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报时评

关键词：

都市报时评（精选四篇）

都市报时评 篇1

关键词：大众化时评,理念,操作,《南方都市报》

新闻评论, 作为报纸的灵魂和旗帜, 是表达立场和观点最直接的方式, 也是争夺读者眼球的有力武器。《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份以市场为导向的都市类报纸, 自2002年3月4日以来, 在国内时评版中率先推出了每天一个整版的时评版面, 开办不久就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赢得了读者与市场的认可。其成功的关键可大致归结为大众化的时评理念与操作。

一、大众化的时评理念

“大众化不单单是大众群体的物质和生产关系的变迁, 而首先是一个文化概念, 一个人类精神的演进过程。大众文化表现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状态, 是由时代的社会精神、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思想感情、生活方式、行为动机、乃至审美、消费等构成的混合整体。”[1]当下时评最大的魅力在于, 说当今社会之热点, 抓民众关心之焦点, 破群众生活之难点, 解民忧、通民情、达民意, 从而影响和引导受众。

大众化并不是简单地迎合大众, 它需要媒体自觉地站在历史的高度, 以负责任的态度, 关注人以及人所处的社会与时代;关注国家及民族的发展与困顿。这并非是刻意拔高的宏观定位, 而是转型期中国媒体必须具有的媒体自觉。个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 民生与国计始终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基于此, 《南方都市报》大众化的时评理念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 大局意识

“南都时评”紧跟时代主流,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彰显社会基本价值标准。

如社论《暴力不容免责, 情绪亦当正视》 (2012.10.18) 一文针对“钓鱼岛事件”中国公民在这一重大公共事件上表达诉求的方式与态度进行评论, 指出无论是表达利益诉求的群体事件, 还是有着爱国光环的公共行动, 批评其暴力倾向不能止于行为的非法性, 也不能简单诉诸抽象的国民性, 要看到暴力背后的情绪, 要培养健康理性的国民心态。又如在社论《路人积极作证也是对道德的帮扶》 (2012.9.2) 中, “老人”、“摔倒”、“搀扶”、“肇事”、“冤枉”这些曾经一遍又一遍刺激我们神经的字眼再次占据舆论中心, 面对道德的尴尬, 文章提出, 目击路人有义务挺身而出, 积极作证, 帮助有关部门或当事人核查事实, 明确责任, 积极作证也是“道德的帮扶”。

(二) 责任意识

帮助受众逐渐形成乃至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理性的看待新闻事件、认识新闻事件的思想方法, 体现了“南都时评”媒体人“铁肩担道义”的职责。例如前文提到的《暴力不容免责, 情绪亦当正视》, 再如街谈《给严老太道个歉吧, 不丢人》 (2012.10.24) 一文指出:“只要姿态稍微放低点, 身段放柔和点, 既能化解一个人的怨气, 又能赢得有错就改的好名声”。

(三) 民生意识

以人为本, 为公众说话, 为制度把脉。例如《舆论可能早退, 但制度不该晚点》 (2012.9.3) 一文指出, 要想让舆论适可而止, 自然消散, 需要政府部门摆脱应对公共事件唯“热”是举的习惯, 需要制度给力, 这才是政府与民间互动的应有生态。再如同日社论《食品营养标签制度当吸取前车之鉴》, 针对公众担忧的食品安全问题, 文章明确指出:“目前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可见这套制度大有改进的余地”, 评论有助于监督政府部门积极采取行动, 改善民生。

二、搭建公共言论平台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认为, 公共领域是“政治权力之外, 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 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2]媒体因此不应是信息灌输的工具, 而应是互动辩论的平台。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 媒介作为一种平台, 其宗旨是使受传双方的地位平等化, 对话常态化。“南都时评”力求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南方都市报》将时评版放在紧接要闻版之后的A02版, 显示出该报对言论版的重视, 也充分表达了该报力图培养言论读者的决心。另一种方式将个论版放在最后一版, 这种一前一后的次序建立在有意安排的基础上, 体现了言论版的特殊地位。“南都时评”在其版面上搭建了一个多层次、宽领域、多渠道的言论交流平台, 不仅精英人士拥有话语权, 平民草根也有充分的发言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 任何一种声音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种人文关怀的情愫。

社论版 (即A02版) , 除社论外, 还有街谈、来信/来论、推荐、批评与回应等栏目。社论“代表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编辑部的权威言论”[3], 社论是“重型武器”, 立意深刻、逻辑严密、立场鲜明, 一般由报纸内部评论员亲自撰写。街谈来自各阶层, 反映平常百姓对社会现象不同视角的观察和吐露心声。纵观整个社论版, 街谈在“南都时评”的地位较高, 被置于整个版面的上半部分, 彰显出“观点时代”的大众时评理念和对平民发言权的重视。进入“观点的自由市场”, 让每一个有价值的思想都有一个发言的平台。来信/来论、批评与回应等栏目的文章也只求言之有理, 不求面面俱到。这是媒体对公民民主意识和表达权的尊重, 一改过去媒体高高在上的地位, 转而以普通人的心态与平民百姓面对面交流。

个论版主要由“在商言政”、“虚拟@现实”、“法的精神”、“媒体观察”等几种专栏组成, 此外还有“微博”、“声音”等小专栏。个论中署名的个人专栏文章作者大都是各行各业领域中的专家学者或知名网友, 其言论的深度与思维的高度与“南都时评”在关注社会大事, 引领舆论潮流的大局意识一脉相承。“在商言政”是商业从业人员对转型期经济发展政策的建言, 如《当务之急是调整民资与政府的关系》 (2012.9.4) ;“法的精神”是法律从业人员呼唤时代的法治精神与法治意识, 如《不应“吝奖”见义勇为》 (2012.9.8) ;“媒体观察”是媒体及精英人士对社会及自身发展的前瞻性观望, 如《老牌刊物〈新闻周刊〉数码化的意味》 (2012.10.24) ;“虚拟@现实”则是普通老百姓表达他们对身边生活的种种感悟, 如《清华“姐妹花”为何不能算成功》 (2012.10.22) 等。个论版的公共言论平台不在于广大读者的参与, 而是在于专家学者对政府决策、民生问题、热点问题从高端的视点表达出理性的思考, 从而成为提升大众主体地位的助推力。

报刊是公众的“精神纽带”, 它在理性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专家学者的时评分析透辟, 充满思辨色彩且具有权威性, 社会观察者见微知著、洞若观火的建言具有指导意义, 而普通市民更能以平常心去发表评论。这样一来, 《南方都市报》的时评言论不仅及时解读了新闻本意, 也使得读者寻求观点的共鸣, 获得心理平衡, 满足了读者多层次的需求。

三、选题与表达的大众化

《南方都市报》时评在内容上的亲民风格十分显著, 选题贴近民生, 是公众关心的话题;语言表达通俗易懂, 是普通老百姓所能理解的。

(一) 选题的民生倾向

“南都时评”主要谈论的是民生问题, 解读的是各级政府的惠民政策, 关注的是弱势群体, 引导的是公民参政议政。如文章《弥补养老金缺口国企与政府应承担重任》 (2012.10.22) 、《推进异地高考改革促进教育公平》 (2012.9.2) 、《用我的钱修我的房咋就这么难》 (2012.9.3)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如社论《政府信息公开要能跟得上公民“style”的节奏》 (2012.10.22) 一文在探讨政府公开信息与公民知情权的关系时, 强化了公民权利的合理性及重要意义。文章指出, 公民知情和公共参与, 亟待政府部门以更多实际行动回应, 以严苛的要求打量自身每一个行政行为, 清理有碍公民知情的一揽子陈规旧例, 以图真正能够跟得上公民“style”的节奏。在社论《官民互信共治, 从“坐下来, 谈一谈”开始》 (2012.10.16) 一文讨论社会转型发展中官民关系的问题, 强调公民参政议政的话语权, 文章指出:“破解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信困境, 需要从倾听开始, 维护并撑大市民参政空间, 离不开政府与公民的良好互动。社会急剧转型的公共决策, 亟待政府与民众从互信走向共治, 官民不仅要去常态化顺畅交流, 且达成的共识须有影响决策的实效。”

大众化选题倾向还体现在通过“批评与回应”栏目与普通市民进行价值观念上的探讨, 如《消费莫言只会促进文学》 (2012.10.16) 一文, 作者针对1月15日刊出的《走出消费庸常, 回归文学本真》发出强有力的回应, 文章认为, 消费莫言污染不了文学, 没有市场的支持, 文学何以为继?从这个角度讲, 莫言热就是文学的胜利, 以至于“文学的莫言”光环外围, 又多了一层“商品的莫言”光环, 这两个光环并不冲突, 反而让莫言的光环更加夺目。“究竟是用市场的方式还是权力意志在操纵来消费莫言, 这个问题, 与文学无关, 与莫言更无关”。

(二) 语言表达的大众口味

根据“易读性”的相关研究, 文本的呈现方式以及理解的难易程度决定了文本是否容易被公众接收和接受。“南都时评”将一些严肃而又生涩的话题运用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 寓庄于谐的表现手法表达出来, 信息新颖活泼, 以达到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如街谈《翠花, 上视频…》 (2012.10.21) 一文, 将只上过二年级的, 识字不多, 却能模仿外交官口吻发表严正声明讨薪的翠花的行为称之为“魔幻现实”, 魔幻消失了, 现实便暴露无疑。文章标题改自雪村“翠花, 上酸菜…”。之经典名句, 简单通俗, 搞笑逗趣, 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此外, 这种无厘头的手法也是当下讨薪难的一种反讽式表达。还如《一起成功的屌丝逆袭事件》 (2012.9.11) 一文, “屌丝”、“逆袭”这些网络流行词正是时下年轻人的口头禅。再如《迎新雷人标语, 拜托你要hold住》 (2012.9.4) 、《省长:亲, 包邮吗?》 (2012.9.2) 等。融入网络话语体系, 改变单调的教化、宣传模式, 突出灵活性和民生化。让普通人群看得懂, 能理解得轻松, 是“南都时评”语言大众化特色最直接的体现。

《南方都市报》一直致力于践行“在大转型的时代关注这个转变的国家与社会”的时评理念, 将视角投向民生层面, 搭建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言论平台。但在这个言论平台中平民言论所占的份额还是相对有限的。作为普通百姓, 其言论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缺乏说服力和冲击力, 语言的犀利度、分析问题的深度都相对不足, 而那些具备独到认识, 能超越一般读者的认知水平, 在思想上和表达上都略胜一筹的精英分子一直占据着“南都时评”的主要地位。这样一来, 平民言论则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有责任, 有高度的时评不仅在培养读者, 也在培养写作者。

参考文献

[1]舒国滢.大众化与法治化:一个文化—哲学的解释[J].政法论坛, 1998 (3) .

[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 王晓钰, 等, 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57.

都市报时评 篇2

常识化解释:时评版的“润滑剂”

运用常识解读各种问题、现象是时评作者常用的论述方式, 在多数情况下, “常识化解释”是给报纸时评注入活力的主要手段。如今稍有影响力的都市报都拥有时评版, 少则一个版, 多则三、四个版。假如时评家们都大显自己的“理论功底”, 处处打官腔、学术腔, 普通读者大概翻不完一整版的评论文章。所幸, 很多貌似高深的道理, 可以运用常识化的解释使其通俗易懂。

所谓常识化解释, 是指运用多数人能够理解的通俗易懂的事实、事理, 对一个或多个事件、现象或问题进行直白的解读和释疑。“常识化解释”的优点在于它力图运用常识对批评对象进行理性剖析, 在保持时评易读性的前提下, 提高读者的判断能力和批判意识。

案例1:2008年11月25日《南方都市报》“个论版”的“知道分子”专栏文章——《古有以孝治国, 今有以孝治校》。

这篇文章的背景事件是北京大学招生办宣称该校自主招生将不录取被查实为“日常生活中有不孝敬父母行为的学生”。文章作者景凯旋教授运用常识、常理层层递进推论, 批驳招生标准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其质疑不吝调动常识, 令人难以争驳:“一个人孝敬父母, 未必就有社会责任感。比如说, 贪官腐败, 不是因为他不孝, 而是因为他无视法律”;“一个人关心父母, 乃是为人的基本道德, 若以实惠予以鼓励, 则是落入传统将伦理功利化的一贯做法, 伦理一旦与功利挂上钩, 其结果往往会造成全社会的道德虚伪”;“既然孝敬父母已经成为功利之途, 那就别怪学校与家长从功利出发, 即使真有这样忤逆不孝的学生, 也会说他是个大大的孝子, 其结果不但不能如愿, 反而会使社会道德更加不可靠。”景教授认为北大招生办此举是“哗众取宠的官场秀”, 由此得出一个判断:“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像政府部门。”尽管结论有武断和夸张之嫌, 但是这种通过常识论证的批判无疑具有说服力, 景教授从常识出发讨论一个高校部门的一项措施, 最后以小见大, 指出大学在不断地“政府部门化”。

实际上, 在上述案例中, 景教授矛头所指乃是大学的官僚主义作风, 而官僚主义作风在任何国家任何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作为一个时评人, 对任何普遍存在的公共问题进行批评都不可无的放矢、空谈虚论, 太多的空谈虚论只会让读者望而生厌。景教授通过添加“常识化解释”, 对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进行“润滑”, 使其可以畅谈无阻。

“常识化解释”运用得妙, 佳作即成, 遗憾的是, 此类时评佳作大都出自资深评论员之手, 数量不多。

常识碎片化:“大众批判”之乏力

如上所述, 报纸时评版是公众舆论的重要平台, 时评在新世纪的重新勃兴也使评论作者群从国家知识精英扩散至一般公共知识分子。报纸评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从精英批判转向大众批判, 时评的议题和形式也随即多样化。然而, 大众批判的深度和力度, 并不像其在修辞技巧更新上那样“雷人”。

大众批判使用的主要武器也是常识 (common knowledge) 。常识是众所周知的简单的事实, 自然而然的事理;常识同时也是感性的、经验的、片断式的。由于一些时评作者常常求快、求短、求轰动, 常识经常被碎片式利用, 常识在修辞技巧的变幻中“内爆”;一切标准皆模糊化, 权威消解, 批判乏力。

案例2:2009年8月31日《南方都市报》社论版的“街谈”专栏时评——《泥头车:不能放任, 也不要熄火》。

此文“谈”的是广州或将允许部分泥头车白天上路一事。通篇不乏“常识”:泥头车多年来只能夜间营运, 因为“又臭又硬, 不但形象欠佳, 而且动作粗野, 车憎人厌”;允许其白天上路“估计是只在夜间放行泥头车不敷使用, 这才想到让其白天‘加班’, 说起来也是‘因工作需要, 经研究决定’的结果”;“羊城处处搞围蔽施工, 对群众也只需事后表示‘敬请谅解’, 而不必事先经过‘全民公决’的。因此, 此番允许部分泥头车白天上路, 十有八九会成为现实”;“泥头车是不是真的加剧了拥堵, 又真的是头号马路杀手呢?恐怕也未必吧……大概是因为限制公交车不可能就转而限制泥头车, 怎么不想想若是没有需要, 泥头车干吗要进城来?……既然都是为人类服务, 为什么非要搞‘车族’歧视呢?……”“关键在于管理……为了白天放行泥头车, 广州市建委拿出了一个据说可以标本兼治的监管思路……不管监管能否收到实效, 毕竟是朝正确的方向努力, 而不是一味禁行了事……”

尽管该专栏冠名为“街谈”, 街谈巷议当然可以不求精辟只求舒心, 然而东拉西扯、断章取义却让人不知所云。该篇作者从交管问题扯到全民公决, 先以民主斗士的姿态揶揄“官僚主义作风”, 再以近似“上级领导”的口气对“有关部门”予以肯定, 殊不知这种行文和论调方式本身就很“官僚”:谁有发言权, 谁就可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谈。

“街谈”式的时评频繁出现, 如《你误诊了我, 我一笑而过》、《你不找零, 我就请客》之类的评论, 仅从标题就可以预知文章作者必将以常识开篇, 非理性结束。然而时评不是“时骚”, 拼凑事实和滥用常识只能向读者展示作者立场的摇摆不定和议题的支离破碎。依靠常识常理可以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作出基本判断, 但是堆积常识却无法得到批判性认识。如果不能超越常识, 不但无法驾驭常识, 反而易为常识所困。

常识扯淡化:时评变“语言游戏”

新闻自由的中心目的在于塑造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信息灵通的公民团体, 使之能够就公共事务作出理性决策。可惜的是, 一些时评作者并不重视其言论的严肃性和重要性, 屡屡“以理性开始, 以娱乐结束” (2) 。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下, 大家纷纷扯淡, 仿佛扯得越离谱就显得越有见地。

案例3:2008年4月12日《南方都市报》社论版“街谈”专栏评论——《只许宝马撞人, 不许脚蹬三轮》。

此文作者对广州警方拟限制“人力三轮车”上路的理由提出质疑。作者以调侃的笔调对警方提出的理由进行批驳:“人力车想撞死人, 从物理学上来说,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得多高的速度、多大的力量啊!想不通的, 可参见轰动一时的黑龙江宝马案, 看看人力车和机动车对抗的后果。”作者继而为车夫们献计:一旦三轮车被限制上路, 就“搞四轮来踩嘛!等到有关部门发现人力四轮车又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再出台相关条例, 至少也要一年———毕竟, 交通事故和死亡数据, 政府一般一年才发布一次。四轮若被禁, 还可上五轮, 不就是加个轮子吗?”

应该说, 此文幽默诙谐, 也颇具讽刺性, 但是作者心怀批判之意图, 却作出煽动之行为:不但强调“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实用性”, 还公然提倡利用法律法规漏洞。一方面痛恨官僚作风, 厌恶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另一方面, 却建议以形式主义对抗官僚作风。强调技术上的常识而无视法制上的常识, 这显然是扯淡化的常识。在这种“常识”里, 对错难分, 是非莫辨。对读者而言, 不断重复面对似是而非的道理, 自然会形成虚无的心态, 于是在精神上总是营养不良、甚至“食物中毒”, “大众”总是无法转型为“公众”。

萨义德说:“知道如何善用语言, 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 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 (3) 。”当今中国的一些媒介知识分子, 似乎总是迫不及待地想对任何刚刚发生的甚至正在发生的公共事件发表意见, 无时无刻不想“以语言介入”, 有此等政治热情是好事, 但关键是要“善用语言”, 不求微言大义, 但求有助于人, 既热情又审慎, 不游戏文字, 不哗众取宠。

结语

互联网已经成为强势的主流媒体, 网络舆论几乎容忍所有意见, 因为网民看重的是可以积极主动的传播、交流方式, 其次才是真与假、对与错。受网络传播模式影响, 一些纸媒试图在舆论传播上改善传受关系, 其主要方法就是报纸时评更多地采取草根立场、平民视角和娱乐精神;实际上, 有些时评作者同时也是“知名网友”。由此导致的结果之一是, 报纸时评版形同网络民意的可回收垃圾筒。然而, 在参照价值趋向虚无的互联网时代, 信息泛滥远比信息匮乏更令人茫然失措, 社会缺少的是可以释疑解惑的常识, 而不是娱乐至死的自由。时评人若想争取舆论领袖之地位, 则常识不可不用, 且不可滥用。

注释

1 于尔根·哈贝马斯[德]:《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2[2]尼尔·波兹曼[美]:《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探析都市报时评微博的发展现状 篇3

一、都市报时评微博的发展特色———以“南都评论”微博为例

1. 选题多样, 贴近民生

一篇报道, 是否能够吸引读者, 是否能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与强烈反响, 最为重要的便是新闻选题。南都评论的微博选题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形成一个庞大的评论体系, 无形中进一步提高了该报的影响力, 更强化了“南都品牌”。

“南都评论”微博顺承《南方都市报》时评版整体框架, 传承了传统大报的整体基调与风格;另一方面, “南都评论”微博还贴合微博特点, 在原有诸多栏目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今日新闻微评、短评等一系列更加能够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和思想碰撞的新版块, 评论贴近民众, 从而能够更加迎合受众的需求。

“南都评论”微博的“街谈”栏目, 着重打造贴近民生的、凸显人文情怀的评论版块, 多选择与人们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内容, 它所发布的内容往往能够迅速抓住人们的眼球。

2. 立意深刻, 观点开放

深刻的立意, 是时评的灵魂。“南都评论”作为都市报评论微博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微博, 直接与《南方都市报》时评版挂钩, 评论内容上多截取正文中的关键句。同时, 根据观察分析发现, 南都评论微博开始出现少数纯微评论, 即微博编辑自己根据实际情况, 对某些个别事件进行140字以内的评论。有些评论内容虽然简短, 立意却也不失深刻, 既保持了时评应该有的深刻性, 又开拓了信息时代简短快速的评论的手段。

时评微博不单立意深刻, 也成为了一个观点的聚集地。开通微博的更是那些在媒体大环境中比较“高端”的一部分人群, 他们愿意主动接触媒体接触信息甚至传播信息的活跃人群。这群人, 他们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和较广的知识面, 也勤于主动思考问题。在这里, 媒体自身、其他媒体、个人、组织等的评论都有机会被广大受众看到。甚至网友本身也可以通过转发并评论时评微博的方法来向大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3. 注重时效性和互动性

众所周知, 评论不同于新闻, 编写一篇评论需要对新闻进行解读分析、形成议论、并表达出来, 在面对受众之前就已经存在, 时间和空间被分隔开来, 时效性自然也会慢半拍。然而网络新闻评论是连续的、动态的评论, 媒体完全可以率先在微博上对新闻进行短评和快评, 待后期新闻事件有新的进展时, 再继续跟进, 进行微评论。这样一来评论依附微博24小时滚动发布的特点来加强时评的时效性。

在自媒体时代, 受众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 他们也有了发布信息的权利, 使得媒体与受众基本实现了从媒体“一家独大”到媒体与受众两者“平等对话”的双向互动。

而微博时评作为网络时评的升级版, 在与网友互动这一点上又有了新的进步。微博作为平民发表言论的阵地, 门槛比其他网络媒介要低很多, 不单媒体可以在网络上登载评论, 网友也可以自由地向媒体和公众发布个人观点, 媒体与受众可以在微博上实现简单直接的交流。在实际操作中, 南都评论有时就会有选择地选择网友评论内容进行转发, 网友在跟进评论和转发的过程中, 便实现了这种平等的互动方式。这种方式的实现, 正好顺应了现如今观点多元化的趋势, 为媒体有效地发挥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作用奠定了基础。

二、都市报时评微博目前的困局及应对策略

首先, 作为依托于传统媒体的时评微博, 其风格和发微博的手法都会受到传统媒体的限制。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大多时评微博发微博的方式都是“栏目名+短评+正文链接, 只是作为报纸的简单传声筒。

其次, 发展不均衡, 两极态势明显, 一些评论性微博粉丝数量猛增, 影响力日渐扩大, 一些评论性微博却出现了停止更新甚至弃号的现象。时评微博的发展表现得极不平衡, 两级态势日趋明显。

再次, 图片视频等利用率不高。大多一味地从报纸上将内容照搬进微博, 只是放个链接, 没有图片及视频等扩展的内容, 优化做得还不够, 不注重微博运营上的创新。

同时,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评论内容同质化, 评论一个事件, 微博内容往往千篇一律, 没有自己独家的观点不说, 反而形成了思维定式。作为媒体的微博, 它比一般个人微博影响力要大很多, 很容易在整个舆论环境中形成规模, 从而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如果总是不假思索地跟风发布当时微博中盛行的观点和立场, 以微博现在在媒体大环境中的地位和影响来看, 一旦某个不利于社会和谐的观点站到主流位置, 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解决上述问题, 这就需要时评编辑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和新闻敏感, 打造一支专业的时评微博编辑队伍。在这个“浅阅读时代”, 时评微博更应该把握好自己的位置, 打造“浅阅读时代”的内涵式微博。

摘要：网络的发展, 纸媒纷纷寻求与新媒体更好的结合, 以求在愈发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存活。如果说数字报纸的出现是纸媒与网络的美丽邂逅, 那么评论类微博的出现则是纸媒与网络的又一次深情相拥。本文就都市报时评微博的发展特性进行分析。

关键词：都市报时评微博,时评微博,现状

参考文献

[1]钱晓文.新闻评论“微博化”探析[J].新闻记者, 2012 (2) :71-74.

[2]李冬明.互动:报纸时评专版的创新之路——以《南方都市报》时评版为例[J].新闻传播, 2005 (5) :10-11.

都市报时评 篇4

不论中央新闻报刊还是地方报纸、党报还是都市报, 都纷纷开设评论专栏甚至评论专版, 评论撰写队伍逐步涵盖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评论关注的话题更是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评论话题切入视角也更多向“民生”、“民情”倾斜、评论的话语方式体现出明显的“平民化”倾向……毋庸置疑, 时评越来越发展成一种民众表达、民众言说的实用文体, 它的再次复兴定当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 当今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拐点期, 社会结构的重建、机制变革的转轨、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观念的转变,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交织, 在带来战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矛盾冲突……在这样的国情民情下, 都市报时评与公民话语权的表达与实现究竟处于何种状况, 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又遇到哪些发展障碍?本文试在理论基础上探析上述问题。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 时评的概念

时评, 顾名思义就是指“因时而评”、“合时而著”的时事评论或新闻评论。进一步说就是主要针对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时事新闻、读者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或思想领域中的突出问题, 缘事而发, 寓情于事, 解疑释惑, 针砭时弊, 直接阐明作者的意见、态度和建议, 从而可以起到引导社会舆论和干预社会生活的作用, 并引起读者在思想认识上的共鸣。[1]

(二) 理解公民话语权

所谓公民话语权, 是指公民享有的表达话语的权利, 即公民所享有的表达其利益、意见与思想的一种言说权利或行为权利, 每个公民不分身份、地位、背景和民族等都平等地享有话语权;中国语用学研究理事会的陈开举认为, 公民的话语权指公民以话语为手段表达意见、实现自身权益、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2]综合这两种观点, 笔者认为公民的话语权即是公民言说的权利又是公民表达的权力。

(三) 公共话语场的提出

“公共话语场”是李水金在《中国公民话语权研究》中提出的新概念, 他认为公共话语场是基于沟通与交往理论而产生的公民表达话语的场所, 是一个各种话语的汇集场所, 它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具有最广泛的容纳性。[3]通过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千千万万个公共话语场, 公民可以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 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建议与批评, 可以与政府在公共话语场实行平等地协商与辩论, 可以通过公共话语场的功能维护自身的权益等。

二、都市报时评与公民话语权的相互关系

新时期的社会政治文明建设, 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体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胡锦涛同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强调: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年) 》也明确表明“鼓励新闻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依法有效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4]这里的“表达权”、“监督权”等都是公民的重要话语权利。

可见, 公民话语权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 是公民通过话语方式进行自我表达和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 也是公民作为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的机制。新闻媒体恰恰为公民自由表达和交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特别是近年来都市报评论写作的“大众化”倾向, 使得时评与公民话语权之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关系。

(一) 都市报时评为公民话语表达提供了有效平台

公民话语权的实现关键在于公民话语的有效表达, 话语的有效表达则需借助一定的话语平台。都市报时评为公民话语权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公共话语场”平台。李水金认为“公民话语场” (如图1所示) 是公民自由表达其话语权的重要场所。公民不论民族、种族、身份、地位、收入和年龄等, 当他们的话语输入条件具备时, 其建议、要求、目标、意图甚至不满都能在这一场所里得到自由辩论、讨论、协商和互动甚至反馈。当众多的话语都汇集在这一场域内, 经过讨论和协商又通过公共话语场的平台输出或输入到另一话语场。

第三次时评高潮的复兴表明, 随着公共领域的日益开放, 公民言论空间的日益扩大, 公民比以前更容易进入和使用都市报时评这一公共话语场平台, 公民言说的需求也日益通过这一平台得到表达。例如《南方都市报》“来论”版的“观点交锋”、“议论风生”、“众说纷纭”栏目, “众论”版的“声音”、“关键词”等栏目的设置, 目的就在于让更多的公众参与评论, 以多样的方式为公众发言搭建一个能包容不同人群、不同话题、不同声音的公共话语场平台。

公民话语权的实现强调公民从自身立场出发, 不论身份、地位和职业, 根据自己的思考去表达观点, 不管是关于身边的小事, 还是一些社会公共事件, 甚至大到国家方针政策, 都能在公共话语场内进行言说和讨论。《齐鲁晚报》时评版的编辑理念强调时评是表达的工具, 时评版是每个人平等表达的公共空间, 并鼓励像工人、农民、军人、学生等各种身份的人到话语场内进行自由表达, 因为“每一种基于自己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利益背景的表达都有自己的价值。”[6]都市报时评真正为公民实现话语权创造了具有“公共性”与“开放性”的话语平台。

(二) 都市报时评议题的多样性为公民话语表达提供多层次、多方向的话语场

公共话语场是一个让公民发表言论、表达意见的多层次、多方向的公共场域。公共话语场的多层次 (如图2所示) 表现为:“既有基层的公共话语场、也有高层的公共话语场;既有家庭领域的话语场, 也有私人领域的话语场, 还有公共领域的话语场”。[7]公共话语场的多方向, 是指公民可以在这一场域内谈论、协商、互动关于社会各个方面的事务, 如可以就气候问题发表相关话语、也可就食品安全问题表达意见、还可以就国家政策或国际问题等言说思想。

虽然各媒体的性质、立场、态度都不相同, 但他们在选择评论的议题时却有一个共通的准则:就大家共同关心的, 反映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事件进行评论。现今,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频发, 人们对个人、国家命运的思考和关切随着愈加开放的言论环境而更具深度和广度。这就使得评论的议题更加多样和多元化, 特别是都市报时评的议题选择, 为公民表达话语提供了多层次、多中心的话语场。

现今, 都市报评论的议题类型分布比较广泛, 大致可以分为关于民生问题、政府管理、社会问题、经济与法律、国际时事、军事科技、体育娱乐等几大类。

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可以对这些类型议题的事件或相关事件在都市报搭建的时评话语场平台内进行话语表达, 发表自己对事件的看法, 表明自己对事件的态度, 甚至和其他人进行协商与讨论, 实现自己的话语权。强拆、官员问责、教育公平、公民权利、CPI上涨这些话题、这些事件, 也都能听到公民发出的声音。

此外, 从图2可以看出, “家庭领域话语场”、“私人领域话语场”、“公共领域话语场”是相互包含的关系。在特殊的环境下, 一个原本属于家庭或私人话语场的议题经过在话语场内讨论、商议往往会演变成公共领域话语场的话题, 走向公共平台。例如, “孙志刚”事件, 一个年轻大学生的死亡原本是一个存在于私人领域话语场议题, 可是经《南方都市报》本报评论员在时评话语平台发表了评论文章而演变成了公共话题, 在公共话语场内引发了众多公民的关注, 最终促使国家完善了“收容遣送管理规定”。

(三) 都市报时评作者群分布与公共话语场开放性的相关性

李水金在其著作《中国公民话语权研究》中提到:公共话语场是一个人人都享有话语权的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场所, 一种真正体现公共利益、表达公民话语权的场所。每个公民都可以在这个话语场内进行平等地交流与对话, 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愿望与建议, 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他的观点充分体现了公共话语场的开放性。都市报时评为公民搭建的“意见表达”话语场平台也具有这一特点, 具体体现在都市报时评作者群的广泛分布方面。

《新京报》的评论主编艾君 (王爱军) 认为时评是分层次的, 笔者把这种层次称为“时评的金字塔结构” (如图3所示) 。金字塔最下边的部分是“公民表达”即普通大众发表的简单言论。它上面的一层即第二层可以叫做“评论写作”, 即专业评论员或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事件表达的观点, 现今大多数的评论文章都属于此类。第三层就是“精英论述”, 这类话语大都是专家学者表达的, 观点和意见非常全面、准确。第四层是“权威评论”, 这些文章的作者都具有专业的学术研究, 对现实社会问题有深刻的见解, 他们的观点可能会进入政府决策, 处于金字塔的最顶端。

由图3可见, 时评具有很强的开放性, “时评的金字塔结构图”几乎囊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每层时评话语表达都代表着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有着不同的评论理念。但不管是普通大众的“公民表达”, 还是社会精英的“权威评论”都在时评话语场内进行了意见表达。具体而言, 都市报开设的“读者来论”板块, 普通工人、学生、教师、职员、甚至在监狱里的服刑人员都可以就社会热点、时政问题等发表自己的看法, 表达自己的话语, 而这类话语最能反映“民生所指”和“民意所向”;而学者、专家型评论专栏在都市报上的日渐风行则证明这类评论话语不仅具有专业的知识而且具备专业的理性判断, 是最能引导舆论的言论。所以, 都市报时评作者群的分布与公共话语场的开放性有很大的相关性, 话语场的开放性使得都市报时评的作者几乎囊括社会的各个阶层。

(四) 都市报时评与公民话语表达的失衡

斯皮瓦克在她的论文《弱势者有话语权吗?》中谈到社会强势群体充分享有话语权, 弱势群体很少或没有话语权。弱势群体往往因其话语权的缺失而享受不到应有权益, 在现实中“他们的话语被限制、被扭曲、被推向社会边缘”。[9]李水金在他的研究中也证实, 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在公共话语场中存在话语表达的缺失和话语表达的差别待遇问题。

上文已提到都市报时评为公民表达话语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等的公共话语场平台, 任何人不分种族、身份、地位和职位都可在这一话语场内自由表达话语, 发表言论。可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在研究当中, 发现公民都市报时评话语表达存在话语表达缺失和话语表达不平衡的问题。

近十年来, 时评发展迅速, 用“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也毫不夸张。在这个信息快速发展的多元化时代, 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到时评写作中来。“公民写作”与“公民言说”似乎已成为都市报时评的发展倾向。但不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在都市报时评的话语场平台上自由发表言论, 像农民和城市农民工等这些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的话语经常被忽视或遗忘, 且都市报时评“草根评论”与“精英评论”的分界渐显端倪。

研究中笔者发现, 人人都有发言权, 但并不意味着谁都能说好。因为公民话权的顺利表达跟其语言能力、专业知识、表述渠道、素养水平等方面有很大的关系, 普通公众和弱势群体因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和差异, 很多都无法通过都时报时评预设的“表达门槛”。所以那些见诸报端的“公民表达”和“公民言说”往往只是是少数人的“言说”, 而所谓的表达者也往往是时评评论人员和专家等的特定人群。

三、结语

都市报时评是公民各方话语的表达, 是公民各种观点的聚焦。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的十多年来, 时评的再次复兴, 为公民表达话语、发表言论搭建了一个更为开放的话语场平台, 公民凭借这一话语场平台实现了自身的话语权。这对于扩大公共话语空间、建构公民社会、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同时, 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如弱势群体在都市报时评话语场内的话语缺失、言论缺失和“草根评论”与“精英评论”话语表达的不平衡等诸多问题。

笔者认为, 都市报时评话语场平台的建设要本着开放性、多样性、多层次、多中心的原则, 实现公民话语表达的优化配置, 为无话语权的公民和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话语表达渠道, 力争让每一个利益主体的话语都能在时评话语场内得到自由表达。时评的话语平台离不开普通民众广泛而积极的参与, 需要这些基层的、民间的思想观念、真知灼见和独到见解。因此, 当都市报时评作者真正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角落时, 才能筑起真正的“民意的广场”, “公民言说”的时代也才会真正到来, 公民也才能更为广泛和有效地实现其话语权。

参考文献

[1]顾涧清, 李龙.中国时评:社会良知的呐喊[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8:3.

[2][9]陈开举.话语权的文化学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177, 179.

[3][5][7][8]李水金.中国公民话语权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9:13, 48, 59, 60.

[4]http://baike.baidu.com/view/8778686.htm?fromId=8779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