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农村社会政策研究论文

关键词：城市化摘要政策农村

【摘要】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结构、空间结构、社区类型和环境、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对传统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已经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新型的城市管理体制。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外国农村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外国农村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1：

发达国家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比较分析

【摘要】随着世界各国、各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此引发的农村社会教育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近一个世纪中，各国都不约而同地本着“教育公平与效益”的原则进行了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期望由此达到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的目的。本文介绍了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四个发达国家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基本情况，并对四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相似性与相异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希望能为我国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提供经验与借鉴。

【关键词】发达国家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比较分析

小规模学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中。随着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人口流动频繁、出生率波动均成为小规模学校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国外学者也多从人口、地理、经济社会等角度对小规模学校的形成因素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增加学校规模，对于中上阶层学生来说相当于增加了0.25年的学校教育，而对于较低阶层的学生而言则相当于减少了0.67年的教育。

一、四个发达国家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概况

（一）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

1.建立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各地区兴办“校中校”模式，即通过联合一定数量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来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不但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保留了各校的相对独立性，被联盟的学校仍旧保留着对学校事物独立管理和决策的能力。如今，“校中校”已经成为美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主要形式之一。

2.开发乡村课程资源，创建信息化课程通路

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在课程设置上加大农业劳动课程比重，增设与乡村环境、生活相关的科目。例如，“农业实验”、“农业地理”、“农田耕种”、“机械操作”等。同时，为了丰富课程资源，大力开通信息通路，通过计算机搭建网络平台方便师生获取各种学习资源。将现代文明成果应用于偏远农村地区。

（二）英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

1.科学化、合理化学校合作方式

吴丽萍在其研究中得出，英国小规模学校的合作并非是盲目的，研究者首先假设合作方式，然后在调查中通过与小规模学校的校长和学校委员会举行会议，对各学校间如何开展假设的合作方式进行讨论，并得出其潜在的优缺点。

2.坚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合作共赢的合作理念

为了使农村小规模学校合作方式合理化，各个学校采取了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的发展方式，由低级的“群集”模式逐步向高级的“联盟”模式过渡，在发展中寻求适合自己学校的合作方式。这种合作共赢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方式，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优化了经济规模，更为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

（三）日本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

1.优化教学组织形式，加强师资建设

“新方针”明确规定“国家有改善小规模学校教学条件的责任，同时必须取消复式班级”。国家通过增加教师配额、调配优质师资的策略予以解决小规模学校师资短缺的问题。

2.实施教师补偿制度

“新方针”改变了以往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编制标准由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统一制定的状况，对乡村教师实行弹性编制。同时，通过对偏远地区任教的教师发放特殊津贴，减免住房费用等政策吸引、留住师资。

（四）韩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政策

1.加大農山渔村学校教育政策扶持力度

韩国政府为学生学习能力与城市相差悬殊，家庭缺损多，通过特殊、专门的投入、补偿来减少城乡差距，进而实现教育平等。同时，韩国政府积极推行“寄宿制公立高中扩建计划”为交通不发达农山渔村地区学生创建好的住宿环境，在实现教育公平的同时，提高农村学校学生的教育竞争力。

2.提高农村教师待遇

韩国政府制定了《岛屿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该法为农村教师提供优先进修、升职机会。同时，通过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改善其工作、生活条件，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进而达到稳定农村教师队伍的目的。

二、四个发达国家农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对我国的启示

综合以上四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历程，不难得出，教育决策者在进行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时应该转变教育价值观，正确看待农村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教学价值观。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长远发展开辟道路。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国家成功经验，建立学校联盟，开设具有乡村特色课程。同时，通过加强城乡学校交流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参考文献：

[1]懂博清，于海波.韩国农村教育政策及发展趋势[J].外国教育研究，2013.

[2]黄育林.韩国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研究[D].延边大学，2013，5.25-31.

作者：王丽雅

外国农村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2：

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及其变革

【摘要】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结构、空间结构、社区类型和环境、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对传统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已经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新型的城市管理体制。虽经多次改革调整，现有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仍然面临诸多困境，一是仍然习惯于行政管控，服务与管理没有很好结合；二是外来人口尚未真正纳入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内，社会融入和社会融合存在困难；三是缺乏顶层设计，党政机构职能和机构设置不够科学合理；四是社会组织发育滞后，不能适应城市社会发展需要；五是社区建设面临诸多困难，社区居民社区认同度不高，社区自治程度低；六是城市社会管理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建设滞后，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在城市空间资源占有和使用上新的不平等。

【关键词】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变革；困境

一、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对社会管理体制提出新要求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历史性地突破50%大关，标志着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而本质的变化，由传统的农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截至2010年底，中国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657个，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由29个增加到125个，8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达到30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达到13个，城市群逐步形成。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带来的结果。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36%左右，即全国有21亿多人是城乡两栖的“半城市化”人口。这部分人口虽然进得了城，但是却享受不到城市同等的公共服务，融入不了所在城市，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本地人和外地人交往交流较少，存在着二元结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心理和社会联系上却是分离的。

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另一个重要力量和表现是城市边界不断扩大，大量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区域，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住上楼房，成为城市居民。有的成为城中村居民，住在城里，没有土地，却仍然保持农民身份，主要依靠卖地所得、出租房屋、从事二三产业维持生计。一些城中村转为居民委员会，有些仍然保留着农村行政村的建制。即使是转为居民委员会，但是大多数上楼农民对新建社区的认同感较差，经济上联系较多、心理更为认同的还是原来的村级组织。社区中存在着本地城乡二元人口结构，社会融合存在困难。

城市本身由于单位制解体，旧城改造，新建小区大量涌现，职住分离现象越来越普遍，人户分离现象越来越多。城市社区类型越来越多样，有新建小区、老旧社区、城中村社区，有高档社区、普通商品房小区、回迁安置小区；有传统单位大院、外来人口聚居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国人聚居区等等。有些社区人口构成单一，同质性强，有些城市人员构成复杂；高档社区，各方面条件较好，资源丰富，自治愿望和能力较强；而传统老旧社区资源匮乏，居住生活条件较差，有的甚至破败不堪，居民自治愿望和能力较差。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自身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信息化的发展，青年一代的成长，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城市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

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结构、空间结构、社区类型和环境、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对传统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已经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新型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

二、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及其变革

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是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组织机构设置、制度安排及其相互关系。城市社会管理组织机构一般包括党的组织、政府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包括城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单位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体制等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的社会管理体制。

中国城市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多个行政层级；从地域看，有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也有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不同行政级别、不同地域的城市在人口规模、资源获取能力、经济发达程度上有较大差异，城市内部的社会管理要求也存在差别。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虽然各个城市社会管理面临的任务各有不同，但是，城市政府架构主要是两种类型，一种是设区的市，另一种是不设区的市。设区的市，通常是三级政府、四级管理，即市、区、街道办事处（政府派出机构）和居民委员会。通常情况下，无论人口规模大小，县级市不设区，县级市辖若干镇，通常城关镇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社会事务最复杂，镇下面再设居民委员会，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口工作和生活在各种单位里，单位是社会管理的主体，是社会管理的主要载体，少数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被纳入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中。那时，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主要是单位制加街居制，以单位制为主导。在单位制和街居制下，居民来自同一个单位和居委会，同质性强、熟悉程度高，单位和街居掌握着居民工作和生活的绝大部分资源，对成员的控制能力强，居民对单位和街居的认同度高，依赖性大，同一单位和居委会的人们互动性较强。以三级政府或二级政府为主导，以单位为主体，以街居为补充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适应了当时计划经济的特点和要求。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体制已经进行了6次改革，在此过程中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和机构设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城市政府社会管理体制，一直处于多头分散、分割的状态，缺乏统筹协调机构。政府民生事业和社会服务事项由民政、劳动、卫生、教育、住房、文化等多个部门负责，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则主要由民政部门负责，而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安维护分别由公安、司法、信访等部门负责。一些政府行政机构的领导权又被分割在党委不同的部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户口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的推出，单位制解体，人们在职业、居住地的选择上具有更大自主权，职住分离、人户分离成为常态，社会流动越来越多，城市人口结构急剧变革，社会阶层关系越来越复杂，利益关系协调难度越来越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需要新的组织和机构来提供，传统的单位制已经无力承担变化了的城市社会管理重任。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街道居委会逐步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力量，传统的单位制走向了街居制。

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通过街居体制向城市居民递送。但是街居体制在掌握资源、提供服务、协调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已经无法和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服务能力和效率相比。因为，此时城市居民的构成和要求已经日益复杂化和差别化，依靠行政手段和单一力量已经难以满足社会服务管理的需要。另外，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经济管理服务的功能大大增强，但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相对较为滞后，公共财政用于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不足，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设置较少且分散，获取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不足。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增强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机构获取资源、提供服务的能力，已经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因此，迫切需要改革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传统街居体制，建立专门的综合性社会建设管理机构和组织体系，建立新型社区管理服务体制，建立多元多样的社会管理体制。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探索

（一）设立负责城市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专门机构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逐步得到重视和加强，2007年以后进入城市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新阶段。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指出“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完善社会管理。党的十七大之后，报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北京市成立了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随后又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组长、市长为第一副组长的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各区、县也相应成立了工作部门和协调机构。社会工委、社会办具体负责全市社会建设政策研究、规划制定和统筹协调工作，负责综合协调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工队伍建设、志愿者工作，协调推进社会公共服务工作，负责社会领域党建工作。近年来，上海市成立了社会工作党委，各区县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2009年，大庆市委成立社会工作委员会，由市委一名领导任书记，下设七个科室，负责对全市社会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宏观指导、统筹协调、督促检查。各县区也相应成立了组织机构。2011年，大庆市将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合署办公，下属43个成员单位。2011年，广东省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南京市成立了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2011年8月，中央政法委所辖的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统筹全国社会管理工作。地方各级政法委开始负责领导社会管理工作。2012年，广东省原兼任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的省委副书记同时兼任政法委书记，统一领导广东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1]

（二）改革和调整区街关系

一些城市探索区政府直管社区居委会，以减少管理层级，推进管理扁平化。具体来说就是撤销街道办事处，由区政府直接管理社区居委会。例如，贵阳市小河区、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安徽省铜陵市铜管山区等开展了这方面的探索。现在，贵阳市、铜陵市、大庆市全部撤销街道办事处，吉林省辽源市在主城区也全部撤销了街道办事处。也有一些城市选择一个区的一个街道开展区政府直管居委会改革试点，如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街道、青岛市北区浮山后社区、上海浦东新区潍坊街道等。这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另有一些沿海发达地区镇街根据外来人口多、常驻人口多的实际，探索如何进一步加强镇街管理，改革基层政府机构设置，强化社会管理服务和管理职能。

（三）改革和理顺街居关系

在区街体制改革之外，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如何进一步理顺街居关系，设立社区工作站，减少镇街对居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干预，减轻居委会的行政负担，强化居民自治。各地社区工作站的性质和设置方式不尽相同，主要有“一站多居模式”、“合署办公模式”、“接受委托任务模式”等几种形式。各地普遍在社区建立综合便民服务大厅。

一些地方以行政为主导改革街道社会管理体制，整合基层管理和服务资源。例如，广州市以“业务归并、人员整合、服务前移、管理落地”为主线，对街道机构、人员、职能、业务以及服务设施进行整合，并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形成了“大民生”、“大综治”、“大城管”的治理格局。广州市在社区建立“三中心”、“一队伍”，即行政服务中心、家政服务中心、信访维稳中心，以及综合执法队伍。

（四）建立多元化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一是培育民间组织，发挥它们联系广泛和服务便捷高效的优势。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改进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模式，探索建立枢纽型社会管理培育模式，建立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基地，利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南通市崇川区开展“百团大建”，大力培育社区社团。二是搭建平台，为驻区单位和组织提供参与管理和服务的平台。一些地方建立社区居民议事制度，由社区居委会主任、居委会专职社工带领，以社区片长、楼长、层长为骨干，成立“居民议事厅”，对社区事务进行协商协调。三是建立商务楼宇工作站，加强商务楼宇党建工作，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开展这些工作目的在于，加强和改进商务楼宇和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管理。四是探索运用网格化管理方法，细化管理单元，再造管理服务流程，实现责任到人、减少管理层次和环节，达到及时发现问题，迅速做出回应的目的。五是改革警务体制，推动警力下沉，充实基层治安力量，强化社区服务和治安维护。六是建立健全社会矛盾调处化解机制，在社区设立专门的调解室，推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调联动”。不少城市社区还建立物业纠纷调解、环境污染纠纷调解、医患矛盾纠纷调解、房屋拆迁纠纷调解等专门的调解力量。

（五）探索多样化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

探索城乡结合部地区社会管理新体制。上海浦东建立“镇管社区”新模式。浦东是一个特大型的新城区，“大区、大镇、大街道”的特点十分突出。目前，实际管辖面积超过14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75万人，下辖街镇37个，其中最大的镇辖区面积达到1397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274万人。镇域内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居委会与村委会相混杂。长期以管理农村为主的传统镇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镇域内大量城市化社区发展的形势要求。浦东新区围绕如何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给社区管理和发展带来的挑战，提出“镇管社区”的概念，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取得了初步成效。“镇管社区”是指在保持镇建制和镇行政区划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社区共治为方向，以基层自治为基础，形成社会管理服务有效下沉、社区自治共治逐步发育的一种社区管理模式。[1]

探索外来人口新模式。一些城市外来人口多，有的远远超过本地人口数量。例如，福建省晋江市本地人口106万人，而外来人口高峰时期则达到110万人，其中，经济发达的陈埭镇外来人口最高。陈埭镇地处晋江市东北部，镇域面积384平方公里，辖25个村（社区），2012年有各类企业近2000家，90%以上是鞋业关联企业，年产旅游运动鞋近7亿双，享有“中国鞋都”美誉，综合经济实力连续多年蝉联福建省“五十强乡镇”榜首。2012年，全镇户籍人口78万人，流动人口高峰期达到32万多人。晋江市设立专门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各个乡镇街道也设立相应的机构，综合协调和统筹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事项，协助解决流动人口生产生活困难，维护流动人口正当合法权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主要与相关政府部门建立联系，与相关企业建立联系，掌握流动人口基本信息，强化流动人口管理服务。[2]

四、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的困境

一是仍然习惯于行政管控，服务与管理没有有机结合，还是管控多服务少。尽管以人为本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理念越来越被多数城市管理者所接受，但是，还有不少地方借社会管理创新之名，行社会管控之实。不是着眼于从维护城镇居民的合理合法权益，不是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警力、增加技术装备上；不是着眼于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及时了解民情民意，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缓解群众不满情绪，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而是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进行事后控制；不是着眼于从制度上和根本上解决问题和矛盾，深入分析和查找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就事论事，采取“花钱买平安”的方法，不讲原则、不讲法治，信奉“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的哲学，把问题后延。

二是外来人口尚未真正纳入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内，社会融入和社会融合存在困难。社会和谐风险增大，本地人与外地人冲突增多。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严格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制度，城乡居民之间难以流动，社会为典型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大门的打开和户籍制度的松动，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是，2亿多进城的农村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由于户口仍然在农村，仍然不能平等地享受像本地城镇户口人口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看病、子女教育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权益。城镇外来人口仍然工作和生活中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社会里，在城镇内部形成一个新的“二元社会结构”。在沿海发达地区和一些大城市，外来人口尤其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一代越来越多，平等意识、社会融入意识越来越强，特别是一些外来人口数量上相对本地原有居民占绝对优势的地方，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和谐相处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国家从人口服务和管理制度上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促进外来人口的市民化。

三是缺乏顶层设计，党政机构职能和机构设置不够科学合理。中国现有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特点，主要还是城市化程度较低时期的管理办法，不少地方还是以管理农村的方式管理城市。需要认真研究和建立为城市所有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适应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和社会组织形式变化的新要求，适应脱离传统“单位”的社会人越来越多、农转居人口越来越多、外来流入人口越来越多的新形势；要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政社关系、政府管理和居民自治、多方共治的关系，处理好党政关系、政府内部机构的关系；要认真研究现行依靠政法委系统来统筹城乡社会管理的体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是社会组织发育滞后，不能适应城市社会发展需要。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组织得到了一定发展，2012年底全国各类社会组织达到49万多个，在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就业、维护群众正当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现有社会组织数量、规模与13亿多人口大国的需求是极不相称的。社会组织发展速度慢，一些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和服务能力差；有些社会组织定位不清，成为“二政府”，自我发展能力弱，严重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支持；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偏离宗旨，搞创收谋利。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认识问题，也有政策法律和体制问题，还有从业人员的素质能力问题。从根本来说，是一些领导同志对于社会组织的作用认识不足，甚至心存疑虑，不愿意让社会组织充分发展，对社会组织发展设置障碍。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党和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揽一切社会服务管理事务，需要通过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社会组织发育滞后，在城市社会管理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政府承担了很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社会事务和责任，一些急需提供的社会管理和服务项目又存在空白点和盲区，城市居民多样化、差异化的社会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是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大势所趋，刻不容缓。除需要对少数几种特殊类型的社会组织加强监管之外，对于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区性社会组织，应该放宽准入条件，完善相关法律，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促进和规范社会组织快速健康发展。社会管理，既要管理“社会”，也要“社会”管理，需要包括由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进行自我管理。

五是社区建设面临诸多困难，社区居民社区认同度不高，社区自治程度低。2012年底，中国居民委员会达到91万个，与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委员会77万个相比数量增加较多。大中城市中还有大量的城中村社区，从组织形态上看它们仍然属于村民委员会。还有其他多种类型的城市社区。由于城市内部不同类型社区拥有的资源禀赋和社区居民成分差异较大，社区难以用一种统一的模式去治理。而且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市管理模式习惯于把社区居委会当作“单位制”解体以后新的社会控制的单位，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腿”和“手”，承担大量的行政事务。当社区居民成分复杂时，社区居民内部的交往和交流就显得尤其重要，他们需要在职场之外建设一个友好和谐方便舒适的生活家园。实现这样的社区建设发展目标，就要充分挖掘和利用社区资源，特别是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的热情和力量。要创新社区体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育和调动社区志愿服务、整合社区资源等方式为社区发展提供多方面的资源；创新社区发展方式，为社区居民搭建交流交往的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互助帮扶活动，让社区居民熟悉起来，在互相交流和相互帮助中建立和增强社区意识，使社区从居住共同体走向生活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

六是城市社会管理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建设滞后，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在城市空间资源占有和使用上新的不平等。城市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产生活体，是人类有意选择和市场驱动的结果。城市化既是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和城市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也是城市地理空间和城市资源不断扩大的过程。在城市众多资源形态中，空间资源居于重要地位，影响着其他资源和机会的占有。因此，公平合理地配置城市空间资源，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管理工作。要对城市空间布局进行合理规划设计，充分考虑人与资源、机会公平合理地结合，从交通、住房、公共设施、社会福利的可得性及可及性等方面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基本需求及其满足基本需求的能力，尤其要重视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防止强势群体过度占有城市空间资源，侵占普通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空间资源。现在很多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在城市规划方面，对于不同社会群体在空间资源占有和使用权利的公平性考虑不够，使得城市空间变化造成不同社会阶层在资源和机会占有上不平等和不公平，产生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社会差距，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参考文献：

[1]第三届“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年会大会交流材料（内部）[Z]大庆市，2012-09-20

[2]龚维斌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晋江模式的新内涵[G]//中国县域发展：晋江经验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责任编辑郭彦英]

作者：龚维斌

外国农村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3：

中日韩三国劳动力结构比较分析及启示

摘要：日本、韩国与我国是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在互相交流的同时，三国之间又相互产生影响。通过比较分析可知，日本、韩国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就业结构、行业结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与我国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日韩两国针对各自国家劳动力结构问题采取了相应措施，特别是在雇佣外国劳动力、加强教育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经验、对策对我国改善劳动力就业结构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日韩；劳动力结构；比较分析

作者简介：郭琳（1978—），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区域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增长较快，但同时由于中国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结构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劳动力就业形势严峻，亟待解决。日本和韩国是目前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日韩两国与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有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虽然经济发达，但日本和韩国的劳动力结构也存在着各自的问题。面对各自的劳动力问题，日本和韩国采取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并取得一定成效。比较中日韩三国劳动力结构，分析日韩两国的应对措施，为认识我国劳动力结构的不足，解决劳动力问题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一、中日韩三国劳动力就业现状比较

（一）劳动力就业现状比较

近十年来，我国劳动力就业人数虽然在持续增加，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因此劳动力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缓慢。日本由于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劳动力就业人数出现递减趋势。韩国劳动力就业人数增长也很缓慢。中日韩三国劳动力就业形势都很严峻，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

表1给出了1996—2006年中日韩三国劳动力就业人数及占总人口的比重情况。1996—2006年的11年间，我国的劳动力就业人员总人数增加了745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虽然一直呈上升趋势，但11年仅增加了1.8个百分点，增长速度较慢。日本的劳动力就业人数和就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就业人员数减少了104万人，比重降低了1.7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受人口老龄化影响严重，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老年人口增加迅速，适龄劳动人口不足。韩国的发展趋势则与我国相同，就业人员数逐年递增，2006年比1996年增加了233.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增加了2.5个百分点。

（二）劳动力失业现状比较

中日韩三国同时存在劳动力失业现象，失业问题严重，总体上劳动力失业率都在增加，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7年以后的劳动力失业率明显高于1997年前。

表2显示，我国劳动力失业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006年比1996年增加1.1个百分点，但2002年以后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在4.0%～4.3%之间。日本的劳动力失业率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增长幅度较大，1998年达到了4.1%，在2001年上升到了5%，2002年则达到了5.4%，从2003年开始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劳动力失业情况略有好转，失业率开始呈下降趋势，2006年为4.1%，但总体上仍然高于我国的劳动力失业率。韩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1998年的劳动力失业率高达6.8%，比金融危机前的1996年高出4.8个百分点。面对严重的失业现象，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得失业率逐步下降，2000年下降到4.1%，2001—2006年失业率在3.1%～3.8%之间波动，低于我国和日本，这说明韩国政府的解决措施取得一定成效。

二、中日韩三国劳动力结构比较

（一）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比较

我国劳动力总体就业结构是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最大，比重最小的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居中，接近于第二产业；日本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则是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最小，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最大，第二产业居中；韩国总体劳动力就业结构与日本相似，按比重大小，依次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可见，我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与日本、韩国明显不同。

按照配第-克拉克定律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比重应该最小，第三产业比重应该最大。显然，我国总体的劳动力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太大，远高于第三产业比重，不能满足目前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这也是我国劳动力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相比之下，日本、韩国的劳动力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比较合理，特别是日本的第三产业非常发达。

1996—2003年，我國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日本的近10倍左右，是韩国的近5倍左右；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下降幅度低于日本和韩国，2003年，我国为21.6%，日本为29.2%，韩国为27.6%，我国的比重最小；同时，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最小，2003年低于日本36.9个百分点，低于韩国34.3个百分点，差距巨大。虽然近10年来，我国已经注意调整劳动力就业结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一直呈增长状态，但增长速度缓慢，2006年也仅为32.2%，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吸纳就业人员较多的服务业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

（二）劳动力行业结构比较

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我国劳动力的行业结构变化趋势同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相同，即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比重逐年递减；第二产业的采掘业、制造业就业人员数减少，但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建设、住房等在增加，建筑业就业人员在逐年增加；第三产业各行业就业人员大部分在增长，但个别行业，如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就业人员小幅度减少。在各行业中，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比重仍是最大的，其次是第二产业的制造业，第二产业的地质勘查业及水利管理业和第三产业的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所占比重较小。

根据日本统计局数据，2006年日本的制造业就业人员最多，达到1161万人；其次是批发、零售贸易业，为1113万人；就业人员最少的是采掘业，仅为3万人。日本劳动力的行业结构主要受日本国内资源限制的影响，由于矿产等资源有限，日本的采掘业不发达，而相应的为弥补资源的不足，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业成为日本最发达的行业，推动着经济的发展。此外，日本第三产业的各行业就业人数都相对较多。

韩国统计办公室数据显示，2006年韩国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是商业、私人和公共服务业，达到725.1万人；其次为批发、零售贸易和旅馆、饭店业，为576.2万人；最少的是农林牧渔业，为178.5万人。此外，从单独的行业来看，制造业就业人员数仍是最多，为416.7万人。韩国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的行业中，第二产业次之，最少的是第一产业。

从劳动力行业结构来看，我国的第一产业的行业就业人员过多，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就业人员相对较少，这也使得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不合理；相比之下，日本、韩国的行业结构较为合理，第三产业的行业就业人员较多，促进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日本和韩国两国都属于资源不充足的国家，它们通过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增长，成效显著。

（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比较

一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决定着一国劳动力的素质，而劳动力素质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高素质的劳动力带来的收益要远大于低素质劳动力带来的收益，并且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生产成本、扩大就业规模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6年我国劳动力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处于中等水平。就业人员中受初等教育的就业人员比重最大，其次是受小学教育的，受高等教育的就业人员比重较小，特别是受研究生教育的就业人员不足1%。此外，在劳动力就业人员中还存在着部分文盲或半文盲。在就业人员中，科技活动人员仅为413.2万人，占劳动力就业人员的0.54%。

日本的高等教育较为普遍，因此劳动力中受高中以上教育的就业人员比重较高，这就使得劳动力总体素质较高；受中等教育的就业人员比重次之。日本针对不同的人员，还有专门的高等专修学校、短期大学等，使不同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员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韩国劳动力中受中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最大，其次是高等教育，受初等教育的劳动力比重最小。2004年我国的大学生粗入学率为19.1%，日本为54.0%，韩国为88.5%。我国大学生粗入学率明显低于日、韩两国，特别是与韩国相比相差了69.4个百分点，差距悬殊。

日本、韩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我国，特别是日本劳动力素质非常高，这也是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之一，高素质的劳动力为日本带来了高生产率。我国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教育程度相比之下明显偏低，需要进一步提高。

三、中日韩三国劳动力比较分析结论

通过以上对中日韩三国劳动力就业结构、行业结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我国劳动力结构存在的不足。

第一，在劳动力就业结构方面，我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偏低。而日本、韩国正好相反，日韩两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都较小，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则较高，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和韩国政府对各自国家的劳动力就业问题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例如，日本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了很好的转移，在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同时，扩大了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就业规模，这就使得农村就业人口的比重急剧下降，1955年为40.2%，1975年为13.9%，2002年为4.7%［1］。韩国政府则根据其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结合本国国情，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使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过渡，从而使各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发生变化［2］。此外，韩国政府还将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放在了第三产业，促使第三产业日益发展，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从重创中逐步恢复过来，带来了各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第二，中日韩三国劳动力行业结构同时反映了劳动力就业结构。我国第一产业的行业就业人员比重大，而日本、韩国则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行业就业人员比重大。行业分布的不合理性也影响着三次产业就业分布的不合理。发展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

第三，从中日韩三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分析，我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低，劳动力素质相对也偏低；日本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高，劳动力素质也较高，这就更好地满足了日本制造业等行业对技术工人的需要，同时也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有效的提高；韩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居中，但也明显高于我国，良好的教育，特别是职业培训教育使韩国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是我国面临的一个劳动力问题，劳动力素质高必然会拓宽劳动力的就业渠道，解决失业问题。因此，日本、韩国针对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值得我国借鉴。

四、日本、韩国解决劳动力问题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从21世纪初开始，日本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总人口即将出现负增长，进而导致劳动年龄人口不足，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今后依靠本国的人力资源将难以满足国内劳动力需求。未来，韩国的总人口也面临着不断下降的局势，劳动力资源也会出现短缺。目前，韩国的一些中小企业已经开始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同时，韩国本国的劳动力也存在着失业问题。因此，日韩两国针对各自不同的劳动力问题，为了调整劳动力结构，缓解就业压力，降低失业率，弥补各产业劳动力不足，采取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为我国解决劳动力问题带来了启示。

（一）日韩两国雇佣外国劳动力的经验

日本即将面临劳动力资源的短缺以及如何解决其短缺问题的现实。根据联合国在2000年初所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日本为了维持其急剧减少的劳动力人口规模，在未来50年里有必要每年接受约60万人的补充移民［3］。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就已经开始吸收外国劳动力，并且规模逐步增大。2005年3月，日本法务省推出了《第三次出入国管理基本计划》方案，提出将从国外引进简单劳动力问题纳入政策研究范围［3］。也就是说，未来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将逐步开放，可以吸纳更多的外国劳动力。外国劳动力的迁入有效地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不足的问题，外国劳动力在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韩国政府也很重视雇佣外国劳动力，韩国国会于2003年8月16日表决通过了“外國人劳动者雇佣等相关法律”，2004年3月9日韩国国务会议通过了“外国人劳动者雇佣法律施行令”和“外国人劳动者雇佣法律施行规则”，从2004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并公布了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国家为合作候选国家［4］。此外，韩国政府还实施了外国人研修生制度，即对外国劳动力通过两国政府人力合作渠道来韩国工作的人员的专门制度，外国研修生可以享受韩国劳动法的基本权利。可见，韩国政府对外国劳动力提供了相应的保障，这一措施保证了外国劳动力对各行业的补充。

（二）日韩两国关于劳动力教育培训的经验

日韩两国均极其重视国民的素质教育和劳动力的职业培训。伴随着技术革新，更多的产业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日本自“二战”后就特别重视教育培训，它的教育培训体系主要有学校教育和企业培训。学校教育普及与发展使青少年在提高自身知识水平的同时，推迟了青少年的就业年龄，从而有效控制就业人口增长速度；并且使这些未来劳动力的技术、文化水平都较高，可以更快更好地适应现代化企业新技术新设备的要求，为新技术产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5］。企业培训则是通过各企业对其现有劳动力的专业技术培训来实现的，各企业针对不同类型的劳动力采取现场及脱产培训。通过培训，使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从而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收益。

韩国的教育培训也非常值得借鉴。中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国民素质较高，劳动力对知识的吸收能力强，从事的行业非常广泛。韩国对劳动力就业培训也很重视。政府对企业和企业的员工都提供一定的培训费用支持或补贴；对失业者、无业者提供培训，旨在对未就业人员或离职人员的就业与创业所需的职业能力开发。对失业者的培训包括：在适用雇佣保险的工作场所以失业的劳动者为对象的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不适用雇佣保险的失业人员为对象进行就业培训［6］。此外，韩国政府还采取了其他各种培训措施，帮助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找到相应的工作。例如，针对农村劳动力，有专门的农业职业教育，帮助农民得到相应的技术及职业培训。

（三）日韩两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验

日韩两国农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很小，大多数劳动力集中在第三产业，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了有效的转移，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被非农业部门吸收。日本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来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通过农村教育，使农村劳动力可以从事其他非农产业，进而从农村走入城市。韩国政府则主要通过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等手段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所吸纳，城市化水平进而得到提高。此外，韩国政府也特别重视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加强他们职业技能的培训。

（四）日韩两国解决劳动力问题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 对外输出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日本、韩国两国大规模雇佣外国劳动力，对于解决我国劳动力就业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机遇。我国现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充足，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将这些劳动力资源输出到日本、韩国等国，将可以有效缓解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压力问题，并且可以增加外汇收入。我国的东北三省更是与日本、韩国毗邻，在地理位置和文化交流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更好地输出劳动力。除了日本、韩国，其他需要外来劳动力的国家也是我国劳动力输出的重点。

为了更好地向国外输出劳动力，我国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为出国的劳动力提供便利条件以及保障措施，随时掌握各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情况、政策变化等，确保更多的劳动力得到雇佣［7］。同时，加强与国外企业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增加和扩大劳动力输出的数量和规模，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劳动力就业率，改善劳动力结构，缓解就业压力。

2. 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增强劳动力素质。我国的劳动力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使得对工作岗位的适应能力差，谋生手段弱，这就需要我国借鉴日韩两国的经验，从提高劳动力素质入手，根据不同层次提高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增强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首先，应提高各等级学校的入学率，特别是提高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数量，使更多高素质的劳动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其次，要加强中等职业教育，使没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具有一技之长，成为专业的技术工人，适应各个产业的需要。最后，针对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进行再就业培训，使他们满足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重新定位，找到适合自己的新职业。

3. 有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日本、韩国两国通过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使得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就业结构更趋合理，既解决了第一产业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又增加了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从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得到提升。我国如果能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增加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增加就业岗位。

总之，我国应从实际的国情出发，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采取解决措施。一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是最主要的手段。第三产业具有很强的吸纳能力，特别是乡镇企业的第三产业，可以更多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都有助于吸纳转移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三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专门的职业培训，使他们可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适应岗位需求，适应城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

参考文献

［1］马克继. 日本经验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途径［J］. 农村经济， 2004，（11）．

［2］任明，胡仁霞．韓国政府开发就业机会的政策及其评析［J］．人口学刊， 2006，（3）．

［3］尹豪．东北亚区域劳动力迁移与人力资源合作［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5）．

［4］对外劳务合作市场情况介绍——韩国专辑［EB/OL］． http://labor.shandongbusiness.gov.cn/bencandy.php?fid=10&aid=2576

［5］熊红芳，徐建文．论战后日本技术革新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J］．现代日本经济， 1998，（1）．

［6］国家发展改革委赴韩研讨团．韩国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J］．宏观经济管理， 2004，（3）．

［7］王晓峰．东北亚地区国际劳务合作与我国的境外就业［J］．人口学刊， 2004，（6）．

［责任编辑国胜铁］

Comparison of Structure of Labor Force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and the Revelation

GUOLin

(Institute of North-East Asian Stud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