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麦克阿瑟

关键词： 小说

司马迁与麦克阿瑟（精选四篇）

司马迁与麦克阿瑟 篇1

一、少年布里奥妮的误读

麦克尤恩的《赎罪》所诠释的误读在不同的层面进行交织。小说中的“误读”主线是布里奥妮对罗比的误读。小说的第一部分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布里奥妮·塔利斯一家在英国的乡下过着世外桃源般的乡村生活。13岁女孩布里奥妮成长在唯美的乡村环境, 对家里清洁女工的儿子罗比产生了朦胧好感, 拥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 颇具作家天分。时值1935年的夏天, 布里奥妮无意看见窗外花园水池旁姐姐塞西莉娅和罗比发生了一幕让人生疑的暧昧场景。对写作正处于热情高涨时期的布里奥妮开始了对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产生了第一次“误读”。“为了体验独自追寻的兴奋”, 她放弃了向姐姐求证事实的念头, 开始兴奋地在脑子里对这一幕进行文学创作, “十足一副求婚的场面”, “在戏中安插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窥探者”, “三个人中没有哪个是坏人, 也没有纯粹的好人”, “一切都错在体裁上”。直到六十年后, 她才意识到自己一开始就在事实中混入了太多想象的成分, 使得真相和独撰的界限变得相当模糊。第二个“误读”源自罗比请她转交给姐姐的信。信中激情和粗俗的措辞让“正进入成人情感与伪装角斗场”的布里奥妮深信姐姐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恶魔的威胁并需要她的帮助。与此同时, 布里奥妮头脑中另一个剧本诞生了。“这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男人的故事, 可是故事中的女主人对其一直心存疑虑, 最后, 她终于揭露出他原来是邪恶的化身”。读信之后, 布里奥妮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不断地对罗比进行着邪恶色情狂的解读, 直到她推开书房的门, 看见姐姐和罗比激情的画面, 这种解读就被升级定性为“一桩残忍的罪行”—-- 罗比已经对姐姐下手了。这是布里奥妮对罗比的第三个“误读”。第四个“误读”出现表姐罗拉被玷污的现场, 布里奥妮惊慌失措中看见了肇事者的背影, 各种对罗比的可怕想象掺杂其中, 她断定那个背景就是对姐姐下手的人。布里奥妮的文学场景和现实生活终于交织在了一起, 她让生活也按照自己所想象的方式发展下去 :出庭作证指控罗比, 代替姐姐和表姐仗义执言, 把罗比送进了监狱。在陈述案发经过时, 布里奥妮多次强调自己眼见为实, 但是她所谓的“实”是受到其“思”所左右的, 这样的“实”并不能称为真正的“实”。她只是通过对罗比的认识和自己笔下情景剧的剧情需要, 对其所见赋予新的意义, 她眼中的真实混入了很多想象的成分。

布里奥妮将文学中的场景与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 她套用文学小说中的叙事模式, 赋予她所看到的场景以意义, 将其在文学小说中阅读到的角色强加给现实生活中的人。这同她写的情景剧一样, 她让生活也按照自己所想象的方式发展,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也是年少布里奥妮“误读”最主要的肇因。

二、 家人和执法官的误读

当布里奥妮向家人及执法官一遍又一遍陈述案情的时候, 实际上, 对罗比误读的并不仅仅只有布里奥妮一个人。事发之前, 罗比在大家心中一直是一位值得尊敬和令人喜爱的少年。虽然是清洁女工的儿子, 母亲的勤劳善良和儿子的勤奋好学赢得了布里奥妮父亲的教育支助。剑桥毕业后, 罗比准备转攻医学。然而, 在塔利斯家族看来, 尊敬和喜爱的背后, 隐藏着一种恩人自居的优越感, 这一切都是高贵家族赠予罗比的, 后者再完美, 也只是一位与自身阶级对立的出身贫寒, 地位卑微的仆人。因此, 当罗比被指控时, 布里奥妮的家人和执法官对他产生了一种“对立认同”。“对立认同”指的是双方具有共同的对立面, 这个共同对立“人”或者“物”的存在使得他们之间形成一种联合, 在认识上达成某种“认同”。小说中的“他们”之所以相信布里奥妮所说的罗比就是迫害她姐姐的坏人, 就是因为这些人把罗比放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对立认同”导致了布里奥妮家人和执法官对罗比不容争辩的“误读”。这些人内心期待肇事者是身份低下的罗比, 而不是地位显赫, 名校毕业的马歇尔。布里奥妮的母亲对罗比的成见体现在塞西莉娅后来写给罗比的信中 :“愚蠢的根源是势利, 我妈无法原谅你的出身。”另外, “身着制服的执法官, 仿佛在这些漂亮的建筑物后面埋伏以待……。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也知道该如何着手进行……。每当她 (布里奥妮) 动摇时, 他们都显得泰然自若, 提醒她之前所做的供词, 语气还很坚定。”他们像一大群信徒, 对心中偏好的事实的信徒, 簇拥在布里奥妮的周围, 希望听见她说一些话能证实他们早已知道的事, 哪怕塞西莉娅极力证明她和罗比之间发生的事情纯属两厢情愿, 信徒们也只会认为这更加说明了罗比是一个“危险人物”。

“对立认同”并不仅仅发生在布里奥妮、其家人、执法官对罗比的“误读”中, 还导致塞西莉娅对丹尼哈德曼的“误读”, 因为后者是杂役的儿子。

三、读者的误读

麦克尤恩的《赎罪》不仅让众多剧中人物产生了多重误读, 还让读者堕入在误读的迷雾中。在阅读某部小说之前, 读者通过过往的阅读或者生活阅历, 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这种对人生、世界、价值的理解会无形中影响对小说的解读, 读者会将所读的小说与脑海中的其他小说进行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关联, 这样就会推导出所阅读小说的主旨或者形式, 这种主旨或者形式极为常见, “误读”由此产生。《赎罪》中的布里奥妮正是利用了这点, 成功地引导了读者的“误读”。

小说的第二、三部分, 五年后, 罗比刑满释放, 参加了二战, 见证了敦刻尔克的溃败。塞西莉娅认为罗比入狱是自己的家人所为, 因此断绝了和他们的往来, 一边在一家医院当病房护士, 一边等待罗比的归来。布里奥妮则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她放弃剑桥大学就读的机会, 也选择了做护士, 在清教徒似的苦行中赎罪。四年后在内心折磨的促使下布里奥妮终于来到了姐姐家, 尽管后者从没有对妹妹的信件予以回复。那时, 罗比也从战场回到了塞西莉娅的身边。三人骤然重逢, 罗比对布里奥妮进行了疯狂的控诉, 肆意发泄了多年来内心的愤恨。布里奥妮羞愧难当却不躲不闪承接了这一切, 并承诺出庭作证, 还罗比清白。皆大欢喜, 有情人在历经了无尽劫难后终成眷属, 布里奥妮的罪行也终于得到赎清。这是剧中人朝思暮想的结局, 也是读者喜闻乐见的结局。

然而, 小说在第四部分, 笔锋突转, 给了读者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打击和逆转。七十七岁的布里奥妮已经成为一为知名作家。通过她的自述, 读者渐渐发现, 原来前三个部分只是她的一部自传体的小说。赎罪的部分, 纯粹是她耗时五十九年数易其稿后一厢情愿编造的结果。罗比在停战前夕死于败血病, 而姐姐也丧生在法国布雷敦斯地铁车站的爆炸案。两人从未团圆, 布里奥妮从未有过勇气去找姐姐, 罪, 也从未得到过当面的救赎。小说的美好结局是她的期望也是她对死去姐姐和罗比的唯一“赎罪”方式。读者在前三个部分的阅读中, 看到的是布里奥妮刻意呈现给自己的现实主义叙述。战争狰狞悲凉的场景、医院无情的军事化管理、布里奥妮一只脚在姐姐家门槛内一只脚在门槛外的恐惧和踌躇、罗比悲愤无比的控诉、姐姐对罗比极尽温柔却坚定不懈的唤回, 这些叙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逼真”的效果, 令读者深信不疑。读者的“误读”一方面是被布里奥妮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误导所致, 另一方面源自读者自己对美好结局的期盼。

布里奥尼的另一个成功误导, 是在《赎罪》的开篇, 引用了奥斯汀《诺桑觉寺》的卷首语。这种最为直接的互文方式, 有效地阻碍了读者的创造性阅读, 导致了他们对结果的“误读”:认为这部小说与奥斯汀的《诺桑觉寺》有着密切的关联, 而后者的结局是非常圆满的。所以当在小说里找到《赎罪》中的布里奥尼和《诺桑觉寺》莫兰的众多相似之处后, 读者欣然地接受了第三部分理所当然的大团圆。

四、误读背后的真实

麦克尤恩的《赎罪》堪称误读的小说典范。布鲁姆在他的“误读理论”中, 将新人比喻成一个具有狄普斯情节的儿子, 当新人面对“传统”这一气势逼人的父亲时, 他对“父亲”怀有一种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 :传统既提供了灵感和指导, 又试图阻止新人建立起自己的“强者诗人”的地位。对此, 新人则用各种有意无意地对前人经典的误读来树立自己的风格。误读的实质是一种创新和突破。在创作《赎罪》时, 麦克尤恩正处于对前辈奥斯汀的崇拜和超越的“影响焦虑”期。一方面, 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小说是对前辈的致敬 ;另一方面, 他又一直在寻求超越和突破。使用“误读”无疑是麦克尤恩超越对奥斯汀“影响焦虑”的一种自救途径之一, 《赎罪》中的女主人公布里奥尼成了他的代言人。这也就是麦克尤恩不断地在小说中“处心积虑”地种下“误读”之种子的原因。

在文学创作上对前辈“影响焦虑”的超越是麦克尤恩“误读”的第一个目的。其第二个目的, 是为了警示读者在阅读中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准绳。仔细重读小说, 我们不难发现, 麦克尤恩借布里奥尼之手在极尽所能引导读者“误读”的同时, 也在多处设下了走出“误读”的小径, 向读者暗示着真相, 期待着他们做出自己的判断。布里奥尼在小说第一部分叙述自己创作第一个故事时, 就表达了“想象力本身就是秘密的一大源泉 :一旦开始写故事, 就谁也不能透露。用文字假托思想, 这太没有把握, 太不堪一击, 太令人难堪了, 所以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叙述隐含了作家一直到最后一个部分才揭开谜底的原因。又如, 在第三部分, 布里奥尼沿着公地走向姐姐家时, “她感到自己与另一个自我的距离在扩大。那一个真切的自我正走回医院。而这个正朝贝尔汉姆方向走去的布里奥尼也许只是一个虚幻的幽灵而已”。小说的尾声, 布里奥尼坦诚她从未与姐姐和罗比面对面相聚, 罗比去世的那一年, 布里奥尼也只是在公地的教堂门口驻足, 然后瘸着腿走回医院, 无法面对刚刚痛失了亲人的姐姐。“走回医院的是真正的自我, 朝贝尔汉姆前进的不过是个虚幻的幽灵而已”, 可有读者在此稍作停留, 对布里奥尼是否真的去找过姐姐产生一丝疑虑?再如, 年少的布里奥尼认为“死亡是道德欠佳者的专利, 婚姻是一份报答, 直到最后一页才奉上”。布里奥尼于1940年开始创作这部小说, 五十九年后才终于完稿。其间, 数易其稿的原因是一直不满意它的结局。死亡对她而言, “是道德欠佳者的专利”, 而深爱的姐姐和罗比显然并不应该堕入这一归宿。况且, “谁会相信他们再也没有见面, 永远没有两情缱锩呢?……我无论如何不能那样对待他们。”因此, 她在小说的终稿奉上了体现赎罪和报答的完美重聚, 不是为了请求宽恕得到救赎, 而是最后的一大善行, 是对遗忘和绝望的抗衡。其实, 布里奥尼在第一部分的这句话里就隐含了她对正义的态度, 预示了第三部的大团圆中有着文学创作的痕迹。

五、结语

在《赎罪》和该作品的创作过程中, 麦克尤恩一方面利用误读创新, 以期突破由前辈带来的“影响焦虑”;一方面作者希望读者在阅读时, 能不完全羁于自己已经形成的阅读经验, 拥有独立的判断力。这二者是麦克尤恩在《赎罪》中关于“误读”的警示和真正的涵义。

摘要：英国作家麦克尤恩小说《赎罪》的“真实”与“虚构”一直是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议题。本文通过对小说“真实”与“虚构”的多层面“误读”进行分析, 解读了小说中不同角色和读者本身产生误读的原因, 以及作者引导读者“误读”的真正意义。

关键词：误读,真实,虚构

参考文献

[1]洪罡:《元小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传统》, 《学术月刊》, 2012年第6期。

[2]邹涛:《叙事认知中的暴力与救赎——评麦克尤恩的〈赎罪〉》, 《当代外国文学》, 2011年第4期。

[3]陈榕:《历史小说的原罪和救赎——解析麦克尤恩〈赎罪〉的元小说结尾》, 《外国文学》, 2008年第1期。

[4]Jacobi, Martin.Who Killed Robbie and CeliliaReading and Misreading Ian McEwan’s Atonement.[J].Critique.2011.

[5]张纯、侯广旭:《“误读”视角下的后现代主义》, 《安徽文学》 (下半月) , 2010年第12期。

司马迁与《史记》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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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兆琦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史记》共130篇，52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史记》包罗广泛，体大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有些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为了完成《史记》他顽强地活了下来。他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的个人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纪传体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有震铄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项羽、刘邦、汉武帝；有家喻户晓的朝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有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有改革家如吴起、商鞅、赵武灵王；其他节烈型的有屈原、王蠋；口辩型的有张仪、苏秦、郦食其；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于髡、优旃等等。他们千姿百态，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有一百多个。

《史记》人物与先秦文学人物的显著差异在于它们鲜明的个性。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个性，因此《史记》的描写语言和他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我想只要我们细心地把《廉颇蔺相如列传》《荆轲列传》中有关“完璧归赵”“渑池会”“易水送别”“秦庭惊变”等情节、场面的具体描写分析一下；把《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有关项羽、刘邦、张良等人物的对白分析一下，我们会深深为作者那种出神入化的匠心独运所倾倒。《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相峙于荥阳时，项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而刘邦当时竟“乃扪足曰：‘虏中吾趾!’”这对刘邦那种绝顶聪明，那种像是条件反射一样迅速而自然的随机应变，而同时又是“恢宏大度”、好骂人、好调笑的性格是多么生动的刻画!当项羽被围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的时候，他“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与?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此话可谓道出了《史记》文学性的某些重要诀窍。也正是从这些方面，我说《史记》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似乎有一种飞跃性的超前的成熟。

《史记》文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抒情性。《史记》中有些作品篇幅不长，而通篇像一首诗，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就是这样的。但《史记》中大量篇章的抒情性是在于作品的夹叙夹议，以及融浓厚的爱憎感情于叙事、描写之中。如《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等就是这样的。整部《史记》是一曲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一部饱含作者满腔血泪的悲愤诗。鲁迅曾说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史记》的主观色彩与其抒情性，在历朝“正史”中是最浓厚、最突出的。

麦克乐与近代中国体育事业 篇3

麦克乐来华传播西方体育思想和开展体育活动与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民国初年, 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方式有所转变, 他们不再是仅仅依靠武力侵略中国, 而是妄图依靠文化侵略、意识形态控制来达到入侵的目的。当时正逢中国掀起“体育救国”的思潮, 社会各界颇为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而当时的中国, 无论在体育思想上还是体育运动实践上, 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基于此, 西方国家抓住机遇, 以基督教青年会为载体, 委派基督教青年会成员进入中国, 通过兴办体育学校、出版刊物、举办运动会等形式, 开始在中国大规模地开展体育传播活动, 其意图是控制中国的体育意识形态, 加大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影响, 最终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麦克乐在中国所开展的体育活动大多数都是在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和安排下进行的, 虽然难以摆脱有侵略中国的嫌疑, 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麦克乐对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主要贡献,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传播西方体育思想, 重视培养体育人才

近代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深受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 而在传播西方体育思想的过程之中, 麦克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19年, 《新教育》正式创刊, 麦克乐担任该刊“小学教育号”分期专刊的主编。他充分利用这个平台, 撰文介绍西方的体育思想。在《新教育》的第二期, 麦克乐发表了《杜威氏教育主义》, 介绍杜威关于自然体育思想的经典论述。除此之外, 麦克乐还在《青年进步杂志》、《中华基督教年鉴》、《体育季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 对西方体育的起源、指导思想、发展历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向中国展示当时西方较为先进的体育理念。据后来的统计, 麦克乐在华期间一共发表了112篇关于体育的文章, 其中涉及“体育概念”介绍与界定的就有20余篇, 据此可以看出麦克乐对体育基础理论的重视。

在传播西方体育思想的同时, 麦克乐也注重在中国培养体育人才。1915年12月, 在他的努力之下, 我国近代第一所专门培养体育老师的教育机构———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成立, 这打破了我国近代无体育专业教育的历史。麦克乐担任该机构的第一任科主任, 他亲自编写体育教学课程大纲, 指导学校的体育师资培养。为弥补我国高水平体育教育专家不足的缺陷, 麦克乐建议中国政府选派体育留学生出国留学。1923年, 在一次大型的体育界年会上, 麦克乐积极支持吴蕴瑞、邵汝干提出的《各省增设留学体育学名额案》, 迫使中国政府同意派出体育留学生出国深造, 这对近代我国体育人才的培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创办体育刊物, 编制体育教材

1920年, 麦克乐接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邀请, 到东南大学担任体育系主任。此次麦克乐任职并不是接受基督教青年会的委派, 而是双方自愿和自主选择的结果。麦克乐的成长历程深受体育刊物的影响, 因此, 在他看来, 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体育思想的宣传, 创办体育刊物是重要途径之一。1922年, 在东南大学的支持下, 麦克乐创办了《体育季刊》。在这本体育刊物中, 麦克乐将内容分为两大板块, 一大板块介绍当时较为先进的体育理论, 另一类板块介绍西方体育运动项目。具体来讲, 这本期刊涉及了体育哲理、体育伦理、体育教学、体操项目、球类项目、田径项目以及舞蹈项目等多方面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 麦克乐还在刊物中对当时西方女子体育运动的状况进行了介绍, 这在推动当时东南大学女子体育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24年, 《体育季刊》停办, 麦克乐又创办《体育与卫生》, 继续宣传体育思想和体育运动。在这本刊物中, 他重点宣传体育卫生方面的知识。当时虽然出现了许多介绍体育运动的刊物, 但专门介绍体育卫生的刊物却较为罕见。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他专门创办此刊, 以指导运动员在训练时如何保持基本的体育卫生。对此, 他曾经说道:“我久素有一个愿望, 欲纠合同志创办一种杂志, 来满足国民需求, 现在发行这个杂志, 是现在中国不可多得的。”[188]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他在创办体育刊物时的价值取向。

除此之外, 麦克乐积极参与体育教材的编制, 以推动当时的体育教学工作。早在1916年, 麦克乐就亲自编写了《足球》和《体操释名》两本运动学教材。1918年, 他编写了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本关于篮球训练的专著。这本书虽然仅有93页, 却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重新出版印刷了4次, 对我国近代篮球运动教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东南大学担任体育系主任期间, 麦克乐先后主持并亲自制定了《运动技术标准》、《竞技运功能力检验之用途及其分数表》、《体育审定标准》, 以及《体重与体高和胸围的对照表》等四项体育教学标准, 指导当时东南大学的体育教学和运动员体育训练。随后不久, 麦克乐又主持出版了《公立学校之测检与测量程序》与《测量肺部的研究》两本教材, 以指导东南大学的体育卫生检查[2]277。麦克乐创编的一系列体育大纲和教材, 不仅仅在东南大学产生了不错的反响, 也得到了当时体育界的高度重视。1923年,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体育组第二届年会上, 大会决定将麦克乐制定的体育运动与卫生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邀请麦克乐与沈重威一起编著官方体育教材———《新学制体育教材》, 这对于规范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三、创建体育机构和组织, 推动民众体育运动发展

麦克乐非常重视中国的体育机构和组织建设。近代中国由于军阀混战, 社会动荡, 体育活动开展甚少。麦克乐认为, 要解决中国的体育发展问题, 必须有相应的体育组织机构作支撑。1922年, 麦克乐组织袁敦礼等人开始着手全国体育研究会的组建工作, 这是当时中国最早的体育科研机构。麦克乐提出, 该研究会要以研究现论及方法, 谋全国国民体育之发展为宗旨, 联络全国体育家研究推广体育[3]73。在麦克乐的带领下, 研究会做了一系列体育实证研究, 比如通过大量的人体测量、身体检查、运动计分的调查形式, 得出在各项体育运动中, 如何运用运动系数来保证训练效果。麦克乐此举开创了我国近代体育运动定量研究的先河, 促进了我国近代体育研究的科学化与规范化。1924年, 在麦克乐的提议之下, 教育改进社中的卫生组织与体育与国民游戏组中的卫生组织合并, 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体育卫生组, 专门负责体育运动中的卫生工作。

除了创建体育机构和组织, 麦克乐还积极推进民众体育发展。麦克乐认为:“人人皆有积极求身体健康之必要, 要提倡全民的体育, 使每一个人有相等的机会。”[4]1正是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之下, 麦克乐在推进民众体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以在中国普及体育运动。1914年, 刚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任职不久的麦克乐就在江苏马千山举办一次专门针对体育领导人才的培训班, 以培养当地的体育管理人才, 这次培训班一共有29人参加。1915年, 麦克乐向江苏教育厅建议, 全省城、县、乡三个辖区内开展体育教育推广工作, 如此一来, 就可以在几年的时间里, 将体育机关的设立扩展到乡一级, 必然能推动全面体育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 麦克乐还组织建立了全国性的业余运动团体, 推动民众体育运动的发展。1922年4月, 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下,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 基督教青年会委派麦克乐担任联合会主席。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的体育组织,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麦克乐的领导之下开展了两届全国性的运动会, 并于1923年承办了第六届远东运动会运动员的选拔工作。在麦克乐的积极努力之下, 国内业余的体育组织相继出现, 如傅斐秋组织成立了四川体育会, 袁敦礼组织成立了北京体育联合会, 这对我国近代民间体育运动的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梳理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历程, 可以发现, 在众多来华的西方人士之中, 唯独麦克乐对中国近代体育事业发展的影响最大。从传播西方体育思想, 到积极培养体育人才, 从积极创办体育刊物, 到编制体育教材, 从创建体育机构和组织, 到推动民众体育运动发展, 麦克乐对中国近代体育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麦克乐在中国的一系列体育实践活动确实深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 但从麦克乐先生践行体育实践活动的目的、方式、结果来看, 却是功不可没的。梳理麦克乐在中国的体育传播和实践, 主要目的不仅在于要肯定麦克乐, 更在于我们应汲取麦克乐体育思想的精华, 借鉴他在我国近代体育事业发展中的成功经验, 促进我国当前体育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摘要：作为一名外国人, 麦克乐对近代中国体育事业所作出的突出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传播西方体育思想, 重视培养体育人才;创办体育刊物, 编制体育教材;创建体育机构和组织, 推动民众体育运动发展。

关键词：麦克乐,近代中国,体育事业,贡献

参考文献

[1]杨志康.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麦克乐[J].内蒙古体育史料专辑, 1984 (1) .

[2]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分组会议记录[J].新体育, 1923 (2) .

[3]马进.麦克乐对中国近代体育的推广及贡献[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09 (3) .

教案——司马迁与《史记》 篇4

教学目标：

1、司马迁生平与《史记》的成书

2、《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史记》的叙事艺术

2、《史记》的人物刻画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8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导言

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政论散 文和辞赋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历史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 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

第一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的成书、体例

一、司马迁的生平

1、家学渊源。司马迁（前145～？），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省韩城）人。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 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 里。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 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司马迁出生于世代史官的家庭，父亲司马谈做了三十年的太史令。当时的太史令执掌天文历算，兼管皇家典籍等事。故司马谈精通天文地理、史事典籍，且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造诣很深。司马迁早年即在文史职官的家庭氛围的熏陶与学者父亲的指导下悉心学习。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即是能阅读非汉代通行隶书所记载的籀文古籍，足见早慧与勤奋。他还转益多师，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这些，不但为他日后创作《史记》奠定深厚的知识积累，也有利融汇取舍各家精华，领悟独出机杼的史识。

2、漫游交友。司马迁入仕之前，曾有过一次相当广泛的漫游。“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对他认识社会、寻稽史事，增强感性认识极有帮助。嗣后，司马迁担任郎中一职，作为汉武帝的侍从，就有更多的机会随武帝出巡或者奉命出使。他曾经出使西南，远至昆明；东达碣石，观览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传说；北登长城，缅怀古迹。他游览名山大川，考察风物古迹，搜求史料逸事，拜访古老遗贤。由此而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识见，辨订了真伪，也累积了他创作的志趣。今从《史记》各篇什中有关自述的稽考中获知，司马迁有着极为广泛的交游，与各色人等，广交朋友，特别与亲历史实和熟悉史事者及其后人多有交往，如樊哙之孙樊他广、冯唐之子冯遂、苏武之父苏建、贾谊之孙贾嘉等，从这些人处获取有价值的史料，加深对传主的理解，从而使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3、受命修史。司马谈向有修史之志，他曾对司马迁说过：“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当时泛指的史书）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矣，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然而天不假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重，自知不起，乃将他以前整理的一些史料，对司马迁作临终嘱托：“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含泪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阕。”（《史记·太史公自序》）自此，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下定了修史的决心。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参与制订了著名的太初历。就在这一年（太初元年），开始了初名《太史公书》后亦即是《史记》的创作。

4、李陵之祸。正当司马迁潜心创作之时，却遭受了不测横祸。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友李广孙李陵率孤军深入匈奴境内，而以武帝宠姬李夫人兄李广利为统帅的后续大部队迟迟未至，以致寡不敌众，虽大挫敌人而终陷于败，只得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朝廷震惊。武帝焦虑；群臣忧惧，乃肆意攻击李陵。而司马迁以为，若就事论事，则李陵已功过相当；而推想李陵平生作为，以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适当时机）而报于汉。”于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指朝臣攻击）。”（《报任安书》）谁知武帝以为为李陵游说，即是委罪李广利，视为“诬上”，“卒从吏议”，论为宫刑。而司马迁“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然司马迁因为之献身的《史记》“草创未就„„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忍受了这一奇耻大辱。就情理揆度之，似乎仅仅因为袒护李陵、指责李广利不至于获此重罪，故刘宋裴骃《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行宫刑处）。”此似较合理，至于其时景帝的本纪先成，亦不是不可能。清人赵铭提出司马迁原定死刑，因《史记》未成，自请就服腐刑。汉时有死刑改腐刑的先例，今细味《报任安书》，亦合情理，可备一说。

5、任中书令。三年以后，司马迁才遇赦出狱，改任中书令，忍辱含垢，继续他《史记》的创作。在《报任安书》（其作时有公元前93年与公元前91年两说）中，有“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可见其时，司马迁之于《史记》，是基本写完了的。

6、自隐而终。司马迁大约死于此时之稍后的公元前87年左右，与汉武帝约略相始终。而其卒年的确切时间，则尚难论定。

二、《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通史，“上计轩辕（传说中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下至于兹（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计三千年。《史记》的体例是全新的，是由司马迁一手创制的。此前的《春秋》、《左传》为编年体，《国语》、《战国策》是国别体；而《史记》则为记述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司马迁根据历史人物对历史所起作用的大小，分为“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三个档次；“表”十篇是按世代年月谱列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作为本纪记事的补充；“书”八篇则是记载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的专篇。全书计凡五十二万余字。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是全书的主体。十二本纪按帝王 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

《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 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 貌。此五种体例，除了表以外，在篇末一般均有以“太史公”领起的一段评赞。这些评赞，有的是补充自己调查得来的史实的说明，有的是用传说异闻加以印证，更多的是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示褒贬的评述。

第二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思想内容。

一、司马迁的史识是欲借《史记》以“立言”

史书的思想内容由史识决定，史识又由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决定。《史记》的思想内容极为繁富复杂，这既与通史的客观要求有关，也与私家著述、作者的生平际遇、作者的学养世界观有关。

第一，私家著述。

作为私家著述的《史记》，本拟“藏之名山”，未必即为当代君王作鉴，因此少有官修史书的正统观念，在采取史料、选择传主、臧否评述诸方面可以有相当的主观色彩与自由度。叙事即秉笔直书，评论则不隐善恶。这在传主的选择上，尤其明显。本纪本是帝王君主正传，项羽本是秦末义军中的一支，且为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对立面，司马迁见到他在推翻暴秦中的作用，于是置于本纪之列。陈涉向被认为“才能不及中人”的“氓隶之人，迁徙之徒”（贾谊《过秦论》），司马迁亦因其推翻暴秦的首功而将其列为与圣人周公孔子、公侯张良萧何并列的世家。“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的吕后亦列为本纪。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不尚虚空的名位，具有以历史作用分类的素朴的唯物主义史学观。由于私家撰述，还可以将正史所鄙弃的小人物如优伶、游侠，不能登上正史殿堂如酷吏、佞幸亦以作传。这里可以看出，在细小方面，已经不再以历史作用作为取舍的标准，而是以“趣味”、审美作用作为取舍的标准。今人读来，具有一定的野史意味。这显然是与私修有着因果关系的。

第二，生平际遇。

司马迁正在写作《史记》而牵累遭受李陵之祸，蒙受奇耻大辱的腐刑，这也对创作动机、目的带来重大影响。从父亲处接受遗志，乃在“今汉兴，海内一统”，为“明主贤君”颂德，为“忠臣义士”歌功，为他们治国作鉴，这也应当是司马迁的初衷。然而他后来顿遭横祸，倍感怨愤，影响着修史的动机。这在他遭受腐刑以后写的《报任安书》中有鲜明的表示：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为……凡百三十篇。

因此，司马迁在受腐刑后“终不可用”的情状下，“述往事，思来者”，即写《史记》确实有“发愤”而作以及“思垂空文以自现”的意味。正是这一变故引起的思想转折，使得司马迁把目光更关注悲剧人物，并赋予深切同情，借此表达自己的心中郁愤。

第三，司马迁进步的世界观。

紧接以上引文的，还有有一段著名的话，这就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可以理解为所以修史的夫子自道。“究天人之际”，指的是探求天意与人事、人道的关系，（这里大的指朝代的兴替，小的指个人的成败际遇）司马迁在叙写“史记”的过程中，虽然免不了采用一些在“天意”、君权神授思想影响下的传说与荒诞故事，而评述史事时，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每持怀疑的态度。在《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中，对项羽把失败归为“天之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则以“岂不谬哉”予以否定。在《伯夷列传》中亦有“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等等，表明着对天意天道的怀疑。所以，“究天人之际”不是已有的结论，而是表示作者探究的“预设目标”，－－天人之间是否有感应？假如有，是怎样的关系？抑或并没有关系？“通古今之变”，即是该篇中“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另本为‘纪’为‘理’）”，从朝代兴替的史实中探求某些必然的规律，以达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目的；“成一家之言”，亦即儒家所崇尚的“立功、立德、立言”中最难、最高层次的立言的问题。这里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他创纂的叙史新体制，有他的史识，有他的政见，亦即政治理想，等等。假如概而言之，“成一家之言”，是他希望自己写的《史记》，能犹如孔子写《春秋》一样成为后世为人、处事、治国的宝典。《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人何敢让焉！‛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际，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这里已把司马迁写《史记》以“立言”的用意说得十分明白，他自许是很高的，把自己看成五百年出一个的、与周公、孔子相仿佛的圣人，能承担撰写如《春秋》一般不朽经典的学者。

二、《史记》的思想内容

从史学的角度说，是客观地再现了我国古代三千年的文明史；从文学的角度说，是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本质。

第一、《史记》首先是筚路蓝缕地整理记载了从中华民族的远古始祖黄帝到他那个时代即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内容涉及朝代兴替、政治军事、天文地理、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少数民族、域外风情，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让人较为可信的历史，或者可供参核的史料。虽然早期的历史是粗线条勾勒，但弥足珍贵，其保留史料的贡献，功德无量。而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则详尽真实，足称信史。

第二、客观再现“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真理。此前的史籍，是朝廷史官所修，是统治者的历史，“英雄”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除了记述帝王将相在更迭政权中的事迹与作用以外，还叙写了贩夫走卒、辩士刺客、医师儒生、优伶术士、屠夫游侠等底层百姓。叙写了他们的智慧机巧，以及在重大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功用，客观说明他们也是创造历史的力量。《史记·刘敬叔孙通》中说道：“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细微，定海内，计谋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輓輅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这正是司马迁看到下层百姓的智慧及其作用。把佣耕的戍卒陈涉推上世家的地位，当然是更能说明问题的。

第三、《史记》还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品格，记述与保留了中华民族先祖的文化、文明。《史记·八书》较为集中地记载了先民百科知识以及国家典章制度、民间风俗礼仪的变迁。司马迁是太史令，是历法专家，参与制订太初历。在《天官书》里记载了许多星体、星座，并说明它们出现的时间与运行的情况；《平准书》记载了西汉币制的演进；《河渠书》记载了兴修水利及与自然灾害斗争的情况；《礼书》记载了礼仪的变化过程。在《史记》里出现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存意识，认识到匈奴民族寻找水草而迁移的习性及其由此而得出匈奴民族擅长攻战本领的原因。《史记》首创的《货殖列传》不但为工商业者列传，还记述了经商交易的情况，乃至商业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四、《史记》能以较为客观平等的态度记述当时的少数民族，展示我国古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这一史实；还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大一统的主张。《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在七十列传中达六篇之多，即分别是《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记载了这些民族的风俗民情，记载了他们与汉民族的关系，还表达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族间不断融合的关系，甚至都是黄帝子孙的意思。例如，《六国年表》有“禹兴于西羌”而后为夏之祖的记载；《秦本纪》中的先祖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对于非中原地区的列国，如南方的吴国，“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越王勾践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楚世家》）“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东越列传》）《史记》的这些记述，显然表明中国本来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意思。

三、《史记》的进步倾向

第一，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入史传者讳；记述君王，不但隐其恶，还当虚其美。这就是《史记》以外的其他史书的共同倾向。但是《史记》却不是如此，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所持的褒贬尺度，能以较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的视角，展示传主的“真人”面貌。平民百姓是如此，帝王将相也是如此；历史上的帝王如此，当代的君王也是如此。司马迁对这些帝王，既写他们的功绩与作为，也写他们的缺失与不足，甚至暴露他们的残忍与暴虐。刘邦在推翻暴秦，统一全国，发展经济，强盛国力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当时封建统治者的御用文人、星相术家大谈阴阳五行之学，把开国君王刘邦渲染成君命天受之人。司马迁则不信这一套，把刘邦当常人写。既写刘邦的深谋远虑、从善如流、坚忍不拔而在夺取政权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写他市井游民甚至歹徒的品性。刘邦起事前，游手好闲，不事产业，曾被父亲责备为不如老二（刘邦行三）勤治家业。取得天下后，修好宫殿，大宴群臣。当众臣之面，翻起老账，责问父亲：“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老二）力。今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叔孙通制定朝仪，引群臣礼拜，竟说“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贵也”，这两例体现了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司马迁特别用了它篇“互见”的手法，对刘邦的丑行作了无情揭露。在《项羽本纪》中，记述刘邦在项羽军追逐下，为轻车逃命，几次将自己的儿子孝惠、女儿鲁元往车下推，几次被车夫“收载”。一次项羽被围，军粮断绝。项羽以杀刘邦父亲作要挟，刘邦竟然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也，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不完全是无赖吗？在《淮阴侯列传》里，借韩信之口，道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士亡”，深刻揭露了最高统治者一旦取得政权，翻脸不认人，残杀功臣的狰狞面目。

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帝王不予讳饰，对当代的帝王亦是如此。《太史公自序》中说曾作《今上（指武帝）本纪》，而今见的是《孝武（即武帝）本纪》，可能因触忌太多，已被改写。但是，司马迁还是通过它篇互见的手法，给予巧妙的讽刺与揭露。在《封禅书》里，记述了汉武帝的愚昧昏庸、荒唐滑稽；在《平准书》里记述了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而在《酷吏列传》里，通过对酷吏行为的反映出武帝、以及武帝的统治。杜周治狱，“上所挤（打击）之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现）其冤状。”（为释狱准备）王温舒任河内太守，大肆捕人，“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按法令，立春后不能用刑，竟遗憾地说：“嗟乎！令冬月益展（延长）一月，足吾事（刑人）矣！”这不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刽子手吗？司马迁冷峻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对历史上的暴君如夏桀、商纣、秦始皇的揭露自不待言。项羽的悲剧遭际，引起了作者极大的共鸣，倾注了自己的同情。但是，司马迁并不因此而有所讳饰。还是揭露了他的目光短浅、刚愎自用、妇人之仁。

第二，同情人民的反对强暴的斗争。历来统治者把老百姓的反抗称为“作乱”，把作乱的百姓称为盗贼。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对历史上的老百姓反抗强暴的斗争持同情歌颂的态度。把陈涉列为“世家”，这从别的封建朝廷的的史官说来，简直匪夷所思。司马迁还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秦失其政而陈胜发迹。”把陈涉已视为与汤武同列。司马迁的反暴政的人民性倾向，使得历史上的反暴政的志士成了《史记》中歌颂的对象。《刺客列传》里的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政等，司马迁都作了热情的歌颂。《史记》还热情歌颂游侠之士铲除暴虐的正义行为。讴歌爱国志士和对历史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司马迁对屈原爱国遭冤、怀石自沉充满同情。《屈原贾生列传》的“太史公曰”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流泪，想见其为人。”字里行间，充满景仰与同情。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充满激情讴歌了蔺相如的机智勇敢，特别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崇高品质。在《李将军列传》塑造了一个热爱士卒、身先表率、勇敢善战、清廉正直的爱国将领。这些鲜明的倾向充分表明了《史记》的进步性与人民性。

第三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史记》人物传记的巧妙安排与叙事线索

第一、传主的选择以尊重历史为依据。《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 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 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 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 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 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第二，《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 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 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 相连。再看西汉人物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公孙 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 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 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 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第三，《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 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 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 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 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 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 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 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 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 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 温舒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 吏群体。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 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二、《史记》的叙事善于揭示事件的因果关系

第一，《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 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 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

第二，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 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而对于大将军卫青，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 卫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 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 邦出谋画策也是天授。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 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 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第三，《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 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 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李斯列传》开头写 了李斯这样一件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 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 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 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 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 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 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 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三、《史记》善于处理复杂的场面，显示出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 第一，司马迁善于运用多种叙事方式，来处理头 绪众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条理清晰，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 清晰地勾勒出来。西汉前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这两个事件 分别见于《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 篇目。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 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 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

第二，《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 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 纪》）；写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魏其武安侯列传》）； 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敬叔孙通列传》）。不 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 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 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第四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史记》的人物刻画。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 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 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在人物形象刻画上取得杰出的成就。

一、善于选择与提炼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与环境，突出表现传主的主导性格。

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张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就表明司马迁对纷繁的历史事件，是从叙史与传人的角度精心认真选择的。蔺相如的形象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忠主导下的智、勇、义。而作者选择叙写的“完璧归赵”正反映蔺相如的忠与智，“渑池之会”反映蔺相如的忠与勇，“负荆请罪”反映蔺相如的忠与义。李广以勇武闻名于史，以“数奇”同情于人。司马迁在其“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中”选择了“上郡遭遇战”、“雁门出击战”、“右北平之战”、“随卫青击匈奴”四次叙写。前三次极写其英勇无比，战功卓著而不及封侯，已隐其“数奇”；第四次统帅卫青徇私贪功，不允李广先锋之请，反令李广远饶东道接应，李广迷路，未能及时赶上，致使不能擒获单于。卫青责罪李广，李广不愿受辱而“自颈”，一代名将就此殒命，其“数奇”令人慨叹。在司马迁精心结撰的《项羽本纪》中，着重描写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桩事件典型而深刻地展示了项羽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三部曲。这些都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司马迁选择典型事件的艺术匠心。而从鸿门宴一节的叙述，又使我们窥知司马迁已经十分纯熟地掌握利用典型环境塑造人物的技巧。从宴前的决定“击破沛公军”，到接受刘邦“臣之不敢倍（背）德”的谢罪；从趁谢罪之机以瓮中捉鳖的决策到被刘邦花言巧语的迷惑导致临机措手的犹豫；从项庄樊哙对舞的剑拔弩张到刘邦如厕“间（趁小路）遁”的烟消云散，仅通过筵席的场景把项羽的既刚愎自用又优柔寡断，既匹夫之忍又妇人之仁刻划得深刻形象。还把刘邦的虚伪狡猾、张良的机智从容、樊哙的粗鲁勇敢、范增的深谋远虑的性格得以展示。又如“荆轲刺秦王”的环境描写对荆轲品格的衬托：在“易水送别”一节，“至易水之上，既祖（祭祀祖先），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通过这一环境烘托，其慷慨悲壮，油然而生。而“秦廷惊变”一节，舞阳色变振恐，秦臣怪而异之，荆轲顾笑解释，已是先声夺人。接着是图穷而匕首现，荆轲左手扯秦王袖，右手持匕首逐之；秦王一边环柱逃走，一边拔剑未出；群臣惊愕，提示秦王负剑再拔；侍医夏无且举药囊击轲，方使秦王拔剑击轲。此等场景，如现目前。荆轲的悲壮舍生，越发感人。

二、渲染细节，雕琢对话，精细刻划人物的个性

这是文学的艺术手段，司马迁运用得炉火纯青。陈涉的佣耕之叹可见其素有大志，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可见隐忍在成大事中的作用，韩信受胯下之辱以见大丈夫能屈能伸，张汤审盗肉之鼠可见其日后审人之残酷。写士兵“乐从李广”，只“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尽见其因；写周亚夫治军，只“已而至细柳军，军士吏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毕现其严。至于对话描写，鸿门宴张良招樊哙，樊哙只“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足见其忠勇拼命。范增怂恿项庄刺刘邦，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以明刺刘之重要；及至刘邦逃脱，只作如下改：“吾属今为之虏矣！”其懊丧之情，溢于言表。韩信平齐，欲代齐王，有以下一节：

（韩信）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暂时代理）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其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韩信贪婪于齐王位，以冠冕堂皇之言要挟刘邦封他，野心可见端倪；刘邦自是洞若观火，故而大骂。张良、陈平权衡利弊，附耳建言。汉王亦悟而速改以“复骂”，表示前骂意在亲昵！短短一段的细节与对话，把韩信的贪婪与机诈，刘邦敏捷与虚伪，良、平的审时度势刻划得活灵活现。

三、同类合传，比照衬托，在比较中显现个性。

在列传的构撰时，司马迁用了专传、合传、类传三种形式。专传是一篇一个传主；合传是两人以上的合一篇传记，如《屈原贾生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类传则是同类之人，合为一篇，如《儒林列传》、《滑稽列传》等。合、类两传，每每打破时代界限，其类比的用心十分明显，这还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司马迁在单篇以及相对独立的篇章中也十分自如地运用比较的方法的。诸如秦廷惊变中荆轲与秦舞阳，鸿门宴中的刘邦与项羽、张良与范增、项庄与项梁，《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与程不识等。对比，是人物叙写中最容易显示不同个性以及区别同中之异、异中有同的方法。

四、通过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个性。

心理描写在《史记》之前的记叙文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在《史记》中却较为常见。他所常用的方法有独白，如《李斯列传》中李斯入仓见鼠时感慨而作的独白；对话，如陈涉与佣耕者的对话；啸歌，如荆轲的《易水歌》、项羽的《垓下歌》等。心理描写能直抒传主胸臆，窥其理想志趣。

五、司马迁在记写史实的时候，还用了“互见法”

“互见法”即一篇中已叙之事，它篇省略。如“鸿门宴”一节叙写刘、项，难分主次；而其事既见于《项羽本纪》，则在《高祖本纪》中略去。这固然出于详略剪裁的需要，有时还在于他褒贬历史人物的角度的选择。在《高祖本纪》里，作为本传，司马迁对刘邦多作正面描写，而凡是贬的方面，大多互见于它篇。如《项羽本纪》写刘邦推儿女下车；项羽以杀刘邦之父要挟刘邦，刘邦说“幸分一杯羹”。《淮阴侯列传》用“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中揭露刘邦杀功臣的卑劣等。

六、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 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 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喑噁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 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非常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反复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和兒女情。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 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对于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 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 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 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 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 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第五课时

本节讲授《史记》的风格特征。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 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 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司马迁不 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 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 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第一，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 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 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和予以 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 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倾危之 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和楚汉相争，于是他大显 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 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 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的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 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 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 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 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 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 件的产兒，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 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 理。

第二，《史记》成功地塑造 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 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行动具有超前性。尽管他们的主张 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献出 了生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籓的贾谊、晁错，都是这类悲剧英雄。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 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田横是司马迁着力描写的英雄人物，他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涌现出 的是一个悲剧群体。从本质上看，田横所要维持的不过是诸侯称雄、列国割据的 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横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 之而奋斗拼搏，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悲剧人物。《史记》中许多反抗中央朝廷 的诸侯王，都属于这类相信旧制度合理性的悲剧人物。《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 其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兒而付出巨 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 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 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 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但由于他们终归是英雄，所以其毁灭也是悲剧性的。这类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他生前战功赫赫，死得慷慨壮烈，他的弱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本身的缺欠。

第三，《史记》富有传奇色彩

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写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 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 醉斩巨蛇等传说以显示他的灵异。除了类似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 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远引，终 身不复见，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文中出现的商山 四皓同样来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 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贵，窦姬本 欲入赵王府而宦官误赐代王，她却阴错阳差成了皇后。这些宫廷故事也是表现人 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但它酿成的不是悲剧，而是喜剧。《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 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伯夷列传》是为伯夷、叔齐作传，但却以议论开篇，又引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为伯夷、叔齐作陪衬，几乎使人不辨宾主。叙伯夷、叔齐事迹后，在议论中引出颜渊、盗跖，从正反两 方面说开。结尾点题，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传后世。通篇意到笔 随，纵横变化，烟云缭绕，扑朔迷离。《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 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 传奇效果。

第六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第一、传记文学的开端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 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 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 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第二、先秦文学传统的继承融汇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史记》指次古今，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暢淋漓的风 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第三、人文精神的弘扬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 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 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 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第四、古代散文的楷模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 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 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 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 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 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 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第五、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

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同时，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 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

第六、《史记》中的故事成为后代戏剧的取材对象

《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 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 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 舞台，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后来 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

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 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

【思考与练习】

1、如何理解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何为‚互见法‛？其对塑造人物形象有何作用？

3、《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 【阅读书目】

1、《史记新论》白寿彝著，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

2、《史记研究》，张大可著，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