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细胞外因子（精选八篇）
细胞外因子 篇1
1 材料和方法
成年家养母犬购自周边农村。重组人的生长因子IGF-Ⅰ及TCM199均购自Sigma公司。
1.1 卵母细胞采集
手术采集发情犬卵巢, 用37℃灭菌生理盐水充分冲洗。穿刺法和切割回收卵泡中的卵丘卵母细胞复合体 (COCs) , 用磷酸缓冲液 (PBS) 冲洗。
1.2 卵母细胞成熟培养
体视显微镜下收集COCs, 除去其中的裸卵和透明带变形卵, 然后用洗卵液清洗3次, 置于含有2 m L成熟培养液TCM199中, 移入50μL培养微滴中, 在38℃、5%CO2、饱和湿度下培养72 h。机械方法除去COCs周围卵丘细胞, 得到裸卵。在培养基中添加50, 100和200 ng/m L的IGF-Ⅰ;在上述实验的基础上把COCs换成裸卵, 其他条件均相同, 每个实验重复3次。通过生发泡状态和减数分裂Ⅱ期卵母细胞比率评价生长因子对犬卵母细胞体外成熟的效果。对照组不添加生长因子。
1.3 数据分析
试验所得数据均用卡方 (χ2) 检验其差异显著性。
2 结果
2.1 IGF-Ⅰ对犬卵母细胞体外成熟的效果
在成熟培养基中培养72 h后, 不考虑退化的卵母细胞, 和对照组相比, 各个浓度的IGF-Ⅰ有效提高了卵母细胞进入减数分裂Ⅱ期比率, 浓度为50 ng/mL时具有最大的比率 (P<0.05) 。见表1。和对照组相比, 培养48 h后, 各个浓度的IGF-Ⅰ没有明显促进犬卵母细胞生发泡破裂的比率和进入减数分裂Ⅰ期的比率。见表2。
注:体外成熟, 每个试验重复3次,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0.05) 。括号内为百分率。
注:体外成熟, 每个实验重复3次,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0.05) 。括号内为百分率。
2.2 IGF-Ⅰ对犬裸卵体外成熟的效果
IGF-Ⅰ处理过的裸卵达到减数分裂Ⅱ期和Ⅰ期的比率和COCs相比没有明显提高, 见表3。退化的卵母细胞比率和COCs相比明显下降 (数据未显示) 。
3 讨论
卵母细胞成熟受细胞因子、促性腺激素及其他多种物质的调节, 最成功的体外卵母细胞成熟体系在培养基中添加胎牛血清或者发情前期血清。血清包括蛋白质、脂肪酸、维生素、激素和生长因子等许多复杂成分。利用无血清体系, 可以观察生长因子对卵母细胞成熟的效果并且能排除血清中未知因子的影响。研究证明, IGF-Ⅰ促进体外卵母细胞成熟和其浓度有一定关联。IGF-Ⅰ对犬卵母细胞体外成熟影响还没有报道。IGF-Ⅰ具有促进卵母细胞成熟的作用。IGF-Ⅰ不能刺激小鼠卵母细胞生发泡的破裂, 但是可以促进大鼠卵母细胞减数分裂的重新启动。可能IGF-Ⅰ活化细胞膜上的IGF-Ⅰ受体, 引起促成熟因子家族 (MPF) 中的p34的去磷酸化来发挥促成熟作用。IGF-Ⅰ和其相应受体结合, 促进胞质和胞膜的信号分子和第二信使的产生。这些物质参与细胞蛋白质的合成和磷酸化过程, 进而促进卵母细胞的成熟。研究证明, IGF-Ⅰ促进COCs的成熟, 但是对裸卵却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个结论支持生长因子协同卵丘细胞传导刺激成熟的信号给卵母细胞而导致其成熟的假设。
个
注:括号内为百分率。
猪卵母细胞生发泡破裂 (GVBD) 随着微滴中COCs数量增多而下降。卵丘细胞产生GVBD抑制因子并分泌到培养基中。该因子通过抑制缝隙连接的破坏而阻止GVBD的发生。卵母细胞和颗粒细胞通过缝隙连接的联系被中断后才能使卵母细胞减数分裂重新启动。研究表明, IGF-Ⅰ未能有效减少GVBD阶段卵母细胞的数量。说明在培养时间段内其没有改变卵母细胞和颗粒细胞间通过缝隙连接建立的联系, 在初期促进卵母细胞减数分裂的启动。
试验中, 在培养72 h的时间段内退化的卵母细胞比率很高 (数据未显示) 。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时间的延长, 卵母细胞由于营养供应障碍, 出现退化死亡。
细胞外因子 篇2
【主要成份】基因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性状】为白色粉末或块状，装于无色透明小瓶中(冻干粉针剂)。
【适应症】骨髓移植时促进中性粒细胞数的增加;预防抗肿瘤化疗药物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及缩短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持续期间;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先天性及原发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免疫抑制治疗(肾移植)继发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用法用量】
骨髓移植时促进中性粒细胞数的增加通常在骨髓移植后次日至第5天后开始给药，5ug/kg，每日1次静脉点滴。当中性粒细胞数增加到5000/mm3以上时，在继续观察症状的同时，中止给药。
预防抗肿瘤化疗药物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及缩短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持续期间
实体瘤：通常在抗肿瘤化疗药物给药结束后次日开始给药，2ug/kg皮下注射，由于潜血等导致皮下注射因难时，可静脉注射(含静脉点滴)5ug/kg，每日1次。当中性粒细胞数(白细胞数)经过低值之后，中性粒细胞增加到5000/mm3以上时，在继续观察症状的同时，中止给药。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通常在抗肿瘤化疗药物给药结束后次日开始给药，5ug/kg，每日1次静脉注射(含静脉点滴)。当中性粒细胞数增加到5000/mm3以上时，在继续观察症状的同时，中止给药。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成年患者通常从中性粒细胞数低于1000/mm3时开始给药，5ug/kg，每日1次静脉注射。当中性粒细胞数增加到5000/mm3以上时，在继续观察症状的同时减少给药量或中止给药。
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通常从中性粒细胞数低于1000/mm3时开始给药，成人5ug/kg，每日1次静脉注射。儿童5ug/kg，每日1次皮下或静脉注射。当中性粒细胞数增加到5000/mm3以上时，在继续观察症状的同时减少给药量或中止给药。
先天性及原发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通常从中性粒细胞数低于1000/mm3时开始给药，2ug/kg，每日1次静脉或皮下注射。当中性粒细胞数增加到5000/mm3以上时，在继续观察症状的同时减少给药量或中止给药。
免疫抑制治疗(肾移植)继发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通常从中性粒细胞数低于1500/mm3(白细胞数3000/mm3)时开始给药，2ug/kg，每日1次皮下注射。当中性粒细胞数增加到5000/mm3以上时，在继续观察症状的同时，减少给药量或中止给药。
【药理作用】
本药为一种结构与来源于人的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基本无差异的糖蛋白造血因子，作用于骨髓中的粒细胞系祖细胞，促进其向中性粒细胞分化和增殖。在本制剂存在的条件下，用小鼠骨髓细胞培养，测定集落形成的结果表明，本制剂作用于粒细胞、巨嗜细胞系集落形成单位(CFU-GM)，但对红细胞(BFU-E，CFU-E)及巨核细胞系(CFU-Meg)的集落形成无促进作用。
本制剂具有动员和增加正常或使用抗癌药物的小鼠外周血的造血干祖细胞的作用，具有促进中性粒细胞恢复的作用，不但能使小鼠的已被减弱的抗感染力恢复到正常水平，而且还增强了抗菌素的治疗效果。在急性髓性白血病小鼠中，能改善因肿瘤化疗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同时缩短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周期。用人外周血单核细胞进行的混合淋巴细胞反应表明，本制剂不影响器官移植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效果。此外，移植物抗宿主反应亦表明，本制剂不影响所用免疫抑制剂的效果。
【不良反应】
休克 ：因有引起休克的可能，故须严密观察，一旦发现异常，应中止给药并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
间质性肺炎 ：因有诱发或恶化间质性肺炎的可能，故须严密观察，当出现发热、咳嗽、呼吸困难及胸部X线检查异常等情况时，应中止给药并采取给予肾上腺皮质激素等适当的处理措施。
幼稚细胞增加 ：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患者，因会促使幼稚细胞增加，故须严密观察，一旦发现幼稚细胞增加，应中止给药。
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 ：因出现过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故应严密观察。当出现急速的进展性呼吸困难、低氧血症、胸部X线透视出现双肺弥漫性浸润阴影等异常情况时，应中止给予本制剂，并采取妥当的呼吸管理等处理措施。
皮肤 ：皮疹、发疹，瘙痒感，荨麻疹。
肝脏：GOT，GPT上升等肝功能异常。
消化系统 ：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腹泻，腹痛。
肌肉、骨骼系统 ：骨痛，腰痛，腰背部痛，胸部痛。
呼吸系统 ：肺水肿、呼吸困难、低氧血症， 胸水。
血液 ：血小板减少。
其他：ALP、LDH、CRP、尿酸升高，发热，头痛，心悸，浮肿，倦怠感。
【注意事项】
有药物过敏史者，过敏体质者，重度肝、肾、心、肺功能障碍的患者慎用。
本制剂的使用对象限于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患者。用药期间，应定期检查血象，注意避免使中性粒细胞数(白细胞数)增加到必要值以上。当发现中性粒细胞数(白细胞数)增加到必要值以上时，需采取减少用量或暂时停药等措施。
因有引起过敏反应的可能，故一旦发生过敏反应，应立即中止给药并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此外，为预防过敏反应的发生，在使用本制剂前，应对患者进行充分的问诊，并望事先做皮试。
用于骨髓移植患者时，若其原发病为髓细胞性白血病，须在使用本制剂前采取细胞进行体外试验，以确认本制剂的刺激是否会导致白血病细胞的增殖。此外应定期进行血液及骨髓检查，当发现幼稚细胞增加时，中止给药。
对化疗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患者，应该避免在化疗前24和后24小时期间使用本产品。对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建议在用药前采取细胞进行体外试验，以确认本制剂无促进幼稚细胞集落增加的作用。
对采用免疫抑制治疗(肾移植)继发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患者给药时，应充分观察并调节给药量，使中性粒细胞数维持在2500/mm3(白细胞5000/mm3)以上。有报道，再生障碍性贫血及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患者使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制剂后，转化成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或急性髓性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及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患者使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制剂后，出现染色体异常。长期使用格拉诺赛特的安全有效性尚未建立，有报道可见脾脏增大。格拉诺赛特仅供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禁忌】对本制剂或其他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制剂有过敏反应者 ;严重肝、肾、心、肺功能障碍者禁用。对骨髓中幼稚细胞没有充分减少的髓性白血病患者及在外周血中确认到有幼稚细胞的髓性白血病患者，有可能增加幼雅细胞。
【药物相互作用】本制剂不得和其他药剂混合注射。
【贮藏】10°C以下，避冻保存。
【有效期】3年
【生产企业】日本中外制药株式会社
细胞外因子 篇3
1材料
SD雄性大鼠60只,体重160 ~ 180 g,鼠龄2 ~ 3月,购自首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科学部[动物的合格证号: SCXK( 京) 2006-0009]。加味消渴康由生黄芪10 g、山茱萸30 g、生薏苡仁30 g、水蛭6 g、葛根30 g、丹参10 g、决明子10 g组成,所需药材购自北京祥威药业公司; 氯沙坦钾片( 购自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100438) ,链脲佐菌素( 购自美国Sigma公司) ,大鼠TGFβ-1ELISA试剂盒( 购自上海蓝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鼠Smad-4 ELISA试剂盒( 购自上海蓝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鼠MMP-9 ELISA试剂盒( 购自上海蓝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大鼠TIMP-1 ELISA试剂盒( 上海蓝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2方法
2. 1动物模型制备及分组
本实验采用单侧肾切除加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的方法制作DN大鼠模型: 将造模大鼠适应性饲养1周后,行右侧肾脏切除术。术后2周,禁食12小时,按50 mg /kg的剂量进行单次腹腔内注射链脲佐菌素。72小时后,尾静脉采血,用稳步血糖仪测定大鼠血糖,用尿糖试纸测大鼠随意尿糖,血糖浓度≥16. 7 mmol/L,尿糖定性> + + + ,确定DN造模成功［5］。将造模成功的50只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氯沙坦组( 5. 2 mg /kg·d) 、加味消渴康小剂量组( 13. 125 g /kg · d) 、加味消渴康中剂量组( 26. 25 g/kg·d) 、加味消渴康大剂量组( 52. 5 g/kg·d) 灌胃,此外,另取10只大鼠作为正常对照组,每日1次,连续灌胃12周,正常组及模型组每日灌服2 ml蒸馏水。
2. 2标本采集和观察指标检测
各组大鼠于第12周末进行肝脏取材,每只取下150 ~ 200 mg肝组织,加入生理盐水,肝组织重量与生理盐水量比例为1∶ 7。在冰浴中制备匀浆后4℃ 3000 r离心20分钟,取上清液0. 1 ml,放入4℃ 冰箱备用。取出大鼠TGF-β1,Smad-4,MMP-9和TIMP-1 Elisa试剂盒,于室温( 25 ~ 30℃ ) 放置30分钟。取出酶标板,按照标准品的次序分别加入50 μl的标准品溶液于空白微孔中。空白微孔中加入50 μl的样品,空白对照加入50 μl的蒸馏水。在各孔中加入100 μl的酶标记溶液( 不含空白对照孔) 。将酶标板用封口胶密封后,37℃ 孵育反映1小时( 在孵育箱中保持稳定的温度与湿度) 。充分清洗酶标板5次, 保持各孔有充足的水压( 浓缩洗涤液以1∶ 100的比例与蒸馏水稀释) 。酶标板洗涤后用吸水纸彻底拍干。 各孔加入显色剂A、B各50 μl后37℃避光反映10 ~ 15分钟。各孔加入50 μl终止液,终止反应。
2. 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 0进行统计处理,各组计量数据均以均数 ± 标准差( ± s)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考查显著性,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检验。以P < 0. 05作为显著性差异,P < 0. 01作为极显著性差异。
3实验结果
各组大鼠肝组织TGF-β1与Smad-4表达的测定结果见表1。
与正常组相比,各组大鼠TGF-β1,Smad-4和TIMP-1的含量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或P < 0. 05) 。而MMP-9的含量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与模型组相比,各治疗组TGF-β1和Smad-4的含量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或P < 0. 05) 。而TIMP-1的表达具有降低的趋势,MMP-9的表达则具有升高的趋势,本实验并未发现两者具有统计学差异。
4讨论
“肝肾同源”是中医的经典理论之一,它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本实验在基于该理论的前提下对DN大鼠肝脏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在此,笔者主要从以下四点进行分析。
4. 1肝与肾在生理上关系密切
肝属东方甲乙木,主疏泄,调畅气机,调节气血津液的代谢,疏泄情志,肝藏血,以生发为特性。肾属北方壬癸水,主闭藏,主水,通过蒸腾气化调节人体水液的代谢,肾藏精,主生长发育和生殖。肝肾在生理方面密切相关,首先,在五行之中,水生木, 木为水之子,故肝肾为子母关系,其气相通,肝木得到肾水的滋养才能得以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其次,肝藏血,肾藏精,而精血同源,故肝中之血与肾中之精可以相互化生,肝血可以下达于肾以滋养肾精,使肾精化而有源; 同样肝血也有赖于肾精的滋生。与此同时,肾藏精,主骨生髓,骨中精髓与血液也可相互化生［6］,此外,肝与肾在经脉上的循行上密切相关,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阴肾经都循行于身体内侧,并交会于“三阴交”,同时也通过奇经八脉而相互关联,经气互通。若肝肾的经气不利,势必会导致肝肾的相关功能紊乱。因此,肝肾在生理上相互依存,关系密切。
注: 与正常组相比aP < 0. 01,bP < 0. 05与模型组相比cP < 0. 01,dP < 0. 05.
4. 2肝与肾在病理上相互影响
肝与肾不仅在生理上关系密切,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其在病理上也相互影响。本实验以糖尿病肾病大鼠为模型,试图探讨在大鼠肾脏发生损伤时的肝损伤情况。实验结果显示,模型组大鼠肝脏中的TGF-β1,Smad-4和TIMP-1的表达与正常组相比具有显著性的升高,MMP-9的表达则具有显著性的降低。此结果说明,从该指标的层面上来看,DN大鼠的确存在肝损伤。而在针对DN大鼠进行治疗后,肝中TGF-β1与Smad-4的表达明显下调,且TIMP-1和MMP-9也不同程度的降低和升高的趋势。这说明在针对DN大鼠肾脏治疗的同时,肝损伤也得到了一定的修复,即两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与中医的“肝肾同源”理论相符。中医理论认为,若肾水亏竭不能涵养肝木; 或肝阳过亢,劫耗肾阴; 或肾精亏耗,肝血不足,最终都可以导致肝肾双方阴血的不足,会因为“母病及子”或“子盗母气”而引发肝肾阴虚,肝阳上亢, 肾精亏虚等病理表现。基于此,笔者推断TGF-β1 / Smad通路及TIMP-1 / MMP-9对ECM代谢调节的紊乱可能也是上述中医理论在微观层面的体现之一,同时,该实验也说明了肝与肾在病理上的可以相互影响。
4. 3加味消渴康对DN大鼠肝脏具有保护作用
本实验通过选取糖尿病肾病大鼠肝脏内TGFβ1 ,Smad-4 ,MMP-9和TIMP-1进行研究,治疗方药采用了耿建国教授治疗糖尿病肾病的验方加味消渴康。该方由黄芪、山茱萸、生薏苡仁、 葛根、决明子、丹参、水蛭组成,全方具有健脾益肾,祛瘀化浊的功效［7］。治疗12周后,各治疗组与模型组相比,TGF-β1,Smad-4和TIMP-1水平均有不同程度降低,MMP-9有一定的升高趋势, 且TGF-β1,MMP-9,TIMP-1的变化趋势与其在肾脏中的水平变化趋势一致［8-9］。说明加味消渴康针对DN大鼠肝中TGFβ1和Smad-4水平升高的结果,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其通过降低肝中TGF-β1和Smad-4的表达,起到保护肝损伤的作用。由此可知,加味消渴康在针对DN大鼠肾脏治疗的同时,肝损伤也得到了一定的修复,此结果也为中医的“肝肾同源”理论相符提供了一定的实验依据。
5展望
研究发现,在糖尿病肾病大鼠中,肝脏也存在损伤,且针对大鼠的糖尿病肾病进行治疗后,肝损伤有所减轻,这是“肝肾同源”理论在病理和治疗上的具体体现。而中医对糖尿病肾病的治法颇多,因此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可以根据不同的辨证要点, 选用不同种类治法的方剂进行探讨,从而可以更有效的指导临床实践。
“肝肾同源”的内容非常广泛,笔者目前仅在肾损伤的同时探索肝脏的损伤情况。今后可以通过建立肝损伤的模型来探讨肾脏的相关状态,或者根据“肾主骨,生髓,通于脑”的理论来研究脑的状态。 通过对各个不同的角度的探讨,“肝肾同源”理论的实验依据将会日趋完善。
细胞外因子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2012年5月‐2015年6月期间收治的96例SACC患者手术中切除的病理标本, 患者手术前均未进行抗肿瘤治疗, 病理资料保存完整。其中, 男42例, 女54例;年龄42~85岁, 平均 (61.4±3.5) 岁。发生部位:大唾液腺50例, 小唾液腺46例。唾液腺肿瘤组织分型:筛状型及管状型 (统称筛管型) 68例, 实性型28例。恶性肿瘤TNM (tumor node metastasis) 分期:其中Ⅰ期患者19例, Ⅱ期患者21例, Ⅲ期患者30例, Ⅳ期患者26例。确认神经侵袭病例32例, 未发生神经侵袭病例64例。转移病例19例, 未转移病例77例。复发病例31例, 未复发病例65例。
1.2 方法
1.2.1 主要试剂
一抗:由Abcam生产的兔抗人多克隆Slug抗体;由Santa Cruz生产的兔抗人多克隆EMMPRIN抗体;由Bioss生产的兔抗人多克隆E-cadherin抗体。二抗:由中杉金桥生产的SP-9001试剂盒。
1.2.2 检测方法
将所有标本甲醛固定、石蜡包埋并制成4μm切片。使用链霉菌亲和素-过氧化物酶 (streptavidin-perosidase, SP) 三步法检测切片组织中Slug、EMMPRIN以及E-cadherin的表达, 使用二甲苯浸泡标本使标本脱蜡, 梯度乙醇水化, 放入3%H2O2, 在室温下孵育15 min, 消除过氧化物酶活性。将标本置于浓度为0.01 mol/L的枸橼酸钠缓冲液中煮沸15 min, 将煮沸的标本进行20 min自然冷却, 后加快冷却至室温, 并使用磷酸盐缓冲液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PBS) 液洗涤3次, 3 min/次。滴入山羊抗兔二抗工作液 (Ig G/Bio) , 生物素标记, 30 min室温孵育。滴入链霉卵白素工作液 (S-A/HRP) , 30 min室温孵育。后再次使用PBS洗涤3次, 3 min/次。二氨基联苯胺 (diaminobenzidine, DAB) 显色, 苏木精染色, 乙醇脱水, 干燥, 树胶封片。以PBS代替一抗滴入作为空白对照组。
1.3 观察指标
观察唾液腺腺样囊性癌组织中Slug、EMMPRIN和E-cadherin表达情况, 分析三者与SACC病理特征的关系。观察三者间相关性情况。免疫组化结果由本院2名检验科资深医师进行检验, 显微镜方法倍数400倍, 视野中出现棕黄色颗粒细胞为阳性细胞。以阳性细胞数量计算组织病理特征。视野计数阳性细胞低于5%为阴性;视野计数阳性细胞等于5%~50%为弱阳性;视野计数细胞大于50%为阳性。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8.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s) 差表示, 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 (%) 表示, 行2检验;采用Fisher概率检验对三者间相关性进行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Slug、EMMPRIN和E-cadherin在SACC中的表达情况
Slug为强阳性表达, 表达率高达77.08%;EMMPRIN为强阳性表达, 表达率为68.75%;E-cadherin为弱阳性表达, 表达率为52.08%。见表1。
2.2 Slug、EMMPRIN和E-cadherin在SACC中的表达与SACC病理特征的关系
SACC组织中Slug、EMMPRIN和E-cadherin的表达性别、年龄与部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Slug、EMMPRINⅢ、Ⅳ期阳性率与Ⅰ、Ⅱ期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Slug、EMMPRIN实性型阳性率分别为91.43%、94.29%, Slug、EMMPRIN筛管型阳性率分别为68.86%、54.10%, Slug、EMMPRIN实性型阳性率明显高于筛管型阳性率 (P<0.05) ;Slug有神经侵袭、转移和复发的阳性率分别为93.75%、91.67%和90.32%, Slug无神经侵袭、转移和复发的阳性率分别为68.75%、68.33%和70.77%, EMMPRIN有神经侵袭、转移和复发的阳性率分别为93.75%、97.22%和87.10%, EMMPRIN无神经侵袭、转移和复发的阳性率分别为56.25%、51.67%和60.00%, Slug、EMMPRIN有神经侵袭、转移和复发的阳性率明显高于无神经侵袭、转移和复发 (P<0.05) ;E-cadherin在Ⅰ、Ⅱ期的阳性率明显高于Ⅲ、Ⅳ期 (P<0.05) ;E-cadherin筛管型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实性型 (P<0.05) ;E-cadherin无神经侵袭、转移和复发的阳性率明显高于有神经侵袭、转移和复发 (P<0.05) 。见表2。
2.3 Slug、EMMPRIN在SACC中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SACC中Slug的表达与EMMPRIN呈明显正相关 (r=0.836, P=0.002) 。见表3。
2.4 Slug、E-cadherin在SACC中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SACC中Slug的表达与E-cadherin呈明显负相关 (r=-0.542, P=0.025) 。见表4。
2.5 EMMPRIN、E-cadherin在SACC中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SACC中EMMPRIN的表达与E-cadherin呈明显负相关 (r=-0.461, P=0.031) 。见表5。
3 讨论
SACC是一种临床上唾液腺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 具有较强的侵袭性和转移性。与大多数恶性肿瘤相同, SACC手术治疗效果较佳, 但对于SACC患者术前术后的病理分析较为重要, 如何采取可靠的观察指标观察患者术后的预后情况是关键。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越来越多的肿瘤指标物被人们挖掘出来, 成为肿瘤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 为临床肿瘤病人预后的评估奠定了依据。为进一步研究SACC转移、侵袭等过程, 本文对SACC组织进行研究, 观察Slug、EMMPRIN以及E-cadherin在SACC中表达情况, 分析与病理特征的关系以及三者互相的关系。
Slug属于锌指转录因子家族, 是一种具有锌指结构的上皮-间质转化转录因子, 在肿瘤EMT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最初学者发现其参与了神经胚的形成和发育。随着肿瘤发病率的不断升高, 人们又在恶性肿瘤中发现了Slug的身影, 而在恶性肿瘤中, Slug一般表现为过度表达, 引起了相关专家学者的兴趣[5]。随后研究发现, Slug在恶性肿瘤EMT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且参与了恶性肿瘤的转移和侵袭[6]。在本文中对SACC组织中Slug的表达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Slug在SACC中呈现强阳性表达, 表达率高达77.08%, 显著高于Tang等[7]研究正常唾液腺组织中阳性表达率的0% (0/10) 。本文观察Slug与病理特征关系的研究中发现, Slug在Ⅲ、Ⅳ期的阳性率明显高于Ⅰ、Ⅱ期, 实性型的阳性率明显高于筛管型, 有神经侵袭、转移、复发的阳性率明显高于无神经侵袭、转移、复发 (P<0.05) 。同时证实了Slug在SACC中发生、发展、转移复发以及侵袭中的重要性。
EMMPRIN是免疫球蛋白家族中的一员, 是跨膜糖蛋白的一种, 研究人员首次在肿瘤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中发现[8]。有研究显示EMMPRIN可诱导部分基质金属蛋白酶 (matrixmetalloproteinase, MMPs) 的表达[9]。EMMPRIN通过刺激成纤维细胞降解细胞外基质和基底膜, 从而增强肿瘤细胞的侵袭力和转移能力。在正常细胞中, EMMPRIN位于细胞膜上, 而当EMMPRIN转移至细胞质中时会诱导MMPs的表达。谢宏亮等[10]的研究中使EMMPRIN沉默表达, 结果发现恶性肿瘤的侵袭力明显降低, 体现了EMMPRIN参与了恶性肿瘤细胞的转移和侵袭。本文中研究结果显示, EMMPRIN在SACC组织中呈强阳性表达, 表达率高达68.75%。结果显示EMMPRIN可能是通过调节MMPs的表达从而达到增强恶性肿瘤细胞侵袭力的结果。本文中还显示, EMMPRIN在Ⅲ、Ⅳ期的阳性率明显高于Ⅰ、Ⅱ期, 实性型的阳性率明显高于筛管型, 有神经侵袭、转移和复发的阳性率明显高于无神经侵袭、转移和复发 (P<0.05) 。同样证实了其在SACC中的重要性和影响。
E-cadherin是钙黏附蛋白的一种, 主要功能是介导细胞之间的互相黏附, 在以往作为EMT的重要标志[11]。E-cadherin的下调会使细胞发生EMT, 使细胞丧失细胞极性和细胞间连接, 从而导致细胞形态结构向间质细胞的特征转化, 使肿瘤细胞具备了转移能力[12]。目前对大肠癌、前列腺癌、肝癌及肺癌等多数研究均发现E-cadherin的表达明显下调, 表明EMT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均起到重要作用[13,14]。因此本文对SACC组织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E-cadherin在SACC组织中呈弱阳性, 阳性表达率仅为52.08%, 远低于骆一西等[15]研究的正常唾液腺组织中表达的100%。本文还发现E-cadherin与病理特征的关系与Slug、EMMPRIN不同, 在Ⅰ、Ⅱ期的阳性率明显高于Ⅲ、Ⅳ期, 筛管型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实性型, 无神经侵袭、转移和复发的阳性率明显高于有神经侵袭、转移和复发 (P<0.05) 。
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Slug、EMMPRIN和E-cadherin三者在SACC中的表达情况, 结果发现, SACC中Slug的表达与EMMPRIN呈明显正相关 (r=0.836, P<0.05) ;Slug的表达与E-cadherin呈明显负相关 (r=-0.542, P<0.05) ;EMMPRIN的表达与E-cadherin呈明显负相关 (r=-0.461, P<0.05) 。
细胞外因子 篇5
1 材料和方法
1.1 细胞培养
HGF来自于健康阻生牙拔除时患者的牙龈,HPDLC取自拔除健康正畸牙的根中1/3,志愿者无系统性疾病。人牙周膜细胞或人牙龈成纤维细胞用含有100 U/ml青霉素和100 μg/ml 链霉素的DMEM培养液(Dulbecco's modified Eagle medium's,flow laboratories, Mclean, VA, USA)液清洗3 遍,将分离的组织块贴在培养皿底部,尽量保留组织量(面积越大越易成活),用盖玻片覆盖在组织面上,放置于加有10% FBS的DMEM 培养液中, 37 ℃、 5% CO2 孵箱中培养。
1.2 细胞处理
HGF和HPDLC分别种在6孔板中,每孔浓度为1×105 个细胞, 3 d后细胞单层融合,用人工合成的IL- 1β浓度为25 ng/ml (Genzyme Co. Boston, MA) 和PGE2 浓度为10-6 mol/L(Sigma chemical Co.St Louis, MO)分别在 1、 3、 6、 12、 24、 48 h加入。根据实验结果, HPDLC在IL- 1β浓度分别为 0.25、 2.5、25、 250 ng/ml下培养6 h,HGF培养12 h,观察不同浓度的IL- 1β对细胞的影响。
1.3 RT- PCR
用1 ml TRIzol (Gibco)处理离心后收集的细胞,沉淀出总RNA并冲洗重新溶在DEPC处理后的水中, 总 RNA 用浓度测量仪(MicroAmp, PE Co, Foster City, CA)在光波长为 260 nm处测量并计算浓度。每个反应试管中加入2 μg 总RNA和 RT反应混合物(总量 25 μl), 包括转录酶superscriptTMII(Gibco BRI) 和随机引物(Takara Shuzo CO., LTD)。 cDNA合成条件为 25 ℃,10 min, 42 ℃ 50 min, 70 ℃ 10 min。
PCR的扩增反应物为20 μl含Taq polymerase(EX TaqTM Takara Shuzo CO., LTD)。 ODF, OCIF和GAPDH引物分别如下: ODF- F (TAA TCA GGA TGG CTT TTA TTA CCT G, nucleotides 583～608), ODF- R (TGT AAATAC GCG TGT TCT CTA CAA G, nucleotides 1081～1106), OCIF- F (TTG CCC TGA CCA CTA CTA CAC A, nucleotides 192～214), OCIF- R(GCC GTT TTA TCC TCT CTA CAC T, nucleotides 728～750), GAPDH- F (TCA TCT CTG CCC CCT CTG CTG, nucleotides 418～439), GAPDH- R(GCC TGC TTC ACC ACC TTC TTG, nucleotides 833～854). ODF PCR 反应条件为94 ℃ 1 min, 58 ℃ 30 s, 72 ℃ 45 s,共27 个循环。 OCIF PCR反应条件为 94 ℃ 1 min, 62 ℃ 30 s, 72 ℃ 45 s,25 个循环,GAPDH PCR反应条件为94 ℃ 1 min,58 ℃ 30 s, 72 ℃ 45 s,共22 个循环。
1.4 Southern blots 及RT- PCR的半定量分析
5 μl PCR 产物在2%琼脂中电泳并转移到尼龙膜上(Amersham Pharmacia Biotech Limited, England)。用常规Southern- blot来检测PCR产物,并用software BAS 2000来做定量分析,用GAPDH基因来标准化。特异性探针为:cDNA: ODF, (GGT CTG GAG AGG AAA TCA GCA TCG AGG TCT CCA ACC CCT CCT TAC TGG ATC CGG ATC AGG nucleotides 810～870); OCIF, (CAG TAC GTC AAG CAG GAG TGC AAT CGC ACC CAC AAC CGC GTG TGC GAA TGC AAG GAA GGG nucleotides 471～531); GAPDH, (CCC TCC GGG AAA CTG TGG CGT GAT GGC CGC GGG GCT CTC CAG AAC ATC ATC CCT GCC TCT nucleotides 631～691)。
2 结 果
25 ng/ml IL- 1β加入HPDLCs 和HGFs 1、 3、 6、 12、 24、 48 h后,HPDLC中ODF mRNA的表达在6 h时达到峰值,是空白对照组的989%(均用GAPDH基因标准化后)(图 1B)。HGFs在12 h时ODF mRNA的表达达到峰值,为对照组的1267%(图 2B)。 24 h后2 种细胞中ODF mRNA均回到基础水平。 25 ng/ml IL- 1β刺激下,1、 3、 6、 12、 24、 48 h后,OCIF mRNA在HPDLCs 和 HGFs的表达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升高,呈明显梯度增高趋势(图 1C, 2C)。
在浓度梯度实验中,根据以上实验结果,HPDLC取IL- 1β刺激6 h后ODF mRNA 和 OCIF mRNA的表达值, HGFs采用12 h ODF mRNA 和 OCIF mRNA的表达值。 HPDLCs 和 HGFs在IL- 1β作用下OCIF表达较ODF敏感, 当IL- 1β在低浓度2.5 ng/ml 时OCIF mRNA 明显升高,HPDLCs中OCIF的表达为对照组的177%; HGFs中OCIF的表达为对照组的168%, 而这时 ODF mRNA 没有变化(图 3C,4C),IL- 1β浓度为250 ng/ml时HGFs和HPDLCs中的ODF才开始发生变化,其浓度为250 ng/ml时ODF合成明显升高(图 3B, 4B)。
浓度为10-6 mol/L PGE2 12 h后使HPDLCs中ODF mRNA的表达达到峰值,为对照组的1381%,HGF细胞对PGE2的反应似乎比HPDLCs敏感,在3 h后就达到峰值,为对照组的454%。 在2 种细胞中ODF mRNA 的表达都是短暂的。 在HPDLC中24 h后ODF mRNA开始下降,在HGFs中6 h后下降,PGE2 对 OCIF mRNA在这2 种细胞中的表达没有影响(图 5、6)。
3 讨 论
以往的研究表明ODF不仅在松质骨和骨髓中查到,在胸腺、肺、脾甚至淋巴结中都可以测到。本研究中在HPDLC 和 HGF中也检测到ODF mRNA和 OCIF mRNA。 牙周炎时,骨的吸收和形成的平衡遭到破坏,在致炎因素如细菌、细胞因子、激素等作用下,促进了破骨细胞的形成,最终导致骨吸收。尽管对细胞因子,如IL- 1β、 IL- 6、 TNF- α 及促进骨成熟因子如 PTH、 1,25(OH)2D3和 PGE2在牙周炎中的作用都得到深入的研究[9],但很少有报道ODF 和OCIF在牙周组织中与这些因子的关系。由于在体外,ODF 是破骨细胞形成的必须因子, 这就提示促进破骨细胞成熟的激素和细胞因子是通过调节细胞的ODF和 OCIF来调节骨吸收的[8]。 ODF不仅可以促进骨分化还作用于免疫系统,如它可以诱导炎症前因子IL- 6和 IL- 1的产生,促进T细胞生长等[10]。 我们的研究提示,牙周组织中,ODF 在PGE2 和 IL- 1β介导下可引起骨吸收和参与炎症反应。
以往研究表明, 1,25(OH)2D3、 PGE2、 PTH、 IL- 1、 IL- 11、 IL- 17、 TNF- α等均可促进成骨干细胞中ODF的表达[5]。 我们的研究中在PGE2 和 IL- 1β作用下,HPDLC和 HGF也能体外表达ODF mRNA。虽然表达的时间和延续的时间有所不同,但数据表明,PGE2和IL- 1β可通过刺激牙周组织中ODF的表达来提高破骨细胞的形成和活性。
尽管IL- 1β促进骨吸收,但它也促进HPDLCs 和 HGFs 产生 OCIF。 文献报道, IL- 1β能促进人成骨细胞产生OCIF mRNA[11]。 这说明IL- 1β在炎症时也可激活OCIF来对抗 ODF的作用从而保护组织, 在成骨干细胞中PGE2 通过抑制OCIF的表达来介导炎症和提高破骨细胞的活性[6]。 我们的研究表明,HPDLC 和 HGF在PGE2 作用下不产生OCIF mRNA。显示PGE2 和 IL- 1β在骨吸收过程中作用有所不同。
本研究提示,HPDL 和 HGF 在IL- 1β和PGE2 作用下,可产生调节骨代谢的ODF 和OCIF,这两种因子的变化对局部牙槽骨的吸收有重要影响。阻断ODF或用OCIF 来阻断骨吸收或可抑制牙周炎时牙槽骨的吸收。通过抑制IL- 1β和PGE2的分泌,特别是PGE2能有效地减少ODF的合成,从而降低ODF在局部炎症中的比例,减少骨吸收。
摘要：目的:检测炎症前细胞因子IL-1β和骨成熟因子PGE2对人牙周膜细胞和牙龈成纤维细胞破骨细胞分化因子(osteoclastdifferentiation factor,ODF)和破骨细胞生长抑制因子(osteoclastogenesis inhibitory factor,OCIF)表达的影响。方法:用RT-PCR和Southern-blot对该2种细胞在IL-1β或PGE2作用下细胞中ODF和OCIF mRNA的表达进行半定量。结果:上述2种细胞在IL-1β或PGE2作用下,ODF和OCIF的合成均有升高,各细胞合成ODF和OCIF的峰值随IL-1β或PGE2作用时间和浓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结论:牙周组织中ODF和OCIF可能同时参与炎症反应,并受致炎因子IL-1β和骨代谢因子PGE2调节。
关键词：牙周膜细胞,牙龈细胞,破骨细胞分化因子,破骨细胞生长抑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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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外因子 篇6
关键词：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9,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4,胃癌
胃癌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世界范围内病死率排第2位[1]。手术切除和其他综合治疗的应用未显著改善胃癌患者的生存率。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胃癌分子靶向治疗给临床医生提供药物治疗的新模式。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4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4,FGFR4)属于酪氨酸激酶受体家族, 在肿瘤的生长、分化、转移中起重要作用[2]。近年来研究表明,前列腺癌、乳腺癌及胰腺癌等肿瘤中FGFR4过表达,并且FGFR4表达上调与乳腺癌的耐药性相关。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19,FGF)是肿瘤治疗的潜在靶点[3]。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9(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19,FGF19)是FCF家族成员,其在肝癌、结肠癌、胰腺癌等许多肿瘤中显著表达。目前认为FGF19是FGFR4的特异性配体[4]。两者相互结合后能抑制核因子 -κB和细胞凋亡信号,并上调细胞增殖的有关基因表达。在肿瘤坏死因子-α 处理的细胞中, FGFR4的激活能引起核因子 κB抑制物激酶 β 活性下降,导致核因子 -κB在细胞中减少,减弱细胞凋亡效应。ROIDL等[5]研究表明,FGFR4能启动肿瘤生长,尤其是其高表达或结构性激活时,导致肿瘤细胞的增殖和生长,并与肿瘤的侵袭和转移相关。目前有关FGFR4和FGF19在胃癌中的表达及作用的报道相对较少。本研究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分析50例可切除胃癌标本中FGF19和FGFR4的表达,旨在探讨其在胃癌中的作用,为FGF途径治疗胃癌提供基础。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 ~2014年在海南省人民医院行手术切除且经病理证实的胃癌组织标本50例,所有患者术前未接受放、化疗或分子靶向治疗。所有标本经家属签字同意,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通过。胃癌患者平均年龄(62.4±6.5)岁,其中胃体癌20例,胃窦癌22例,贲门癌8例;男性40例,女性10例;低分化23例,高分化27例。上述组织标本经4%甲醛固定,石蜡包埋,4μm切片。通过苏木精 - 伊红染色法(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HE)染色对胃癌进行病理分级和分型。依据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胃癌TNM分期标准进行分期。
1.2免疫组织化学法
1.2.1试剂鼠抗人单克隆FGF19和FGFR4抗体购自美国Sigma公司,链霉菌抗生物素蛋白 - 过氧化酶(streptavidin- peroxidase,SP)免疫组化检测试剂盒、二氨基联苯(Diaminobenzidine,DAB)显色剂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2染色通过10 mmol/L柠檬酸盐缓冲液(p H= 6.0)高压加热法,对胃癌组织以及癌旁正常胃组织切片,进行抗原修复,以消除内源性过氧化物酶的活性。经10%山羊血清封闭1 h,滴加一抗(鼠抗人Anti-FGF19,鼠抗人Anti-FGFR4,稀释浓度为1∶ 100),置入4℃孵箱过夜,与辣根酶标记的二抗反应,DAB显色,苏木精复染胞核,脱水,封片,置入倒置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以磷酸盐缓冲液(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PBS)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组。 1.2.3判定标准细胞内出现棕色或褐色颗粒者为染色阳性,通过阳性细胞百分率和染色程度进行评分[6]。在每张组织切片的高倍镜下(×400)随机选取10个视野,在视野中计数100个胃癌细胞,染色细胞百分率计分标准:染色细胞百分率≤10%为0分, 11%~25%为1分,26%~50%为2分,51%~75%为3分,>75%为4分。染色强度计分标准:浅棕色为1分,棕色为2分,深棕色为3分。将染色细胞百分率的分值和染色强度的分值进行乘积评分,最后的得分作为染色程度进行统计学分析。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应用配对样本Wilcoxon秩和检验,多变量间相关性分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两组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应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胃癌组织中FGFR4和FGF19的表达
从FGFR4和FGF19在胃癌组织中的免疫组织化学法染色图片可见,FGFR4和FGF19在胃癌细胞中呈棕黄色颗粒,同一个视野下染色细胞数量较正常胃组织多。表明FGFR4和FGF19在胃癌中高表达。以最后的评分代表FGFR4和FGF19免疫组织化学法染色程度,分值的高、低代表FGFR4和FGF19表达程度的高、低。见附图。
对胃癌组织中FGFR4和FGF19免疫组织化学法染色评分的配对样本Wilcoxon秩和检验结果进行分析,胃癌组织与正常胃组织中FGFR4、FGF19的表达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FGFR4和FGF19在胃癌中高表达,表明FGFR4和FGF19与胃癌的发生、发展有相关性(见表1)。FGFR4和FGF19表达与胃癌组织病理特征的相关性见表2。
2.2FGFR4表达与胃癌病理学特征的相关性
将FGFR4在胃癌组织中的免疫组织化学法染色评分结果与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浸润程度、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及病理分期进行多元性回归分析。结果仅病理分期进入方程。GFFR4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程度与TNM病理分期呈正相关, 分期越高,FGFR4表达越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为排除变量间的共线性,本实验对FGFR4在胃癌中的染色程度与年龄、性别、浸润程度、分化程度、 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进行两变量的秩相关分析。结果表明,FGFR4在胃癌中的表达与性别、年龄、远处转移、分化程度无相关性;而与淋巴结转移、病理分期有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4。
2.3FGF19表达程度与胃癌病理学特征的相关性
将FGF19在胃癌组织中的免疫组织化学法染色评分结果与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浸润程度、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及病理分期进行多元性回归分析。结果仅病理分期进入方程,FGF19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程度与TNM病理分期呈正相关,分期越高,FGF19表达越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5)。FGF19在胃癌中的染色程度与年龄、性别、浸润程度、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进行两变量的秩相关分析。结果表明FGF19在胃癌中的表达与淋巴结转移、病理分期有相关性,与性别、年龄、远处转移、分化程度无相关性(见表6)。
2.4FGFR4和FGF19表达的相关性
FGF19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与FGFR4有相关性。FGFR4和FGF19在胃癌组织中表达的高、低与其在正常胃组织中的表达程度无相关性。见表7。
3讨论
胃癌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还没有完全了解, 慢性炎症、理化致癌因素、不良饮食习惯、幽门螺杆菌感染、遗传因素等是现在已知的胃癌发病的高危因素。腺癌是胃癌肿瘤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FGF信号通路在细胞增殖、分化、血管生成和创伤修复等许多生物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7]。MIURA等[8]研究表明FGF的过表达或扩增与肉瘤、膀胱癌、乳腺癌、白血病、胰腺癌、结肠癌及前列腺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相关。许多研究报道FGF的过表达、 异位表达、多态性及其受体阻断与人类很多肿瘤相关,如胃癌、结肠癌、宫颈癌、乳腺癌和骨髓瘤等。
FGF19是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家族的成员,其与特异性受体FGFR4结合能抑制核因子 -κB信号通路和细胞凋亡,上调细胞增殖的有关基因表达[9]。 肿瘤细胞中FGFR4激活后,可以启动细胞内有关信号转导通路,刺激肿瘤细胞增殖以及抑制细胞凋亡, 参与肿瘤的浸润和转移过程。
FGFR4和FGF19在许多实体性肿瘤中显著表达,如肝细胞癌、肺癌及结肠癌。有研究显示, 通过FGF19阻断性抗体可以抑制FGFR4与FGF19的相互作用[10]。在肝细胞癌细胞株中,FGF19阻断性抗体能抑制FGF19作用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底物2以及有丝分裂原激活蛋白激酶的信号通路;在结肠癌细胞株移植的小鼠模型中,FGF19阻断性抗体能显著抑制小鼠肿瘤生长;在FGF19转基因的小鼠模型中,FGF19阻断性抗体明显抑制肝细胞癌的生长与形成,提示FGF19可能与肿瘤的形成与发展相关。FGFR4在调节FGF19的活性中发挥重要作用。 Meta分析表明,FGFR4 A388G基因型相对FGFR G388G纯合子能增加肿瘤发病的风险,如乳腺癌和前列腺癌[11]。
本研究结果表明,FGFR4和FGF19在正常胃组织中低表达,在胃癌中显著高表达,提示FGF19-FGF R4信号通路可能在胃癌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而且FGFR4和FGF19表达与病理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有相关性,其表达越高表明肿瘤的分期越晚,淋巴结转移的数目越多。提示FGFR4和FGF19参与胃癌的浸润和淋巴结转移过程。此外,FGFR4与FGF19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与其在正常胃组织中的表达无相关性,表明其不会随正常胃组织中表达程度的变化而变化,胃癌癌前病变中FGFR4和FGF19表达不会影响其在胃癌中的表达。FGFR4和FGF19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程度呈正相关,说明存在配体 - 受体的关系。
细胞外因子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及分组
选取我院2010年6月至2015年2月收治的46例面部外伤患者为观察对象。其中男39例, 女7例;年龄1~35岁;摔倒致异物划伤40例 (87.0%) , 玻璃割伤6例 (13.0%) ;伤口位于额部10例 (21.7%) , 上睑15例 (32.6%) , 颊部3例 (6.5%) , 唇部12例 (26.1%) , 鼻部6例 (13.0%) 。所有患者均无高血压病及糖尿病, 受伤至入院时间均在12小时内, 伤口长度2~6cm, 对rha FGF、rh-b FGF均不过敏。利用简单随机化分组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24例和对照组22例。两组患者基本情况大体一致。
1.2 方法
所有患者麻醉、消毒后小心清除坏死组织。观察组将包装中自带的10ml溶媒加入2.5万U的rh-a FGF (上海万兴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每瓶2.5万U) 中, 制成浓度为2500U/ml的药液, 喷于创面, 充分利用整形美容缝合技术给予一期缝合, 以rh-a FGF浸湿的纱布覆盖缝合的伤口, 再用无菌敷料覆盖, 每日消毒后换药一次。对照组应用rh-b FGF (南海朗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每瓶2万U) , 术后以rh-b FGF换药, 方法同观察组。所有患者伤口愈合后及时拆除缝线。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伤口愈合时间、创面感染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软件包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行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伤口均愈合, 无创面感染。观察组伤口平均愈合时间为 (4.3±0.7) 天, 明显短于对照组的 (4.7±0.6) 天,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07, P<0.05) 。两组用药过程中均未见疼痛及过敏等不良反应。
3 讨论
面部外伤在日常生活中较常见, 对患者心理影响较大, 迫切希望少留瘢痕, 早期愈合。因此, 如何缩短面部伤口的愈合时间及尽可能减少缝合后产生组织移位、五官变形是外伤处理首先考虑的问题, 运用无创、无张力原则使深部断裂的组织分层次缝合, 顺皮肤朗格线一期缝合伤口, 减少二次修复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在眼部尤其要考虑眼轮匝肌、内外眦韧带及皮肤的修复, 口唇部注意红唇缘、唇珠及人中脊的修复, 鼻部及耳部应注意避免软骨的外漏, 防止软骨炎的发生。
伤口修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其中血液的渗出、巨噬细胞及血小板的游走、凝血机制的触发、炎症介质及各种细胞因子都参与其中。有研究[1,2]表明, rh-a FGF在组织修复、神经、肾脏及血管缺血再灌注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生物学作用。rh-a FGF将基因重组于大肠杆菌中制成生物功能及理化性质一致的a FGF, 是存在于中胚层及神经外胚层的一种氨基酸多肽序列, 刺激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分化, 进而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环及氧供。其对深二度烧伤及削痂术后应用有良好的促愈合作用[3]。它还对糖尿病溃疡、皮瓣循环障碍及神经修复方面有促愈合作用[4]。rh-a FGF是一种多肽因子, 通过激活酪氨酸激酶类受体改变空间构象引起多信号的传递, 激活靶基因促进细胞的分裂增殖[5], 促进毛细血管及成纤维细胞的增生, 还能够促进细胞周期S期的含量, 促进神经细胞脱氧核糖核苷酸的生成, 修复受损伤的上皮及神经血管等。有研究表明, b FGF在创伤愈合中有巨大作用, 可以对皮肤的纤维化、血管化和上皮化起到调控和介导作用[6]。面部外伤后伤口环境呈酸性, rh-a FGF较rh-b FGF在酸性环境中更容易发挥生物学效应[7], 促进伤口愈合。
本文结果显示, 观察组伤口平均愈合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且用药后也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可见, 与rh-b FGF相比, 应用rh-a FGF能缩短面部外伤的愈合时间, 且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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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外因子 篇8
关键词：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肿瘤,细胞免疫治疗
过继性细胞免疫治疗(adoptive immunotherapy,AIT)是指通过输注自身或同种特异性或非特异性“抗肿瘤免疫效应细胞”直接杀伤肿瘤细胞或纠正机体低下的细胞免疫功能来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伴随细胞生物学,分子免疫学及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及相互交叉渗透,细胞介导的过继免疫治疗发展迅速,已成为肿瘤手术、放化疗后进行综合治疗的手段之一。有研究人员报道了具有高增殖能力和高细胞毒性的多种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ytokine-induced kill cell,CIK),由4种细胞因子活化,具有比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LAK)细胞更强的肿瘤杀伤活性[1,2,3]。在血液系统疾病,恶性肿瘤临床治疗中表现出明显优于其他过继性免疫治疗手段的强大优势,因而被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到临床过继免疫治疗中。目前国内外有关CIK细胞的研究日趋活跃,笔者仅就近年来国内外CIK细胞治疗恶性肿瘤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做以简要推介,期望对从事此领域的同行有所借鉴及帮助。
1 CIK的表型及膜标志
CIK细胞主要存在于外周血和肝脏,而以后者分布较多,外周血淋巴细胞中可找到大量的CIK前体细胞。研究证实,CIK细胞是一种异质细胞,是一个混合的细胞群体。CD3+CD56+细胞和CD3+CD8+细胞是其主要成分[4]。主要的效应细胞是CD3+CD56+细胞。Negrin等[5]证明诱导扩增出来的CD3+CD56+细胞来源于CD3+CD56 T细胞,而不是CD3CD56+自然杀伤细胞或体内原来就存在的CD3+CD56+细胞。虽然就单位细胞的细胞毒性而言最强的是CD3CD56+NK细胞亚群,不过此亚群所占比例小(<5%),对整体细胞毒性贡献不大[6]。
研究还发现虽然CD3+CD56+细胞在外周血淋巴细胞中仅含1%~5%,然而该细胞可在一定的培养条件下迅速扩增,一般情况下在有经验的实验室体外培养20 d左右增长数量可达1 000倍以上,而且在回输体内后在IL-2存在的情况下仍可进一步增生繁殖。在CIK细胞的培养过程中,CD3+细胞,即T细胞得到了优先增生,非T细胞渐被淘汰。这点可通过流式细胞仪细胞表面标志分析得到验证。根据上述研究获得的大量具有活性的CIK细胞为临床进行肿瘤免疫治疗提供了充足的数量保证。
2 CIK作用机制
CIK细胞回输到患者体内后可特异性地聚集于肿瘤局部发挥抗肿瘤作用。研究发现CD56抗原可能是CIK细胞中起增强细胞毒性作用的重要抗原。目前认为CIK细胞的抗肿瘤作用机制可能有以下几种:(1)当CIK细胞被激活时,通过免疫球蛋白Fc受体(Fc R)使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LFA-1)和ICAM-1的结合从低亲和力转为高亲和力,并向细胞间排出含有氮-甲苯碳酰基-左旋-赖氨酸硫甲苯酯(BLT)的胞浆毒性颗粒[7],其高表达引发胞浆毒性颗粒依赖性溶细胞作用,致靶细胞死亡。(2)CIK细胞也可因表面CD3受体结合而激活,CD3与TCR或TCRγ结合,参与信息传递,导致胞浆毒性颗粒释放而产生溶瘤作用。(3)CIK细胞自身能分泌白细胞介素2(IL-2)、IL-6、肿瘤坏死因子(TNF)和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等细胞因子,这些因子在较高浓度下可单独杀伤靶细胞及提高效应细胞毒性[8,9]。(4)CIK细胞也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因CIK细胞能活化肿瘤细胞凋亡基因[10,11],使得FLIP、Bcl-2、Bcl-x L、DAD1和Survivin基因表达上调。(5)应用氧化酶免疫染色法,发现CD3+CD56+CIK细胞能分泌穿孔蛋白(PFP),该蛋白与靶细胞溶解有关[12]。CD3+CD56+的双阳性表达为杀伤功能提供了进一步的物质基础。
3 用于临床治疗的CIK细胞来源
CIK细胞可以来自不同的组织,自体和异体外周血、脐带血或骨髓等。临床治疗时应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采集方法,以获得最好的治疗效果。
3.1 脐血来源的CIK
脐血来源广泛、采取方便、免疫原性弱,同时富含造血干细胞和单核细胞,而且脐血CD34+细胞较骨髓和外周血CD34+细胞含量更高、更纯、具有更强的增殖潜力。使用脐血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经培养后,脐血单个核细胞迅速扩增,其CD3+CD56+(CIK的主要效应细胞)扩增900倍以上,且CD3+CD8+的Ts细胞明显增加,CD3+CD16+CD56+细胞亦明显增加[13],这些都说明了脐血可以培养为CIK细胞,且扩增潜力极强。该研究还表明脐血CIK细胞对白血病细胞株及原代白血病细胞有很强的细胞毒活性,其抗瘤作用主要是通过CD3+CD56+、CD3+CD8+、CD3+CD16+CD56+细胞来实现。脐血CIK细胞在整个过程中扩增速度都快于外周血CIK细胞,原因如下:(1)脐血中CIK前体细胞含量高;(2)脐血中的淋巴细胞的绝对值较高,具有较强的增殖潜力[14];(3)脐血淋巴细胞对CD3MAb有较好的反应性,脐血一旦活化能很快产生非特异性NK细胞样机制,而且CMNC比PMNC更易诱导出CIK细胞活性,较易溶解肿瘤细胞。脐带血CIK前体细胞含量相对较高,因此其杀伤活性高于外周血CIK细胞[15,16,17]。综合上述论点可以认为来源于脐血的CIK细胞较来源于外周血的CIK细胞更适合用于临床治疗。
3.2 自体来源的CIK
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恶性肿瘤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免疫功能受损CD3+、CD4+、CD8+降低。用患者自体的CIK细胞经体外扩增回输,安全性得到极大提高,避免由于交叉感染引发其他疾病。目前流行的“用自己的细胞治疗自己的病”即指的此种方法。患者回输CIK后外周血免疫标志物CD3+、CD4+、CD8+、CD3+CD56+均较回输前大幅上升(平均上升25%~55%)。
杨琨等[18]用自身CIK细胞过继性输注治疗38例肿瘤患者。结果显示:患者外周血CD3+、CD4+、CD8+T淋巴细胞都较治疗前明显提高。说明CIK细胞输注治疗能有效地提高肿瘤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并能有效地提高其机体的对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Schmidt-Wolf等[19]应用肿瘤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诱导CIK细胞,治疗期间,血清干扰素(IFN)、GM-CSF及TNF水平明显增加且患者外周血中CD3+淋巴细胞比例增高。
值得提醒的是,在临床治疗需要采集患者自体外周血诱导CIK细胞时要提前对患者的血液成分、肿瘤大小、临床分级、生化指标、免疫功能、身体状态提前进行评估,做到心中有数,对于贫血的患者,要谨慎对待,尽量不采其本人的血,或采血后尽快给予输血,保证足够血容量;放化疗后的患者要预留充分的恢复期;因贫血或放化疗等原因可引起CIK活化或扩增不佳。怀疑有血行转移或淋巴管转移的患者应注意诱导和扩增时间应足够长(据了解国内有个别单位只培养2~3 d就回输的,这是一种极不规范和不负责任的做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CIK细胞只是对体外环境的适应过程,根本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扩增),特别回输前要认真观察细胞状态和生长情况,排除有肿瘤细胞混入的可能性,杜绝在回输时造成人为血行转移的事故发生。
3.3 骨髓来源的CIK
长期骨髓培养(LTBMC)可选择性净化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患者的Ph+前体细胞,同时保留正常造血干/祖细胞。骨髓来源的CIK细胞增殖能力较外周血来源的CIK细胞稍差,但在细胞毒方面与外周血CIK细胞相比无显著性差异。童春容等[20]提取CML患者骨髓中的单个核细胞诱导CIK细胞,观察CIK细胞与LTBMC联合对患者Ph+细胞的净化作用,期望建立一种既有体外净化作用,又有体内抗CML效应的净化体系,以克服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容易复发的缺陷。实验表明CML患者的骨髓细胞在LTBMC体系中培养7~9 d后再加入CIK细胞+IL-2,对CML患者Ph+细胞的净化作用明显比单纯LTBMC强,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差异;从结果来看,CIK细胞+IL-2也比LAK细胞+IL-2或IL-2活化的骨髓细胞强;CIK细胞+IL-2处理共8例,6例患者Ph+在21%以下,其中4例在6%以下、2例为0。Linn等[21]从急性粒细胞白血病采集的骨髓样本中诱导CIK细胞,结果提示获得的CIK细胞在活化、扩增及杀伤靶细胞方面没有大的影响。
3.4 同种异体来源的CIK
各种致癌因子作用机体使得免疫力下降是导致癌症发生的原因之一,研究证实肿瘤患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免疫耐受的情况。而越是中晚期的患者免疫状态下降越严重。另外术后恢复期和放化疗患者其CIK的扩增都相对较差。此种情况下应用同种异体CIK细胞代替患者自身CIK则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供者需是来自地方中心血站健康献血员同型血细胞;二是选用采集时间和储存时间短,尽可能新鲜的血细胞。本课题组在临床上遇到必须用同种异体来源CIK的时候往往采集患者直系亲属(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同型血的献血者,因为这样的献血者和受者的遗传指标相对接近,血型相同,相对较为安全可靠。而且无论在活化还是扩增方面比来自患者本身的明显优越。
综上所述,前面提及的4种CIK都可作为CIK前体细胞来源进行采集和培养,治疗前应根据实验室的具体情况,培养经验,特别是受治患者和家属的意愿选择适当的采集方式。
4 多种细胞因子在CIK培养中的作用
4.1 植物血凝素
秦福丽等[22]先用PHA刺激24 h后再用传统培养方法继续培养至15 d诱导出PHA-CIK细胞,并将此细胞与自体血浆培养的CIK细胞加以比较,结果发现各亚群细胞均得到增殖,尤其是CD3+CD8+增殖的最明显。这可能与PHA选择性地促进CD3+、CD8+细胞扩增有关。PHA-CIK细胞中CD3+、CD8+、CD3+CD8+细胞所占的比例大,CD3+CD56+细胞明显增多(健康人外周血中CD3+CD56+细胞<1%)。另外,PHA-CIK细胞对不同的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有所不同。这可能与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避机制不同有关。
4.2 细胞因子对CIK细胞增殖和杀伤作用的影响
已有的研究均显示IL-2、IL-7、IL-15对维持杀伤细胞的细胞毒活性起重要作用[23,24],SCF可以协同IL-2的细胞增殖作用及增强对IL-2R的刺激效应,而FLT3L和IL-15协同较单独应用IL-15显著增加来自CD34+细胞的NK细胞数量,而且可以增加CD34+HSC上IL-2/IL-15R的表达,Braun等[25]的研究证实培养体系中含SCF可以增强淋巴因子激活杀伤细胞对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的杀伤活性。黎阳等[26]在IL-2+IL-7+IL-15组合基础上分别添加SCF和SCF+FLT3L,结果显示单加SCF会减少CD3+CD56+CIK细胞产率;联合使用SCF、FLT3L对同时扩增CD3+CD56+CIK有所帮助,CD3+CD56+CIK细胞比例及培养体系细胞扩增倍数均显著增高。因此认为SCF+FLT3L+IL-2+IL-7+IL-15作为脐血-CIK细胞杀伤诱导体系的细胞因子组合是合适的。最新的研究报道提示IL-15可有效地扩增培养的CIK细胞,在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和横纹肌肉瘤方面取得令人鼓舞的效果[27]。
IL-12对CIK细胞的促增殖作用略低于IL-2,其诱导产生CD3+CD56+CIK细胞的能力与IL-2的诱导能力无差别;联合IL-12与IL-2则可以扩增较高比例的CD3+CD56+CIK细胞,而且CIK细胞总数也有显著增高。这说明IL-12同IL-2一样可以诱导CIK细胞的增殖,而联合二者有协同作用,另外用IL-2和IL-12共同活化CIK细胞时适当减少各自的用量亦可减少相应的毒副作用[28]。
4.3 胸腺球蛋白对CIK细胞扩增的影响
近来,有报道认为胸腺球蛋白(Thymoglobulin,TG;Genzyme,MA,USA),一种通过兔抗人胸腺细胞而获得的,精制的Ig G多克隆抗体,可以取代CD3单克隆抗体和IFN、IL-2结合,达到更有效地扩增CIK细胞的目的。研究者还评估了用TG活化的CIK细胞杀伤靶细胞的能力,证明该细胞可更有效地杀伤K562瘤细胞并能产生大量的具有生物活性的IL-12p40[29]。在诱导CIK过程中加入IL-24对增殖活性有一定的影响,对细胞表型并无影响但明显增加了CIK细胞的杀伤活性,10∶1、20∶1和40∶1效靶比对肿瘤细胞杀伤率均达到90%以上。这可能与IL-24对肿瘤细胞具有杀伤力而且IL-24刺激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48 h后有IL-6、TNF-α和IFN-γ的高表达,同时IL-1β、IL-12和GM-CSF也有一定水平的表达有关[30]。
5 CIK与树突状细胞(DC)细胞共培养
为了提高治疗效果,很多实验室采用DC和CIK细胞共同培养,此举能刺激CIK细胞毒活性显著增强[31]。DC与CIK细胞共培养后对肿瘤细胞的细胞毒活性增强,混合培养24 h后IL-12的分泌量为CIK细胞单独培养时的6.93倍。DC的抗原提呈作用能使CIK细胞分泌IFN-γ的时间延长,分泌量增加。两种细胞上清液中IL-12、IFN-γ分泌量增加,且CD3+CD8+、CD3+CD56+双阳性细胞显著增多[32,33]。过去一段时间国际上把DC细胞作为肿瘤疫苗的开发研究争相开展[34]。近两年以加拿大学者斯坦曼被推荐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为契机,国内外以DC细胞治疗肿瘤的临床实验逐渐增多起来[35,36,37,38],由此可以预言今后将DC和CIK细胞共培养并进行联合治疗将是肿瘤生物治疗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
6 CIK的临床应用
6.1 治疗方案
参照卫生部《人体细胞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和中国免疫学会制订的《过继性免疫治疗癌症规范》,其中规定每例患者平均治疗2个疗程,每个疗程回输细胞总数>5×109个。为保证治疗效果,本治疗中心实行更为严格的质控标准。输入前3 d必须进行细菌、真菌和支原体检测、细胞表型测定、MTT试验和体外杀伤活性等测定。活细胞必须占到全部培养细胞的99%(活率)以上,每次输入细胞数量达到或超过2×109个,每个疗程达到或超过(1.0~1.5)×1010个,以此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6.2 抗肿瘤作用
CIK细胞对于微小残留白血病和白血病患者合并丙型肝炎的治疗具有良好的疗效。德国洪堡(Humboldt)大学的Finke等对10例分别罹患肾癌、结直肠癌、淋巴瘤的晚期肿瘤患者应用IL-2基因转染的CIK细胞,其中3例呈现静息状态,1例淋巴瘤患者获得缓解。另有研究者报道了应用CIK细胞治疗63例肿瘤患者的近期疗效,其中肝癌15例,胃癌14例,食管癌11例,肺癌6例,乳腺癌5例,其他肿瘤12例;肿瘤分期为Ⅱ~Ⅳ期,结果显示CIK细胞对实体瘤疗效显著,无毒副作用。CIK细胞对表达Pgp的肿瘤细胞具有有效的杀伤作用,甚至对阿霉素耐药的K562细胞系比其亲代细胞对CIK细胞更敏感,CIK细胞的这一特性使其在耐药肿瘤的治疗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前面提到的TG活化的CIK细胞在随后开展的临床试验中治疗了5位放化疗失败的成年肿瘤患者,使这几名患者的生存质量改善,平均生存期相应得到了提高[39]。
意大利学者Sangiolo[40]将2011年以前多家单位的临床试验治疗数据[41,42,43,44,45,46,47,48](包括肠癌、肾细胞癌、非小细胞肺癌、胃癌等)进行搜集、汇总,同时将患者疾病进展状态、CIK细胞来源、副作用、临床疗效加以比较、分析,对这一疗法的临床作用和有效性给予了充分认可和肯定。
目前国际上对生物治疗的作用和疗效已得到相当认可,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协作和交流日益增加,CIK治疗国际网站(International Registry on CIK Cells,IRCC)定期发布的信息将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了解世界各国CIK细胞治疗的动态及进展。
6.3 疗效评估
近年来,应用CIK细胞进行实体瘤治疗的临床试验在国内外陆续开展,CIK可作为单独的治疗方法,也可和外科手术,放疗,化疗进行综合治疗,还可作为个体化治疗和其他疗法(如中医中药)结合起来。经验提示在治疗时选择肿瘤负荷相对较小的患者,可以起到减轻症状(包括血液、生化指标、肿瘤标志物等),增加体力,提高免疫能力(CD3、CD4、CD8、CD56等免疫细胞比值和数量的增加),减少肿瘤负荷。回输相对较多的CIK细胞,或增加回输数量和次数,即提高效靶比例可以使疗效适当提高。中晚期患者减轻临床症状,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或长期带瘤生存同样是我们关注的目标。
6.4 心理护理
较之手术,放化疗所谓的经典治疗和上世纪末LAK、TIL过继免疫疗法,CIK是一种新的肿瘤生物治疗方法,因为开展的单位相对不多,好多患者包括某些医院或科室的医生对此疗法也知之甚少,有人只是偶尔接触或道听途说,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甚或抵触、非难者也兼而有之。因此接诊时要耐心细致地向患者及家属介绍CIK的概念、方法、疗效、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等。回输时最好安排医护人员在现场,一旦出现问题,可对症处理,及时解决[49],消除其疑虑及恐惧心理。
6.5 副作用及对策
CIK细胞临床应用时的副作用主要包括:轻度发热、畏寒、疲乏等,个别人偶见关节痛、腹痛等。一般表现为类感冒症状,这些症状主要和IL-2的副作用相关联,均较轻微而且可以自行缓解。一般发热都在38℃以下,可不用处置,但如患者在输注过程中体温超过39℃,应立即停止治疗,寻找原因并及时处理,通常给予解热镇痛剂对症治疗。根据国内外不同实验室的报道发热的患者占总体治疗人数的3%~30%,在治疗中遇见的发热患者比例尚不足1%,应该说严格的操作管理,合理的治疗流程以及到位的质控措施是不可或缺的。
7 回顾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