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

关键词：

民生观（精选四篇）

民生观 篇1

关键词：普京,民生本位,社会福利

强国和富民是普京治国理政的两大基本理念,也是普京主义的两大支柱和战略目标。强国就是实现俄罗斯的大国复兴,富民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普京原本不是政治家,也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和目标,当叶利钦选定他当接班人、让他做好准备接任总统时,他还非常犹豫甚至胆怯,认为自己难以胜任。然而,普京是一个有强烈政治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人,一旦他同意接受这一历史重托后,就全力为此而奋斗和工作。因此,普京上任后一方面担负起对俄罗斯国家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担负起对俄罗斯人民的责任。普京是平民出身,他对俄罗斯的社会底层和普通百姓有着更加深刻的了解与感受,以民为本和为民服务的思想在普京的经济观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说:“普通人民生活的疾苦常挂在我心上,这样讲我问心无愧。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决策对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永远铭记,我曾经在列宁格勒的几家合居的小房子里居住过”。所以,普京上任之初就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执政的重要战略目标,他在2000年发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就明确指出:“使这些人(俄罗斯人)过上富裕而殷实的生活是国家的主要任务,使每一个人都过上这种生活。”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再次强调:“最主要的任务还是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仍大声疾呼:“十年内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缓解贫困状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军队实现现代化。”“我再说一遍,主要是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普京不仅提出了上述口号和目标,而且还制定了相关政策和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在普京任总统的初期,面临的最紧迫的民生问题是按时发放工资和养老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重建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此,普京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解决工资和养老金按时发放问题,积极推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努力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以缓解社会贫困状况。普京认为:“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买得起房,这些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贫困问题”。普京是个务实主义者,也是个诚实的政治家,他不仅提出了解决民生问题的目标和方向,而且还认认真真地加以落实,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我们给人民答应什么,那就一定要兑现,要么最好不作承诺”。在俄罗斯经济刚刚开始复苏、财政资金还相当紧张的21世纪最初的几年,普京为搞好民生和缓解贫困已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当俄罗斯经济出现明显好转,国家财力已有显著增长时,普京于2005年提出并开始实施“优先国民工程”。所谓“优先国民工程”就是在国家财政预算中拨出相应资金支持教育、医疗卫生、农业和住房建设事业的发展。根据这一计划,俄罗斯在2006年的财政预算中对教育和农业拨款增加三分之一多,卫生保健增加60%,住房建设增加3倍。这些增加的财政资金专款专用,就是用于实施四大优先国民工程,主要用于为医务和教育工作者增加工资,建立高科技医疗中心,购买医疗设备和教学设备,支持优秀教师和有天赋的年青人,扩大住房建设规模、建设更多“买得起住房”和“舒适住房”,为农民提供贷款补贴,为组建农业合作社和开设土地押抵贷款提供支持。在以后每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都为这四大工程有专门拨款。为推动和落实这四大优先国民工程,普京还设立了“优先国民工程委员会”,由时任总统办公厅主任梅德韦杰夫牵头,由相关部长、议会领导、各联邦主体领导、企业家、专家和公民代表参加,制定了落实四大工程的方案、机制及监控方法。在普京两任总统和一任总理的任期中,他始终把提高、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放在优先地位,把提升居民收入、增加社会福利和优化公共服务质量作为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普京不仅提出相关的规划和方案,而且还不断督促和推进相关部门具体落实。普京所指的公民生活质量还包括要保证公民的民主与自由权利,实现社会的平等与公正,这已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生活质量,而是涵盖了精神领域在内的社会意义的生活质量。经过十余年努力,2012年俄罗斯人均GDP按当年实际价格计算已达到14 037美元,比1989年高出3倍以上;俄全国月平均工资约为3万卢布(约含900美元),近期向国家杜马提交的一项法案规定,全职工作每月最低工资为18 000卢布(约合550美元)。

以民为本的另一重要含义就是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要靠“民”,没有“民”何来“国”?因此,对于俄罗斯来说保证人口的增长和提高人口的质量既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又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因此,普京上任伊始就严肃指出:“俄罗斯的人口现在每年都在减少,平均每年减少75万人。据预测,再过15年俄罗斯人口将减少2 200万。”“如果这种趋势保持下去,国家的生存将面临威胁。我们实际上正面临成为一个衰落国家的危险。今天的人口形势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在以后的国情咨文中,普京不止一次地指出,俄罗斯人口减少是最尖锐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普京认为,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就是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上升。从普京的讲话和文稿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一直高度关注人口问题,特别是非常担忧人口减少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人口减少威胁到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延续问题,因此具有战略性和根本性;二是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瓶径;三是一个领土面积如此广阔的大国,没有相应的人口支撑,国家安全将受到威胁;四是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人口不断减少,意味着国家经济的衰落和社会贫困。

为了抑制人口减少的趋势,实现人口增长,普京采取了如下政策措施。

一是提高出生率。普京在2006年的国情咨文中说:“我提出一个鼓励生育的计划,也就是扶持年轻家庭和决定生养孩子的妇女的措施。我们目前无论如何都应该鼓励生育,哪怕只鼓励生育第二胎。”“鼓励生育应该包含给予年轻家庭的一系列行政、财政和社会支持措施。”为此,普京提议把生第一个孩子的补贴从每月700卢布提高到1 500卢布;生第二个孩子,提高到3 000卢布。妇女因怀孕或生孩子可休假一年半,国家发放原工资的40%,每月补贴700卢布。按家长支付儿童学前教育平均费用的20%,给第一个孩子以学前教育补贴;第二个孩子为50%,第三个孩子为70%。对于领养孤儿院儿童的监护人家庭和领养家庭,每月给抚养费4 000卢布,把领养孤儿的家长工资从1 000卢布~1 500卢布提高到2 500卢布。在国内建立现代化的保健中心网,为妇产医院提供必要的设备、专用的运输工具和其他装备。政府要帮助生孩子妇女重返就业岗位,帮助年轻家庭解决住房问题。

二是降低死亡率。普京指出:“应该尽一切努力,让俄罗斯的死亡率减少1/3,而让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在2020年前提高到75岁(2002年时为64岁)。为此,普京采取了提高养老保险水平和医疗救护水平,实行“健康计划”,包括禁酒措施和倡导体育活动,养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三是实行宽严并济的移民政策。普京指出:“国家人口的增长必须辅以成熟完善的移民战略。我们需要业务熟练的合法劳动力”。众所周知,俄罗斯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2006年以前俄罗斯居民每年平均减少近70万人,这更使经济发展受到约束,使境内的劳动成本偏高。移民是增加人口和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普京也力图借助移民政策抑制人口下降的趋势和促进经济发展,但普京实行的是一项宽严并济的移民政策。所谓宽,就是对来自独联体国家的移民,尤其是已成为其他国家公民的200多万俄侨实行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在跨境流动、居住时限、工作资格等方面给以较为自由和优惠政策。正如普京所说:“我们需要有效的移民政策,需要对国家有利、于人民方便的移民政策。特别是要对独联体的居民有利,要对那些亲近我们和我们相互了解并讲同一种语言的人有利。这是与我们有着共同的俄罗斯文化的人民”。所谓严,是指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移民,俄罗斯实行了严格限制的政策,诸如劳务配额制度、俄语水平要求、居住时限规定、专业技术要求及往返签证手续等,都使外籍人员进入俄罗斯工作和生活变得比较困难,从而出现了很多亚裔非法劳工现象。

普京的民生本位观不仅仅体现在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高度关注人口质量、健康和人口增长方面,还在更深层、更广泛的意义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普京超脱党派利益,把全体人民的利益放在优先地位,不为了争取某一群体、某一阶层的选票而实施某种特定的社会经济政策,这与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为了各自党派利益而置国家与全体人民利益而不顾,让政府关门、让借债受权法案无法通过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二是普京能够较好地处理发展与民生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拨出更多的预算资金用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让发展的成果惠及百姓;同时又量入出为,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需要,在发展与民生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不使短期民生需求损害国家的长期发展。

三是普京像经营自己的家庭一样来对待民生,既要考虑今天的衣食住行,也要考虑明天的生存与发展,还要考虑下一代的日子怎么过,因而在资源与环境保护、国家债务、可持续增长等方面,均从战略角度、长远角度为民生着想。

四是普京大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采取各种反腐措施,严厉打击司法腐败。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老百姓受尊重、有尊严,有一个良好的行政环境和政治环境,力图消除官僚凌驾于百姓之上和损害百姓利益的现象。

五是以民为本首先就要尊重民意、与民平等,而不能以救世主的姿态对民众进行恩赐。普京在执政的14年中可谓是遵守法律的典范。他没有为了自己的私利或继续当总统而修改法律,也没有因为自己是总统而高高在上;他尊重人民的选择,经常与百姓进行长时间的视频交流,走进社区和工人家庭已成为普京的一种独特风格。

参考文献

[1]普京.过去四年的工作和未来的计划——对派驻地方的总统代表的讲话(莫斯科大学)[Z].2004-02-12.

[2]普京.2000年向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发展的国情咨文[Z].2000-07-08.

人民日报民生观 篇2

许多老师、家长患有教育焦虑症，以管理的必要性为冷暴力辩护，这是绿领巾事件不时出现的深层土壤

让“差生”佩戴绿领巾，此事已被相关部门叫停。漫天云雾一朝而散，似无再说的必要。

然而，是这样吗？别高兴太早。

有形的领巾好去，无形的观念难消。人们头脑中的绿领巾思维，可能还挺顽固，一时半会消除不了，甚至不时还会冒一下头：让“差生”脱裤子跑圈、罚“差生”的钱给成绩好的学生之类，不过是同一思维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许多专家指出，这与部分教师的心理状况、生活压力有关，与教育体系的某种欠缺有关。这切中要害，但是，换个角度看，绿领巾思维的顽强存在，背后可能还存在一种复杂原因：在一些教育者的头脑中，正常的奖罚和过头的、甚至暴力化的奖罚边界模糊，纠缠不清。这些冷暴力管理，往往是必要的管教多走了一步。

教育是一种对人的向上牵引，是对人的自然状态的某种改变甚至修正。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养成、品性的磨砺、审美的积淀，从一张白纸到美丽图案，这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这过程离不开内在的意志力控制和外在的管理约束。管孩子，本没错；而奖惩是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谁也不会觉得好的教育就是“大放羊”。

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管理的必要性就更加凸显。通过升学，实现人在社会层级间的流动，即所谓“知识改变命运”。高考制度虽然需要改革，但它毕竟是一种大范围内保持公平的向上通道。这通道的选拔性质决定了，除极少数天赋异秉的孩子外，下苦功是离不了的，督促和约束也是离不开的，不能把管理简单定义为应试教育的手段。

但是，约束和伤害是两码事，挫折教育和侮辱教育是两码事。在不少教育者心目中，却看不到两者的区别。表面上接受批评，私下里嘟囔：“娃不管还行！”——把两类事混成一类事，以管理的正当性来为冷暴力甚至暴力辩护，这就是绿领巾事件不时出现的深层土壤。

古有明训：揠苗不能助长。并不是有好的愿望就能有收获。专家指出，在优质教育资源缺乏的现实下，面对升学压力，许多老师、家长患有教育强迫症或者教育焦虑症，愿望过于迫切；而又缺乏必要的知识，常干一些违反教育规律的傻事。比如，相信猛药能治病，一味加大“剂量”，不断加码，不顾忌孩子身心健康的极限，以成才为期许，以伤害而告终。

教育的最终目标，应是培育健全的、全面发展的人。别让孩子伤在起跑线上，需要解下头脑中的绿领巾。

人民网评：让“好人不再难”的力量在哪里？

最近，北京朝阳区一60多岁的老太发出“做好人真难”的慨叹。何以这样？原来她在喝止几个小偷在光天化日下偷人东西后，竟遭到小偷的漫骂追打。前不久在广东佛山抱起被车碾的小悦悦的拾荒阿婆陈贤妹也发出：“做好人真不容易”的心声，因为在她耳边经常有说她是“炒作”、“突出自我”的声音，让她心烦。

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不少人就提出了法制建设的问题：先是有专家“对见死不救者要绳之以法”的建议，后又有“对救死扶伤、见义勇为者要立法扶持”的主张；最近深圳市还决定将《助人行为保护条例》列入2011立法工作计划，拟规定“诬赖救助人，应受到一定惩罚”。凡此都表明，扶持正义的行动，理应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已是大家的共识。从现实情况来看，社会上一些人的冷漠确实存在，但也有一些人确因怕诬赖者无端反咬而萌生退意的情况。因此说，尽快建立完善有关法律，坚持公正审判，切实保障救死扶伤、见义勇为者的权益，迫在眉睫。这是真正解除“好人怕难、为难”的重要一条。

舆论环境更为重要。时下的舆论环境，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大力支持那些救死扶伤、见义勇为者的。但在一些人群中，那种不支持、不鼓励，甚至说怪话、冷嘲热讽、无端猜测他人的现象仍时有所见。这种舆论尽管是少数人之为，但其对当事人的伤害很大。有鉴于此，进一步弘扬“八荣八耻”的道德标准确有必要。实际上，“八荣八耻”的提出已有六年多的时间了，但对它的宣传、普及尚做得不够，特别是让其形成社会的强大舆论、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规范，还存在着不小的距离。道德培养是靠舆论来实现的，如果我们都以“八荣八耻”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见义勇为问题上形成强大的支持舆论，那种为难好人、伤害好人的不良倾向就会逐步得到纠正和改变，整个社会风气也就好起来。

也许有人将那些不良倾向归结于社会环境不好，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在看到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同时，还应看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义务。要使社会环境得到根本改变，需要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这方面的工作也确实应该进一步加强，但也应充分看到每一个人的作用。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有所作为、有所行动，比如坚决支持那些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的行动，对那些说怪话、冷嘲热讽、无端猜测他人的不良现象给予坚决反对和唾弃，那情况就会大为改观。怕就怕尽管心里也看不惯、反感，但在具体行动上没表示，遇事躲着走，那无疑会在客观上助长了那些歪风邪气的蔓延。

让“好人不再难”的力量在哪里？在法制建设上，在强大舆论中。只要我们把这两条切实做好了，扶持好人的力量就会日益强劲起来，进而形成一个改进社会环境的巨大推动力。

正义和善念仍是社会主流

武汉3位的哥将拖行执法交警的“醉驾”肇事车逼停，并在及时挽救交警生命后悄然离去的故事，连日来被广为传颂。见义勇为的“逼停哥”在网上获得的盛誉和称赞，再次展现了真情与正义带来的巨大力量。

危难时分挺身而出，往往来自一种本能的善意。与“逼停哥”一样，不久前在江西南昌用手抬起汽车救助压在车底受伤女孩的19位农民工，广东佛山施救被碾女孩的拾荒阿姨陈贤妹，车流中勇救车祸伤者的山东烟台“最美女孩”刁娜，接住坠楼女童的“最美妈妈”吴菊萍„„我们身边最最普通的人，总能用道德和良知书写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爱心传奇。

在社会价值多元化、功利化的当下，虽然时而曝出“搀扶老人反被诬告”的消息，但人们普遍的道德良知并没因此而被侵蚀，扶老携幼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因此被伤害。“草根英雄”一次次托起社会道德标杆、一次次激起人们心中的温暖时，我们可以坚信：世间自有真情在，正义和善念仍是社会主流，中华传统美德仍在脉脉传承。

良知不仅应该被激发，还应该被称颂、被传递。救人的善举固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然而对此的表彰和肯定能代表整个社会的行为指向和道德风尚。人们高兴地看到，南昌救人农民工被授予“助人为乐道德风尚特别奖”，佛山拾荒阿姨陈贤妹获1万元奖励，武汉“逼停哥”正被有关部门申报“见义勇为奖”等等。这不只是对好心有好报的肯定，更是对见义勇为的激励，对善良美德的褒奖，对社会正气的弘扬。

推行道德教育，重建社会信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任重而道远。但从“逼停哥”等一个个草根故事开始，让社会充满爱和善，我们就会拥有温暖和希望。（俞俭）

文化民生 兴国之魂

上海国际艺术节是一个连续办了13年的国际性、国家级的艺术节，属于高端艺术项目。现在，他们却专为百万农民工兄弟办节，堪称慧眼独具。有消息称，上海还敞开胸襟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入公立学校，以至于现在上海的小学一二年级，已经有超过半数的非沪籍孩子了。

把教育与文化发展视作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让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在内的全体百姓共享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成果，这是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也显示了长远眼光。

民生问题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在欠发达地区，主要是指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然而对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上海，对外来劳动适龄人口数接近一半的上海，民生问题可能还体现在政治层面、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由于经济飞速发展、文化需求迅速放量、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多元，很多城市在文化上积累了大量“欠账”，国人文化渴求旺盛与文化供给贫乏形成了强烈反差。

衣食足了，如何能知礼仪？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质量，或许是最好途径之一。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用文化来“兴国之魂”，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全民共享文化，已经成为与国魂息息相关的宏大战略，事关民族精神与国民素养以及国家发展走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关于民生文化的实践难能可贵。（李泓冰）

与其一味痛心于道德缺失，呼唤道德复苏，还不如从自己开始，唤醒真善美的人性

一位山东“最美女孩”车流中救助陌生伤者的义举，以及车祸肇事者、被救者、施救者三家人“因祸结缘”的故事，正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这位名叫刁娜的24岁龙口姑娘，前不久与丈夫在下班途中，看到一位女子被撞倒在路中央。为了不让伤者被二次碾轧，“不让小悦悦悲剧重演”，刁娜与丈夫毫不犹豫地下车救人，一边拨打急救电话，一边护在伤者身前疏导交通。天色较暗，车流中的刁娜不幸被撞倒，右腿骨折。刁娜的善举也感染了车祸中的肇事者、被救者，他们用友善、谅解和诚信，续写了一段关于良知、公德与责任的佳话„„

在一个民族陷入集体的道德焦虑、道德追问之时，刁娜的善行义举，各方的人性善良，既是一抹亮色，也让我们深思。

这段时间，摔倒的老人无人扶、轧伤的孩子无人救，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这些原本天经地义的行为成为迟疑不决的纠结。人们在问，我们是否真的患上了“路人冷漠症”？素以守望相助、急公好义著称的中华民族，是否真的集体丢弃了善意与义举？

这种道德焦虑当然有其现实基础，不过，“道德信心”不应被轻易否定。一方面，在一些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中，“路人冷漠症”有被过度渲染、放大之嫌；另一方面，每一次“痛心”与“焦虑”的背后，恰恰说明，如潮的向善之心从未泯灭和走远。以小悦悦事件为例，事发后，仅在微博的转发与评论就多达453万余条，微博“小悦悦悼念堂”的关注者多达19万余人。这种道德渴求、对善与恶的鲜明立场，不正是道德复苏、弘扬的最坚实基础吗？

更重要的是，储存于民间向善的道德力量依然深厚博大。我们拥有像刁娜那样的“最美女孩”、拥有像杭州吴菊萍那样的“最美妈妈”，也拥有大火中为邻居架梯、救了20多条命的上海“最美奶奶”朱燕珍„„这些美好的人和事，让我们感动且温暖，让我们互信与互爱，让我们确信：“人皆可以为尧舜。”

其实，行善本该不假思索，平凡朴实。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的朱燕珍很淡然：“这有啥，谁都会这样做！”善念默默涌动在国人心中，这是助人为乐蔚然成风最深厚的民意基础。而平常的向善之心，才能激发出临危救人的勇气，让善的一闪念凝成大义大勇，温暖人间。

“大义大勇”在生活中并不多见，更多的则是举手之劳的平凡善举。拥挤的公交车上，能否为白发老人让个座？有人问路，能否耐心回答甚至送上一程？邻家没人冒出黑烟，能否及时拨打119并通知其他人„„勿以善小而不为，人性的善良温暖就在这样的微小善举中，不断凝聚成“最美”的风景。

爱，是一次举手之劳，也应是长久温暖；是危难之下的“最美”，也是日复一日的“平常”。与其一味痛心于道德缺失，呼唤着道德复苏，还不如从自己开始，唤醒真善美的人性。从政府、媒体到每一个人，都合力凝聚真善美的力量，抑止假丑恶的泛起，从指责“路人”走向从我做起、走向道德践行。

补“孝道”课，家长请先行动

最近，“孝顺”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先是北大在今年的自主招生中，将“孝顺”列为硬杠杠；接下来是北大一硕士在深圳当上公务员后，虐待帮助自己带孩子的亲生父母，遭到一片口诛笔伐，似乎更印证了全社会来重提“孝道”的必要性紧迫性。不过，笔者有两个疑问：孝道，应该是社会公德，还是内部家教？当今社会，父母对子女百般“孝敬”，如何要求子女反过来 “尽孝”？看来，新“孝道”，真的有必要说道说道。

“百事孝为先”，孝敬父母、尊老爱幼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儒家文化不仅有大量的 “治孝格言”，还为社会树立了“孝道”的道德榜样。“举孝廉”制度，更将“孝道”纳入从政的考评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孝道”确实是一种约束全社会的公德标准。时至如今，武汉某大学组织学生集体给父亲洗脚、上海一些高校逢年过节要求学生给父母写封家书、很多中小学创造情境让学生感恩父母，到北大把孝顺列为考量学生素质的标准„„无不表明，“孝道”仍是需要大力倡导的社会正气。

不过，遗憾的是，在这场再造“孝道”的活动中，本该处于“主角”位置的家长，却似乎难见踪影。孝顺父母，从社会层面来看，是维护和谐、代代传承的公德，但说到底，却是每位为人子女者的起码家教。父母生养并倾注心血培养自己成才，子女孝敬父母岂非天经地义？岂能光靠外人，甚至专业教育机构来大声疾呼、大力提倡？正是因为一些父母在“孝道”教育上缺位，不少孩子从小缺乏“孝顺”的家教，学校才“越位”要求孩子给父母洗脚、写信，给学生机会“尽孝”。

孩子没机会“尽孝”、缺乏孝心，“板子”不能全打在孩子身上。当前，一些家长一手包办、甘当“孩奴”，反过来“孝敬”孩子。自己衣食朴素，却供孩子全身名牌；苹果削皮切块，递到孩子手里请他吃；孩子上学车接送„„过度负责的家长“全包制”，导致了感恩反哺、孝顺教育的空白，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啃老”等畸形的亲子关系。溺爱出逆子，成为屡见不鲜的家庭教育“悖论”现象。

父母爱子女，人之天性、无可厚非；但如果孩子对父母都不孝，更难指望他对社会有责任感。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逻辑上来说，“孝道”既是孩子对父母的感恩与负责，又是孩子形成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感的基础。去年暑假，不少孩子跟随父母 “踏上父母上班的路”，体验到父母上班时公交车的拥挤，做一名柜台服务员、建筑工程师„„酸甜苦辣后，回家主动帮父母做饭、洗衣碗做家务，并由衷地说以后再不乱花钱。家长提供的一次亲身教育，效果胜过学校千言万语的理论说教。

浅论基层党政干部的民生观 篇3

第一，在平凡的工作中要有伟大的追求。这就要求我们基层党政干部在执政中必须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执政要万事先民又要终生献民。人生价值观，就是人们对自己的人生意义、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及怎样实现人生价值等问题的根本看法。由于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的一种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系统观点，它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價原则和尺度的作用。对党政干部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既要遵守价值规律和商品交换原则，又要坚持原则，防止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既要遵守竞争原则，又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倾向；既要遵循物质利益原则，又要识大体、顾大局，防止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党政干部一定要有自己的伟大追求，把民生问题提在工作之首。要处理好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时刻想到党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以符合人民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去奋斗；当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要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一切服从于人民利益，把人民利益作为唯一的价值取向；在追求个人利益时，要做到个人利益要在国家、社会利益的发展中得到实现，而不能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

第二，在平静的工作之中要有满腔热血，这就要求我们基层党政干部要在工作中真心爱民。孔子曾说过：“仁者爱人。”爱人，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精神力量。在人类发展史上，孟老夫子有“民为贵，社稷次子，君为轻”、“以民之所利而利”的政治主张；孙中山说：“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这些格言、名言告诉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政干部本身来源于人民，权力的基础又是人民，所以，党政干部就要亲民、爱民，服务、贡献、回报于人民。这样做了，尤如“夏日之阴、冬日之炉，不是亲人，而人自亲之”。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党政干部要讲为人民服务，在这里不仅需要提倡爱心，又要提升爱的层面。群众需要爱的温暖，在现实生活中，党政干部要做到帮人之需、解人之危、济人之难、扶人之困，并以此为快乐。要从人民群众最盼望的事情抓起，真正做到关注民生；要从人民群众最关注的事情做起，把“民生观”落实到领导干部的行动中，真正做到重视民生；要从人民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干起，把“民生观”落实到对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具体工作中去，真正做到保障民生；要从人民群众意见最大的事上议起，把“民生观”落实到群众最满意的事上。构建和谐，真正做到改善民生。

第三，在平常的工作中要有极强烈的责任感。责任感从本质上讲既要求利己，又要利他人、利事业、利国家、利社会，而且自己的利益同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相矛盾时，要以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为重。对我们党政干部来说，在日常工作中要具有奉献精神，要诚心爱民、一心为民！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极强烈责任感和伟大奉献精神的民族。这种精神，无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永远熠熠生辉、光耀人间，永远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巨大力量。特别是党政干部，手中握着一定的权力，是群众的领路人，是帮助群众致富的带头人，要深知责任感和无私奉献是领导者做一个合格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基本品质，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人们全面发展的重要途经。领导干部要搞清当官为什么、牢记公仆意识，搞清在位谋什么、牢记职责意识，搞清进步靠什么、牢记为民意识，让我们以信念扬起理想的风帆、以自律构筑道德的防线、以真诚架设友谊的桥梁、以知识丰富生活的内涵、以奉献谱写人生的诗篇。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彰显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党政干部在无私奉献中尽责，既是一种忠诚党和国家的责任，更是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使命。

民生观 篇4

一、孙中山民生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基本思想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 所谓“民生在勤, 勤则不匮。”这里的“民”就是百姓的意思。《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 明显带有一种人本思想和大众情怀。民生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基本思想内涵。古代最大的“民生”就是民以食为天。在近代民生则涉及到了人们的衣、食、住、行。而现代社会, 除了物质生活之外, 民生还涉及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及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 并且已经被提升到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战略高度受到充分重视。

民生主义作为孙中山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大纲领之一, 是其改造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彰显了民生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1、孙中山的民生思想

孙中山说:“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努力, 就是因为要求生存, 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 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 才是进化的原因。”他还说“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

1924年孙中山在《民生主义》中对“民生”的基本内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 国民的生计, 群众的生命便是。”孙中山的民生概念不仅涉及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用, 而且也涵盖了社会发展的程度和国家为解决国民的生计而采取的相关经济政策等内容。

孙中山的民生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和西方先进思潮, 此外还有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些吸收和启发。特别是在深刻考察欧美社会问题的基础上, 他提出民生主义是为了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后出现的社会问题, 主张“举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毕其功于一役。”他指出民生主义是社会的原动力, 是一切历史活动的中心。他把民生主义作为发展经济的纲领, 主张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办法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最终目的。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基本思想

通俗地说, 民生观是关于民生问题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融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中,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在长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 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中国国情, 不断探索和发展的智慧结晶。

十六大以来, 党中央执政理念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高度关注并着力解决民生问题, 十七大报告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了全面阐述。改善民生的主要内容是发展教育、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六大任务。改善民生方方面面的重大举措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是指不断满足人民的生命、生存、生产、生活、生态等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思想和观点。广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就是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顺应人民愿望, 坚持科学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不断提升人民的生命、生存、生产、生活及生态环境质量, 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促进人民共同幸福和全面发展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不仅关注人们物质利益的满足, 而且关注人们政治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不仅关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且关注人们生命、生存、发展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高;不仅关注人们生存的社会环境, 而且关注人们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仅关注经济社会发展, 而且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把民生建设作为治国方略, 而且把改善民生作为党和政府崇高使命。

二、孙中山民生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一致性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在理论上有很多共通性和一致性, 在思想上有一定的继承性。

1、民生建设目标均为实现人民共同幸福

孙中山在深刻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分裂现象基础上, 提出“我们的民生主义, 是做全国大生利的事, 要中国象英国、美国一样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 不归少数人, 有穷人、富人的大分别, 要归多数人, 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孙中山主张采取民生主义以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出现及社会的分裂, 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幸福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最高目标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幸福和全面发展, 同时又从实际出发, 制定和实施民生建设的阶段性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最高目标一方面强调谋求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幸福, 另一方面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而这个全面发展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充分、自由、和谐的发展。在最高目标的指引下,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阶段性目标也在不断调整和丰富。在新的历史阶段,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由此不难看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建设目标与孙中山民生建设目标的相通之处,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则更加全面和具体。

2、民生建设主体均为广大人民群众

孙中山指出:“人民对于国家应该要尽一定的义务, 像做农的要生粮食, 做工的要制器具, 做商的要通有无, 做士的要尽才智”, “在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种需要”,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强调人民群众要积极参与社会劳动, 并最终享有劳动成果。而这明确体现了孙中山民生主义中人民是民生建设的主体这一思想。胡锦涛指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千方百计为困难群众多办好事实事, 进一步凝聚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核心强调“以人为本”, 把人民群众作为民生建设的主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根本上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来建设, 建设的成果最终由人民群众共享。由此可见, 在民生建设主体问题方面, 孙中山的民生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具有一致性。

3、民生建设途径均为在革命或改革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民生思想, 解决中国深重的“社会问题”, 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8月10日的演讲中提到了“民生主义”的建设途径, 即“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第一是平均地权;第二是节制资本。只要按照这两个办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主要有:核定地价, 照价纳税, 涨价归公和政府照地价收归国有。节制资本的实现方法主要有:发达资本, 振兴实业;限制私人资本, 预防大资本家产生;利用外资;改善工人生活, 提高工人地位。孙中山讲:“单是节制资本, 仍恐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 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 才可解决之, 何谓制造国家资本呢?就是发展国家实业是也”, “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 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可见“社会革命”是孙中山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道路和具体途径。为此他亲自撰写了10万余字的《实业计划》, 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空前完整的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方案。孙中山希望以振兴实业、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民生问题, 从而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主张走改革之路来解决民生问题, 邓小平曾讲“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经济, 保障人民的经济权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强调, 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社会建设,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与孙中山民生思想, 在民生建设途径上都主张走革命或改革之路, 在根本途径上都强调以发展社会生产力, 繁荣经济来解决民生问题。

4、民生建设保障方面都注重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

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 曾颁发过30多项有关民主改革、提倡教育和奖励实业的法令, 而且在南京临时政府中设立实业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 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国民有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人民有保护财产和营业之自由。这些法律条文,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民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使人民有发表主张、兴办实业、自由经营的权利, 让人民在人身、财产安全方面有了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生观。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就业保障制度以及分配制度等正在逐步完善。与此同时, 在我国的宪法及经济法、行政法、教育法等法律以保护人民的基本权益为立法原则的基础上, 出台了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一系列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 在立法上更加突出民生诉求。这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法律建设, 使民生建设逐步纳入法制轨道。综上可知, 孙中山的民生建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在民生建设方面都特别注重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 二者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对孙中山民生思想的发展

1、孙中山民生思想的局限性

孙中山民生思想是我国近代史上先进的民生思想,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孙中山本人理论认识上的局限性, 导致了孙中山民生思想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孙中山在1924年7月28日广州农民联欢会上的演说中说到:“我们实行民族主义, 推翻满清……只可称作一半的成功”, “讲到民权主义……所以民国到今日虽然有了13年, 民权还是不能够实行”, “至于第三个, 民生主义, ……更是没有工夫去做。”

在“平均地权”方面, 孙中山没有提出完整的解决办法, 没有彻底掌握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他提出采取和平方法解决土地问题, 在地主不受损失的情况下, 让农民获得利益, 追求农民与政府的合作。他反对用激进手段解决土地问题, 认为这样会造成地主反抗, 将社会矛盾扩大。可见其不敢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由此可以看出其阶级的局限性, 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解决只是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的一种策略, 孙中山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化, 其革命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

此外, 孙中山描绘民生建设蓝图的《实业计划》也带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一方面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完全寄希望于国际合作来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另一方面带有很强的主观主义色彩, 不顾客观可能地进行规划, 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总之,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的中国, 由于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 孙中山的民生思想仅仅限于一种设想, 没有最基本的民生建设条件和环境, 也就无法实现改善人民生活, 达到共同幸福的目标了。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时代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是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内涵丰富, 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较之于孙中山的民生思想,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具有浓厚的“全面协调发展”特色, 凸显党新的执政理念。

第一, 以“以人为本”为基本价值取向。孙中山民生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在民生建设的最终目标上是一致的, 即均为实现人民共同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有着完备的目标体系, 在最终目标的指引下, 从毛泽东时代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邓小平时代求温饱, 求发展;到江泽民时代奔小康, 求富裕;再到今天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根据不同的基本国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发展, 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 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在民生建设主体方面, 孙中山的民生思想设想人民要尽义务参与社会劳动, 并最终享有劳动成果, 让大家“平均受益”, 带有一定的主观主义色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 把人放在发展的核心位置, 把改善民生放在发展的首位,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高度重视民生建设, 在相信人民群众,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基础上, 充分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来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 浓厚的“全面协调发展”特色。在民生建设的途径上, 孙中山仅仅设想用“平局地权”、“节制资本”的方法来解决民生问题, 而且其“平局地权”和“节制资本”设想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则强调“全面协调发展”, 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指导下发展经济, 从而实现民生建设目标, 有着一整套完善的发展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在坚持发展经济的根本途径基础上, 同时将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多种途径并举, 以全面协调发展来推进民生建设。此外, 在民生建设中特别注重“三农”问题, 将其放在重要的战略高度, 做了科学系统的部署, 较之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 更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真正为广大农民谋利益。

尽管在民生建设保障方面, 孙中山民生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都强调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但是孙中山的民生保障制度和法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落实, 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纸空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 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制度和法律也在逐步地建立和完善, 并且得到了切实的实施, 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得到了全面的保障。

第三, 凸显党新的执政理念。随着社会的发展, 党的执政理念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自从十六大以来, 反复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高度重视民生问题, 将民生社会建设提升到党和国家的战略高度,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 党更加注重民生问题, 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这从根本上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是对党执政理念的丰富和发展。

孙中山先生作为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在民生建设方面的伟大建树, 特别是他注重民生、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谋求人民共同幸福的思想, 仍然值得学习和借鉴,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综合比较孙中山民生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 不难得知中国共产党吸收和借鉴了孙中山民生思想中的精华部分, 而且将民生思想发展得更为完善丰富。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以人为本”, 谋求全面协调发展的民生建设的道路上, 始终要以谋求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幸福和富裕为目标,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不断推进社会改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生产力, 不断加强民生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 为“改善民生”的推进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摘要：孙中山民生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在民生建设目标、建设主体、建设途径、建设保障方面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吸收和借鉴了孙中山民生思想中的精华部分,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将民生思想发展得更为完善和丰富。

关键词：民生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一致性,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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