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精神

关键词： 取向 语境 精神 大学

本土精神（精选九篇）

本土精神 篇1

一、 大学精神的本土传统

前任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曾经指出:“任何接踵而来的社会变革, 都只是大学的副产品, 并不是大学存在的理由”[1] 。尽管他的这种观点比较直接地言明了大学的存在与发展往往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 但这却并不完全适用于我们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之下全面看待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恰恰相反, 近代中国大学的舶来品属性不仅是我们的大学往往与社会有着更为紧密联系的直接原因, 这种舶来性与社会现实以及历史文化的交融, 还造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独具不断从整体上追寻“大学精神”的本土化传统。

诚如盛宣怀于1895年在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北洋大学 (今天津大学) 之时, 曾经在其《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明确地将这所学校的性质阐释为“此国外所谓大学堂也”。取“即中即西”之意的“天津中西学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近代中国大学自诞生之初便具有鲜明的“舶来性”。显然, 面对中国高等教育这种与生俱来的舶来性, 近代中国大学的先行者们不只是需要积极引进西方大学的学校制度、课程体系和“大学理念”, 他们更担负着从整体上对这个“大学”的基本内核与现实价值加以诠释的历史使命。

也正因此, 近代中国大学在引进西方高等教育的学校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之余, 并没有“拿来主义”地在心灵与观念上引进西方大学以明确特定院校办学取向、培养目标和发展战略为核心任务的“大学理念”。恰恰相反, 如同有的研究者主张:“中国大学精神不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它深厚的根基”[2] 。以“振兴中华”为核心诉求的时代背景, 加之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在精神追求上与当时西方大学的某些契合, 共同推动着那个时代的中国“大学人”用更加关注大学的核心价值与理想信念的“大学精神”, 从整体上诠释大学的内核与使命的历史传统。

一方面, 近代中国大学所处的“振兴中华”的时代背景, 造就了人们以“大学精神”诠释大学内核的独特传统。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 溯其源流, 实自西洋移植而来, 顾制度一事, 而精神又一事”[3] 。近代中国引进西方高等教育的直接目的, 就在于为“振兴中华”而培养人才。显然, 侧重于办学思想、培养目标和发展战略等特定大学和具体问题的“大学理念”, 难以满足从社会现实价值的层面诠释这个“大学”之内核的当务之急。于是,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时代背景, 也就驱使着中国大学的先驱们以“大学精神”的本土化和整体性方式, 将诠释大学的本质内核与强调大学的社会使命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 西方高等教育与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在精神追求上的某些契合, 也从文化和历史的层面孕育着体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大学精神”。虽然在清政府的严控之下, 中国的书院教育自清初以来便日益沦为科举的工具。但是, 诸如南宋书院对“官学”的“补偏救弊”、明代书院的“讲会”制度对“兼容宽量、独立思考”的推动、清末书院“不务举业、专课经史性理之学”的本真性回归, 无不彰显着“书院精神”的强大生命力[4] 。这样看来, 胡适先生对“书院之废, 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5] 的感慨恰恰说明, 正是由于西方大学对“自由、民主、真理”的追求与中国古代书院在精神上出现了契合, 才造就了那个时代的大学先驱们以“大学精神”重生“书院精神”的独特传统。

由上可见, 由于近代中国大学显著的舶来属性, 当时的“大学人”有责任对这个舶来品的基本内核与社会价值加以阐明。而“振兴中华”的时代使命, 以及西方大学在理念和取向上与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契合, 不仅使“大学精神”担负起了向国人回答大学本质问题的独特职责, 更造就了中国大学不断追寻“大学精神”的历史传统。

二、大学精神的功能演进

虽然上面的分析表明, “大学精神”问题的原初论域可能仅限于帮助当时的国人明确大学的基本内核和社会价值。但是, 或许是由于相比“理念”的集纳性和收敛性, “精神”具有更为显著的发散性与外生力。“大学精神”问题非但没有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失落与消亡, 反而是生成了更为多样化和更具现实性的形式与载体。而这种形式与载体的变革, 又进一步催生了“大学精神”在功能体系上的日益丰富。

首先, 以“富国强民”为最初诉求的“大学精神”, 始终感召着中国的大学和“大学人”为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崛起而求索。自高等教育在中国出现以来, 尽管我们的大学经历了抗日战争期间的被迫迁徙、新中国成立初期向“大三线”、“大后方”的战略性西迁以及1951年之后学科和专业布局的多次调整, 但我们的大学却始终爱国心不散、凝聚力不减、求真欲不失。这说明, 在从整体上向国人宣示了近现代高等教育对于“振兴中华”的社会价值之后, “大学精神”绝没有走向消亡。相反, 它仍然不断地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大学人”在自身的坚忍之中, 真实地担负起大学“振兴中华”的社会使命。

其次, 随着历史名校“校训”的传播与发扬、著名“校长”办学思想的继承与挖掘, “大学精神”还衍生出了对后来的“大学人”进行道德教育的继发性功能。从“大学”作为精神与文化载体的角度看, 中国大学对“校训”的传承和对著名校长办学思想的挖掘, 所起到的正是西方的“大学理念”对大学人加以感召的榜样效应和激励作用。相应的, 虽然“校训”口号和“校长”们的办学思想往往各具特色, 但正是这些个性化的“大学精神”, 才为校园中的师生指明了工作与学习的价值取向和前进方向。因此, 校训、校长等不仅构成当代“大学精神”的新形式, 它们更为“大学精神”赋予了道德教育的新功能。

此外, “校友”和“校史”等“大学精神”的新载体, 也为“大学精神”增添了提升大学的社会认同度和影响力的新功能。事实上, 大学精神与大学人的关系, 从来就不只是单向的感召与教化。在当今时代, 更是如此。在推动“大学人”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 随着在各个领域中取得成功的“校友”不断增多、随着日渐厚重与闪光的“校史”长期累积, 国内某些著名院校开始从“大学精神”的这些新载体所带来的社会认同度与社会影响力中获得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于是, 以校友和校史为载体的“大学精神”不仅具有了道德教育的价值, 随着它们对特定院校社会声望的推动, “大学精神”在价值与功能层面正日益走向一个颇具集纳性的良性循环。

最后, 随着形式与载体的不断拓展, “大学精神”还出现了提升大学竞争力、推动大学不断变革的最新功能。有论者指出, 公众对一所大学的认识主要是从这所大学的学术水平、师生声誉、校园文化等因素开始的, 这些因素既成为大学品牌的主体, 也是大学精神的载体, 大学精神正是通过这些具体可感知的事物来实现 (蒋晓虹, 2008) 。应当看到, 诸如学生、教师、课程、学科以及校园文化等大学的现实性因素, 正在成为当代“大学精神”的新载体和新形式。而大学精神载体与形式的日益现实化与继发化, 不仅为某些“后生大学”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契机, 它更使“大学精神”担负起了提升大学竞争力与推动大学不断变革的新功能。

可见, 由于“精神”具有发散性与外生力的特点, 不论是直接面对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还是身处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日新月异之中, “大学精神”都总是能够通过形式与载体的相应变化拓展自身的价值与功能体系, 承担起不断从精神层面推动大学发展的使命。

三、大学精神的核心诉求

尽管当前的“大学精神”已然在其形式载体和功能体系等方面走向了多样化, 但既然“大学精神”从来不是孤立地以某一种或几种精神诉求来推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存在与发展, 那么随着其在心灵追求上终究要归结于“大学”的本质内涵, “大学精神”在价值诉求的具体指向上理应拥有相当的稳定性。也就是说, “大学精神”中总是存在着某些与大学的本质紧密相连的精神诉求, 它们构成了大学不断发展的精神性根基, 是我们追寻中国大学精神的认识论源头与实践论归宿。

首先, 大学知识所独有的“高深”性, 使得对真理的追寻成为“大学精神”的本源性诉求。有论者指出, “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活动”, 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6] 。但是, 即便在那些单纯以传授知识为主业的传统教学型高校之中, 科学研究活动也从来都不只是教师们的个人爱好, 而是大学维护自身“逻辑起点”的基础。这是因为, 相比“知识”在其他教育形态中所具有的普遍性与绝对性, “大学”只有在科研活动中对“真理”进行持续的探求, 才能确保其在课程与教学中所传授的“知识”具有足以维持自身逻辑起点的前沿性与高深性。也正因此, 人们主张大学知识独特的“高深”性不仅孕育了现代大学发展科学的新职能, 更凝结着大学不断追求真理的“本源性精神”[7] 。

其次, 大学的开放性存在状态与“追寻真理”的本源精神相结合, 共同造就了大学“开放与包容”的精神诉求。一方面, 大学本就是一个来自不同地区、民族、文化乃至国度, 担负了多种目标、兴趣和使命的“大学人”共同学习与生活的情境[8] 。存在状态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自在地就孕育了大学的“包容精神”。另一方面, 当代大学发展科学的新职能, 又造就了跨学科、跨院校乃至跨国度的研究团体与合作项目。而与此相伴的, 则是在“追寻真理”的本源性精神之推动下, 大学的包容精神正在走向国际化与多元化。换言之, 大学追寻真理的本源精神与开放包容的存在状态, 共同造就了“包容与开放”在大学精神中总是居于某种核心性的地位。

再次, 大学对真理与知识的不断探求, 还造就了大学对“独立”与“自由”的不断渴求。康德指出, 大学学术共同体中包含一个教学独立于政府支配之外的学部是绝对必要的……, 没有这种学部, “真理”便不会呈现[9] 。应当说, 大学对真理的追求与向往推动着它必须将自身学术活动的独立与自由, 视作一种为大学所独有的精神诉求并不断加以提倡。当然, 在当前知识和真理的“公共产品”属性日益显现的背景下, 那些与社会的联系愈发紧密的大学们, 其对“独立与自由”的精神追求也在从以往主要针对政府的“自治”要求, 转变为主要针对政党、企业与宗教的“中立”立场, 深化为面对社会现实与普遍趋势的“超越”品格。

此外, 对民族、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使命感”, 其实不只是“大学精神”的核心诉求之一, 它还是大学精神不断拓展与存续的重要动力。虽然面对诸如专业调整、课程改革、教学评估、学术道德、大学生就业、举债办学等高等教育现实问题, 人们必然对“大学精神”的存亡感到担忧与困惑。但是,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大学应是社会的良心和智慧之所在, 应当服务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 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民族的进步、社会的进步” (纪宝成, 2004) 。大学对社会及其发展的“使命感”, 不仅与“求真”、“包容”、“自由”等共同构成了“大学精神”的核心诉求, 它更在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 推动着“大学精神”的持续传承与不断萌发。

总之, 诸如追寻真理、合作包容、独立自由以及社会使命感等“大学精神”的核心诉求, 不仅是“大学精神”不断存续与传承的基础, 而且更是在当代大学逐步“走出象牙塔”的趋势下, “大学精神” 得以不断获得新的载体与功能的核心内驱力。

四、大学精神的当代传承

既然“大学精神”是大学发展的普遍性精神动力, 那么在当代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下, 我们的“大学精神”便不仅担负着继续为大学赢得社会尊重的历史传统, 而且更担负着将以往为“象牙塔”所独据的“大学精神”传播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当代使命。同时, 随着“大学精神”使命的进一步拓展, 人们对“大学精神”的追寻方式, 也将发生从“培育”到“传承”的范式性变革。

首先, 当代高等教育与社会联系的日趋紧密, 决定了“大学精神”必须走出“象牙塔”, 再次为大学赢得社会的尊重与信赖。有研究者提出, “官本位”与“长官意志”强化, 大学趋同之风盛行, 学术泡沫、学历泡沫、学位泡沫膨胀, 将阻碍大学的健康发展, 并导致大学精神的失落[10] 。这绝非危言耸听。随着当代大学服务社会职能的深化, 大学如何处理其与社会日益紧密的联系, 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普遍问题。显然, 面对社会对大学的密切关注, 面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与理念的不成熟, 中国的大学人更有必要对大学精神的失落、培育与重建给予深切的关注。相应的, 曾经帮助大学赢得国人认同的“大学精神”, 除在校园中激励“大学人”从“象牙塔”中走出来, 应再次帮助大学赢得社会的尊重。

其次, “大学精神”帮助大学赢得社会的尊重, 不只是自身职责的简单回归, 它更反映着“大学精神”推动社会精神与文化进步的当代使命。张岱年先生将北大精神概括为“以爱国主义为主导的学术自由的传统”[11] , 这一概括是恰如其分的。的确, “大学精神”在产生之初便与大学的社会使命紧密相连。问题在于, 以校训、校长、校友、校史乃至校园为新载体的“大学精神”, 尽管正不断激励着“大学人”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奋发图强, 但大学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不仅局限于发展科学与培养人才, 它更担负着推动社会精神与文化进步的责任。于是, 对于当今的大学而言, 将通常为大学所特有的某些精神诉求不断融入社会进步的进程之中, 既是人们追寻“大学精神”的根本鹄的, 更是构成了人们传承“大学精神”的当代使命。

不仅如此, 而且,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还改变着当代“大学精神”的追寻方式。事实上, “大学精神”就体现在大学人 (特别是大学生) 日常的行为、观念和处世方式中。只不过在精英式的高等教育中, 由于“大学人”只是少数行业和领域才能罕见的“精英”, 对“大学精神”的追寻只能停留于校训、校风、校史和校园层面的“大学精神的培育”[12] 。但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的趋势下, 既然我们有必要将“象牙塔”中的精神诉求熔铸于社会中, 就必须将这些精神传承到日益扩大的“大学人群”中, 使他们成为大学精神传播的代言人。简而言之, 日益扩大的“大学人群”, 不仅强化了“大学精神”赢得社会尊重的历史传统, 推动社会精神与文化进步的当代使命, 它更改变着人们追寻大学精神的方式。

当然, 当代“大学精神”从“培育”到“传承”的范式转换, 并非是要放弃对校训、校园、校史等大学精神遗产的关注。相反, 提倡大学精神的传承, 是希望“大学精神”能够广泛和深入地融入大学生日常所修习的各类课程中, 使“大学精神”的育人价值得到更为全面的挖掘。如果说“大学精神”的培育主要关注“精神”要素的感召力与发散性, 对大学精神的“传承”, 则更加关注“大学”成分的教益性与生成性。

既然“大学精神”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与大学振兴中华的民族职责密切相关, 既然每一所大学的“大学精神”都体现着其对社会使命的精神化诠释, 那么, 无论是著名大学还是作为中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职院校抑或其他层次的高等教育, 都理应充分利用这一巨大的精神财富, 通过对“大学精神”的继承与创生, 将自身融入到中国建设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中来。

参考文献

[1]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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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薛天祥, 尹丽.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活动[J].上海高教研究, 1997, (3) :10-15.

[7]袁祖望.论大学精神[J].暨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5)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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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冷余生.大学精神的困惑[J].高等教育研究, 2004, (1) :1-5.

[11]张岱年.我与北大[N].北京:光明日报, 1998-02-28.

论湖湘精神与塑造本土企业文化论文 篇2

企业文化理论的本质特征在于倡导以文化人和以人为本的新型管理理念，注意挖掘人的潜在创造性，激发人的主动性，将人置于管理要素的核心地位，通过文化环境和文化体系的内化功能，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企业文化理论主张运用文化的规律和特征于组织管理，达到自主管理的目的，实现人的全面进步与企业和谐发展。

那么，对我们的本土企业来说，有没有既能因地制宜，又容易被人认同的企业文化“捷径”呢？有，那就是我们的湖湘精神。

（一）湖湘精神的特质

湖湘精神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精髓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心忧天下”。这是湖湘精神的核心内容。近代以来，湖南人民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坚强决心，坚定“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强烈信念，积极投身救亡图存的爱国洪流之中。

二是“百折不挠”。这是湖湘精神的高贵品格。湖南人民历来就是追求理想而坚韧执著，战胜困难而义无反顾。

三是“敢为人先”。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致力引进西方技术开办洋务，宋教仁、黄兴进行民主革命推翻帝制，直至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等思想体系的形成等等，无不彰显湖湘人民思变求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

四是“兼容并蓄”。这是湖湘精神的活力源泉。湖南三面环山，北为洞庭，古为“四塞之地”，但就在这块土地上，湖南本土文化充分汲取外来文化的养分丰富发展自身，最终形成了顽强坚毅和灵性飘逸相结合的湖湘精神。

（二）湖湘精神与企业文化结合

湖湘精神为什么适合本土企业，能否在企业文化中得到很好的运用，是由一个个细节决定的。

一、把企业文化“本地化”。一个好的企业文化，是能深入员工内心的，能让他们自觉地运用地，这一切都来源于员工本身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有的企业，员工的责任心不强，工作积极性不高，其问题的根源往往只有两个：一是企业本身没有一个良好的管理制度，自己的企业文化没有形成系统；二是企业文化没有得到员工的认同，使他们失缺了自觉性。湖湘精神之所以适用本土的企业文化构建，是因为，员工们生于斯长于斯，其本身的.环境就深受湖湘精神的影响，当企业从湖湘精神中提炼出自己的文化理念时，员工很容易接受，这也符合他们的价值取向、生活习惯、工作作风等等。

二、把理念制度化。不少企业的文化建设只停留在理念宣传的阶段，不能深入进行塑造。这一方面在于领导者缺乏系统建设企业文化的决心和勇气，另外一方面是对企业文化塑造有误解，认为企业文化是以理念塑造为主，如果把它变成制度，就会削弱企业文化的凝聚作用。殊不知，优秀的文化恰恰要落到纸面上，让大家有法可依，有章可寻。

三、把理念故事化，把故事理念化。许多企业在构建自己的文化体系时有一个通病，以为提炼了几句标语口号，就能算是企业文化了，其实不然。企业的文化理念，尤其是一个卓越的企业文化理念，是由无数个由人的故事串连起来的。一个优秀的企业，其文化不仅是由“过去的”的故事构成，还有许多是“现在的”故事。

湖湘精神也是从这些“故事”中渐渐发展、归纳、提炼而来的。如果你决定把湖湘精神运用到自己的企业文化中来，万万不可抛去这些故事。对于湖南人来说，听自己的先辈的故事，听自己本土的故事，远比你讲解一个美国企业的某某董事长的所作所为来得更为贴切，员工们也更愿意接受。

四、注重去糟求精。吸纳湖湘精神提炼自己的企业文化，要注重去糟求精。比如湖湘精神，其主要来源于农耕文化，湖湘之地也本是农耕文化的一个代表。但是，在农耕文化中，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企业在吸纳其精神的时候，要注意仔细的甄别。

后奥运时代本土运动品牌的精神回归 篇3

中国特色的体育市场

当然，这和独具特色的中国体育用品市场不无关系。在中国体育用品市场上，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专业不专业，休闲不休闲”，这种游离于专业和休闲之间的市场特性，让一些欲占领国内市场的国际专业运动品牌也不得不屈就。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根据这个特点改变自身的路线。国际顶级专业泳衣品牌SPEEIDO，曾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为130多个国家的游泳运动员提供了新开发的鲨鱼装，却也因专注于专业而在中国遇到瓶颈，在提供专业高科技泳装之外，也转而开始向耐克、阿迪达斯学习扩大休闲运动市场。同样，意大利高端体育品牌KAPPA也从专业体育路线转而走运动时尚路线，扭转不利局面。

著名服装品牌顾问杨大筠在这一点上也认为国际国内的体育市场差别比较大，“日本、欧美等国家的体育市场和我们完全不同。比如，日本的阿迪达斯或耐克的专卖店里，卖的基本上都是专业装备，专业的篮球服、足球服、网球服、瑜伽服装以及其它专业运动服装。很少能够看到像在国内出现的休闲装不像休闲装，运动装不像运动装的日常休闲装。”

中国消费市场依然是休闲非专业装备消费比较大。耐克、阿迪达斯在国内的专卖店也是以运动鞋和运动时装为主体，包括李宁专卖店，70％的销售额都会是来自于非专业化装备的营业额。其他鸿星尔克，德尔惠、安踏等国内品牌更是纯粹的运动休闲的主体风格示人，缺乏专业化产品的支撑。

一个国家由其政治机制推动的体育机制是以什么方式进行，对整个消费市场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体育运动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是由政府带动体育的专业发展。中国专业运动员的选拔和培养机制将运动的专业性限定于一个非常小的范围，而国外大多是在全民运动的基础上进行选拔和培养，一个奥运冠军参加完比赛之后仍然是个大学生或是教授等各个岗位上的普通人。国内，大多数身穿耐克、阿迪达斯休闲运动装的人并不真正要去做技能性运动(相对健康型运动而言)，运动成了专业运动员的事情；在欧美，其国内很大一批人热衷于专业运动、登山、慢跑、篮球、包括极限运动等等，而他们本身也构成了庞大的专业运动消费群体。

休闲运动装仍为主导

“中国因为申奥的成功，国内体育运动产品的销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包括晋江企业的快速崛起，体育服装在商场和各类服装销售比例中的所占的比例非常高，达到30％多。可能在奥运会之后，中国的体育产业会有一个平淡期，但快速增长的热度已经过去了。”这是杨大筠对后奥运时期的市场预期。

“但国内这种运动休闲风潮可能还要保持5年左右的时间，”杨大筠认为短期内，这仍是主流市场。“这两年女性参与运动的比例在提升，所以我们也看到耐克、阿迪的产品中，女装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女性专业装备的销售量呈直线上升。我相信未来专业装备的销售在未来5年内会有所增长，虽然不足以改变非专业装备在销售中所占据的比例，但是中国企业要向耐克、阿迪去学习，把眼光放得更长远。”

如果没有内在的体育精神和专业产品以及科技的支撑，国内品牌想要分得更多市场份额和真正成长为体育品牌还将有很长的距离，并且无法赢得消费者对一个体育品牌的真正崇仰。

专业化是必然趋势

国内运动品牌必须看到未来运动市场会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从未来发展趋势看，运动服装市场将进一步细分，这包括品牌集中度相对较低的新开发市场，如滑雪服、登山服等以及健身服装类销量在不断提高。

没有明确定位的产品今后是无法取得成功，尽管专业体育与时尚休闲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体育市场的专业化细分是和国际品牌在相交度较低的领域竞争的必经之路。

近年进入中国市场的法国的专业体育超市迪卡侬已经成为京城爱好运动人士的常去之地，超市内商品按照体育门类的分类，划分清晰，球类运动区域，可以找到羽毛球或是网球的装备及运动服装，样式和专业性都不差；还有滑雪、游泳、潜水所需要的各类工具和服饰。芬兰最著名个人高端综合运动品牌RUKKA，已在2006年登陆中国，看到了国内中产阶级崛起，和人们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他们对新富人群钟爱的高端个人运动项目比如高尔夫、滑雪、赛车等，投入了极大的开发热情。

体育源于专业精神

体育产品有很高专业要求和技术含量，需要大量的科技投入和研发，不仅仅是服装样式的改变这么简单。这一点有别于其他的大众消费品。而品牌的专业性一旦树立，会在相应领域拥有极高的声誉和市场。在体育用品市场，没有专业化产品将难以长期立足。

在产品开发层面，国内很多的体育用品厂商并不关注科技的研发和投入，在目前国内专业运动品牌尚未出现领导品牌时，不妨早作准备。随着体育产业的深入发展，当专业运动人群培育起来后，会立刻被进入中国的国际专业运动品牌吸纳走。耐克、阿迪达斯在为中国市场设计了大量的休闲运动服装，依然保持其在专业体育装备和服装的竞争力，像Kappa、锐步、美津浓这样的国际品牌如今以休闲面貌渣，据市场，也是有着背后实力强大的专业后盾支撑。

最重要的是耐克、阿迪达斯这样的品牌真正的体育信仰在与对体育产业发展而做出的努力和不断的追求。他们专注科技研发，在推动体育产业上投入巨大。相比之下，国内的企业在发展体育装备上，重在做生意和赚钱，满足普通消费者需要，即使赞助专业比赛，也只是为了做宣传，证明 自己可能专业，但销售的都是不专业的装备，推动体育产业，提高运动员体育成绩方面毫无建树。而我们看到国际品牌的信仰树立是在不断的创新和为体育产业贡献科技力量的历史中铸造的。在一段国际品牌与奥运会历史渊源中有这样的一组资料。

1928年开始，阿迪达斯就为奥运会选手制作第一件产品帮助运动员提高比赛成绩；阿迪达斯的可移动鞋钉的田径鞋首次出现在奧运会上，就让扎托沛克穿着它一周内夺得三项田径桂冠：1964年发明最轻的田径鞋，冲破体育领域的极限；2000年悉尼——阿迪达斯在“能量维护”的概念基础上，针对游泳、田径、自行车、击剑、举重和摔跤六个项目开发了一系列革命性产品；其中，澳大利亚17岁的天才少年伊恩，索普(lanThorpe)穿着阿迪达斯的连体泳衣赢得三枚金牌，创造了四项世界纪录；2004年作为雅典奥运会的官方供应商，总计有超过4000名的运动员穿着阿迪达斯装备参加比赛。正是这样，铸就了这个品牌的体育精神，获得簇拥者的崇仰。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国内第一运动品牌李宁也没有支撑运动员专业技能提升的产品和装备，他的服装更多出现在赛场的领奖台、裁判台。晋江的一些企业，更没有一家有能力给专业运动员提供专业装备。远离了专业技能的较量，一样让我们离专业运动市场的距离更加遥远。

时下国内体育品牌的重点多是偏重于宣传的需要而不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需要。赚钱和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原动力。李宁品牌的成功与李宁是获得过金牌的运动员这样的运动情结离不开，这也让他与那些出发点为了赚钱的品牌拉开了距离。

本土服装品牌的“本土性”探讨 篇4

关键词：品牌,本土,设计,营销

更是拓展莱阳梨品牌、提升城市形象的必要手段。只有做好梨农、经销商的教育工作, 使其自觉、诚信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才能简化后续的市场监督、检查, 才能使正宗莱阳梨及其产品在市场上健康稳步发展。升级“莱阳梨”商标, 一方面需要将包装高档化。包装是商标的载体, 往往将包装精美化后, 消费者对产品

3.采取各种有效的宣传方式, 树立莱阳梨品牌形象

莱阳梨驰名中外, 但是, 这种“驰名”只存在于消费者的潜意识中, 未能形成购买的行为, 这就需要进行有效地宣传推介。一是设计“莱阳梨”吉祥物——梨娃娃, 制作梨娃娃动画片, 制作与动画片相关的玩具等, 辅助莱阳梨品牌的宣传;二是举行莱阳梨相关旅游活动。贴近莱阳梨旅游主题、体现梨乡特色, 建设莱阳梨旅游景区, 策划形式多样、富含文化底蕴的旅游主题活动, 邀请国家级媒体参与, 在全国范围内造成轰动效应;三是发展莱阳梨节会经济。在莱阳梨采摘季节, 举办定期的国际莱阳梨文化节, 展示莱阳梨品牌独特形象。同时, 发挥媒体广告的宣传造势功能, 营造拓展莱阳梨品牌的氛围。

4.创新莱阳梨相关产品, 拓展莱阳梨品牌服务

把莱阳梨品牌植入其延伸发展的新产品, 延长其产业链。一是提高产品质量, 保证食品安全。研究健康的肥料, 给梨树施以牛奶、豆饼, 探索种植、修剪、用药等技术管理方法, 建立标准化生产基地等。目前, 莱阳梨已经申请成为了无公害食品, 还应向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方向发展, 提升档次, 使名牌水果名副其实;二是挖掘莱阳梨的深层价值, 拉长产业链。莱阳市目前已研制生产出了富有药用价值的莱阳梨膏、止咳糖浆, 以及以梨汁为核心的混合果汁、果汁奶等产品。然而, 这些产品并没有在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 因此, 这些已经研发生产的深加工产品需要继续发展。与此同时, 相关企业与科研机构应研发其他种类的产品。

5.政府出台优惠扶持政策, 推动莱阳梨品牌的做大做强

莱阳梨作为一个知名品牌, 应该采取行政的、法律的手段, 推动其做大做强, 进而通过“莱阳梨”打造“莱阳力”, 实现莱阳经济腾飞崛起。一是要建立莱阳梨品牌发展协调机构。确定莱阳梨品牌的发展目标, 制定统一标准, 统一组织实施, 统一协调, 统一管理;二是要建立统一的莱阳梨合作社。合作社与梨农实行统分结合的经营机制, 采用统一确定品牌、统一宣传策划、统一质量标准、统一销售窗口、统一指导服务的模式来经营拓展莱阳梨产业;三是要建立法律保证体系。要制定莱阳梨证明商标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统一使用办法, 通过产、加、销、游各个环节统一使用莱阳梨商标。同时, 加大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莱阳梨及其产品及不按规定使用莱阳梨商标的行为;四是要制定莱阳梨品牌拓展政策。从生产、加工到销售、旅游等各个环节都要有具体的品牌扶持政策, 切实推动莱阳梨产业、莱阳梨品牌的发展。

王慧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有经济专家表示:“美国和西方的经济衰退正在推动消费者远离奢侈、高性能、优质品牌转向标准品牌、经济品牌和廉价货物。而中国零售业的发展趋势却是相反的。从廉价商品开始, 中国零售市场如今已进入品牌时代。”30年的改革开放, 吸引了全世界的品牌涌向中国市场, 至今世界知名品牌已有80%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很多的品牌, 受国际先进理念的熏陶, 或长期给国际品牌加工生产产品, 品牌不断得到锤炼, 不断发展, 很快成为我们国内市场的品牌佼佼者。在百货零售市场中服装类占50%以上的销售额, 其中70%是国内品牌创造的。

因此, 中国商业零售业应该支持本土服装品牌的发展, 更应该创造有利环境, 促进它们早日成为中国一线品牌, 世界知名品牌, 拥有与国际一线品牌一较高下的竞争力。本土品牌自身也应贴近时代, 贴近消费者, 冷静分析品牌发展趋向, 关注品牌的核心价值, 调整品牌的营销战略, 强化品牌发展的原动力。

一、现代本土服装品牌的产业背景

中国民族服装品牌在走完了无差异化时代产品导向的品牌婴儿期后, 许多服装企业发展规划及品牌运营, 都出现了瓶颈。加之金融风暴来袭, 整体产业格局面临调整, 很多企业的命运急转直下、跌入深渊, 而很多企业又雄心勃勃, 希望在行业洗牌期寻找到发展的机会。当然从总的经济格局角度来看, 我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经济持续回暖迹象也令人鼓舞。7月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增速7.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711亿元, 同比增长15.0%。中国服装产业作为中国支柱产业的一部分, 对未来的中国市场仍是充满信心。再次特殊的历史时期, 中国本土服装品牌的发展趋向, 已经是发展中的中国服装企业回避不开的重大战略管理问题。

所谓学无止境, 艺无止境, 业无止境, 国外许多品牌和企业都早已是百年品牌或百年企业, 从这个角度讲, 中国服本土服装企业尚未成年。而经营服装企业的许多老板及其团队并未完全深通现代品牌运作和过10亿元资产的现代大企业运营, 真正的经营管理专家还得经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培育。因此, 中国服装企业包括成功企业确实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相对外来品牌全面渗透式的进入态势, 本土品牌其实也有相对优势。比如本乡本土的地缘优势, 人际关系纽带的交际优势, 定制化操作过程的时效性, 售后服务的快捷等等, 这些都是外来品牌不易做到的。针对近两年一再强调的本土品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研究本土品牌发展问题, 笔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不宜一味强调国际化, 要通过加强品牌人文内涵、保持和发展民族特色、深入挖掘本国文化资源的优势等措施, 强化本国品牌的“本土性”。

二、“本土化”经营战略

“本土化”又称经营属地化或经营本地化, 涵盖了产品、研发、生产本土化等众多内容, 是企业根据本国的法律法规、政治制度、文化氛围等人文因素和经营环境, 对自身的经营战略、经营模式等进行优化调整。世界市场消费者偏好多样, 人文、法律环境迥异, 只有积极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 才可能获得跨国经营的持续成功。

本土化经营战略, 又可以细分为诸多层面。其中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是品牌核心价值本土化, 设计本土化, 营销策略本土化这三点。

1. 品牌核心价值本土化

品牌显示着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经济、科学、艺术的发展水平, 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现象。当今社会, 消费者喜好趋于个性多元化, 没有一个品牌能成为通吃, 缺乏个性, 趋于雷同的品牌核心价值, 会使品牌很快淹没于茫茫的品牌海洋中, 只有个性鲜明, 具有高度差异化的品牌核心价值, 才能脱颖而出。按照品牌定位理论, 模仿型的品牌定位不会有长远发展, 因此必须重视品牌内在核心价值的差异化, 强调个性, 这是品牌能否存活并发展的关键。消费者对品牌的记忆, 是对品牌性格的记忆, 对产品的选择不是因为绝对的价格因素, 而是取决于人的需求偏好。因此, 一个品牌如果没有性格, 将被消费者遗忘。

持之以恒地维护品牌核心价值, 已成为许多国际一流品牌创建百年金字招牌的秘诀。品牌的核心价值一旦确定, 企业就应该以滴水穿石的定力坚持下去。企业的一切营销传播活动都应该围绕品牌核心价值去演绎。

就像人们最讨厌表里不一的人一样, 消费者也最讨厌表里不一的品牌。企业对品牌核心价值的贯彻不应仅仅停留在广告宣传等传播的层面, 还应体现在产品研发、包装设计、价格、个性化服务、分销等一系列运作中, 这样才能在所有向消费者传达品牌信息的机会中都体现出品牌核心价值, 从而使消费者在大脑中建立清晰的品牌形象。

2. 设计本土化

品牌核心价值的本土化决定了设计本土化的必要。重视差异化要求本土设计师在把握国际服装发展的脉搏的基础上, 根植于本民族的优秀服装文化之中, 具有活跃的设计思维和超前的创新意识。

在对名模设计师马艳丽的一次采访中她提到过:“其实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设计师都是抓住了一个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点, 再把他发扬光大, 而这个点, 与其说是设计师自己的灵感来源, 不如说是设计师所成长的文化, 然后从自己的文化上找到一种与本国人民和世界沟通的方式, 我以为这是本土品牌的唯一出路。任何的浮躁, 浮华必将经过时间的洗涤而还原真实, 因为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

如本土品牌NE-TIGER——东北虎, 就是设计本土化的优秀实例。NE-TIGER是近年来中国时尚舞台上一颗耀眼明星, 伴随改革开放30年中国时装业的成长, 引领中国高级时装的发展。自从创造并光大“华夏礼服”之后, NE-TIGER便以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华服作为品牌中药的研发方向, 强调华服以“礼”为魂, 以“锦”为材, 以“绣”为工, 以“国色”为体的特征, 深入追寻本土品牌的“本土化”精神。一直致力于传承中华文明的NE-TIGER, 始终在中华文明和现代服饰之间探索契合点与平衡点, 力求古今贯通与中西融汇。正如NE-TIGER品牌创始人总设计师张志峰所诠释的“一脉贯通, 一世融汇”理念:“中华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中惟一没有隔断的文明, 但中华服饰文明却因种种历史原因而产生了诸多‘断点’, 甚至出现数次‘断代’, NE?TIGER开创的华夏礼服不是中国历史上哪朝哪代服饰的翻版, 而是要将五千年文明的断点与断代承接为一脉, 再将其历朝历代之服饰精华一脉贯通。同时, 汇集全球服饰之精工技法, 博采世界民族之林的多元文明, 达到一世融汇之境界。”

3. 营销策略本土化

营销是实现品牌拓展的重要一环。针对本土市场及消费群体特点, 注意营销方式、销售区域、销售地点、店面格局、消费群体的心理状况, 是品牌实现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其中营销渠道是品牌营销的生命线。消费者接触到产品, 渠道是必不可少的。对渠道的研究要从消费购买的角度入手, 这样, 对于一个品牌来说, 它的渠道就是一个和品牌定位相吻合的一个战略。中国市场与消费者的特点就是梯度化严重, 所以造成了渠道对一个品牌来说有多样选择, 消费者可能在不同地区选择不同渠道购买, 这时品牌对渠道的选择和渠道多样化立体化的布局其实取决你对品牌战略的一个决定。熟悉当地市场的销售代理, 利用已经成熟的营销网络, 对于我国资金少、规模小、缺乏经营经验的中小企业而言, 不失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捷径。

例如“ID设计师品牌集成店”的傲人成绩, 得益于其独一无二的针对本土特点的创业模式, 强调设计师品牌的引导性、多样性、灵活性和限量款多等特性。特别之处还在于, ID的每个门店都可以根据区域市场偏好, 自由地选择和组合几个合适的设计师品牌。ID就像一个丰富的种子库, 根据每个地区的土壤、气候特点播种合适的种子。因地制宜, 精心培育, 自然能够大获丰收。

再如爱慕内衣, 在营销渠道上, 选择创办了旗舰店、概念店、风格店、生活馆等多种模式, 深入不同阶层目标人群, 用企业文化的建设推动内衣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对内衣文化的关注。最终连续五年被中华商业联合会和中国商业信息中心评为“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本土品牌。

三、中国本土品牌的发展前景

本土服装品牌的历史不长, 是没有在世界叫响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国民族文化深厚, 经济增长迅速, 这些都是本土品牌成长发展的沃土, 民族本土品牌经过努力不仅可以成为自己国家的一线品牌, 而且总有一天会走向世界。

本土精神 篇5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国际商务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倡导“思考全球化, 行动本土化”。企业的经营能否成功不再简单地取决于对国内业务的高效管理, 跨国经营已成为各国企业常用的经营方式。这意味着跨国公司不仅采用国际的视角, 同时也重视各国国内市场。为了解决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文化差异问题, 避免水土不服, 跨国公司只有具体针对不同的东道国情况, 实施本土化战略, 特别是通过人才本土化战略获取资源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才能在每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跨国公司经营本土化涉及生产、营销、财务和人才等本土化

经营本土化是指一些企业在国际化投资和经营中, 为了满足国外市场需求, 迎合当地文化习俗, 提供适应特定区域的产品和服务, 而实行的一系列经营管理决策。经营本土化的内涵十分丰富, 从企业管理的职能角度来看, 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本土化:

(一) 生产本土化

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 不只是将完成品输出至海外市场, 也可以在当地从事生产活动, 其中包括提高当地的自制率及增加当地产品的附加价值, 以提高当地生产的效率。基于这一理念, 跨国公司还可以在研发、采购和制造等环节进一步实施生产本土化。

(二) 营销本土化

跨国公司想要占领每一个海外市场, 需要提供并销售最适合当地顾客需求的产品, 并使其符合当地的文化、社会、经济状况。按照传统的市场营销4P理论, 跨国公司还可以在品牌、定价、促销和分销等环节进一步实施营销本土化。

(三) 财务本土化

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 由于需要与海外机构所在国的政府、企业和个人打交道, 因此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机会, 入乡随俗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一般情况下, 跨国公司可以在融资、投资、分配和会计等环节进一步实施财务本土化。

(四) 人才本土化

跨国公司需要在全球范围实现对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 使其人力资源战略以最有效的方式促进企业的发展。当前, 跨国公司过去奉行的海外派遣政策开始落伍, 人才本土化成为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具体来说, 跨国公司可以在招聘、培训、考核和薪酬等环节进一步实施人才本土化。

三、人才是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竞争优势的来源

(一) 人才是企业的核心资源

人才善于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推动企业不断创新和发展。在知识经济社会, 知识成为企业的战略资产, 科技和管理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企业的知识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中, 因此土地、资本和设备等传统资源要素相对于人才资源而言, 已经成为企业次要的增长力量, 仅有物资资源上的优势已经无法保障企业在竞争中“稳操胜券”。

企业的成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自身的人才资源优势, 依赖于高素质员工的潜在智能之充分发挥。企业的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将直接决定产品价值的大小和企业利润的高低。因此, 当前的企业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人才的竞争, 很多企业的成功离不开吸引优秀人才, 他们为企业取胜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见, 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不仅需要技术、设备、资金、信息等资源, 更需要那些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的人才, 因此人才是形成企业核心能力的基础。优质足量的人才资源将是新时期企业实力的象征和企业竞争制胜的筹码。

(二) 人才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首要因素

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 是以人为中心的生产要素的集合体。任何社会活动, 任何经济行为都是人的活动或行为, 离开了人就毫无意义。从资本运动的公式看供产销过程, 如图1所示:

图1的公式中供、产、销活动都是人的活动, 企业管理目的在于整个过程的协调运转。

企业在经营活动中, 各种生产要素中人是最具决定性的要素。企业中所有的人, 包括一般工人、技术人员、普通管理人员、主要决策者等等, 他们都是管理的对象。因此企业管理的第一个层次就是对人的管理。其次才是受管理的人对物、对过程的管理, 如图2所示:

图2表明企业管理主要不是在管理物, 而主要是在管理人, 只有每个环节上的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能充分地调动起来, 经营活动才能协调地运转。

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 人才因素更加不能忽略。因为一般来说, 跨国公司资本量较大, 市场分布广, 面对的生产经营环境复杂, 所有重大决策和举措, 既要考虑到企业本身的情况, 包括母公司所在国的国内市场情况, 又要注意到企业经营活动涉及到的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及人文因素;既要注意到经济活动的方针政策、法律、规定, 还要注意国际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化。同时还应考虑到诸多不可预见的影响因素等。这些都对人才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跨国公司应把人才的开发与利用, 作为战略管理中首要的、基本的内容。

四、跨国公司人才本土化是经营本土化的基础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人才本土化程度, 影响其经营本土化的进展。跨国公司通过实行人才本土化, 能很好地适应文化差异, 促进管理变革的实施, 充分利用当地已有的营销渠道和网络, 从而促进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顺利进行, 在当地市场上站稳脚跟。

(一) 人才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获取当地资源

通过利用当地人才掌握的各种资源, 跨国公司可以取长补短,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 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是不断获取资源的过程, 这些积累的资源不但降低了企业海外经营的风险, 而且为自己提供了诸多的机会, 构筑了进一步发展的平台。

跨国公司人才本土化的实质是获取各种重要资源, 包括知识、技术和关系资源等。首先, 知识资源包括文化、市场和管理等方面知识, 如果跨国公司能够有效地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知识管理, 拥有世界性的庞大知识库, 他们就能够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竞争优势。其次,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 使各国之间对外开放的程度提高, 一些高新技术领域及知识服务型领域相继开放, 使跨国公司有机会获取当地人才, 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 从根本上增强了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 这对企业的长期发展非常重要。第三, 东道国人才了解本国国情、熟悉风土人情、与当地人容易接触, 再加上他们已经具有现成的关系资源, 跨国公司通过人才本土化, 可以建立和改善与当地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便于企业业务的顺利扩展。

(二) 人才本土化推动跨国公司经营本土化深入发展

跨国公司实施经营本土化, 无疑需要熟悉当地事务的管理人员的积极参与, 反过来, 管理人才本土化也成为跨国公司人才本土化的关键, 可以对其经营本土化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 跨国公司实施管理人才本土化, 这些当地人才可以发挥外派人员难以替代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才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树立本地企业的形象

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 虽然能够给东道国带来好处, 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一是跨国公司在当地开展经营, 难免会与东道国企业进行竞争, 影响到东道国的利益。二是跨国公司可能向东道国转让技术, 但如果附加一些限制性条款就会被认为不够公平。三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跨国公司在国外建立子公司的最终目的, 他们所投资的产业和投资的方向可能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并不完全一致, 甚至还会出现相左的现象。

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现了人才本土化后, 管理人员中会增加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员, 他们将遏制那些跨国公司有可能损害本国利益的行为。同时跨国公司的这种摈弃民族偏见、任人唯贤、大胆起用本土优秀人才的做法也将取信于东道国, 使东道国政府比较容易认可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 民众更易接受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有助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树立“本地企业”的形象。

2、人才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适应东道国的相关政策

首先, 许多国家为了保护当地劳工, 增加就业机会, 在法律上规定了跨国公司必须雇佣相当数量的当地人员。一些国家还要求外国公司或合资企业必须聘请当地人进入董事会。这种东道国对人员本土化的要求及相关立法会迫使跨国公司采取人才本土化的政策。其次, 一些国家的政府提倡人才的本土化, 希望通过本国人员对跨国公司经营管理的参与, 迅速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提高国民素质, 所以往往要求外国子公司雇佣当地人做管理人员。所以跨国公司到东道国经营, 必须遵守东道国的规定, 采取人才本土化, 否则就将面临与东道国的政策和立法相冲突, 容易造成紧张关系。

3、人才本土化有利于保持子公司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一般来说, 如果跨国公司在管理人才本土化问题上态度消极, 外派人员牢牢控制其在东道国的子公司, 往往很难使当地员工产生归属感, 容易导致他们士气低落, 不利于企业的稳定, 严重的话可能导致人才流失。相反, 跨国公司管理人才本土化避免了海外子公司管理人员的频繁变动, 使东道国员工得到升职的机会。他们在促进企业的发展的同时, 自身价值也得到肯定, 有助于保持子公司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综上所述, 跨国公司经营本土化的关键是人才本土化。跨国公司实施人才本土化, 可以减少进入当地市场的障碍, 进一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还能充分利用本地研究开发能力、投融资手段和机构, 开发出合适的商品和服务, 占领本地市场。更为重要的是, 当地的人才对本区域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和市场信息的充分性, 这是外派人员难以达到的。因此, 人才本土化是经营本土化的基础, 跨国公司离开了人才本土化, 本土化战略就成了无源之水, 严重的话, 其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生存和发展都将成为问题。

五、结语

多厄认为, 任何有关国际性的问题都是由人而生, 所以最后就必须由人来解决。因此, 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 拥有适当的人, 是一家公司向国际化迈进的关键所在。跨国公司要谋求其经营活动在东道国的长期稳定发展, 需要努 (下转第110页) (上接第124页) 力与当地社会和睦相处, 使自身成为当地社会的一分子。通过人才本土化来推动和实现经营本土化, 无疑是实现这一战略的必经之路。

摘要：人才是企业的核心资源, 也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首要因素。跨国公司经营本土化涉及生产、营销、财务和人才等本土化, 由于人才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获取当地资源, 推动跨国公司经营本土化深入发展, 因此人才本土化是跨国公司经营本土化的基础。

关键词：跨国公司,人才本土化,经营,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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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精神 篇6

一、本土化问题的两个论证

苏力的这本书在90年代红极一时, 到现在也还很有影响, 可以说在法学院的地方就有苏力和《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本书主要抨击了当时主流的“现代化方案”, 开创了另外一种法治序建立的路径即法的本土化路径。书中主要所涉及的是移植还是本土, 法治能否被构建的问题。以下是其具体的逻辑结构:

在该书的第一篇文章“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中, 作者便指出:除了国家法外还广泛存在着民间法。“我们必须论证利用本土资源可以超越传统, 而不是恢复中国的法律传统, 可以建立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法治” (1) 。苏力在这里所述的本土化我们可以理解为包括习惯在内的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正式法律制度的一个过程。

对于本土化的“合法性”问题, 苏力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了论证。第一条路径:从成本的角度, 作者认为变法成本很大, 法治建设借助本土资源也可以获得合法性, 而且通过法的自生性, 成本很低。

第二种路径:从地方性知识和有限理性的角度。作者认为外国的法治经验是有限的, 不可过高希望, 基于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 他强调法治在每一个国家具有特殊性, 只有基于本土的资源才能构建起适合本国的法治秩序。

二、本土化的建构:法律规避、法的多元化和法的现代化

本土化合法性的论证之后, 苏力开始建构法的本土化———即如何实现本土化。他的论证主要集中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和“再论法律规避”这两篇文章里。

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 苏力从私了案件中提炼出了非正式制度的存在, 他指出民间法、习惯法作为“社会契约”当中重要的一环不能够被替代。“在任何具体的社会中, 所谓社会制度都不仅仅是国家的正式制定的法律, 而是由多元的法律构成, 这些多元的法律又总是同时混淆于社会微观的同一运行过程中” (2) 。苏力在提到了民间法的存在之后, 又谈到了“国家制定法的作用”, 根据文章前后的意思, 他想要表述的是民间法与国家制定法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共生的关系, 二者共同构建整个社会的法治秩序。苏力已经引出了法的多元化———即民间法和国家法共生,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生的问题。苏力指出法秩序应该是一个渐进式的自生性过程, 不能有太多的人为构建元素。同时他又强调, “本土资源这个概念是当初我在谈论中国法治时为表述方便而使用的一个语词。后来在编文集时, 又还是因便利, 再次使用了它。因此这算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对自己观点的概括, 更不是一个必须固守‘核心’概念” (3) 。因此, 他并不反对有限制的移植外国法。

这篇文章并没有解答从民间法———国家法的路径问题, 但是苏力让我们注意到国家制定法可以通过各种法律规避来影响社会, 改变民间法律和大众的法律观念, 那么民间法是怎么影响国家制定法的呢?“再论法律规避”一文细致的阐述了法律规避在民间法和国家制定法中的作用, 谈到了本土化的路径问题。

在“再论法律规避”一文中, 苏力向我们勾勒了一幅以法律规避、法多元化到法现代化的进路, 也就是法秩序本土化的路径。苏力在文中说“许多实质性的经济变革, 都是在正式制度没有改、正式的‘名称’没有变的情况下, 人们首先在事实上采取了与正式规则相冲突的行动, 改变了各种新的经济关系, 使人们得以捕捉获利的机会” (4) 。正式的法律制度产生于一定经济基础社会关系之上, 生活决定法律。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有很多的新的社会关系, 法律由于其自生的滞后性无法面面俱到, 法律甚至阻碍其正常的发展。于是, 人们选择了法律规避———走在法律的边缘, 甚至是公然的违抗法律。在对法律的规避中, 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得到了人们进一步的确认。渐渐的形成一种习惯惯例, 也就是得到社会支持的非正式制度。这种非正式制度下就像索托在其《资本的秘密》当中所述的非合法的权利———一种基于民间相互承认但是却不为国家正规法律制度所确认的权利。当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之后, 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已经不能绕过, 学者不能不谈, 立法者不能不关注的时候, 这种非正式制度就慢慢的被法律所接受最后有选择的被纳入法律。虽然, 这种法律规避带有很大的危险, 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没有办法而为之。前述的法律规避主要指的是非犯罪的法律规避, 当然这种法律规避当中还有一种, 即专门钻法律漏洞的规避行为属于是被打击的行为。在一定情况下, 也有可能被法律认可, 这需要看具体的行为。其实从我国三十年的经济社会转型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非正式制度对市场经济、对完善正式法律制度的作用, 在此我不再赘述, 可以参见《激荡三十年》, 民营企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关于法律规避和我国法治发展的关系史。

通过法律规避这一路径, 非正式制度 (如习惯、惯例等) 便完成了到正式法律制度华丽的转身, 而且这是一条动态的持续不断的进路, 是一条温和而又潜移默化的道路。它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统一起来, 把经济生活与法律正式规定相结合, 这是一条保持正式法律制度的先进性的本土化道路。在这条进路当中,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时存在, 也就形成了当前我国的法律多元化现状。随着我国法秩序的渐进式构建, 到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这一通道顺畅之后, 多元化渐渐的变为以正规法律支付为主, (通过非正式制度高效率的转换机制) , 也就最终实现了我国的法秩序的现代化。

三、批判与思考:解构和后现代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在受到热捧的同时, 也面临着诸多批判。或许正如赵晓力在本书的序中所说“我认为, 苏力在本文集中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对盛行的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方案’的反思和挑战”, “然而,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苏力自身的矛盾” (5) 。

对苏力的批判大多见于他对“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的论证上, 上文我们已经展示了苏力通过运用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区批判“法律的普适性”以论证本土资源的正当性。我们应该看到苏力从源头上对“法律普适观”的批判, 这一点苏力是成功的 (他批判的是人类理性的普遍性、文化的无差异性) 。但是, 我们还是需要注意到苏力的这种论证思路本身就存在着硬伤。首先, 他使用的是吉尔兹的“地方性理性”一种社会学的法律观, 来批判“法律的普适性”这样一种政治学的法律观。而无论是社会的法律观还是政治学的法律观都是一种知识, 而苏力做的却是将普适的法与地方性的法混淆为这两种知识的差别, 可是我们都知道不同学科的知识优劣性是不能比较的, 因此对于知识我们很难判断其优劣高低。其次, 苏力认同, 只要移植的法律实现了传统本土资源所起的功能, 法律移植就是可行的。而法律的功能本身就在于提供一种根据某一正当理由来解决争端的机制, 寻找我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识。苏力所大声疾呼的也正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 从而打破这种文化隔阻” (6) 。“逐步形成一种有利于沟通、理解的‘公共知识’, 进而寻求妥协和合作” (7) 。当苏力从同一个层面上既认可又批判移植的法, 他又一次跌入到了自己所设定的陷阱中。

正如强世功所说的:“这种批评的无效性与其说是由于苏力立场的不坚定, 还不如说是由于苏力所批评的东西是漂移的, 使得他不得不移动位置来瞄准, 而这一切是由于苏力没有将理论对象明确地建构起来, 他所批评的对象并没有被他死死地钉在地上。” (8) 苏力的一切问题源于他无法明确的界定, 什么是本土资源?因而才会产生他在论证上经常出现自我矛盾的硬伤。苏力一方面清醒的认识到“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 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 并指出不能把法学研究和当下法制建设过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强调“在建设中国法制时, 中国法学家应当并可能扮演的角色也许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 从而打破这种文化的阻隔。” (9) 在关于法制的理论陈述和政策建言中不加区分的同炉治之, 这明显使人感觉到一种逻辑上和风格上的断裂。因而, 虽然苏力说处于当下的都是现代的人, 但是苏力却躲不开后现代的标记。对于功能主义的批判和对中国法治的建构, 苏力其实是在还没有完全界定清楚“什么是本土资源”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只是说“我几乎从来不为本土资源这个概念辩护, 不在抽象层面上讨论中国有没有本土资源而是讨论具体的问题……抽象的讨论本体资源是空洞的, 没有意义的, 资源是在使用中确认的” (10) 。或者说其实他不是在建构, 他只是对“现代化流派”的解构, 是对法律移植和法律普适性的一种反思。

对于苏力在论证上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杨昂的批评。他把苏力描述成一个田园里的诗人, 一个行走在乡土中的贵族。他批判苏力的文字具有先验性, 即先定论再选材———因而苏力是“坐而论道”, 过于理想主义。11实际上, 在学术研究当中, 每个学者都会事先有一个内心的预设或者假定, 知识的沉淀或多或少会使你在潜意识中产生一定的预判。而如何评论别人是不是具有先验性, 是看你能不能对文章的结论和其所依赖的数据的因果关系直接进行证伪。因而我不赞成杨昂的观点。

四、结语

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论证的严密程度上看, 也许苏力有着足以被人诟病的缺陷, 但是从这本书的影响上来看, 本土资源或许又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机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苏力在寻找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方面可能作出了他学术上的贡献。我们在此引用赵晓力的一句话“从苏力这里我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对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及其理论进行反思, 反思还必须及于我们自身, 我们需要的是在反思中嵌进, 而不是在一味的高歌猛进中迷失方向, 迷失自我”。12

参考文献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2]苏力.道路通向城市[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3]苏力.批评与自恋[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4]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M].王晓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5]杨昂.对一个“皇而论道”着的质疑——也驳法治的本土资源说[J].法学评论, 2000 (2) .

本土营造 篇7

“南单于遣子入侍, 奉奏诣阙, 於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淮南篙工, 不能入黄河。蜀之三峡, 陕之三门, 闽越之恶溪, 南康赣石, 皆绝险之处, 自有本土人为工。”

——《唐语林·补遗四》

“诸客旅於海道商贩, 於起发州投状, 开坐所载行货名件, 往某处出卖。召本土有物力户三人结罪出, 保明委不夹带禁物, 亦不过越所禁地分。官司即为给公凭。”

——《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引《熙宁编敕》

中文中, “本土”一词从原有故土之意逐渐引申出本地和当地的含义。英文中, 本土一词所对应的单词有:Local, Native, Regional, Vernacular, Autochthonic, Indigenous等, 它们都有中文本土之涵义, 并拥有各自的概念侧重。然而, 无论它们来源于希腊文还是拉丁文, 大都含有土地的词根。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当本土用于社会、文化、艺术、建筑诸领域时, 被赋予了更多具体而细微的意义。如此, 本土已由一个历史词汇, 发展而为一个现代词汇, 其意义之边界确定取决于具体使用语境 (context) 。

仅就人居环境营造而言, 本土或可被认为是一片特定土地所提供的, 并由这片土地上所有存在着 (being) 的要素组成的语境 (context) 。

营造

“清扫所灾之处, 不敢於此有所营造。”——《晋书·五行志上》

“掌管河津, 营造桥梁廨宇之事。”——《通典·职官十五》

“乔偕同官陈三事, 略言营造两宫山陵, 多侵冒。”——《明史·桑乔传》

许慎在《说文》中认为:营, 币居也。段玉裁注曰:币居, 谓围绕而居。在中国历史上, 凡有所规度皆谓之营。今天, 营还被赋予了筹划、管理、经营之义。同样, 许慎在《说文》中指出:造, 就也。其本义为, 往某地去, 后假借为“作”。在词源中, 造的这种方向和目标指向的涵义, 也体现在造就, 造诣, 造化等词组中, 进而显示出与建的差异。显然, ‘造’是带有某种更为复合目的之行为, 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建设行为。就此而言, 营造与英文中architecture的含义更为接近, 而营建则接近于英文中build和construction的含义。

本土+营造

《建筑与文化》杂志开辟“本土营造”栏目, 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 为坚持本土立场, 关心中国未来生存环境的各界人士, 提供一个交流与对话的平台, 共同探讨中国当代城市、建筑和景观营造的可能性。

本土营造 篇8

遗址博物馆是以创造良好遗址保护环境及游客游览环境为目的,从而延续历史信息,传承遗址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遗址博物馆可抵御室外气候影响,为遗址提供相对稳定的保护环境。但是馆内遗址仍遭受各种病害威胁。根据国家文物局2002年至2005年在全国的普查情况,全国50.66% 馆藏文物遭腐蚀,保护环境亟待改善。“十一五”及“十二五”期间,国家针对文物馆保护环境建设投入巨大资金,但仍面临着关键技术未能突破、缺少专业人员等问题。

博物馆保护环境关键问题是寻找适宜的遗址保护环境参数范围及创造这一保护环境的技术手段。因此,针对典型遗址博物馆,进行馆内环境参数的跟踪测试分析研究及对博物馆建筑创作、构造技术及设备应用研究,可为遗址保存环境研究及保护环境创造研究提供思考。

本土营造 篇9

在地域广阔、历史久远的中国, “本土营造”既需从历史的深处探寻其营造智慧, 又可从当代的实践出发关照此时此地的应对之道。王伟等“融合自然的城市格局营造研究——以古代闻喜县城为例”通过对闻喜古代城市结合自然环境的城市格局进行深入研究, 总结闻喜古代城市在建设时是如何与山水环境和谐共存的, 对中国传统城市的营建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究。李钰从分析干旱区建设资源的基本格局入手, 总结出建设资源约束格局下的传统乡土建筑应对策略。指出地域性的“适用技术”对发展传统乡土建筑, 支撑、维系农村聚落安全格局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王军从历史语境、基址环境、碑石叙事、创作经历和碑石文化五条线索对张锦秋大师早期作品“阿倍仲麻吕纪念碑”进行了解读。王新文等总结了西安城市中心大遗址区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