋鬼子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老婆跳了三回井”保持着高度的认识上的一致。“辫子”是皇上定的规矩，岂能随便剪?可见阿Q在这方面有“做稳了奴隶时代”的人的属性，深得清皇帝的真传。阿Q本来也是“正人”，他对于“男女之大防”非常严格：尼姑、在外里走的女人、与男人搭腔的女人都是“假正经”。这种认识与中国封建传统规定：“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女授受不亲”何其一致!阿Q对赵太爷，地保的欺诈，用嘴反抗过，而终归是归顺。这说明阿Q具有想“做稳奴隶”的条件、“注重人伦和世务”的基础，然仍没做成奴隶，这是怎样的不幸啊!要说阿Q愚昧麻木这倒是算得。但处在泥里的龟能不污泥吗?

阿Q基于封建观念本不会在男女问题上犯“错误”的，谁知可恶的“本我”(弗洛伊德：“本我--是由一切与生俱来的本能冲动所组成。其目的在于减轻紧张，避免痛苦，获得欢乐。”)害了他。阿Q大约很早就认识吴妈的，在赵太爷家一个当舂米汉，一个当厨妈的日子肯定不会短，然相安无事。自阿Q拧了小尼姑的脸肉后，女人的“油腻”引发了他“本我”中希奇的想法;想和吴妈困觉。阿Q的“被蛊”，吴妈也有一半的责任：不早不迟在这个时候与阿Q谈闲天，又一直谈赵太爷家的女人，真是火上加油，引火烧身。而立之年的阿Q，想找个女人并没有错，且是合乎封建“人伦”的，何况找的对象是个“小孤孀”。可是在赵太爷所把持未庄这间“铁屋子”里，阿Q想实现人生最本能的“入世”愿望也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一来你阿Q是“铁屋子”外的“野种”，二来你阿Q“欺负”的吴妈是我赵家的小孤霜，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在吴妈表明自己是“正经”人的广而告之之下，阿Q终被“蓬”了几“蓬”之后，剩下的就只有“赤膊磕头”的份了。假设阿Q没有“精神还乡”的办法--不是那么健忘，不善于说“妈妈的”，恐怕他早就上吊或跳河了吧。

阿Q想和吴妈困觉使未庄变得“古怪”起来。“女人突然都怕了羞”，“酒店不肯赊欠了”，土谷祠的老头子似乎叫他走，尤其令他“妈妈的”是许多日子没有一个人叫他做短工。阿Q于是留心打听原由：还是一个穷小子小Don霸了他的饭碗。于是他将一腔的气愤发泻到了小D的身上。阿Q移植了赵太爷们的做法，象饿狼扑食般地扑上去(其实阿Q最痛恨狼的，可不自觉地自己也做起了狼)，伸手去拔小D的辫子，似乎想撞小D的头。结果挨了饿的阿Q又瘦又乏与小D只打了个平手。本想打败小D，赢回“经营人伦和世务”“行状”，证明给那些狗眼看人低的赵太爷们看看自己的“有为”，结果事如愿违，终致于使他死了心--坚决地出门求食了，亦即以出门求食的方式埋葬眼前“妈妈的”事。阿Q在对待小D的问题上，确有点“妈妈的”。本属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却“同室操戈”。从另一方面看，字不识一个、只是画圈时才第一次接触笔的阿Q，又怎能看透他的肚饿是未庄赵太爷们“假正经”造成的呢?《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问一个二十多岁青年：“吃人的事，有么?”青年答：“没有!”“你说便是你的错”。二十多岁的人尚且如此，三十多岁的人能想到哪儿去?这能说阿Q愚昧麻木吗?这是一种“农民式的直觉”。现代农民朋友看见别人种什么赚钱就学种什么，还不是一种“直觉”吗?恐怕很少人在学种之前想到市场、国家和民族吧。现代如此，何况当时。

阿Q摩小尼姑新剃的头皮，拧小尼姑的脸肉，亦未必是愚昧麻木。他亦是向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学的，赵太爷不也是用这种轻薄方式经常侮辱他吗?别人欺小是维护封建秩序，阿Q欺小是想证明自己有能力“经营人伦和世务”，并且从中可以转化消解赵氏降临他身上的被侮辱的苦痛。别人欺小得一世的“快活”，为什么就不许阿Q欺小得一片刻的“逍遥快活”?阿Q与王胡比捉虱子，很有些滑稽。看似愚不可及，实则与拧小尼姑脸肉之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双差生，当老师不问不理他时，他认为被集体抛弃，于是就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无故欺侮小同学，与更差的学生比“丑”、比更无赖，他要以此证明自己还行。阿Q同样是以“比丑”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还“行”。阿Q上述行为是“经营人伦和世务”不得的一种反讽。他的行为与《明天》中蓝皮阿五老爱把手往单四嫂子奶子上挨的.无耻行为相比，简直要好得多。天道恢恢，何以谴怀?阿Q只能如此而已。

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沉细细的”将裤带坠成很弯很弯的弧线，虽有些来路不明，终于获得了未庄人“刮目相待”了。原避之如蛇蝎的妇女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阿Q的东西都卖了，居然竟使赵太爷“不觉失声”地说话。这“中兴史”算是阿Q享有了“经营人伦和世务”权利和些许满足。他苦苦的“注重社会中人伦和世务”总算有了个出头之日。因他的“并不讳饰，傲然的说出他的经验来”(阿Q先前既然承认自己是“虫 ”，那又何必去充男子汉呢)，又让未庄人觉得“不足畏”了，无意“经营人伦和世务”的“中兴史”也就只有昙花一现的命运，并把自己的小命也搭进去了。

这“中兴史”也曾使阿Q明白一个道理：要想不被未庄闲人欺侮，不受赵氏们的嘴巴和棍棒，一定要有物质基础，一定要有使人羡慕的地位。阿Q本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很慌张，于是阿Q便向往“革命”，便主张“造反了”。造反的直接利益就是：未庄一伙鸟男女全都跪在自己的脚下;元宝，洋钱，床、椅，想什么有什么;想什么女人有什么女人。阿Q的“造反”向往终究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击得粉碎。阿Q虽不知道“革命”为何物，凭他的经验，他知道“革命”能给自己复仇并带来实在的物质享受和别人的羡慕。这是与赵氏们平起平座的资本，也是“经营人伦和世务”为人的“资本”。再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历史之必然。怎么能说这是阿Q用以自麻的“精神胜利法”呢!庄子的“精神家园”“专在破执”，他的魅力就在于对现实的超脱，把灵魂寄托于那“无何有之乡”。所以庄子式的人格：“独来独往，不吝去留，若垂天之云，悠悠往来聚散，在一种远离的姿态中显出格外的美丽和洒脱”(鲍鹏山《永恒的乡愁》)。阿Q却“专在偏执”，总想进入赵太爷的“铁屋子”，他虽然独来独往，不吝去留，也想超脱现实，可他没有成为“若垂天之云”的地位和本钱，故而他的偏执既不够美丽也不够洒脱，甚至显得滑稽。但不管怎么说，阿Q确实是在“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精神的家园”的。他本想得到的是赵氏般“精神家园”，而在寻找中，坚硬的“铁屋子”使他转而求其次，不得不将自己能理解的“精神胜利法”沉落心底。要说阿Q愚妄，那他就愚妄在太偏执，太想进入赵太爷的“铁屋子”。

综上所述，鲁迅先生塑造阿Q这么个人物形象意在揭示：不管封建势力如何反对，孱弱的国民仍有“注重社会的人伦和世务”的愿望;一旦失败，他们就会找到一种适合于自己消解苦痛的方式--“精神胜利法”，即让苦痛的身心龟缩到民族的“谱”中。这样说来，鲁迅这篇小说的主旨同样是揭露封建主社会吃人的本质。阿Q们的愿望是可悲的，其消解的方式也是可悲的。这大概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含义吧。

阿Q依靠自己长有癞头疮的头颅一次又一次去向未庄这间“铁屋子”俯冲，结果不是被嘴巴，就是被棍棒打了回来，最终因此而挨了刀。几个象赵太爷、假洋鬼子式的“小毛虫”把持的未庄就如此难进，足见得全中国的封建势力确实有点“妈妈的”。这种“妈妈的”现实注定了象阿Q这样的赤农比一般的农民被封建社会吃掉的命运更惨。阿Q愤世疾“赵”，同道者寡，故象庄子一样谐话(有些人说是自轻自轻)迭出，有时以此消解他人的愤怒，有时是消解自己的苦痛。特别令人感到痛心的是他有时还用自残的方式来消解自己的苦痛，如自己打自己耳光、灭掉心中的“火焰”象灭蜡烛般立灭立熄(在外头受辱转身就睡着了，这种健忘非一般人能及)。阿Q这种自尊自大、妥协、健忘等“精神胜利法”是他生命得以延续的法室，是生命的链环，是一个赤民在受压迫后非理性的“精神还乡”和反讽。不过，阿Q是 “顺着自己的本能和社会风俗习惯”(冯友兰《人生境界》)立身行事的。对这种 “觉解”不足的人生，鲁迅先生自然是持批判态度的：“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南腔北阔漫与》)。中国的出路在于提升阿Q们的人生觉解。靠谁?赵太爷、假洋鬼子，还是老把总及其统治者?他们都不可能。那么，再次砸碎换汤不换药的国家机器是必不可少的了，这或许是鲁迅说的“引起疗救”注意的事吧。

注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精神》，高三语文第五册读本第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版。

②周作人《知堂书话》之《关于阿Q正传》第867页，岳麓书社钟叔河编，1986年版。

参考书目：

《鲁迅全集》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寂寞圣哲》，鲍鹏山著，东方出版社中心版;

《科学艺术哲学断想》，赵鑫珊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年版;

《心理咨询》，王玲，刘学兰著，暨南大学出版社版。

阿Q精神胜利法 篇3

一、经济上使穷人丧失人格尊严

阿Q为什么产生精神胜利法呢?最主要是当时的社会在经济上使穷人丧失人格尊严。阿Q处在社会最低层, 被层层盘剥, 上无片瓦, 下无寸土, 孤苦伶仃地寄住在土谷祠里, 只靠给人打短工来维持生计, 后来连这些可怜的基本生存权也惨遭剥夺。而作为最基本权利的生存权都没有了, 那里谈得上人格尊严!依时下通行看法, 自然人的人格被视为一种包含人的全部生存条件的法律地位, 不仅包括自然人生存所需的精神条件 (安全、自由和尊严) , 而且包括其生存的物质条件 (财产权的享有) , 即应确定其包含决定自然人“人成其为人”的政治的、伦理以及财产的各项要求。“无财产即无人格”, “人成其为人”首先需要基本的物质保障, 否则是不足以使其真正成为人的。初生婴儿之所以成其为人, 在于当然享有对父母或者社会的抚养请求权;一无所有的穷人之所以成其为人, 在于其当然享有一项要求社会救济的权利 (如果社会对这些人弃之不顾, 他们将无法生存, 将无法享有其生命权, 而对行将饿死的人, 何谈人格) ;资不抵债的人也有财产吗?当然有, 他的财产正是通过其对抗过分的强制执行、保留其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来表现。“无财产即无人格”所表达的无疑是对穷汉、弱者的生存权利的人道关注, 它将人格与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结, 蕴含了博大的人文主义关怀。在不具备起码物质生存条件的情况下, 先别去奢谈什么人格尊严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都将最后归结为财产的不平等, 对人自由的限制都将最后归结为财产的限制) !这种将保护个人财产的意义提升至保护人格尊严的高度, 是穷人真正拥有人格尊严的唯一出路。

阿Q的生活, 难道不是一种悲观的、绝望的、甚至是令人死亡的生活吗?人们对他或嘲笑或威胁, 甚至还可以任意打他的耳光。这把阿Q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乐趣翻个底朝天, 碾成齑粉。阿Q出现了耐人寻味, 不同寻常的重要问题:在他身上出现了一种最可怕的危机, 这种危机只有身处其境的人的心灵才会产生和感受!他只能忍受侮辱, 事实上放弃了所有的一切, 而这正是阿Q所有的生活必须面对的一切。

二、阿Q——绝望的穷人“歌手”

面对生活的重压轰然倒塌的一切, 人们该怎么办?是直率地声明“我不接受这个世界”, 回避可怕的、难解的问题;还是像鹰那样对着猎枪, 直接迎着它们上去呢?用已经断裂的翅膀撞击永恒的墙!对这个问题回答已经不是旁观者摇头否定和嗤之以鼻的冷笑可以敷衍了事的。阿Q, 一个微不足道的可怜的人, 注定要成为社会最底层的人, 现实在扼杀的不是别人的希望, 而是他自己的希望。然而最受折磨的, 最低层的人也是人, 面对一直折磨他的嘲笑、侮辱, 我深信, 在他心灵里总是充满着由于要抑制的愤怒而带来直接痛苦的感觉, 他的心灵里一种自发的东西苏醒过来了, 他奋起“反抗”了, 于是他幻想自己是未庄一个“大人”, 在经常不断的欺骗和自我欺骗中获得力量, 他思想多次取得胜利。然而任何随便哪种思想的胜利都不能赋予他个人的悲剧以任何意义。他的胜利是撕破的心灵可怕的号叫。无论如何, 我们要公正和认真地聆听受伤害人的呼声:穷人“歌手”的歌。

三、精神胜利法内涵的再认识

(一) “自甘屈辱, 自甘轻贱”——阿Q绝望的悲歌。寻找自尊, 是人和动物之间的一项重要区别。阿Q可能也曾有过“理想”, 至少是过“正常人”生活的理想。按常识, 一下子就承认自己毫无出路是任何人做不到的。人们都衷心希望摆脱自己可怕的处境, 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和社会的帮助来恢复自己丧失的生活权利。然而这对阿Q来说, 真是徒劳枉然的希望!这个社会不惜用任何手段任何方式去扼杀阿Q所有的希望, 而且破坏的力量永远是无坚不摧的, 阿Q垮了, 社会和生活对他毫无用处, 他处于没有而且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出路的境地, 再好的心理大师也难以疗治他内心的伤痛。那么如何维持自己最需要的“自尊”呢?“自甘屈辱, 自甘轻贱”, 已有效解决了他面临的苦恼。他可以从中得到某种满足, 甚或是真正的心满意足。妙不可言的俄罗斯谚语说得好:谁也没有把握说不会坐牢, 或不会讨饭!他认为一切应该如此!无论生活怎样, 答案应该一样:生活就是如此安排就绪的, 它就是我现在生活的这个样子, 必须心甘情愿地接受它, 就像没有生命之物心甘情愿地服从施加给它们的任何外部作用一样。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承认这个命运是好的呢?同时也应该承认这个命运是合理的。这个答案恰恰也正是阿Q所需要的:因为它是唯一适合阿Q生活状况的最简单最轻松的方法, 它能帮助人忘记很多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作为阿Q, 他除了“自甘屈辱, 自甘轻贱”, 他能找到通行的拯救方式吗?他还能找到另外一条更好的路吗?除了精神胜利法之外, 不可能有别的东西。在一个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人那里不可指望得到别的任何东西!

(二) “自我解嘲, 自我陶醉”, 伤痛心灵的最后哀号。世界不会使人类满足, 于是人们开始反抗命运, 与命运抗争, 以寻求自己的世界。而必然失败的结局导致必然的两种心态:或者变成无限小, 也就是弃绝自我;或者变为无限大, 也就是自大狂 (即使没有认真努力和世界抗争的人, 只要感到现实的生活太多不如意, 或多或少都可以归结为以上两种心态) 。我觉得, “自我解嘲, 自我陶醉”就是“弃绝自我”和“伟大狂”的外现。两者不仅彼此极像, 而且一贯地, 甚至同时表现地阿Q身上, 而两者在大部分相同的条件下 (失败) 都将导致疯狂。

精神胜利法的“自我解嘲”, 也就是弃绝自我:把自己变成无限小, 我什么也不需要, 我自己毫无价值, 我无限渺小, 能摆脱任何一切, 能穿过任何无限小的墙孔。阿Q难道企图摇动坚不可摧的社会基石吗?摆在他面前的永远是绝望, 孤立无援、衰弱无力, 毫无用处, 绝对不能干成任何事情, 然而他却能苟延生存, 并未告别人世和这个社会。他不是在扭曲自己的意志吗?对于阿Q来说, 一切都无所谓, 他好像生活在遥远的地方, 在另一个世界里, 不理解他眼前发生的事情, 外部条件对他不能有任何影响, 反正都一样。被打算什么!“打虫豸, 好不好, 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连杀头也无所谓!因为“在他意识之中, 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 大约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被侮辱被损害的人, 不允许他用蔑视回答蔑视, 阿Q面临选择, 是忍受别人的蔑视还是自我蔑视?忍受别人的蔑视要比自我蔑视更加难受。如果你不识趣, 你会再次更加痛苦地感到自己的渺小。确实, 无论人怎样蔑视自己, 别人可能还会认为在他的心灵深处残存着“希望”。阿Q“自我解嘲”, 不是真的不懂被伤害, 只是装出来而已, 他试图以圆滑的注释来解除自己沉重而又非人的义务, 他不愿公开自己的伤口, 他想掩盖起来, 不让外人看见, 那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可怜的人该怎么办?就必须伪装和撒谎。他知道不这样是不行的:当他完全应该肯定地说“不”时, 他却不得不大声说“是”, 被迫站到了自己确定无疑的敌人一边。他以此尽一切努力忘记苦难, 然而苦难却忘不了他, 有谁知道阿Q“解嘲”的笑容下面流着不可见的泪水呢!不难看出, 这种“满足”的本身, 饱含着苦痛和辛酸, 是充满着悲剧性的。

极度的贫困和自尊的追求使阿Q的本性改变到如此程度:似乎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 把无法实现的变成了可实现的, 原来未解决的困难事情也彻底被解决了, 阿Q以坚决的放弃自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

精神胜利法的“自我陶醉”, 也就是伟大狂:我无限强大, 无限伟大, 迄今为止是未庄最强有力和最勇猛无畏的人。阿Q不是自我感觉“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而且他内心“又很自尊, 所有未庄的居民, 全不在他眼睛里”吗!此时的阿Q难道不感到自己是未庄的第一等人吗?我们惊奇地看着面前出现的闻所未闻的场面:孤立无援、衰弱无力、毫无用处的人竟然是未庄的第一等人, 坐在未庄的王位上!

大概, 这两种表现就是阿Q精神变形的开端。一方面是伟大的奇迹:阿Q雄踞于未庄所有人之上, 迄今为止是未庄最强有力和最勇猛无畏的, 你可以称之为自欺欺人, 也可以称之为“自我陶醉”, 随便怎样说都可以。——与此同时, 却是对敌人遵从最温柔和爱的圣训:打了左脸还应该伸出右脸。整个精神胜利法都隐含着矛盾, 这矛盾不是外在的, 而是实在的, 内在的, 即心境和“理想”的激烈矛盾。当一个人除了认识和感受自己状态的能力之外被剥夺了一切, 这种情况下人的思维能力大半变得细致入微, 对生活的敏感发展到更大规模。阿Q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 他试图用“解嘲”“陶醉”, 使现实和理想的界限达到无穷小, 达到零为止, 以此来弥补自己信心的不足, 到幻觉中寻求自己的重要性。对阿Q来说, 谎言有益, 甚至非常有益!并渴望生活从它那里得到全部的“好处”, 而且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陷入困境的生活找到了“出路”, 这一切反常都通过荒谬绝伦的生活来体现, 这都成了他生活的本质。绝望的阿Q在生活中死去, 但在思想上终将胜利!对无尽的伤痛, 阿Q用“解嘲”“陶醉”的方式, 冲淡生活带给他的惨淡印象, 并企图极力把这一切体面地埋葬。

四、结语

阿Q的肖像是病态的, 是畸形的中国社会可怕的病症的肖像。精神胜利法的产生, 有其深层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 以今天的眼光看, 阿Q太俯首听命于难以抗拒而并不是绝对不可抗拒的现实, 他难道能把所有的一切都推诿给社会吗!他不去正视现实, 决心永远撒谎, 撒谎, 永远欺骗自己!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在抽打和毁灭着同时代和当今所有的人, 它无所需求, 没有灵魂, 不会说话。这一生活与其说是生活不如说是死亡!它不能创造任何可见的东西, 尤其甚者, 他以其外在的消极和毫无作为破坏着全部可见的东西。他对自己的生活越是满意, 我们越可以毫不犹豫用可怕的语言痛斥它, 即使我们说什么也不为过!我们承认它但与此同时又憎恨它!

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病症很感兴趣, 阿Q的精神胜利法令作者恐惧和反感, 但作者深感几乎没有医治它的希望, 根本没有任何医治的办法!作者没有给阿Q以任何出路, 也没给读者任何希望, 他最终被杀头, 不是很好的证明吗?阿Q是不是那个死亡时代的最后代表呢?在我们周围, 存在着各种没有生活希望的人, 绝望的人, 以及对生活的恐惧而变得疯狂的人。如何对待他们呢?谁承担超人的义务来拯救这些人呢?这难道不引发我们广泛而深刻的思考吗?

参考文献

[1]《法国民法典》法国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著

[2]《法国物权法》尹田著

[3]《思辨与启示》俄国舍斯托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阿Q精神胜利法 篇4

关键词：精神胜利法,积极,消极,嬗变

纵观中国文学史, 精神胜利法很早就产生了, 是起源于人类有意识以来, 为解决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和无法抗争的外部力量而从精神上让自己摆脱失败和无助, 从意识中解放自己, 让自己获得暂时安慰和精神上的胜利。它只是文学作者通过文学的情节、故事中的矛盾、冲突以及人物的思想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典型性指象, 并不具有明确的概念定义。 精神胜利法是潜意识中形成并发挥作用的, 目的是通过自我美化而保护自尊心, 带有自我欺骗、逃避现实的性质, 在一定范围内是维持心理健康所必需的。精神胜利法也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我们所熟悉的鲁迅笔记下的阿Q就是消极心理防御机制的典型。而余华笔下的许三观们却是积极心理防御机制的有力证明。

精神胜利法嬗变的原因。同样是精神胜利法, 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给人的感觉不同。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而矛盾的双方总是“相比较而存在, 相斗争而发展”的。精神胜利法也是如此。在精神胜利法中, 一直有一对矛盾, 一个是精神胜利法积极的一面, 一个是其消极的一面, 就是这对矛盾不停地斗争, 促使了精神胜利法在作家笔下内涵不断地嬗变。再有, 就是时代的需求会影响每个作家的创作作品的意图。《阿Q正传》产生在辛亥革命后, 农民仍然生活在自然经济的闭塞环境。农民在小国寡民, 自给自足的生活中, 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稍有满足便夜郎自大, 盲目排外。同时农民面临着封建阶级的残酷压迫, 封建家长制的禁锢。他深受封建阶级压迫和剥削, 现实的不公已经磨灭了他的斗志, 他不敢正视现实, 不去反抗斗争, 反而妄自尊大, 自欺欺人, 企图用精神上虚幻的胜利掩饰现实给予的屈辱和痛苦, 以此来逃避现实世界。看着国民像阿Q这样麻木不仁, 鲁迅深感痛心。为了警醒世人, 鲁迅选择了精神胜利法的消极机制, 希望国民能够从阿Q的身上获得启迪。而余华笔下的许三观经历了人民公社化、自然灾害、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社会动荡。这时新中国早已建立, 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样的社会状态。中国人民已经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中解脱了, 脱离了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 人们不必利用“精神胜利法”的消极机制来麻醉自己, 逃避现实, 对于新中国的未来, 中国人民们充满了信心。 但是经历文革, 自然灾害这些天灾人祸, 人们多多少少对于未来有些茫然, 缺乏与苦难抗争的勇气。所以人们利用“精神胜利法”的积极机制来克服苦难战胜自己。我们可以从许三观等人的命运遭际管窥社会和时代的浮沉变迁。

神胜利法嬗变的体现。鲁迅的《阿Q正传》、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阿Q、许三观这两个艺术形象虽然都是底层民众, 但是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 就又使他们各有特点了, 成为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缩影。虽然他们的身上都体现了精神胜利法, 但是他们的形象却有所不同。阿Q是典型的旧式不觉悟农民形象, 性格中带有极深的奴性, 而许三观是与命运抗争的积极形象。通过分析他们的形象, 我们可以发现“精神胜利法”的含义有些嬗变。

阿Q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对于被压迫, 阿Q似乎能很快地忘却。“假洋鬼子”是阿Q一向瞧不起的人, 可是他却挨了“假洋鬼子”的打, 对于阿Q来说是多么大的屈辱!但是阿Q却选择了“他慢慢地走, 将到店门口, 早已有些高兴了”。这种惊人的健忘症, 使得他老是处于被侮辱中而不自觉。为了更快地遗忘别人对他的侮辱, 他甚至自轻自贱, 自打嘴巴。同时他还既自尊自大又最能自轻自贱, 他怨恨赵太爷等人, 却迁怒于和自己一样悲惨的小尼姑, 欺负比他更弱小的人, 只是为了高兴, 为了自己的胜利。总之, 阿Q发怒时, 估量了对手, 口讷的他便骂, 气力小的他便打。

《活着》中的福贵也生活在社会底层, 也同阿Q一样有着化卑微为高贵的心理:阿Q豪迈地喊着“手执钢鞭将你打”, 福贵在低吟着“皇帝招我做女婿, 路远迢迢我不去”。我们还会发现阿Q与福贵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阿Q是利用精神胜利法的消极一面麻痹自己, 求得解脱。而福贵显然不是生活的主人, 只是被生活卷着往前走的人, 只能被动、粗糙而无奈地活着, 他没有任何能力承担命运的变幻无常, 也没有任何一刻有“痛苦的清醒意识”。但是富贵却忍受着一切, 坚韧地活着。 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 福贵没有表现出无限痛楚, 也没有抱怨苍天或谁, 这些普通世人的品质, 与淡然心态未必人人都领悟得到, 福贵把活着的意义升华了, 没有自暴自弃, 没有行尸走肉, 没有自怨自艾, 没有沉溺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 也没有消极地放任生活放弃生命。过尽千帆, 这是普通农民经历多次常人无法忍受的生死离别,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后的超然, 他还是坚强地活着。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所以余华称颂福贵式生存的勇气。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主人公许三观的身上既有阿Q式的国民劣根性, 也有能够打动我们的美好人性。本文从顽强的生命力和闪光的人性两方面出发, 具体分析了许三观“渺小的伟大者”形象。首先许三观身上确实有着精神胜利法的消极一面。在困窘与危难时刻总是找许多理由来寻求心理的平衡。但是我们同样发现许三观身上更多体现的是精神胜利法的积极一面。经历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 许三观和别的家庭一样, 家里的锅被取走了, 灶被砸了, 没有一丝不许的反抗, 还带着家人挑选符合自己口味的食堂去就餐。在没锅没灶的时候, 自然灾害来了, 许三观与家人节衣缩食积极应对自然灾害, 在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许三观蛮有兴致地卖血带全家人去吃一顿面, 改善生活。文革来了, 许三观一家再次陷入苦难的泥潭, 妻子许玉兰被抓去填补空缺, 一次又一次被批斗, 往街上一站就是一整天, 许三观只能让儿子随便写上大字报贴在许玉兰的大字报上。面对残酷的事实他没有无理取闹, 没有丧失理性, 而是小心翼翼地关心妻子许玉兰。“我在外面受这么多的罪, 回到家里只有你对我好, 我的脚站肿了, 你倒热水给我烫脚;我回来晚了, 你怕饭菜凉了, 就焐在被窝里;我站在街上, 送饭送水的也是你。许三观, 你只要对我好,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从许玉兰的这段话中, 我们不难知道许三观对妻子的支持和鼓励, 积极应对苦难的态度。他的三个儿子都长大后, 又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潮流, 只有三乐在他身边, 一乐和二乐都被下放到农村去搞生产, 看着受苦的儿子, 他以自己的“强大”身躯为儿子讨好生产队长, 争取让儿子早日回城。 许三观在面对这一系列很难消解的时代苦难时, 积极、 坚韧, 顽强地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