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图书

关键词： 图书

抗战图书（精选五篇）

抗战图书 篇1

人民日报消息,中宣部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今年初启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出版工作。“百种经典抗战图书”目录中,有文学作品、学术作品、通俗读物和少儿作品4类, 《少年英雄王二小》《狼牙山五壮士》《烈火金钢》《红灯记》《吕梁英雄传》《敌后武工队》《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国抗日战争史》等,皆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百种经典抗战图书”在8月底前完成重印再版,每种最少重印2000册。此次入选的120种重点出版物选题,是从全国出版单位报送的1013种选题中优中选优确定的,有从海内外专业机构多方收集整理的,具备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献、档案资料;有从各个角度深入挖掘史实证据, 权威机构和专家撰写的历史研究著作;有面向大众读者讲述抗战故事、介绍抗战历史的通俗读物。例如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由中宣部理论局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共同编写,文字简洁凝练、图文并茂,是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权威官方读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编写的 《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收录了左权、吉鸿昌、张自忠、戴安澜、谢晋元等抗战先辈的近百封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鲜活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心灵史。

抗战图书 篇2

摘 要 地方文献作为分布广泛而又非常分散的文献类型,其收集和整理面临着许多困难。如何充分有效地做好这一工作,不仅需要责任心与勇气,更需要识见与策略。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抗战期间收集云南、四川等地的西南文献,就充分地展示了当时的馆领导及全体职员在收集地方文献方面所具有的无畏精神和过人见识,这对我们今天的文献收藏与整理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和参考意义。

关键词 地方文献 文献采集 国立北平图书馆 抗日战争

由于地方文献的形成及分布都比较复杂,因而收集起来具有相当的难度,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有更为特殊的素质要求。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抗战期间征集西南地方文献的实绩,向我们充分昭示:收集地方文献须责任心与识见力相辅而行。

一、西南文献的危境与北平图书馆的果敢决策

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民族构成、人情风俗,历来给人们一种十分神秘的印象,也一直为中外机构和学者们所关注。尤其是在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之后,各方人士既感到迫切需要了解和研究西南,又认为这种**的年代正是搜集、收藏各种资料的绝好机会。当时,除了中日两国的有关机构与个人参与此事外,美英德法等国家也纷纷派人前往,趁机搜掠西南地区的各种文献。西南地区的各种文献一时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而在中国方面,由于政府机关和重要文化机构的西迁,使大批的文化人士云集于此,特别是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如顾颉刚、方国瑜等人的到来,以及北平图书馆在昆明设立办事处等等,都为收集、整理和研究西南文献创造了良好的人力条件。尽管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差,但学者们却可以利用比较有利的地域条件,就地开展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

这也就是说,在抗战时期,收集西南文献既面临着许多的危险和挑战,同时也蕴含了某些机会和条件,从事这项工作,需要识见,需要魄力,需要奋斗,需要牺牲。做好了这项工作,无疑对于保存祖国的文献、对于建设国家皆有莫大功劳;反之,如果放任民族文献流失他邦或者湮没毁坏,则将不利于祖国文化的发展,不利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作为当时国家文献收藏中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可以称得上不负众望、不辱使命。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七七事变、北平失守之后,便与北大、清华等学校一起先迁至长沙,后又辗转到了昆明,继续坚持文献的采集、编辑、整理工作。1938年3月,在当时的代理馆长袁同礼的倡议下,于香港九龙蔡元培住宅召开馆务会议,即研究将征购西南文献(包括各种民族照片)和传拓西南石刻确定为昆明办事处的采访工作大纲;又决定编辑西南边疆图籍录、云南书目和云南研究参考资料等书;并明确指定万斯年、邓衍林、袁同礼等人分别负责各项事务或具体落实完成①。北平图书馆在1940年1月18日呈报教育部的该年工作计划中,再一次将“西南文献”和“西南石刻拓本”作为1940年度的购书计划,并分别提出要求:“对于此项文献继续搜求,俾能成为有系统之收藏,以供学术界之研考”;“传拓云南、四川(广西石刻已入藏,贵州省为数甚少)之石刻,以便编印《西南石刻录》”。报告中所列当年出版计划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出版“西南文献丛刊”,共有《滇南碑传集》、《云南民族民俗史料集》、《云南史料丛刊》、《云南图经》、《贵州图经》、《盘江铁桥志》、《黔南类编》、《滇粤要纂》、《桂胜》等9种;第二条关于汇集印刷馆藏目录,也对续编西南方志目录特别予以强调。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示了北平图书馆领导层在战时的艰难情形下,对于收集西南文献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和坚决做好收集与整理工作的明确态度。由于他们率先具备了这样的识见和态度,从而很快就在图书馆的采访和编纂环节,展开了一场广泛深入又富有成效的文献征集活动。

二、抢救稀见彝族、纳西族等西南少数民族文献

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活动中,首先值得我们称道的是对武定彝族文献和丽江纳西族文献的艰难征购过程。

武定位于云南的西北部,境内居住多个少数民族,尤以彝族为多。在该地的凤土司署内,传藏了大量的彝文经典和文物。其中的彝文经及其刻板以及凤氏自宋以来的世系谱,无论就其版本还是史料,都具有很高的价值。英法德等国的官员和学者曾先后光顾,用各种手段取走或复录了一些很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被公布之后,很快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更多的外国人循此线索,纷纷赶赴武定,希望将全部典籍及文物予以收购。而土司本人则因国内正遭受日本侵略,当地的流匪也常常滋事骚扰,他担心这些古物难以保全,又加外国人诱以较优厚的价格,因而已动了出售之心。1943年,正在此地从事民族调查工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学良先生得知此事之后,一方面想法接近土司本人及家族,劝说他们勿将藏品售予外人,另一方面则及时向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写信,呼吁史语所或其他文博机构设法购买这批珍贵文献。傅斯年很快将马学良的信转交给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希望由北平图书馆来购取这批文献。袁同礼先生在5年前就参与制定了北平图书馆收集西南文献的决议,对马学良及傅斯年的这个建议当然格外重视。他在收到傅斯年转来马学良的信后,就立即起草了给教育部的呈文,请求划拨专项经费,同时委派已在昆明的北平图书馆编纂员万斯年先生前往武定,与马学良协商征购事宜。

万斯年虽与袁同礼有表亲之谊,但在接到袁同礼的指示后也丝毫不敢懈怠。他原本想带一同事相伴前往,但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于是只随身带了一些药品及纸墨,就匆匆地只身出发了。一路栉风沐雨,经寒历暑,翻越了崇山峻岭,饱尝了无食无医之苦,甚至还遭遇了当地土匪的袭扰。历尽千辛万苦后,终于到达了土司所在的武定县茂连乡。在与马学良先生取得联系以后,又认真协商对策,积极走访县政当局及土司的亲戚,从多个方面做争取土司全部让售的工作。在耐心细致的说服和艰难的谈判之后,终于使土司答应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将全部藏品售予、赠予国家。这批文献计有彝文写经五百零七册,彝文写经卷子一轴,彝文刻经十五块,汉文档册十二册。数量虽不为多,然其文物及文献价值则不啻连城。正如袁同礼先生当时给教育部的报告中所说:这批文献“对于西南民族之语言文化历史制度之研究,有绝大之参考价值。”事实上,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这批珍贵文献,也的确成了中外学者了解和研究彝族历史及文化的稀世珍宝。

如果说北平图书馆征集武定的彝文经典多少有些被动,那么搜集丽江纳西族文献则是一次主动的出击。

丽江地处云南西北部的滇、川、藏三省交界地带,境内活动的纳西族人是远古氐羌人的后裔,而他们的直接先祖则是秦汉时代即有活动的摩梭人。由于他们的族源关系和活动地域关系,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东巴教以及有关纳西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学作品,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文化焦点。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德、意、荷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这一地区,不少外籍传教士、旅行家、动植物学家及人类学家先后进入丽江地区,对纳西族居住区的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并收集纳西文献。其中,美国人约瑟夫・洛克从192月起,调查纳西文化、收集东巴经典,到1949年返回美国,成功地收集到了三万八千多册东巴经典。继他之后,美国罗斯福总统之长孙昆亭・罗斯福于1944年在丽江纳西族地区也收集到1861册东巴经典。这些外国机构和个人的文献收集活动,在迅速孕生了纳西文化国际热的同时,也导致了纳西文献的大量流失。

而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当时的政府机构却不但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反而对纳西文化进行了摧残。如民国年间丽江县政府就曾下令禁止举行东巴仪式;一些行政官员以改革习俗为名,削弱东巴教的地位;甚至有些提倡新文化的纳西族学人也不加区别地否定传统文化,称东巴象形文字为“牛头马面之字”。这对于纳西文献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命运堪忧。

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危难形势,当时国内一些有眼光的学者,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收集和保存纳西文献的责任。其中,最有影响、最有成效的是纳西族学者方国瑜、周汝诚协助万斯年为北平图书馆收集文献的活动。

大约在1940年7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派当时在云南省从事文献征集工作的万斯年先生,前往丽江地区调查并收集纳西文献。关于这次实地的文献搜集过程,万斯年先生有《迤西采访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述之甚详。据《报告》介绍,万斯年在丽江前后驻扎约15个月,主要进行了包括搜访传抄丽江地方文献、访购整理东巴经典在内的9个方面的工作。其中具有建设意义的是对东巴经典的搜求。

东巴教信仰山、水、风、火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是原始巫教的典型表现,它又吸收了藏传佛教的某些教义与规则,形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宗教。因此,其教义与规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内容。而记载这些教义及规则的东巴象形文字,又是语言文字领域的一个有趣现象。所以,无论是记载内容还是书写形式,东巴经典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万斯年先生到达丽江后,在当地大姓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先后征集到东巴文经典3200余册,包括精写本、绘像本、彩绘本、封面装饰本、圣手写本、校读本等多种版本形式。这些版本对于研究东巴经的内容及纳西人的文献制作,皆有很重要的作用。经过万斯年等人的精心整理,这批文献与此前北平图书馆已经入藏的547册东巴经典合为一体,构成了国家图书馆十分珍贵的纳西文献。

万斯年在丽江地区所收集的纳西族文献除了东巴经典之外,还有丽江地区的志书、纳西族谱、纳西族人诗文集等,并传拓了纳西人的墓碑、庙碑和摩崖石刻,踏访并照录了纳西木土司的遗踪等,这些文献和文物,都很具体地反映了纳西族人的.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活动,是纳西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它们的内容情况,下文将做进一步介绍。

三、收集西南方志、传拓西南碑文

西南地区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该地区的方志文献自然就是关于此地历史文化自然人文等信息的最集中、最直接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敌我双方当然都会格外关心西南地区的方志。比如当时的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就曾竭尽全力地搜集川、贵、黔以及广西等省的地方志。国家图书馆现在还收藏有当年曾被兴亚院华北连络部调查所占有的《楚雄州志》、《宁州志》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保存机构,国立北平图书馆自然也就将收存西南地方志作为重要任务。

根据笔者对1933年印行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和1934年发表的《续补馆藏方志目录》的统计,当时共有四川方志283种,云南方志125种,贵州方志46种,广西方志79种。万斯年先生1941年整理发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中,计有四川方志351种、536部,云南方志173种、227部,贵州方志58种、74部,广西方志93种、115部,西藏方志23种、33部。而1945年发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近年入藏方志简目》所统计的近年入藏西南方志,则分别是四川276部,云南93部,贵州34部,广西24部,西藏15部。我们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抗战期间收集的,因为对所谓“近年”的上限,目录编制者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万斯年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没有包括他在1941年后所采集的部分云南方志,比如他在1941年至1942年间所收集的[光绪]《丽江府志》、冯骏修《中甸县志》、《贡山志略》、《荡山志略》等,《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就没有收录。这说明他曾经历经艰辛收集到的西南方志文献,在他所编制的目录中并没有得到反映。而1939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昆明部分)的统计却明确显示,仅1938至1939年一年间,北平图书馆购入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的方志就达177种、1585册,在战时状态下能有这样的成果,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万斯年先生的夫人、国家图书馆退休研究馆员戚志芬先生也曾指出:抗战期间“西南五省方志所获甚丰。”傅增湘1928年12月20日致信张元济也说:“目前急欲遍翻四川府县志,京馆存者不及半”,这从另一个角度也显示,抗战时期也许正是北平图书馆馆藏西南方志的增长时期。在国家图书馆现藏的多部抄本云南方志上,万斯年先生不仅亲笔题写了书签,还认真地做了校改。就笔者所见,即有[正德]《云南志》、[乾隆]《?益州志》、[光绪]《越州古志》、〔雍正〕《马龙州志》、〔民国〕《续修马龙州志》、〔康熙〕《云州志》、〔康熙〕《剑川州志》、〔康熙〕《禄丰县志》、〔康熙〕《武定府志》、〔康熙〕《琅盐井志》、〔雍正〕《临安府志》、〔嘉庆〕《阿迷州志》、〔道光〕《广南府志》、〔光绪〕《平彝县志》、〔光绪〕《丽江府志》、《蒙化乡土志》、《腾越乡土志》等数十部。这些志书在谭其骧主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没有著录,却被《国立北平图书馆近年入藏方志目录》收入,可以基本肯定它们就是抄写于抗战时期。还有一部抄本《滇南抄录》,则留下了抄录于抗战之间的准确时间标志。在其扉页上,有这样几句话:“此书原题《滇南抄录》,不著撰作人姓氏,原抄本首三则所用纸张较小。树斋廿八年十二月四日。”在该页的天头处,万斯年先生补充说;“原书为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见目录史部七十一页。”并注明“一月三十日寄到。”根据这些代表性的事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北平图书馆当时确实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充分利用了驻近西南的自然便利,抢救性地抄录、收集了一批方志文献。国家图书馆现藏西南方志当然不可能只是在那一时期才收藏的,或者主要不是在那一时期收藏的,但在那一时期,肯定是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环境下,这种收藏行为就包涵了更多的艰辛与奋斗。

散落于西南各地的石碑、石刻,也是当时北平图书馆采访人员关注的重要文献。在万斯年先生《迤西采访工作报告》中,就已经说明调查传拓丽江地区的墓碑、庙碑、摩崖石刻等文字,是他当时丽江之行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而《图书季刊》新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上所发表的范腾端1946年10月所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云南碑目初编》,则显示了北平图书馆传拓收藏云南省各地碑刻文字的整体情况。所著录的351种碑刻中,有汉碑、晋碑、唐碑、宋碑、元碑、明碑、清碑和近时刻碑。我们现在还无法肯定这些碑刻都是在北平图书馆移驻昆明之后所寻访,但近时所刻的76种则基本为此时所拓,其他的恐也有相当部分是在此间所得,因为只有在此时才更有条件直接深入碑刻所在之地,进行实地的勘察与拓写。前文所引北平图书馆1940年的工作计划,已经显示了馆领导层对传拓云南碑刻的坚定决心,而1939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昆明部分)则显示,当年购入四川、云南的石刻拓本有108种,实地传拓的100余种。这些碑文的价值与意义,一如万斯年先生《迤西采访工作报告》中所说,对于我们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以及与中原的交往交融情况,都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

三、对现代地方文献工作的可贵启示

对于抗战期间北平图书馆的西南文献征集过程,本文的论述非常简略,但这对于说明收集地方文献所必需的基本人力素质已足够充分。

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中国的危难时刻,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曾经这样要求自己:“根据国家之需要,以谋适当之供给,于建国程序之中努力所事。”这种在危难关头不忘民族文化建设大计的精神,的确难得。但是,如果仅有这一份精神和热情,则仍然难以达到非常之目的。要有效地完成神圣的选择,还必须具备对时世的正确认识,并做出准确、及时的判断与决策。正如前文所说,抗战期间收集西南文献潜伏着许多危机或危险,同时又蕴含着难得的机会和条件―――不少文献拥有者虑及文献的命运而急于为其找到更安全的处所,那些原本秘不示人的文献此时不得不考虑尽快脱手;文献采集机关驻近西南则占据了地域上的极大优势,可以最大限度地施用各种收集方法。所以,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领导决定广泛征集西南文献,是非常英明的举措。另据资料记载,在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即193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做出了征集整理战时资料的决定,并且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果。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还报道,此期,北平图书馆与原北大、清华等校组成的联合大学图书馆合作,编制了《中日战事资料》和《国际舆论汇辑》等,为国内外人士了解和研究中日战争,提供了丰富、直接的资料。在1938年至1939年的西文书采访活动中,甚至还包括了采集有关欧美国家战后经济建设的图书。

新时代的图书馆当然已无亡国之虞,也无需考虑图书馆在何处立足,甚至也不用担心文化资产的外流。但是,作为图书文献的主要收藏与提供机构,如何将最有价值的信息最广泛地收集和保存起来,永远是图书馆的天职。而在各种信息蜂拥出现的形势下怎样用有限的力量保证社会最需要的文献的完整程度,就不仅需要责任,更需要很准确的认识文献能力。

北平图书馆当年采集武定彝文经典和丽江纳西文献,都是在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的指导、协助甚至直接参与下完成的。历史上的国家图书馆曾经吸引和聚拢了一大批学者,他们有人直接参与图书馆的馆务,有人则参加购书委员会,为遴选书籍出谋划策。《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在图书采购一项,就多次非常郑重地写上“本年度购书在购书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今天的图书馆既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同时又与社会其他行业与机构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作为一个图书收集提供中心,文献的选取越来越离不开读者的阅读要求甚至直接参与。因此,类似于北平图书馆的“购书委员会”制度仍然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制度也许并不能保证文献入藏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但却可以使那些最有价值的文献适得其所。我们在文献采选活动中,应该尽可能地借用各类专家的智慧,从而提高对文献价值的认识水平。

抗战时期直接参加西南文献征集活动的万斯年、范腾端等人,既是图书馆的职员,同时又是某个方面的专家或学者。他们不可能对所有的学科、所有的知识以及所有的文献都了如指掌,但坚实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专业意识,却可以使他们对一些具有特殊价值的图书表现出异常的敏锐认识,并采取坚定的自觉的保护行动。现代图书馆采选人员整体的工作热忱和牺牲精神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但客观地讲,这种热忱只是一种职业热忱,而不是事业热忱,因为出于事业心的热忱是包含热情在内的做好这项事业的基本素质和条件,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要使文献建设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必须首先提升文献采选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否则即使将世界上的出版物一揽无遗(事实上也做不到),也未必会让社会公众满意。

(张廷银 副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

抗战图书 篇3

最近红学出现了新的高潮。有人说，这与著名作家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红楼梦》讲座有关。刘先生教师出身，有口才，擅讲课，他讲秦可卿引出几代皇帝的故事，也确有吸引人的独特之处。

近几个月来红学著作的销量持续走高，据相关业内人士解释，原因无非有两方面：一方面，几位著名红学家、作家都正好同在今年出书，其著作的观点新颖、看点突出；另一方面，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六家谈"，邀请刘心武等几位大家说“红楼”，也掀起买书热潮。

88岁高龄的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年初便提出了宏伟的著书计划，对《红楼梦》有着六十年研究历史的他，如今视力已经下降到难以认字的地步，但仍坚持笔耕不辍，今年出版的《红楼十二层》已卖到近2万册，此外他的研究随笔《红楼夺目红》已经卖到十几万册，真可谓气势惊人。作家里面，刘心武今年的两本红学新著都登上了畅销排行榜，销量以万册计算。特别是他在年初的“百家讲坛”的18集《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听众反响不俗。东方出版社适时重金购下版权，推出将这些讲稿补充修订而成的同名图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8月此书一出版，即登上当当网、搜狐商城等网上书店月销售排行榜，上周登上新京报非小说类图书排行榜榜首。此外，还有8月新出版的《李国文楼外说红楼》和《王蒙活说红楼梦》，也都有不俗表现。

今年的红学著作，相比往年而言，是从量上增加了，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们更加通俗化，由于作家的加入，使读者通过通俗的语言能够读研究《红楼梦》的著作，从而拉近了这门显学与读者的距离。可以预计，这次红学热潮会比以往热得时间要长。

卖点也是读者的买点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为了多了解一些过去的抗战历史，许多读者都到书店买书，其中出现两极现象，六七十岁的老人多，大中学生多。

在这一方面，比较受读者欢迎的有《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它通过展示大量历资料生动地记述了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的历史事实。自上市以来，销量持续看好，特别受五六十岁读者的欢迎。《见证：四亿人的抗战》 聚焦九一八事变、东北抗战、松沪抗战等大事，将重要历史事件串连起来，方便了读者由点到面地从宏观上把握历史，销量一直处于较好的势头。此外，中国文史出版社的抗战系列图书：《亲历惨案》2册、《罪恶极限》、《劳工血泪》、《血腥纪事》2册、《铁蹄人生》、《魔窟梦魇》等，受到广大学生和青年读者的欢迎，他们很多三五成群地前来阅读和购买，这一套书通过整理历史当事人口述的亲历、亲见和亲闻，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披露了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故事，很多读者认为这套书对于他们了解历史史实有很大的帮助，很容易产生兴趣，而其他这方面的书都是简单的史实罗列，比较枯燥乏味，相比之下，这套书的叙述风格更容易被青少年读者接受。

以上几类图书，各有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就形成了自己的卖点。反过来说，读者越来越成熟，不因纪念抗战胜利一股风而盲目购书。

连战率中国国民党代表团访问大陆，引起人们对国民党的关注，又逢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更引起很多人研究与了解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历史地位的兴趣，《国殇》热可见一斑。这种兴趣会随着人们对台湾政治走向的关心而延续下去，再加上中日关系问题，因此图书市场上抗战类图书的热销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同时，因对抗战历史的研究与了解的深入，对那一时期的历史人物传记等也会增加需求，而且还会继续带动其他相关历史类图书的销售，如关于二战的。

文化生活和管理类图书仍平分秋色

纵观各书店的销量排行榜，生活类和经管类的图书仍占大多数，并且各自占有旗鼓相当的市场份额。

继《活着》之后，余华的《兄弟》于8月份正式出版发行，该书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通过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展示了个人命运与权力意志之间不可抗衡的灾难性景象，也凸现了人性之爱与活着之间的坚实关系。余华全新的叙述方式相信会让喜爱他的读者觉得10年的等待完全值得。虽然《兄弟》到目前还只是出版了上部，但是开机20万册的首发数已足够让余华扬眉吐气。几乎每个销量排行榜上都能看到它的绝对优势。

《考吃》是朱伟以笔记的形式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基本要素以及各地的风味饮食做考证和诠释，寻觅中国饮食中的文化传统。作者在穷尽大量文献的前提下，通过认真的引证、辨析和梳理，将饮食、民俗以及更加宽阔的民俗文化史的内容串联在一起，既构成丰厚的知识背景，又不失浓厚的文化旨趣。从体例上而言，本书从中国民间供奉的“厨神”谈起，接着谈水、火、油、盐等基本饮食要素，再谈到饼、馒头、面条等风味主食，然后谈各地美食，最后以“满汉全席”收尾，由此构成自成一家的“中国食史”的一个版本。此书一上市，便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兴趣。

重庆图书馆藏孤本抗战图书撮述 篇4

1947年重庆图书馆建馆以来,就将抗战文献的征集和整理作为中心工作之一,长期坚持不懈。重庆图书馆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公认的“搜集抗战时期出版物最全、典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2]107-108。馆藏的抗战文献内容广泛,尤以语言文学、哲学、政法法律、经济、历史地理、教育等人文社科方面为主。馆藏的抗战文献数量大,关于现存文献,《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统计为:“八年中,大后方出版图书22552种,出版期刊2000余种。”[3]370据统计,重庆图书馆目前典藏抗战版图书30792种、89909册[2]108。其中包括珍贵孤本图书3000多册,重庆图书馆藏抗战孤本不仅数量多,又因孤本抗战图书本身所包含了大量的不可重复的信息量,而更为珍贵,在此略作介绍,以飨读者。

稀品孤本参考资料

《国民政府法规汇编》第九编,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出版地不详,1937年版,534页,书中有照片、表、图,16开。本书所载法规自1937年1月至12月止。分官制、官规、计政、行政、司法、监察、典礼、国民大会等9类。《湖北省自治财政法令汇编》湖北省政府编,1943再版。湖北省政参考资料,据内容,此书初版时间在1942年5月前后辑入中央及该省颁行的有关法令40余种,并附各类概算预算编制表等8种。

《实施土地陈报参考资料》湖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编,1942年版,88页,32开。讲演集共5篇:蒋介石《建立国家财政经济的基础及推行粮食与土地政策之决心》《本届(第三次)财政会议之任务与实施土地政策之必要》《平均地权的意义与土地陈报实施的要领》《如何完成办理土地陈报的使命》《实施本党土地政策之我见》。末附:湖北省办理土地陈报实施纲要。

《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农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编,1944年版,74页,有表格,32开。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参考资料,介绍台湾特殊土壤,米、甘蔗、蔬菜、甘薯、茶、落花生、麦、芝麻、烟草、纤维植物、染料植物、药用植物等的产量、收获与种植、以及畜产、家禽、养蚕等事业概况。

这些稀有的参考资料记录了抗战时期详实的史实,是编撰党史、近现代史、文学史、地方史不可或缺的原料基地。

珍品军事类抗战孤本

抗战时期,以重庆为出版中心的出版界,重点偏向于出版政治、法律、军事、文学、历史和地理类图书。据以我馆收藏的抗战文献为基础编写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统计,抗战时期共出版军事类资料3847种(90%以上保存在重庆图书馆),占整个民国时期的69.15%。(整个民国时期出版的军事图书共计5563种,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其中孤本珍品不少。

《鲁南会战记》徐公达等编,中国战史出版社出版(长沙),1939年再版,44页,32开。此书为中国抗战史料丛书之一,又名“台儿庄会战”,分18节:鲁南形势鸟瞰、滕临风云、在韩庄稳定了战局、守住了临沂、胜利的遭遇战、孙连仲的铜头关麟征的铁拳造成空前的台儿庄大捷、防御战的空前纪录、板桓羞忿了、战局扩展到豫北皖南、关将军的回马枪、鲁南血战经过、台儿庄大捷中之两将军、战后的台儿庄、蒋委员长晓渝军民、李宗仁将军谈战阵、巩固胜利的基础与争取光明的前途和鲁南捷讯中。

《军事心理》重庆正中书局出版,1942年再版,146页,32开。军事丛书,分9章,介绍领袖的心理分析、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领导型的差异、军事工作的分析、军人的选择,以及军事训练、管理、宣传、作战等的心理原则。

《空军陆战队》(德)Lothar Schuttel著,邹陆夫译,重庆陆军大学校出版,1941年版,82页,有照片,23开。本书原名《跳伞部队与空中步兵》,据1940年德文第3版翻译,分13章:落下伞之沿革、跳伞经历丛谭、困难条件下之跳伞、空军陆战队之使用暨其防御法、非正规跳伞兵之使用、各国空军陆战队之现状等。

《阵中勤务令草案》上下卷,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编,重庆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出版,1940年版,360页,64开。上卷包括战斗序列、军队区分、命令、通报、报告、搜索、警戒、行军、宿营、通信等8篇。共565条。下卷198页,64开,包括给养、补充、卫生、兵站勤务、战场扫除、政治工作、宪兵勤务、阵中日记、留守日记等7篇,共344条(第566至910条)。

这些文献不仅记载了日本侵略中国及中国军民反抗侵略的史实,也或多或少记叙了大量著者亲历的军事、社会、文化和心理等方面活动,能够从侧面真实反映历史原貌,有利于研究者理清一些历史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更可帮助我们认识客观、真实的近代中国全貌,也为我们研究抗战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难见的宪兵学校编制的孤本教程

《民法教程》1942年12月版,176页,36开。绪论分概述、民法的名称定义、效力、民法上的权利义务及民法的沿革等,本论分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5编。

《刑法教程》1944年版,128页,32开。刑法教程总则共4编,讲述刑法的概念、沿革、各种学说、渊源及效力、犯罪论、刑罚论、保安处分等;教程分则包括“保护个人法益之刑罚法规”、“保护社会法益之刑罚法规”“保护国家法益之刑罚法规”3编。

《犯罪学教程》(学员修习本)1942年版,190页,32开。除绪论概述犯罪现象,犯罪学的产生、任务等外,又分关于犯罪原因之社会的研究、关于犯罪的几个对策两编。书中列举的对策包括对灾荒、贫穷、失业、教育、家庭等各种对策及刑事政策。

《指纹照相教程》1942年版,80,30页,书中有表,32开。教程分总论、指纹方法与技术、储藏与检查3编。

《法医学教程》1942年版,38页,32开。教程分总论和各论。总论概述法医学的定义、沿革、、范围、现场检查等;各论共5编,介绍验伤、验尸、中毒尸的处理、物证检查、个人鉴定、奸淫问题及伪病、伪伤等。

《监狱学》1942年版,178页,32开。本书分监狱与监狱学,以及监狱种类、制度、组织、管理、出狱人保护问题等21章。附监狱规则、国际刑法会修正囚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等14种。

中华民国宪兵是由孙中山在1914年,基于建军需要在广州大本营创设,经由蒋中正培育壮大,正式编组宪兵,1932年成立宪兵司令部,同年国民政府颁布“宪兵勤务令”,使宪兵部队的编组、指挥、训练、勤务等各种制度,得以确立,1936年创设宪兵学校,蒋中正兼任首任校长。上述列举的宪兵学校编制的教程均为孤本,对研究宪兵学校的课程设置、学校的组织结构以及宪兵精神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

具有版本价值的石印本抗战图书

所谓石印,是清朝光绪二年(1876)由在上海的西方传教士传入我国的一种平版印刷技术,分单色和彩色两种。它用药墨将原稿写在特制的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来印书。传统的雕版印刷费工耗时、成本高、周期长,而且版片易断裂、破损。相对来说,石版印刷则成本低、速度快、效果好。因此,它到中国后很快风行于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中国大行其道。石版印刷最多的是翻印古籍,但抗战版图书也有不少的石印本,现列举如下重庆图书馆藏的石印本抗战图书几本。

《动荡的心情》独真居士著,石印本,出版地不详:厚安印刷社出版,1942年版,20页,36开。抗战文艺第一卷,作者为纪念他那一段曲折的爱情经过,将他们的一束情书编印成册。

《侵略七十二图》(英汉对照)黄尧编,石印本,重庆:民间出版社1939年版,5册,73页,横32开。此书为牛鼻子抗战漫画小丛书五册漫画合订本。并列题名为72Historical-cartoons Japanese Aggressions in China。收有反映日本侵略者侵华罪行的漫画72幅。

《安徽驿运一年》安徽省驿运管理处编,石印本,1942年版,107页,有图表,16开。本书大部分为图表,内容为该省驿运机构、路线、伕具、运价、概算、收支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末附职员录3种。

《汪氏银行会计学》汪正琈主编,石印本,成都:利利会计事务所出版,出版时间不详,126页,附表格,25开。全书共十章,讲述了银行会计学的基本知识。并附有习题。

石印的最大好处就是制版方便,可以印刷图画,书法,很多清末甚至民国的人也会选择石印印刷自己的诗词、书信、游记等,有些书出自名人之手,有的属于“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范畴,具有“名家原版本”价值等。

上述举隅的重庆图书馆藏的孤本抗战图书是抗战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反映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脉络,更兼具历史赋予的不可估量的文献价值和研究意义。抗战文献记录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详实的史实,具有不可估量的史料价值。孤本抗战图书中的很多参考资料、政府公文等材料,具有无可比拟的档案价值。抗战时期“文献体现了各种思潮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交汇碰撞和相互整合,各种书刊代表了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并记录了各种学术的演进历程,是极具价值的学术资料”[4]12-15。抗战版图书,尤其是孤本图书含有大量的不可复制的信息,对于专题研究具有较高的信息价值[5]11。新中国成立后,我馆积极迎接各级领导视察,为国内外学者提供抗战学术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志昆,曾妍,重庆图书馆抗战文献收藏与建设.[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9(5).

[2]重庆图书馆.重庆图书馆馆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3]熊复.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4]王新才,周佳.民国时期文献遗产分级保护标准与原则初探[J].国书情报研究,.2013(1).

抗战老兵亲口讲述惨烈的抗战故事 篇5

9月24日清晨，成都市群康路上熙攘嘈杂。在街旁一栋年代久远的民居中，88岁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承基，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这位昔日抗战的铁骨英雄，常年生活在此，任凭岁月雕刻人生的痕迹。

因战时负伤，加上后来遭遇车祸致使左腿髌骨骨折，李承基的脚不能弯曲，一直在家静养。如今年事已高，无法畅通地与人交流。“战争有时很激烈，有时很艰苦，遇到的危险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和日军交锋，我们几乎百战百胜，配得上‘天下第一军’的称号。”在李承基充满自豪的言语中，那段冲锋陷阵的峥嵘岁月历历再现。

瞒着家人参军义无反顾上前线

为给远征军补充和增加优质兵源，在“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号召下，一股爱国参军的热潮在成都各大、中学校迅速掀起。

“当时正处于国破家亡的境地，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我正在成都县中念书，听到号召后热血沸腾，就偷偷报名了。”李承基回忆说，那时他家住成都，父亲是当时四川省的政府官员，家境殷实。作为“养尊处优”的大少爷，放弃念书恐难得到父母同意。

“木已成舟，他们知道后也就默许了，毕竟参军报国也是荣耀的事。”1943年，17岁的李承基成为远征军的一名战士，奔赴印缅作战。出征前，李承基隶属于成都军政部教导团二团。学生兵在北教场军营集结，接受了几个月的步兵基本训练。

训练结束后，学生兵到少城公园(今成都人民公园)开誓师大会。庄严宣誓后，大家乘坐美制十轮大卡车直接开往新津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