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会计刍议

关键词： 刍议 管理学 苹果 教学

中国式管理会计刍议（精选十篇）

中国式管理会计刍议 篇1

1936年,美国作家赛珍珠这样描述中国留学生:“这是一个自卑感弥漫全国的时候…他们对西方国家既羡慕,又痛恨。”(转引自刘香成《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自序,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年2月)当时的中国学者们在不正常的“羡慕嫉妒恨”情绪下,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现在来看是个大错误。结果是,实际上“并不怎么样”的西方社会科学,借西方自然科学光环的笼罩,也让我们误以为都是该跪着仰望的“科学先进”,不加鉴别地引进了.生搬硬套到中国实践中来。

在会计学领域的问题更严重。国人所说“将本求利”中的“利润”,原是指真金白银的“赚钱额”。但是,在美国“带头大哥”的引领下,这一概念逐步变味,对没收到钱的“应收款项”、没收到现金股利的“投资收益”、没经过交易的“资产减值损失”和“公允价值收益”、没花钱的“折旧费用”等等,在所谓“职业判断”的幌子下,都可以兼容并包,演变为山寨版的“赚钱额”,“假账人人会做,各有巧妙不同”,已经导致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大爆发。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主流指标一旦错了,无论我们主观上是否想造假,现代财务会计已经整体沦落为造假行当。而会计准则和会计造假“警匪一家”的结构,又使会计造假带上“正确合法”的面具,蒙骗性和危害性极大,考虑到强势既得利益集团会阻碍变革,笔者的判断是现代财务会计已经不可修复,只能任其自生自灭,等待被社会抛弃了。虽然历史没有“如果”,笔者还是忍不住扼腕叹息:中国会计本是走在正道上的,如果当年没有引进西方会计模式,早就遥遥领先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看来,现在还有生存发展希望的,是管理会计。由于财政部高层的重视和推动,中国管理会计似有春天来临,将成“显学”之势,这是很令人欢欣鼓舞的。不过,在自我矮化地当了百年“老学徒”之后,当我们已经从心理上腻烦了老是跪着“取经”,想要站起来自己“造经”时,需要注意,现代管理会计也同样存在不够“高瞻远瞩”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管理会计缺乏体系感,仿佛是由一堆技术和方法无序地拼凑而成的,这些成份一旦被运筹学、工业工程学等分别“认领”后,便所剩无几,还算不算得上一门学科都成问题:

管理会计处于未能充分提炼共性的层次,只好无奈地推崇“最佳管理会计实践”之类的案例,过于强调企业个性;

管理会计过于强调非财务数据的运用,但是,一旦脱离最具综合性、最有高度的财务数据,纠缠于库存数量、员工技术等级等杂项细节,进入“就事论事”的工作状态,便地位低下,也体现不了自身优势;

管理会计的各种报表和数学模型都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数据来源,从而缺乏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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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注解鉴赏刍议 篇2

关键词:中国古代 诗歌 注解 鉴赏

摘 要:诗歌鉴赏是人们对诗歌形象进行感受、理解和评判的过程。在中国古代许多诗歌注解著作中,在解释字句的同时有许多讲的是对诗的感受、理解和评判;有的则不解释字句,完全是对诗的解析、评说。实际上在中国古代诗歌注解是诗歌的一种鉴赏。

鉴赏是人们对艺术形象进行感受、理解和评判的过程。古代诗歌鉴赏也就是古代人们对诗歌形象进行感受、理解和评判的过程。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创作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由于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思想宣传的需要、语言和环境的变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后人注解前人诗歌的著作。注解也叫训诂,是对古书字句的解释。注解古诗也就是对古诗字句加以解释。但在中国古代许多古诗注解著作中,其注解的内容往往不局限在对诗歌字句的解释上,而是在解释字句的同时也讲对诗的感受、理解和评判,甚至有的几乎不解释诗的字句,完全讲对诗的感受、理解、分析和评判,实际上就是对诗的鉴赏。以下笔者就举例说明之。

《毛诗故训传》是注解《诗经》的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毛诗故训传》由《诗序》和《故训传》两部分构成,《诗序》又有《大序》和《小序》之分。对《毛诗故训传》中《诗序》和《故训传》的作者,自古至今存在争议,对其我们在此不予讨论,因为《故训传》的作者不管是谁,说他是后人对古人诗歌的注解是没有问题的。在《毛诗故训传》中有许多地方在解释字句的同时也讲了对诗的感受、理解。

如对《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注解:“兴也。桃有华之盛者,夭夭其少壮也。灼灼,华之盛也。”对《邶风•柏舟》中“ 彼柏舟,亦 其流”的注解:“兴也。,流貌。柏木,所以宜为舟也,亦其流,不以济渡也。”这种注解已不是简单地解释一些词、句,其中“兴”是对表现手法的揭示,“桃有华之盛者,夭夭其少壮也”、“柏木,所以宜为舟也,亦其流,不以济渡也”是对诗句的串讲,这些都含有鉴赏的成分。

再如对《召南• 有梅》中“ 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的注解:“在者三也。今,急辞也。”“今”字本不难理解,但《毛诗》还是作了解释,“急辞也”不是注解,而是对“今”字所蕴含的女主人公渴望求到“庶士”的急切心理与情趣的分析。

又如对《小雅• 杜》中“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归止”的注解:“室家 时则思。”这其实也不是注解,而是对诗句中征夫 时不归、妻室忧思期盼情感意蕴的揭示,是对诗句的直接品赏。

东汉郑玄的《毛诗传笺》,历来被视为训诂学的代表著作。在这部训诂学代表著作中,郑玄在解释字、词、句、章的同时也注重寓于其间隐义的阐发和表现手法的揭示。

如对《诗经•卫风•氓》中“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几句诗注解说:“用心专者怨必深。则笑则言,喜之甚。”这里的“用心专者怨必深”是郑玄借助诗句阐发的一种普遍的人的情感。“喜之甚”是郑玄对“载笑载言”诗句深刻含义的揭示。显然郑玄对这几句诗的注解,没有停留在对诗句中字、词、句表层意思的解释上,而是跳出诗句,阐发其由诗句引起的联想,阐述其对诗句的感悟。

再如对《诗经•王风•君子于役》中“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几句诗注解说:“苟,且也。且得无饥渴,忧其饥渴也。”这里的“且得无饥渴”是对诗句表层意思的分析,而“忧其饥渴也”是对诗句深层意义的阐发,它深刻地揭示出了思妇对征夫的思恋、惦记之情。

又如对《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几句诗注解说:“我来戍止,而谓始反时也。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将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时,极言其苦以说之。行反在于道路,犹饥渴,言至苦也。”这里的“我来戍止,而谓始反时也”说明的是诗的写法。“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将率之行”总结的是以上各章的章义。“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时,极言其苦以说之”说明的是此章的写法,总结的是本章章义。“行反在于道路,犹饥渴,言至苦也”是对“行道迟迟,载渴载饥”两句诗的理解感悟。在郑玄这段对诗的注解中,其所解释的仍不是诗的字、词、句的表层意思,而是诗的写法,诗中各章的意义、章与章之间的联系以及其对诗句深意的认识理解。很显然,郑玄这种对诗歌的“注解”中,具有许多诗歌鉴赏的内容。唐朝李善的《文选注》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注之一。《文选注》是李善对南朝梁萧统《文选》所选录的诗文辞赋的注解。其中在对诗歌的注解中,李善虽多偏重于释事和词句的溯源,但也有许多地方是对诗义、特点、句义的析解。

如对阮籍《咏怀诗•夜中不能寐》一诗的注解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以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这段注解中,李善主要谈的是读阮籍此诗的感受。“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阐述的是阮籍作此诗的原因。“文多隐避”指出的是此诗的风格特点。“百代以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是对此诗主旨探寻的体会。

再如对阮籍《咏怀诗•炎暑惟兹夏》中“愿睹卒欢好,不见悲别离”二句诗的注解说:“言四时代移,日月还运,年寿将尽,而人莫己知。恐被馋邪,横遭摈斥,故云愿卒欢好,不见别离。”这段注解不仅仅是对这两句诗的注解,而是对全诗的注解。“言四时代移,日月还运,年寿将尽,而人莫己知”是对全诗含义的讲解。“恐被馋邪,横遭摈斥,故云愿卒欢好,不见别离”是对这二句诗的专门阐释。

又如对谢灵运《登池上楼》中“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几句诗的注解说:“虬以深潜而保真,鸿以高飞而远害,今己婴俗网,故有愧虬鸿也。”又如对谢玄晖《游东田》中“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春芳酒,还望青山郭”几句诗的注解说:“言野外昭旷,取乐非一,若不对兹春酒,还则望彼青山。”这些注解都非简单的对词句的解释,而是对诗句深层含义的分析挖掘。

南宋谢枋得的《注解二泉选唐诗》也是很有名的一部诗歌注解著作,因此书系在南宋赵蕃(字昌父,号章泉)、韩(字仲止,号涧泉)所选唐诗的基础上所成,故又名《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谢枋得所作虽名曰注解,但实际上对词语的注极少,绝大多数是在诗后对此诗加的尾批,即对此诗的串讲、评说。

如对刘禹锡《再游元都观》一诗的注解说:“《旧唐书•刘禹锡传》:‘自朗州召还游元都观,道士中桃千树,灼灼如晨霞,因作看花诗讥讽,再出。后十年召还,重游元都观,桃与道士俱不存,惟见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又赋此诗。’‘百亩庭中半是苔’喻朝廷无人也。‘桃花净尽菜花开’喻前日宰相所用之人已凋谢,今日宰相所用之人方得时也。‘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前日宰相培植私人者,今死矣!吾又立朝。穷达寿夭听命于天,宰相何苦以私意进退人才哉!”在这段注解中,谢枋得首先介绍了此诗的写作背景,其次逐句串讲分析了此诗的诗义。

再如对杜牧《乌江项羽庙》一诗的注解说:“众人题项羽庙,只言项羽有速亡之罪耳。牧之题项羽庙,独言项羽有可兴之机。此等意思亦死中求活,非浅识所到。牧之意曰:项羽闻亭长之言,若包羞忍耻,泛舟而据江东之土地,养江东之人民,江东子弟豪杰尚多,卷土重来与汉高一战,楚汉兴亡皆未可前定也。柳子厚书《箕子庙碑》阴曰:‘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而自毙,武庚念乱而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此人事之或然者也。先生隐忍而不去意者,有在于斯乎!’亦是此意。”在这段注解中,谢枋得首先讲“众人题项羽庙”诗旨意的庸俗现象,其次指出杜牧此诗立意的新颖性、深刻性,最后对杜牧此诗的立意进行具体分析阐述。

又如对郎士元《听邻家吹笙》一诗的注解说:“只是听邻家吹笙,闻其声不见其人,求其人不得其所,一段风景极难形容。此诗情思句律,极其工巧。唐钱起《湘灵鼓瑟》诗结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人以为神助。此诗‘重门深锁无人到,疑有碧桃千树花’,高怀逸兴不减钱起。”在这段注解中,谢枋得首先谈了对此诗诗义的理解,其次指出了此诗的艺术特色,最后又运用对比手法,对此诗风格特点作了进一步的比较分析。谢枋得的诗歌注解,基本上是对诗歌的具体分析。其《注解二泉选唐诗》一书,有如今天的“诗歌鉴赏辞典”。清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是众多注解杜甫诗歌著作中影响较大的一部著作。《杜诗详注》在对杜甫诗歌的注解上颇为详尽,既注解诗歌的写作时间,又注解诗歌的段落层次,还注解诗歌的结构、章句、立意、内容,也注解词语意思和出处,实际上就是对诗歌的全面分析讲解。

如对杜甫《望岳》一诗的注解,仇兆鳌除注解词语意思和出处外,首先在题后注解说:“鹤注:公《壮游》诗云‘忤下考功第,放荡齐赵间’,乃在开元二十四年后,当是其时作。”这段注解讲的是此诗的写作时间。其次在诗后注解说:“此望东岳而作也。诗用四层写意。首联远望之色,次联近望之势,三联细望之景,末联极望之情。上六实叙,下二虚摹。‘岱宗夫如何’,意中遥想之词。自齐至鲁,其青未了,言岳之高远。拔地而起,神秀之所特钟。矗天而峙,昏晓于此判割。二语奇峭。王嗣 《杜臆》云:‘荡胸’句,壮襟怀之浩荡。‘决 ’句,状眼界之空阔。公身在岳麓,而神游岳顶,所云‘一览众山小’者,已冥搜而得之矣,非必再登绝顶也。杜句有上因下因之法,荡胸由于曾云之生,上二字因下,决 而见归鸟入处,下三字因上。上因下者,倒句也。下因上者,顺句也。末即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这段注解是对此诗层次、内容的划分、概括,同时引用王嗣 《杜臆》中对此诗解说来串讲此诗,并指出杜甫此诗的句法。再次在注解词语意思和出处后注解说:“少陵以前题咏泰山者,有谢灵运、李白之诗。谢诗八句,上半古秀,而下却平浅。李诗六章,中有佳句,而意多重复。此诗遒劲峭刻,可以俯视两家矣。”这段注解是以谢灵运、李白咏泰山之诗与杜甫此诗进行对比,概括评说杜甫此诗的风格特点,并对此诗给予充分的肯定。

再如对杜甫《月夜》一诗的注解,同样仇兆鳌除注解词语意思和出处外,首先在题后注解说:“鹤注:天宝十五载八月,公自 州赴行在,为贼所得,时身在长安,家在 州,故作此诗也。”这段注解讲的是此诗的写作背景。其次在诗后注解说:“公对月而怀室人也。前说今月夜,为独看写意。末说来时月,以双照慰心。《杜臆》:公本思家,偏想家人思己,已进一层。至念及儿女不能思,又进一层。鬟湿臂寒,看月之久也,月愈好而苦愈增,语丽情悲。末又想到聚首时,对月舒愁之状,词旨婉切,见此老钟情之至。”这段注解,仇兆鳌首先揭示此诗的主旨是“怀室人”。其次具体分析此诗写月的手法及作用。最后引王嗣 《杜臆》中的评说进一步分析此诗的写作手法,在注解词语意思和出处后注解说:“刘后村《诗话》:故人陈伯霆读《北征》诗,戏云:子美善 ,如‘粉黛忽解包’、‘狼藉画眉阔’,虽妻女亦不恕。余云:公只知其一耳。如《月夜》诗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则闺中之发肤,云浓玉洁可见。又云:‘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其笃于伉俪如此。”这段注解批驳了陈伯霆以《北征》诗中的个别诗句就认为杜甫“善 ”这一以偏概全的错误观点,通过引此诗中的诗句证明杜甫是“笃于伉俪”的充满情感之人。这是对杜甫这一伟大诗人的评说和肯定。

又如对杜甫《春夜喜雨》一诗的注解,仇兆鳌还是除注解词语意思和出处外,首先在题后注解此诗的写作时间说:“黄鹤编在上元二年春,在成都作。”其次在诗后注解说:“潜入、细润,正状好雨发生。云黑、火明,雨中夜景。红湿、花重,雨后晓景。应时而雨,如知时节者。雨骤风狂,亦是损物。曰潜、曰细,写得脉脉绵绵,于造化之机,最为密切。三四属闻,五六属见。”这段注解,仇兆鳌详细地分析了杜甫此诗在用词和写作视角上的写景状物之妙,充分显示了此诗艺术上的突出特色。仇兆鳌注解杜甫的诗歌,方法全面,注解详细,既有解题,又有释词,还有层次内容的分析,也有对作者或诗歌艺术特点的评说,见解深刻,充分表现出他的分析能力和艺术欣赏能力。

通过以上举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些中国古代诗歌注解著作中,有的是对诗歌句、章的鉴赏,有的是对诗歌全篇的鉴赏。在这些诗歌鉴赏内容中,有对句子、诗篇的串讲,有对句义、诗义的阐述,有对情感的剖析,有对含义的挖掘,有对内容的分析,有对特色的评说。内容丰富,方法全面。实际上在中国古代诗歌注解是对诗歌的一种鉴赏,只是其鉴赏方式比较特殊而已。

作者简介:肖振宇,淮海工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歌鉴赏的研究。

参考文献:

中国式管理会计刍议 篇3

关键词：高校 人力资源管理 人性假设 古代

课 题：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2011TJK172）：“基于心理契约的高校教师绩效行为改进研究”（广东省高校高层次人才项目）成果。

在正式组织中，个人的行为取决于其理想、信念、价值观、态度、需要、动机等因素。要预测、引导和控制人的行为，就需对组织系统中“人”的观念和需求有相应的判定和认识，深入了解管理活动中的“人性”。因此，人性假设成为了管理思想和管理观念的基础。组织的制度设计方向取决于对人性的假设，管理的本质其实是基于对人性的正确认识采取合适的管理行为以提高管理绩效，实现管理目标。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的重任，对推动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是各项管理工作的核心，其水平的高低不仅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也制约着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高校人力资源有别于其他行业的显著特征。要实现高校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开发，需以人性论为依据，揭示高校“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获得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相对于西方的人性假设理论，中国古代先贤的人性论留给今人更多的思考空间，尤其是在汉唐前，均处于领先地位。中华传统文化历来与人力资源管理有着高度的关联，尤其是文化的差异会带来管理的差异，更突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研究的必要性。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中，基于文化差异，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恰当融合，开拓现代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中国古代人性论综述

人性问题的提出源自人“形而上”的思维倾向。从字面上理解，“人性”即“人之性”。要理解“人之性”，则首先要了解“性”的涵义。关于“性”，荀子在其《正名篇》解释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他在《性恶篇》中进一步阐释：“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孔子的嫡孙子思子在《中庸》开篇即将“性”定义为：“天命之谓性。”意为“性”是人自心的本体，亦为本性，故也称心性，就是指心的本体。汉董仲舒也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著：“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被学者尊称为明道先生的北宋程颢论性的学说非常有特色，也对后世的哲学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程遗书》中记载了明代先生关于“性”的观点：“告子云‘生之谓性则可。”先生还强调：“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他的论述在义理系统中认可了告子关于性的观点，但同时赋予了“性”以全新的内涵。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性”最初的定义简而言之是指事物的质性、特征，初始的状态，因此有了“（陳淳曰）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来具有的是理于心方名曰性”（《康熙字典》）的说法。基于以上阐释，“人性”则是指人的自然禀赋，即人所具有的状态和资质。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人性不仅包括人的自然本性，还包括人的社会属性，即人性的生而固有，一方面指人生而固有的自然本性，另一方面指人生而固有的社会本性。

有关人性的理论是中国思想家、政治家乃至一般的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人性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中国古代基于伦理学、社会学探讨人的本性，聚讼纷纷，主要的代表理论是：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和人性多元论。

性无善恶论由战国时告子提出的，告子的观点是“人之本性，始于混沌，渐合自然，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意思是人性是一张白纸，由于后天的行为才会出现善与恶的分化。“食色，性也。”所谓“性”，即生而有之的食与色这两种本能，生存的本能为“食”，生殖的本能为“色”。它们没有善恶之分，善恶均是由后天所处的环境造成的。告子将人性与水做比，“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水不分东西，性和水一样，故不分善与不善。道家圣人老子也认为人性是无私无欲的，所以没有善恶之分，应强调人性自然、朴素的一面，人具有朴素的自我管理意识。

性善论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影响深远，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即这种思想代表。孟子认为人人皆可成尧舜。他强调人是社会的产物，人性之所以是善的，因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礼、智”的“四端”，圣人就是把这四端发展到完美程度的人。人们会在人际交往、为人处世中重视社会舆论的看法，并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即人人皆具向善的可能，同时人的善也是需要培养的，即“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性善论是一种道德人假设，类似于西方人性假设理论中的“社会人”，但比较社会人假设内涵更为丰富和深刻。孟子认为理想的人格是“正己而物正”，反对以自我为中心，强调自我与他人的沟通，强调群体的认同。孟子特别指出，自我的完善不是最终的目的，实现自我需以群体的完善为最终归宿。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性恶论”的哲学家是荀子。荀子认为“恶”是人固有的本性，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之性是好利多欲，人有疾恶，好生色，为。顺从天性的发展，必将导致利欲的争夺，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由此，人性的本源是恶的，所以需要经过后天的教化才能转恶为善。因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就必须依靠制度规范约束人的行为，因此性恶论成为了法家思想的前提。性恶论的主张与西方的“经济人假设”中关于人的趋利避害、逃避责任、一切行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等观点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

人性多元论亦可理解为性有善有恶，代表人物是周代的世硕，汉代的董仲舒、王充，唐代的韩愈等人。在世硕看来，人天生就有善与恶的区别，人究竟是善是恶全在于后天的“养”。汉人王充在其《论衡·本性篇》中有记：“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董仲舒则将人性分成上、中、下三品，他认为人的本性“有善善恶恶之性”，本来就是不同的，有不教自善的“圣人之性”、教也不善的“斗筲之性”和可善可恶的“中民之性”，所谓性善、性恶论不足以阐释人的本性，只有善善恶恶才足以称为性。可善可恶论即人性可塑论与西方管理哲理思想中的“超Y理论”很是接近。

二、古代人性论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由于中国古代各种各样人性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我们需以辩证的眼光思考和对待中国古代先贤关于人性的论述，但古代人性论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指导意义和启示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中国古代思想家非常注重人的自身修养对人性塑造的作用。中国哲学的根本观点之一是“天人合一”。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所在，人和自然本质上是相通的，所以人要顺应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以达到和自然的和谐。“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古代思想家对客观规律、主观能动性、主客体之间有辩证的思维，强调人的自律。人要将自己人性的提升与环境因素结合起来，实现自我管理，获得个人道德的完善和提升，因此，严于律己是中国传统社会极为推崇的美德之一。这恰恰是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

其次，古代人性论强调教育、外部环境对人性提升的作用。《荀子·劝学》中记载“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还说：“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这说明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人性的形成与所处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环境可以锻造一个君子，也可能成就一个小人。“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现代高校要想缔造一支师德高尚、敬岗爱业、忠于职守、发奋进取的人力资源队伍，就必须加强环境的建设，为教师营造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人文环境。此外，古代思想家认为要使民众遵守规范和秩序，实现对人的管理，必须通过教育，教育可以塑造人的灵魂。所以，教育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第三，中国古代的义利观对于改善当前高校教师价值观扭曲有着重要的作用。“义”是特定的道德准则、伦理规范，“利”多指物质利益，义利观则是如何处理和看待义与利的关系。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认为：“不义之利不苟得”，“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现代社会的一些高校教师由于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人生观、价值观出现异化，在教学上敷衍了事，在科学研究上追求“短平快”，学术浮躁，急功近利，甚至出现学术不端的行为，在育人上不能做到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师德失范现象屡屡出现。这些都是义利倒置、价值观扭曲造成的。义利观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对于提高现代高校人力资源的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三、现代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新途径

中国古代圣贤的智慧中，蕴藏着丰富的现实意义，通过传承中华文化哲学思想的精髓，开拓现代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途径。

1.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是第一资源的理念

人力资源尤其是高校人力资源能运用自身的人力资本为组织带来价值增值，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源始终是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从中国古代的人性论可以得到：管理就是理人管事，通过“理人”实现管理的目标，“理人”就是要看得起所有的人，顺应人性的管理才是最好的管理。在所有的资源要素中，人是唯一的能动资源。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其他资源都受人及其思想的支配，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其他资源。高校人力资源有较强的自我实现需求，渴望得到组织的尊重和认同。现代高校应充分借鉴古代人性论的哲学思想，变“以物为中心”为“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学校管理的核心，处处以人为重，重视人，研究人，理解人，关心人。

2.刚柔并济，加强高校内部环境建设

环境是人生存空间各种条件的总和。不管何种观点的人性论，都没有孤立地看待人性问题，而是与环境相联系。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既要遵循以规章制度为中心的刚性管理，又要重视人文环境的柔性管理。制度对人的行为有规范约束的功能，良好的制度环境使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具有激发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的作用，引导人正确进行生存和发展的目标定位，使得组织成员形成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制度环境建设，能提高教工应对不符合学校健康发展的价值取向，形成行为的免疫力和自我调节的能力。针对高校人力资源的特性，高校的制度环境应是公平公正、民主文明的，尊重教工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加强沟通，让教工全程参与制度的制定过程，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3.循序渐进，以教育促高校人完满自性实现自我

根据先哲们的论述，人是可以被塑造的，人的主体性是教育活动得以开展的前提。教育的核心是促进人性的发展，通过教育使得高校人发现、发展、提升、成就自己的人性，助人完满自性，并实现自身价值。自性是高校人力资源成就自我的自在源泉，只有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像人、更像人的时候，方能让内心获得愉悦和极大的幸福感。教育赋予高校人终极性的关怀，使得种种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从高校人力资源本身得以伸张、提升，得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自主选择人性的发展，并获得持续上升，最终成就为真正的人。高校除了对高校人专业知识和技能施以继续教育，还应强化师德教育，通过师德师风建设提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养、职业理想和道德水平。虽然高校人通过教育和被教育完善自我需要一个过程，但只要持之以恒，就能实现教育的终极目标，促使高校人实现人性的提升与完满。

4.顺势而为，最终实现“无为而治”

道家认为天大、地大，人也大，因此治国须爱民，而不是“扰民”。“人为至上”，就必须相信人、尊重人、依靠人方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高校人力资源，尤其是高校教师对人格独立性、工作自由度等方面有较高的诉求，很关注制度的完善和程序的公正，重视公平，故除了要合理设计制度，严格规范程序，还要通过技术手段加以实现。“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管理即为简单、自然的管理，以民主公开的方式，激发人力资源自身的潜力，利用高校人的责任感，统一个人和高校的利益，将两者的目标趋于一致，将管理的强制性转化为自觉自愿的行为，毋庸置疑：达到没有管理的管理才是最好的管理。

人类有共性，有共同的人性存在。高校人力资源具有与所有人相同的共性，也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尊重这种共性与个性共存的“人性”，是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不可偏废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人性观点对现代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要辩证地进行归纳和吸收。实际上，人性是善是恶，不能一概而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要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需以全面的人性论来支持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规划和运作，对积极的人性因素加以合理的利用，对消极的人性因素予以必要的约束和引导。这样方能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并不断寻求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化之道。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增订本）[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李越恒.从心理契约视角论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创新[J].湘潮，2013.

中国式管理会计刍议 篇4

1 兰州牧药所“十二五”以来的科研项目管理成绩

“十二五”以来, 研究所紧紧围绕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建设世界一流农业科研院所”的目标, 以院科技创新工程为引领, 结合研究所畜、草、病、药四大学科建设, 不断规范和优化科研项目管理、申请,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公益性行业专项、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甘肃省科技重大专项等立项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十二五”期间, 共获得自主科研项目331项, 经费达到18657.42万元, 其中留所经费超过1亿元。科研立项和经费分别是“十一五”的1.75倍和1.84倍, 科研人员人均年经费达到40万元, 实现了研究所科研经费投入总量的飞跃。

2 兰州牧药所科技项目管理工作中的主要做法

2.1 加强科研项目申报工作

科研项目的申报是立项的前提, 项目获资助情况常被上级管理部门视为衡量科研单位综合实力、研究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4,5]。研究所历来重视科研项目的申请, 主要做法有: (1) 科技管理处在掌握国家、部级、省级等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政策的基础上, 及时和创新团队首席或研究室主任沟通, 鼓励科研人员针对当前畜牧兽医面临主要科学问题和产业亟需, 在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指导下, 提出重要课题并撰写项目建议书, 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汇报; (2) 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与科技部、农业部、国家自然基金委等有关部委及甘肃省科技厅、农牧厅、兰州市科技局等地方科技主管部门沟通, 及时掌握其科技计划文件精神, 并将掌握的信息及时反馈给科研人员, 组织科研人员结合自身科研基础认真准备项目申报; (3) 在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中, 充分发挥研究所各方面科研力量, 在整合单位内部相关优势力量的同时, 积极鼓励项目负责人联合有相关基础的科研单位进行共同申报; (4) 及时组织所学术委员对科研人员编写的项目申报书进行指导, 并邀请所外专家对项目申报书进行充分论证, 提高申请项目的竞争力。

2.2 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

科研院所行使学术权力的主要载体是学术委员会, 它同时也是科研院所进行学术评议、评审、咨询、监督和决策的最高学术管理机构[6]。研究所注重发挥学术委员会职能, 在日常管理工作中重大项目策划论证、重点项目申报推荐、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评审立项及各类科研项目执行检查、结题验收等工作均由学术委员会完成, 充分起到审核把关和决策咨询的作用, 保证了科研项目的顺利实施。

2.3 完善科技管理制度

科技管理制度是科研院所法制化管理、可持续发展和开展正常工作的重要依据保障[7]。近年来研究所先后制定和修订了《科研计划管理暂行办法》、《科研经费暂行管理办法》、《科研仪器设备管理办法》、《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实施细则》等科研项目管理制度, 细化办事流程, 提高了科研项目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同时还制定了《科研人员岗位业绩考核办法》和《研究所奖励办法》等考评和奖励制度, 激发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2.4 加强科研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科研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高低是保证科研工作正常有序运行的有力保障[8]。科研管理处是科研管理工作的枢纽, 研究所处室内部针对科技项目、科技平台、科研成果、国际合作、院创新工程、研究生等业务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同时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相互配合, 做到分工不分家, 使得每个管理人员都能在一线负责具体业务的办理, 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提高业务能力和素质。同时, 积极安排管理人员参加会议和相关业务培训, 学习最新的科研管理政策和系统操作, 提高科研管理水平。

3 兰州牧药所科研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项目申报、中期管理有待加强

近年来研究所狠抓项目申报工作, 但仍存在个别问题, 例如科研选题、研究内容老套陈旧, 创新意识不强, 甚至存在项目申报书“逐年”申报的现象;项目申报书内容不符合申报指南要求, 经费预算不合理不详细;个别研究人员因没有合理安排时间或为完成领导安排的申报任务, 仓促填写申报材料, 导致填写语言文字不规范、技术路线不清楚、逻辑不严密等问题出现。

研究所对科研项目主要实行宏观管理, 项目获批后, 具体执行由课题组负责人完成, 每年年底科技管理处对今年执行项目进行年度考核总结工作。从每年的科研项目考核工作和执行进展报告中可以看到, 部分项目负责人对项目执行重视不够, 存在科研计划进展缓慢、经费使用率低、产出未达到预期指标等情况。

3.2 科研档案管理力度有待加强

农业科研档案详细记录了农业科研成果形成的全过程, 不仅是科研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重要手段[9]。研究所现行的《科研档案管理办法》虽然在日常工作中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但是仍存在管理手段和条件落后, 从而影响档案的有效利用的问题。一方面研究所现行的档案归档范围及档案管理中的各项制度不够全面和完善;另一方面由于研究所没有信息化的档案管理平台, 根据科研工作长期性的特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需要归档的资料种类和数量增多, 给档案检索和查阅造成困难。

3.3 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研究所主要从事动物资源与遗传育种、牧草资源与育种、动物营养、中兽医与临床兽医学和兽药学五大学科领域的科研工作, 因此要求科技管理人员既要懂得管理, 又要熟悉畜牧兽医的专业知识, 既要做专才, 又要做通才。目前科技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虽然是畜牧与兽医专业出身, 但由于从事科研工作时间不长专业知识不够丰富, 加上不是管理专业出身, 因此在管理方法上缺乏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管理经验, 需要不断学习和自我完善。

4 兰州牧药所加强科研项目管理的建议

30年前《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 吹响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号角, 30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 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提供了巨大的动力。面对“十三五”期间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研究所如何紧跟时代的步伐在科研项目管理中做好工作是我们思考的重点。

4.1 强化科研项目全过程管理

1) 前期申报把“整”关。要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 加强开放合作和协同创新, 其根本在于有效整合农业相关科技资源。在项目申报初期, 科研管理人员应有机组合研究所现有的科技力量, 并配合项目申报人有效的规划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技术路线, 为促进产学研、育繁推有机结合, 实现专业化和全链条增值打下坚实的基础。

2) 项目立项把“新”关。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 把握项目申报中科研选题和研究内容的创新性是项目申报的重点, 科研管理人员应从“观点要新、内容要新和题目要新”等方面切入严格把关, 提高项目命中率。

3) 项目执行把“严”关。科研管理人员要及时了解项目进展程度, 与科技人员一起及时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组织所学术委员会对照项目计划对科研项目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 及时掌握项目的研究进展, 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确保项目按时保质完成。

4) 项目结题把“转”关。项目完成后科研管理人员除了及时督促、组织项目组做好结题工作, 积极与上级部门联系, 对验收材料加强审核把关外, 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显著地项目, 还要协助项目组做好奖励申报、开发推广及成果转化等重要工作。

4.2 完善科研档案管理机制

在认真完善和落实档案管理制度的前提下, 加强研究所的档案管理制度建设, 重点提高全所科研人员档案管理意识, 一方面管理人员应充分认识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自觉宣传贯彻《档案法》、《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暂时规定》及本单位的档案管理制度, 督促科研人员上交档案并及时归档管理;另一方面应强化科研人员建档、归档意识, 积极配合管理部门做好档案管理工作。再次改进档案管理工作方式, 将科研档案的形成与归档纳入科研活动的管理中去, 结合实际建设符合研究所现状的农业科研档案管理体系, 并且利用计算机技术等逐步实现档案管理的信息化, 提高档案管理工作效率和利用效率。

4.3 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队伍

为科研工作服务, 为科研人员服务, 是一切科研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1) 科研管理人员要加强与上级相关部门管理人员的沟通, 在沟通中学习知识和熟悉业务, 并及时获取科研申报信息和政策变化信息, 使得在项目申报或管理中能准确把握研究方向, 更好的指导提示科研人员。 (2) 科研管理人员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尊重广大科研人员的辛勤劳动, 服务热情周到。要加强与科研人员沟通, 争取熟悉每个科研人员的研究领域, 了解科研项目工作动态, 尽可能为其提供服务和帮助;争取科研人员对科研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3) 科研管理人员要不断加强学习, 熟悉国内外相关学科前沿进展, 掌握国家农业科技政策方针, 学习科研项目的相关知识和管理规则制度, 同时, 尽可能通过亲身参与科研项目等途径全面了解科研状况, 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为更好的服务于广大科研人员打好基础。

总之,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科研体制改革不断推进, 科研管理工作也要不断创新和改进, 因此需要科技管理人员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创新和提高自身素质, 尽最大努力为研究所科研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摘要：以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为例, 从加强科技项目申报、发挥学术委员会作用、完善科技管理制度和加强科研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总结了该所在科技项目管理方面的主要经验和做法, 分析其存在的问题, 并从强化项目全过程管理、完善科研档案管理机制、提高管理队伍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 以期为加强农业科研院所科研项目管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农业科研院所,科技项目管理,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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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明霞.浅谈科研管理与服务工作的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农业科技管理, 2011 (06) :28-31.

[5]王兰.项目管理在研究所科研课题管理中的应用[J].管理观察, 2015, 565 (02) :176-179.

[6]袁宏伟.关于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学术权力的几点思考[J].农业科技管理, 2014, 32 (2) :50-52.

[7]左旭.加强制度建设, 促进农业科研院所跨越式发展[J].农业科研经济管理, 2014, (3) :2-4.

[8]彭义杰.新时期提高农业科研院所科研管理水平对策研究[J].农业科技管理, 2015, 34 (1) :10-12.

中国经济新常态刍议 篇5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实质和内涵是什么？新常态的发展动力是什么？新常态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效果？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做出明确回答。

一、应科学认识和理解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从字面理解，“新常态”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新”，意味着不同以往，二是“常”，表示一种趋于稳定的状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长期保持在高水平。近两年来，经济增速换档回落。经济增速由过去10%左右的高水平转为7%左右的中高水平。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支持增长的动力发生了变化，即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另外，从1979年到2012年，连续33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速达到9.8%，这样的高速发展态势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资源过快消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效率低下；产能过剩；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时机。中国经济在既有增长框架下停留的时间越长，经济战略转型的边际成本就越大，还会加大经济生态的脆弱性，提高系统性经济风险爆发的概率。这些趋势的变化迫切要求把经济质量、结构调整作为发展重点，长期实现理性发展、科学发展。因此，经济进入新常态是必然的。

适应这种变化，主动承认并接受经济下行压力，认真通过中长期的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创造增长内生动力，应是新常态的根本内涵。从具体操作上看，新常态即是政府接受经济的中速或中高速增长，着手从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从中长期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平衡发展和持续发展。

二、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关键在于改革创新

新常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增长的自然放缓。从科学角度看，新常态下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应是在承认增长速度下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趋势的同时，争取经济增长是由比较高的生产率来支撑。如果陷入了低效率的中速增长或更低速度的增长，不仅过去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经济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而且由此将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而效率提高必须依靠深化改革，对症下药。要在保证不发生崩盘、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把主要精力放在推进改革上。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建立良好的经济社会体制，进而推动转变发展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由此确立由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的新常态。总的看来，改革创新主要应从三个大的方面进行。

一是改革体制机制。改革开放来30多年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改革的进度。改革有所推进，体制有所改善，发展方式转变就容易取得成效；否则即使三令五申，反复动员号召，转型也是举步维艰，成效不大。

二是优化结构调整。面对经济结构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通过优化结构，缓解失衡。在产业结构方面要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变；在质量结构方面要从“吹泡沫”到“挤水分”，实现有效益、有质量的增长；在区域结构方面要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展；在金融结构方面要打破金融垄断，向让利实体经济转变。多措并举，实现全方面的优化再平衡。

三是改进宏观调控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不能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中医疗法，增强经济体的免疫机能，凭借自身力量克服病痛，消除病根。也就是说，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政府不再寄望于通过“放水”、“刺激”等需求管理手段拉高经济增速，而是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宏观调控要着力通过促改革和调结构消化前期政策，发掘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具体来讲，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从制度设计上激发全民的创新积极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要鼓励创新，给创新提供政策和空间。“十二五”初期，七大新兴产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只有5%，当时计划到2015年，这个占比要提高到8%，到“十三五”的时候要提到10%。这就意味着从“十二五”到下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要在20%—22%之间，如果GDP平均增速为7%的话，新兴产业的增长将远远超过7%。

二是要实现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从国际上看，世界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约为60%。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约为70%，其中，美国超过70%。而中国的这一比重只有45%。我国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工业增加值，按这个趋势，未来几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就要达到50%，就是说第三产业的比重等于第一产业加上第二产业之和。这种情况下，服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有可能的。

三是城镇化要稳中加速。实践证明，城镇化会从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扩大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城镇化进程要科学设计，稳步推进，同时兼顾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四是中西部地区再崛起。目前，西部大开发政策已见效果，近两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速都超过沿海地区的增速。中西部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体系日臻完善。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改革开放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为今后中西部地区的再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是使技术变革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在我国，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在给生产经营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通过科学引领，技术变革將对经济转型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六是中国企业应大阔步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是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举措。不仅可以推动我国优势和富余产能跨出国门、促进中外产能合作、拓展发展空间，而且可以推进外贸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七是鼓励新兴市场业态的大发展。新兴市场发展已初露端倪，李克强总理曾说过，对于新兴业态，不能一棒子打死。应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同时，给予足够的发展空间，比如，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中介服务平台和电子商务。

八是要大力推进国企改革。要通过顶层设计，推进机制体制、股权结构方面的改革，科学推进混合所有制，激发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实现新常态下更有质量的发展。

九是建立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配套体制机制。要着重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建立开放、稳定、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

三、新常态将带来经济均衡和社会公平

通过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建立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理性的选择。这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产生积极而深远影响。

一是就业更充分。一般情况下，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高于制造业。新常态下，服务业占比上升，GDP总量增加，就业状况将明显改善。

二是收入更均衡。就业充分，劳动者收入提升就有了保障。此外，新常态下将向消费型经济倾斜，扩大消费就对增加居民收入提出了客观要求，特别是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者收入。因此，经济新常态下的收入分配将渐趋合理。

三是物价更稳定。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要求改变传统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方式，转向更多依赖消费拉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波幅会明显缩小，其影响之一就是物价相对稳定。

四是房价更趋平稳。近年来，各地陆续对楼市实施宽松政策。二三线城市住房供给过剩，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新常态下，房地产行业的暴利时代已经过去，房价将持续平稳，不会出现大涨大跌。

五是社保更完善。新常态下，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需要解决“老有所养”的大问题，伴随医疗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实施，我国将精心编织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

六是创新行业更赚钱。新常态下，一些传统的缺乏创新的行业或企业将步履维艰，面临兼并重组。国家明令禁止、无创新、低效益行业将面临被淘汰。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物流、商贸、餐饮等赚钱的机会将越来越多。国家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持，将使一批有创意、有技术的产业与人才获得大发展。

四、结论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提出的科学概念。在经济新常态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经济增速的“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最后进入经济发展的自稳期。当前及未来，我们再不能仅以GDP论英雄，决定GDP本质的更多应是GDP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另一方面，从发展阶段看，经过上一时期的高速发展，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7000美金了，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这个阶段，由于人均收入提高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了，难免会出现社会矛盾的加剧，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加剧，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协调。此种情况下，如果不正视各种潜在矛盾和问题，我国很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提出和定位经济的新常态，需要调整发展思路，加大创新力度，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使经济结构和增长速度更合理，增长质量更高。如果能把握好新常态下各种机遇和改革窗口，主动推进建立有利于創新创业体制机制，理性把握我国经济的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质量，以务实扎实的心态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经济将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将得到充分展现，我国经济势必将迈向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中国翻译美学刍议 篇6

1 中国翻译美学的萌芽

有学者认为, 《实用翻译美学》的出版成为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发表的翻译美学专著, 打开了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的研讨之风。[2]也有学者称, 1992年由奚永吉所著的《翻译美学比较研究》也就是2000年其所著的Comparative Aesthetic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文学翻译比较美学》) 的底本, 是翻译美学的萌芽。[3]中国翻译美学的萌芽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 要回答这一问题, 应从如何看待“中国翻译美学”入手。

1.1 作为一种翻译思想

中国的传统译论约始于1700多年前的佛家经书翻译。在我国的传统译论中, 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译学与哲学尤其是与美学联姻。[4]“传统译论”虽以“论”称, 实指“翻译思想”。刘宓庆先生为我们解释了中国翻译美学的思想萌芽为何。据传我国最早的翻译论述, 出自大约公元224年支谦撰述的《法句经序》, 里面记载这一段关于翻译的议论, 可以说就是翻译美学的萌芽: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 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 语为天语。名物不同, 传实不易……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 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 当令译晓, 勿失厥义, 实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今传胡义, 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 因偱本旨, 不加纹饰。[5](1)“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出自《老子?八十一章》, 体现了老子对语言美的一种冷峻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 当时的经书译者似乎笃信老子的这句话。佛理本就深奥, 加上天竺言语与汉语的巨大差异, 考虑到译经特定的功能要求, 在无先例可循无定矩可依的条件下, 翻译者唯有求助于先哲之言。老子的“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作为当时与翻译关系最密切的先哲之言被经书译者引以为矩实为自然之理。同时, 以“信”为矩, 也开启了后来翻译思想中的“文”、“质”之争。

1.2 作为一种翻译理论

朱光潜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翻译美学”这个术语, 认为“翻译绕不开美学”。但是, 这一个术语的提出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国翻译美学理论的萌芽。朱光潜先生作为我国的一代美学大师, 翻译西方美学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西方美学的理论、体系以及研究方法, 推动与指导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艺理论体系的现代转型。他的美学翻译是为他的美学研究服务的, 在翻译各种西方美学经典著作的同时也在对它们所包含的美学思想进行学习与研究。有学者认为他走的是一条“把翻译与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术路径”。[6]笔者认为, 这种描述有其合理性, 但在朱光潜的研究中, 翻译仅仅起到辅助的作用, 重点还是在美学研究方面。讲的通俗一点, 对于这位美学大师而言翻译连“副业”都谈不上。他以“美学”为“体”, “翻译”为“用”, 提出“翻译美学”这个术语, 也是将其归入美学理论, 而非翻译理论。

“翻译美学”以“翻译”为“体”, 美学为“用”, 将审美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 其终极目标是建立翻译美学这一翻译学分支, 而不是以翻译为手段去研究美学。根据现有资料, 最早将“翻译美学”作为翻译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当属刘宓庆先生。他在《翻译美学导论》原版自序中提到自己1984年曾构思写一本“译学与美学”, 并获得其老师朱光潜先生肯定。1986年, 他在《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第2期发表了《翻译美学概述》一文, 以中国传统翻译美学思想为重点, 从历史的角度, 通过分析中西传统翻译思想的发展与美学的关系, 对传统翻译美学做出三点概述, 进而谈到现代翻译美学的范畴, 翻译美学的局限性, 提出现代翻译理论的构成。最后, 文章强调了翻译美学在翻译理论中的特殊地位, 发出了“继承传统翻译美学的精华, 开拓新的理论领域, 为建设现代的、科学的翻译美学理论而加倍努力”的号召。同年, 他又在《中国翻译》第4期发表了题为《翻译美学基本理论构想》的文章, 系统论述了翻译美学的范畴和任务、翻译的审美客体、翻译的审美主体、翻译审美体验的一般规律和翻译美学标准问题, 提出了涉及这些翻译美学核心问题的基本理论规范的构想。对这篇文章不一定不像学者所论断的那样将翻译美学提高到崭新的高度, 使得翻译美学成为了中国翻译理论的主体构架之一, [7]至少它没有对以上诸多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作详尽周密的阐发论述, 但是正如文中所说, 通过基本理论规范, 我们可以建立一种现代翻译美学的理论模式。笔者认为, 有了能够建立翻译美学理论模式的构想, 中国翻译美学理论才算真正“萌芽”了。

1.3 作为一门翻译学科

一般认为, 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 通常是以这门学科的理论专著的问世并冠以该学科的名称为标志的。此外, 它还应该具有两个显著标志:高校课程的设置和国际会议的召开。

以专注而言, 从现有的资料判断, 翻译美学这一学科的首部专著应为1922年由奚永吉所著的《翻译美学比较研究》。该书通过大量翻译实例的比照和互释, 旨在对翻译进行审美价值的探讨。全书分为三编。分别为“语言美”、“想象美”和“风格美”的审美内涵之探讨。[8]虽然今天再看这本书, 可以发现它的理论结构不够完整, 侧重翻译审美价值探讨, 对翻译审美的主体和翻译审美再现等翻译美学核心问题未作详述;但在当时这本书的出版已开先河, 催生了中国现代翻译美学的新芽。之后, 翻译美学理论专著相继问世: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 (1993) 、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 (1995) (之后有修订版、第二版) 、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 (2000) 、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 (2002) 、毛荣贵的《翻译美学》 (2005) 、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 (2011) 等。这些著作的问世, 为翻译美学学科建设做了相当程度的理论准备。

有关翻译美学的课程在我国的一些研究生教育机构也相继开设, 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等。甚至有高校在本科阶段就开设了这一课程。虽然目前尚未以翻译美学为主题召开过国际会议, 但翻译美学已经具备了理论专著和高校课程。按照之前的标准衡量, 翻译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其学科生命还很年轻。

2 中国翻译美学的定位

毫无疑问, 翻译美学具有跨学科性, 虽然主体仍是翻译学与美学这两门学科的联姻, 透过翻译美学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美学已经并且正在与越来越多的学科结合, 比如心理学、语用学。如此发展下去, 我们应怎样来定位中国翻译美学?是翻译学还是美学, 抑或直接以“四不像”冠之?

当代美学由于出现了“语言学转向”, 美学研究者对语言问题愈发重视。而翻译因其同语言的天然联系, 也成为了美学研究者关注的一个主题。然而, “翻译”在美学研究中仅充当研究途径, “翻译美学”对美学而言能称得上“边缘学科”尚属不易, 欲在美学中真正立名, 就目前而言还很艰难。笔者认为, 作为翻译研究者, 应从翻译学的角度来定位中国翻译美学。翻译学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面临着多元互补的局面, 这种开放式的研究有利于翻译学的发展。翻译美学从美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研究, 运用审美理论描写翻译学的各项基本原理、操作原则和发展策略, 是多元互补形势下的新鲜血液。

在中国翻译学中, 翻译美学又应如何定位呢?首先, 我们需要对中国翻译学, 包括理论和理论体系建设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孙致礼认为, 中国的翻译理论建设应“以我国的翻译实践为基点……要认真研究我国的翻译史, 研究有影响的译家、有影响的译作, 研究种种译论见解, 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 提升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9]而“中国的传统译论不仅借鉴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思想和审美范畴或形态, 还沿用了中国古代美学的方法论。”[1](58)可见, 翻译美学应作为中国翻译学的出发点, 或者说基础。建立中国翻译学, 就是要进行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 结合中国传统的宏观描写理论与西方的微观分析理论, 以中国语言、文化为基石, 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观照对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进行描述, 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 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10]用刘宓庆先生的话来讲, 就是要遵循“本位观照、外位参照”原则。基于上述观点, 笔者认为刘宓庆先对翻译美学所做的定位十分妥帖:在翻译学中, 翻译美学具有明显的本质论性质。对中国翻译学来说, 它更不是什么翻译学的“周边领域” (peripheral area) 、“附属部门” (an adjunct part) 或“附加课题” (additional subject) 。对中国翻译来说, 翻译美学模式是翻译学的基本模式、核心模式。[5]

随着学术的跨学科、跨文化发展, 现如今很多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了。给予翻译美学正确合理的定位, 有利于为其赢得应有的重视, 确保研究方向的准确性, 促进其自身发展, 进而促进我国翻译学乃至世界普遍翻译学的发展。

3 中国翻译美学的应用

诚然, 翻译美学的学科生命还很年轻, 对它的研究和应用却已经十分广泛。在中国知网上以“翻译美学”为关键词 (截止2013年8月31日) 可以搜索到学术期刊文章1039篇 (1986年起) , 博硕论文377篇 (2000年起) 。其中绝大部分的期刊及所有的博硕论文都是2000年以来发表的。就翻译美学的应用而言, 虽多数还是集中在文学翻译领域, 比如诗词、戏曲、散文、小说的翻译, 现已涉及科技文、法律文本、公示语、商标等的翻译, 范围不可谓不广。翻译美学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说明这一学科或者理论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通过这些应用研究, 有利于翻译美学理论的传播与完善, 也有利于翻译美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但笔者认为, 在欣喜于翻译美学发展的同时, 我们应注意理论应用的适用性问题, 或者说翻译的层级问题。

赵国月与杨正军联名发表的文章《浅议文学翻译美学》中所绘的金字塔形“翻译层级图”是由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的美学观》一文中的表格变形而来。笔者根据刘宓庆先生的表格列出“翻译审美层级表” (表1) 。根据这个表格, 我们可以发现, 非艺术文体在审美中属于基础层级, 艺术性文体属于综合层级。此处的“基础”与“综合”并无褒贬之义, 据实命名而已。因为“文艺文体以形象思维为里, 以文字托出的意象、意境为表, 审美原则在‘传情’, 审美目标在‘择优求美’;非文艺文体以抽象思维为里, 以文字阐释概念、判断、推理为表, 审美原则在‘达意’, 审美目标在‘诚信适体’。”[11]除此之外, 笔者认为, 综合层级的审美原则与审美目标是建立在基础层级之上的, 正如金字塔一般, 要展现塔尖的高度必缺不了基层的支撑。综合层级的审美原则暗含着基础层级的审美原则, 是对基础层级审美原则的深化;综合层级的审美目标以基础层级为基本前提。

艺术性文本的翻译是一个抽象且复杂的心路历程, 需要我们站在审美的高度进行审视。非艺术文本的翻译当然也需要运用审美, 但要求没有艺术性文本高。运用翻译美学理论时需要注意文本的层级问题, 不是所有的极致都是美。翻译美学虽然在当前翻译理论的研究中是一个相对比较“热”的名词, 但学者们不应一味的追随潮流。翻译美学运用层级问题的提出肯定了将翻译提到审美的高度的必要性, 目的是以美学标准和方法, 促进翻译质量的提高。

4 结束语

通过以上论述, 我们对中国翻译美学的起始界定, 学科定位和理论应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然, 翻译美学研究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笔者根据现有研究资料对这三个问题作简单讨论, 希望以此引发翻译研究者对翻译美学的审慎思考, 对其进行更为细致、科学、有创见的研究, 进一步促进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 为翻译学的建设再添助力。

摘要：“翻译美学”以“翻译”为“体”, “美学”为“用”, 将审美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 其目的是建成翻译学的一门分支。该文拟对中国翻译美学的起始界定, 学科定位和理论应用三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研究, 提出了翻译美学运用的层级问题, 将翻译提高到审美的高度, 以美学方法和标准对翻译进行系统阐释, 拓宽了翻译学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中国翻译美学,萌芽,定位,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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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唐建清, 詹悦兰.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M].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5:211.

[9]孙致礼.关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翻译, 1997 (2) :10-12.

[10]张柏然, 姜秋霞.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J].中国翻译, 1997 (2) :7-9, 16.

刍议中国功夫现象 篇7

1 中国功夫现象的成因

中国功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形成的时间是19世纪80年代前后。这一时期,改革开放促使经济和文化复苏,国人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能够把目光放到衣食住行以外的其他事物之上。相关管理部门也开始重视和有计划有目的的推广武术项目,各种媒体、民间武术组织、武术家逐渐加入到武术传播中来,中国功夫现象成为必然。

1.1 中国武术文化悠久的传承史使中国功夫深入人心

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生产和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被国人誉为“国术”“国粹”。

武术的萌发最早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出现,武术亦开始萌生、发展。[2]《吕氏春秋·荡兵》有记载:“未有蚩尤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原始的生产、生存竞争和战争是形成武术技击的最初原因。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不同朝代的更迭导致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封建王朝对军事的依赖,直接促使军旅和民间对武术的重视。尤其是在隋唐时期,民族文化大融的开始,受到地方少数民族及外国的影响,民众中尚武任侠之风盛行。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封建武举制度开始建立,仕宦之诱,无疑激发了更多人的习武热情,对武术项目本身起到了很好的推广。到了明清时期,由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萌生、发展起来的中国武术,不断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熏陶,进而与之相结合。各种拳法和器械开始有了不同风格与内容,武术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和门派。如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武术流派以传统哲学名词命名,以哲理阐发拳理;内家拳流派与传统气功相交融,注重练气,在技法上追求意、气、劲、形四者的有序化融合等。之后的清末民国时期,政府赢弱,外敌入侵,中华大地战乱四起。四方有志之士意识到只有“强国强种”才能使民族崛起,不受内乱外辱,于是纷纷提倡技击和重振尚武精神。这一时期“中华新武术”和各类体育组织开始兴盛,同时,伴随着由各类武术运动竞赛与表演的演进,逐步形成现代武术的雏形。

1.2 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为中国功夫现象的形成提供了平台

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相关部门对武术项目就非常重视。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之初就专门设置了体育研究会,负责武术的挖掘、整理与推广工作。1979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之后,国家体委发出了《关于发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对武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82年,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武术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武术工作的政策和任务。1983年《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中专门提及武术时说:“对武术进行挖掘整理、继承发展,……在国内广泛开展武术活动的同时,将这一运动项目逐步向世界推广”。1987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国家体委关于加强武术工作的决定》,制定了新的历史时期武术运动发展的方针、政策和任务,使我国武术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3]之后,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成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武术项目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性文件,规范了武术项目的管理,进一步促进了武术事业的全面发展。

在推广方面,相关部门更是不遗余力。文革结束后,中国武术进行了多次涉外访问,足迹遍及亚、欧、美、非、澳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极大地扩展了中国武术在国外的影响。同时,为了积极稳步地把武术推向世界,在中国的帮助下,世界各地相继成立了各类武术组织。1985年,由中国领衔成立国际武术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以此为契机,自1986年至1998年分别成立了欧洲武术联盟、南美洲功夫联合会、亚洲武术联合会和澳洲武术联合会等洲际武术组织。1990年10月3日在中国北京正式成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2002年2月,国际奥委会第1 13次全会通过正式承认国际武术联合会的决定,武术同时成为国际奥委会承认的体育项目。2008年北京奥运会武术项目作为表演项目参与其中,受到国际奥委会官员维尔布鲁根的高度赞扬。此外,国家相关部门还积极举办面向国际的各种武术邀请赛和武术活动,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外国武术运动员和武术爱好者,直接促进了各洲和各国武术活动的举行,真正的让“中国功夫”走向世界。

1.3 媒体在中国功夫现象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

1.3.1 武侠小说对中国功夫现象形成的影响

综观历史,武侠小说随着武术文化的发展一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不断的演变中,武侠小说逐渐完善成为中国武术文化传播的一种独特载体,在中国功夫现象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古代武侠小说最早出现在先秦两汉时期。到了明清时期,武侠小说题材就已经非常丰富,文字语言开始使用白话文,内容通俗易懂,产生了《水浒传》《三侠五义》等一些经久不衰的武侠名著。20世纪50年代之后,以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港台作家为代表兴起了一股新派武侠小说风潮。他们的作品注重主角独立人格的刻画,其中的侠客义士多有捍卫本民族利益而斗争的意识;在故事上追求曲折奇幻的情节、制造困惑人的悬念;在武术的描写上侧重武功招式描写,不仅把武打的场面描写得细致生动,而且在双方打斗的招数变化上也描写得具体,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同时,作者以文化哲理去构思传统的武技,充分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天合一的理论,阐释其中武功的境界。新派武侠小说这种人物情节的设置正好满足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从而容易被国人接受,尤其是怀有英雄情节的中青年人。这一时期的武侠作品可以说是影响了之后的几代人对中国功夫的认识。到目前为止国内仍然有很多的影视作品是以他们的作品为剧本而进行拍摄的,也进一步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1.3.2 影视媒体在中国功夫现象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影视媒体的出现作为一种媒介在中国功夫现象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作用。19世纪香港邵氏公司的新功夫电影开中国古装片的先河,在中国功夫现象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邵氏电影利用丰富的中国民间传奇资源,通过影音形式来传播中华文化,其制片宗旨“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4]将忠孝礼义等中国传统文化与精彩的功夫动作相结合,把深入人心的民间传说故事和武侠的表现形式相结合,坚守自己的特色,激发观众的民族情感和个人代入感,深受当时民众的喜爱。

19世纪70年代之后,以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功夫电影明星领衔主演的一系列功夫电影逐渐兴盛,也印证了中国功夫现象的形成和武术全球化的发展。其中李小龙和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电影使武术开始风靡世界,开创电影传播武术的先例,他所创立的截拳道思想奠定世界无差别综合格斗的发展方向。一部《精武门》改变了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形象,彰显了武术的中华民族精神。成龙的功夫喜剧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他电影中塑造的热心、有责任感、武功平平却英勇无比的平民英雄形象更加容易被大众所接受。李连杰则是武术运动员出身的全国武术冠军,他的电影寄禅学于功夫之中,武术动作潇洒飘逸,极具传统意味,彰显了东方武术的文化内涵。其一部《少林寺》震撼世界,掀起国内习武狂潮。以河南登封市为例,《少林寺》热播以后,来登封拜师求艺的人络绎不绝,众多武术学校也借这一契机如雨后春笋般在登封市成立。有研究表明登封市最多的时候有武校100余所,学生近10万人。这无疑给少林功夫的发展以极大的空间。

1.3.3 民间武术组织有意识的传播最终促使中国功夫现象形成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内经济环境好转,各种民间武术社团、民办武校、武馆、拳社等民间武术组织在我国迅速成长,对武术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必要的补充作用。据统计:我国曾有各类民办武术学校近12000多所,学生人数逾数百万。[5]在境外也有一些武术爱好者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创办了一些民间武术组织,对武术的国际化传播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在很多国家都有以“中国功夫”为名林立在各大、中、小城市的各种拳馆、学校、俱乐部等武术组织;东南亚的精武会、地缘会馆、业缘公会等武术会馆等。

民间武术组织的大规模发展,极大的拓宽了武术在国内外的传播途径,在武术民间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河南少林塔沟武术学校就是国内民间武术组织的佼佼者之一,其名下的武术艺术表演团曾应邀到世界80多个地区和国家进行武术表演和武术教学,从2003年至2014年连续12年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先后参加了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式、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等一系列国内和国际的武术表演。正是由于这些民间武术组织和民间武术传播者有意识的传播,才最终促使“中国功夫现象”的形成。

2 结语

中国功夫现象是多方面原因综合形成的结果,也是中国武术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中国功夫现象的形成有着其独有的、不可复制的因素,也具有一些共有的、可以模仿的成因。课题组通过对中国功夫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期望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以达到促进其它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目的。

摘要：中国功夫现象是19世纪80年代前后,伴随着国内经济、文化的复苏,综合多方面原因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武术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功夫现象的形成过程中,中国武术的悠久历史传承使中国功夫深入人心;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给予中国功夫现象以形成的平台;不同的媒介在其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其主体,即功夫活动的参与者,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功夫,现象,成因

参考文献

[1](德)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仁[M].吕祥,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1 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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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媒体评邵逸夫神话: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力避欧化[EB/OL].http://news.qq.com/a/20140108/000627.htm,2014.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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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谨,张怡雯,丛吴.外国旅居者学习武术现象之质性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34(5):52-57.

[8]姬瑞敏,张建新.从文化视角看中国传统武术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搏击·武术科学,2010,7(2):9-11.

[9]王岗,张大志.媒介的嬗变对武术发展的影响[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31(2):34-39.

[10]吴加清,马锐.当代武侠小说在武术传播中的作用分析[J].短篇小说,2012(12):7-8.

[11]李轩轩.武侠影片对中国武术的影响[J].中华武术研究,2011,1(1):48-49.

中国雕塑公园建设刍议 篇8

关键词：中国,雕塑公园,建设

雕塑公园是以收藏和展示城市雕塑、架上雕塑等各类雕塑作品为主要功能并以其为主要景观特色, 具有审美宣教体验的、建有游憩设施的文化艺术专类公园。雕塑公园起源于欧洲集中雕塑展览, 进而发展到户外雕塑, 并最终形成雕塑公园。1910年, 挪威建立了世界公认的首个雕塑公园——挪威奥斯陆的维格兰雕塑公园 (图1) 。进入21世纪, 雕塑公园发展迅速, 不仅艺术价值得到肯定, 其对景观环境以及文化发展方面的价值也逐步得以开发, 至今全球较有影响的雕塑公园已达600座以上, 比如比利时的拉娜雕塑公园、美国西雅图奥林匹克雕塑公园、韩国汉城奥林匹克雕塑公园等。

中国雕塑公园起步较晚, 最早出现的雕塑公园是1985年建成的北京石景山雕塑公园1。随后各地城市纷纷效仿建设了一些风格迥异、姿态各样的雕塑公园, 并通过和展览、比赛、创作营销活动相连相生, 逐步从雕塑展览向雕塑公园过渡, 自然与雕塑之间的关系愈加和谐, 并走进了中国人的城市公共生活。到目前为止, 我国共有雕塑公园约40余处, 主要集中于一些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雕塑公园建设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 比如围绕奥运会、世博会主题建设的大型雕塑公园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上海市静安雕塑公园<图2>) , 挖掘城市特有文化素材构筑城市亮点的雕塑公园 (哈尔滨春水雕塑园、江西名人雕塑园) , 通过组织雕塑竞赛活动建设雕塑公园 (乌鲁木齐市政府组织了“和谐发展——2009年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国际城市雕塑营暨新中国成立69年主题城市雕塑方案展”活动, 遴选出62件优秀作品集中建成了乌鲁木齐雕塑营) , 以及建设主体多样化 (个人雕塑公园——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于庆成雕塑园、企业雕塑公园——皇明集团的中国太阳谷光电雕塑公园、院校雕塑公园——沈阳师范大学司徒安国际雕塑园、科技园雕塑公园——军营雕塑公园) , 雕塑公园的形式不断扩展, 雪雕、冰雕、沙雕、草雕公园层出不穷。

雕塑公园作为雕塑艺术的聚集地, 文化信息密集, 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城市的文化景观, 同时也折射出其民族精神、文化艺术氛围、历史风貌和地域特征。综观中国的雕塑公园, 其功能主要有以下5种, 即宣示性, 用以表达政治主张、宗教信仰、学术观点、审美取向等;景观性, 传播科学思想, 弘扬科学知识, 倡导科学方法, 推广科学技术应用, 如印度昌迪加尔“垃圾雕塑公园”;娱乐性, 搭建一个平台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 如格林纳达水下雕塑公园;收藏性, 发挥露天雕塑博物馆作用, 为考证、研究社会与艺术发展提供依据。2雕塑作品的材质大致可以分为石类、金属类和高分子纤维类, 石类又可分为花岗石、沙石、大理石等, 金属类的有铸铜、铸铁、不锈钢等, 高分子纤维类主要是合成树脂、橡胶、塑料等。每种材料在雕刻类型上都有自己需注意的问题, 不同的材料在不同主题思想的雕塑表达上会有不同的效果。比如, 在进行大型纪念碑雕塑或人物浮雕时, 选用花岗石的居多, 能体现出历史的沧桑感和庄重感;金属类中青铜比较受创作人喜爱, 其腐蚀时的铜绿可以增加历史的凝重感, 能够做出多种层次的机理效果;不锈钢也是新时期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材料, 其强烈的金属感可以创作出青铜无法比拟的效果特点;高分子纤维类材在雕塑中也属于新兴材料, 其优点是易于切割制作, 价格相对便宜, 但容易毁损, 大多只能放于室内。

中国雕塑公园建设的特点, 从以下几个相对成熟的案例中可以瞥见一隅。一是北京国际雕塑公园。总面积约40公顷, 分为东中西三区, 东区为城市广场区, 以城市景观连接都市氛围;西区为自然山水区, 以自然环境连接远处山色;中部由地下艺术长廊相连, 是城乡景观过渡区。园内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200多件作品。景观错落变化, 作品与自然风景融为一体, 雕塑作品主题多样, 能侧重表现生活内容, 有较多的民族形式探索, 是北京国际雕塑公园的特色。二是广州雕塑公园。占地面积46万平方米, 位于广州市的中心地带。该园以雕塑为主体, 通过园林造景手法将雕塑、园林和建筑景观要素结合起来, 利用地域性文化资源, 延续本地区的社会历史文脉, 成为一个有艺术感染力的市级主题公园, 形成独有文化特色, 是广州雕塑公园的突出成就。三是中山岐江公园。其是在粤中造船厂旧址上改建而成, 占地11平方公里, 该园是我国改造废旧工业区的典范性景观, 它保留了造船厂的废旧设备和周围的自然植被, 巨大的钢铁构架成为公园最醒目的标志。让工业废地变成景观公园, 用较为经济的手段催生出社会和生态效益, 解决了工业衰退后遗症, 是该公园的宝贵经验3。

中国雕塑公园发展这么多年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与城市环境和自然景色相互映衬, 改善了生硬的公共空间, 为人类公共生活提供了别样的精神享受。但是与国外成熟的雕塑公园相比, 有一些突出问题值得关注。比如:精英统治占主流;总体发展不平衡;随意性、盲目性、过度开发严重;对时代精神的突出和体现不够;雕塑作品互动设计较差;后期维护滞后;雕塑艺术知识普及度不高。笔者认为作为一项公共艺术, 不能再是高高在上的抽象艺术, 不仅与美学有关, 更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就像阿诺德·豪泽尔所说:“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直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 触及人类的经验, 总是为当代问题去寻求答案, 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4基于此, 借鉴欧美成熟经验, 以下这些问题值得关注和改进。

第一, 精英统治问题。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我国艺术界的精英统治现象仍较为明显, 导致新兴艺术家创新艺术的方向主要是求异,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雕塑作品与大众的沟通, “看不懂”成为成功艺术的代名词。

第二, 主题定位和特色问题。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公园应有自己特有的主题和文化特色。根据功能定位, 是侧重经典展示?大众娱乐?园林景观?宣示教育?必须择重而选, 否则容易出现雷同现象。另外, 规模和特色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衡量的, 雕塑公园不在求大而是要颇具特色。

第三, 作品的质量和来源问题。国外雕塑公园中的作品来源是或捐赠或购买或展览陈列, 我国的大多作品通过举办雕塑展览、比赛来获得, 使得我国雕塑公园中作品质量受到限制, 大师级作品较少。与其相关的, 作品质量就无法保障, 有很多作品的设计、创意、材料与环境不服、乏善可陈。

第四, 综合效果问题。雕塑公园建设讲究一个与环境、与游人的和谐关系问题。古典园林思想中有“可观、可憩、可居、可游、可赏”的说法, 雕塑公园建设也应多种方式组织艺术空间, 丰富多彩。同时也要特别注重与环境的搭配问题, 与自然景观构建出整体和谐的效果是最成功的案例。

第五, 科学规划设计问题。中国的雕塑公园因“大跃进”式建设, 存在很多滥建和过度开发问题。因此如何结合城市经济实力、地域特点来开发建设相应规模、并符合城市发展需要的雕塑公园是应当首要解决的问题。

第六, 后期管理维护问题。雕塑公园缺乏很好的管理和维护是中国的普遍现象, 很多雕塑毁损严重, 经典肖像类的雕塑面目全非, 严重影响宣教作用;景观性雕塑的破损也使得不再是美丽风景一隅, 而成为垃圾风景。

注释

11 .洪泉, 唐慧超.论雕塑公园的发展[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9, (4) :24-26.

22 .祁海平.华盛顿国家雕塑公园作品选[M],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0.

33 .陶宇.中国雕塑公园的发展观念与模式[J].雕塑艺术.2007.03.

中国式管理会计刍议 篇9

关键词：“中国好××”,“中国式××”,语法,语义,文化现象

最近像“中国好声音”、“中国好室友”、“中国好导师”等“中国好××”新词语频频见诸报端。早在2012年7月, “中国好声音”获得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网络媒体中心发布的汉语盘点年度最佳网络词, 然而“中国好××”这类词的广泛使用应该是在“中国好室友”出现之后, 此后, “中国好闺蜜”、“中国好导师”、“中国好作业”、“中国好考生”、“中国好男友”、“中国好爸爸”、“中国好校长”等相关词迅速传播开来。

另外还有一组相关的“中国式××”词语。“中国式”××这一说法最初源自王海鸰《中国式离婚》, 改编成电视剧后曾火热一时, 进而衍生出“中国式××”等说法。2012年出现的网络新词“中国式过马路”, 成为“中国式××”爆发的导火线, 此后媒体上出现大批“中国式××”词语, 如“中国式定价”、“中国式办证难”、“中国式相亲”、“中国式接送孩子”、“中国式插队”, 等等。

不管是“中国好××”也好, 还是“中国式××”也罢, 使用的频率都非常高, 且都与当下国内的热点问题紧密联系, 涉及的领域很广, 政治、经济、娱乐等方面无所不包, 反映的是一些“中国现象”或“中国精神”。下面从语法结构、文化意义等方面就这两类词作探讨。

一、语法结构与搭配方面

(一) 搭配词的词性不同

能够进入“中国好××”框架的多是名词性短语, 所检索到的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 暂只发现一例可以看做兼类词的情况, 即“中国好赞助”, “赞助”一般情况下做动词, 《现代汉语词典》 (第6版) “赞助”条只列出动词词性[1], 但在“拉赞助”等词语中“赞助”应分析为名词, “中国好赞助”中“赞助”又可以理解为名词。“中国式××”所接的既可以是名词性短语, 又可以是动词性短语, 且似乎更倾向于与动词性短语搭配, 从中山日报检索出的“中国式××”标题短语共有11例, 即“中国式开车”、“中国式妈妈”、“中国式救助”、“中国式发明”、“中国式英语”、“中国式农夫”、“中国式养老”、“中国式救赎”、“中国式买房”、“中国式惊悚”、“中国式奢侈”, 11例中有8例是与动词性短语搭配的, 只有“中国式妈妈”、“中国式英语”、“中国式农夫”3例是与名词性词语搭配。相较于“中国好××”, “中国式××”的词性搭配范围更广, 使用更灵活。

(二) 搭配词的音节形式不同

“中国好××”中的“中国好”均是与双音节词搭配, 在新京报上检索到15例与“中国好”相关的标题短语, 如“中国好声音”、“中国好编辑”、“中国好女人”、“中国好地板”、“中国好作业”、“中国好工长”、“中国好考生”、“中国好母亲”、“中国好故事”、“中国好舞蹈”、“中国好厨师”、“中国好闺蜜”、“中国好书名”等, 无一例外均是与双音节短语搭配。“中国式××”的搭配就较为多样, 不仅可以和双音节短语搭配, 还可以和其他多音节短语搭配。同样在新京报上检索到42例“中国式××”标题短语, 如“中国式品酒”、“中国式领队”、“中国式商战”、“中国式审美”、“中国式惊悚”、“中国式民主”、“中国式跨越”、“中国式乡村”、“中国式危机”、“中国式陋习”、“中国式教育”、“中国式休假”、“中国式家委会”、“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本土化”、“中国式反垄断”、“中国式进场费”、“中国式创投困局”、“中国式顶尖特工”、“中国式‘关系现形记’”、“中国式爱情票房”、“中国式慈善透明之路”, 等等, 其中25例是与双音节短语搭配, 17例是与多音节短语搭配。

(三) 词组内部的组配关系不同

“中国好××”的内部语法结构是“中国+ (好+××) ”, “好”修饰后面的“××”, 然后“中国”再做“好+××”的大定语, 比如“中国好导师”中, “中国”做“好导师”的定语, 而“好”又做“导师”的定语, 这是一个逐层修饰的关系。“中国式××”的内部结构则不同, 可分析为“中国式+××”, “中国式”可以做后面的“××”的定语, 比如“中国式家长”中, “中国式”直接做“家长”的定语;“中国式”也可以做后面动词性短语“××”的状语, 比如“中国式过马路”中, “中国式”可分析为“过马路”的状语。两个词的内部组配关系不同。

(四) 搭配分析

不管从搭配词的音节方面, 还是从搭配词的词性方面, “中国式××”都比“中国好××”要灵活得多。究其原因, 应该还是跟词组内部的组配关系有关, 我们可以从韵律方面找到较为满意的解释。冯胜利认为:汉语双音节自成一个韵律单位 (音步) 。汉语韵律词应遵循如下基本规则: (1) 两个音节组成一个独立的音步; (2) 三个音节也组成一个独立的音步, 因为[1#2]和[2#1]都不能说; (3) 四字串必须分为[2#2]格式, 因为没有[1#3]或[3#1]等可说形式; (4) 五字串只能组成[2#3]形式, 因为[3#2]的节律不能说; (5) 六字串除了[2#2/2]节律以外, 不允许其他读法; (6) 七字串的节律只能是[2/2#3], 因为没有其他读法。[2]

具体看, “中国好××”的音步划分应为“中国—好××”, “中国”自成一个音步, 而“好××”内部仍可做音步划分, 如果说“好”后接两音节短语的话, 那么自然与“好”一起组成一个三音节音步, 如果说接三音节短语的话, 那么与“好”一起组成四音节。则冯胜利认为四字串必须分为[2#2]格式, “好”必须与后面一个音节搭伙, 组成两个音节后再与后面两个音节并列, 构成两个音步, 这样处理又与“中国好××”的内部结构相违, 因为“好”是修饰整个后面部分的。同理, 如果说接四音节、五音节甚至更多音节的短语的话, 则都不符合韵律规则, 所以“中国好”后面接的词语只能是双音节的。“中国式××”的音步划分应为“中国式—××”, 前面“中国式”明显为一个三音节音步, 后面搭配的词就比较灵活了, 如果接双音词, 就组成一个两音节音步, 如果接三音节词, 就组成一个三音节音步, 如果接四音节词, 就组成[2#2]格式的两个音步, 依此类推。

二、文化意义及标记方面

(一) 文化意义方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 词汇总是最活跃的部分。胡云晚说:“语言系统中, 词汇最能显示出各异的要求和关心, 最能反应各异的意识和习惯, 一旦社会上出现了新事物、新概念、新思想, 必然会有新词语来承载相应的信息与内容, 新词语携带着强烈的时代信息特征及特定的文化内涵。”[3]陈原指出:“语言这个变量是跟着社会这个变量变化的。社会这个变量不断地在变化, 语言也跟着它在不断地变化。从语言变化的结果可以窥见社会的变化, 这是显而易见的。”[4]

“中国好××”这类新词语往往与当下积极的、应当倡导的现象有关, 通常蕴含并且传递一种正面的、积极向上的力量。大致可以将“中国好××”所反映的内容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 用于称赞人的。如“中国好室友”、“中国好闺蜜”、“中国好校长”、“中国好考生”等, 多是用来表示对一些具有优良品质的人的赞许。 (2) 用于报道标题的。如《杨澜寻找“中国好女人”》 (《新京报》2012-09-15) 、《加多宝如何炼成“中国好赞助”》 (《西安晚报》2013-10-13) 等, 用“中国好××”这样的字眼往往能吸引读者、观众的眼球。 (3) 用于冠名综艺节目或活动的。如“中国好声音”、“中国好商机”、“中国好作业”、“中国好呼吸”等, 具有较强的“眼球效应”, 能提高关注度或收视率。 (4) 用于广告宣传的。如“中国好瓷砖”、“中国好地板”、“中国好空气”等, 用于招揽顾客, 增加销售量。

语言的流变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体现, 新词新语所承载的内容是社会现象的反映。这类“中国好××”词语以略显夸张的语言, 传递给大众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这类词的迅速流行, 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下国民的一种健康积极的心态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肯定。

“中国式××”承载的意义更丰富, 既有积极方面的, 又有消极方面的。积极方面的如“中国式微笑”、“中国式幸福”、“中国式礼仪”、“中国式社会主义”、“中国式叙事”、“中国式梦想”、“中国式好人”、“中国式民主”等, 表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及有关当下民生、政治的具有积极美好意义的方面;消极方面的如“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治堵”、“中国式插队”、“中国式接送孩子”、“中国式定价”、“中国式办证难”、“中国式求人”、“中国式关系”等, 广泛应用于批评社会存在的不良习惯、不良思想、不良风气和不良行为, 从现在的发展态势来看, “中国式××”词语越来越多地用于消极方面。

这类“中国好××”、“中国式××”新词语的大量产生, 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语言是基础, 语言中与文化联系最密切的就是词汇, 文化心理则是联系社会现象和语言的纽带。陈原先生说过:语言变化确实有一些是来自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的[4]。不论是“中国好××”还是“中国式××”, 我们都可以透过这类新词语的表层含义, 探究其承载的深层文化内涵及折射出来的社会文化心理。

(二) 语义标记方面

邢福义说:“我们面对着的世界, 每天都有新的信息内容产生。人类不但需要在已知符号的基础上对客体进行各种分析、归纳、综合、演绎活动, 而且还要不断地创造新的语言符号去捕捉和表现它们。用新鲜的话语表达旧有的事物, 更是文化交流中的一种特殊要求。”[5]

“中国好××”中的“好”字带有明显的语义指向特征, 具有较强的符号标记作用。究其原因, 是因为“好”表示的是美好的意思, 人们很自然地用它来表达正面、积极的东西。“中国好××”这类词传递的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力量, 在词语前冠以“中国”和“好”往往能凸显这种力量感。语言表达方面, 可以给日常语言增加几分活泼和俏皮的气息, 如使用“中国好室友”、“中国好闺蜜”这样的词语, 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指出的是, 一些原本具有贬义色彩的词冠以“中国好××”后, 其贬义色彩被弱化甚至消失, 转而赋予了一定程度的褒义, 如“中国好备胎”等。

“中国式××”中的“式”起标记作用。首先, “式”本来不带感情色彩, 到了“中国式过马路”等词语中, 大部分的“式”带上了贬义色彩, 用来揭示一种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 在网络和媒体的助推下, 这种用法大有上扬之势。这种主观感情的注入, 体现了人们对这些现象的不认同甚至排斥, 把这些信息公布在大众面前, 有助于认识这些问题, 进而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其次, 从人们对事物认识的角度看, 群体出现的事物, 无论在记忆上, 还是在信息的加工处理上, 都优先于孤立的事物, 所以, 以“式”作标记构成的词群, 便于人们对这一类词所反映的社会不良现象进行归类, 这无疑是能起到标记作用的。

三、余论

在互联网、大众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 “中国好××”、“中国式××”这类新词语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 方便了人们表达的需要, 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两类词应该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再回到语法结构的分析, 我们说过, “中国好××”中“中国好”后面搭配的部分只能是双音节词, 而“中国式××”中“中国式”后面的搭配部分则很灵活, 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等都可以, 这是由汉语的韵律所决定的。这就涉及新词语的造词能力方面, 从这一点上来说, 无疑“中国式××”结构的造词能力更强大, 能产性更强。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中国图书走进日本的路径刍议 篇10

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有漫长的“书籍之路”。在隋唐时期，大批的留学僧把汉籍带回日本，并试图以其“复制”其所认同的汉文化。以奈良、平安时代的律令制为代表，日本的许多制度文化都是仿效中国而来的。从大化革新到德川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政治、社会体制的形成和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多数日本人的行为规范。在展示旧日藩校资料的长野资料馆可以看到，幕末藩校所用教材几乎全是中国的古典著作。

到近代以后，随着日本在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制订上愈来愈以欧美社会为价值取向，从中国引进书籍的数量也骤然下落。也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中国从日本引进了“出版”、“著作权”和“版权”等许多现代出版的用语和概念。自此以后，中日间的“书籍之路”呈现出了一种逆向的输出现象，书籍之路由从中国向日本输出逐渐变成了由日本向中国输出。中国从日本引进版权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输出的品种。

新闻出版总署最近公布了2008年版权引进和输出的基本情况，有数据表明我国去年从日本引进了1134种图书，而向日本输出的图书只有56种。

自2002年以来，日本每年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图书品种大致保持在1600种左右，其中包括新书和重印书，内容主要是关于中国的历史、语言和政治。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始终是日本政界、财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日本书店的书架中虽陈列着一些有关中国的图书，但是这些图书多是出自日本人之手，除了语言类图书，其他图书在内容上大多是负面的，正面的内容比较少。这一现象的形成涉及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阅读习惯等多方面的因素，对更深层的原因仍需做具体的分析。就向世界解释和传播中国的内容来说，中国的学界和出版界都有必要打造出能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认同的出版物。在提倡出版业“走出去”的今天更应如此。

搭建汉字文化平台

中国和日本都拥有汉字文化的传统，中国出版界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传统文化领域开发读者市场，搭建共同的汉字文化平台。

就语言文字来说，其中就有不少可以开发的出版资源。日语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日文中至今仍使用大量的汉字。在日语中汉字被称为“真名”，根据汉字创造的日本文字被称为“假名”。汉字的历史和文化也始终是日本读者关注的内容。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山东画报出版社于2005年7月出版了日本学者阿辻哲次所著的《图说汉字的历史》。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至今为止的汉字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为读者提供了翔实的关于汉字的文化和历史知识，获得了读者的好评。与之相比，我国的出版界却未能在日本推出此类产生过广泛社会影响的书籍。可以说，这与近年来日本的汉语热持续升温和孔子学院设立的发展现状不相适应。

由于受到唐诗、宋词等汉籍的影响，日本人对中国的名胜和风土有一种向往之情。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事实是，20世纪70年代，一个日本的游客曾因迷恋古都西安而在当地轻生。周恩来总理曾就善后处理工作做出过具体的指示。

实际上，每年都有大量的日本游客到中国来观光旅游，对旅游指南类图书有一定的需求，然而，由于我国出版业界对这类图书的体例、读者的阅读习惯和便利性等因素考虑不够，相关图书的出版缺乏创意，未能充分占有这一市场。

从1998年开始，中国旅游出版社开始从日本大宝石出版社引进了《走遍全球》丛书，至今已出版40余种，其中的《中国》卷在国内的发行数量也甚为可观，易读性可以说是该书的一个重要卖点。

对于中国出版业界来说，日本仍是一个巨大的有待开发的市场。

首先，因为中日有共同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传统文化领域寻求双方都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日本读者对《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名著都非常熟悉，围绕上述题材所开发的作品只要有原创性，就会有读者市场。如日本作家陈舜臣围绕中国的古典和历史写过许多畅销书，《水煮三国》以及近年来关于《论语》的书籍在日本的畅销也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日本读者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狼图腾》和《兄弟》也一度成为日本媒体热评的对象。从经济和文化效益上来看，日本的出版市场都有开拓的价值。

其次，中国和日本属于共同的文化圈，在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现代性面前所要回答和寻求的解答也具有相似之处。《挪威的森林》等小说在中国的畅销也说明了这一点。出版业者应注意把握中日两国读者的阅读心理，进一步挖掘潜在的读者市场。

再次，近年来日本的汉语热持续不断，孔子学院的设立也为汉语教科书的推广提供了机遇。但就日本的汉语教科书市场来说，尚没有被广泛认可的教材，如何出版适应日本市场的教科书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利用政策“借船出海”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国家先后出台了“金水桥计划”和“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通过资助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形式，以扩大中国文化、中国出版在国际上的影响。

“金水桥计划”自2004年下半年开始启动。目前已与美国、法国、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外知名出版机构签署了资助出版中国图书的协议。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三年来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共资助出版中国图书翻译项目990种，1381部，涉及36个国家，21个文版，156家出版社，推荐目录的图书已有2000多种。

这种资助出版的方式，不仅有利于减少出版发行工作的成本，而且有利于提高翻译质量，而出版机构“借船出海”，用不多的资金，就能顺利进入外国图书市场主流销售渠道。

中国和日本之间具有悠久的出版交流的历史。就“借船出海”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20世纪初期，商务印书馆与日本出版界的合作最为人知。日本著名的出版家内山完造自1917年在上海开设门店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事业，直至今日，位于东京神保町书店街的内山书店仍是主要销售中国书籍和同中国有关书籍的专业书店。作为主业的一环，该书店还出版与中国有关的书籍。

此外，成立于1951年的东方书店也是一家销售中国书刊的书店。东方书店在日本的同类行业中是规模最大的一家，其社长还是日本“中国书籍恳谈会”的会长。该店也是“金水桥计划”的出版资助对象，曾出版过数十种中国图书。东方书店与中国的出版业界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今后仍有不可忽视的合作潜力。

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有不少日本的出版社已开展了与中国的出版合作业务，但对于大多数出版人士来说，他们依然对中国的出版现状、流程和法规等缺乏充分的了解，因而对在中国展开业务也缺乏足够的信心。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是世界出版大国之一，在销售额上仅次于美国，中日之间的出版交流应比欧美频繁才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西方的主要出版社都纷纷在中国设立机构和开展业务时，日本的主要出版社对在中国设立相关机构却停步不前，这种现象直到近几年才有所改观。这说明在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他山之石

在东亚文化圈中，日本是最早推行出版产业化的国家，因而在日本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出版文化理念。1947年，岩波书店所做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向中国的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寄赠新出的图书，并且，这种赠书活动一直持续直今。

岩波书店的社标是一个“播种人”的形象。对出版人来说，出版的首要职责应是传承文化，文化理性是第一位的，而不应该是经济理性。在通过何种方式能把文化传承的职责做深、做透上，岩波书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实际上，岩波书店在中国之所以能广为认知，也有赖于其与众不同的出版理念。一个企业的知名度并不一定仅仅来自广告和宣传。在这种意义上，岩波书店的经营和出版文化理念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