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金融危机金融资产(精选十篇)
金融危机金融资产 篇1
后金融危机时代, 面对金融资产减值暴露出的诸多问题, 对金融资产减值的改革迫在眉睫, 我们除了要加强自身内部改革之外,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借鉴国际准则方面最新出台的规定, 对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颁布的新模型, 改变以前在金融减值损失发生之后才计提的方法, 要求企业提前预测、估计金融资产情况, 预测发生减值时计提减值损失。虽然这种方法能够及时反映风险, “摊平”信用损失、谨慎地反映企业的资产质量和风险状况, 也便于投资者了解金融资产减值的更多信息。但是, 它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促成的, 尽管预期损失模型在理念上先进, 但其计提损失的方法与权责发生制相矛盾, 也不能解决顺周期效应问题, 该方法提前确认不可靠的事项, 而一旦发现该事项影响并不是如此严重, 甚至是根本就不存在, 再毫无限制地加以转回, 无疑是违背了会计计量的基本原理。并且, 实际执行障碍众多, 操作难度很大;在实务中技术操作层面, 对于减值转回、预计现金流量模型中数据的测算以及配套数据库的建立等问题考虑不够成熟, 缺乏广泛的可行性。但长期以来, 我国会计准则一贯坚持会计信息要准确、真实, 在这样的要求下, 实际损失法虽然不能及时反映金融资产减值情况, 但也绝对不是金融资产减值问题爆发的主要原因。
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国际金融资产减值的改革, 我们需要冷静思考, 全面分析新金融工具存在的利弊, 结合我国国情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在金融资产减值方面对于减值损失的计提还应该在坚持实际损失法的前提下, 借鉴国际准则, 加强金融资产减值在确认方面的约束, 要做出更详细、更具体的要求, 还要及时掌握导致金融资产减值发生的有利因素、不利因素, 及时做出估计和披露。在人力、财力各方面全面支持关于金融资产减值的改进, 并积极献计献策, 提出更好的改进方法。
2 加强国内经济制度建设
2.1 强化国内市场经济制度建设
我国的市场经济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多元化的趋势。市场经济的自我微观调控、修复能力本身就不是万能的,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市场经济错综复杂, 自我恢复能力崩溃, 更需要市场经济以外的国家宏观调控, 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治理, 加强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 比如金融资产减值损失在确认、计量时没有统一的标准, 难以合理估计金融资产的价值, 造成金融资产减值计提不准确, 严重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 为此, 国家就应该加强经济制度建设, 全面利用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出台相关政策统一标准、建立健全金融资产的价格信息平台, 使企业有章可循, 使相关监管部门更具权威性。
同时, 改进已发生损失模型, 避免识别滞后性。预计损失法的颁布本就是针对已发生损失法在信息察觉方面的滞后性, 缓解已发生损失法的顺周期效应。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如果不对此滞后性做出反应, 可能会加重金融危机的深度。因此, 可对原有模型进行改进, 例如相关机构应该进一步提供识别损失事件发生的操作指南, 避免滞后集中。还有关于确认贷款损失, 应进一步规范贷款损失的转回要求和时点等。再适当地对信贷领域进行调整, 避免大规模的银行资金流出, 防止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
2.2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准则
金融资产减值爆发的诸多问题主要的原因就是相关准则、法律法规存在漏洞, 我们除了要加强经济制度的建设外最要紧的就是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强化多层次的监督机制, 规范相关行业行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完善金融资产减值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方面, 要适当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最新规定, 比如, 因货币时间价值的变动而引起的金融资产减值损失, 在以后的会计年度内不得转回, 还有在金融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时无法明确表明损失转回的原因, 就应该用追溯调整法来解决等;另一方面, 就是完善我们已有的准则, 对判断金融资产是否存在减值的客观条件、减值迹象做出更加详细、更精准的解释及规定, 还有金融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会计年度, 不能任由企业选择来分摊风险以及在转回时最高限额的确定。要强化概念, 加重客观条件的约束, 减少人为的主观判断空间。
除此之外, 在金融资产减值计提过程中, 最主要的就是准确计算可收回金额的大小, 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遇到如何确定金融资产销售价格和处置费用等问题。在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准则中并未见有明确定义, 这一点我们应该借鉴国际相关准则的规定。还有, 关于确定金融资产的使用价值, 即对金融资产持续使用直至寿命终结所产生的现金流量进行估计时的折现率, 这是可收回金额在计算过程中最难确定的一个指标, 也是企业在对某项金融资产进行购买或者投资时需要的必要报酬率。但是,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市场经济瞬息万变, 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存在, 使得从经济市场中取得折现率的相关信息不仅困难而且极不准确, 所以, 关于折现率的计算问题就应该在准则中明确提出不同情况下采取不同的计算方法, 比如报酬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等。
2.3 提高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专业技术水平
首先, 应该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教育, 不仅只是在概念上理解, 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中发现、培养优秀的会计、审计等专业人员, 要求从业人员不仅专业理论知识扎实, 更要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 能在实战中带着这种优良作风灵活应变, 适应环境, 紧随环境的变化做出最好最快的决定, 尤其是相关岗位在任用工作人员的时候务必要选择品行端正, 思想觉悟高的人员。
其次, 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比如作为一名合格的会计人员应该要有较高的专业知识, 比如基础会计、财务会计、会计准则等相关知识, 这是从业人员在进行职业判断时所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 也是会计人员应具备的从业知识。同时, 在如今的计算机网络科技时代还要提高从业人员的计算机操作技能, 在使用网络数据信息时, 能熟练掌握相关网络操作技术, 并且全力支持技术创新, 这样才能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 才能更好地解决新问题。同时, 还要不断学习国家财经法规及审计、税法、统计、电算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规定。不断给自己充电, 充实专业知识和非专业的相关知识, 全面发展, 做一个工作达人。
最后, 还应该提高从业人员后期专业技术知识的补充学习能力, 加强相关人员的后期继续教育, 可以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资源实行网络授课, 也可以开办相关的培训补习班, 极力提高整个从业队伍的专业技术水平, 让更多的人不仅拥有高学历、多资格证等硬件能力, 而且还拥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实际业务处理、应变能力, 比如, 在后金融危机这一特殊金融时代, 对金融资产减值问题的准确处理就是对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水平能力的最佳考验。
参考文献
[1]高保耀.后金融危机时代资产减值的再审视[J].财会月刊, 2010 (10) .
[2]李桂萍.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资产减值准则问题研究[J].财经之窗, 2010 (5) .
[3]刘建中, 丁乾桀.预期损失模型的应用局限与对策[J].会计之友, 2012 (1) .
金融危机金融资产 篇2
当前,美国前10家金融机构托管资金总额为93.9万亿美元;世界前10家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16.7万亿美元的资产;世界前10家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为1.7万亿美元。上述这30家金融机构控制了超过112万亿美元的财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创造的GDP为14.5万亿美元,而全世界各国GDP的总和约为62万亿美元。“富可敌世界”正是这30家金融集团的真实写照。对这些财团而言,资产是投入各种项目挣取更多利润的本钱,是进行资本运作谋求暴利的手段。当它们为谋求利益最大化,把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各类资本市场,特别是在极少数大投资银行的指导下共同进退,会带来什么后果?
据中国之声202月25日报道:“德意志银行的韩国经纪子公司面临10亿韩元的处罚。调查交易记录显示,11月11日韩国股市暴跌当天,共有价值2.4万亿韩元的海外投资者卖盘指令被执行,其中约1.6万亿的卖单是通过德意志银行旗下韩国证券公司执行的,德意志银行从中牟取了450亿韩元的利润。”韩国的案例中,国际投行的投资咨询报告实际上发挥着资本总调度、总指挥的作用。
两军博弈之时,资金分散、决策分散一方,亏是必然,赚是偶然。国际垄断资本在庞大的专业团队支持下,或买或卖,统一行动,赚多赔少成为常态。国际资本的账户虽然分散,但在国际投行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共同进退的资金规模远远超过本土投资机构,它们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乃至控制主导权也就不足为奇。见微知著。海量资本突然从各类市场套现离市的结果,必然导致金融危机。
二、重新认识金融霸权时代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几个习惯说法
1. 是财富蒸发还是财富转移?媒体在描述股市暴跌时,最常用也是最误导股民的用语是“财富蒸发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绝对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争。但是,金融危机和战争最大的不同是,金融危机不会毁灭财富,更不会让财富从人间蒸发,它只是让财富快速、大规模地改变了归属。
2. 是危机爆发还是敛财结束?媒体经常在股市暴跌后向公众宣布“金融危机爆发了”,把暴跌作为危机爆发的起点。韩国政府的调查表明,股市暴跌是国际资本在高位套现离场后造成的结果,是财富被掠走的标志。因此,把股票暴跌视为社会整体陷入危机的开始并不准确。其一,对国际资本而言,股市暴跌是以钱挣钱周期的结束,而不是开始。其二,股市暴跌只是小股民遭殃的起点,垄断财团却赚得盆满钵溢,用金融危机来指称整个社会陷入危机显然是不确切的。其三,股民在股市的投资多数被金融垄断集团吸走,市场现金极度缺乏,从表象看,这似乎是社会危机;从本质看,却是金融资本胁迫政府为其挣钱支付社会成本的一种手段。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国际垄断资本鲸吞民众财富
3. 一次“危机”和两次“洗劫”。国际垄断资本从股市高位套现离场,将股民的投资装入自己囊中是第一次财富洗劫。国际垄断资本借助现金短缺的“金融危机”,迫使政府用百姓血汗钱救市支付社会成本是第二次财富洗劫。金融危机造成的社会成本至少包括三项:政府无偿给银行提供救助资金;政府实行减免税收;政府的公共债务大幅扩大。时下欧洲一些国家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将第二次财富洗劫的规模推至历史巅峰。年12月7日新华网消息称,据美国《彭博市场》杂志报道,美联储秘密向美国大型银行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注资。美联储从8月至3月,共计向金融体系注入7.77万亿美元。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紧急贷款利率低得超乎想象,12月利率降至0.01%。美国的公共债务上限也一提再提,创出历史新高,达到15.2万亿美元。政府救市的海量资金都需要用未来的收入偿还,这是一些国家发生主权债务问题的核心。
三、资本运作脉络和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以钱挣钱是资本的生存方式和追求的唯一目的。它运作资本、鲸吞他人财富的经典程序是:推动货币从充裕向过剩转化;让投资收益大大超过资金成本,刺激起金融投机活动,让资产价格连续大幅攀升;统一调动资金在高位套现离场,资本实现盈利目标。
1. 在美元为国际主要货币的前提下,流动性从充裕向过剩转变的推手是美联储,基本的操作工具就是降低美元利率。美元本位制实行之初,带来了投资能力迅速提高、实体经济发展加快的好处。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很快就把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人力成本低下的不发达国家,进而促成发达国家经济的金融化转型,出现实体经济萎缩,金融服务业比例上升,国民收入中金融收益超过销售利润,投资能力与实体经济的需求完全脱节、不成比例等经济金融化的显著特点。在这个背景下,国际金融垄断集团不再满足于挣取商品利润,而是利用自己控制资本和货币的长项,不断作局,以鲸吞全球财富。
在这场游戏中,垄断财团集中财富的媒介就是货币。因此,要把分散在百姓手中的财富集中起来,必须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所谓货币供给充裕是针对实体经济而言,而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消纳能力的货币供给当属供应过剩。以近80年来几次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例进行分析:
美国1929年金融风暴。1921—1929 年间,美联储除了下调利率外,一个重要的政策选择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美联储仅在1928年就向它青睐的成员银行发放了600亿美元的货币,这些成员银行用它们15天的银行本票作抵押。如果这些钱全部兑换成黄金,相当于当时世界全部黄金流通量的6倍!通过这种方式发放的美元比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买入票据所发放的货币量高出33倍!
日本1980年代金融危机。美日“广场协议”签署后,为扩大国内需求,减少日元进一步升值的压力,日本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5次下调利率。为防止日元兑美元汇价继续上升,日本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规模买进美元、卖出日元,货币供应量因此迅速膨胀,1987年的增长率达到10%以上。
东南亚金融危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案例中,流动性不是由本国货币政策当局降息或增发货币造成的,而是因大量借入美元,导致流动性泛滥。持有美元的投资机构能大量给东南亚国家放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
美国20次贷危机。20IT泡沫破灭,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采取了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经过13次降息,到6月25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1%,创45年来最低水平。
以上的历史记录表明,美联储的利率创下新低之后不久,就有一场危机到来。因此,美联储每次操作利率下行并创下低利率记录,就意味着一场金融危机开始进入酝酿阶段。
2. 让投资收益大大超过资金成本,推动资产价格不断攀升。由于实体经济吸纳投资的数量受限于产能和市场,所以金融化时代的海量资金,实体经济无法全部吸收。过剩的资金要寻找出路,自然就流入投机性金融市场。在利润推动下,金融机构争相给借款人提供贷款优惠,金融市场的投机收益就会很快超过借贷成本,使投机活动迅速活跃起来。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就会脱离经济基本面的支撑,出现迅速而持续的增长,形成泡沫。仍以几次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例,揭示金融机构如何为股票等资产性投资与投机提供廉价资金,为资产泡沫膨胀推波助澜。
美国1929年金融风暴。证券市场上的交易保证金只要求10%,即可以用1000美元的自由资金购买价值10000美元的股票,其他资金可以借贷。这大大便利了股票市场上的投资与投机行为。在19代初期,证券经纪人贷款规模约在10—15亿美元之间,1926年初扩大到了20—25亿美元之间,1927年底达到34.8亿美元,1928年底高达60亿美元。
日本1980年代金融危机。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统计比较,1984年到1989年,日本的固定资产增长了35.4%,土地资产增加了129.2%,股票资产增加了93.4%。1985年日本的股票市价总额仅为196万亿日元,到1987年末,日本股票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其股票市价总额占到全世界股票市价总额的41.7%。
东南亚19金融危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为国际资本直接冲击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创造了条件。外资并未如各国政府所愿流入实体经济,而是大量地流向了投机性强的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飞涨。比如在泰国,住房贷款1989年为1459亿泰铢,达到7934亿,增长了5倍多。1988—1992年间,泰国地价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
美国年次贷危机。在房地产抵押贷款产品创新的推动下,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对次级借款人不断降低贷款门槛,使次级房屋贷款规模迅速扩大,20达到4000亿美元,突破1万亿美元,增加到1.4万亿美元。伴随次级房屋贷款规模的扩大,以此为基础资产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及相关信用衍生品也飞速发展。
3.“资金调动令”是调动资金在高位套现离场、造成资产价格暴跌的黑手。国际垄断资本利用资金优势洗劫他人财富是金融危机的本质,“自由”、“合法”是国际垄断资本摆脱犯罪嫌疑的挡箭牌与护身符。既然法律保护用钱挣钱的合法性,人们只能去关注金融、经济危机的复杂外表,研究危机的传导机制、相互作用等,而不能追究在“自由”与“合法”外衣保护下的垄断资本的罪责。事实表明,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发生在“金融风暴”之前的“资金调动令”(投资建议报告)或者“调整令”(突然大幅度改变银行利率)。
美国1929年金融风暴。1929年8月9日,美联储将利息提高到6%,紧接着美联储纽约银行将证券交易商的利率由5%提高到20%。美联储猛然提高利率之后,银行无法有效发放信贷。国际银行家们一拥而上,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大举吃进蓝筹股和其它优质资产。在这场空前的经济浩劫中,只有最核心圈子里的少数人事先知道投机大戏即将落幕,能够及时抛出股票,购买政府债券,然后完成个人财富的飞跃。例如,亨利·莫金撒在“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9日) 前几天匆匆赶到银行家信托公司,命令他的公司在3天之内卖掉所有股票。
日本“失去的”。美日“广场协议”之后,从1987年到1989年,日本股票价格平均上涨94%,城市土地价格平均上涨103%,东京的地价翻了两倍。1989年底,美国先由财长出面,高调宣称日本泡沫经济处于崩盘边缘,继而以美国金融机构为首的金融垄断集团做空日经指数。日经平均股指从1989年12月31日38915高点下降了63%;市值从1989年底的630万亿日元降至1992年的299万亿日元,三年减少了331万亿日元。日本因股市和房地产暴跌而造成的损失达6万亿美元,整个国家的财富缩水了近50%。
韩国抓住了德意志银行的黑手。年11月11日,韩国股市在交易时间的最后10分钟大跌48点。期间,外国投资者共抛出大约2.4万亿韩元的卖单。韩国历时三个月进行调查,抓到了德意志银行发出的资金“调度令”和其他证据:(1)交易指令都来自海外,大部分来自德意志银行。(2)这批巨额卖单是在股市收市前的最后10分钟进行的,也就是在别人没有办法做出反应的时候进行的这种操作。(3)德意志银行进行了期货和股指之间的套利交易。
高盛在中国发布的资金调度令。2010年11月10日,高盛集团向其主要客户发出卖出中国股票的操作指令,中国股市随后连续大幅下跌。这次我方找到了高盛的“资金调度令”,并复原了其运作资金的三个阶段:(1)中国股市低迷,众多券商在给客户的操作建议中建议客户卖出持有股票,但国际金融集团却步调一致地进行买入操作,并反复向客户强调买入操作的根据和理由。(2)中国股市突然快速上涨24%,众多投资者开始跟进买入,中国券商几乎众口一致向客户发出强烈买入的操作建议。(3)高盛集团突然在11月10日向主要客户发出操作指令,建议卖出持有的中国股票。
上述案例证明,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就是发布“资金调度令”或决定发布“调整令”操纵股市暴涨暴跌的幕后黑手。
4.“三个峰值”是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外在标志。上述案例表明,货币形态的资本除了在汇市可以出现价值变化外,通常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变化莫测的是资本的替身——各种有价证券。资本总是先躲进替身与有价证券所有人周旋,等到了市场价值的巅峰,其真身突然带着投资人购买替身的真金白银悄然溜走。
国际金融危机案例让我们找到了预警危机的线索。一是不到“峰值”,资本绝对不会现出真身,即攀上“峰值”是资本现身的前提。二是要把替身的市场价值变为现实利润,资本必须脱离替身还原为货币。现实生活中,金融资产的“峰值”就是股市、房市和汇市攀升至历史高位。这些有价证券的市值达到历史高位的时刻,就是投资的理论收益达到最大化的时刻,也就是资本套现离场的时刻。抓住资本现身的前提,也就找到了爆发金融危机的临界标志。
为什么说一定是股市、房市和汇市“三个峰值”同时出现,才标志金融危机迫在眉睫?因为国际资本投资从来都不会把钱装在一个篮子里。同一笔资金必定是一部分投资股市,一部分投资房地产。一个市场攀升至高位,另一个市场疲软,就满足不了资本预定的利润目标。因此,利用“三个峰值”作为金融危机的临界标志完全可行。就民族资本而言,它们和国际资本敛财的目标一致,但是对国家宏观经济的作用完全不同,民族资本通常继续参加“血液循环”,不影响国家资金总量,而国际资本进入当地金融市场的目的是挣钱,利润通常要汇出所在国,性质属于“抽血”。
金融自由化和美元本币制从根本上损害了各国的货币主权。汇率市场化自然也让外汇市场成了一个重要的赢利场所。我国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但汇率在资本跨国流动中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特定的环境中,国际炒家只能以人民币的形式进行套利操作,他们最终要把金融利润汇出中国,自然时刻关注汇率的变化。当股市和房市到达历史高位之后,汇率如果再升高,就等于给国际金融炒家再增加一个赢利杠杆,提供了出逃时机。这时的汇率必然引爆资金外流。
四、避免“三个峰值”同时出现,防范国民经济大失血
金融危机金融资产 篇3
摘要:2009年4月,美国修改了Mark-to-Market(按市值计价)会计准则,为一些核心金融机构包括花旗银行一季度报表业绩带来正面影响。本文通过论述美国会计准则更改和我国新会计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与计量,并比较两者间的异同后,对金融危机下金融资产价值确认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会计准则;金融资产;计量确认
今年4月17日,美国金融业的象征花旗集团公布2009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当季盈利16亿美元,这是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该公司的最高季度盈利,出乎许多市场人士的预期。尽管该集团首席执行官潘伟迪欣喜地告诉股东与投资者,这是花旗集团18个月以来最漂亮的一份季度报表。但市场似乎并不领情,在公布第一季度大为改善的盈利数字后,花旗银行当天的股价下挫9.0%,其市净率只有0.25,即股价仅为每股资产净值的1/4。原因何在?这就要谈到美国会计准则的更改。
一、美国会计准则的更改(涉及Mark-to-Market的会计准则)
今年4月上旬,美国负责制订会计准则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宣布了三项对Mark-to-Market(按市值计价)会计准则的修改决定,有三项具体内容,在保留以公允价值入账的大原则下,对非正常市况下的处理方式提供了具体指引。
第一项是关于当一个活跃市场并不存在,或是成交价代表贱卖价时,如何决定一项投资工具公允价值的准则。它列出了一系列非正常市况,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当然在此之列。该指引其实给予了报告单位相当灵活处理的空间,由于有关判断含有主观成分,因此它较之前必须以市场成交价(当然在金融危机的推波助澜下可能被严重扭曲)来入账的做法宽松了许多,但争议也I随之而来。
第二项是要求当上市公司发表季度和年报时,要在财报中披露其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其计算方法和主要假设。目的是可以让投资者清楚了解估值如何得来。但同时也带来这样一种情况,公允价值是公司根据估值模型所得,估值模型很完美但并非市场价格。
第三项是技术性的,关于如何判断以及作出非临时性减值拨备的改革。它主要针对的是放在可供出售证券和持有至到期证券这两大项下的资产,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作出减值拨备,包含有关减值是否是临时性的、是否较有可能在其价格回升前就要被迫出售等判断在内。有关减值还要再细分为是否出于信贷亏损,其处理也各不相同。
这项改革适用的证券类别包括股票、美国国债和政府机构债券、美国州/市政府债券、外国政府债券、企业债券、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商业楼宇MBS和其他债券等。而改革生效时间始于2009年6月15日的企业季报及年报中,最早可于2009年3月15日的季报中执行。
花旗集团今年一季度业绩的大幅改善的原因,既有今年首季在美联储大量提供几乎没有成本的资金和金融海啸过后市场回稳的原因,也有会计准则改革带来的正面影响。有市场人士提出,按估值模型而不是市场价格计算的花旗集团超跌资产有25亿美元。也就是说,按旧会计准则花旗集团一季度也许止亏,但谈不上盈利。
二、我国新会计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与计量
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金融资产应当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四类:(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2)持有至到期投资;(3)贷款和应收款项;(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新准则将原准则中的长期债券投资按是否持有至到期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计量。第一,初始确认时按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第二,取得时所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的,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第三,在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应当确认为投资收益。第四,资产负债表日应将该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第五,处置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计量。第一,应当按照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入账金额,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同时,应当计算确定其实际利率,并在该持有至到期投资预期存续期间内保持不变。第二,后续计量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其摊余成本及各期利息收入或利息费用;摊余成本=初始确认金额-已收回本金+(或-)累计摊销的折价(或溢价)-已发生的减值损失;投资收益=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期末摊余成本=期初摊余成本+当期投资收益-当期现金流入(应收利息)。第三,处置持有至到期投资时,应将所取得的价款与持有至到期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第四,企业因持有至到期投资部分出售的金额较大,且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所允许的例外情况,使该投资的剩余部分不再适合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企业应当将该投资剩余部分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贷款和应收款项的计量。第一,金融企业应按贷款发放的本金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一般企业对外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应收债权,通常应按从购货方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第二,应按实际利率确认贷款期间的利息收入;实际利率在取得贷款时确定,在该贷款预期存续期间内保持不变;实际利率与合同利率差别较小的,也可按合同利率计算利息收入。第三,企业收回或处置贷款和应收款项时,应将取得价款与该贷款和应收款项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计量。第一,应当按取得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支付的价款中包含了已宣告发放的债券利息或现金股利的,应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第二,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第三,处置时,前期因公允价值变动而转入资本公积的部分,应转出至投资损益。
三、两者间的异同及其中的启示
1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普遍认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划分为四类的金融资产,第一类当然以公允价值确认,其他三类的计量也离不开公允价值。同时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也做了明确规定: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美国此次对Mark-to-Market(按市值计价)会计准则的修改决定,同样建立在保留以公允价值入账的大前提下,针对特殊情况而能采用的估值办法。应该讲我们与美国就金融资产使用公允价值确认其价值,从而在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据以计提减值准备的基本做法还是普遍认可的。
2对市值计算公允价值的反思。在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之前,对于公允价值的确定,基本只存在两种获取办法:一是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二是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持有企业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但当金融危机发生,人们对未来的信心降低,市场反应过度的时候,活跃市场中的报价是否依然合理有效,公平交易的条件(持续经营企业、不打算或不需要进行清算、重大缩减经营规模等)是否依然存在。对于这样的特殊情况,我们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没有予以规定,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则开始了新一步的尝试。
3在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下,对于金融资产的价值确认,审慎与信心哪个更重要?一直以来在会计核算中,审慎是一个原则,按照英国《财务报告原则书》对审慎性的定义:是指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估计判断时所必需的谨慎程度,因此对利得和资产不能多报,对损失和负债不能少报。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涉及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的有关规定,基本上也是建立在审慎原则基础上的。但审慎性也包含了偏颇的因素,就是它特别警告不得多报利得和资产,但却对少报保持沉默;它特别反对少报损失和负债,但对多报却不置可否。可以说它对眼前困难充满悲观,对未来没有信心。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面对金融危机,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具体到金融资产的当期价值确认实务中,面对市场普遍信心缺失,活跃市场金融资产报价超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对Mark-to-Market(按市值计价)会计准则所做出的修改决定未尝不是提振信心的一种对策。至于市场人士对完美估价模型的担心,可以通过加强监管来予以消除。
基于金融危机的资产证券化再思考 篇4
资产证券化,即将存在的具有稳定未来现金流的非证券化资产集中起来进行重组,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出售证券的行为[1]。资产证券化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当时,美国政府为了促进房地产发展,成立了联邦全国抵押协会(FNMA),1970年FNMA发行了抵押担保证券,即MBS,资产证券化产品由此诞生。1995年,世界银行属下的国际金融公司以其在南美等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资产为抵押发行了4亿美元不可追索的证券。1996年,资产证券化进一步延伸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日本等亚洲国家。欧洲最初的证券化交易发生在1985年,美洲银行英国金融有限公司在伦敦国际金融市场发行了总额为5 000万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澳大利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迅速发展了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浪潮席卷全球金融市场。
资产证券化的功能主要在于减少融资阻力,促进资产融通。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资产证券化为融资者盘活已经形成的基础资产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融资渠道,是沟通融资者基础资产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桥梁。其次,融资者可以接触不同类别的投资者,扩大融资者的资金来源渠道。再次,资产证券化降低了融资者的筹资成本。发行人所发行证券的风险与融资者的自身信用风险彻底隔离,不受融资者自身信用的影响。第四,资产证券化改善融资者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融资者资产的流动性,优化财务状况。第五,融资者可以利用资产证券化进行资产选择,剔除不受欢迎的资产,调整产业结构等[2]。
二、资产证券化在金融危机中的角色浅析
2007年4月初见端倪的美国次贷危机于短短一年之内席卷全球,在全球的金融市场掀起了一场规模可观的金融风暴。对其从贷款发放机构、资信评估机构、最终证券投资者这三个资产证券化的关键环节进行分析,可得资产证券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资产证券化产品从贷款发放机构剥离到充当特殊目的载体的信托机构,被设计成一道防火墙:既确保在贷款机构出现财务困难时,这批剥离出去的证券化贷款被置于贷款人的破产程序之外,又在其发生违约风险时,确保最终投资者也不得向贷款人追索求偿。于是贷款发放机构的收益与风险被隔离,权责不再对等;同时贷款的信用风险与之隔离,被转移至债券的投资者。
其次,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评级机构对绝大多数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的评级是在BBB(投资级)以上,一直到2007年7月,金融危机已经为世人所瞩目后,评级机构才调低了评级。事实上,在美国对是否应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至今存在争论。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不应当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钳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外界很难判别评级机构是否尽力地去获得高质量的信息、严格遵照了评估标准。另外,从1970年以后,向受评对象收取评级费用成为资信评级机构的主要利润来源,这会影响评级机构最终提供的评级结果的公正性。
第三,整个资产证券化流程中,处于最末端的证券投资者对每笔贷款掌握的信息最少。贷款发放机构是最先与借款人接触的机构,应由其在尽职调查、充分获取借款人资信信息后再发放贷款。由作为贷款证券化后最终的投资者去调查、获取当初的借款人的信息显然成本过高。而金融危机中存在的大量金融衍生品将已证券化的债券进一步组合,派生新证券,其原始资产信息很难获取[3]。
三、基于金融危机的资产证券化再思考
作为金融创新工具,资产证券化本身并非罪孽,但决不能被滥用。前已述及,资产证券化的功能主要在于促进资产融通从而有效促进收益。本处则将通过其风险分析展开。信贷资产经过证券化后并不能降低或减少风险,事实上,对整个证券化来说,操作链条拉长,风险也就相应增多。所以,原始资产的质量和证券化的结构都构成了证券化风险的来源[4]。
第一,优质的资产质量是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前提和保证。对任何证券化的资产,证券发行方首先必须对资产的质量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其质量优良。在国内,居民的住房按揭贷款一直被认为是优质资产。除了银监会及央行这样的监管机构对住房按揭贷款风险有所察觉外,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依然没有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美国打破了这种神话时,居民按揭贷款的潜在风险就暴露无遗了[5]。第二,应有效控制资产证券化的操作风险。证券化风险的来源包括两种,其中,结构化失败的后果很可能要比资产质量风险的后果严重得多。一个资产质量问题可能只是导致现金流的减少,而证券化结构的问题却可能导致信用级别的损失或一个支付的完全中断,甚至证券自身失效[4]。在资产证券化复杂的操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操作风险有:重组风险、欺诈风险等十几种细化风险。第三,应当有效控制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以及信用评级缺乏准确性,导致投资者难以正确判断投资风险,从而对证券化资产的盈利性造成影响。次级债的定价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难度最大的环节,而信用评级公司的评级结果会影响证券化资产在一级市场的销售价格和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这就需要评级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第四,道德风险的存在使资产证券化后的安全性出现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信贷机构为更多吸收可证券化资产,会做出不利于借款人的行为,最终降低安全性[6]。同时,法律自身固有的缺点,如滞后性、不周延性等,也使道德风险进一步增加。应高度重视隐含的道德风险,通过相关制度安排化解,从而保护各方利益[7]。第五,资产证券化后流动性过高,可能产生具有负效应的流动性乘数而使风险放大。资产证券化能够将回收期较长、流动性不高的资产在短时间内转换成流动性较高的资产,从而扩散到衍生品市场,提高资本收益率。如果发起人连续不断地证券化,其流动性的改善效应将被不断放大。
四、对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启示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中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也开始了资产证券化步伐。自2004年4月推出国内商业银行第一个资产证券化的试点项目以来,到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中国资产证券化和美国资产证券化较为不同,此次金融危机引发了对资产证券化的再思考,至少可以给予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在发行前期过程中加强证券化资产的信用评级机制建设,加大受托机构参与和决策的作用。规范信用评级行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信用评级公司的监管,改革完善中国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信评估机构,建立组织形式独立、经营上自负盈亏的评估机构,规范评估运作,提高信用评估的透明度,真正做到公正、独立,从而为资产证券化建立一个规范、透明、公正的信用评价体系。第二,在发行过程中,加强对投资者金融风险等方面的金融文化教育,规范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的行为。普及金融文化教育已成为规避资产证券化风险的有力措施之一。应当加大对投资者的教育力度,引导投资者正确的决策行为,结合中国市场特性和特定的外部环境阶段选择资产证券化的标的。国内资产证券化的方案设计须顾及现有的市场条件与监管环境,不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既有模式,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度开发衍生金融产品,稳步进行金融创新。第三,金融监管部门应完善信贷机构信息披露机制,规范贷款的发放,保证贷款人的利益。规范信贷机构行为,要求市场参与者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并有义务向投资者解释金融衍生产品的收益和风险形成的机理,严厉打击金融机构向购房者债券投资者欺诈兜售行为,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对贷款人利益的损害[1]。第四,由于资产证券化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业务,涉及到金融、基金担保、法律、会计、税收、评估等多领域,因而需要建立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有关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防止资产证券化成为一种新型“困钱”工具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应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并执行一系列法律法规以规范资产证券化有关市场准入、准出、经营范围、市场规模、市场主体及市场监管主体的职责和权力等。培养拥有资产证券化实践技术和实践经验的高素质的金融专业人才,为中国的资产证券化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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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乐伟.资产证券化的经济学分析[D].厦门:厦门大学,2007:7-8.
[3]李浩.关于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思考[J].经济师,2008,(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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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琳.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对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思考[J].金融经济,2008,(10):10.
[6]吴桂修.资产证券化操作风险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7:12.
金融危机金融资产 篇5
金融资产减值损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
金融资产减值损失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确认
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下列各项:
1、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2、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
3、债权人出于经济或法律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作出让步;
4、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5、因发行方发生重大财务困难,该金融资产无法在活跃市场继续交易;
6、无法辨认一组金融资产中的某项资产的现金流量是否已经减少,但根据公开的数据对其进行总体评价后发现,该组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以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确已减少且可计量,如该组金融资产的债务人支付能力逐步恶化,或债务人所在国家或地区失业率提高、担保物在其所在地区的价格明显下降、所处行业不景气等;
7、发行方经营所处的技术、市尝经济或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使权益工具投资人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8、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
金融危机史(一)危机铸就金融 篇6
金融的核心无外乎两件事情。其一,它可以扮演经济的时间穿梭机,将当下的收入传送到未来,或者将未来的收益预支给当下的借贷者。其二,它也可以扮演一张保险网,预防洪水、火灾或是疾病带来的灾害。通过提供这两项服务,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可以抚平民众生活的各种旦夕祸福和不测风云,让不确定的世界变得更具预期性。此外,当投资者找到有好点子的人和公司时,金融又扮演着经济增长的引擎的角色。
不过,金融也会露出其狰狞的一面。当泡沫破裂,市场崩溃,构筑多年的未来计划跟着破产。2008年次贷危机留下的只有失业和债务,故此有问:如果对金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又会怎样呢?
以史为镜,可以觅真知。从1792年美国的首次崩溃开始算起,到1929年全球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五次毁灭性的的经济大衰退突出了金融发展的两大趋势。其一,确保民众经济生命线的机构,比如央行、存款保险体系以及股票交易所,并非是在头脑冷静时精心设计出来的产品,而是在经济下行触及财政悬崖底部时拼凑出来的东西。经济危机后通常作为疗伤的补丁,最后都变成了整个体系的永久性系统功能。从历史来看,当下做出来的决定将会影响未来几十年。
这使得第二个趋势更加麻烦。危机的应对遵循一个老套的模式。首先批判一番。金融体系中的新生物就是替罪羊,无论是新兴银行、新投资者、还是新资产,都会成为罪人,然后被禁止或遭监管。之后以巩固公共资产,支持私募市场而告终。其他被认为必要的金融机制则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这似乎正是一个明智而又令人安心的法子。
不过它还是有腐蚀性。1860-1877年《经济学人》主编沃尔特·白芝浩就认为当公众的“盲目资本”涌入不明智的投机性投资时,金融恐慌就会发生。而出于善意的改革则会让问题变得更糟糕。英国人将钱存入冰岛的银行,只要存款达到3.5万磅,其安全就由英国政府来保障,要是活着看到这一幕,白芝浩估计得急坏了。专业投资者可以背靠政府的事实真的会让老白吐一口老血。
这五次危机都揭示了现代金融巨头——纽约股票交易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英国大银行的来历。但是五次危机也凸显出后来的金融改革都趋向于让投资者规避风险,因此它们也为监管者在当前的后危机时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1792年:现代金融之基
如果要评选现代金融才智与恐惧的双料鼻祖,此人非美国首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莫属。建国之初,美国的金融一片空白。然而在《独立宣言》发表仅14年后的1790年,美国便拥有了5家银行和几个保险公司。汉密尔顿希望仿效英国或荷兰,在美国建立最先进的金融体系,这就需要把全美各州的债务集中到一起,组成联邦债务。美国的新债券将在公开市场上发售交易,这就让政府能够低息募集到资金。美国同样也需要一家央行,公有的美国第一银行便承担起这个职责。
新的银行就意味着一个令人兴奋的新的投资机会。美国第一银行拥有1000万美元的全股,其中有800万是向公众发行募集。1791年7月的首次拍卖中,债券在一个小时内被认购一空。这对汉密尔顿来说可真是好消息,因为他的金融体系中的两大支柱——银行和债务本身就是相互支持的。要想持有400美元的美国第一银行的股份,投资者先得买每股发行价为25美元的股票或是“临时凭证”,剩余部分的四分之三还得用购买联邦债券的方式购入,而非现金。这一计划也刺激了市场对政府公债的需求,同时也为银行的安全资产提供了一个健康的楔形。这笔买卖堪称伟大,仅仅一个月,股票的价格从发行价一股25美元飙升到300多美元。银行也在同年12月开张。
有两件事为汉密尔顿的计划埋下隐患。其一便是他的老朋友威廉·杜尔使了坏。这个诡计多端的伊顿生成了在美国金融危机中第一个遭到指责的英国人,不过他可不是最后一个。杜尔和他的同伙们了解到投资者需要联邦债券来支付美国第一银行的股资,所以他们囤积居奇。为了搞成这个事儿,杜尔通过向富人朋友们借款,并发行个人债券,筹到了资金。他甚至挪用了自己所在公司的公款。
另一个问题便出在美国第一银行本身。开业第一天它就让美国其他领导人相形见绌。银行本身盘子就大,之后很快膨胀起来,在开业后两个月便赚到270万美元的新贷款。随着信用泛滥,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的居民都陷入到投机狂潮之中,卖空和期货合约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单是两地往返套现的火车一周就有多达20节车厢。
1792年3月,恐慌开始蔓延。支撑美国第一银行发行纸币的硬通货开始走低。正如其扩张时一样,美国第一银行也在很短时间里降低了自己的信贷供应。从1792年1月底到3月,该行的信贷降低了25%。当信贷收紧时,一直用新债务来偿还旧债务的杜尔和他的同犯开始感到吃紧。
杜尔遇到麻烦的流言,以及美国第一银行收紧信贷的事实,将美国市场推向深渊。政府债务、第一银行的股票以及部分其他上市公司的股票在两周内跳水25%。3月23日,杜尔进了监狱。但这依然无法阻止危机蔓延,企业开始倒闭。伴随危机蔓延的,还有民众的愤怒。一群愤怒的投资者向收押杜尔的纽约监狱投掷石块。
其中的利害攸关汉密尔顿还是清楚的。作为一个学过金融史的学生,汉密尔顿当然知道1720年法国的崩溃对其金融体系的巨大打击。他还知道,托马斯·杰弗逊正翘首以待,准备把他一手建立的整个体系彻底清除干净。据2007年由纽约大学的理查德·塞拉发表的一篇论文所指,汉密尔顿的对策是把整个第一银行拖出泥潭。汉密尔顿多线出击,他用公共资金购买联邦债券,借此来提振债券价格,进而保护第一银行和在涨价时购入债券的投机者。他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大量资金,接着又为有抵押品的银行提供足够多的贷款,违约金利率高达7%(这在当时是高利贷利率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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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汉密尔顿的措施起效了,但关于如何阻止未来重蹈覆辙的争论却才刚开始。每个人都认为金融已经变得太泡沫化了。为了找到保护天真的业余投资者规避风险性投资的方法,国会议员们祭出彻底的禁令,1792年4月,国会在纽约通过了取缔公共期货交易的法案。出于对这个咄咄逼人的监管法案的回应,24名交易员在华尔街相聚,故事也正好从华尔街的一棵梧桐树下开始,他们搞了一个自己的私募资本交易俱乐部。而这群人正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先行者。
汉密尔顿的“打捞”措施实在高明。伴随着投资者信心的回升,金融又开始涌动起来。在半个世纪内,纽约变成一个金融中心。这里的银行和交易市场遍地开花,美国的GDP也跟着直线上升。但是汉密尔顿的“打捞”产生的效果不止这些。“打捞”整个银行体系也让汉密尔顿开了一个先例:那就是解决随后的金融危机都愈发需要政府的支持。
1825年:新兴市场危机
危机总是以新希望的面目降临世间。19世纪20年代,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中独立的拉丁美洲诸国洋溢着兴奋的情绪。当时兴旺繁荣,出口茂盛的大英帝国的投资者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当时生产生铁的威尔士每年要消耗掉300万吨煤,并将这些生铁出口到全球各地;曼彻斯特则是世界第一工业城市,他们加工原料,造出诸如化工产品和机器等高附加值产品。在1820-1825年间,英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4%。
工业大发展的结果便是腰包鼓起来的英国人需要把大把的资金投出去。拿破仑战争为英国政府的债券铆足了资金。然而随着战争结束,风险降低,财政部便降低了债券的利率。1822年政府公债收益率为5%,到1824年就跌到了3.3%。由于1820-1825年间的通胀率徘徊在1%附近,英国政府发行的这种金边债券回报率只能算是差强人意。这种公债收益稳定,但实在难言可观。
幸运的是,投资者有了来自国外的新选项。19世纪20年代,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全欧洲的主要金融中心,并迅速成为外国政府募集资金的地方。新兴的全球债券市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崛起,到1826年,债券市场达到23个。俄罗斯、普鲁士和丹麦发行的债券收益不菲,一放出来就被一抢而空。
不过真正令人兴奋的投资还是在那些新兴世界。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倒台让殖民地变成了独立的国家。从1822年到1825年,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墨西哥、危地马拉成功在伦敦卖出总价值达2100万英镑的债券(按现价折算约合28亿英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圈钱方式,当时在新世界探矿的英国采矿公司的股票也颇受欢迎。这些公司中的一家——盎格鲁墨西哥人公司,其股价在一个月内从每股33英镑飙升到158英镑。
这一切最大的问题便是距离。往返南美一趟,要走6个月,这还是在一切顺风顺水的前提下。所以交易都是在模糊的信息基础上达成的。最典型的一个案例便是格雷戈尔·麦克雷格尔一手制造的“波亚斯”案。出生在苏格兰的格雷戈尔·麦克雷格尔16岁参军,在委内瑞拉作战期间,他凭空变出了个虚构的中美洲国家波亚斯。他自称是那里的统治者,并向投资者兜售虚假的政府债券,并向打算在那儿当殖民者的人出卖土地主权。一系列的诉讼都未能阻止他用各种形式来重复自己的骗局,他最终全身而退,留在了委内瑞拉。
这个令人震惊的诈骗案折射出金融市场更深层次的腐烂。投资者们并没有对投资品做出足够的检查,关于拉美新国家的信息大部分都来自于收钱推销这些国家的记者的报道。储户们只要留点心,就能问出端倪: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只有基本的税收制度,所以它们根本不可能搞到钱来偿还新债券的利息。
把钱砸在债券和采矿公司上的英国银行损失惨重。储户们开始抢兑现金,1825年12月,有银行遭到储户挤兑。英格兰银行(即英国央行)赶忙为摇摇欲坠的银行和公司贷款,以求拯救整个金融体系。而这个模式后来也被白芝浩称为“救难央行”模式。尽管如此,许多银行依然扛不住储户的挤兑。1826年,在英格兰及威尔士,超过10%的银行倒闭停业。而英国在应对这场危机中的反应也改变了整个银行业的状态。
1825年危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便是补救措施的显著分歧。一些人谴责投资者的不谨慎,因为他们向根本不了解的国家投资,或是把钱砸在去根本没有矿藏的国家寻矿的矿业公司身上。对这次新兴市场危机的自然反应便是要求投资者在搞风险投资时记得要进行适当的检查。
不过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英国的财务主管们则把矛头对准银行。一些类似于今天的私募投资公司的小型私募合伙人公司也被指责滥发贷款,助长了此次的投机泡沫。当时的银行法规定,银行合伙人最高限为6个人,这样才可以发行股票,这就让当时的银行遍地开花,但普遍规模都不大。业内观点认为,如果银行变得更大,那么它们就能免于破产,生存下来。
仔细考虑过该做些什么之后,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所在地)的委员会以及针线街(英格兰银行所在地)的大佬们把目光投向北方,投向了苏格兰。苏格兰的银行采用“合股制”,只要银行发行的股票有人买,银行的合伙人要几个有几个。在此次危机中,苏格兰的银行表现得更好。于是,议会在1826年通过了一部新的银行法案,此法案直接复制了苏格兰的做法。英格兰当时已经是全球债券中心。而随着所有权限制的解除,诸如国民地方银行(其后来部分成为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前身)这样的银行就开始兼并业内对手,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今天。
银行的股份制转向可真是英国金融史上一个喜忧参半的事件。它的好处很明显:现代大银行的鼻祖就此诞生,英国在继债券业之后又在银行业做了龙头老大。但它触发的兼并长链也造就了全球最大的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而在2009年,这家巨无霸倒闭关门。如今,英国四大银行持有全国75%的存款,它们中任何一家倒闭,都会对经济构成系统性风险。
1857年:全球性恐慌
到19世纪中叶,世界对金融危机已经司空见惯。英国似乎陷入到十年一次危机的怪圈。1825-1826年危机之后,英国又在1837年和1847年来了两次危机。英国人已经对这种周期开始习惯了,仿如1857年的危机也会不过如此。不过1857年这一次可真的不一样了。一桩发生在美国中西部的惊闻传遍全美,并从纽约传到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直至伦敦,之后引发了巴黎、汉堡、哥本哈根和维也纳的危机。金融破产已突破常规,变成全球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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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英国在19世纪50年代状况良好。对外出口贸易繁荣兴盛,而随着澳大利亚的金矿被发现,英国资源也开始迅速增长。然而繁荣的背后正发生着两大变化。正如《经济学人》在1857年所说的那样,这两大变化构筑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更严重,影响更为广泛的危机”。
第一个大变化便是新的经济联系网已经形成。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张贸易网。到1857年,美国经常性项目赤字规模为2500万美元,英国及其殖民地是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对外贸易处于入超地位,而英国则以购买美国资产的形式来为美国提供资金,这种做法和当下的中国如出一辙。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已持有8000万美元市值的美国股票和债券。
投资铁路公司在当时很流行。诸如伊利诺伊斯中央公司和宾夕法尼亚及雷丁合资公司这些有英国人出任董事的美国铁路公司的股票备受英国投资者青睐。尽管股东的收益并没有达到股票的价值,但这不要紧,因为大家都着眼于未来。
第二个大变化便是金融创新的大爆发。随着咄咄逼人的英国股份制银行不断收购兼并,从1847到1857的十年间,英国的存款增长了近乎400%。由此一种新的银行模式在伦敦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种银行便是贴现银行。这些机构一开始都只是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为投资者和需要现金的公司牵线搭桥。不过随着它的快速崛起,贴现行便掌控了这批投资者委托的可以随时抽调的资金,并借此寻找可以借贷的公司。简而言之,除了名字之外,它们和银行别无二致。
与此同时,美国出现了铁路投资热。俄亥俄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爱德华多·拉德劳也卷入到这场铁路投资热中。相比于许多投资者砸入重金,拉德劳则是投入全部身家,他将俄亥俄人寿全部480万美元的资产中的300万投进了铁路公司。其中单是从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铁路线的投资一项,就占到了整个保险公司总资本的四分之一。
1857年暮春,铁路股市开始走低。大幅举债且过度曝光的俄亥俄人寿也跟着倒霉,8月24日这家公司倒闭。哥伦比亚大学的查尔斯·卡罗米里斯以及戴顿大学的拉里·斯韦卡特的研究表明,问题开始向东蔓延,并连累到投资铁路的股票经纪人。当银行抛售股票时,股价开始狂跌,进而加剧了损失。到10月13日,华尔街挤满了要求还钱的储户,而银行则拒绝兑款。美国金融体系开始崩塌。
作为俄亥俄人寿保险公司的老板,拉德劳拿出公司近60%的资产投到铁路股票上去。不过他是否借此来侵吞了部分资本,这个不得而知。不管如何,他还是“荣获”一项尴尬的荣誉:在首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通过他之手,出现了第一家倒闭的银行。
金融的多米诺骨牌还在不断被推倒。第一批被波及的英国城市包括格拉斯哥和利物浦。与美国公司有贸易往来的曼彻斯特公司也在10月份接连倒闭。有直接金融往来的银行也跟着遭殃。在利物浦、格拉斯哥、纽约和新奥尔良都有分行的美国丹尼斯顿银行在11月7日关门倒闭,顺带着把苏格兰西部银行也拖下了水。这使得英国出现系统性危机,毕竟苏格兰西部银行拥有98家分行,总存款额高达500万英镑。危机带来的“普遍性恐慌”已经让人们疯狂到得靠军队才能弹压住。
贴现行放大了整个危机。它们已经成为公司企业的重要信贷来源,但投资者对于它们的资产负债状况持有怀疑。投资者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一家据报道拥有1万英镑资本的贴现行,其风险贷款高达90万英镑,这个杠杆比例放在今天也够吓人的。随着贴现行的倒闭,传统公司也跟着遭殃。在1857年最后三个月,一共有135家银行破产,4200万英镑的投资资本灰飞烟灭。而绵延深远的英国的经济及金融触须必然会波及整个欧洲。
1857年危机除了首次波及全球,还创造了另一个第一:它让人们认识到金融安全网络会助长过度冒险。贴现行的表现就是如此,它们手里只有少部分的流动资产和资本缓冲,因为它们知道自己总能从英格兰银行借到钱。不满于此,英格兰银行在1858年改变了自己的政策。贴现行不能再随意贷款。英格兰银行不再为其担保,贴现行必须得留足现金储备以求自保。1857年危机的这一马后炮举措体现了国家尝试不为金融风险埋单,这可谓极其罕见。这也表明削减补贴这种事情得有多不受待见。
英格兰银行彼时看上去无法摆脱靠它兜底的贴现行的“纠缠”,所以它必须得一鼓作气改革下去。在《经济学人》看来,不加区别地收紧借贷并不合适,贷款的决定应该基于个案的具体情况,而非一棒子打死。有人认为英国央行缺少信用,因为它绝不会让一家大型贴现行倒闭。这种说法可不正确。1866年,当时一家大银行奥弗伦&格尼银行亟需资金,而英格兰银行却拒绝出手相助,令其股东希望破灭。这之后,英国金融界享受了50年的清净,史学家们认为这要归功于银行业对道德风险的审慎态度。
金融危机金融资产 篇7
金融危机使得资产证券化市场岌岌可危, 而在这关口上, 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试点还在进行。2005年, 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初步探索实施了总额为200亿元左右的资产证券化业务;2007年底, 浦东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也相继开展了资产证券化业务;2008年, 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分别发售完成了首单资产证券化项目, 浙江招商银行也推出了首单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
在资产证券化面临一系列问题的背景下, 本文紧密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 对我国实施资产证券化进行了思考, 在分析我国资产证券化现状的基础上, 就资产证券化的理论依据、我国进一步实施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性和面临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以期对我国深入实施资产证券化有所裨益。
一、资产证券化理论简述
1. 资产证券化的含义。
资产证券化是指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证券筹资的一种直接融资方式。资产证券化的概念有几种不同的表述方式, 其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界定资产证券化是“将企业 (卖方) 不流通的存量资产或可预见的未来收入构造和转变成为资本市场上可销售和流通的金融产品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存量资产被卖给一个特设交易载体 (SPV) 或中介机构, 而SPV或中介机构通过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以获取资金”。这就是说, 资产证券化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现金流收入的金融资产汇集起来, 使之形成一个资产池, 通过结构性重组, 将其转换成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 并据以融资。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在于对金融资产中的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 使其定价和重新配置更为有效, 从而使参与各方均受益。
资产证券化有多种形式, 主要有金融资产证券化 (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化、汽车贷款债权证券化、租赁债权证券化以及应收账款债权证券化) 和不动产证券化 (不动产有限合伙、不动产投资信托) 。
2. 资产证券化产生的理论基础。
资产证券化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商业银行为转嫁信用风险而进行的金融创新, 最早它是商业银行由于受到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的冲击, 为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改善经营状况而创造的一种金融衍生产品。它是近30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和发展最迅速的金融创新工具。支持资产证券化的理论有如下四类:
(1) 预期收入理论。预期收入理论的产生远早于资产证券化的产生, 二者在时间上虽然相距甚远, 但预期收入理论已蕴含着资产证券化的思想成分。预期收入理论认为, 无论是贷款或者是证券的变现能力, 都是以未来收入为基础的, 即便是长期贷款, 只要有借款人的收入作保证, 就不至于影响银行的流动性, 它所强调的不是放款的用途, 也不是担保品, 而是借款人的预期投入。资产证券化强调证券化资产未来稳定的现金流, 正是借鉴这一思想并以此为基础的。因此可以说, 预期收入理论的思想是资产证券化的理论来源。
(2) 金融创新制约理论。该理论指出, 金融产品创新是一个组织对它所受制约的反应, 制约的内容主要包括法规、竞争以及风险等。银行资产证券化是在金融业革新浪潮中产生的一种资产管理创新, 它同样是在金融行为与金融环境的冲突中诞生的。可见, 金融创新制约理论解释了银行资产证券化的产生, 即银行资产证券化是对金融法规 (如《巴塞尔协议》及各国金融管制法等) 的具体实施, 而强化金融业的竞争和分散风险的动机则是银行资产证券化的两大动力。
(3) 资金缺口理论。资金缺口是指那些在一定时限内到期或需要根据最新市场利率重新确定利率的资产与负债 (即利率敏感性资产与利率敏感性负债) 之间的差额。用公式表示为:资金缺口 (GAP) =利率敏感性资产 (RSA) -利率敏感性负债 (RSL) 。当市场利率变动时, 资金缺口的数值会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利息收入。一般而言, 银行资金缺口的绝对值愈大, 则银行承担的利率风险也就愈大。而银行通过实施资产证券化, 则有助于转移自身的风险。
(4) 持续期缺口理论。持续期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麦考勒于1938年提出的, 最初它是作为衡量固定收益债券的实际偿还期的一个概念。20世纪70年代后, 随着西方各国商业银行面临利率风险的增大, 持续期概念被逐渐推广应用于所有固定收入金融工具市场价格的计算上, 也应用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之中。持续期是固定收入金融工具所有预期现金流入量的加权平均时间, 或是固定收入金融工具未来现金流量相对于其价格变动基础上计算的平均时间。
3. 资产证券化的流程。资产证券化的实施步骤如下:
(1) 确定融资目标并组建基础资产池。交易发起人 (即原始权益人) 根据自身融资需求确定融资目标, 选择适合证券化且符合融资目标的基础资产组成资产池。
(2) 设立SPV。SPV是资产证券化运作的关键性载体, 其主要职能涵盖了整个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流程。
(3) 资产出售或委托。设立SPV之后, 交易发起人将基础资产出售给SPV。在资产出售以后, 即使发起人遭到破产清算, 已出售资产也不会被列入清算财产范围, 即实行基础资产与发起人资产的“破产隔离”。
(4) 信用增级。对证券化资产进行信用增级, 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并降低融资成本, 使证券的信用水平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需要, 提高所发行证券的信用等级。
(5) 信用评级和证券发售。证券化资产信用增级后, SPV将再次聘请信用评级机构对将要发行的证券进行发行评级。证券评级后, 评级机构还要进行跟踪监督, 并随时根据资产信用质量的变化, 对已评定的证券级别进行调整。之后, 将由证券承销商负责向投资者发售证券。
(6) 支付资产购买价格。SPV从证券承销商那里获得证券发行收入后, 先向聘请的各专业机构支付相关费用, 再按资产买卖合同规定的购买价格, 把发行收入支付给发行人。
(7) 资产管理与资产收益回收。服务商对基础资产组合进行管理, 收取、记录资产组合中产生的现金流收入, 并将全部收入存入事先指定的受托银行, 受托银行按约定建立专门账户, 并按时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和利息。
(8) 还本付息。在规定的证券偿还日, SPV将委托受托银行按时足额地向投资者支付本息。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 我国金融界就开始了资产证券化的探索:1992年, 海南三亚开发建设总公司发行2亿元的地产投资债券;2004年4月,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第一次采用资产证券化方式处置26.02亿元债权资产;2005年3月, 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获准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试点, 随后, 国家开发银行的41.77亿元“开元2005-1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建行的30.19亿元“建元2005-1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信托”成功发行。
从整体上看, 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市场规模较小, 交易尚不活跃。据有关统计, 从2005年我国发行第一只证券化产品到2008年10月, 资产证券化产品总金额为620亿元人民币。而在近几年中, 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 到2008年9月发行债券已经达到145 000亿元的规模, 而资产证券化产品占比仅为0.4%。值得欣喜的是, 尽管目前国际金融市场正面临波动, 然而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并没有停止发展的步伐。2008年, 中信银行与招商银行各自在10月10日和10月31日发售完成了其首单以对公贷款为基础资产支持的证券化项目。浙商银行于2008年11月中旬发行额度为6.96亿元的中小企业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浙商银行由此成为国内首家开展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金融机构。
在中信银行的信银2008-1CLO项目中, 基础资产池金额总计40.77亿元人民币, 并以资产池本息现金流为基础发行了三档优先级证券、一档次优先级证券以及一档次级证券。其中:A1-1档与A1-2档固定利率优先级证券分别定价年利率4.45%与4.65%;A2档浮息优先级证券定价一年期存款利率再加0.99%;B档次优先级证券定价一年期存款利率再加2.28%。在招商银行的招元2008-1CLO项目中, 基础资产池金额总计40.92亿元人民币, 并以资产池本息现金流为基础发行了两档优先级证券、一档次优先级证券以及一档次级证券。其中:A1档固定利率优先级证券定价年利率4.26%;A2档浮息优先级证券定价一年期存款利率再加1.40%;B档次优先级证券定价一年期存款利率再加2.35%。
三、我国进一步实施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性
1. 资产证券化有助于化解不良资产。
我国银行业作为间接融资的主体承担了经济发展的大部分风险, 而资产证券化的引进则为我国的银行业提供了一条减少和降低资产风险的有效途径。通过资产证券化运作, 银行可以对其资产负债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提高银行抗风险能力;通过资产证券化运作, 银行还可以将部分信贷资产转化为现金资产, 提高资本充足率, 改善银行的经营状况。而对企业来说, 资产证券化可以给企业提供一条摆脱三角债困扰、化解应收账款长期挂账难题的新途径。
2. 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融资、投资渠道。
实施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扩大企业的融资手段, 企业融资除了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向银行贷款, 还可以使用资产证券化对企业资产进行结构性调整, 将沉淀的资金盘活, 将呆滞的资产变现, 既可解决企业资金短缺的难题, 又能变不良资产为有用资产, 化解企业财务风险, 还可提高企业资本运作的效率。同时, 资产证券化为社保基金、保险商、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工具, 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投资渠道。另外, 资产证券化的分级结构可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不同风险偏好, 还能吸纳社会上的部分游资, 有助于缓解流动性过剩问题。
3. 有助于促进耐用消费品行业的发展。
住宅、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 需要长期、稳定的贷款支持。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 因而银行不愿意发放固定利率贷款。而实施资产证券化可解决房贷、车贷难的问题。一般来说, 房贷和车贷都需要比较长的还款周期, 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加快现金周转、提高效益, 这样, 银行发放固定利率贷款的意愿增强, 耐用消费品行业融资渠道单一问题便得以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 资产证券化有助于促进房地产、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行业的繁荣。
由上述分析可见, 资产证券化拓宽了银行的融资、投资渠道, 有利于银行提高效率和效益。当前的金融危机有着其自身的深刻原因, 而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手段和创新工具, 不应因此次金融危机而被否定。适当的金融创新对于我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都是十分必要的, 应当继续鼓励和支持实施资产证券化。
四、实施资产证券化面临的问题
1. 资本市场不够发达。
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需要一个成熟的、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资本市场。就目前而言,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 市场仍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2. 证券评级业不规范。
对证券化的资产进行信用评估定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目前我国的证券评级业运作尚不规范, 信用评估不细, 信用评级透明度不高, 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估标准, 而且很多评级机构都与政府、企业、银行、证券公司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很难做到独立、公正地评估。
3. 缺乏专业人才。
资产证券化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融资业务, 涉及证券、担保、金融、评估等各个领域, 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而目前我国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十分缺乏, 现有的人才数量和质量难以满足资产证券化的要求。
4. 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我国的基础法规制度建设长期落后于市场的发展步伐, 目前在资产证券化问题上仅有相关的部门规章和政策指引, 法律效力较低, 容易引起立法冲突。倘若没有相应的法规作后盾, 就很难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将难以得到保障。
针对目前我国实施资产证券化尚存在的上述问题, 应认真加以研究, 从政策、法规和实务操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为推进资产证券化创造必要的条件。比如改革和完善资本市场, 颁布统一的证券评级标准和实施规则, 建立培养合格的资产证券化专业人才的平台, 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对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程序进行规范等等。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编.中国资产证券化:从理论走向实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2].何小峰.资产证券化:中国的模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黄嵩, 魏恩遒, 刘勇.资产证券化理论与案例.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
[4].李勇.关于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初步探讨.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后金融危机时代资产减值的再审视 篇8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情况
我国上市公司2008年资产减值损失比2007年明显增加, 其中:制造业由2007年的181.88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11.29亿元, 变动幅度巨大, 同比增长236.1%;采掘业则由2007年的65.46亿元升至2008年的453.54亿元, 同比增长592.85%。除了社会服务业外, 其他主要行业均呈现出类似的大幅度变动。与此相对应, 总体来看, 企业利润总额有较大幅度的下滑, 企业业绩与资产减值损失的反方向变动恰恰说明了金融危机前后企业业绩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资产减值。此外, 从资产减值损失占利润总额的比重来看, 各行业2008年比2007年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尤其是综合类企业, 由20.33%升至83.25%, 变动幅度较大的还有制造业 (由7.37%升至41.83%) 和交通运输业 (由1.19%升至21.65%) 。这些行业资产减值损失很大的原因可能在于其固定资产较多, 发生减值的情况较为严重;而社会服务业因其行业特殊性, 相对来说资产减值问题不是太突出, 但利润也有一定幅度的下滑。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来临, 全球经济逐步回暖, 企业营利状况明显改善。有关数据显示, 我国上市公司2009年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利润同比增长分别为483.61%和266.98%, 除了社会服务业外, 其他主要行业均呈现出类似的大幅度变动。资产减值损失环比增幅则明显放缓, 其中:制造业由2008年的611.29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 075.88亿元, 同比增长仅76%;采掘业则由2008年453.54亿元升至2009年的637.03亿元, 同比增长仅40.46%;两者远远低于2008年的环比增幅 (236.1%和592.85%) , 属于正常增长范围。从资产减值损失占利润总额的比重来看, 各行业2009年比2008年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尤其是综合类企业, 由83.25%降至27.52%, 变动幅度较大的还有制造业 (由41.03%降至17.7%) 和交通运输业 (由21.65%降至2.89%) 等。这些行业资产减值损失变动较大的原因可能在于, 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发生减值的情况较为严重, 2009年之后由于经济回暖, 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企业对发展前景恢复了信心, 市场预期改善, 相应的资产减值情况有很大改观。
二、资产减值损失实务分析
1. 后金融危机时代资产减值问题的新特点。
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处置费用和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的计算分别作了较为详细的操作指导规范, 只有当资产账面价值小于可收回金额时, 才确认资产发生了减值。然而, 由于我国目前资产信息、价格市场机制尚不健全, 使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缺乏依据, 而且缺乏权威机构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认定。要合理确认各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是非常有难度的, 其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 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在后金融危机时期, 市场信息更是瞬息万变, 比如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确定, 需要预计未来一定期间的现金流入量和贴现率, 而贴现率完全靠主观判断, 后金融危机时代这种因素十分不稳定, 会导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弹性过大。
另外, 流动资产减值损失可以转回的规定使得企业有机可乘, 很容易利用流动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在不同年份调节利润。后金融危机时代, 大量资产减值的客观事实依然存在, 在这个时期利用确认流动资产减值损失来操纵利润的企业可能更多。虽然现行会计准则规定非流动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 企业失去了利用非流动资产调整企业利润的空间, 但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未来经济发展趋势仍然迷离, 资产价值在判断上还有很大的弹性, 正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尚属不易, 包括固定资产在内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游离于部分投资者的视野之外, 实际上资产负债表中非流动资产的数值大大超过了市价, 相去甚远的数值会误导报表使用者对企业资产的正确判断。
2. 可收回金额的估计。
从现行会计准则关于资产可收回金额的定义可以看出,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主要根据公允价值和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来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如果无法可靠估计, 应当以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资产组的正确划分是资产减值准则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但在实务中, 资产组的划分标准未予明确、划分标准模糊, 按资产减值准则的规定, 即使是上市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很难准确划分资产组, 更不要说一般企业的会计人员了。同时, 会计人员在划分资产组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容易诱发盈余管理行为。未来现金流量的准确估计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也面临着较大的困难。根据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 建立在预算或者预测基础上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最多涵盖5年, 企业管理层如能证明更长的期间是合理的, 则可以涵盖更长期间。在经济比较平稳的情况下, 未来5年之内的现金流量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估计, 但在经济波动较大、未来经济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 对未来现金流量的准确估计就存在一定的难度。
计算资产未来现金流量时所使用的折现率, 应当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该折现率是企业在购置或者投资资产时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 但在不同的投资者之间、投资者与管理当局之间, 对投资的期望报酬率、折现率的要求上存在分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企业财务状况短期内很不稳定, 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大, 为了粉饰财务报表, 有些企业管理当局就可能提高折现率。
3. 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操纵利润的做法依然普遍存在。这是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企业所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仍然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财务状况很不稳定。基于我国一些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操纵利润, 不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资产减值准则明确规定, 对于已经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这是一项重大变革, 迫使上市公司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但是这不能作为长远之计。财务会计作为一个经济信息系统, 它的存在必须服务于一定的会计目标。决策有用观认为, 会计的目标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在计量上, 决策有用观要求使用有别于历史成本的多重计量属性。资产减值会计是以决策有用观为理论基础的, 通过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 向企业现实的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有用信息, 以帮助他们做出正确决策。决策有用观决定了资产减值会计的存在, 资产减值会计突破了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当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减少时以可收回金额计量, 将资产账面价值大于可收回金额的部分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或费用。但是当资产价值得以恢复时又不以可收回金额计量资产价值, 以致资产减值的计量标准不同, 缺乏前后逻辑的一致性。这不利于真实地反映资产的实际价值,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资产减值损失是应该允许转回的。
事实上, 现行会计准则并没有真正遏制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在对几家上市公司的调查中发现, 其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期末余额中, 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两者所占比重为59.14%, 在转回资产减值准备总额中两者所占比重将近69%,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和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三项转回合计只占转回总额的13.68%。由此可以看出, 上市公司将会通过在不能转回的项目中不计提或少计提、在可以转回的项目中多计提减值准备的手法, 实现对利润的调整和操纵。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资产减值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上市公司操纵经营业绩、粉饰财务报表、规避上市监管的工具。在少数上市公司中, 特别是面临着被“特别处理”或“退市”的上市公司中, 滥用资产减值准备的问题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在金融体系日益市场化的条件下, 依靠市场外部约束机制的重要性变得日益突出, 强化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更为重要。本次金融危机表明, 企业风险信息的透明度不够, 误导了市场参与者的判断, 加剧了市场波动。在某种程度上, 企业通过对资产减值损失确认的匀滑以减轻操纵行为对企业当期业绩的影响, 这样做的同时也就模糊了企业各个不同时期的绩效, 使得投资者对企业业绩的准确识别和判断变得更加困难。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解决此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在信息披露中增加相应的要求。这就对完善资产减值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资产的市场价值仍然会有相当幅度的波动, 如果未来资产价值得以恢复, 那么转回已确认的减值损失就应该是自然的。为了防止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调节利润, 对于什么情况属于以前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价值回升而转回的准备, 什么情况属于企业过去滥用谨慎性原则而转回的秘密准备, 可以制定相关制度提供区分的标准, 对于不能合理解释的减值准备的转回应采用追溯调整法予以调整。同时, 应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明确货币时间价值引起的资产减值变动不得转回其减值损失。在转回金额最高限额方面, 以资产以前年度没有确认减值损失的账面价值 (历史成本扣除已计提的折旧) 与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减值损失转回的最高限额。
此外, 折现率的确定是可收回金额测算中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折现率是企业在购置或投资资产时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鉴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 要想直接从市场上获得准确的折现率数据尚有一定困难, 因而可以考虑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确定的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或者参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出的资产必要报酬率作为折现率。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2].徐净.浅析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当代经济, 2009;5
金融危机金融资产 篇9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反映着央行的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在各种金融负债和资产上的配置,它既是实施货币政策的结果,也是进一步实施货币政策的基础。在经济金融运行正常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增长平稳,结构也比较简单,资产以再贴现和国债为主,负债以流通中的货币和商业银行准备金存款为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利率降无可降、信贷市场持续紧缩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采取了多项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主要通过调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组成这两个要素而发挥作用,又被称为“资产负债表政策”,[1]以区别于传统的以短期政策利率目标值调整为特征的“利率政策”。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主要经济体的央行通过运用资产负债表这一政策工具,调控市场流动性,导致资产负债表规模迅速膨胀,资产负债表结构日益复杂,引发了各界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的广泛关注。
在资产负债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资产方和负债方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2]“资产方”,央行通过直接购买信贷产品替代无法正常运转的私人金融机构;“负债方”,金融机构在央行超额准备金的增加,则扮演着金融市场流动性风险资金调节池的角色。两者之间相互联系,金融中介无法正常运转导致金融机构的融资流动性风险大量增加,这又会导致对超额准备金的需求增加。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央行资产负债表政策进行了分类。Bernanke和Reinhart将其分为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组成的政策和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政策;[3]Stone等将其分为着眼物价稳定的资产负债表政策和着眼金融稳定的资产负债表政策;[4]欧洲央行的经济公报中则将其分为被动的资产负债表政策、主动的资产负债表政策和可能的资产负债表政策。[5]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央行加强对资产负债表的有效调控,主要经济体的央行逐渐实现了从被动资产负债表政策向主动资产负债表政策的转变。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角色的演变
正常情况下,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动主要是对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操作所做出的被动反应。危机爆发后,金融市场陷入混乱,传统货币政策失效。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从“后台”走向“前台”,从传统操作框架下的“附属地位”提升至“货币政策工具”的地位。
(一)传统货币政策框架下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附属地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尽管经济金融结构和货币政策操作传统存在差异,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中央银行都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变量。
正常情形下,货币政策态势是通过中央银行准备金的价格来体现的。在当前大多数中央银行的操作框架中,货币政策态势是通过银行在同业拆借市场上交易央行准备金的价格来体现,而这一价格又会受到中央银行向银行供给准备金的价格的影响。在这一操作框架中,央行根据银行的需求,向银行体系注入准备金,以引导同业拆借利率的实际水平与中央银行宣布的“政策利率”目标值趋于一致。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央行的流动性管理操作只对政策利率目标值的实现起到技术性支撑作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组成和规模包含的有关货币供给宽松程度的信息有限。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源于被动地满足引导短期利率与央行期望的态势一致的需要,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央行交易对手的资金需求,而这又取决于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需求。换句话说,中央银行通过有限制地供给银行体系所需要的准备金数量以调控短期利率。央行资产与负债的组成反映了央行流动性管理的制度特征,包括抵押物政策、流动性供给与回收的方式。总之,当货币政策工具是短期利率时,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组成并不提供货币政策态势的任何信息,央行资产负债表处于附属的地位。
(二)危机背景下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政策工具”地位
金融危机期间,随着政策利率目标值不断下调,传统利率政策工具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小,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超越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过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等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将资产负债表提升至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地位。
中央银行强化“资产负债表”这一政策工具的使用,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动因:(1)出于应对金融体系流动性紧张局面和管理金融危机的需要,这与央行传统的最后贷款人功能是一致的;(2)由于流动性风险溢价与信用风险溢价上升,导致流动性短缺和金融市场功能受到破坏,阻碍了央行所期望的货币政策态势的有效传导时,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3)当短期名义利率已降至零利率下限时,为了进一步降低长期利率,需要增加货币供给以扩大货币政策的宽松态势。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实践过程中,央行运用资产负债表这一政策工具的方式是多样化的,主要表现为:(1)无限额地向银行体系增加流动性供给,以满足银行增加的流动性需求,以及调整流动性供给的方式,在某些情形下也提供定期贷款;(2)向非银行私人部门提供直接贷款,或购买私人部门资产;(3)大规模购买中长期政府证券或政府担保的证券。所有这些措施都会不同程度地带来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和结构的改变。
三、被动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
被动的资产负债表政策是指当金融紧张局面导致流动性需求增加时,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功能,无限额地向交易对手提供流动性的相关措施。之所以称之为“被动”,是因为这一政策实施的最终结果完全取决于交易对手对中央银行信贷的需求。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一)满足银行体系流动性需求的被动资产负债表政策
在金融机构流动性出现系统性紧张时,私人金融中介功能难以发挥。由于市场分割和出于谨慎动机的“流动性囤积”,同业拆借市场在不同市场参与者之间调剂央行准备金的能力减弱甚至完全丧失。在此情形下,银行体系对流动性的需求迅速上升,中央银行需要额外提供准备金用于满足增加的流动性需求,以试图阻止潜在的具有破坏性的去杠杆过程,这不仅有助于稳定银行体系,而且能有效阻止短期政策利率的上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缓解同业拆借市场的严重紧张状态,特别是应对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的金融动荡,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从事了一系列的操作,向不同的银行部门提供流动性,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大。央行的一系列操作,不仅有利于降低同业拆借市场的利差,也有助于改善市场的整体运行,恢复对经济的信心。事实上,通过将短期政策利率稳定在与央行操作目标一致的水平,可以避免货币政策态势的紧缩。
(二)为银行体系提供定期贷款的被动资产负债表政策
除了满足银行体系增加的流动性需求,中央银行也可以通过提供定期贷款这一方式为银行体系提供较长期限的流动性。金融紧张不仅影响隔夜同业拆借市场,也会影响定期货币市场、无担保的银行债券市场等定期资金市场。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形,中央银行超越传统,延长了其流动性干预的期限。获得更长期限的流动性可为交易对手提供与其某些资产期限相匹配的资金,这样有利于银行有效防范期限风险,从而阻止过快的去杠杆化,使得金融市场的信心效应得以放大。另外,这一措施还具有重要的信号效应,表明了央行为确保定期资金市场上的正常状况而扮演流动性支持者的决心。除了延长流动性支持的期限,央行还通过扩大合格抵押物的覆盖范围,增加流动性供给的对象,降低获得流动性的成本,改变流动性供给的方式等途径,为交易对手提供流动性支持。如美联储的定期拍卖工具、欧洲中央银行的全额固定利率招标都体现了央行流动性供给方式的创新。
流动性支持政策的整体效应取决于交易对手是否愿意借款以及愿意以何种成本借款。尽管这些流动性支持政策可能足以保持市场的运行,阻止金融市场动荡向实体经济蔓延,但央行通过这一政策对广泛的融资状况只能实施有限的控制,尤其是这些措施最终不足以阻止银行的去杠杆化以及由于限制性信贷条件可能导致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央行更为主动地设计其资产负债表,通过积极调整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结构影响特定金融市场的价格,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状况。
四、主动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央行更为积极地设计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结构,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开始实施主动资产负债表政策。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一)信贷宽松
信贷宽松是针对特定目标市场的干预,试图通过改变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组成来影响信用利差,以改善所期望的货币政策态势的传导。
在某些情形下,央行无限额地为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可能还不足以修复功能受损的私人金融中介。中央银行的流动性供给尽管非常充裕,但往往只有一部分市场参与者可以获得,即只有央行的交易对手才可以获得。在风险规避时期,甚至这些参与者都不愿意进入功能受损的市场来分配其流动性。因此,为了改善那些对实体经济融资具有重要作用的关键市场的运行,央行的直接干预会显得非常必要。
央行究竟采取何种信贷宽松的措施,不仅取决于经济体的金融结构及央行可使用的政策工具,也取决于目标市场受损的具体特征。信贷宽松措施主要包括:(1)向中央银行常规交易对手之外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流动性;(2)以常规货币政策操作中不被接受的证券作为抵押物以提供流动性;(3)直接购买金融机构持有的有价证券、商业票据等资产。
在中央银行信贷宽松干预中,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的组成非常重要。因为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反映了货币当局的调控意图,即央行希望改善融资条件的特定目标市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货币当局会更为积极地运用其资产负债表以改善或替代私人金融中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信贷宽松试图通过改变特定目标市场上特定借款人的市场利差来改善非金融私人部门的融资环境,从而恢复市场的融资功能,促进央行所期望的货币政策态势的传导。
信贷宽松政策能否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与短期名义利率是否达到零利率下限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信贷宽松政策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目标市场对非金融私人部门融资的重要程度以及这些市场的受损程度。比如,在短期名义利率仍处于零利率下限之上时,美联储设立“商业票据融资便利”,为商业票据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有力地促进了商业票据市场功能的恢复,商业票据市场上的利差迅速下降。但是,在短期名义利率达到下限时,“信贷宽松”对经济的积极效应可能会更大。[6]
(二)大规模资产购买
大规模资产购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量化宽松,是在短期名义利率处于零利率下限时,央行大规模的购买政府证券等资产,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以降低长期利率,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态势的全面宽松。尽管信贷宽松也可以增加货币政策的宽松态势,但仅仅是特定市场的宽松可能还不足以达到央行实现政策目标所要求的宽松程度。在这一背景下,央行通过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这一政策工具,以期创造更为广泛的宽松融资环境。
大规模资产购买政策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影响金融市场。(1)资产组合平衡渠道。随着央行资产购买所产生的流动性被投资者用于重新调整其资产组合,产生的溢出效应将会影响多个央行未干预市场上的资产价格。(2)信号渠道。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传递了未来政策利率走势的信号,反映了未来货币政策的取向。通过这一渠道,对未来更为宽松货币政策态势的预期将会改善当前货币政策态势。[5]
资产组合平衡渠道依赖于私人部门资产组合中资产的不完全可替代性。在存在市场分割时,由于资产的不完全可替代性和有限套利,某一证券净供给的变化不仅会影响该证券资产的价格,也会影响类似金融工具的价格。比如,如果中央银行购买长期国债,一方面将会导致长期国债的相对短缺,从而引起长期国债价格的上升,收益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投资者将会寻求重新平衡其资产组合,将卖出长期国债所获得的央行准备金转向风险更高的资产。通过这一方式,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通过推高各类资产的价格和降低长期利率来提供额外的货币宽松,从而创造更为宽松的货币环境。
资产组合平衡渠道的效应取决于央行干预规模的大小。从理论上讲,资产组合平衡渠道并不与特定类型资产的购买相联系,它强调的是所购买资产的规模对资产定价的重要性。[7]针对特定目标市场的央行干预,由于是直接的传导,其对信贷环境的改善影响速度较快;相比之下,资产组合平衡渠道传导较为间接,它需要一个溢出的过程,即新产生的流动性从一个市场传递到另一个市场,才可能影响与广泛的信贷有密切关系的那些价格。因此,为了获得显著的宏观经济效应,央行需要大规模的资产购买以实现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扩张。
上述的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主要经济体央行资产购买计划规模之大,以及这些购买计划主要是以政府证券作为购买对象的原因。政府债券市场,除了其在经济中各类资产定价中的关键作用外,被认为市场规模足够大,使得央行能购买必要的数量以创造广泛的宽松融资环境。在这一背景下,央行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的规模不仅会影响资产组合平衡渠道的传导效果,而且会影响到广泛融资环境的宽松程度。
五、结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超越传统的操作框架,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打造成为一项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以满足不同政策操作的需要。对一些国家或地区而言,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使用经历了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被动资产负债表政策源于央行被动满足交易对手的流动性需求而增加流动性供给,其对广泛的金融环境影响有限;而主动资产负债表政策强调央行积极地通过调整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和扩大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等方式,修复功能受损的金融市场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而且还能在短期名义利率降至零利率下限时,进一步扩大货币政策的宽松态势。
不同类型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既有各自侧重的干预目标,同时彼此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比如,信贷宽松侧重对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实施积极管理,以影响资产负债表的资产规模和结构为主;而量化宽松政策侧重对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进行管理,影响的主要是负债的规模和结构。信贷宽松对央行资产负债表也会产生量化的效应,使得在实践中很难明确区分信贷宽松和量化宽松。因为信贷宽松往往是通过创造新的央行准备金来融资的,而未冲销的信贷宽松干预如果规模足够大的话,也会产生显著的宏观经济效应。
央行资产负债表综合反映央行各项活动所引致的资金来源分布状况和资金使用配置状况,它涉及诸多复杂的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程度、金融发展历史、金融政策取向的差异,导致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项目、规模和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如何在比较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实践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实际,寻求加强我国央行资产负债管理的新型工具,探寻提高我国货币政策针对性、有效性和前瞻性的途径,是摆在我国央行面前的一项紧迫课题。
摘要: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将其资产负债表成功地打造成一项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使得央行在短期名义利率达到下限时,仍能继续为经济和金融体系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刺激。对一些国家或地区而言,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使用经历了从被动资产负债表政策向主动资产负债表政策的转变。如何有效地制定和实施资产负债表政策,完善央行的危机管理框架,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是全球各国央行面临的一项共同课题。
关键词:金融危机管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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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tone et al..Should Unconventional Balance Sheet Policies be Added to the Central Bank Toolkit?A Review of the Experience so far[R].IMF Working Paper,2011.June,WP11145.
[5]The Role of the Central Bank Balance Sheet in Monetary Policy[Z].Economic Bulletin of European Central Bank,2015.4.
[6]Curdia and Woodford:The Central Bank Balance Sheet as An Instrument of Monetary Policy[R].NBER Working Paper,2010.July.No.16208.
金融危机金融资产 篇10
资产证券化是指在资本市场上将那些虽然流动性缺乏、但是可能有预期收入的这部分资产通过发行证券的方式来出售, 以获取融资, 以最大化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二、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现状
目前来说, 虽然资产证券化越来越受到关注, 但在我国应该是处于刚刚开展的阶段, 与其他发达国家比起来, 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都还没有经过完善的发展, 起步比较晚。在2005年, 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 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是第一个获得批准可以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在央行和银监会主导下, 我国基本确立了以信贷资产为融资基础、由信托公司组建信托型SPV、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并进行流通的证券化框架。
到了2008年受美国的次贷危机的影响, 我国国内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和信贷政策, 大环境变化的结果就是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2009年内没有发行任何相关的产品, 整一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2012年5月17日, 中央银行、银监会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 由此, 资产证券化在我国重新开始。目前资产证券化在我国依然主要是以小规模、零星个案为主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
三、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实施存在的问题
资产证券化要在我国实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首先, 我国的证券市场存在很多问题, 很多学习国外的东西都还没有实施, 不过在慢慢的进步之中, 不断的完善。其次, 上市公司自己本身的的财务也不透明, 对它们进行评级时有各种各样的数据找不到, 财务对外的披露机制有问题。再次, 我国缺乏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 有待完善。最后, 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其他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 不论是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际的操作经验来讲, 我国对资产证券化都十分缺乏, 从社会环境还有制度方面看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注意, 在开展资产证券化工作时要知道存在评级的成本、会计、税收、法律问题还有风险问题等。
四、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发展的建议
1.完善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及监管是资产证券化快速发展的前提。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的很多重要核心环节如果没有法律的明确支持, 进展难度就特别大, 现今已经存在的法律法规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复杂的工作, 建议国家可以考虑先制定临时立法。
2.当前我国缺乏相应完善的信用评级制度, 存在机构种类单一, 专业化程度低的现象, 并且很多评级机构在机构性质、体制和组织上并不是独立的, 没有自己的一套, 对于评级的衡量标准和评级所采用的方法也不一致, 有可能出现评级不公平的现象。
3.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 必须明白投资者的重要性, 只有保证了投资者的切实利益, 资本市场才会发展起来, 否则无从谈起。所以我们要加强风险管理, 当然首先需要的是加强对证券化过程中的信息披露的管理。
4.由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努力发展, 在中国, 金融业长期执行的是分业经营, 这是一种限制, 当前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在证券里面办的资产证券化, 另一部分是在银行方面, 在债券市场开展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证券化, 这种分割状态造成银行里面的信贷资产可以证券化的前提是固定了发行与交易的市场, 这样必然导致投资者有限, 需求少, 并且在发行的时候还需要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审查与批准, 这些严重阻碍了资产证券化的进展。所以, 如果我国的金融完成由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转化, 就可以一定程度上为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在制度上做保证, 同时可以利用资产证券化作为经营模式转变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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