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可译（精选十篇）
语言不可译 篇1
关键词：翻译,不可译性,语言杂化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 也是反映不同社会特征的文化转换过程。人类社会的各种语言, 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本地文化紧密相连, 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和历史进程中, 由于地域、环境等客观因素造成了各民族间文化、宗教、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差异性, 因而各民族的语言结构特点和表达方式上存在千差万别。“不可译性”是指一种语言不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无法实现或无法完全实现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沟通或理解。语言的杂化是指在一种语言句子成分中掺杂着不属于本语言范畴的别种语言的现象。
一、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
(一) 文化的不可译因素
不同语言民族的文化存在诸多差异,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社会生活文化差异。不同的社会生活文化是导致语言之间存在不可译性的重要原因, 主要体现在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念等方面。 (2) 地域文化差异。不同的地域、生态环境也会对不可译性产生影响。如“东风”在中国代表温暖与春天, 能够给大地带来绿色与生机。在英国, “east wind”来自欧洲大陆的北边, 象征着寒冷和不快。 (3) 历史文化差异。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都会自然而然地给民族语言留下深深的烙印, 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国文化底蕴丰富, 留下了许多独有的历史典故及成语, 如:“破釜沉舟”、“刻舟求剑”、“望梅止渴”等, 如果把这些成语翻译为别的语言, 对于不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来说, 理解起来会比较困难。 (4) 宗教文化差异。宗教文化是通过人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意识逐渐形成的, 不同宗教文化形象的差异也会给翻译带来困难和障碍。如“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而英语的“dragon”来自《圣经》, 是恶魔的化身。
(二) 语言的不可译因素
语言上的不可译因素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不同方面。 (1) 语音层次。每种人类语言都有其特殊的结构、语音和词汇。汉语和英语属于两种完全不同语系, 汉语是声调语言, 英语是语调语言。汉英翻译时, 无法在一种语言中重现另一种语言的声音, 由此造成的不可译现象是常见的, 绕口令就是其中一例。如:“四十四只石狮子是死狮子。”“She sells seashells in the seashore;the shells she sells are seashore shells.”等等。 (2) 词汇层次。汉语中有许多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意思, 而在英语中可能会缺乏相对应的形式, 即形成两种语言词汇不对称现象或词汇空缺现象, 就会出现不可译现象。例如, 英汉两个民族对“红”的观感不一样, 汉语中, “红色”往往象征昌盛、幸福和幸运, 而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眼中, 具有类似象征意义的是“绿色”, 而红色常使人联想起“危险”、“极端”等。 (3) 语法层面。英语有比较严密的语法规则, 具有缜密细致、长于分析演绎的特点。汉语的许多语句是经验的、意合的。另外, 英语中常用倒装句和被动结构, 经常使用冠词、连词、介词、代词、关系代词等, 而这些现象很少在汉语中出现。因此在汉译英中由于受到英语语法的限制, 汉语原作的含蓄、多重暗示等特色往往丧失。 (4) 修辞层面。明喻、暗喻、拟人、夸张、排比、反问等修辞格式比较难译, 甚至不可译。它们一般体现在字形、字音、词性、词的结构、词的缩减、词义更换、字的排列等方面。如:“人曾是僧, 人弗能成佛;女卑为婢, 女又可称奴。”这两句包含了汉语所特有的析字格, 巧妙地使用了“化形”的方法, 如此一来便不可译。
二、语言杂化产生的原因
语言杂化现象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其中公务语言及城市语言中的杂化现象尤为突出。因为一种语言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存在局限性, 而不能完全表达其广泛内涵生活的各个层面, 因而将其中的一些内容不得不用另一种语言来替代表述, 从而产生了语言杂化现象。
(一)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 世界各国人们之间的交流频繁, 联系日益密切。起着媒介作用的语言是人们沟通的桥梁, 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使用的语言各不相同, 人们之间的交流越频繁, 语言之间的联系也就越密切。久而久之, 就会在一种语言句子成分中掺杂不属于本语言范畴的别种语言的现象。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文化把另一种语言文化的文本再现出来, 那么译文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而两种语言文化之间本身就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照搬、音译等方法使一种语言的词汇再现到另一种语言中, 从而产生了语言杂化现象。
(二) 受外来语特别是英语的广泛影响。
在当今世界, 各国不同程度地享受先进科学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 人们对新鲜事物认可的同时也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外来语便是其中之一, 特别是英语, 它的使用范围最广, 对别种语言的影响程度也比较大。事实上,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从小学就开设英语课程, 常看到人们在公共场合练习英语, 听到人们用英语语言广播, 体验英语的生活气息。因此, 英语语言是最普遍、最具影响力的语言之一。英语里的有些词汇因使用方便或不可译性等因素, 已出现且正在不断出现在汉语词汇中, 也是语言杂化产生的原因之一, 如:WTO、NBA等。
(三) 个别语言的局限性。
在翻译过程中, 由于文学语言或者说文学语言及创作者的成型和成熟语言的需要, 可是因语言的用途有其局限性, 从而不可避免地接受着杂语的影响和感染。文化空缺也是产生了语言杂化的现象之一, 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词语在英语中几乎没有对应或相近的表达方式, 文化空缺造成了词语空缺, 如孔子儒家思想中的“仁”, 老子道家思想中的“道”, 中医的“虚”、“实”、“寒”、“热”, 等等, 最初都没有现成的译法, 但是翻译工作者经过不断努力的探索和实践, 总结出十分可取的译法, 其中相当一部分采用了音译加解释 (或文化注解) 的方法。
三、解决不可译性的对策
中西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可译性, 并非那些含有文化内涵的语句就完全不可翻译。民族间的经济来往和文化交流, 要求人们尽可能地将这种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不可译性”词语及概念, 用别的语言进行贴切的转换, 为了交流的目的, 我们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常用的方法有: (1) 音译法。是在目标语言中找不到对应概念的一些词语常采用的最简便方法。比如, vitamin (维他命) , aspirin (阿司匹林) , 功夫 (Kung Fu) 等。这种翻译简单明了, 便于使用, 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某些异族情调。 (2) 直译法。直译就是根据原文词语的本义顺利进行翻译而不作任何改变, 它保留了原文的形象以及句式, 特别适用于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名词、谚语和具有丰富文化特色的词语。例如:golden age (黄金时代) , honeymoon (蜜月) , “纸老虎” (paper tiger) 等。 (3) 意译法。意译是强调要根据汉语表达习惯将原文的意思再现出来, 而不必囿于原文的用词、结构。很多词语涉及了该民族的历史发展、风俗习惯等文化特征, 民族色彩很浓, 一般采用意译法。如“辛亥革命”涉及中国的纪年法, 很难跟外国人解释清楚, 译成“the 1911 Revolution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就显得清楚明白。意译为读者扫清了阅读理解上的困难, 将晦涩生僻的词句转变成了可理解的、比较地道的、可以接受的目的语。
翻译中, 由于语言、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差异, 确实存在着不可译现象, 也加重了语言的杂化,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 一方面, 随着各国、各民族之间交流和理解的增进, 文化差异将不再成为翻译中不可逾越的鸿沟, 由此产生的文化空缺将通过文化诊释和文化交流得到补偿。另一方面, 每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里都有一些独特的、个性化的东西, 它们仍然是或者永远是不可译的, 这也成为一种语言的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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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可译 篇2
分析显示绝大多数的中西文化是可译的，毕竟语言具有认知和表达功能，文化和审美功能。前者是语言的本质，可用于交流感情、表达思想，这也是不同语言可译的基础。后者偏审美情趣，人类有着相似相通的喜怒哀乐，这也有助于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和理解。随着语言交流的不断推进，不同语言互相融合使得翻译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如：Qipao(旗袍)，Kowtow(磕头)，Kongfu(功夫)，已经变为英语词的一部分，hamburger(汉堡包)，disco(迪斯科)，Internet(因特网)也进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了。总之，不同文化的广告是可译的。
广告的不可译性
中英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有着差异迥然的词语联想意义和结构，所以有时喻况语言和诗词结构难以忠实对等的翻译。如“龙”在中英文化中的不同寓意。下述例子也是不可译的典型体现。
8)Sea,sun,sand,seclusionandSpain!(使用头韵)
9)Moresunandairforyoursonandheir.(相同下划线，读音相同)
10)恭喜发财迎新岁，长年好运金利来。(金利来服饰)
Andasforalltheaboveexamples,itishardtorendertheiraccuratemeanings,thereforetheyarerelativelyuntranslatable.上述四例很难取得对应的，达到原文效果的译文，可以说是不可译的。
不可译应对策略
不可译是由于不同的文语言结构和文化意义造成的，当然不可译是相对的，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不可译就束手无策。为了达到原广告的预期效果，除了复制源语结构外，我们还可以进行重构或解构以达目的，使不可译变得可译。如：
11)晶晶亮，透心凉。(雪碧饮料)
译文:Brightandglisteningitis;Coolandrefreshingyouare.
该广告把原来的押韵舍弃，保留了其对仗工整的特点，并且很忠实地传达了源语广告的意图，看似不可译，却改译的通顺畅达。
12)Lessbread.Nojam.(UndergroundStation)
译文:坐我们的地铁，既为您省下买面包的钱，又不浪费您买果酱的时间。
例12)中“bread”既指面包又指钱and“jam”一语双关，既指果酱又指交通拥挤。把“bread”译作“买面包的钱”，“Nojam”译作“不会浪费您买果酱的时间”，采用改译的方法，为了保留广告原意，又无法如原广告一样简洁时，舍弃了形式保留意义，基本上传达出原广告的含义。
13)外面冰冻三尺，屋内春意融融。(电暖器)
译文:Bettercozyinsidethanfreezingcoldoutside.
本例应用平行结构简明扼要地传递原广告的精髓，可称之为神来之笔，音、意、形俱美，完成了似乎不能完成的任务。
14)Washthebigcityrightoutofyourhair.(Shampooad)
译文:洗去你头发大城市的污垢。
此例并未将“thebigcity”简单译作“大城市”而是适度根据广告用意增添为“大城市污垢”便于理解，否则消费者不知所云，因而改变原来结构意义，灵活地直叙本意，虽无原广告的精妙，却也译出其核心意义。
结语
广告用语多为含蓄的劝服形式，文化的差异必影响到广告语言的使用，若不考虑文化因素就无法出色地完成广告翻译。语言文化密切关联，各种价值观、宗教、环境因素影响着语言的使用。只有译者充分了解不同国家的特定文化才可以透彻饱满地译出广告蕴含的意义。完美忠实地使译语读者对翻译的广告产生源语读者对源语广告的感受绝非易事，这项任务任重道远，需要同侪齐心戮力以臻完善。文中所用实例，来源多元，未能一一注明，肯望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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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于建平.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中词义和语义理解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0.(3)
语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再思考 篇3
【关键词】可译性 不可译性 互补性
一、语言的不可译性
语言的不可译性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哲学领域中对语言本质问题的探索，从哲学的角度对语言的可译性问题进行研究也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提出了关于“逻各斯”的概念来对语言的可译性问题进行关注。“逻各斯”是一个通过声译过来的概念，被赫拉克利特引入到哲学领域当中，用以表示“必须遵循的共有的东西”，包括原则、公式、理性等含义。赫拉克利特赋予了这一概念与语言、言语之间的密切关系。根据这一概念，语言当中也必须是具有某种大家共同遵从的东西才是其具有可译性的前提，但在现实世界中，语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环境下就明显的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语言的不可译性大多都是以语言的多义性为前提的，在不同的语义场景中，语言的可译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别。我们可以认为语言的不可译性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可译和表达方式差异所导致的不可译。
对语言个性的关注导致了我们对语言不可译性的研究，主要包括语言的外在和内在特征的关注。通过对现有的关于不可译性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语言本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不可译的一个主要原因。但现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则是认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导致其不可译的另一重要原因。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认为不同语言的共同体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属性，正是思维方式和精神属性的差异导致了语言本质上的不可译性。
二、语言的可译性
对语言可译性的主张则源于人们对不同语言之间共性或者互补性的关注，语言可译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从语言的共性出发而进行的论证研究。德国翻译学家斯坦纳对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有着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这一概念其实脱离了语言翻译的本质，是对翻译定义上的让步，本文认为这一主张扩大了翻译本身的概念，因而并不十分充分。依据这一概念，就是认为了语言翻译的绝对性，是一个有失偏颇的观点和理解。
另一翻译学家奈达对语言的可译性问题的论述更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尽管不同区域的人类之间存在着语言上的差异，但人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进行高效沟通的可能性，因为人们的思路、反应以及文化经历是类似的。人类历史发展到现代阶段，尽管各个区域间具有相对的封闭和独立性，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场合上来看，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人们所处的文明程度和文化特征都是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和互补性。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一种语言的表达也能够在另一种语言体系中得到相对精确的表达。这实际上也就是对语言的透明性和绝对可译性的一种认可和支持。除了对语言绝对可译性的论述，还有一些学者例如梅纳德·麦克（1983）认为一些优秀的译作基本上也能够达到和原作相同的阅读体验，这其实是对另外一种语言可译性的观点的支持，即语言的相对可译性。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试图在绝对可译和绝对不可译之间寻找适合语言翻译的第三种理论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有偏向于支持语言不可译的倾向，并不能在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中起到相应的调和作用。
三、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关系
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关系实际上涉及到了语言翻译的本质问题。中世纪哲学家奥古斯丁认为声音与意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声音上面来讲可能存在希腊语、拉丁语系的区别，但就两者所表达的含义来讲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其中声音可以认为是语言的“外在语词”，意义则是语言的“内在语词”，这仅仅是由于人们的关注点不同所造成的，并不意味着两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内在语词是本身存在的，并不依赖于声音而存在，外在语词则需要依赖于内在语词而存在，无法单独表达，最终人们形成的语言的表达，是外在语言和内在语言的统一，融合了文化思维与语言的表达形式。从深层次的理解上来看，这段话的主要意义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如果我们认可语言的“内在语词”性，就等同于认可了语言的可译性，因为各种语言所表达的含义是一致的；其次，语言的“外在语词”是千差万别的，在不同的区域、语意环境中，外在语词也存在着较大形式的差别，这也等同于从另一个侧面认同了语言的不可译性的观点；最后，这段话的核心意义在于论述了语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辩证关系，这两种观点其实是关注了语言的两个不同层面，对两者关注侧重的不同导致了人们对语言翻译认识上的差异。
语言的可译性主要是对语言共性的关注，而语言的不可译性则是对语言特殊性的关注，两者有着不同的聚焦层次，不可译性并不是以否定可译性为前提的，可译性也没有否认语言在某种情况下的不可译性，两者并是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关注了语言的不同层面，是一种协调互补的关系。如果我们固守语言的不可译性，则必然带来对语言共性的忽视，如果我们坚持语言的可译性，则必然到来对语言透明化和翻译创造性的蔑视，必然会带来对语言翻译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认知。因此，我们必须从本质上认可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相对互补关系，促进语言翻译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钟明国.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互补性[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18-121.
不可译性与语言的杂化 篇4
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表达形式和传播工具, 同时语言的意义又深深植根于千百年历史创造的文化之中。因此, 不同的语言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在于语言和符号的不同而且在于民族精神的不同。这时无论译者采用什么方法, 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意义损失或转移。这就是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交际过程。一般的语言交际活动的媒介是同一个语言文化, 而翻译还涉及译者, 其媒介是不同的语言文化, 当信息源与信息的最终接受者之间存在着语言和文化鸿沟时, 译者无论采取何种手段, 都无法做到译文和原文尽善尽美的对应。换句话说, 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转换会由于思维、文化焦点的差异形成翻译的障碍, 从而导致了一些不可译现象。
二、不可译性的产生及分类
翻译是搞语言文字的转化工作。人们居住的区域不同, 世界上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字。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有着共同的客观规律, 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种自然界的共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造成了各种语言文字的可理解性。然而, 不同区域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同中都各有自己的特点, 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先后不一, 表现形式不同而形成了语言文字方面的不可理解性。这些客观因素导致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现象的产生。英国翻译家卡得福特根据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 将其分为源于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源于文化的不可译性。一方面, 每种语言都有其自己的语音, 词素, 语法等。一般说来, 其中大部分都是该种语言所独有的。当用这些特有之处组织语句时, 往往产生其他语言无法全部表达的内容。这就是源于语言的不可译性。另一方面, 在长期使用某一特定语言的过程中, 该使用群体特有的自然, 历史, 地理, 哲学, 习俗等方面的深刻内涵已经渗入到这种语言中, 并且体现在具体的语句上。因此, 它具有了其他语言不能确切表达的内容。这就是源于文化的不可译性。本文主要针对源于文化的不可译性。
三、由文化因素造成的不可译性
在不同文化里, 相同的词语可有不同的文化涵义。例如:“龙” (dragon) 英语文化中是可怕的、恶的象征.而在我国古代, 龙是皇帝的象征, 后来引申为高贵、珍异的象征。从这种意义上说, “龙”是我国文化的特产, 是一种文化个性。如果不了解词语的文化内涵, 就不能作出确切的翻译。以别的语言为参照, 任何一种自然语言的词汇场中都可能有“词汇空缺”。汉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英语文化中不存在、不常见。例如“馒头”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词.译成英语为“steamed bread”, 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蒸面包。这是中国特有物品, 在英语国家没有而造成翻译困难的例子。再比如, 中国的社会关系中除了有朋友、上、下级、邻居等外, 还有“老乡”。这个词在英语中没有等值成分, 因为英语所属的文化并不看重这层关系。如果必须说某人是自己的老乡, 就得绕弯子表达“We come form the same place”或“A friend from home has come to see me”。这样说时没有汉语中“老乡”这个概念所附带的种种联想意义。
由此可见,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文化背景、思维表达方式、用语习惯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因此翻译中的不可译性有时侯是不可避免的。能保留原文的文化信息当然尽量保留, 在原语文化信息实在无法复制到译文的情况下, 译者应该以保留语言的交际功能为主。
四、语言的杂化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外交流日益频繁, 经济长足地发展, 语言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 外来语的引进和使用数量也大量增加。部分外来语在使用中来不及译成合适的汉语, 而又有语言使用中的求简思想, 就构成了杂化语言。如我们常看到WTO (世贸组织) , GDP (国内生产总值) , MM (美眉) , GG (哥哥) , CEO (首席执行官) , PH值等。语言是交流思想感情的交际工具, 社会发展了, 有许多新事物、新概念要表达, 语言就需要使用新的词语, 在接触外来文明的过程中有些汉语中原来没有相应的词语, 这时候就要吸收外来的词语, 这就是所谓借词或外来语。而杂化语言因翻译而产生的, 它呈现出同目的语文化相比‘不合适’‘相异’或‘不寻常’的特征。对于在书面和口头由于翻译的不可译性而直接使用外语, 就目前而言主要是英语, 这种现象有人反对, 有人赞成, 所以这几年有不少人就此发表不同意见, 直至截然相反的意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关心祖国语言的状况, 还有相当多的普通人由于实在看不懂什么WTO而抱怨有些文化高的人在跟他们为难, 让他们看不懂、听不懂中国人写的和说的中国话。但是像CT之类的词, 大部分中国人一看就会看懂, 是因为一开始就没有把它译成汉语用, 人们就没有必要在脑子里想好多遍, 因为他们一看CT就知道那是什么。因为一开始就没有重视它的翻译, 从而导致了汉语中插入这些英语词影响汉语的纯度, 语言的杂化现象日益剧增。
五、杂化语言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和译者的处理方法
杂化语言中字母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有的术语因译文过长, 人们倾向于用字母词。TOEFL先被意译为“作为外国语的英语测试”, 后被音译为“托福”, 后来人们干脆用TOEFL。如不使用字母词, “做B超”就要说成“做B型超声诊断”, “查一下DNA”就要说成“查一下脱氧核糖核酸”, 这些说法既冗长, 专业性又太强, 不适合口头表达。再如到商场去买一台DVD, 你对售货员说:“我买一台数字激光视盘”, 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解。还有电视上的“NBA赛场”, 如果译成中文就是“美国全国篮球联赛赛场”, 这样的翻译一是不大精炼, 二是观众不大适应或难以认可。显然, 汉语翻译过来的词需要花费更多的努力去记, 而字母词则无论发音还是组合都简单明了、好记好读。
杂化语言的使用应有一定限度, 主要用于科技、经济、体育、计算机、通讯、医学等科学领域和商业广告, 不能使用过滥。目前的确存在着一些并非非用字母词的地方却用了字母词的现象, 舍弃已有的音译词或意译词而用字母词,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有学者认为, 目前中国文字的混乱已经达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不少专家学者认为, 杂化语言的使用会影响汉语的纯度和发展。杂化语言的大量使用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翻译者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到底应该怎样处理杂化语言?这些杂化语言在汉语中大量使用的现象, 确实很值得社会关注。滥用杂化语言又不加以重视肯定会影响信息的交流。对于这样日益增多的杂化语译者必须规范其使用和翻译, 给予合适的译名, 这是翻译工作者的职责 (夏立新, 2007:88一90) 。
翻译杂化词可以遵循如下原则:能翻译的尽可能翻译。当汉族人与外民族交往时, 大量反映外族事物的概念不断涌入, 在来不及汉化时, 将符合汉语规律和汉民族文化的音译词或意译词予以公布并推广使用, 例如将WTO、APEC、INTERNET分别意译为“世贸组织”“亚太经合”“互联网”, 将“TOEFL”音译为“托福”等。要考虑到尽可能多的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理解程度。在业内群体业部大家己熟知的字母词, 为了语言使用的简略, 可以不翻译, 但仅限内部使用, 如企业内部使用CEO (首席执行官) 、B2E (企业间电子商务) , 医生之间用ICU (重症监护病房) , 科技人员之间用IT (信息技术) 等。除此以外的杂语应尽最大努力翻译成汉语, 以便让更多的人能够懂得, 这也是为了纯洁祖国语言的需要 (黄长著, 2006:39) 。
结语
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转换会由于思维、文化焦点的差异形成翻译的障碍, 从而导致了一些不可译现象。而语言的杂化现象是翻译的不可译性而产生的一种语言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滥用杂化语言又不加以重视肯定会影响信息的交流。对于这样日益增多的杂化语, 译者必须规范其使用和翻译, 给予合适的译名。杂化语言的使用会影响汉语的纯度和发展。作为翻译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 充分发挥翻译在信息交流方面的桥梁作用, 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进行。这不仅有利于深化语言学, 翻译的研究, 并对在跨文化交际中准确地相互交流, 相互引进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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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可译 篇5
【关键词】成语 “不可译” 先例现象 文化语言能力 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5-0112-02
成语形式简洁，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精华，它们由一个民族历史、地理、文化、生活方式等因素决定，因此更是该民族思想的积淀，民族性是其典型特点。从一个民族的成语中可以发现这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成语在一个民族语言中的重要地位对成语双语互译的准确性提出更高要求。
一、俄汉成语互译三种情况
1.直译
大多数情况下，许多俄汉成语在翻译时都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词对词地进行翻译。各民族的“文化共相”（культурная универсалия）是可以采用直译方法的深层原因。所谓文化共相就是所有文化都具有的共性成素（语言、制造劳动工具、神话、宗教等），它们作为世界图景的片段在文学文本中得以体现。文化共相一方面与外在世界相关，另一方面与民族文化、民族道德相关（彭文钊，赵亮 2006： 36）。语言文化共相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构成文化形象核心的整个文本（В.А. Маслова 2001： 53）。
如：“趁热打铁”可以直译为“Куй железо， пока горячо”。俄汉民族对“铁”的属性以及“铁在烧红的时候捶打更容易定型;做事要抓住有利的时机”的认识一致，有着共同的文化共相，这决定了该成语在俄汉互译时采用“直译”法的可行性。
2.“意译”
第二种情况是“意译”，这里的意译只停留在对源语成语的理解上，源语成语带有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源渊及涵义，翻译时只将它们表示的意义表达出来，目的语译文并不以成语的形式体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源语成语中显示的该民族的“语言世界图景”（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与目的语民族的“语言世界图景”并不相同。
如俄语成语“Шемякин суд”意译为“不公正的审判”。Шемякин是Шемяка的物主形容词，系古代罗斯的加里西亚公爵Димитрий Юрьевич Шемяка（1420-1453年）的姓。三个原告带着一个被告去求见舍米雅卡。当舍米雅卡审理这个案件时，被告手里拿着块用头巾包着的石头，贪赃成性的舍米雅卡居然误认为这是一包贿赂的财物，而做出偏袒被告的荒谬不公的判决，反而要三个受害者赔偿被告的损失（彭在义 1983：230）。由此，俄语中出现成语“Шемякин суд”来表示不公正的审判。因为俄汉民族语言世界图景的不同，如将该成语为直译“舍米雅卡的审判”，那么汉民族成员将陷入困惑，因此，采用“意译”的方法，将该俄语成语表示的涵义直接表达出来是翻译最佳的途径。
3.“不可译”现象
所谓某些成语的“不可译”，并非是完全不能从源语翻译到目的语，而是不能简单地根据字面意义进行直译，要根据对源语和目的语民族的语言文化、认知的认识和了解，将源语带有民族特点、具有文化内涵的成语转化为相应的带有目的语民族语言文化内涵的成语，即目的语及译语均以成语的形式体现，各自带有本民族独有的文化内涵。
如俄成语“Аника？鄄воин （Аники？鄄воины）”的翻译。阿尼卡（Аника）是古代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勇士。俄罗斯民间诗歌《宗教诗》（《Духовные стихи》）中叙述一个叫阿尼卡的武士，吹嘘自己战无不胜，宣称敢同“死神”较量，结果自取灭亡（彭在义 1983：14）。根据“Аника？鄄воин （Аники？鄄воины）”表示的意义，为保证成语形式与成语形式的统一与实现源语民族与译语民族的文化对接，可将其译为汉语成语“夜郎自大”。追根溯源，汉成语“夜郎自大”也有其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涵义。汉朝的使者到了当时的滇国，滇王问：“汉同我国谁大？”到了夜郎，夜郎侯也这样问。因为道路不通，这两个一洲之王都不知道汉朝国土的广大（马君骅等1993：291）。
二、俄汉成语互译中“不可译”现象存在的原因
1.先例现象不同
俄汉成语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表达法说明了俄汉民族文化的不同之处，反映了俄汉民族意识中与该事件相关的“先例现象”存在差异，各自不同的先例现象以“接受常量”（инвариант восприятия） 的形式存在于民族意识中。
先例现象的产生与该民族的历史、地理、文化、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存在于该语言文化共同体的共同意识中，它的民族性决定了某些俄汉成语互译的“不可译”现象。言语化的先例现象包括先例情境（ПС），先例文本（ПТ），先例名（ПИ），先例话语（ПВ）。如在成语“Аника？鄄воин （Аники？鄄воины）”中，先例名为“Аника”;而在“夜郎自大”中，先例名为“夜郎（夜郎侯）”。又如对成语“разбитое корыто”和“黄粱一梦”进行释源后，可得知，二者的先例情境完全不同。不需要特别的解释和说明该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成员即知上述成语中的先例现象是什么，及其所指，并在言语中对其反复使用。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对源语成语进行追根溯源，了解该成语中本民族选取的先例现象是什么，目的语中有无与其对应的具有文化内涵的成语，弄清相应目的语成语中是否存在本民族成员所共知的先例现象，尽量做到成语形式与成语形式的统一。
2.俄汉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的“语言文化能力”不同
语言文化能力（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мпетенция）的实质在于人们能够掌握语言，但是不能够掌握与语言相联系的文化密码，不能够解释在某一文化范围内的语言事实，这一现象在外语学习中有为凸显（Г.В. Токарев 2009： 49）。某一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不仅熟知并且能够在交际活动中考虑到本民族词汇的文化伴随意义（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ннотация слова），证明了语言文化能力的存在。背景知识（фоновые знания）构成了语言载体的语言文化能力，而俄汉民族的语言世界图景不相符之处，也促使了俄汉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的“语言文化能力”之差异。俄汉民族成员具有的语言文化能力只针对本民族的词汇，及其文化伴随意义而存在。如俄“Аника？鄄воин （Аники？鄄воины）”超出了汉语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的“语言文化能力”范围;而汉成语“黄粱美梦”超出了俄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的“语言文化能力”范围。
3.俄汉成语互译中“不可译”现象的跨文化交际本质
洛特曼（Ю.М. Лотман）基于文本的文化符号学思想对交际进行了符号学描写，他指出交际分为《我—我》型（Я—Я）和《我—他》型（Я—Он）。跨文化交际中言语个性属于《我—他》型交际。俄汉成语互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解决俄汉语成语互译的“不可译”现象的困难性是由《我—他》型交际的特点决定的，《我—他》型交际要求《我》用自己文化的代码将信息发出（编码），而《他》则用自己的文化代码接受信息（解码）。
另外，俄汉成语互译中“不可译”现象属于Арутюнов提出的跨文化的言语交际的四种类型（双文化/双语;双文化/单语;单文化/双语;单文化、单语）中的双文化/双语交际。俄汉成语互译中“不可译”现象要求交际双方能够理解对方的语言，能够运用双方各自的民族文化定型，从而调节各自的言语行为，使跨文化交际获得成功。
三、结语
俄汉成语互译中存在着直译、意译的方法，也存在着“不可译”现象，后者是俄汉成语互译的难点。俄汉成语中先例现象的不同、俄汉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语言文化能力”的不同，以及俄汉成语互译中“不可译”现象的跨文化交际本质，是“不可译”现象存在的原因。阐释这些原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为解决俄汉成语互译中的“不可译”现象指明了方向，为今后探讨俄汉谚俗语互译中的“不可译”现象提供了新的角度，并对俄汉跨文化交际、对外汉语教学、对外俄语教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Арутюнов С.А. Билингвизм-бикультуризм[М]. М.， Сов. этнография，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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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彭文钊，赵亮，《语言文化学》[М].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8]彭在义，《俄语成语释源》[М].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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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篇6
世界万物都是矛盾体的集合, 可以说, 时时有矛盾, 处处有矛盾, 翻译中自然也不例外, 即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这一对矛盾。在讨论这对矛盾之前, 首先了解一下何为翻译?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Eugene Nida曾指出:“所谓翻译, 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 (谭载喜, 1984) 。从这定义来看, 翻译是可行的, 但是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约。概括起来就是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
坚持可译论的人认为, 语言是人类在其居住的区域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自身和改造自身的过程中的产物。虽然世界人类因其居住的区域不同、发展进程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语言, 但他们在生存环境、身体结构、生理需要等方面的相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 因而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人类在思维认识等方面便产生了许多共性, 使得各种语言都具有可理解性, 成为不同语言之间进行交流和翻译的基础。
二、可译性
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ainer) 在他著作《通天塔》 (AFTER BABEL) 中对历史上有关可译性的争论作了以下分析:语言理论对于翻译是否可能这一问题, 特别是对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否可能的问题,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涉及的是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或情感, 译作就完全不可靠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翻译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交流工具之一。一个个国际组织纷纷成立, 一个个独立国家先后诞生, 一个个跨国公司不断涌现, 给翻译赋予了政治上和商业上的重要性。可以这样说:没有翻译就没有近二百个不同语言国家和睦相处的国际家庭。这一客观现实已使“翻译不可能”观点的人无立足之地。
卡特福德也认为翻译的可译性有其理论依据: (1) 能超群认识所指的同一性及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 人类意识相通的基本的思维结构机制是同构, 这个基本条件使操不同语言的人能够通过语际转换, 进行思想感情的相互传递。 (2) 思维形式的同一性, 人类思维的基本活动形式及一般特征是同一的。语言转换还有其社会因素为之提供信息通道, 那就是文化的渗透性。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 社会愈发展, 语言之间的接触愈多, 相互渗透的现象就愈加突出。
三、不可译性
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将不可译性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分为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
1.语言不可译 (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 是指译语没有与原语文本对应的语言形式特征。语言不可译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1) 原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法单位或单词共用一个语言形式; (2) 原语单位一词多义而译语没有相应的一词多义。例如英语句子Time flies.中“flies”既可以是单词在“苍蝇”的复数形式, 也可以是另一个单词表示“飞快地流逝”。
2.文化不可译 (cultural untranslability) 产生的原因是“与原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却不存在”。例如, 荷兰语的词汇“sauna”与英语单词“bath”和“bathroom”均不相同。“sauna”并不总是一座独立的建筑, 它可能是房子、旅馆或船只中的一间屋子……既不包括在热水里浸泡, 也不包括洗身体 (洗耳恭听身体是在sauna之外进行的, 并非‘洗桑拿浴’整个过程的一部分) ”。同样, 汉语中的“秀才”、“气功”、“三教九流”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文化不可译的成分。
3.绝对不可译性与相对不可译性
所谓绝对不可译性是指因语言文字本身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可译现象。而相对不可译是指因语言的文化功能造成的暂时不可译性, 这种暂时不可译性可以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而最终变为可译性。这种相对不可译性还可以具体区分为几种不同情况。其一是文化词汇空缺, 即译语中缺少表达原语某些其特有文化事物的词语, 这一情况属于暂时不可译性。
四、零翻译与可译性限度
针对翻译界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邱懋如教授提出一个新的术语——零翻译 (zero—translation) 。他认为既然把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可译性看作翻译的理论基础, 相信“一种语言能说的话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能相对精确地表达出来”, 而实际上不同语言之间又存在各种差异, 有些差异按常规翻译概念已到了不可译的地步, 因此, 他认为有必要引进“零翻译”的概念。
所谓“零翻译”就是不同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源语中的词语,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①源文中的词语故意不译;②不用的词语中现成的词语译源文的词语。第一类零翻译现象出现在因两种语言句法结构差异须作调整时。第二类零翻译表现在音译 (transliteration) 和移译 (transference) 上, 音译是用汉语中谐音的字或字的组合翻译英语中的词语, 而这些字或字的组合并不是汉语现成的有意义的词。所以引进“零翻译”这个概念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零翻译作为翻译不可缺的组成部分, 就从根本上解除了人们对可译性的怀疑, 维护了一切都可翻译的理论基础。
五、结束语
今天, 随着人类对语言和翻译的认识及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们已经不再片面地强调翻译是可能的或是不可能的, 而是表现了一种更为理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 由于人类经验的相信性, 由于人类文化的相通性, 由于语言都具有认识新事物新环境的动能。我们认为, 因语言本身差异造成的不可译性是真正的不可译性, 可称为绝对不可译性;而特有的文化事物本身是可以被认知被表达的, 因而在本质上是可译的, 只是译语中一时缺少相应的表达方式而已, 因此, 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可译是一种暂时不可译, 宜称为相对不可译性。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大多数语篇在总体上是可译的, 但同时又存在着局部的不可译性, 译者处理和解决这种局部不可译现象的过程, 正好体现了翻译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这样一个事实。
摘要：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许多学者都对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进行过详尽的阐释, 但都是各执一词, 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本文试通过对这些观点的归纳总结, 把两者放在一起讨论, 以帮助我们对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有一个更全面, 更系统的了解, 从而形成自己的见解。
浅谈英汉诗歌之不可译性 篇7
由于诗歌所具有的独特的特点,以及民族间存在着文化差异,所以有关英汉诗歌之间的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辩在译学史上可谓历史悠久。诚然,在英汉诗歌互译时,中外民族文化的不同以及其存在的种种障碍,比方说在语言文字结构、惯用法、表达法以及语义表达等方面所存在的障碍等,诗歌的意境、表现形式、押韵等方面难免会存在不可译性。
二、英汉诗歌互译时的不可译性
1.诗歌意境的不可译性。闻名的王以铸先生爱好写诗,译过不少的英汉诗歌,且曾出版过译诗集,但是,他却说:“在理论上来说,我认为诗这种东西是不能译的。”他所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诗歌的神韵,意象和意境或说得通俗些,它的味道即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有机地溶化在诗人写诗时使用的语言当中,这是无法通过另一种语言(或方言)来表达的。”他所提及的意象亦即寓“意”之“象”,就是用来给予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意象是鉴赏诗歌时的术语,指构成意境的手段或途径,这种手段或途径通常带有诗歌作者的主观的情感,那么这些意象组合起来,就构成了诗歌之意境。中外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英汉诗歌之间不同的文化意境。
因此,优美的英汉诗歌通常是意中有境,境中有意,读后令人心旷神怡,译者如若对诗歌原作英汉互译,除非对诗歌原作的意境心领神会,否则,诗歌其独特的意境效果则很难以表现,那么译文必然索然无味。
2.英汉诗歌形美的不可译性。诗歌的“形”是指诗歌的体裁,或者说是诗歌的格律。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中华民族所特有是一种文学体裁,是严格按照诗的格律来创作的,主要包括律诗和绝句。律诗又包括两种,即五字成句的为五言律诗,简称五律,七字成句为的为七言律诗,简称七律,绝句亦是如此。尤其是诗歌盛行的唐朝时期还讲究诗歌句句之间的对仗,即要求上下句词性相同,而词义则须相对。另外,汉语词汇的曲折变化少,词性之间的转换亦相对频繁。“上”一词,可以作副词,可以作形容词,与“下”相对,也可以作动词,理解为“去”,还可以用在动词之后,如“爬上山顶”;而英语在词性转变上则远不如汉语的灵活。
中国古典诗歌的形美亦体现了汉语诗歌句式之简练、句句之间的工整及对仗等。而英美诗歌的形美则体现在诗体的不同上,总的来说,英美诗歌主要包括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英雄双体等。译作家吕叔湘先生曾讲“英诗则以散行为常,对偶为罕见之例外”。那么汉语诗歌的对偶句在英汉互译是又该如何处理呢?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可以直接拼合,无须用连词或介词联接,这种结构和英语的构词法就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英汉诗歌的实际互译中,译者要想准确无误地翻译出原诗的表现形式,是不现实的。比如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一诗中的名句:“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Clara Candlin就曾翻译为:“Unsevered,Though sundered,In chaos yet,In order set,This strange commotion In the heart,Is but thewanderer' woe。”从形式上来讲该译文看似是保留了原作品的形美,然而如若从英语的读者角度上看,反而破坏了诗歌应有的形美,因为英语诗歌语言的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形”来传达“意”的。
3.英汉诗歌音美的不可译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音美”即诗歌的音韵美是诗歌的最高体现。
无论是英美诗歌还是中国的古典诗歌,无论是格律诗还是非格律诗,押韵都是构成诗歌音韵美的一个手段。然而,由于英汉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语言构成方式,则其韵脚在构成形式上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汉语的文字属于表意文字,一个汉字一个音节,该特点也决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押韵形式单一,只能押韵母;而英语中的单词是由字母构成的,那么音节数可少至一个,亦可多至三个或以上,英诗按词的构成不同亦可分为六种韵脚形式,即头韵、排韵、末韵、谐元韵、谐辅韵、倒末韵。由此看来,英汉诗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固定的押韵形式,英美诗歌的押韵格式通常包括随韵式、抱韵式、单交韵式和双交韵式等,与汉语诗歌的一韵到底截然不同的是,在英美诗歌中同一个韵脚理论上一般不会超过四次。而汉语诗歌中的押韵格式较英美诗歌单一,韵脚只有一个,一般来说以偶行押韵,且通常一韵到底。
因此,由于中外在发音的特点上的截然不同,导致在英汉诗歌之互译时,原诗作品的“音韵之美”是很难精确的表达出来的。
三、结论
论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篇8
关键词：汉英互译,不可译性,语言杂化
一、引言
人类文明的发展, 造就了许多语言不同的民族。由于人类在思维上具有相同或相类似的逻辑推理的思维能力和共同的感情表达, 同时, 作为人类交际的语言都是用来传情达意沟通思想的。所以, 通常我们认为语言间是可以相互译述的。然而, 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和历史进程中, 由于地域、环境等客观素造成了各民族间文化、宗教、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差异性, 从而使各民族的语言结构特点和表达方式上千差万别。基于此, 语言间有时存在着不完全甚至是不可译性翻译是两种语言的互相转换, 它对传播一个民族的文化起到重要作用。但是, 可译性只是相对的, 而不可译性却是绝对的。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源语信息的流失。我们不能把翻译的功能看得过高, 同时也要不断加强文字能力去努力呈现原文的风貌。
二、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可译性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因为, 这两种语言在结构、语法、词汇、发展状况、文化背景乃至所暗含的心理因素、民族情感等方面有着太多的不同之处, 这就使得可译性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即使是反复雕琢出来的佳作, 它也不可避免地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流失了很多的东西。如果说“He is a student.”这句话算得上是百分之百的可译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在英语与汉语两种语言的转换之间又有多少呢?Catford (1978) 在谈到可译限度 (limits of translatability) 时, 指出在完全翻译中, 翻译的等值关系取决于相同情境中原文和译文的互换性, 也就是说, 取决于原文和译文与相同的情境实质相关特征, 因此分为两种情况:语言的不可译性 (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 和文化的不可译性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
1. 语言的不可译性 (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
(1) 词汇的不可译性
英语是以字母为载体的符号系统, 而汉语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两种不同的系统之间有很多的地方是不能够一一对应的。比如说, 英语里的助动词非常丰富, 这一点是汉语所没有的。那么在英汉翻译当中, 有时英语中的几个不同的单词翻译成汉语都可能是一个意思。“is, am, are, were, was”这几上词都可以译成“是”, 但它们却有不同的用法, 用于不同的时态与人称。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办法通过汉语来传递出英文单词之间内涵的微妙差异。同样, 英汉的称呼很多时候不可译。英语中的uncle在汉语中的等值成分有“叔父”、“伯父”、“舅父”、“姨父”及对一般长辈的尊称, 若无特定的语境, uncle是不可译的。
(2) 情态、语气的不可译性
英语的情态变化也较汉语复杂, 这样就为表达意思的微妙差异提供了可能。而汉语译文相对来说就不能很好地体现这种差异。试比较下面两句话:
a) We should not tell falsehoods.b) We ought not to tell falsehoods.
should与ought to在这两句话中都可以翻译成“应该”, 然而前者强调的是说话人在主观上觉得对方应做某事, 后者突出的是客观上的要求。如果我们仅仅看汉语翻译的话, 是不能够体会出这种差异的。同样, 英语里的语气也有丰富的变化。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英语虚拟语气的变化。它的语气强弱或者时态的不同, 我们都很难通过译文看得出来。
(3) 修辞的不可译性
在“I Swear”这首歌里, 有这么一句歌词:“As the time turns the page, my love won’t age.”这里用到了英文的押尾韵和修辞方法。而我们在翻译时, 可能也最多只能传递出意思, 而无法去兼顾尾韵。再比如, 在万圣节 (Halloween) 里有“treat or trick”这一说法。这里面有两个谐音词。而谐音、押韵不管在什么语言当中出现, 一般来说都是不可译的。我们只好将其散文化 (prosaic) 。毕竟这涉及到了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同样, 一些有汉语特色的修辞方式也很难译成英语。这在汉语的歇后语中可见一斑。比如说“小葱拌豆腐——清 (青) 二白”, “孔夫子搬家——尽是输 (书) ”。这都是汉语所独有的, 若想翻译成英语, 我们最多也只能是把意思传达到就不错了。一个不懂汉语的人是不会知道其中的味道的。而汉语中的双关、回文、拆字、对偶、顶真等待修辞手法及诗歌、词等都天然的是属于汉语的独有的, 这些东西一旦离开了它的载体, 那我们就无从谈起它们独有的内在魅力了。
2. 文化的不可译性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这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风俗及时代背景等非语言的因素引起的。例如服饰的名称, 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也导致翻译上的困难。如日语中的ゅかた (yukata) 是一种旅馆中供房客穿的松散长袍, 用腰带系紧, 可供室内穿着, 可穿到室外或咖啡馆中去, 并可用作睡衣。英语中没有一个单词能概括这个词的特征。没有任何英国式的衣服既可在睡觉时穿, 也可在大街上穿, 英国旅馆业不向房客供应衣服。
同一种动物在不同的文化中象征意义不同, 语义意义也不同。猫 (cat) 虽然是许多英美家庭的宠物, 但它有“包藏祸心的女人”这一寓义, 而在汉语中形容这类女人多用“毒蛇”来表示。汉语形容某人“壮得像头牛”、“聪明无比”或“胆小如鼠”, 英语却用as strong as a horse, as wise as an owl, as timid as a hare来表示。“海底捞针”译成英语则变成在“草堆里找针” (to look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只有经过调整, 语用意义的空缺才能填补, 原文的语用意义才能为译文读者理解并接受。
十二生肖在中国文化中代表十二地支。若碰到这样的句子:“我属鸡。我从来不吃鸡。鸡年是我的本命年。”译者需将“本命年”的指称意义译出, 同时辅以注释, 说明该词的语用意义, 使译文读者能够了解中国这一独有的文化现象。
各民族的文化更有其个性, 而且这种民族个性是普遍存在的, 贯穿整个民族文化。正是这种民族个性导致了文化差异而且左右着翻译者, 因此只有正确了解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 才能将译文的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英汉语言中的许多成语和典故是不可直译的。
在多数情况下, 没有必要严格区分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有些文化上不可译的词语在译文中找不到对应通顺的搭配, 也可以归之于语言的不可译性。
语言是文化的产物, 一般说来, 一种语言中的纯语言障碍可以比较容易地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克服。要克服文化上的差异及其在语言上的反映则比较困难。因为它们不是受文化制约, 就是某一特定文化所独有。人们很难把语言里所包含的所有成分, 从表面意义和形象构词到深层内涵和文化特征, 全部保留在一个译文里。可以说文化的差异, 文化的多样性限制了翻译的可能性。
三、结语
总之, 翻译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 一篇好的译文十分考验译者的文字功力。翻译是两种语言的互相转换, 它对传播一个民族的文化起到重要作用。但是, 可译性只是相对的, 而不可译性却是绝对的。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源语信息的流失。我们不能把翻译的功能看得过高, 同时也要不断加强文字能力去努力呈现原文的风貌。一方面, 一种广泛使用的语言是另一种语言所不能替代的。很多属于本民族、本语言的特征是不能完全通过翻译去传递给说不同语言的人。另一方面, 我们要不断提高对文字的把握能力, 加强自身的修养, 争取在最大限度内让读者体会到原文的特色, 尽最大努力去还原原文的风貌, 从而减少因为文化差异而给文化的传播带来的障碍。
参考文献
[1]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2]陈宏薇.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浅析京剧英译中的不可译 篇9
1 卡特福特的翻译限度理论
在著作《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一书里, 英国翻译理论家约翰·卡特福特阐述了他对翻译的定义、类别、对等、语言转换和翻译限度等问题的观点, 开拓了翻译研究新途径 (韩江洪, 2012) 。他将翻译定义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 (译语) 的文本材料 (textual material) 去替换另一种语言 (源语) 的文本材料 (文本材料可以分为语法、词汇、音位和字位四个层次) ”, 并把追求另一语言中的等值成分视作翻译的中心问题, 从而提出翻译理论的使命就是在于确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 卡特福特根据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 把韩礼德关于语言的本质、范畴、基本层次等运用到翻译研究当中, 将语言学与翻译学联系到一起, 卡特福特的翻译理论触及到了语言的本质, 在语言学界和翻译界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穆雷, 1990) 。
卡特福特认为翻译理论的任务就是要确定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的等值成分的本质与条件, 如果源语的语境特征在译语中不能建立, 那么也就无法翻译, 卡特福特因此提出翻译的不可译性, 可分为两类:一是语言的不可译, 即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没有对应的形式特征。语言不可译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第一, 源语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汇或语法单位共用一个语言形式;第二, 原语单位中的一词多义, 在译语中没有相应的单位概念。二是文化的不可译性, 卡特福特认为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背景、风俗习惯、文化背景、民族信仰等等非语言因素, 译语文化中无法找到与源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 也就是文化空缺, 从而导致相应的词语空缺等翻译现象。此外,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 卡特福特认为翻译的不可译性还可分为绝对不可译和相对不可译。所谓的绝对不可译指的是因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自身的差异而造成的不可译性, 包括语音特征的不可译、文字特征的不可译以及语言单位组合规则和特点的不可译。而相对不可译则指因文化背景等的不同而造成的相对不可译, 这种不可译性可随着文化交流和沟通的深入与加强而逐渐变得可译。
2 京剧英译中的不可译
戏曲翻译是文学翻译的一部分, 由于戏曲翻译具有有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特殊性, 因而戏曲翻译一直是最复杂最头疼又最受翻译界冷落的一个领域 (李雪, 2008) 。中国古典戏曲翻译历史虽然很长, 但是译本的数量并不多, 译本质量也不高。京剧中特殊的语言和独有的文化内涵使得京剧翻译变得更加困难, 有些时候是不可译的。下面我们分别从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来阐释京剧英译中的不可译。
2.1 语言不可译
卡特福特认为, 由于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并不是总有对等的语境特征, 当对等的语境特征为零时, 语言的不可译性则较为绝对。汉语和英语本就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 京剧又极具中国语言特色, 其戏词基本上都是诗词, 以七字句和十字句为主, 上句压仄韵, 下句压平韵, 再者, 戏词是用来唱的, 戏词的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京剧英译的难度, 有些戏词是不可译的。语言的不可译在京剧英译中的体现尤为明显, 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例如, 在美国著名翻译家魏莉莎的京剧经典剧目《凤还巢》英译本中 (《凤还巢》为梅兰芳根据清宫藏本《循环序》改编, 是一出十分风趣搞笑的轻喜剧) 。虽然译语文本很好的再现了源语文本中的音韵、形式等方面, 但是仍有不足。比如第八场中译者对朱焕然与程夫人的一段对话的英译。
朱焕然:岳母!
程夫人:贤婿!
朱焕然:再“咸”, 我就吃不得了。
Zhu:Esteemed Mother-in-law!
:
:’ (魏莉莎, l986)
这里, 源语文本中的“咸”与“贤”是谐音, “咸”是双关语, 有两层意思, 一层就是表面意思, 为菜咸了, 另一深层意义为朱焕然本为“贤婿”就不该说岳母做的菜“咸”了, 具有讽刺意义, 而魏丽莎将“再咸就吃不得了”译为“enough steam ar-round here to cook my go-ose” (“to cook one's goose”有“自毁前程”之意) , 这里的“esteem (尊敬) ”和“steam (蒸汽) ”虽也谐音, 相当于原文中的“贤”与“咸”, 译文只是完成了语音和形式上的英译, 可是却未传达出原文的讽刺喜剧效果。《凤还巢》剧本运用了大量的歇后语、成语和双关语, 译文只是对这些语言翻译准确, 但却很难保留原文幽默的风格。
再例如, 京剧《贵妃醉酒》中杨贵妃那段唱词“海岛冰轮初转腾, 见玉兔, 玉兔又早东升。冰轮离海岛, 乾坤分外明。皓月当空, 恰便是嫦娥离月宫, 更是缓歌曼舞, 仪态万方”。这段唱词是以中国神话嫦娥奔月的故事为背景而写的, 写得十分流光溢彩、含义隽永。这段唱词中的“冰轮”、“皓月”、“月宫”等都是指代月亮, “嫦娥”、“广寒宫”等也与月亮相关联, 而英语词汇中仅有“moon”、“parish lantern”以及“phoebe”是月亮的意思, 并没有汉语语言那样丰富, 很难将月亮翻译得淋漓尽致, 传达不了汉语的美感。但如若按照字面意思英译, 用同样的单词来表达月亮, 便会给人以重复之感, 戏曲的韵味便会荡然无存, 毫无美感可言。
2.2 文化不可译
让京剧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在翻译京剧时, 最重要的还是介绍中国文化, 京剧中包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英译京剧时, 将戏曲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传达到位十分重要。京剧中富有大量的文化负载词, 它们与文化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是受文化的影响最大的语言要素。我国著名翻译家孙致礼先生曾指出, 翻译的最大困难往往不是语言本身, 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 (孙致礼, 2000) 。王佐良先生也曾经说过:“翻译的最大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 (彭保良, 1998) 文化负载词就是这一特定文化现象的具体体现, 其特殊性使得翻译变得很难。
京剧至今发展已有两百多年, 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表征之一, 是中华文化的代表, 译者要译好京剧, 不仅必须熟悉京剧文化, 确切的说是戏词中蕴含的文化, 而且要熟悉译入语文化, 否则译文将是肤浅乏味的。目前许多京剧译文都忽略了戏曲中的文化因素。就比如一些译者对京剧“行当”的英译。 (京剧行当是其独特系统, 是依据人物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划分的, 戏曲演员会根据角色身份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化妆、服装和表演特点, 演绎出不同的人物类型, 这些类型就叫做“行当”。京剧主要有“生”、“旦”、“净”、“丑”这四种行当。) 而笔者都过阅读发现一些译者直接采取音译英译各个行当, 例如将“花旦”译作Hua Dan, “小生”Xiao Sheng, “青衣”Qing Yi, “文丑”Wen Chou, 这让外国观众或者读者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因为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角色, 也即译语文本没有源语文本相关的语境特征, 即出现了文化的不可译。译者在做英译时仅考虑了源语文化特征, 并没有考虑译入语文化特征, 因此没能让译入语读者理解, 这样的翻译不利于文化传递。既然音译不能很好的英译京剧中的文化负载词, 那么意译呢?读者又通过阅读发现许多译者的意译也不是很理想。一些意译也显得十分直白, 文化信息没有很好的表达出来, 缺乏文化重构, 要知道好的英译不仅仅要译出源语的字面意思, 也要译出源语的文化内涵, 译语要让京剧表达出原有的魅力, 并在译入语观众的心中存留深刻的文化形象。举行当中的“武丑”为例, 一些译者把“武丑” (扮演有武艺而性格滑稽的人物) 翻译成“clown with kongfu”, 可是译入语文化中的小丑多指那些行动笨拙、傻里傻气的幽默滑稽的喜剧演员, 这些小丑本就很笨拙, 现在却又有功夫, 实在让译语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京剧中的“武丑”指的是那些以牙功见长, 多为出没无常的武林人士, “武丑”身穿紧衣裤, 用倒八字形的“二挑髯”, 步履轻盈, 动作灵活敏捷, 通常可以从几米高处翻下, 落地无声。虽然同是以逗乐观众为主, 可是源语与译语中的小丑形象完全不同, 英语无法找到相应的表达此含义的词汇, 译语没有源语对等的语境特征, 因而是不可译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京剧中占有很大的分量, 包括信仰、审美标准、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等等, 这些都是导致京剧文化难译甚至不可译的因素。
3 京剧英译中的文化不可译的相对性
翻译家刘守华认为:“不同文化世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方式, 因而也就使得自己的语言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风貌和民族特性” (刘守华, 1992) 。季羡林先生在《谈翻译》中也说过:“我们都读过《红楼梦》, 我想没有一个人不惊叹里面描写的细腻和韵味的深远的。倘若我们现在再来读英文译本, 无论英文程度多么好, 没有人会不摇头的。因为这里只是将故事用另外一种文字重述了一遍, 至于原文字里行间的意味竟一点影子都没有了。”很多翻译过后的京剧英译本也是如此, 体会不出原戏曲的原味。卡特福特承认由于语言的不同, 绝对等值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如果源语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无法重建, 就出现了可译性的限度, 也即出现了不可译性。但是我们从卡特福特的文化不可译观点来看, 他认为文化的不可译性不如语言的不可译性那样绝对, 也就是文化不可译的相对性。因为译者可以通过采用大量的翻译方法, 直译与意译相结合, 借助替换、变通、省略、扩大、注释等各种翻译方法, 可以较为全面的反映原戏曲的文化风貌。再者, 虽然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积淀使得每种语言都有其特殊性, 但是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技巧的成熟以及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加强, 世界慢慢成为一个大熔炉, 人们开始慢慢接受世界文化, 对翻译的认识也更加切合实际, 越来越抱有一种开放的心态。随着2010年京剧的申遗成功, 京剧越来越多的走上世界舞台, 京剧教学也在国外开展起来, 学习理解京剧的学者越来越多, 京剧不断与国外文化融合碰撞, 京剧文化不可译是相对的, 在将来是完全可能成为可译的。
4 总结
本文尝试用卡特福特的翻译限度理论来看京剧英译中的不可译, 卡特福特认为由于语言之间的异质性, 绝对等值的翻译是不存在的, 总是存在着某种可译性的限度, 也就是存在着不可译。不可译既来源于两种语言本身的差别, 被称之为“语言不可译”, 也来源于文化的差异, 被称之为“文化不可译”。这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给京剧翻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文章认为京剧的语言不可译是绝对的, 文化不可译是相对的。中国京剧要想“走出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翻译问题。2012年,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出版的《百部中国京剧经典剧目英译系列丛书》中首批10部京剧英译本编写完成并出版。这是国家首次正式英译京剧并完整对外出版, 首次将整部京剧完整译成英语, 促进中国国粹迈向世界, 具有重要意义。京剧英译是一项漫长而又艰巨的文化工程, 它是跨越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交流, 需要多方面专业人才的齐力合作, 需要中外翻译学者共同的努力和付出。
摘要：卡特福特认为翻译中的不可译既来源于两种语言本身的差别, 即“语言不可译”, 又来源于文化的差异, 即“文化不可译”。该文分别从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这两个方面来阐释京剧英译中的不可译, 并从京剧的经典曲目的英译本中举例说明, 文章认为随着文化交流和沟通的深入, 京剧翻译中的文化不可译是相对的, 而语言不可译是较为绝对的。
关键词：语言不可译,文化不可译,京剧英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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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萍.中国京剧百部经典英译系列.第1辑 (典藏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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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致礼.文化与翻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8]彭保良.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看英汉翻译中词义的对立[J].中国翻译, 1998, (1) :26.
语言不可译 篇10
关键词：文化价值 不可译性 中文歇后语
1、序言
随着全球经济文化的发展，跨文化交际变的越来越频繁。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其他国家建立跨国公司，于是文化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为了促进有效的商业往来，他们不得不学习对方的文化，以便能够成功地交流。学术领域也如此，为了共同探索科学文化知识，人们积极进行跨文化之间的学术交流。在这种大形势下，翻译行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取得了飞跃的发展。跨文化之间的翻译领域涉及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以及公示语等等。然而，有一种特殊的语言---中文歇后语，一直是翻译界的难题。这种语言作为我们的母语被广泛使用，具有表达生动而准确，达意且深刻的特点。但是对于非本族语的人们来说，即使了解中文歇后语中组成部分的每个词，也很难理解整个表达方式。即便口译或笔译工作者也无法把它们准确地翻译出来。当他们遇见这样的表达法时，深感力不从心，因为现有的任何翻译理论都无法提供足够有效的翻译方法。他们至多解释某一个或某几个部分，语义丢失现象严重，尤其是暗含在里面的含义多数都没有呈现出来。例如，“歇后语”一词本身就很难翻译，我们勉强接受“Chinese allegorical folk similes”这一译法。另一困难在于，我们很难找到中文歇后语不可译的根本原因。本文并非提出翻译中文歇后语的新理论，而是把文化价值因素考虑进来，试图对于不可译性给出相对合理的解释，进而找出中文歇后语不可译性的根本原因。
2、语言与文化
普遍认为语言和文化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语言研究人员和语言学家们都尝试从不同方面解释二者之间的联系和联系方式。于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学说。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伍尔芙的贡献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对于语言和文化的假说是：语言帮助人们进行思维，因此，不同的语言也许表达了人们了解世界的不同方法。这个假说的强势说认为，语言也许决定我们的思维模式。其弱势说认为，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是相对的，语言的结构区别越大，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就越不同。〔3〕 然而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语言现象质疑萨丕尔—伍尔芙的假说。例如，从单词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来说，一个单词和它的意义并不是固定的，他们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从不同语言之间能够成功进行翻译的事实来说，我们发现一种语言能够用来解释另一种语言。另外，从二语习得的角度来说，我们能够学习另外一门语言，说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感知世界的方法并不是不相同。〔5〕
“跨文化交际”一文中对于语言和文化的描述是：“语言由一组标识和规则组成，人们利用语法规则把这些标识组合起来并用来表达思想。标识和其语音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语法规则和语音规则在不同文化中也大相径庭。”〔1〕 不争的事实是不同文化间的标识不一定有其对应物。例如，中国人喜欢吃饺子，但是英语中没有一个完全对应的词指代饺子。语音在不同文化中也各不相同。例如，日本人发不出/X/这个音，他们通常发成/L/。把语言标识组合起来的语法规则也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假如中文的语法和英语的语法相同，那么我们就没必要花很长时间学英语了，而那些语法书也没有任何意义。另外，单词的含义也反应了它的文化背景。中文中的“龙”象征高贵，位高权重，而在西方文化中，却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在英国“贝奥武甫”这本著作中，龙指代的是怪物，是邪恶的象征。
3、中文歇后语及其特点
中文歇后语由劳动人民在日常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创造。歇后语中涉及的事物都显而易见，简单明了，而且在中文母语使用者中广为熟知。利用这些事物，人们使用巧妙的修辞手法表达暗含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含义都隐藏在这些事物之中。总的来说，中文歇后语具有如下特点：
3．1. 幽默生动
利用幽默的手段表达内心的意图是很明智的，这样往往能够达到臆想不到的成功。中文有句谚语：没有幽默感的人就如同生活没有阳光。中文歇后语具有幽默生动的典型特点。例如，案板上的擀面杖——光棍一条, 半夜里的寡妇——难过,八只脚的螃蟹——横行霸道, 疤瘌眼长疮——坏到一块了, 白糖嘴巴刀子心——口蜜腹剑.〔4〕
3．2. 富有亲近感，易于接受
中文歇后语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它们具有亲近感和易于接受的原因所在。歇后语越具有浓厚的地域特点，它们越显独特。在组成方法和解释理解上反应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例如，如果你理解“包子咧嘴——美出馅了”的构成方法，就会很容易理解“背着手爬泰山——步步高升；步步登高.
”的含义。
3.3. 达意深刻
从中文歇后语的构成方式上，我们了解到这种表达方式涉及两种范畴的事物和概念。.其中一个范畴在歇后语中出现，另一个范畴只能从出现的事物或概念中推断出来。这种巧妙的表达方式能够呈现非常明确的意义，尤其是推断出来之后更为明显，因为隐含的意义会得到加强。因此歇后语表达的含义往往显得出奇的强烈。下面是一些例子：不挨皮鞭挨砖头——吃硬不吃软, 冰雹砸了棉花棵——尽光棍；全是光棍, 跛子唱戏文——下不了台, 踩着银桥上金桥——越走越亮堂, 财神爷打官司——有钱就有理〔4〕
4.文化与中文歇后语的不可译性
前文提到，语言是由一组标识和规则组成，人们利用语法规则把这些标识组合起来并用来表达思想。标识和其语音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语法规则和语音规则也在不同文化中大相径庭。下面从文化中标识，语音，语法规则和意义的角度探讨中文歇后语的不可译性。
4．1. 从标识的角度
语言标识指语言中使用的单词。语言标识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中文里，我们可以说“走在马路上”，英语里却说“we walk in the street.”中文歇后语里的单词体现了强烈的中国地域特色，在其它文化中很难找到，非中文母语者甚至根本不了解这些语言标识。比如说“白娘子遇许仙——千里姻缘一线牵” 这句歇后语中提到三个语言标识：白娘子，许仙和姻缘。设想一下一个美国人被问到“你是否会象许仙对白娘子那样对待爱情”时的样子？ 更多在不同文化中语言标识不同的中文歇后语有：八贤王进宫——好难请, 比干丞相——没心, 财神爷要饭——装穷, 曹操背时遇蒋干，胡豆背时遇稀饭——倒霉透了；真倒霉.
4．2. 从语音的角度
中文的语音系统有别于英语的语音系统，它用拼音的形式来标音。但是后来使用26个英文字母，这样以便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能够拼读中文。中文有四个声调。“声调可以使用数字或声调字母来标注。普通话的四个声调可以标为55,35,214 和 51，”〔2〕也就是一声，二声，三声和四声。基于这种语音特点，中文歇后语的构成更加巧妙，以至于非中文母语着根本不知所云。即使是翻译人员也无从下手。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不同语言中语音的差异性。下面的例子就是利用中文特有的语音特点构成的歇后语：唱戏的穿玻璃鞋——名角（明脚）。中文里，我们可以通过“名角”和“明脚”的相似语音，建立起二者的联系，然而在英文里是万万做不到的。
4．3．从语法规则的角度
不难发现中文的语法规则与英语的语法规则具有很大的不同。中文可以说“郑州从三月到五月是春天”，但在英语里，我们无法接受“Zhengzhou form March to May is Spring.”这样的句式。中文的句式结构反应并发展中国的文化。很多中文歇后语就是利用了其特有的语法规则。例如：城隍庙里挂弓箭——色（射）鬼. 前半部分的“城隍庙里挂弓箭”是个动词短语，而后半部分中“色（射）鬼”表达的名词短语。在中文里，这样的表达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但在英语中是不可能的，例如“it is my hobby: worshipful of God on weekends.”中文语法规则的独特性使得歇后语无法被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所理解。更多的例子如下：晁盖的军师——无（吴）用, 朝鲜人过年——要狗命, 炒菜不放盐——乏味, 陈世美做附马——喜新厌旧.
4．4．从意义的角度
一个单词不是本来就有意义，而是处于特定文化中的人赋予它意义。人们在交际和生产实践中使用单词。这一事实决定了单词及其意义具有深深的文化痕迹。人们在自己文化中的经历甚至会使单词产生新的意义。反过来，单词的含义是特定文化的反应。例如，最近中文里出现的新词“给力”，用来表达某个特别令人惊异的场景。不同文化中的单词差异很大。日语是从古汉语中借来的，但是，虽然词性很相近或相同，词义已经具有非常大的差别。以“大丈夫”一词为例，中文里，它指的是身强体壮，而且胸怀宽大的男子。在日语里，它的意思却是不要紧，没关系。当一位司机行进时听到“已经变红了”，他会以为是交通标识的红灯，而一位证券交易人员听到这话会兴奋不已，他肯定以为股票涨了。文化中语义的差异是中文歇后语具有不可译性的另一个原因。以“秤砣砸核桃——看他硬到几时”这句歇后语为例，“硬”一词在英语不是“hard”的意思，而是“persistent”的意思，即表示某人很执着，甚至很固执。而且在中文里“秤砣”和“核桃”可以进行比较，用来比喻坚硬的事物，或某种状态。而在英语里，通常用“钻石”比喻坚硬无比的事物。文化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有时中文歇后语的不可译性并不是单独由上述中的某个因素起作用，有时它们是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判断究竟哪一因素是主要的翻译障碍。因此，对于中文歇后语，我们根本无法把中文与其它语言建立起联系。
5、结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跨文化交际也取得了快速发展。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也应运而生，人们开始着眼于具有地域特点的领域的翻译，如习语，双关语等。提出了很多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然而，很少有人把注意力投入在中文歇后语的翻译上。本文通过分析文化因素中的标识，语音，规则和语义，得出的结论是中文歇后语是不可译的。困难并不在于翻译中文歇后语中出现或隐含的事物或概念，而是解释不同的文化。因此，翻译中文歇后语时，根本任务是解释源语言和目标语所反应的文化的深层结构。而文化的深层结构反应的是人们的感觉，非常抽象，很难描述。同时，它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赖以存在的土壤，也是人们创造新文化的基础。
References
〔1〕Larry A., Rechard,E.P & Lisa, A. S.(2000).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Guillaume Jacques Leide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March，2006）. Université de Paris V René Descartes – CRLAO
〔3〕胡壮麟．（２００１）．语言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http://www.zhengjicn.com/2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