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情怀

关键词： 地将 情怀

爱国主义情怀（精选十篇）

爱国主义情怀 篇1

一、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 国共两党分道扬镳, 宋庆龄不顾险恶的形势与逆转的时局, 仍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遗志, 与共产党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同时, 阶级斗争现实的残酷性和中国革命实践的艰巨性让宋庆龄的思想也发生了极大改变, 她逐渐意识到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察、看待和分析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性。

事实上, 早在五四运动后, 宋庆龄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 并初步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1]23。在经历五卅惨案之后, 宋庆龄将其深刻体会见诸笔端, 写道:简而言之, 此次惨案的发生实为西方列强对中国革命的精神压迫, 并非是偶然发生的一起冲突, 而是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大资产阶级在五卅惨案中充分暴露出来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让宋庆龄也重新认识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她说:我们不能寄望巨商富绅站出来主持公道, 中国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解救自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 宋庆龄以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 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视角审视问题, 明确指出:广大工人阶级要么失业, 要么在极长工时、极低工资和极差工作环境下工作, 广大农民要么失去土地, 要么在军阀、豪绅、地主的剥削和蹂躏下没有片刻喘息之机, 工人与农民受尽压迫, 而封建军阀大发国难财, 西方列强亡我中华之心不死, 所以当前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便是将劳苦大众从阶级压迫、封建军阀和西方列强那里解放出来。由此可见, 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 在时局艰难之际仍然不忘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 国民党反动派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致使中国的东北、华北一带大片领土沦丧于日本铁蹄之下。旅居欧洲的宋庆龄紧急回国, 当着蒋介石的面愤怒斥责了他的卖国行为, 尽管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回应, 但她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尖锐批评蒋介石政府。她指出:蒋介石政府已经不能领导人民武装起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 它也不能获得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 因为它不给农民土地, 它害怕人民的武装胜过日本侵略者, 它祸国殃民、欺压百姓, 因此只有中国人民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彻底结合起来才能对抗这个反动的政府和日本侵略者。1931年至1934年, 蒋介石政府一意孤行, 先后调集上百万军队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闽浙赣、湘赣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数次打退了反革命围剿。与此同时, 身在上海的宋庆龄积极奔走呼吁, 广泛联系和组织, 在几次反战大会上都以热情洋溢的演讲动员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呼吁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尽最大的努力保卫那些与反动派以及帝国主义浴血奋战的中国农民和工人们。总之, 宋庆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年代, 以一颗热切的爱国主义之心完全站在中国共产党一方, 以广大劳苦工人、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时刻为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

二、抗日战争前后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实践

1935年的华北事变, 让蒋介石感受到其统治地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他不得不考虑与中共重新接触并进行政治谈判的可行性。宋子文按照蒋介石的授意, 约见了宋庆龄, 希望她能出面联系共产党商讨两党联合抗日的事宜。宋庆龄认为国民党高层此时有所醒悟, 符合民族大义和历史潮流, 于是暂时放下了与蒋介石等人的前嫌, 欣然接受这一任务。1936年1月, 宋庆龄在上海秘密会见了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 请董健吾带着她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去陕北向中共传递有关国民党高层愿意合作抗日并进行政治谈判的重要信息。两个月以后, 董健吾带着毛泽东的密信和中共中央关于合作抗日与政治谈判的五点原则主张返回上海拜会宋庆龄。宋庆龄立即将信件和意见通过宋子文传递到了国民党中央。就这样, 中断近十年的国共联系在宋庆龄的努力下得以初步恢复, 宋庆龄也因此成为大革命后国共两党沟通桥梁搭建的第一功臣[2]102。

当然, 这一切皆出于宋庆龄在抗日救国的民族危亡时刻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怀。1936年4月, 宋庆龄和沈钧儒、茅盾、鲁迅等人一起会见了中共派驻上海的负责人冯雪峰, 认真听取了冯雪峰转达的有关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 并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中共中央的主张。从此, 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加紧密。同年9月, 鉴于宋庆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中的出色表现, 毛泽东特地致函宋庆龄, 对她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义革命精神表示高度赞扬和衷心感谢, 希望她充分借用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以更加具体的活动影响国民党中央高层人士, 时刻提醒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 万不可再做出陷中华民族于危亡的可怕之事。宋庆龄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嘱托时刻谨记, 不久后便以高超的政治智慧避免了西安事变向“可怕之事”转变。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 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准备亲赴西安解决困局, 但由于交通工具等各种原因未能成行。尽管如此, 宋庆龄仍然积极谋划, 她请潘汉年出面去南京会晤宋美龄, 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同时, 她又与周恩来积极联系、密切配合, 使张学良、杨虎城在与宋氏兄妹谈判的最后关头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内战和联共抗日的决定, 并答应由宋庆龄负责中共政治犯释放工作。

1937年8月, 日本集中兵力入侵上海, 蒋介石以及英美在华利益受到直接威胁, 在中共代表的积极努力和宋庆龄等民主爱国人士的督促推动下, 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于9月23日宣布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宣告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再次实现合作。1938年, 宋庆龄在香港发起并组建保卫中国同盟, 主要从事大陆战时医疗救济与儿童的保健工作。她通过各种渠道向海外爱国华人华侨以及国际友人们募集到了大批医疗器械、药品和大量资金、物资, 并将它们源源不断运往内地支援抗日。此外, 宋庆龄还亲自组织安排了斯诺、白求恩、史沫特莱、柯棣华等国际友人进入解放区, 通过他们向世界展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 宋庆龄和柳亚子、何香凝等人联名致函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本人, 愤怒谴责他们的卑劣行径。同年, 宋庆龄从香港返回内地并直奔重庆, 延续此前在香港的“保盟”工作。她冰释前嫌, 与另外两位宋氏姐妹一起以各种方式支持抗日、共赴国难。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 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该基金会以及身在南京的宋庆龄在内战时期继续募集医疗药品和各种物资, 秘密将它们悉数运往解放区, 为中国共产党赢得解放战争并最终建立新中国都立下了特殊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 宋庆龄和她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器重, 她本人也将事业重心放在了妇女儿童事业以及为新中国建设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上[3]75。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建议下, 宋庆龄以极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工作热忱投身妇幼保健、文化教育等工作。她还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一起进行战争救济和救灾减灾工作, 为新中国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1]尚明轩.宋庆龄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2]何大章.宋庆龄往事[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心中永葆爱国主义情怀 篇2

——赴陈家庄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心得体会

澎湃着热血，激荡着情怀。每一次主题党日，都是一次党性的锤炼，都是一次不忘初心的洗礼。盛夏的七月，部领导带领机关全体人员赴陈家庄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陈家庄是革命老区，素有“河东西柏坡”之称，蕴含丰富的爱国主义文化资源，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陈家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发伊始，我曾来过一次，那时一切还停留在一个概念上，停留在干部群众的口口相传上，如同当时革命老区陈家庄村的村容村貌一样，一切有待开发中。一晃十年过去了，故地重来，顿感如春风扑面一样耳目一新，笔直的进村公路，硬化的巷道、宽敞的村委会大院，一栋栋别墅式的农家小院，深深感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后，革命老区陈家庄发生的喜人变化，旧貌变新颜，大有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描绘的“换了人间”的感觉。最令我欣慰的是陈家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再也不是十年前那破残不堪几孔土窑和仓促收集起来的几十件革命文物，一座现代化装饰一新的中心展馆已投入使用，七一前后，市里、县里来参观河东“革命圣地”的党员干部络绎不绝，游人如织，摩肩接踵，这既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验之旅，更表明习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号召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爱党爱国已蔚然成风，成为干部群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漫步陈家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各个展馆，我耳畔仿佛再次响起了枪炮炸响、人马厮杀的轰鸣声，那是一个华夏遍地狼烟四起的时代，那也是一个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时代，那更是一个爱国主义情怀空前激发的时代，没国哪有家，保家须卫国，无数仁人志士毁家纾难，亿万百姓扔掉锄头拿枪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不可逾越的钢铁防线，开劈了匍匐了一百年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的历史进程。今天，烽烟散去已久，十三亿中国人安享着太平盛世，前人用命栽树，后人方能安全乘凉，我们应该时时刻刻铭记今天幸福的日子真得是来之不易，口中常颂“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心中常念“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因为一个不知道自己来路的民族是注定没有未来的，一个忘了先烈的的民族是根本没有凝聚力，爱国主义情怀是我们的魂，我们的根！必须永葆。

爱国主义情怀 篇3

关键词：《东京审判》 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举行了盛大、空前的纪念活动，天安门广场那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阅兵向世人昭示着：今天的中国有能力、有实力捍卫我们的国土和人民，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宿命，是邻国之幸，是世界之福。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作为后人，我们怎能忘记那段历史。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和民间都在进行着各种纪念活动，为了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反思侵略、展望和平，中国电影人在这方面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些反映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一部公映于2006年的《东京审判》，其所蕴涵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更值得我们再次重温。

1.影片人物，炽热的爱国情感直击人心

爱国主义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民对自己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1]影片中出现的主要人物，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拳拳爱国之心让我们为之动容，他们为捍卫祖国和民族的尊严所付出的努力更让我们敬佩。法官梅汝璈在庭审前对于来自美国的审判长卫勃宣布的法官座次进行了激烈的论辩并给予了巧妙的驳斥，在得知中国的座次仍排在英国之后时毅然离开表示抗议，他用不争的事实和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及一名中国法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说服了审判长，赢得了卫勃的钦佩，更为祖国赢得了尊严。当审判长卫勃说：“你的国家应该为有你这样的斗士而骄傲”时，梅汝璈淡淡的说：“我不是斗士，我只是一名法官，一名中国的法官。”简单的几句话却有着深刻的寓意，他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的不屈筋骨，捍卫祖国的尊严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责任。在最后的量刑阶段，梅汝璈更是以“只要打不死老子，老子就要站起来”的气魄与反对死刑的各国法官进行辩论，他的睿智、他的博学、他的雄辩之才在这里表现的淋漓尽致，而支持他的就是作为一名中国法官的使命感。当最终以6比5的微弱优势获得胜利，决定判决战犯死刑时，他微微闭上了眼睛。在这一刻，他的所有努力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给长期遭受日本侵略和蹂躏的中国人民一个很负责任的交代。

检察官向哲浚，虽然在影片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他操着湖南口音鼓励梅汝璈的那句“只要打不死老子，老子就要站起来。”同样彰显了他不屈的精神和对民族高度的责任感。而倪征燠在法庭上采用“指东打西”的战略击溃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两个侵华魁首的过程，让人有种酣畅淋漓的快感，钦佩之心油然而生。三位中国法律人士在东京审判中的表现，总是触动着我们神经，他们那为了捍卫祖国尊严的“斗士”精神，激起我们心中的层层波澜，是感动、是直达心灵深处的震撼。

2.影片情节，理性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对抗

爱国主义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本能的、非理性的、狂热的、盲目的爱国称为狭隘民族主义；另一种是经过理性思考的、清醒的、理智的爱国称为理性的爱国主义。理性爱国主义者，对本国和本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受理智制约的，不会因历史积怨或偏见而盲目仇视和敌视其他国家和民族中的所有成员；狭隘民族主义者，将本国和本民族奉为唯一的、优秀的、至高无上的，因而他们盲目排外，不能接受本民族的任何挫折或失败，否则就会做出过激的行为。影片《东京审判》很值得称颂的地方就是对理性爱国主义和狭隘民族的不同展现，从而引导观者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影片主要刻画了以梅汝璈为代表的中国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以北野雄一为代表的一些日本人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梅汝璈、向哲浚、肖楠他们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痛恨不已。影片开头的旁白，梅汝璈这样说道：“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自己国家的前途，一个本有所作为的国家而招致这样的命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肖楠在与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北野雄一争辩时更是义愤填膺，“在上海和南京死了多少平民，武汉大轰炸、重庆大轰炸、华北无人区，你知道有多少中国老百姓死在你所谓的日本黄军手里，有多少中国妇女被强奸？”他们的痛恨的对象是发起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并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拼劲全力去捍卫祖国的尊严，而对于无辜的普通日本民众则表现出同情和友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青年北野雄一、普通日本兵和日本战犯。北野雄一将日本战败后遭受的苦难完全归咎于中国，他仇视所有的中国人，几次将仇恨情绪发泄到昔日的中国同学肖楠身上，他甚者向恋人和田芳子说：“我可以容忍你不爱我，但是你不能爱中国人。”并举枪相向，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尽显其人性的拙劣。普通日本兵和日本战犯否认侵略事实，为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狡辩，不反省、不悔改，更是印证了梅汝璈的那句“自作孽不可活”。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否认侵略暴行则正体现了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情节。

3.影片内容，铭记历史、警钟长鸣

《东京审判》以对战犯的庭审为主要场景，真实再现了日本侵略的种种罪行，向我们还原了大量日本侵华的真相。日本蓄意挑衅、制造皇姑屯事件挑起中日战争的事实，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口述日军暴行、法庭上呈递的南京大屠杀影像，日军侵华屠杀我同胞的数字，战犯趾高气昂的表情、轻蔑狂傲的言论、恬不知耻的辩词，这些无不刺痛着我们的双眼、敲打着我们的神经，将我们拖入那段“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和欺辱的岁月。我们要直面这段历史，我们更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说：“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就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作为中国人，这段屈辱的历史理应成为我们深刻的记忆，因为“忘却意味着背叛”，我们应以史为鉴，强我中华，“发展才是硬道理”。与此同时，我们仍要警钟长鸣，日本政府自投降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对他们的侵略历史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影片中，受审的日本战犯全都在为侵略战争予以否认和狡辩，当首席检察官季南问东条英机“你认为作为首相，发动战争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没有错吗？”东条英机回答：“完全没有任何过错，以前、现在、还有将来我都认为那是正当的。”季南接着问：“那么如果你和你的同僚无罪释放的话，你们还准备一起重复过去做过的事吗？你们还会让日本继续发动侵略吗？”东条英机十分坚定的回答“是的”。战争过去70年了，远的不说，我们看今时今日的日本国内，首相安倍晋三数次参拜靖国神社，为二战战犯发悼文，公然称颂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为侵略行为辩护；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起事端，觊觎我合法领土；强行推动被称为“战争法案”的安保法，旨在扩大自卫队海内外军事活动，为日本谋求军事化提供所谓的正当性，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这些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东京审判》是中国大陆地区拍摄的少有的几部真实反映抗日战争为题材，能秉承理性的历史唯物史观，既具有鲜明爱国主义，又发人深省、引人思考的经典之作。比起当下一些“泛娱乐化”、宣扬狭隘民族情绪的“抗日神剧”，《东京审判》无疑对国民在爱国主义的理解与表达上更具有教育价值。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在进行各种纪念活动强化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电影《东京审判》理应纳入纪念活动的日程。

参考文献

[1]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卢毅教授[J].思想教育研究，2015.8（8）：13-16

[2]顾速.狭隘民族主义，还是理性爱国主义？——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的选择[J].开放时代，1997.04：27-31

[3]马福.电影《东京审判》的爱国主义思想[J].芒种，2012.09：156-157

[4]王纪人、汪天云等.电影《东京审判》学术研讨会纪要[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06：67-74

[5]赵贵波.浅谈《东京审判》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思想教育[J].电影评介，2008.03：42

[6]施建石.铭记这胜之不易的正义——影片《东京审判》观后[J].戏剧之家，2007.02：90-94

[7]刘智跃.揭开浸透血痕的历史面具—论影片《东京审判》[J].电影文学，2007.08：61-63

注 释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Z].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8（7）：44

近代国货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情怀 篇4

一、鸦片战争与“洋货”的入侵

长期以来, 由于交通、经济等条件的限制, 外来货物进入中国的数量和品种都是十分有限的。直至19世纪, 外国货才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此时“洋货”一词也开始被大量运用。在此之前, 中国的典籍中多用“异物”、“奇物”、“夷物”等来指称外国货。据《史记》记载, 虞舜时代“……四海之内, 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 致异物。”[1]34《汉书》中同样记载了“殊方异物, 四面而至”[2]4343。由此可知, 外国货很早以前就进入了中国社会, 只是在当时天朝人的眼中, 仅仅关注外国货的奇异特点, 对其经济贸易往来方面的作用始终比较忽视。最重要的一点是, 外国货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以“贡品”的形式出现, 仅供皇室等特权阶级使用。官方为制造“朝贡神话”煞费苦心, 无论来者多少, 贡品厚薄, 都能得到朝廷的隆重接待, 无不乘兴而来, 满意而归, 为图“朝贡神话”的虚名破费国家巨额财富。不仅如此, 连民间的商贸关系也要戴上一顶“朝贡”的帽子。《明史》记载:“明初, 东有马市, 西有茶市, 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海外诸国入贡, 许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 置提举官以领之……”“市舶职司进贡方物, 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 理不当预……”[3]1980由此可见, 当时的边境贸易获利丰厚, 本来只是名正言顺的贸易往来, 但为编造一个“朝贡神话”, 正常的贸易关系被冠上了“入贡”的名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很长时间内, “洋货”进入中国的贸易本质被官方的“朝贡神话”所遮蔽。

如果东西方以互不干扰的方式各自发展, “洋货”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影响甚微, 这种被冠以贡品的洋货贸易或许可以延续一段时间。然而, 19世纪以后的现状是, 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踏步地朝着现代国家快步前进, 工业的进步使商品市场变得异常重要, 每个国家无不渴望扩大海外市场, “资本家阶级已经不仅要求掠夺现成的财富, 而且要求开辟世界上一切国家为它的市场。”[4]89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其贸易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 由于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 基本上用不着外国货, 所以直至19世纪中叶, 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我们对国际贸易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 清政府包括普通民众认识不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反而认为西方国家一定需要中国的大黄、茶等产品。与其说是我们卖大黄、茶等产品给西方国家, 是进行经济贸易, 不如说是一种恩赐。当时的天朝人有着一种无知的自大。

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希望打开中国市场, 为洋货寻找平等贸易的地位。因为中国的强大, 他们首先希望寻找一种合法的途径进行合作。清乾隆时期, 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 (George Macartney) 来华, 携带精心准备的礼物, 请求协调通商等外交事宜。这次交涉因马戛尔尼不肯向乾隆下跪叩头而失败了。当西方人开始意识到和平的方式解决不了贸易平等问题时, 鸦片战争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 一系列不平等的经济条约使“洋货”变成“洋祸”, 整个中国被迫纳入世界市场, 成为商品倾销国, 洋货的进入就不再是清政府能够控制的事情。从此以后, “洋货”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化进程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二、国货与洋货之争

为夺回利权, 中国与列强进行了多次战争, 每次战争的结果都是列强在中国获得更多经济、政治方面的特权, 使“洋货”在中国市场更加泛滥成灾。以第一大通商城市上海洋针进口量为例, 1867年是21百万枚, 两年后激增为89百万枚, 又过了五年, 到1874年更增至133百万枚, 短短七年间, 就增加了约6倍[5]5。毫无疑问, 洋针的流行源于其物美价廉, 极大地便利了普通家庭妇女。而传统的土针都是手工制作的, 制针工匠把铁丝磨细、截段、锉尖, 再一个个钻针眼, 这样的土针针杆粗, 针尖钝, 而且极易磨损。国人理智上都知道“洋货”只是来自外国的商品, 并且与产自本国的土货相比, 它显得时髦且实用。但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 “洋货”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最主要的经济手段, 因此抵制“洋货”在中国近现代被当成一种爱国方式。在历次战争中, 腐朽的清朝政府都不能战胜列强, 与西方进行武力抗衡是自取其辱, 所以生产“国货”对抗“洋货”就成为一件现实可行的事情。1900年以后, 在民族工商业兴起的同时, 民族意识普遍觉醒, 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因而一些文化人士为了与西洋人所产的“洋货”进行区别, 将民族企业制造的机制品称为“国货”。无数国人自发地将对洋货的仇恨转化为对洋货的抵制, 几乎每一次民族矛盾的激化都会爆发大规模的抵制“洋货”活动, 它们被看作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成为战败国人民心理补偿的一种重要方式。洋货与国货由于生产者不同, 直观地代表着民族工业和外国工业, 被当成一种政治倾向的标志, 这种认识就像一根链条贯穿了整个近现代。自1905年爆发第一次抵制美货的运动以来, 1915年为反对北洋政府承认日本提出的21条不平等条约引起的抵制日货斗争, 五四运动期间的抵制日货斗争。其后抵制洋货的斗争也日益频繁: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爆发了抵制日货、英货的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爆发了抵制日货的斗争;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以后爆发了抵制日货的斗争等。

从晚清到现代的诸多文学文本中随处可见仇恨“洋货”的情绪。如在晚清小说《海上繁华梦》有一段描写“洋货”的情节, 方端人无意中看见杜少牧里面穿了件外国汗衫, 立刻发话道:“……好好的一个中国人, 为什么要着这样不成器的东西?”现代小说《春蚕》中的老通宝是一个痛恨“洋货”的小生产者, 他家道的衰落与洋货的泛滥密不可分, “看到自从镇上有了洋纱, 洋布, 洋油这一类洋货, 而且河里更有了小火轮船以后, 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 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他父亲留下来的一份家产就这么变小, 变做没有, 而且现在负了债。”亲身的经历让老通宝对“洋货”产生了本能的憎恨和厌恶。由于“洋货”是中国战败后不得不接受的负产品, 全面冲击着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体制, 造成无数手工业者的破产, 当时国人对“洋货”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仇恨。

三、时尚的洋货

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 洋货的市场进一步扩大, 逐步进入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状况, 这是农业时代简陋的物质生活无法想象的。郑观应在19世纪90年代初写的《商战》中, 历数当时常见的日用洋货, 涉及食物、用品、玩好等57种。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 洋货使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更便捷、舒适和美观, 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古老中国缓慢地向前行进, 帮助中国在器物层面上完成了现代转型。但在爱国情怀的作用下, 消费洋货带上了政治道德的负面色彩。如果一个中国人要表示“洋货”对中国社会产生的进步意义要远远超过其“压迫”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哪怕这是真相, 但此话一说出口就会受到接踵而至的声讨。

但我们不难发现, 近代以来, 社会现实生活中充斥着各色各样的洋货, 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必需品。即使是京城那些思想保守的官场中人, 居家生活也已经不能再摒绝洋货。普通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 洋货将一种物质享乐主义普世化, 从物质层面改变了中国人。所以, 尽管社会舆论呼吁使用国货, 对“洋货”深恶痛绝, 但这一切对普通人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个过程中, 正是来自西方的商品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 但比大炮更有力量, 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 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6]231人们也不再遵循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生活规律, 开始了“摩登”时代的生活。“洋货”也被贴上了时尚的标签, 成为现代社会人人追逐的消费对象, 形成争用洋货、以洋货为时尚的消费风气。洋货轻易地使人们释放着人性深处潜藏的对享乐的渴望, 当人们亲自体验了火车、轮船带来的方便快捷、洋布的细腻和花色的繁多等之后, 便坦然地享受洋货带来的生活乐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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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1842-1949) [M].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

[5]上海百货公司、上海社科经济所等编著.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M].1988年.

唤醒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篇5

昨天在家看电影东京审判的历史主题。我们不禁想知道这部电影是否折磨了一些人的良心？但也唤醒了大部分爱国的感情！Lt;gti我觉得我是爱国的，但不够爱国的，我也相信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国家，民族的统一！梁启超在青少年中国，一篇文章提到今天的责任，而不是在别人，所有在我的少年。少年智慧是国家，少年丰富，少年强是国家，少年独立是国家独立，少年自由国家自由，少年进步是国家进步，少年比欧洲更好，国家比欧洲更好，然后在地球上的国家。电影从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中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一部电影将展现出云层的趋势，今天中国的少年将成为国家，为了集团，为了世界的和平与斗争！

爱国情怀如何“打开” 篇6

的确，对每个国民而言，爱国是再朴素不过的情感，也是再自然不过的认同，更是再基本不过的责任。倡导爱国主义、表达爱国热情，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主旋律。不过，和平年代，却不是每个人都会面临“捐躯赴国难”的抉择，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直接报效祖国的机会。走出流血牺牲、生死考验的语境，该以怎樣的方式“打开”国民的爱国情怀？

犹记南海仲裁案后，“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微博浏览上亿次、转发超300万，媒体上、朋友圈的讨论也如火如荼，坚定的民间立场与鲜明的国家态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为我们处理相关问题赢得了主动。亿万国民爱国热情的理性释放、爱国观点的合理表达，正是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中国号”航船能破浪前行最深厚的底气、最有力的支撑。

也有一些人觉得，爱国主义“太宏大”，爱国教育“太沉重”，爱国行为“太遥远”，不太好把握。其实，公众的爱国精神，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培养；国民的爱国情怀，也可以有不同方式来表达。有网友曾在海外旅行中经历这样一幕：海洋世界的鲸鱼表演开场前，主持人问，在座谁是现役或退役军人，请起立。有人站起来后，主持人说，这些人为我们的国家服务，请大家给他们鼓掌。这给我们启示：不一定要正襟危坐、凝神静气，哪怕是休闲娱乐、亲友欢聚之时，也未尝不能在轻松互动中，彰显国家意识，表达爱国之情。

对个人而言，表达爱国，可以更多一些行动能力。爱国不是喊出来的，也不是用来喊的，更不用说那些打着“爱国”的旗号，击穿依法、守法这一底线的行为了。正如有人所言，最好的爱国是做好自己。有一位了解德国的朋友说，出于历史原因，德国人对高谈爱国，会表现得很慎重。但他们平时严守法律、讲究规则、尊重契约——“很简单，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日耳曼人，并为之骄傲”。的确，爱国不是高谈阔论，也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体现在具体行动中，体现在日常的点滴里。

对国家来说，体现爱国，可以更多一些载体支撑。在韩国，随处可见“身土不二”的标语。这本是韩国农协号召国民消费本国农产品的广告，却扩展到了更多商品上，在韩国国民思想中深深扎根。其实，无论是博物馆、国家公园，还是纪念碑、国家墓地，都是民众表达爱国之情的好去处。一部高水平的电影、一场用心编排的戏剧，也能点燃人们的爱国情怀，塑造爱国精神。而对于网络的“原住民”们，社交网站、手机软件，可能是“打开”爱国情怀更亲切、更贴近的方式。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爱得深沉，更会爱得得体。相信，这浓郁的爱国心、爱国情，必将汇聚成磅礴的洪流，成为推动国家进步的“中国力量”。

编辑提点：王冠婷

爱国，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最朴素的感情。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社会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一些打着“爱国”旗号的伪爱国者比比皆是。爱国需要释放激情，更需要理性表达。爱国是很具体的事情，完全不需要刻意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只要做到认真做好身边的每件小事儿，从一言一行做起，把爱国情怀融入平凡，就是爱国最好的表现。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作为青少年一代，也该认真掂一掂肩上的责任，想一想自己的担当，自觉砥砺前行。

爱国主义情怀 篇7

1.1 什么是爱国主义情怀

爱国主义即人们对自己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的思想, 以及为她的独立与富强而斗争的献身精神。爱国情愫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从远古时代开始, 先辈们生于斯, 长于斯, 利用他们的智慧和勤劳了解、熟悉祖国的地理环境, 并不断受惠于祖国的物质资源, 创造了文化, 积累了文明。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受到祖国文化的熏陶, 又为促进文明而奋斗。久而久之, 自然而然产生了对祖国的爱恋之情, 并通过演化、提炼、升华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对民族对祖国真挚而深厚的爱。

1.2 为什么要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的阶级, 爱国主义有不同的政治内容。但无论何时, 爱国主义永远都是一面具有巨大号召力的旗帜。几千年来, 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来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它是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反过来又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以重大的影响。大学生是我国优秀青年的代表,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人才,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因此, 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意义表现在: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以不同时期的宋词代表作为例, 谈谈如何陶冶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2. 不同时期的宋词代表作

词, 诗歌的一种, 因是和乐的歌词, 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等, 始于唐, 定型于五代, 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 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 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宋词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有柳永、李清照、秦观、姜夔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有辛弃疾、苏轼、欧阳修等。

2.1 承平之北宋

宋太祖赵匡胤在结束五代纷乱的时局后, 通过中央集权制和改良科举制度等方法, 进一步巩固政权。自檀渊之盟后, 北宋经济得到了飞跃, 边疆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国家安定富强, 人民生活安乐, 从北宋初期的宋词中得以反映。这一时期最为典型的清明游词有柳永的《木兰花慢·其二》, 反映了北宋之初, 上下晏安的景象:

拆桐花烂漫, 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 缃桃绣野, 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 骤雕鞍绀幰山郊坰。风暖繁弦脆管, 万家竞奏新声。盈盈。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傍往往, 遗簪堕珥, 珠翠纵横。欢情。对佳丽地, 信金罍罄竭玉山倾。拚却明朝永日, 画堂一枕春醒。

这是一首描绘汴京清明节都人游玩盛况的词。清明是游乐宴赏的日子, 这一天, 人们不论贫穷富贵, 倾城而出, 车马塞路, 四野若狂。柳永长期生活在汴京, 清明节也常到郊外游宴, 这首词颇能再现当时清明节汴京的风貌。词的上片, 先点明时令、交代环境。“倾城”三句, 写游人之众:全城的男女老少全都往郊外去踏青游春、寻幽访胜。“风暖”二句, 既是实写春风和暖, 又是虚喻乐声之繁急。词的下片, 则由远景推近到局部, 分别写士女尽情嬉游和男子郊游宴饮的情景。一队风姿绰约的女子, 盛妆华饰, 络绎不绝于郊野。她们或是在芳郊绿野中嬉游, 或是采集各种花草来玩斗草的游戏, 纵情欢度清明佳节。由于游玩得十分尽兴, 所戴的玉簪佩环纷纷散落在路旁, 随处可见。男子面对芳郊秀野, 情绪欢畅, 纵情饮酒。不管明朝整日酒困倦卧, 只图今朝一醉方休。

柳永的这首节序词, 形象地反映了宋初“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的景象。这类描绘祖国山河的锦绣风光、人们幸福生活的词, 大多作于太平盛世或诗人年轻气盛之际, 面对祖国的美好河山, 字里行间都渗透对美好山河的热爱。诵读治世词人的作品, 心中总能增添几分豪气, 进而生发奋发图强、报效祖国之情。

2.2 流落之南宋

每当外族侵略、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 就会出现一大批的爱国诗人, 他们以简练而鲜明的笔触, 或描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揭露侵略者的残暴行径;或伤叹朝廷将帅无能, 痛斥投降派的失策误国;或表达自己在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中对故国乡土的深切忧念。

2.2.1 朱敦儒、李清照

北宋末年官吏腐败, 人民纷纷起兵反抗, 宋江、方腊等人的起义严重打击了宋王朝的统治。同时, 辽国被金所灭, 金灭辽后, 转而南侵。经历过动荡不安的北宋末年和妥协屈辱的南宋初年, 很多词人的词风都发生了改变。靖康二年, 北宋亡国后, 纷纷南迁的词人们似乎无兴于游, 而更是怀念故国。朱敦儒可谓南渡初年词风转变的一个“标本”。他的前半生是在北宋王朝的西都洛阳度过的, 这一时期的词充满浪漫旖旎的气息。靖康之变来得太突然, 是很多北宋士人没有意料到的。朱敦儒从鸳鸯蝴蝶梦中惊醒, 发出“回首妖氛未扫, 问人间、英雄何处”的呐喊。

面对国土沦丧和家园亲人的流离失散, 词人们往往将内心的苦痛诉诸笔端, 以作派遣。李清照前后词风的变化, 也是大家熟知的。李清照南渡后的词作中与清明有关的有一首《蝶恋花·上巳召亲族》: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 认取长安道。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宜相照。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 恰称人怀抱。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

古人有上巳修禊的习俗。在上巳日这天要召宴亲友, 临水插花, 拔除不祥。但这次的“上巳召亲族”是在“永夜恹恹”之际。这里的“永夜恹恹”象征国家一蹶不振、黯淡无光的局面, 由此引出“空梦长安, 认取长安道”的沉痛语言。这里的长安指代北宋首都汴梁。自建炎三年八月赵明诚病逝后, 李清照孤身漂泊, 再无力召饮亲族, 该词当创作于建炎二年或三年春季。那时, 汉族人民掀起抗金高潮。李清照固然有乡关之思、恢复之志, 但在长夜漫漫、乡梦沉沉的情况下, 权且遵守习俗, 聊作应节之宴。“报”和“宜”透露出作者强颜欢笑之苦。作者的亡国哀思, 已与北宋人民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

2.2.2 黄孝迈

南宋末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宋宁宗以后, 国势日衰, 民族矛盾不断激化, 整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而南宋统治者仍一味偏安, 社会上充斥淫靡的风气。爱国文人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走向灭亡, 在作品中抒发着内心深处的哀恸。黄孝迈的《湘春夜月》是一首极具时代性的清明词:近清明, 翠禽枝上销魂。可惜一片清歌, 都付与黄昏。欲共柳花低诉。怕柳花轻薄, 不解伤春。念楚乡旅宿, 柔情别绪, 谁与温存?空尊夜泣, 青山不语, 残照当门。翠玉楼前, 惟是有、一陂湘水, 摇荡湘云。天长梦短, 问甚时、重见桃根?者次第、算人间没个并刀, 剪断心上愁痕。黄孝迈的作品传世不多, 这首词可谓代表作。虽然表现的是古代诗词中常见的“伤春附上别”之情, 却对时令有着与众不同的感受。大多数人只有到了绿暗红稀的暮春才会伤春, 而黄孝迈在春天刚返人间不久就已感到春之可伤了。春天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喜悦。深悲积怨, 触目惊心, 便是这首词的基调。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历代文人几乎都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济世建功的愿望, 这就是爱国之情。国家民族危亡之际, 面对祖国山河, 生发盛衰兴亡之感, 吊古伤今之忧。社会动荡不安, 祖国山河满目疮痍, 怎能不引起赤子的切肤之痛?如今的大学生虽身处治世, 但不得不承认来自世界各国的威胁还是隐隐存在的, 因此, 体会乱世词人字里行间的乱世之恸, 居安思危, 对当代大学生来说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王福鑫.宋代旅游研究[D].河北:河北大学, 2006.

[2]唐圭璋.唐宋词鉴赏辞典[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廖仲恺的爱国情怀与高尚品德 篇8

一、“爱国、爱民”, 正如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1. 良好的家庭教育, 并深知国家富强的重要性。

家庭教育是廖仲恺爱国情怀萌生的土壤, 他的父亲廖竹宾曾经任职于美国旧金山汇丰银行, 并成为当地有名的华侨。廖竹宾一向热爱祖国, 并在教育子女上主张以国学为先, 廖仲恺每天都去华人开办的学校学习古诗文。他的父亲还经常鼓励他要爱国爱乡, 并努力学好中国文化。美国的种族歧视是其爱国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 特别是在19世纪末爆发的排华运动对其影响最为深刻。廖仲恺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社会背景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他经常从父亲口中听到侨胞受到迫害的事情。进入大学后, 廖仲恺经常听到美国人辱骂中国人为黄狗, 并亲眼目睹了流氓用石块袭击华侨的事情, 特别是旧金山警察通过暴力手段, 迫使华侨迁居别处的事情更令其愤愤不平。美国社会这种排华的行径撞击着廖仲恺这颗幼小的心灵, 他经常思考“为什么中国人受屈辱?”这样一个问题。他的父亲总是叹息道:“都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懦弱与无能, 无力保护华侨。希望你长大后要报效祖国, 为中国的复兴作出自己的努力。”在其父亲病逝后, 廖仲恺陪伴母亲回到了中国, 在抵达香港时, 他亲自看到了帝国主义者殴打码头工人的场景, 从那时便感知到祖国富强的重要性。

2.“救国必须革命”, 爱国救亡思想的形成。

在回国初期, 廖仲恺在身为清廷政要的叔父的鼓励下开始走仕途的道路, 刻苦攻读四书五经, 准备进行科举考试。就在此时, 中国甲午战争的失败及割地赔款屈辱的消息传来, 廖仲恺觉得中国处在危亡之中, 从古书中找不到救国的良策, 要想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 就只要学习西学。所以, 廖仲恺放弃了研读国学的道路, 开始在香港黄仁书院学习西学。在这一时期他打开了眼界及增长了知识, 并于广州与何香凝女士结为伉俪。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中国从此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民族危机加重。廖仲恺时刻注意着国家政治风云的变幻及祖国的前途命运, 这加速了其爱国救亡思想的形成。面对国势日趋衰弱的局面, 廖仲恺决定前往日本留学, 并对自己的夫人何香凝说:“国家处于危难之中, 我等怎能坐视不管, 我想东渡日本留学, 共图大事。”[1]从爱国走向革命是廖仲恺爱国主义深化的重要体现, 他始终将爱国与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相结合, 特别是听取了孙中山先生的“中国积弱, 应彻底革命”的教诲后, 更认识到了救国必须革命的重要性。

二、后世风范的人品道德, 后来者汗颜的人格力量

1.“忠诚为人处事”, 高尚的道德品质。

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及战友, 廖仲恺在人格及品德修养方面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他于1925年8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国民党人在悼念他的文章中不约而同地称赞了其崇高的品德, 并足以为后世所垂范。有人在文中指出:“廖仲恺先生足为一切革命者之典范, 其立身之风范, 更足供后人模仿与敬仰。”有人指出:“廖仲恺先生平日的人格修养上最显著的两个特点就是勤劳、廉洁;其职务方面的美德更是对党的决议的忠实与服从, 一切以公事为重点, 毫无私人之见。”廖仲恺一生奉行“忠诚为人处事”的原则, 他追随孙中山二十多年, 并不遗余力地赞助革命, 实现为“勋业之最大者”。他完全献身于党, 成为团体行动的唯一规范。在武昌起义胜利后, 他担任军政府的财政领导, 为新生地方政权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在袁世凯篡权的日子里, 他在广州积极开展支持孙中山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在革命失败后, 廖仲恺追随孙中山流亡日本, 并一直留在孙中山身边协助其重建革命政党的工作, 并毅然写下了《参加中华革命党誓约》, 表示:“为救中国危亡及民生之困苦, 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 并附从孙中山先生再举革命。”在五四运动后, 中国的新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廖仲恺始终奉行三民主义。根据何香凝的回忆:“当晚胡汉民加入了同盟会, 不过他对三民主义不能很快地接受与了解, 特别是平均地权方面, 经过丈夫的详细与反复的解释, 胡汉民才最终加盟的, 当时已是凌晨三四点了。”[2]

2. 勤政为民, 忘我的工作作风与品德。

勤政为民及对待工作的认真负责的精神皆是廖仲恺先生的重要品行与作风。在广州军政府时期, 开始了廖仲恺为民执政的生涯。他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财政部副部长等职务, 并经常出入督抚审议事务。在这时期, 他想方设法为国民政府广东共和政权的创建与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在孙中山进行讨伐袁世凯及护法运动中, 廖仲恺曾多次担任党政要务, 特别是理财的重任。他一如既往地踏实实干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了筹措护法运动的军政费用, 他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曾多次发行及销售公债来筹集巨款, 并对各地债券的销售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与明确的任务, 他在此项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勤勉与一丝不苟的精神赢得了世人的称颂。他多年掌管财政要务, 并没有一笔不清楚的账目, 没有一宗无本人签字的收款或支款, 这足以说明其勤政与廉洁。工作中, 他任劳任怨、不畏强权、废寝忘食等是其重要的品行与作风, 这也是其首次国共合作中所给人的印象。这时期他先后担任二十多个党政方面的职务。根据何香凝的回忆:“在筹建黄埔军校的日子里, 他从早忙到晚, 快九点了, 还没有吃早餐, 午饭到下午两三点才吃, 有时候深夜三四点才回家。”在孙中山病逝后, 廖仲恺以一人之身担当财务、军事、党务要冲, 且每件事都是亲力亲为, 日常工作在十几个小时以上。这种拼命工作的勤政品德及作风无疑是其忠诚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体现。

三、“为官不能爱财”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为官不能爱财”的廉政思想。

廖仲恺先生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 并将其视为中国救亡的重要手段与不二法门。他的这一认识正是其行动的驱动力, 并促使其成为一位毕生献身国事及顽强斗争的民主革命家。”廖仲恺先生先后担任十多个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的领导, 深刻认识到了贪污、腐败对社会的危害性, “为官不能爱财”成为其执掌财权的口头禅, 并坚持两袖清风, 过着清贫的生活。在其担任广东财政司长期间, 署中无一人私自收取财物, 他除了本人严格财政制度外, 还制定规章制度, 尽力防止职员徇私舞弊。根据职员的回忆说:“我们任职期间, 所见到的长官不少, 然无一人如廖仲恺之精勤廉洁的。”在广州二次革命后, 廖仲恺追随孙中山前往日本东京, 他与胡汉民同居一室, 并过着拮据清贫的生活。根据胡汉民的回忆:“海外人士看到我们那种流亡的生活很是奇怪, 他们知道仲恺做过广东都督, 都认为我们应该很有钱。谁料到我们同住一处, 只有两间简陋的草屋, 每月房租不到二十元, 其他的各种开支也是很节省。”廖仲恺多年为革命精心理财, 其廉洁品质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器重及其他同志的好评, 人们还称其为“孙中山的荷包”, 并说其里面装的都是公款, 无私钱。同时, 他还发行短期债券来平衡财政收支, 他统一全省的“军财两政”, 对贪官污吏不讲情面, 这样也招致他们的嫉恨, 并有谋杀之举。廖仲恺先生的廉政品行都来源于其执政为民的思想, 他生前曾说过:“作为革命党的人, 目前的私心是不能不放弃的。为官爱财则民穷, 民穷则国弱。”[3]44正是基于此, 廖仲恺堪称一代楷模及世人学习的榜样。

2.“杀身成仁、死得其所”的革命崇高意志。

为了革命的胜利不怕流血牺牲也是廖仲恺先生高尚的品德, 在其留给后世的手迹中就有“杀身成仁、死得其所”的墨宝。廖仲恺先生的大无畏精神是在革命实践中磨炼出来的。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留学生考试, 中法政科举人, 被派往吉林巡抚任职。在其任职的两年多时间内, 并没忘革命救国之大志, 秘密进行了系列策反的地下工作, 暗中营救被囚禁的革命党人。他在《吉林岁暮杂感》中提到“松柏励志, 风霜改颜”等诗句以激励自己的无畏的斗志。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 国民党右派勾结反动势力作恶, 当右派将刺杀廖仲恺的行动张扬出来并妄图吓退他时, 廖仲恺坦言道:“增加卫兵只能捉拿刺客, 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他们如果想来暗杀, 预防也是没用的。总之, 生死由他去, 革命工作我是一步不能松懈的。”他对汪精卫等人说:“我是准备临时死的, 吾无负于国家、政党及人民, 不谋私利, 要暗杀便暗杀, 余复何恤。”他甚至还将暗杀之事当做笑话讲给他的朋友:“听说他们用来暗杀的家伙不是手枪, 而是手提机关枪, 我倒要尝尝它的滋味。”总之, 廖仲恺先生以其毕生为人处事的优良品德及高尚的爱国情怀, 不但是其本人生前言行的规范, 而且还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政治财富。

参考文献

[1]周兴.论廖仲恺爱国主义的内涵及其特色[J].中山大学学报, 1998 (2) .

[2]李文山.试论廖仲恺的行政人格[J].文史博览, 2011 (4) .

民族英雄陈邦彦的爱国情怀 篇9

一、陈邦彦中举为官

陈邦彦 (1603—1647) , 字令斌, 号岩野, 广东人。陈邦彦与黎遂球、邝露被人们称为“岭南前三家”, 同时还有“粤中杜甫”之称, 他是南明抗清的英雄, 同时也是岭南三忠之首[2]68。陈邦彦早年并不得志, 曾为致仕, 游走在各个乡试中, 因为不受青睐而落榜。陈邦彦还曾开设书馆讲学, 在当时的南粤是很有名气的。

在明朝走向灭亡时, 陈邦彦撰写了《中兴政要策论》万言书, 文章中列举了大量抗敌救国的策略方案。正因为他在政治上的远见, 所以很多地方官员遇到困难时, 经常去找陈邦彦征询意见。后来, 陈邦彦参加了南明广东的考试, 最终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中举人, 开始入朝为官, 首先擢升兵部做司主事, 后被派往赣州参与军事决策。他在做官期间积极进谏, 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顺治四年, 陈邦彦与陈子壮秘密联合, 起兵欲攻夺广州, 后来兵败, 遭到惩治, 最终死于磔刑。纵观陈邦彦一生, 生于明末, 一生坎坷, 但是在遭遇一次次打击时, 他没有退缩。陈邦彦一直坚强地站在爱国前沿, 将自己的一生贡献于民族事业的崛起中。他的民族气节, 不仅体现在入朝为官的政治操守, 也表现在洋溢着深深的爱国情怀的诗作中, 这些诗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影响更为深刻。

二、陈邦彦的诗歌风格

陈邦彦诗歌主要表现在其诗歌的情感的真切、意境的阔大、语言的豪迈。例如他的作品《闻变》十二首、《舟发珠江承诸子携酒饯送次韵赋别》, 这些是其雄壮风格的代表作品。在《闻变》十二首中, 陈邦彦通过描写国家、黎民百姓、天下的状况来抒发渴望收复家园、为国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舟发珠江承诸子携酒饯送次韵赋别》这首诗中描写的是1644年诗人北上前夕的离怀别绪, 作者抒发了自己在即将启程时与友人告别的豪迈壮志以及自己内心的激动情怀, 诗中借用了很多的意象来表现场面的壮观, 将自己的壮志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陈邦彦的诗歌善于运用赋的表现手法来衬托自己的情感率真的一面, 同时在诗歌结尾的时候直抒胸臆, 表现自己的志向。例如《南上述怀》、《九月晦日》、《赣关接云淙老师手书兼闻大疏》、《南安太守行赠梁昔莪先生》、《舟发韶州赠大都督》、《访宋鸿羽先生弗及》, 这些作品中都借用赋的表现手法。陈邦彦的诗歌中运用最多的是直述事件、陈叙写人这两种手法, 以《南上述怀》一诗为例, 诗人述说1645年秋在自己北上之时, 国家情况危急, 而家中孩子都还年幼, 妻子深切地盼望自己早日归来。陈邦彦直接地表述了自己在面对国家的危急时刻只有割舍家庭的责任来帮助祖国度过难关的心情。他的诗歌就是用事实表明了自己的爱国决心。《九月晦日》中正面描写了自己的婚姻以及孩子的状况, 表述了在妻子死后自己对妻子的怀念以及孤独的感受, 其余的像《赣关接云淙老师手书兼闻大疏》、《南安太守行赠梁昔莪先生》、《舟发韶州赠大都督》、《访宋鸿羽先生弗及》这些作品, 作者同样是直接通过事件以及人物的描写来表述自己的情感, 这些情感与认识都是作者的亲身体会, 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敢于面对一切的真实性格。

三、陈邦彦爱国情怀的体现

陈邦彦的一生直面了国土沦丧时自己的悲痛之情、收复祖国河山以及建功立业的期望之情、自己得不到重用, 才能得不到施展的失望之情, 他在自己的诗歌中表现了自己对国家的耿耿忠心, 将自己对国家的情感, 真实地表现在自己的诗歌作品之中, 同时在面对各种打击与污蔑的时候, 陈邦彦没有埋怨过命运对他的不公, 依然全身心地为自己的祖国不断付出, 他对于国家怀着一颗赤子之心。顺治四年也就是1647年的时候, 敌人袭击了顺德, 同时抓走陈邦彦在龙山避难的两个儿子和两妾, 逼着陈邦彦投降, 但是陈邦彦宁死不屈, 并且在劝降书上写下了“妾辱之, 子杀之, 皆唯命。身为忠臣, 义不顾妻子也”的誓言[3]56, 因此陈邦彦最终失去了妻儿, 这表现了陈邦彦以大局为重的爱国情怀。

在他的《中兴政要》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奉献精神。陈邦彦能够认识到政治要事的决策的重要性, 他在自己的诗歌《闻变》中从不同的层次上表述了对于国家的担忧, 这从反面表现了他对国家的情感真挚与虔诚, 他敢于直视国家遭受的危机。同时他在诗歌中运用了各种意境来表现忧国忧民之情。例如说到国家形势危急时, 他用“春残”、“日暮”等词语来表述, 在面对自己的情感时, 作者用了“抚膺疏往事, 血泪欲盈纸”的描写, 写出了自己内心一直在与国家所面对的危急一样备受着煎熬, 同时也是作者悲痛情感的真实表达。总之, 陈邦彦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忧国忧民就是他对祖国忠诚的一种表达。他的很多诗歌都是描写自己面对国家沦丧时对于祖国的所作所为,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着对国家的忠贞之情。

他的诗歌《次答曾清仲》、《大庙峡》中清晰地表述了自己的复兴思想, 描绘了自己所构建的一片蓝图, 在他的作品《奉新署中赠冯调冶且以为别》中, 作者用了一句“狂愚怀大定, 名俊盛中兴”来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志向;《寄临川刘钟台先生》中一句“毋然恋岩阿, 勉为苍生起”也是作者的决心与志向的表达。陈邦彦还写了很多关于祖国复兴的诗歌, 这些爱国诗歌都表现了作者对于国家的一颗赤子之心:他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一切。

他的《重别叶公士》中有诗句:“旧业空环堵, 归装一蒯缑。相期无限意, 休问敝貂裘。”与其说这些诗句表达的是作者因为自己的思想得不到认可而对祖国的埋怨之情, 不如说是作者因为无法为国建功为民出力的失望之情, 或者说是希望能够在思想上真正得到认可与接纳。陈邦彦在自己的情感得不到释放时也曾选择退隐山林。《延祥寺题壁》中的“野性已拼林卧隐, 题诗休倩碧纱笼。”从这些诗歌中看到陈邦彦在失望之时对于情感上的一种渴望, 但是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 他希望能够通过另外一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爱国热情[4]219。陈邦彦面在不同时期选择了不同的情感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 作者都借用诗歌表达了他对祖国的“耿耿忠心”和渴望为国为民出力的心愿。

陈邦彦的诗歌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政治远见上都是爱国情怀的表达。特别是在他人生的后期, 他将自己对祖国的情感通过另一种方式进行了表达。他没有因为受到冷落而放弃自己的追求, 他将这种失望之情很好地转化为忠诚之情, 让我们从他的爱国诗篇中清晰地认识到为祖国贡献是多么重要与美好。陈邦彦是明末清初民族英雄的代表, 他的舍小取大的人格魅力和忠贞的爱国情怀给后人带来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梁巧丽.陈邦彦散文思想论[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2 (5) .

[2]黄海章.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4) .

[3]梁巧丽.一介草民的忧怀国恨与救国之志[J].名作欣赏, 2012 (6) .

爱国主义情怀 篇10

一、土地革命时期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相忍为国, 最终使全党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 毛泽东根据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状的分析, 毅然决定不按照当时中央制定的在城市里发动暴动, 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指导方针, 而是把革命工作的重点放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中进行。为此, 他在发动秋收起义后, 不惜违反当时中央的决定, 坚决把队伍带上井冈山, 并创立了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事实也证明, 武汉、上海的中共中央先后策动了200余次大小起义, 皆以失败告终, 只有走上了井冈山的这去革命队伍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为中国革命保留了希望的火种。从那以后到遵义会议召开, 毛泽东同当时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党中央左倾教条主义者作斗争期间, 尽管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中央却始终对毛泽东一再打压, 相继被解除在党、红军、苏维埃政府中的实际领导职务, 被迫离开领导岗位, 左倾错误教条主义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权、军权和政权, 照般照抄苏联的革命道路, 给中国带来严重损失, 最后不得不被迫长征。在长征中队伍越打越少, 直到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中央才被迫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恢复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在这期间, 凭毛泽东在红军和群众当中的威望和军事上的天才, 他是完全可以在当时的左倾教条主义中央对其进行迫害时振臂一呼, 把相信他的红军和群众组织起来, 重新改组党和军队, 自己亲任总指挥来防止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危害, 但那样一来毛泽东就又走了“枪指挥党”老路, 跟旧军阀没有根本的区别, 并肯定会导致党和红军的分裂, 这种结果最终只会让“亲者痛, 仇者快”。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在这八年多的时间当中始终做到“前方需要, 随叫随到”。并在忍耐中最终盼来了遵守会议的召开。体现了毛泽东绝不为了自己的荣辱和个人利益而危害党和人民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崇高品格和爱国情怀。

二、成功解决西安事变, 促使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抓, 张学良把他交给红军处理。一方面对红军将士而言, 是个千载难逢的报仇机会, “杀蒋报仇”成为共识。另一方面, 蒋介石手下的各路军阀诸侯也有自己的算盘, 除掉蒋介石这个统领, 再也没人能控制得住我们了。当时中国土地上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想杀蒋, 但毛泽东却做出了令人震惊的“联蒋抗日”决策。杀蒋是顺天应人, 鼓舞士气, 对当时仅存的几万红军而言, 肯定效果很好。但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呢?没有蒋介石, 原已被蒋介石收编统一的各路新军阀就没了蒋介石这个最大的军阀制约, 国统区暂时统一的国家权力也将分裂成碎片, 新的军阀混战更是不可避免, 中国人民将受到各路新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 最终结局必然是日本人各个击破这些军阀。而我们红军也因为过于弱小, 但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必将血战到底, 最后直到全部战死为止, 自近代以来的民族救亡运动将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变成彻头彻尾的殖民地, 中华民族将被长期奴役。蒋介石当然是大军阀、大买办, 是大地方和大官僚的代言人, 是刽子手, 是我党的大仇人, 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但在国家民族而临亡国灭种之时, 毛泽东始终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一问题的, 他懂得近代中国的根本矛盾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 不把中国人民从殖民统治中解救出来。不摆脱帝国主义剥削压迫, 不打倒外来侵略, 国共两党之争就变得豪无意义和价值。因此力主联蒋抗日, 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促成了中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对国家对民族那种深沉而持久的热爱, 正是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才有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捍卫国家统一, 反对民族分裂最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以大无畏和强烈的爱国精神亲赴重庆谈判, 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国共再次内战

抗战成功后, 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广大工农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即上升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知道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但为了全国人民要求和平, 反对内战的良好愿望能有百分之一希望实现, 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也愿意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由于当时全国人民还对蒋介石抱有幻想, 蒋介石也装出一幅假惺惺姿态, 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和平民主建国大计,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有二个, 一个是毛泽东如果不去重庆, 共产党就是拒绝和谈, 挑起内战的祸首, 另一个是此时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基本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 要迅速抵达东北、华北区域尚待时日, 因此谈判也是为了争取时间来调兵遣将, 为全面内战作充分准备。毛泽东为了向世人真正揭穿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真实面目, 不顾中央政治局其它领导同志和延安军民的一致劝阻, 决心亲身犯险, 深入虎穴向全中国人民展示共产党爱好和平、追求民主和团结的形象。离开延安之前, 毛泽东做了最坏的打算, 安排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一职, 以免在他遭遇不测的时候, 中央出现群龙无首的情况。要知道, 蒋介石手下的特务机构异常发达, 毛泽东到重庆被暗杀的机率是非常高的, 一旦暗杀成功, 最后无非是找个人当替罪羊向全国人民敷衍一下了事, 但对于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来说损失就太大了。毛泽东愿意冒着个人生命危险亲赴重庆谈判, 表明了他随时愿意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出牺牲, 直至自己的生命。如果毛泽东没有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那种强烈的而持久的热爱, 他是不会亲自去的, 毛泽东留在延安这是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需要, 他完全可以面授机宜后, 安排刘少奇、周恩来去蒋介石周旋, 自己则坐镇延安, 指挥全党和全军为即将到来的内战做充分准备, 但毛泽东最终还是去了, 因为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需要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需要相比显然是排在第二位的, 而他个人的生死荣辱跟前两者相比则更显得微不足道了。

从以几个具体历史事例我们可以看出, 毛泽东为了国家和人民和利益, 是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荣辱和生命的, 也能在漫长的政治斗争生涯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把维护好中国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为国家富强、民族团结、人民幸福而不断地努力和奋斗。

摘要：本文从土地革命时期、西安事变的处理和抗日战争日期几个历史事例入手, 深入分析并阐发了存在于毛泽东身上伟大而深沉的爱国情怀, 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今天应该值得今天的国人认真学习, 把国家富强、民族团结、人民幸福作为最高的原则和要求来继承和发扬,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