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与误读

关键词：

阐释与误读（精选三篇）

阐释与误读 篇1

关键词：阐释学,理解历史性,有意识误读,无意识误读

1 背景与理论

阐释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人们所熟识, 是一门研究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传统的阐释学始于圣经的翻译, 其经过漫长过程的发展到了今天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阐释学。

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中的“理解历史性”、“偏见”、“视域融合”等概念为翻译研究开拓的新的视野。伽达默尔认为阐释的前提是“理解”, 任何的翻译都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其认为, 理解是历史性的, 而理解的历史性又造成了理解的偏见, 包括我们将要讨论的“误读”现象。现代哲学阐释学不像传统阐释学一样过于刻意追求文本作者的原意, 其更注重的是理解的历史性。也就是这种理解的历史性使得原语文本和翻译主体之间有各自的视域, 理解即是原语文本作者所拥有的过去“视域”与翻译主体现在的“视域”的融合。这便是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中所说的“视域融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英国的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将阐释学引入到了翻译研究中。阐释学为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翻译研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传统翻译中过于强调作者之上的观点不同, 现代哲学阐释学提出了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伽达默尔认为翻译也就是阐释。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 文学作品本身和译者有着各自的视域。各个时期的译者在翻译作品时都带着自己独有的视域, 包阔语言文化等。因此, 翻译过程既是译者与原文本作者视域融合的过程, 也是阐释的过程。

误读在文学翻译中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 解构主义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较早关注误读现象。他认为, 阅读总是被误读。因为阅读总是被延迟, 加上文学语言语越来越被“多元地决定”, 所以旨在追求某些固定不变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误读现象的存在不可改变。

国内的乐黛云教授认为“误读”即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去理解另一种文化。人们按照自身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世界, 他们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们在理解与翻译的过程中对另一种文化的认识, 选择和解释。也就是说, 只要以阅读方式存在的鉴赏和审美行为不停止, 误读现象就会永远存在。也正由于误读的存在, 文本的审美价值、文化内涵等才不断被挖掘, 作品的艺术价值和魅力也就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作者认为可以从阐释学的理论层面分析误读现象的存在。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创作并且深被人们喜爱的一部小说。在国内, 有很多翻译家翻译过这个文学作品。作者选择了王科一和孙致礼两位翻译家的译本进行比较。由于两位翻译家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 拥有的视域不同, 他们的译本也肯定有各自的特色。以下内容试图用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中“理解的历史性”的原则来分析这两位翻译家的中译本中存在的一些误译现象。

2“有意识误读”与“无意识误读”

众所周知, 译者在翻译时要尽量做到使译文准确、忠实地反映原语文本的真实意思。即便如此, 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 “误读”和“误解”的现象很难做到完全避免。在传统翻译研究中, “误读”被认为是完全错误和毫无价值的, 而在当今的翻译理念看来, 尤其是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看, “误读”在翻译中也有着其积极的一面。

谢天振 (1999) 认为“误读”可以分为“有意识误读”和“无意识误读”两种。前者是指把误读作为一种既成理性的客观的现象加以描述, 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后者指的是由于接受主体的个人素养及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完善导致解读文本时对具体概念内容等的错误阅读。由于理解的历史性, 不同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可能使译者对原语文本产生无意识的误读和误解。这将会导致其在翻译时出现误译的现象。下面是对《傲慢与偏见》王科一和孙致礼两个译本中的一些“有意误读”与“无意误读”例子的分析。

2.1 有意识的误读

在文学作品中, 文本的意义有很多的空白和不确定因素。在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不仅仅是要做到填补这些空白, 还要在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赋予译文新的含义, 以使“误读”显得合情合理化。

1) They were in fact very fine ladies:not deficient in good hu-mor when they were pleased, nor in the power of being agreeablewhere they chose it;but proud and conceited. (J.Austin:Prideand Prejudice.Ch.4) ;

王译:事实上, 她们都是些非常好的小姐;她们并不是不会谈笑风生, 问题是在要碰到她们高兴的时候;她们也不是不会待人和颜悦色, 问题在于她们是否乐意这样做。可惜的是, 她们一味骄傲自大。 (2008:16)

孙译:其实, 她们都是很出色的女性, 高兴起来也会谈笑风生, 适意的时候还很讨人喜欢, 但是为人骄傲自大。 (2007:15)

以上句子描写的是伊丽莎白在晚会上对宾莱小姐性格的深入观察。原语文本中有很多连词, 如:not、when、nor、where以及but, 这些词在英语中非常的常见。除此以外, 原语文本中的排比句式使得读者对宾莱小姐的性格有了个生动深刻的印象。王科一的译文保留了原文的形象表达, 却把原文的连词翻译成了“并不是……问题是……;也不是……问题在于……”。这些表达在目的语读者看来非常的生硬和呆板, 其虽然完整地保留了原语的表达形式, 但是忽略了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 在我国, 翻译外国文学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 这使得很多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更加倾向于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本来面貌, 即便是译文不能够被目的语读者所充分接受。然而, 孙致礼却不但将这个句子翻译得更加接近我国读者的需要, 同时也保留了原文句式的排比结构, 可是他保留了原文的表达形式, 却去掉了原文中的双重否定, 这可以理解为有意识的误读。

2) “He has been so unlucky as to lose your friendship, ”re-plied Elizabeth with emphasis, “and in a manner which he is like-ly to suffer from all his life.” (J.Austin:Pride and Prejudice.Ch.18)

王译:伊丽莎白加重语气回答道:“他真不幸, 竟失去了您的友谊, 而且弄成那么尴尬的局面, 可能会使他一辈子都感受痛苦。” (2008:109)

孙译:“他真不幸, 竟然失去了你的友谊, ”伊丽莎白加重语气说道, “而且弄得很有可能要吃一辈子苦头。” (2007:88)

这是伊莉莎白对达西的回答。达西先生与韦翰之间毫无朋友情谊可言。伊莉莎白对达西先生不满, 话语中饱含了她对他的愤怒之情。在王科一的译文中, 句子“而且弄得成那么尴尬的局面”在原语文本中并没有体现, 而是译者自己添加上去的。这种类型的添加译法是译者对原语文本有意识的误读所造成的。他想表达达西先生当时的尴尬情形, 这是原语文化的一种传递。这种增译可以被目的语的读者所接受。而在孙致礼的译文中, 他只是用句子“弄得很有可能要吃一辈子苦头”来表达达西先生的窘迫表情。虽然只是字面上的翻译, 但是也可以被目的语读者接受的。

2.2 无意识的误读

无意识误读, 指的是在翻译文本的过程中, 译者在某些问题和具体概念上的误解。这些误解多是源于译者独特的知识结构和个人性格等因素。据谢天振的观点, 无意识误读可以进一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 源于译者的疏忽和草率; (2) 与译者的个人语言能力有关; (3) 与原语跟目的语之间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有关 (1999:195-196) 。下面我们将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角度对第三种类型进行讨论。

1) “Laugh as much as you choose, but you will not laugh meout of my opinion...” (J.Austin:Pride and Prejudice.Ch.17)

王译:“你爱怎么取笑就怎么取笑吧, 反正你总不能把我的意见笑掉。...” (2008:101)

孙译:“你爱怎么取笑就怎么取笑吧, 反正我不会因为你取笑我, 就改变自己的看法。...” (2007:82)

以上内容是简对伊莉莎白的回应。伊莉莎白认为达西对韦翰太过冷酷, 而简认为达西先生并不是像韦翰所说的那样是个坏人。简认为韦翰捏造了对达西先生的坏印象。然后她说“you will not laugh me out of my opinion...”王科一把这句话译成了“反正你总不能把我的意见笑掉”。他仅是做到了尽可能地转达简话语中的幽默, 却忽视了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由于这是对文化不熟悉所造成的, 这种误读可以看成是无意识的误读。在孙致礼的译文中, 译者一种灵活的方式将句子译成:“反正我不会因为你取笑我, 就改变自己的看法...”让读者可以很轻松地就能理解原文的意思。

2) With a book he has regardless of time, and on the presentoccasion he had a good deal of curiosity as to the event of an eve-ning which had raised such splendid expectation. (J.Austin:Pride and Prejudice.Ch.3)

王译:且说这位班先生平常只要捧上一本书, 就忘了时间, 可是这次没有睡觉, 却是因为他极想知道大家朝思暮想的这一个盛会, 经过情形究竟如何。 (2008:12)

孙译:他这个人, 平素只要有本书, 就会忘记时间。可眼下他倒是出于好奇, 很想知道母女们寄予厚望的这个晚上, 究竟过得怎么样。 (2007:12)

这个句子描写的是班纳先生对他妻女参加舞会的心理活动。他很想尽快知道大家聚会的情况, 奥斯汀用“splendid expectation”一词来描写老先生的这种迫切心理。王将其翻译成“朝思暮想”。“朝思暮想”是一个富含中国历史文化意义的成语, 这一成语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 原指的是“从早到晚的思念”, 特别是恋爱中男女之间的那种思念。然而, “splendid expectation”在原文中指的明显不是男女之间的感情, 而是班纳先生的“疑虑”。因此, 将其翻译成“朝思暮想”, 属于译者在进行翻译时的一个文化误读, 也是无意识误读。

3 总结

译者的对原语文本的误读导致了误译的产生。误译指的是译者部分扭曲了原文某些内容的深刻含义或是重新创造了与原文不同的另一意象的一种翻译。按传统翻译理论要求, 译者必须忠于原文, 很多译者也是这么做的。但在中外的文学翻译实践中还是有不少的误译现象。然而, 误读在翻译中并不是一无是处。该文从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理解历史性的角度分析了《傲慢与偏见》汉译本中的一些“误读”现象, 肯定了“误读”存在的积极意义, 并为创造性翻译活动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撑, 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参考文献

[1]布鲁姆·哈罗德.误读图式[M].北京:三联书店, 1989.

[2]胡宝平.论哈·布鲁姆“诗学误读”[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0 (3) .

[3]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 于沛, 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5]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C]//乐黛云, 勒·比松.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6]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1.

[7]潘雅琴.论误读的思维模式[J].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00 (2) .

文化传播障碍与文化误读 篇2

文化传播障碍与文化误读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由于文化传播者和文化受体各自文化的差异性而引起传播 障碍和接受障碍，从而导致中国文化误读现象的产生。产生文化误读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中西 价值观不同，中西伦理道德观不同等四个方面。清除文化误读现象则宜从选择合适的文化文 本等四个方面着手。

作 者：魏清华 WEI Qing-hua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刊 名：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年，卷(期)：25(1)分类号：G04关键词：文化误读 传播障碍 接受障碍 文化 异质性 对策

解读与误读 篇3

七年之后再读，居然感到书中观点以及议论毫不过时，而这大概也就是作者和出版社敢于重印此书的理由所在吧。当然，更直接的理由应该是这本书在学界的久获盛誉以及踪迹难觅，但这其实还是由著作本身的质量所决定的。

重读之后不免有所感慨：感触最深者居然还是和七年前所留下的印象一样，即此书最突出一个特点亦即最大的优点就是完全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用自己的语言来展开论述，这样就和一般学术味或者学究气更浓的研究论著拉开了距离。至于何以如此，首先可能和刘绪源在写作时的“业余”心态有关：他是因为自己读书有了感兴而开始写作，而这样的研究写作其实并不是他个人的本职工作，因此就不含有为谋生而写作的心态焦虑，也不必为写法是否符合所谓的学术规范而畏首畏尾。当然，这大概也和研究对象有关：印象中以研究周作人知名的学者，无论是年岁较长的舒芜和钱理群，还是稍为年轻一辈的孙郁和止庵，其研究周作人的著作在表达上都有一种相对自由的倾向，想来应该是在研读周作人作品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当然，作为研究著作，一般的学术理路还是必须遵守的。即如刘绪源这部显得略为不衫不履的著作，其实也是有着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框架的，正如他自己在原来的后记中所说，大致就是以“涩味”与“简单味”来界定周作人文章之两种不同的写作风格，再将其与周作人的老人心态和儿童心态联系在一起分析，并且以之为标准来审视周作人散文在当时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从全书的分析来看，这两个概念的选定还是非常合适的，确是有助于研究者——以及读者——更准确地把握周作人的创作取向及其独异之处。至于作为主题展开部分的第二章和第六章对周作人与鲁迅、俞平伯、废名之间异同的比较，如果参照后来出版的孙郁著《鲁迅与周作人》《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二书，就可以看出，刘绪源在这里简单提到的一些观点，后来在孙郁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分析，而两人在很多问题上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

不过，作为全书主体部分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将周作人散文分为杂著、小品和书话三类，似乎还显得不是那么恰切，论者自己在分析中也不得不一再说三者之间，尤其是小品和书话之间殊难明确界定。究竟应该怎么给周作人散文分类，这是一个比较难于处理的问题。周作人自己在1926年8月10日所写的《艺术与生活·自序一》中曾经将自己的文章区分为“论文”与“随笔”两种，大致就是将收入《艺术与生活》中的文章看作论文，而其余诸文则是随笔。其后，在1940年2月26日所写的《书房一角·原序》中总结自己的创作历程时又这样说：

我写文章，始于光绪乙巳，于今已有三十六年了。这个期间可以分做三节，其一是乙巳至民国十年顷，多翻译外国作品，其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写批评文章，其三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

也就是说，其散文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批评文章和随笔，二者可以写作时间为界来划分。但是，周作人晚年的那些短文固然可以看作随笔，其早年《雨天的书》之类的作品，似乎也不能就算作批评文章的，实际上也确是更加接近于后期的随笔，所以并不能真的就以时间来区分的。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以论文、杂文和随笔来分：一般正襟危坐谈论问题的是论文，包括早年《艺术与生活》中的篇章，也包括1940年代《中国的思想问题》诸文；《谈虎集》一类直接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章，属于杂文；其余占了周作人创作之大部的，都算是随笔。但如果以此为标准来分类，具体操作起来也很麻烦，并不见得就比刘绪源的分类更为合理。大致来说，作者在写作时就是随意命笔，根本不存在什么文体意识在胸中，研究者(包括作者本人)为了分析和言说的方便来硬加区划，标准难定自然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说到对刘绪源的这一观点不太认同，就不能不再提到作为这本书新序的舒芜先生之《真赏尚存斯文未坠》一文。这本是《解读周作人》一书1994年初版后舒芜所写的书评，刘绪源认为说得很好，于是在新版时就以之为代序，取代了原来洁泯的那篇序言。舒芜此文首先发表于1995年第5期的《读书》杂志，我还是先读此评而后再寻找并拜读刘绪源的原著的。但是现在重读，却觉得也许舒芜是误读了刘绪源的意思。

舒芜在文章中引述了刘绪源关于周作人那些“更平淡朴素，一眼望去更找不到好处的本色文章”的议论之后，接着论道：

阅读周作人可以分为从低到高的五个层次，第四层是“能知周作人中年以后那些‘文抄公’之文的价值，而对于那些不大抄书的完全本色文章的价值未能充分看重者。最高一层是能明确推重他晚年那些完全本色文章的成就超越早年名作之上者”。

显然，舒芜这里所说的“完全本色文章”，是指周作人晚年所写的那些“不大抄书”的文章，具体来说就是从《药味集》《书房一角》之后的那些文章，甚至可以说包括周作人1949年以后的散文，因为抗战胜利之后或者就是他本人六十岁之后才算是周作人的“晚年”吧。但是刘绪源在这本书第153～154页详细分析后宣布为“真正的本色文章”的作品，却是写于1935年10月、曾经收入《苦竹杂记》的《隅田川两岸一览》一文，正是典型的“‘文抄公’之文”，显然并非“不大抄书”才算“本色文章”。至于周作人1949年之后的散文，刘绪源在写于1993年的后记中曾经说过：“到解放以后，别的作家不说，就连周作人自己的散文也时或不如以前。”后面一句，在1994年的初版中是这样写的：“就连周作人自己的散文也大不如前了。”态度更加明确。由此可见，刘绪源和舒芜对周作人晚年散文的评价是不一样的，舒芜说自己是读了刘绪源此书才认识到周作人“晚年那些完全本色文章的成就”，其实是一种误读。刘先生所说的“本色”，是相对于周作人“较多地运用了技巧的文章，如早期锋芒较露的杂文，或那些色彩比较鲜亮的小品”而言的，即相对于20年代的这些作品，周作人三四十年代的书话类散文属于本色文章，看不出运用了什么技巧。

舒芜的这种误解，刘绪源似乎没有发现。当然，也可能是他另有理解：虽然觉得舒芜的这一阐释和自己的本意有距离，但全文在总体上还是言之成理、可以自圆其说的，因而不妨对此误解聊且忽略不计。若是这样，其实倒不妨在“新版后记”中略加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