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角色

关键词： 悲剧 人生

悲剧角色（精选四篇）

悲剧角色 篇1

在政治动荡、社会风雨飘摇的年代, 像祥子这样年轻而有上进心的青年尚且屡遭磨难, 最终沉沦, 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 生活的艰辛和屈辱就更可想而知了。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 她们没有自己选择人生的权利, 还被看成是“祸水”或者干脆沦为被买卖的商品。虎妞和小福子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 但最终都以悲惨的方式结束了年轻的生命。经济上的无助, 对爱情和人生没有选择的权利, 被人厌弃, 在黑暗社会的多重压迫下, 虎妞和小福子只是众多苦难女性形象的缩影。

一、贫穷与苦难:旧社会底层女性的屈辱命运

老舍先生在作品中融入了自身对旧社会女性形象的深切同情, 塑造了像小福子这样单纯、善良的形象。她由于家境贫寒, 被卖给别人包养, 从一开始便失去了选择人生的权利, 被抛弃后, 又不得不出卖身体来养家。祥子虽然对小福子有好感, 但迫于经济压力无法娶小福子, 最终, 小福子被卖到妓院, 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苦难的人生。在小福子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旧社会中国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 她们的人生没有光明和希望, 或者嫁给一个穷苦人, 操劳一生, 贫病交加而死;或者被当作商品卖掉, 沦为性奴隶, 最终不堪屈辱而结束生命。

像小福子这样的女性, 由于生活在贫苦人家, 对自己的命运没有掌控的能力, 只能像动物一样屈辱地活着, 生活的重压, 让她们没有喘息的机会。像祥子这样的年青男性, 还可以凭着一身的力气去赚钱, 追求自己的幸福人生, 至少还有希望存在, 而像小福子这样的底层女性, 是没有任何的希望可言的, 等待她们的就只有悲惨的结局。

二、男权社会的压迫:女性没有独立的地位和生存空间

与小福子形成对比的是虎妞的形象, 虎妞有着和小福子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 她的父亲开了一家车厂, 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 也算是家境殷实, 加上虎妞又很能干, 是父亲的好帮手, 照理来说, 像虎妞这样的女性应该会有比较幸福的生活。然而, 由于父亲刘四爷的干涉以及自己的容貌不佳, 直到三十多岁还没有嫁出去, 这也导致了她爱情观念的扭曲, 竟然采取强迫和欺骗的手段逼迫祥子娶了自己, 这也为她和祥子的婚姻悲剧埋下了祸根。

小福子还能够得到他人的同情和祥子的怜爱, 而虎妞却完全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形象, 她又老又丑, 还引诱和欺骗祥子, 逼迫祥子和自己成亲。最终, 因为虎妞难产而死, 祥子不得不卖掉车为虎妞料理后事, 从而又一次陷入绝望的边缘。从这样的情节发展来看, 似乎虎妞就是祥子沉沦堕落的“祸水”, 在男权社会中, 女性不但是男性的奴隶和附属品, 而一旦容貌不佳或者是个“破货”, 就会更加被厌弃和遭受屈辱, 还被看成是“妖精”和“祸根”。虎妞的悲剧让我们知道, 在旧社会, 女性的悲惨命运不仅仅来自贫穷的生活, 还来自于男权社会的歧视和压迫, 即便是像虎妞这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女性, 也还是避免不了悲剧的人生。

三、无声的抗争:对男权社会的控诉和反抗

深受社会和男权双重重压的虎妞和小福子, 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抗争。小福子虽然一直逆来顺受, 但她的内心却是极其矛盾和痛苦的, 她并不甘于被当成性奴隶的生活, 最终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无声的反抗, 结束自己的生命, 以向黑暗的社会控诉。虽然这样的抗争是无力的, 也不能改变女性受压迫的地位, 但我们还是看到了社会底层女性反抗压迫的勇气, 也让小福子的形象蒙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我们不禁又想到祥子, 祥子虽然活着, 但已经丧失了所有生活的希望和勇气, 他不比死去的小福子强多少, 只剩下一副躯壳, 屈辱地生活着。

虎妞身上的反抗精神表现得更为强烈, 她平时就利落能干, 像个男人一样。虎妞是不甘于当作男性的附属品而活着的, 她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 毅然同父亲闹翻, 跟祥子过贫苦的生活。然而, 男权社会的压迫, 使得虎妞的爱情观被扭曲, 走向另一个极端, 以占有的方式来对待婚姻和爱情, 也注定了她无法得到祥子真正的感情。虎妞的悲剧结局, 似乎也印证了一个事实, 在男权的重压之下, 女性的抗争有时也会变得极端和扭曲, 让人们对美好和幸福的追求化为泡影。

在我们重新审视祥子的命运悲剧时, 我们也需要关注那些女性人物。与祥子相比, 她们受到更多的压迫和苦难, 当我们对她们投以同情眼光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重新审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空间, 让女性以独立、平等的地位去选择婚姻和爱情, 避免男权思想对女性的歧视和迫害。即使是在现代社会, 男权思想依然存在, 女性在婚姻和爱情中很容易迷失自己, 成为男性的附属物, 成为婚姻和家庭的牺牲品, 这都是我们应该关注和思考的, 要让女性真正得到男性以及社会的尊重和重视, 还需要更多的斗争和努力。

参考文献

[1]董雯.对虎妞形象的探究[J].剑南文学 (经典教苑) , 2011 (03) .

[2]孙北平.从虎妞的形象塑造看作家潜意识中的男权意识[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08 (04) .

[3]陈祝容.《骆驼祥子》中两位女性形象[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 (01) .

[4]杨红, 谭超.浅析《骆驼祥子》中的人物形象[J].青春岁月, 2010 (20) .

[5]肖莉.解读《骆驼祥子》中虎妞的精神世界[J].文学教育 (上) , 2008 (11) .

悲剧角色 篇2

如果我们结合周代的社会背景、民俗风情，再换一个思维角度，从男子这方面细细揣摩的话，笔者倒有些不同的想法。

首先，氓与女主人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他们认识的时间可谓久矣，且情义相投，私定终生，“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男方假借抱布贸丝掩人耳目，来偷偷和姑娘见面，并且急切地希望能和姑娘早日成婚，终日厮守。女方对氓更是心意相许：“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她把一个少女的全部喜怒哀乐都寄托在氓的身上。他们的恋爱当属“自由恋爱”，但他们后来结婚倒是基本遵循传统的婚嫁礼仪，即“六礼”的。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算得上明媒正娶，不存在所谓“骗色”。“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讲的就是迎亲之礼，男方来迎亲，女方送上陪嫁物品，这在《诗经》的其他篇章里也能看到，且这风俗也沿袭至今，所以，骗财之说更无从谈起。笔者相信：他们恋爱、结婚，双方都是真诚的，且都付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至于后来女主人公为什么遭弃，我们也不能仅听女方一面之词。《氓》是一首带有自诉性质的抒情诗，这点，历代诗学研究都有所论证：朱熹《诗集传》认为：“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陈子展在《诗经直解》中有更细致的说明，他认为此诗为妇人自作，因为“诗写婚姻变故，家庭琐屑，语虽概括大体，情极体贴入微，觉为妇人善怀之辞。岂粗枝大叶或负心薄幸男子所得为之耶？”因此，这首诗完全是从女方这个角度来写的，没给男方任何发言权。女主人公在诗中详细地叙述自己恋爱、结婚、被弃的经过，列述自己对夫家的种种贡献，责怨丈夫的种种不是，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和感情成分。她以为自己的被弃是色衰爱弛：“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或丈夫富贵变心：“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事实未必这么简单，笔者认为她是另有隐衷，只是不便说出而已，她的被弃，极大可能是因为无子。

我们先从诗本身寻找线索：《氓》诗通篇都是弃妇自诉自己忠诚勤劳，无亏妇德，有功夫家，只因丈夫“二三其德”，自己最终才落得个被弃的下场。但是，诗中有明显的不合常情之处。其一，在封建宗法制社会，女人对夫家的任何贡献，都不抵为夫家添丁生子，为什么她在列述自己对夫家的贡献时不提这一点呢？其二，母子之情是超越一切的、最难割舍的情感，俗话说母子连心。《氓》诗中的女主人公被弃之后抚今追昔，对与丈夫共同生活的回忆，作了极为细致的描绘，各种复杂的情感都有淋漓尽致的宣泄：有少女时的热烈多情，有为人妇时的夙兴夜寐，有被弃后的哀怨决绝，她对亲手操持的家充满留恋，对背信弃义的丈夫则充满怨恨……但自始至终唯独不提离别亲生子女的痛苦和对留在夫家的子女的牵挂，这就太悖常理了。我们联想到蔡文姬归汉时，面对留在匈奴的两个儿子，真是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她在《悲愤诗》中有“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的大段描写，在《胡笳十八拍》的后八拍中，更是拍拍露出思子的哀吟。和自己的亲生子女作别，任何一位母亲都不会无动于衷的，难道《氓》里的弃妇就如此丧失母性？不会的，她可能是没有子女，而无子正是她被弃的真正原因。

再从西周时的社会习俗来分析，相沿几千年的出妻条理记载，所谓七出，即“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而无子则是古代弃妻的绝对理由。《孟子》也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还可以从《诗经》中的许多篇目里隐约看出当时女子求子、求多子的迫切心情。闻一多先生在《匡斋尺牍》中说：“宗法社会里……一个女人是在为种族传递并繁衍生机的功能上面而存在的。如果她不能证实这功能，就得被她的侪类贱视，被她的男方诅咒以致驱逐，而尤其令人胆颤的是据说还得遭神——祖宗的谴责。”可见生子对当时女子的生活乃至生命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联系当今社会来看，在中国尚有不少家庭仍被封建意识所笼罩，妻子因不能生育，或者仅仅不能生儿子，便遭丈夫抛弃，或成为丈夫另觅新欢的“合法借口”。倘能周密地、平心静气地站在氓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也许便会觉得他还不至于那么面目狰狞。试想氓作为一名男子，在社会、大家庭中承受着无子即不孝的压力，他也有为难和尴尬之处，这样，在现实生活中他便很难善待自己的妻子。以氓而言，也许他最终出妻纯然迫于无奈，这样的离异决非丈夫的本意，而是妻子因不育而不容于婆家，如同唐琬不容于陆游的母亲一样。同样的悲剧还发生在《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和刘兰芝夫妇身上。这些事例足以说明：因无子弃妻不是个例，也不是氓等所谓“负心汉”的过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是强大的宗法制和封建家长制的压迫，最终使得这些原本恩爱的夫妻劳燕分飞。

悲剧角色 篇3

不论是蘩漪还是侍萍, 都和其他平常女子一样, 曾渴望有一个男人可以深爱、保护她们, 希望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 事实却是这两个女人在爱情上受尽了折磨。正因为一个女人在面对爱情的时候都是勇敢且无知的, 所以她们在毁灭自己爱情的时候也是疯狂的, 她们被自己所爱的男人伤透了心, 被虚伪的爱情逼到了绝境, 最终只好将自己对人生的所有希望溺死在绝望的爱情里。蘩漪和侍萍生活在社会的不同阶级里, 本应拥有不一样的命运, 但是残忍的现实、残酷的人和社会把她们逼到了相似的人生末路上。透过这两位被爱所伤的女性的悲剧生活, 我们更能体会到在那样一个压抑人心、剥夺自由的社会里, 女性在封建制度下、在强势的男权下过的是怎样悲苦的、没有个性和幸福可言的生活。

一、蘩漪———如烈火般追求爱情的女人

蘩漪对爱情的追求无疑是激烈的、极具毁灭性的。她的爱情最初是一片灰暗, 却在中途迸发了激情的光芒, 但最终她还是被无情地抛向了黑暗无爱的世界。蘩漪曾经青春美丽并受过新式教育, 对于生活也有过美好的憧憬, 但在封建社会里, 女子社会地位低, 根本无法把握婚姻的主动权, 她还来不及体会到真挚的爱情就被老谋深算的周朴园骗到了周公馆这个没有自由和尊严的大牢笼里。那时的蘩漪应该是极度渴望被呵护和疼爱的, 但周朴园只是把蘩漪看做自己男权统治下传宗接代的对象, 他们之间并无爱情可言, 甚至连夫妻之间的情分都少得可怜。冷清、孤寂的周公馆把一个女人最重要的青春时光消磨殆尽, 蘩漪每天都活在孤独、空虚之中, 她不仅失去了爱人的能力, 还丧失了自由生活、追求快乐的权利。她“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 痛恨着这个家, 觉得它“里里外外, 都象发了霉”, 所以繁漪迫切渴望一种力量来拯救生活、灵魂, 而爱情正是她所认为的可以拯救心灵的力量。于是, 当她遇到俊朗的周萍的时候, 周萍身上青春、昂扬的男性气息吸引着她, 她的心仿佛一池再起涟漪的秋水, 不顾一切伦理道德的束缚爱上了继子。蘩漪在与周萍相爱时, 感到自己终于体会到了恋爱中女人的甜蜜, 认为自己的灵魂因为这段感情的发展而暂时从周公馆的囚禁中解放出来了。但其实, 蘩漪心里明白这段感情是不牢固、不被认可的, 可仍义无反顾地陷了进去。这正如曹禺先生评价过的蘩漪:“蘩漪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她不悔改, 她如一匹执拗的马, 毫不犹疑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 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 救出自己, 但这条路也引到了死亡。”

蘩漪的爱情正如一个容易破碎的梦, 注定了悲剧结局。周萍因年少无知的轻狂及冲动与繁漪相爱, 在激情褪去之后, 他便开始后悔, 更是爱上了青春美丽的四凤。其实, 蘩漪的内心深处是想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女人的, 在周萍面前, 她曾说:“人家说一句, 我就要听一句, 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可自从她陷入爱情之后, 周萍的背叛使她害怕了, 她为了挽回爱情, 不惜提出要和四凤共侍周萍, 放弃了尊严。对于蘩漪来说, 她与周萍之间爱情的悲剧不仅是因为她与周萍之间的身份之别, 更在于她把与周萍的爱情当成摆脱自己悲剧命运的唯一因素。在遭到周萍无情背弃之后, 繁漪用尽了一切手段挽回, 但冷酷与无情的周萍最终彻底地打破了蘩漪心中对于爱情的幻想。由此, 她身上极致的爱转变成了极致的恨, 这无果的爱情引爆了她身体里压抑了多年的怨愤与仇恨, 她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了自己和周萍的奸情, 也讲出了周萍和四凤的血缘关系。那些黑暗的现实被她一一说了出来, 最终她毁灭了自己, 也毁灭了身边至亲至爱的人。蘩漪的爱情梦想破灭了, 她被丢入了更凄惨、阴冷的世界里, 从此她的灵魂真正死了。

显然, 蘩漪作为一个曾受过新式教育的女人, 当被封建大家庭所“囚禁”时, 她渴望自由和独立, 用烈火一般的激情追求幸福, 这是没错的, 甚至是值得赞美的, 但是陷入了一段错误爱情的她, 用极端的无理智的方式毁灭了那无望的爱, 毁灭了身边黑暗的一切, 最终让爱情变成了一个将她推入地狱的悲剧。

二、侍萍———被爱人无情抛弃, 艰难生存的坚韧女人

蘩漪至少肯为自己的爱情、自由拼尽一切争取一回, 尽管结局是如此残忍, 可鲁侍萍这个长期受到封建社会压迫欺凌, 有着强烈的封建传统意识的善良女人却始终是为了别人而活, 无法挣脱封建的牢笼。她年轻时为了与周朴园的爱情卑微地活着, 年老了又为了儿女隐忍地活着。侍萍由一个年轻貌美、温柔贤淑的女子被虚假的爱情、害人的封建礼制、残酷的生活压迫成了一个头发斑白、清贫艰苦的老婆子, 命运实在太不公平, 让一个弱女子承受了那么多苦难。

三十年前, 天真美丽的鲁侍萍和当时未经社会污染的周朴园产生了真挚的感情, 她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不顾母亲的劝阻, 无名无分地和周朴园生活在一起。那时的侍萍与周朴园三年的共同生活里是有过爱情的, 鲁侍萍为周朴园生了两个儿子, 她也曾倍感幸福。但后来, 周家的封建家长和自私的周朴园为了娶一个有钱有门第的小姐, 绝情地把侍萍和她快要病死的小儿子给赶了出来。侍萍痛苦地认清了周朴园这个虚伪的男人的真面目和周家的无情, 曾经美好的爱情在这一刻化成泡影, 三年来的幸福生活不再能温暖她的心灵, 而变成一把直插心脏的利刃, 时时刻刻提醒着她的愚蠢与悲惨。在那样一个凄冷、黑暗的雨夜, 心死的侍萍抱着自己重病的小儿子跳入冰冷的河水里, 可能是上天怜惜这个善良无辜的女人, 侍萍和儿子并没有死在河里, 而被救了下来。不得不感叹, 侍萍作为一个封建男权压迫下的弱女子, 面对爱情的背叛和生活的摧残, 在获救后不再用死亡逃避苦难, 成了一个坚强的母亲。为了生存, 她所付出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 她讨饭、为人缝衣服、当老妈子在学校里伺候人, 嫁给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鲁贵, 被如奴仆般吆喝训斥, 为了孩子只能用沉默和逃避抗拒这个她极端厌恶的男人。这被迫选择的婚姻没有给侍萍带来丝毫快乐, 相反她只能默默忍受丈夫的侮辱, 尽力逃避丈夫, 保留自己仅剩的一点做人的尊严。当三十年后, 侍萍与周朴园在周公馆再次相遇, 侍萍的心灵深处是痛恨这个绝情的男人的, 却不甘心两人相见而不相认, 于是出现了侍萍与周朴园间互相试探的对话。最后, 她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可周朴园的一句“我希望这一生不要再见你”, 让侍萍完全从对爱情的感伤中清醒。面对这个负心人, 她不再压抑自己的痛苦, 大声地痛诉周朴园当年的抛弃与背叛。

虽然与周朴园的再一次相认给了侍萍一个不小的打击, 但这并没有让她彻底崩溃, 三十年前周朴园的冷酷与无情已经让她“死过“一次了, 重新活过来的侍萍早已不再把爱情当成自己的生存动力。她试图用顽强的生命力无言地抗争这不公平的命运, 三十年来的艰辛让她不想也不愿再在残忍的生活中寻找爱情。让这个坚韧却可怜的女人最终陷入崩溃的是亲人的离去。侍萍深爱自己的孩子, 她在对爱情、生活绝望后, 孩子成了她生命中的唯一光明。可是命运却连这一点点快乐也吝啬地夺取, 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相继死去, 她生命中最后的光明熄灭, 侍萍真正被逼到人生的绝境, 这个坚强善良的女人终于被残忍的人、残酷的社会逼疯。

三、不同的爱情, 相同的悲剧

不论是蘩漪还是侍萍, 他们都因为爱情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她们曾经的爱人逼迫她们连生命中唯一的希望都破灭。当然, 《雷雨》绝对不仅仅是一部描写悲惨爱情故事的话剧, 曹禺先生是想通过蘩漪和侍萍的爱情悲剧挖掘导致这两个女人悲剧人生的根本原因, 让观众在为她们的境遇心痛不已的时候, 对现实、对人生进行思考和诘问。

曹禺先生曾说蘩漪这个角色是“最雷雨的”。她处在动荡变革的年代, 曾受过资产阶级新思想的教育, 她在长期受到封建压迫时会自觉地出现反叛抵抗的行为, 但是腐朽的封建统治太过强大, 在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中, 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弱势地位, 要想从封建礼教的禁锢下摆脱出来, 对女人来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繁漪的悲惨结局一部分就源于她在追求自由、寻找自我的过程中, 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一段无望、不牢靠的爱情。无疑, 她是勇敢的, 不甘被束缚, 渴望获得做人的尊严与自由, 拼尽了全力想要冲破周公馆这个封建牢笼, 但当时的社会不会给她这个机会, 她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走错了方向, 也受到了强大阻力, 只能渐渐失去了理智, 最终在自己的世界里彻底疯狂了。

侍萍这个善良又坚韧的女人, 她的性格和蘩漪的张扬极端的个性很不一样, 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年轻时拥有过的爱情将她伤得遍体鳞伤, 被驱赶出了周公馆后, 她不敢反抗这股封建势力, 只想守着自己的孩子安然度过后半生。可最终命运还是让她回到了周公馆, 她急于带着儿女逃离这个大牢笼, 害怕悲剧再次发生, 却还是经历了失去儿女的巨大悲痛。这个可怜的女人最后的意志也在周公馆这个地狱里被摧毁了, 她和蘩漪一样在今后的日子里只能活在自己封闭的臆想的世界里。侍萍的悲剧命运是腐朽黑暗的社会强加给她的, 在封建制度重压下的中国, 劳动妇女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 纲常伦理的绳索捆住了她们的手脚, 束缚了她们的心灵, 久而久之, 她们自然认定一切悲剧命运都是天意, 个人无从改变。因此, 我们悲哀地发现, 中国传统的劳动妇女, 尽管她们勤奋善良, 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形成了一个沉重的精神枷锁, 套在了她们的脖子上, 使她们在面对悲惨的命运时动弹不得。鲁侍萍的悲剧正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妇女悲剧生活的一个缩影。

总而言之, 蘩漪和侍萍虽然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两个女人, 并且她们所期待、所遇到的爱情生活也不一样, 但她们都是牺牲在周公馆这个封建家庭里、被黑暗社会所吞噬的可怜的女人, 她们都有令人垂泪叹息的悲剧结局。

摘要：蘩漪和侍萍是《雷雨》中各具性格特色的典型的女性形象, 她们都经历了个人的爱情悲剧。蘩漪不顾伦理束缚爱上了继子, 为了抓住爱情, 最终揭露了一切罪恶, 引起了一场生活的“雷雨”。侍萍是一个善良的女子, 她曾和周朴园真心相爱, 后来却惨遭抛弃, 她对爱情死心, 艰难生活, 却还是逃脱不了儿女双亡的悲惨结局。因此, 通过对蘩漪和侍萍爱情悲剧的分析, 读者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这两位女性角色。

关键词：爱情悲剧,《雷雨》,蘩漪,侍萍

参考文献

[1]刘勇, 李春雨.曹禺评说七十年[M].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2]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潘克明.曹禺研究五十年[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7.

悲剧角色 篇4

是故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 有热恋就不免有悲恋, 有鸳侣就不免有怨偶, 有英雄美人就有负心汉下堂妻, 而“弃妇”这种男权社会下的悲剧产物, 其固有的女性本体意识与父权社会中被不断否定的被动处境, 产生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分文化背景与社会背景的。而正是由于它的这种融合性, 是这种角色在人类文化史【或者说悲剧史】上占据了永恒的一席之地。

分开来看, 其实中西方文学创作中, “弃妇”的角色原型都出现得相当早。中方以诗经中《氓》的女主角为代表, 西方则最早见于希腊神话中伊阿宋与金羊毛的故事中, 美狄亚一角。这两个角色都出现在距今2000多年前, 当时的社会已经脱离母系氏族, 进入了女性地位一落千丈的父权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男性是社会和家庭的主宰, 女性的价值和意义只是依附男人、是作为妻子或者母亲来得以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女子被作为依凭的代表父权的男人抛弃, 境遇凄楚是可想而知的。“弃妇”的悲剧其实就是为世所弃的悲剧, 是个人与时代与世界冲突, 被剥夺归属的悲剧。

一、“弃妇”故事原型的类同——女性主体与反抗意识的觉醒

从以上提到的初始原型来看, 中西方这样的女性悲剧是有类同点的。这个所谓的共同点就是女性抗争意识的觉醒, 是女性主体意识与男权社会冲突之下女性对附属地位的反抗。

首先看美狄亚。这是一个极具性格魅力的角色, 欧里庇得斯在二次塑造这一希腊神话中的“恶妇”角色时赋予了她全新的性格张力。她的人生故事是由两次骇人听闻的“反叛”构成的, 这两次反叛分别背叛了女性这一社会角色在男权社会中被加以的三个形象——“女儿”、“妻子”和“母亲”。爱上伊阿宋, 决定帮他取得金羊毛而背叛自己的国家和家庭, 亲手杀掉了父亲派来追捕自己的兄弟——这是对“女儿”角色的第一次反叛, 背离了象征的父权的祖国, 并将父权的使者杀害 (注意在这一次反叛中, 美狄亚是一个主动的背离者) ;而在义无反顾地追随伊阿宋共同流亡几年后, 伊阿宋的移情别恋似乎将使美狄亚陷入弃妇的悲惨命运。这时的美狄亚早已背弃了父权社会, 按照社会角色定义, 实现她人生价值的途径只有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美狄亚并没有自怨自艾, 这样刚烈果敢的女性更不可能百般哀求伊阿宋的回心转意, 她用计毒杀了伊阿宋的新欢, 并且用令人发指的手段亲手杀掉了伊阿宋与自己的一双儿女, 完成了人类文学史上最为惨烈并且离经叛道的复仇——在这个复仇的过程中, 将男权社会施加给女性的社会身份一齐毁灭, 从而脱离第二性的定义, 达到作为一个“人”的独立。

对比一下《氓》的女主角, 最先的“来即我谋”很明显是被女主角的父母拒绝了, 因为“子无良媒”。但是女主角坚定地追求自己所爱, 不顾父母反对, 私自约定“将子无怒, 秋以为期”——这也是对于父权社会中“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固有婚姻顺序的反叛。可惜, 女主角为氓付出了宝贵的青春与精力, 日夜劳作, 毫无怨言换来的却是“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 无法避免“士也罔极, 二三其德”的结果。这样的悲剧在古代中国绝非个例, 然而在两千多年前, 这位女主却没有选择忍气吞声, 而是在反复思考之后明白了“及尔偕老, 老使我怨”, 从而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她曾经不惜违背父母也要与之扶持一生的男人。“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这掷地有声的反叛宣言, 更像一记警世洪钟, 敲响在只闻下堂妇不闻休夫妻的男权社会头顶。

二、西方“弃妇”原型的新生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原型的失落

这里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是同样的“弃妇”原型在中西方文学接下来的发展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趋势。

在西方文学中, 美狄亚原型继续发展。而她的复仇代表的女性意识也在不断崛起、不断向男权社会发出挑战, 在这个意义上, 美狄亚的“弃妇”原型对于西方的女权运动有着极大地推进作用。随着唯美主义潮流的到来, 王尔德笔下的莎乐美更是将美狄亚这种对于欲望痴迷追逐至死不悔的浓烈到近乎扭曲的爱发挥得淋漓尽致。

以美狄亚为原型的女性角色们甚至演化出了欧洲文学中一种特殊的女性“断头情结”——这是指女子无法拥有心仪的男子, 便通过各种手段索取恋人的头颅。欧洲文学中女性的“断头情结”体现于薄伽丘《十日谈》中的伊莎贝拉, 斯汤达《红与黑》中的玛特尔小姐和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以及王尔德《莎乐美》中的莎乐美身上。在男权社会中, 头颅不仅是男性生殖力的隐喻, 也是权力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而这种断头情结, 归根结底, 是女性通过取得恋人头颅的方法, 在获得男性的身份、地位和灵魂, 从而向男权社会反抗宣战。

在西方文学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弃妇”悲剧的另一种演绎, “弃妇”形象的新生伴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与进步。相对的, 中国古代文学迎来的却是“弃妇”原型中反抗意识的日渐消亡。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男权主义的胜利, 毕竟在封建的古代中国, “黄帝文化”的清源流变出了“皇帝文化”的浊流, 三纲五常的普及彻底将女性钉死在了第二性的棺材板上毫无转圜余地。

在这种前提下, 我们探讨这种“弃妇”原型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流变, 得出的是两个大致的分类:

一种是性格刚烈果决的女性, 忠于自身情感, 追逐欲望, 感情浓烈纯粹。这一类“弃妇”的代表, 诸如霍小玉、杜十娘以及鱼玄机。

霍小玉被李益欺瞒, 成为妾室, 且被正妻裴氏百般不容。李益忌惮裴氏母家权势, 遗弃霍小玉, 使其抑郁成疾最终早夭。期间曾有黄衫侠客将李益带到霍小玉床前, 霍小玉斟酒酬地:“李君李君, 今当永诀!我死之后, 必为厉鬼, 使君妻妾, 终日不安!”——此后李益疑心日重, 三任妻子皆受其猜忌毒打, 惶惶不可终日。作者称, 李益所见与妻子举止亲密的男子皆为霍小玉魂魄所化, 这其实是霍小玉借助死亡而达成的复仇。

至于杜十娘的故事更是耳熟能详。花魁杜十娘以为觅得良人, 实际上李甲只是贪图美色富贵的小人。杜十娘心若死灰, 将毕生所藏珍宝一一出示随即抛入江中, 跳江而亡。

从上述故事中不难看出, 这一类女性往往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见解, 一旦爱火熄灭绝不强求, 倾向于采用自毁的方式向男性实施复仇。但是这种反抗明显带有不彻底性, 因为出于男尊女卑的社会实际背景, 这种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叙述是不合礼法的, 甚至可以说是违背礼教大逆不道的。礼教认为夫为妻纲, 阳为阴纲, 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 是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意识的, 因而不存在“弃妇”一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故事里“弃妇”的复仇都是以女性的死亡或者借助死亡来达成的。

这其实是一种超前的艺术形象塑造手法和女权思想萌芽同现实的妥协, 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由菲勒斯中心主义造成的恐惧与痛恨——这样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是一种对于男性中心思维模式所统治的世界的威胁, 必须除去。

另一类是性格懦弱, 凡事忍让, 已经被三纲五常洗脑的传统贤妻良母, 宜室宜家的女性。这一类“弃妇”以秦香莲为代表。

她们孝敬公婆, 相夫教子, 全力支持丈夫学业, 夫荣妻贵的思想根深蒂固。当被丈夫抛弃, 秦香莲软弱的个性使她不可能对丈夫抛妻弃子的行为做出反抗。如果不是陈世美冷血无情, 为了功名想要斩草除根, 派人追杀她和一双儿女, 在中国封建思想的侵蚀下她应该会守住秘密, 抚养孩子孝敬公婆。若不是被逼到绝境, 她也不会将实情哭告国相, 最终求助包拯, 才有了《铡美案》一剧。

这一类女性往往出身低微, 自小被宣扬三纲五常的礼学洗脑, 更加重了其懦弱认命谨小慎微的人格。若不是被逼到绝境, 她也不会向外界寻求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就算在所谓“伸张正义”的过程中, 被借助的也是皇权的力量, 这本是封建社会天地君亲师中除了天与地之外, 能为人力掌控的最高的力量, 是父权社会中象征“父权”的巅峰——皇帝号称“天子”, 天下万民都是他的子民。

也就是说, 就算在类似作品中, 看似“弃妇”的悲惨命运得到了改善, 负心汉得到了应有的报应【男权被削弱】, 这种削弱或者正义的伸张却正是借助当时社会男权和父权的最高代表得以达成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

三、中国文学中“弃妇”原型复仇意识的复苏与发展——五四运动后的女性角色群像

上述情况直到一个完全秉承了悲剧精神与美狄亚原型的女性角色诞生才得到改变, 并且由此角色, 滥觞出了许多所谓“貌若桃李, 心如蛇蝎”【当然这又是男权主义者的杜撰】的女性角色。这类角色的开创者是20世纪30年代曹禺的巨著《雷雨》中那个大胆、阴鸷、疯狂果敢的繁漪。

这个“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的女子有着“超常态的欲望与对欲望的超常态的压抑”, 在沉闷的家庭生活中希图解脱, 而不惜乱伦, 将情欲毫无保留地寄托在继子周萍的身上。一旦周萍始乱终弃, “一个失望的女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工于心计的她最终在歇斯底里的疯狂中使得年轻的周萍、四凤和亲生儿子周冲全部身亡, 以至酿成家庭的毁灭。

这一类人物形象身上, 传统闺阁女子的矜持、保守、幽怨被以死示爱, 为爱而死的热烈与主动取代, 这正是五四时期那种狂飙突进精神的影响在女性解放上的折射。而那种对于欲望毫无保留的追求, 正代表着女性自身的觉醒;这种复仇正是女性在面对男性文化压抑时唯一能采取的手段。在繁漪这个角色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失落多年的原型的苏醒。

此后这类角色在通俗小说中比比皆是, 其中佼佼者如金庸《天龙八部》中的马夫人康敏, 以及《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五四之后文学中“人性”的复苏, 以及女权意识的再次萌芽。

然而, 金庸以其不世出之才, 借助美狄亚原型的启示与现代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支持, 成功地探微烛照到女性心灵深处, 塑造出这两个角色, 却又将其绳之于男权意识的标准, 简单粗暴地认定康敏“是个坏女人”, 这正是他的进步与局限所在。然则诸如此类, 却又是他话了。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于中西方文学创作历史中较为著名的“弃妇”角色的对比, 分析出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的女性在对于婚姻生活中遇到遗弃时的态度, 进而找出其背后女权主义思想在文学作品中投射的发展线索。

关键词：原型,女权主义,社会背景

参考文献

[1]陈进.欲望与复仇——美狄亚原型在现代中国[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2011 (4) .

[2]吕超.欧美文学中女性的断头情结[N].中华读书报, 2004-10-18.

[3]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319.

[4]吴春飞.与命运抗争的两朵善恶之花——论美狄亚和氓中的弃妇形象[J].安徽文学, 2013 (3) .

[5]徐晋如.美狄亚——论康敏的悲剧意义以及其他[J].博览群书, 2001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