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调节（精选九篇）
网络调节 篇1
网络消费具有虚拟性, 消费过程中, 消费者很难跟传统消费一样通过实物接触、与销售人员进行面对面沟通来全面了解商品。因而消费者在进行网络购物时, 需要一定的评价标准来帮助其进行消费判断。网络口碑成为了影响消费者网络购物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商家来说, 一方面买家好评可以帮助商家提升店家信用、商品可信度, 扩大销售范围;另一方面买家差评也会导致商家流失顾客, 甚至丢掉市场。因此, 网络口碑是商家进行网络营销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 调节聚焦理论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大量研究表明消费者调节聚焦倾向对其消费选择、品牌延伸、评价说服力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重点关注调节聚焦与网络口碑的作用关系, 建立两种不同调节聚焦的人群 (促进型调节聚焦和防御型调节聚焦) 与不同方向网络口碑 (正向、负向) 的关系模型, 研究不同方向的网络口碑对不同聚焦人群的影响差异。
二、文献综述
(一) 网络口碑。
网络口碑是通过互联网所进行的信息沟通与交换, 也是口碑传播的一种形式, 包括消费者消费体验的口碑表述, 以及对产品价格、性能等特征的评论。网络口碑具有传播信息范围广、速度快、信息量大、可存储、即时大量接收、匿名性和超越时空性等特征。网络口碑的趣味性、生动性、互动性、实时性、实用性、信息丰富性等都会影响消费者对口碑的态度和行为意愿。网络口碑能有效弥补消费者的感知风险、信息不对称、信息缺乏的局限,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依靠网络沟通来搜集影响购买决策的信息。同时, 网络口碑在网络中长期存在, 不仅会产生短期促销作用, 而且会形成持久的影响。网络口碑按照性质不同可以分为正向口碑和负向口碑。正向口碑是指当消费者获得高质量的商品或服务时, 告知他人满意的消费体验的行为。负向口碑是指顾客彼此间诋毁某企业或产品的一种人际沟通, 是一种经常因交易不满意或不继续使用某一产品的顾客, 告知他人避开此不满意经验的行为。正向口碑可以对公司、产品或服务等产生积极的推销作用, 改变一些原本印象不佳的观念, 促使消费者产生较高的认知水平, 进而产生购买意向或重复购买行为;负向口碑则正好相反。在正向口碑与负向口碑各个方面的比较中, 一些学者认为正向网络口碑对消费者更具有价值, 而另外的学者研究发现负向口碑比正向口碑的影响大。在关于消费者对零售企业负向口碑反应的研究中, 不是所有的负向口碑对于消费者的感知都具有弱化影响, 当信息被良好组合和具有逻辑性时, 其能有效减弱消费者对企业的态度。
(二) 调节聚焦理论。
“人类本能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 直至20世纪, 心理学学者们都趋于按照这一享乐型原则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系教授Higgins (1997) 提出了“调节聚焦”这一概念, 从更深层次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人类行为的内在机制。调节聚焦原理以Higgins提出的自我差异理论为基础, 认为个体在追求理想自我和责任自我的过程中, 存在两种不同的期望终极状态, 即理想终极状态和责任终极状态。理想终极状态代表强烈的理想, 是自身或其他重要他人对其的希望、愿望和渴望。而责任终极状态代表强烈的责任, 是自身或重要他人对其的义务、责任和职务。Higgins认为, 对两种不同的期望终极状态的追求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个体自我调节———促进型调节聚焦与防御型调节聚焦,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调节聚焦在行为动机、追求的目标结果、采用的策略方式、结果的反应及情感体验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促进型调节聚焦和防御型调节聚焦的目标不同, 促进型调节聚焦追求长期的理想化目标, 而防御型调节聚焦追求责任目标。调节聚焦原理被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广泛应用于消费者行为学、组织行为学、领导学等领域, 成为应用最广的心理学理论之一。调节聚焦理论被引入营销领域的研究, 认为包含不同调节聚焦类型的广告信息会对不同自我建构模式的消费者产生不同的说服力。研究表明, 在不同感知风险水平下, 调节聚焦对信息说服力的影响不同:当感知风险高时, 防范负向结果的警戒心会增强, 引发防御型聚焦的自我调节;当感知风险低时, 追求正向结果的热情会增强, 引发促进型聚焦的自我调节。
调节聚焦与网络口碑理论具有何种联系?不同调节聚焦的人群对于正负口碑说服力的影响是否一样?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以调节聚焦理论为基础, 从实证角度考察当商家面对不同调节聚焦的消费者时, 对网络口碑说服力有什么不同影响。
三、研究假设
已有对网络口碑的研究表明, 正向口碑会鼓励消费者进行选择, 帮助企业建立形象;而负向口碑则不鼓励消费者进行选择, 会损毁企业形象。如对新食品的口碑传播效应研究显示, 正向口碑促进购买, 负向口碑减少购买 (Arnd, 1968) 。正向口碑传播不但可以降低企业的营销支出, 而且当新的消费者被吸引的时候也会增加企业的收入;相反, 负向口碑传播会降低一个公司广告的可信度 (Reichheld F, 1990) 。网络负向口碑对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效果要明显高于正向口碑, 特别是当口碑以主观评价型信息为主时, 负向和正向口碑之间的效果差异将被放大 (金立印, 2007) 。
已有对调节聚焦的研究表明, 促进型调节聚焦的个体偏好采用追求渴望的结果, 获取成功的策略;而防御型调节聚焦的个体偏好采用避免不想要的结果, 避免失败的策略 (Lockwood, 2002) 。促进型调节聚焦个体会采用相对冒险、创造性的策略方式, 寻求创新和变化, 更富创造力;而防御型调节聚焦个体则不然 (朱丽叶, 2009) 。促进型调节聚焦的个体表现出一种对变化的偏好, 而防御型调节聚焦的个体表现出对稳定和一致性的偏好 (Liberman, 1999) 。促进型调节聚焦倾向的个体积极寻求创新, 而防御型调节聚焦的个体会采取回避风险的谨慎行为 (Crowe&Higgins, 1997) 。
进取性的积极信息对促进型调节聚焦人群的影响力较大, 消极信息对于防御型调节聚焦人群的影响力较大。而正向口碑则是消费者对于产品使用功效等方面积极的评价, 负向口碑是消费者对于产品使用功效等方面消极的评价, 二者之间存在关联。
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对网络口碑的研究, 引入调节聚焦原理, 研究不同方向的网络口碑对促进型调节聚焦和防御型调节聚焦的人群说服力的影响, 并提出如下假设:
H1:对于促进型调节聚焦人群来说, 正向口碑的说服力大于负向口碑的说服力。
H2:对于防御型调节聚焦人群来说, 负向口碑的说服力大于正向口碑的说服力。
四、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
本实验通过对2组被试进行问卷调查来检验研究中的两个假设。所操纵的变量分别是不同调节聚焦 (促进型和防御型) 和口碑方向 (正向和负向) 。对2个不同被试实验组 (促进型和防御型调节聚焦) 同时进行正负向口碑说服力的检测。被试对象选取在校大学生, 为避免被试对实验刺激物品类的功能、特性、价格等方面有详细的了解而产生主观影响, 实验刺激物选择为在校大学生接触较少的用品———电饭煲。为避免品牌效应的产生, 刺激物电饭煲使用虚拟品牌“A”。正式实验中, 以文字描述形式将虚拟品牌A展示给被试, 使得被试对刺激物进行了解。
组统计量
(一) 实验说明。
正式实验的目的就是考察不同调节聚焦类型的消费者对不同网络口碑的选择, 即在预实验基础上, 以调查问卷的形式, 对假设H1、H2进行测试。实验预计招募10个20~28岁、教育程度在本科及本科以上的年轻人为被试对象。实验步骤是:首先, 把所有被试者分为2组, 每组5人, 然后我们进一步将一组操控成为促进型调节聚焦人群, 将另外一组操控成为防御型调节聚焦人群;之后, 对被试者的调节聚焦操控结果进行检测;最后, 要求2组被试者分别对调查问卷进行填写。
调节聚焦有长期倾向和短期状态两种形式, 长期倾向可通过量表测量, 短期状态可通过情景工具诱发。在本实验中, 为了确保不同类型调节聚焦被试的样本数, 选择将被试操控成特定的调节聚焦。按照以往文献中比较常用的调节聚焦操纵方法来对被试进行调节聚焦的操纵方法进行结合, 并且加上我国高教育程度年轻群体对问题项的熟悉程度及操纵的便易程度等因素, 而研究出的调节聚焦操纵方法。
组统计量
调查问卷第二部分是测试被试的调节聚焦操控是否成功。借鉴“朋友题”的检测方法, 分别对两组调节聚焦操纵结果进行检测。具体说来, 有6条维系友谊的策略, 其中符合促进型和防御型的各有3条, 每名被试需要在这6条中选出3项, 每选择一道反映促进型导向的策略得1分, 选择反映防御型导向的策略不计分。故每名被试的得分都在[0, 3]之间, 并且可以反映出被试在实验过程中趋近导向的净值。根据预实验的结果, 我们调整调节聚焦操纵, 从而使各组被试能够更好地达到操纵效果。
问卷的第三部分是让被试者进行主调查问卷的填写。每套调查问卷包括六条口碑, 其中3条正向口碑, 3条负向口碑, 均随机抽取于预实验中获得的10条口碑。每条口碑后都有关于被试对此口碑可信度、认可度以及是否影响到购买意愿的选项。被试要求详细阅读每条口碑并做出符合自己意愿的选项。变量测量的具体方法如下:是否可信 (1=不可信, …, 5=可信) ;是否认可 (1=不认可, …, 5=认可) ;是否会影响到被试的购买意愿 (1=不会影响, …, 5=会影响) 。
(二) 正式实验结果。
正式实验共发放问卷10份, 其中防御型、促进型操纵组各5份。问卷回收10份, 有效问卷10份。
1、促进型结果。
(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 操纵为促进型人群的实验组5个成员中, 正向平均得分均略低于负向口碑的得分。因此, 关于实验假设“H1:对于促进型调节聚焦人群来说, 正向口碑的说服力大于负向口碑的说服力”未得到有力的实验数据支撑。
为了进一步从统计显著性检验的角度验证实验假设, 对上述数据进一步做了统计检验。将每条口碑的平均得分分类汇总, 其中“1”类表示正向口碑, “2”类表示负向口碑, 得到如表2数据, 并进行检验分析。 (表2)
从数据分析输出结果可以得到, 操纵为促进型的被试对3条正向口碑的平均得分分别为3.67、3.87、4.00, 均值为3.8467。对3条负向口碑的平均得分分别为4.73、4.33、4.45, 均值为4.5033。显著性双尾检验水平为0.013<0.05, 我们的假设通过了统计检验。此时, 对于促进型的人来说, 负向口碑的平均分大于正向口碑。
因此, 对于假设“H1:对于促进型调节聚焦人群来说, 正向口碑的说服力大于负向口碑的说服力”, 从统计检验的角度同样没有得到验证。究其原因, 如下:
第一, 调查问卷并非是以匿名的方式进行的, 而是一对一的发给熟悉的同学。因此, 在对促进型调节聚焦操纵是否成功的检验中, 可能操纵本身并未成功, 但从同学间的个人感情等主观因素出发, 被试同学仍然选择了好的一面的选项, 即符合促进型的选项。因此, 虽然操纵数据结果显示是成功的, 但实际被试并未被操纵为促进型调节聚焦。从而, 后面的正式问卷答案有了偏差。
第二, 从网络口碑中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看, 负向口碑要比正向口碑有更重要的影响 (Godes, 2004) 。国内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指出网络负面口碑对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效果要明显高于正面口碑 (金立印, 2007) 。因此, 推测负面影响对被试的影响可能要大于促进型操纵对被试的影响, 从而被试对负向口碑的打分要高于正面口碑的打分。
第三, 主问卷设计相对简单, 数据分析的方法需要改进, 从而不能更好地检测出被试对口碑真正的看法。
2、防御型结果。
(表3) 从表3可以看出, 操纵为防御型人群的实验组5个成员中, 负向平均得分均高于正向口碑的得分。因此, 描述性数据分析结果与假设“H2:对于防御型调节聚焦人群来说, 负向口碑的说服力大于正向口碑的说服力”一致。
为了进一步验证数据在统计上的显著性, 对上述数据成果汇总并进行方差分析。将每条口碑的平均得分分类汇总, 其中“1”类表示正向口碑, “2”类表示负向口碑, 得到如表4数据, 并进行检验分析。 (表4) 可以看出, 操纵为防御型的被试对3条正向口碑的平均得分分别为2.6、3.07、2.4, 均值为2.6889<3。对三条负向口碑的平均得分分别为4.13、4.27、4.07, 均值为4.1556>3。显著性双尾检验水平为0.002<0.01, 假设通过了统计检验。因此, 实验假设“H2:对于防御型调节聚焦人群来说, 负向口碑的说服力大于正向口碑的说服力”得到了描述性数据和统计检验的支持。同时, 从5个问卷的正负向分数对比中可以看出, 问卷3和问卷5中, 负向与正向的分数差额较小, 说明负向口碑的说服力大于正向口碑说服力的程度较小。原因是在操纵试验中, 3、5实验者的操纵结果得分偏高, 说明其被操纵程度不高, 未达到完全操纵成功状态。
3、综合分析。
本文抽取出不同调节聚焦被试对正负向口碑的平均评价水平, 并对之进行对比分析。其中, 促进型操纵人群对正向口碑的平均打分为3.84分, 对负向口碑的平均打分为4.51分;防御型操纵人群对正向口碑的平均打分为2.69分, 对负向口碑的评价打分为4.16分。 (图1)
通过图1可以看到, 负向口碑与正向口碑的影响力平均值比较中, 负向口碑的影响力整体要大于正向口碑。其中, 防御型的差异较大, 促进型的差异较小。这也验证了假设“H2:对于防御型调节聚焦人群来说, 负向口碑的说服力大于正向口碑的说服力。”
同时也可以看出, 正向口碑对促进型和防御型操控人群的影响分别是3.84、2.69, 正向口碑对促进型人群的影响要大于对防御型人群的影响, 差别程度较大;负向口碑对促进型和防御型操控人群的影响分别是4.51、4.16, 同样对促进型人群的影响要大于对防御型人群的影响, 但是影响差别较小, 小于正向口碑对不同调节聚焦操纵人群的影响。
五、总结
本文借鉴营销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以调节聚焦为基础, 分别对促进型调节聚焦的人群与防御型调节聚焦的人群对待不同的网络口碑 (正向网络口碑和负向网络口碑) 进行分析, 将研究问题聚焦在正负网络口碑的说服力的影响方面进行探讨, 从而识别出正向、负向口碑对促进型调节聚焦的人群影响的大小以及对防御型调节聚焦的人群影响的大小。通过实证研究, 得出不管是正向口碑还是负向口碑, 对促进型调节聚焦人群的影响总是要大于对防御型调节聚焦人群的影响。另外, “对于促进型调节聚焦的人群, 正向网络口碑大于负向网络口碑”这一假设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 但是进一步验证了“网络负面口碑对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效果要明显高于正面口碑”。
参考文献
[1]Higgins, E.T.Beyong pleasure and pain[J].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52.
[2]Arndt, J., Selective processes in word of mouth[J].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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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立印.网络口碑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J].经济管理, 2007.22.2.
[5]Lockwood, P., Jordan, C.H., and Kunda, Z., Motivation by positive or negative role models:Regulatory focus determines who will best inspires u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83.
[6]朱丽叶.调节聚焦理论及其在营销研究中的应用[J].经济经纬, 2009.5.
[7]Liberman, N., Idson, L.C., Camacho, C.J., and Higgins, E.T.,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choices between stability and change[J].Journal of Personal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77.
网络调节 篇2
此次参评的网络电视除了暴风影音5外，还包括迅雷看看播放器、PPTV和风行。腾讯视频之所以未在此次评测之列，是因为2011 SP1正式版中存在“98%问题”，即视频缓冲到98%时无反应，所以只能忍痛割爱。
唯美是图——用提升效果说话
左眼键正式发布之后，虽然暴风CEO冯鑫称其为“这是公司自2003年创业以来做的最有价值的一次改变”，但不管这个左眼键究竟采用了什么先进的技术，其实对普通用户来说，左眼键到底能为他们的视频之旅带来什么样的视觉提升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部分，我们首先要拿视频画面的提升效果开刀，看看左眼键和其它几款网络电视提供的画质增强功能相比，是噱头还是货真价实。
为了能较直观地观察各播放器在开启画质增强功能后对视频画面的提升效果，笔者随机抽取了这几款网络电视共有的几部清晰度接近的视频，对开启画质增强功能前后的视频画面做了简单对比。其中暴风影音5抽取的视频质量包括普通、480P和720P两种，迅雷看看选取的为“流畅”、“标清”和“高清”，PPTV抽取的则是“普通”、“高清电影”和“蓝光影院”中的节目，而风行选取的视频质量则包括普通和HD（风行只提供了HD这一种高清片源）。
而图像质量提升效果，由于并无专业工具可给我们一个准确直观的答案，所以采用的是主观的评价方法。图像打分的项目分为轮廓（边界）、纹理（细节）、色彩，然后每一个项目又划分为几个小项目，例如轮廓分为边界辨识度、对比度、清晰度，纹理分为细节清晰度、平滑度、质感度，色彩分为颜色真实还原度、饱和度、亮度等，依据一套统一标准对图像进行评分，然后对评分进行加权平均，所得的结果即为图像质量平均主观得分。满分为100分，也就是在人眼能够辨识的情况下，一幅表现均衡、各方面表现完美的图像，得分将是100分。
最后得到的结果如下：
应该说，暴风影音5在开启左眼键以后，无论是普通视频还是720P的高清节目，画质的纹理丰富程度、细节轮廓复杂画面处理情况、高亮度画面处理，都有了较明显的提高，而且与先前的视频相比，色彩方面没有突兀地、让人不适地改变，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清水出芙蓉，天生丽质（如图1）。其次表现较好的是迅雷看看，画质提升也比较明显，不过，这种提升貌似只是对画面的亮度和色彩进行了简单处理，对整个画面的表现无多大改善（如图2）。而PPTV和风行，开启前后的效果并不明显，只能位居末尾。
孰优孰劣——用整体性能说话
上面我们就四大播放器画质增强功能的画面提升效果、资源占用两大方面做了简单对比，实际上，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增强功能开启的便捷性。在这方面，暴风影音5、迅雷看看和PPTV都做得相当出色，用户只需单击相应的按钮，即可实现画质增强功能的开关。而且更为人性化的是，暴风影音5还提供了手动调节功能，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喜好，对清晰度、动态色彩的强弱进行设置（如图5）。表现最不好的是风行，不知为何，该网络电视竟没有提供一键增强功能，用户要想调节画面，必须右击画面，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画面/色彩调节”，打开相 应的对话框，对亮度、对比度、色彩和饱和度等项进行手工调节（如图6）。调节的过程中，具体效果并不能实时反映到当前的页面上，必须确认后效果才会出现。这样，一旦一次调节不成功，就不得不反复进行调节，让人有种不知可否的不确定感。从这一点来说，至少笔者认为，风行提供的所谓色彩调节功能，有近似于无。
网络调节 篇3
此时, 若数字音频设备的满度电平值选择不当, 系统工作电平就难免出现大的起伏变化, 导致信号的严重失真和信噪比的劣化。
所以, 数字音频设备的满度电平值必须严格按广电行业技术标准GY/T192-2003来进行配置与调整, 而作为电台整个自动化播出系统核心设备的数字音频工作站 (DAW) , 其满度电平值、校准电平值的确定和调节也就更应如此。
下面, 结合对GY/T192标准的学习及自己的工作实践, 谈谈几点认识:
1 音频设备的电平特性
在模拟和数字音频设备中, 技术人员对其工作电平的要求和规定有很大的不同。
1.1 模拟音频设备的电平特性
在模拟音频设备中, 模拟音频信号电平与失真的关系如图1所示。可分为几种情况:
1) 最低工作电平要高于噪声电平约10~16d B, 否则最低电平的节目信号有可能被噪声所淹没。
2) 最低工作电平与最大允许电平之间的区域为“线性范围”。在此工作区间内, 信号失真小且相对固定, 不随信号幅度的增减而变化, 是录音工作应该使用的范围。
3) 在“校准电平”与“削波电平”之间为“动态余量”区域。在此区间, 当信号电平不超过“最大允许电平”时, 录音里存在的难以察觉的瞬态失真是允许的;而当信号电平超过“最大允许电平”, 失真开始增大, 一般允许谐波失真<3%, 质量尚可接受。
4) 信号一旦超过“削波电平”, 失真就会急剧增长, 这是不能允许的。
5) 关于“校准电平”, 其定义是:“使声频设备的音量指示达到OVU (100%) 刻度时的电平。”其取值则早于模拟音频磁记录年代即已确定且沿用至今。
通常我们取稳态的1KHZ正弦波作为校准信号, 先考虑系统可能达到的最大不失真信号幅度后, 再留出合理的峰值储备量而推算出来的。即:
校准电平=最大不失真电平-峰值储备
对于校准电平, 国际上各国选取的标准不一:有0d Bu、+4d Bu等等。我国规定:在广播电视系统中, 采用+4d Bu作为音频系统的校准电平。也即意味着采用OVU对应的稳态正弦波电压均根值为1.228V。
1.2 数字音频设备的电平特
在数字音频设备中, 数字音频信号与失真的关系如图2所示, 可分为两种情况:
1) 在“噪声电平”与“削波电平”之间是“线性动态范围”。动态范围的大小取决于A/D转换器的字长。在此范围内, 信号失真极小, 显示出良好的线性。
我们知道, 数字音频设备是通过A/D转换器, 应用脉码调制 (PCM) 技术, 将时间上和幅度上都连续
变化的模拟信号经过采样 (时间的离散化) , 量化 (幅度的离散化) 和编码 (将量化了的样本值变换成一组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代码) 三大步骤变换成离散的数字信号的。
这其中的量化过程实际就是通过四舍五入的方法将幅度连续变化的无穷多个样本值变化为由一定间距 (量化级差) 数表示的有限样本值的过程。
量化分出的层次即量化数又称量化比特数, 通常用二进制码元n比特来表示。n值可视音频信号的质量要求不同而不同:量化级数越多, 编码比特数的字长就越长, 当n大到一定程度时, 就非常近似原信号波形了, 失真就会减少到极小。但毕竟由于量化是用有限个数值来表示无限个数值, 其过程又有舍有入, 因此就一定有误差产生。
这种由量化引起的误差称为量化误差, 它的影响会导致解码后在其模拟信号上出现杂波干扰, 也称量化噪声, 即A/D变换器产生的噪声, 类似于模拟系统内经常存在的随机杂波, 其信噪比S/N为:
S/N=6.02n+1.76 (db)
式中, n为量化比特数。可以看出, 量化比特数每增加一位, 信噪比S/N就提高6db, 而信噪比的提高自然就意味着动态范围的加宽了。
2) 信号一旦超过削波电平 (即满度电平) 就会出现“数字过载”, 失真会急剧猛增, 这是绝对要避免的。
2 数字音频设备的满度电平
在GY/T192标准中, 将数字满度电平定义为:“数字音频设备中A/D或D/A转换器所能转换的最大不削波模拟信号电平。”
满度电平值用0db FS来表示, 该标准规定, 它所对应的1KHz正弦波模拟信号电压电平为+24d Bu。
事实上, 这个数值是在确定了校准电平值和峰值储备量后, 由它们相加而确定的。
2.1 校准电平
该标准附录中注明:我国广播电视系统采用+4d Bu作为音频系统的校准电平。这是基于+4d Bu作为校准电平在广播行业内被广泛采用的现状, 有很高的认可度而确定的。
2.2 峰值储备量
峰值储备量的确定, 标准制定参照借鉴了国际上其它标准组织的做法。
如附录B中, 对峰值储备的大小, 欧广联 (EBU) 是这样建议的:
1) 标准信号为1KHz正弦波;
2) 音频节目的最大允许电平应比校准电平高9d B;
3) 考虑到操作误差和音频节目瞬态峰值的影响, 应留有6d B的电平储备量;
4) 考虑到广播用准峰值表的特性, 实际峰值比校准峰值表的指示要高3d B;
将2) 、3) 、4) 三项考虑留下的储备量相加即得出:欧广联建议的峰值储备量为18d B。
而附录A中, 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协会 (SMPTE) 建议书中, 峰值储备量是选定为20d B的。
考虑到我国广电系统中, 模拟音频系统设备 (如调音台) 的峰值储备量也是20d B, 而数字音频设备应不低于模拟系统的技术要求, 故而将峰值储备量确定为20d B。
综上所述, 我国GY/T192-2003标准规定了:广播电视数字音频系统中, 数字设备的满度电平值为:0d BFS/+24d Bu;峰值储备量为20d B;校准电平为:-20d BFS/+4d Bu。
标准标明, 考虑到我国广播电台的实际情况, 现阶段允许满度电平值0d BFS对应模拟信号电压电平+22d Bu的数字设备继续使用。那么该数字设备的峰值储备应为18d B;校准电平为:-18d BFS/+4d Bu。
3 DAW工作电平的调节
DAW (数字音频工作站) 中的音频信号的输入输出是通过声卡的接口来实现的。声卡输出的音频信号就直接进入音频网络系统, 因此, 音频工作站声卡的输出电平必须作一定的调整以满足系统满度电平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和音频工作站连接的调音台基本上仍采用模拟设备, 这种调节针对的仅是声卡模拟信号输入输出电平的调整了。我台使用的自动化播出系统是英夫美迪公司的Air2000S1系统, 涉及电平调整的是其中的核心设备即录制工作站和播出工作站。
下面分述具体做法。
3.1 声卡工作电平的确定
我台数字音频工作站采用的是法国产Digigram VX222录放卡。而Digigram系列声卡的满度电平0d BFS对应的模拟电平值为+22d Bu, 其峰值储备量为18d B, 校准电平值为:-18d BFS/+4d Bu。我国标准现阶段允许使用这种标准的产品。
3.2 调节录制站工作电平
1) 所需仪器为音频信号发生器和毫伏表各一台。为保证得到足够的稳定度, 仪器设备在接通电源后, 须预热30分钟后开始操作。
2) 使用音频信号发生器产生1KHz正弦波信号, 其输出直接连至毫伏表, 调整信号发生器的幅度调节, 直到毫伏表指针指向+4d Bu。然后撤去毫伏表, 将信号发生器输出接入录制站声卡左声道模拟输入 (注意冷热端不要接反) 。打开录制站, 点击菜单“控制”选项下的“编辑和控制参数设置”, 将系统电平设置选择为“自定义值”后单击“确定”;点击菜单“控制”下的“电平推子”, 调出电平设置窗口, 单击“Inputs”后, 把数字输入增益调整到0d B的位置;再单击“录音”按键, 此时在电平设置窗口中就能看到信号大小, 调整模拟输入增益推子, 使信号的数字电平指示在-18d BFS的位置, 再单击“播放”键实录5分钟, 输入文件名“left.s48”并保存。
3) 撤去信号发生器, 单击电平设置窗口上的“output”, 把数字输出增益调整到0d B的位置, 再将声卡的左声道模拟输出接至毫伏表。在录制站文件中调入已录制的“left.s48”文件进行播放, 调整电平设置窗口的模拟输出增益的推子, 直到毫伏表的指针指在+4d Bu处。至此左声道工作电平调整完成。
4) 仿上述做法制作“right.s48”文件并保存, 然后按同样步骤对录制站声卡右声道模拟信号的输入输出电平进行调节。至此, 录制站工作电平调节完成。
3.3 调节播出站工作电平
1) 将音频测试文件“left.s48”和“right.s48”上载到系统节目库中保存。
2) 打开Air 2000 S1自动播出系统设置程序, 点击菜单“声卡设置2”, 把“第一块卡初始电平”中的有关数字电平值全部设为0, 然后单击“应用”。
3) 播出站声卡左声道模拟输出电平的调整:打开Air 2000 S1自动播出系统, 使用手动播出, 调入音频文件“left.s48”进行播放。将播出站声卡左声道模拟输出接毫伏表, 再在自动播出系统的设置窗口中调整左声道模拟输出电平的值, 直到毫伏表指向+4d Bu, 然后单击“应用”。
4) 播出站声卡左声道模拟输入电平的调整:在播出站再次播放音频文件“left.s48”的同时进行自动录音2分钟, 然后关闭自动播出系统。再在录制站上调入刚录制的文件进行播放, 用毫伏表测量声卡的左输出, 如果不是+4d Bu, 需在自动播出系统设置窗口中调整模拟电平的左输入值, 然后单击“应用”。
5) 再次打开自动播出系统, 重复步骤4) , 如此反复调整播出站左声道的录制输入电平, 直到在录制站调入其所录音频文件并加以播放时, 其左声道输出所接毫伏表的读数为+4d Bu为止。
6) 仿上述步骤, 调整播出站声卡右声道模拟输出电平及右声道模拟输入录音电平。播出站工作电平的调整至此完成。
记录下各调整位置、参数, 保持不变, 数字音频工作站的电平调整工作结束。
参考文献
[1]张绍高, 邵昌耀.广播中心技术系统[M].北京:国际工业出版社, 1994.
[2]刘澎.音频工作站满度电平的调节[J].广播与电视技术, 2001.
[3]戚洪江.广播中心播控技术[J].音响技术, 2006增刊:327-328.
网络调节 篇4
关键词：教育游戏；难度调节；因素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2）20-0021-04
一、 问题提出
根据Flow理论挑战与技能的平衡关系，当游戏的挑战难度与玩家能力相匹配时，玩家才能沉浸到游戏当中，否则就会对玩家的游戏过程产生负面影响。[1] 如果游戏挑战难度过高，玩家会因为无法完成游戏任务而产生焦虑的心理状态，反之如果游戏挑战难度过低可能会导致玩家产生厌倦的精神状态，这两种状态都会导致玩家无法沉浸到游戏当中，失去对游戏的兴趣。对教育游戏而言，玩家无法沉浸到游戏过程中意味着他们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会导致利用教育游戏传递教育信息的失败。这要求教育游戏难度要能适应不同能力水平的游戏需求，因而难度设计成为教育游戏设计的难点之一。为使教育游戏能满足大部分学习者的游戏需求，有学者认为可以将游戏难度动态调节机制引入教育游戏的难度的设计之中，并给出了教育游戏难度动态调节设计的策略，如图1。[2]
这是一个宏观策略，该策略在实施过程中至少需解决其中两个关键问题：使用哪些因素来动态调节教育游戏的难度？利用这些因素动态调节游戏难度时应采用什么样的调节机制？教育游戏作为一种有特殊用途的游戏，其设计元素与设计过程可以借鉴现有商业游戏成功的经验。目前成熟商业在游戏难度的控制有相对成熟的经验与技巧，因而在考虑实现教育游戏难度调节因素及其机制时可以考查借鉴商业游戏的用于实现难度控制的元素及机制。
二、 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因素及其特征
1.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因素及其调节机制
综合有关资料，商业游戏用于调节游戏难度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种。[3][4]
（1）游戏时间
利用游戏时间调节难度基于这样的假设：游戏任务难度越高，玩家完成任务所需时间就越长。利用时间调节游戏难度通常采用如下策略：对一个特定的游戏任务如果要调高难度，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缩短完成任务的规定时间，反之就增加时间；对一个特定的游戏过程要调高难度，在规定的时间内要求玩家完成更多更复杂的任务，反之就减少要求的任务数或任务的复杂度。
（2）伤害平衡
伤害平衡是指在游戏过程中玩家控制的角色与NPC进行对抗时己方和对方受到的伤害动态调节。如果要提高游戏难度，对抗时就减少玩家控制角色对NPC的伤害，增加NPC对玩家控制角色的伤害；要降低游戏难度，就增加玩家控制角色对NPC的伤害，减少NPC对玩家控制角色的伤害。
（3）任务资源
完成游戏任务需要各种资源。要提高难度就减少相关资源的配置，可用资源的减少意味着任务各个阶段必须合理获取和使用资源，可供选择的策略减少，玩家必须遵循其中一种或有限的几种策略完成任务；反之则增加任务所需资源，可用资源的增加意味着可选择策略增加，完成任务变得相对简单。
（4）控制复杂度
控制复杂度是指玩家对游戏中的角色控制的难度，对游戏角色的控制通常要求游戏玩家手、眼、脑三者配合，常见的调节方式是：增加或减少操作复杂度、提高或减少操作精度。如果要增加控制复杂度就增加操作复杂度和操作精度，要求玩家完成更复杂的操作动作，这会增加对玩家手、眼、脑反应和配合能力的要求，从而提高了游戏的难度；相反如果要降低游戏难度就减少操作复杂度和操作精度。
（5）敌人的数量
在对抗性游戏任务中，通过调整敌人的数量来调整游戏难度是常见手段。如果要提高游戏难度就增加敌人数量，敌人数量增加意味着在对抗过程中玩家控制的角色在同一时间受到的攻击和伤害会提高，玩家对角色的控制和操作难度增加，完成任务的难度提高；反之就减少敌人数量。
（6）NPC的智能
游戏中NPC既可以是对手，也可以是帮手。NPC智能越高，作为对手在与其对抗时难度就越高，相反作为帮手就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要提高游戏的难度就增加作为对手NPC的智能，与其对抗难度的提高意味着完成游戏任务难度增加，同时也可以减少作为帮手NPC的智能，这样会使玩家控制的角色在任务过程中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帮助而增加游戏难度；相反如果要降低游戏难度就降低作为对手NPC的智能，增加作为帮手NPC的智能。
（7）中性地带
中性地带是指游戏中的安全空间，在其中敌对双方彼此不能相互攻击，能自由发展。要提高游戏难度可以减少中性地带的范围，中性地带范围缩小，安全发展时间和空间减少，与对手之间的冲突提前到来，游戏难度提高。相反要减少难度就增加中性地带，给玩家提供更多安全发展时间，这有利于任务顺利完成。
（8）恢复、保存点
恢复、保存点是指在游戏进程中可以对角色进行状态、属性值和游戏进度进行恢复、保存的机制。在游戏过程中恢复保存点有如下功能：
1）恢复、保存点的出现通常是游戏难度提高的标志；
2）恢复、保存点允许玩家在适当的时间保存游戏进度；
3）恢复、保存点允许玩家从先前保存进度继续游戏任务。
这些功能对游戏难度产生如下影响：
1）突然产生的游戏任务难度变化对任务的完成会产生负面影响。恢复、保存点的出现可以暗示玩家前面将有难度相对较高任务出现，应该做好应对更高难度任务心理和道具的准备，从而减少完成任务的难度。
2）允许玩家适时保存和恢复游戏进度可以将高难度的游戏任务分成几个阶段完成，每个阶段都可以反复尝试各种策略直至完成整个任务，可以一定程度降低完成任务的难度。
（9）刷任务
在以等级衡量角色能力的游戏中，对超出角色能力的任务，玩家如果尝试去完成会有很大难度，甚至无法完成。玩家可以通过不断重复相对简单的任务获取经验提升角色的等级，提升角色的能力，进而减少游戏任务的难度。
（10）协作与帮助
一个高难度的游戏任务如果能与他人协作或者在任务过程中获取额外帮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完成该任务的难度，如果游戏中提供这种机制就可以降低游戏难度，反之整个任务过程由玩家单独完成则提高了游戏难度。
2.商业游戏难度调节特征
（1）运用多种因素调节游戏任务的难度
游戏难度调节主要体现在对游戏任务难度的调节上，一个游戏任务会包含多种上述可以用于调节难度的因素，在商业游戏中通常会同时采用多个因素调节游戏任务的难度。如在一个要求玩家消灭一定数量敌人的游戏任务中，要提高任务难度可以在缩短游戏任务时间的同时，增加敌人的数量与敌人对抗时玩家控制角色受到的伤害，增加敌人的AI智能等手段综合来完成。多元素的调整使游戏难度调节更灵活，更容易达到理想的调整效果。
（2）商业游戏在实现难度调节时，通常采用三种调节方式
自动调节。游戏程序综合角色的状态、任务完成情况等各种信息判断当前游戏难度是否与玩家水平相匹配，如果不匹配就利用上述提到的各种因素调节游戏难度，让其达到玩家能力相适应的水平。
选择调节。同一游戏中设定有不同难度的进程，游戏过程相同，但难度不同。当游戏开始或任务失败时玩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决定游戏难度，进入游戏任务后，其难度就不再改变。
组合调节。组合调节是结合上述两种调节方式，即当游戏开始或任务失败时玩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特定难度的游戏进度，进入游戏任务后游戏程序再综合角色的状态、任务完成情况等各种信息动态在一定范围内调节游戏难度。
三、教育游戏难度调节因素及调节策略分析
1.教育游戏难度调节因素
教育游戏作为一种有特定用途的游戏，其设计也该遵循一般游戏规律，具备一般游戏的特性，上述商业游戏中用于难度调节的因素也会在教育游戏中出现。但由于应用目标的变化，考虑调节教育游戏难度相关因素时还应考虑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应用目标的变化商业游戏中用于调节难度的因素是否能适应或满足教育游戏难度调节要求？二是应用目标的变化是否会给教育游戏难度调节带来其它难度调节因素？
教育目标是教育游戏的重要目标，玩家通过游戏活动可以从中获取设计者在其中置入的知识、技能、价值观等教育信息，玩家的游戏活动也是学习活动，游戏过程也是学习过程，因而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因素是否能够适应和满足教育游戏难度调节要求实际对玩家的学习活动产生影响。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信息环境下的学习活动在实施过程中是否有与上述相同或相近的元素。综合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习活动涉及因素与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因素，将其进行对照，如下表。
从对照表中可以看出除伤害平衡外，其它用于商业游戏难度调节的因素也是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习活动涉及的因素，因而这些因素会对玩家的学习活动产生影响，可以用于教育游戏的难度调节，只是在运用这些因素进行教育游戏难度调节时除遵循游戏难度调节的规律外，还应遵循教育、教学活动规律。
与一般的商业游戏不同，教育游戏除正常的游戏内容之外还包含有教育信息，按照教育规律教学内容的难度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活动，与学习者能力相匹配的学习内容是确保学习者能够顺利完成学习过程的重要前提条件。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学习内容难度超出了学习者的能力范围就会给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带来障碍，相反如果学习内容难度低于学习者的能力水平可能会导致学习不能掌握新的知识内容，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作为一个学习活动的游戏过程，包含在教育游戏中的教学内容也是影响教育游戏难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游戏元素不产生变化的情况下，游戏中教育信息的难度也会影响游戏难度，在游戏过程中如果要提高游戏难度，可以提高该过程中包含的教学内容的难度，反之就减低其难度。
2.教育游戏难度调节策略
综合上述内容，教育游戏难度调节涉及两个维度：教学内容和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元素，调整策略如图2。
如图所示，运用教学内容和游戏难度调节元素两个维度对教育游戏进行难度调节产生四种调节策略：
策略一：在教学内容难度不变的前提下运用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因素提高或降低游戏教育游戏的难度；
策略二：保证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因素难度不变，通过调节教学内容的难度降低或提高教育游戏的难度；
策略三：调节两个维度，同时升高或降低两个维度的难度以实现对游戏难度的调节；
策略四：调节两个维度，升高其中一个维度，降低另一个维度。
在进行教育游戏难度调节时可以综合利用四种教学策略以达到所要求难度调整目标。如图2所示，如果要将教育游戏难度从A点调整到B点，可以使用策略四一次性完成调整要求，即提高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元素维度的难度，降低教学内容难度；也可以综合策略二和策略一来完成，即先维持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元素维度不变，将教学内容维度降低到一定水平，然后维持教学内容难度不变，运用商业游戏难度调节元素提高游戏难度。在调节过程中，游戏难度调节元素维度主要实现对游戏的趣味性和娱乐性的调节，这种调节可以促使玩家充分沉浸到游戏过程中，这是教育游戏进行教育信息传递和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前提；教学内容维度调节的是玩家在游戏过程中面对的教育信息的难度，是实现教育目标的保障。在教育游戏难度调节时要注重两个维度之间的平衡关系，如果过度强调游戏娱乐性和趣味性的调节，弱化教学内容的调节会导致玩家在游戏任务过程中始终面对同一难度的教学内容，反之如果强化教学内容的难度而弱化娱乐性和趣味性的调节可能会导致玩家对游戏失去兴趣，因而无论是强调哪一个维度、弱化另一个维度都可能使教育目标无法实现。
3.教育游戏难度调节方式
与商业游戏的调节方式一致，教育游戏也可以有三种方式实现难度调节：组合调节、选择调节和自动调节。选择调节这种方式一旦选定难度之后在后续的游戏过程中就不再进行难度调整，用有限的几种难度水平应对所有玩家的不同层次能力水平，游戏技能可以通过反复练习和尝试得到不断提高，但教育游戏不能采用这种手段让玩家掌握蕴含的知识，因而并不完全适合在教育游戏中应用。自动调节和组合调节两种方式在游戏进程中能根据玩家的实际情况再次调节难度，因而能将游戏难度调整到更多玩家的能力范围之内，更加适合于在教育游戏中使用。
结束语
教育游戏难度调节是一项系统设计，本文仅对可用于难度调节元素及调节策略进行了分析，要实现图1所示教育游戏难度动态调节，还需解决其中包含的其它诸多问题。比如，如何分析判断玩家的能力水平是否与游戏难度相匹配、当游戏难度与玩家不匹配时，如何判断是由于游戏元素还是学习内容引起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开展后续研究解决。
参考文献：
[1]Flowin Games [DB/OL].http：//blog.ariron.net/indexold.PhP？uid-87419-aetion-viewsPaee-itemid-129851.
[2]马颖峰，隋志华.基于Flow 理论的教育游戏沉浸性设计策略研究——教育游戏活动难度动态调控研究[J].电化
教育研究，2010，3：（p54-57）.
[3]Daniel Boutros. Difficulty is Difficult： Designing for Hard Modes in Games [DB/OL].http：//www.gamasutra.com/
view/feature/132181/difficulty_is_difficult_ designing_.php.
[4]Lars Doucet RPGs. challenge， and grinding [DB/OL].http：//www.gamasutra.com/blogs/LarsDoucet/20110822
/8248/RPGs_ challenge_and_grinding.php.
网络调节 篇5
(一) 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
心理授权是个体对组织授权行为的心理认知经历。包括工作意义、能力、自主性和影响力四个认知维度。工作意义是个体标准与工作价值匹配程度;能力是对自己成功完成工作能力的知觉和评价, 体现个体完成工作的信念;自主性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所感受的自主权;影响力是个体对组织目标实现和组织产出的影响程度2。
组织公民行为是组织成员超出其工作标准要求的行为。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体系相关的背景因素对组织公民行为会产生重大的影响。Farh等人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组织公民行为的五维模型:公司认同、利他主义、个人主动性、人际和谐、保护资源。公司认同指员工为保护公司名誉、改善公司运作情况而提出建议的意愿;利他主义指员工之间相互帮助解决问题和分担工作任务的意愿;主动性指员工在参与度、服从制度、工作努力度方面的行为高于组织期望的意愿;人际和谐指员工避免追求个人权利和利益的意愿;保护资源指避免和反对别人滥用公司政策和资源的行为。
(二) 社会网络的调节作用
社会网络是研究个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方法, 目的是为了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系统表面下的关系结构或模式。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嵌入在工作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对个体观念或行为产生相互感染、影响作用。农民工处在中国情景的劳动力市场大背景下, 其观念和行为也必然表现出一致性。农民工只有与工头及同事建立良好工作氛围, 才有利于心理授权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有理由预期, 不同社会网络环境下, 农民工心理授权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并不相同。鉴于上述分析, 提出假设二: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具有正面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0年6月至2011年5月间进行的农民工发展状况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社会网络、家庭生计资本、健康状况、工作情况、知识获取及组织承诺等。调查对象为农村户口且年满15周岁的城市打工者, 样本从山西、河南、河北、浙江等省份的30家企业中选取。采用结构化问卷。共发放问卷800份, 收回合格问卷767份, 回收率95.8%。
(二) 变量设置
因变量为组织公民行为, 采用Farh等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编制的五维度量表3, 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计分, 分公司认同、利他行为、个人主动性、人际和谐、保护资源五个维度, 每个维度包含4个条目, 共20个条目。该变量分值界于20至100之间, 得分越高, 组织公民行为表现越好。本次调查样本组织公民行为量表阿尔法系数为0.882, 信度系数较高。自变量为心理授权, 采用Spreitzer开发的四维 (工作意义、能力、工
采用描述统计、变量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方法。统计描述目揭示样本基本信息;变量相关分析揭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以及调节变量适用性;回归分析采用OLS回归模型, 检验心理授权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以及社会网络调节作用的相关假设。因变量、自变量及调节变量均为连续型变量。在做社会网络调节作用图时, 对网络规模和领导比重进行了高低分类, 分类标准以均值为分界。控制变量均设成虚拟变量, 并以女性、未婚、普通员工、服务业为参照。剔除不合格样本后, 最终纳入回归模型的有效样本量为563个。数据分析采用SPSS18.0进行。作自主性、影响力) 量表4, 每个维度分3个条目, 共12个条目, 也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计分, 得分越高者, 心理授权表现越好。该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行了适用性进检验, 信度效度良好。本次调查样本心理授权量表阿尔法系数为0.856。调节变量为社会网络, 以最近6个月内分别与上司和同事工作讨论的人数来度量。为了研究结果精确, 将被访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收入、工作类型、职业阶层等作为控制变量。
(二) 研究方法
三、分析与结论
(一) 变量描述及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统计描述及相关系数见表1。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的人际和谐、保护资源分维度不相关;但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公司认同、利他行为、个人主动性、整体组织公民行为显著正相关, 表明农民工心理授权越高, 组织公民行为越好。粗略地验证了假设一。工作交流网络领导比重基本上与心理授权不显著相关, 而网络规模则与心理授权显著相关, 即农民工与领导和同事进行工作交流越多, 心理授权越高。工作交流网规模与组织公民行为各变量显著相关, 而领导比重与这些变量相关性不显著, 表明工作交流网领导比重适合做调节变量, 而网络规模不具有调节变量的含义。
(二) 社会网络对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心理授权的工作意义、能力分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分维度有显著正影响, 但工作自主性、影响力分维度主要对组织公民行为公司认同分维度有显著影响, 前者影响为负, 后者影响为正。表明心理授权分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并不一致, 但总体心理授权对总体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 仅仅考察总体概念之间的关系, 不分析分维度的影响难以全面揭示事物的本质。上述结论部分验证了假设一。
工作交流网领导比重的调节作用仅表现在分维度方面。领导比重对心理授权影响力维度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利他行为、个人主动性、人际和谐维度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见图1至图3。说明在高领导比重环境下, 心理授权影响力对组织公民行为利他行为、个人主动性、人际和谐的影响更强, 表现为线段倾斜程度较陡峭;而在低领导比重环境下, 上述影响较弱, 表现为线段倾斜程度较平缓。上述结论部分验证了假设二。
(三) 结论与讨论
1. 农民工心理授权对其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心理授权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 即心理授权越高, 组织公民行为越好。表现为, 心理授权的工作意义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公司认同、利他行为、个人主动性维度有正向影响;心理授权的能力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五个分维度均有正向影响;心理授权的工作自主性维度与组织公民行为公司认同维度有负向影响;心理授权的影响力维度与组织公民行为公司认同、个人主动性维度有正向影响, 对人际和谐维度有负向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并非心理授权所有维度都对组织行为各分维度有显著影响,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2. 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心理授权与其组织公民行为关系有部分正向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证实了工作交流网对农民工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具有部分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在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分维度的情况下, 工作交流网成员的领导比重对心理授权的影响力维度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利他行为、个人主动性、人际和谐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均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 领导比重越大, 农民工心理授权对其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越强, 也越有利于组织管理。因此, 在日常管理过程中, 为农民工提供更多交流平台, 加强普通员工与领导层的工作交流, 提升其心理授权, 促进组织公民行为, 最终促进组织持续健康发展。
摘要：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探讨了农民工心理授权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 分析了工作交流网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 农民工心理授权对其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心理授权与其组织公民行为关系有部分正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心理授权,组织公民行为,社会网络
参考文献
[1]杨洁, 战梦霞.心理授权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J].企业经济, 2010, 2.
[2]B.Wellman, “Network analysis:some basicprinciples”.Sociological Theory, 1983, 1.
[3]E.Rogers,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4th ed.New York:Free Press, 1995.
[4]李超平, 李晓轩, 时勘.授权的测量及其与员工工作态度的关系[J].心理学报, 2006, 38.
网络调节 篇6
恐惧管理理论认为, 与死亡相关的焦虑是个体焦虑的最根本来源, 人类为了生存, 需要管理死亡恐惧所带来的焦虑[7]。心理障碍与对死亡焦虑的无效管理有关, 死亡提醒会加强心理障碍者的恐惧和强迫症状[8,9]。研究显示, 网络游戏能够为投入高的人提供有意义的背景, 并缓解其死亡焦虑[10]。因此, 本研究希望了解危机脆弱性、死亡态度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以及死亡态度在危机脆弱性与网络成瘾关系中的作用, 为提高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采取方便取样法, 选取广州和深圳2所高校学生700人进行问卷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662份, 有效率为94. 57%。其中男生186名, 女生476名; 大一学生317名, 大二学生207名, 大三学生138名。学生来自文、理、艺术 等学院, 平均年龄 为 ( 19. 28±1. 21) 岁。
1. 2 工具
1. 2. 1危机脆弱性问卷采用心理学家G·帕里编制的“危机脆弱性”测验问卷。该问卷主要用来揭示个体是容易被危机事件伤害, 还是具有较强的免疫力。问卷由15个项目组成, 每个项目有“是”、“不确定”、“否”3个选项。问卷采用1 ~ 2三级评分, 得分越高, 表明个体在面临危机时越脆弱[11]。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 544;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考察量表的结构效度, 结果显示, χ2/ df = 2. 53, RMSEA = 0. 048, NFI = 0. 80, NNFI = 0. 84, CFI = 0. 87, SRMR = 0. 05, 各拟合指标可接受, 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1. 2. 2死亡态度描绘量表该量表由Wong等1994年编制, 中文版由台湾廖芳娟翻译编制, 共32个题项, 采用5点计分。量表包括5个维度, 分别为死亡恐惧、死亡逃避、自然接受、趋近接受和逃离接受[12]。受试者得分高代表其在该维度中呈现高倾向的态度。本研究中, 该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 729 ~ 0. 856, 问卷总项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 877; 对样本数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χ2/ df = 3. 32, RMSEA = 0. 063, NFI = 0. 92, NNFI = 0. 94, CFI = 0. 94, SRMR = 0. 064, 各拟合指标可接受, 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1. 2. 3中文网络成瘾量表 ( CIAS) 由台湾学者陈淑惠等[13]以台湾大学生为样本编制而成。该量表包含5个因素, 共26个题项。本研究中, 该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 62 ~0. 83, 问卷总项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 925; 对样本数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χ2/ df = 3. 64, RMSEA = 0. 065, NFI = 0. 96, NNFI = 0. 97, CFI = 0. 97, SRMR = 0. 049, 各拟合指标可接受, 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1. 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13. 0 统计软件和 LISREL 8. 7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2 结果
2. 1大学生死亡态度和危机脆弱性、网络成瘾的相关分析危机脆弱性与死亡态度中的死亡恐惧、趋近接受、逃离接受呈正相关, 与自然接受呈负相关 ( P值均 <0. 01) ; 死亡态度中的死亡恐惧、死亡逃避、趋近接受、逃离接受与网络成瘾呈正相关, 自然接受与网络成瘾呈负相关 ( P值均 <0. 05) 。见表1。
注: * P <0. 05, **P <0. 01。
2. 2死亡态度在危机脆弱性和网络成瘾之间的调节作用按照已有的方法[14], 分别计算死亡态度各维度在大学生危机脆弱性与网络成瘾之间的调节作用。将危机脆弱性和死亡态度各维度中心化, 然后对中心化后的交互作用项进行分层回归分析。首先进入回归方程的是危机脆弱性和死亡态度, 然后是危机脆弱性×死亡态度的交互作用项。从表2可以看出, 死亡逃避和趋近接受与危机脆弱性的交互作用显著 ( P值均 <0. 05) , 在大学生危机脆弱性与网络成瘾之间起调节作用。
注: * P <0. 05, **P <0. 01。
由于死亡逃避和趋近接受的调节作用显著, 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参考陈世民等[15]研究方法, 分别对高 ( > x + s) 、低 ( < x - s) 死亡逃避和趋近接受的被试做危机脆弱性对网络成瘾的简单回归。结果表明, 在低死亡逃避条件下, 大学生危机脆弱性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 β =0. 261, t =2. 563, P < 0. 05) ; 但在高死亡逃避条件下, 大学生危机脆弱性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 ( β = 0. 138, t = - 1. 501, P = 0. 136) 。在低趋近接受条件下, 大学生危机脆弱性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 β = 0. 198, t = 1. 998, P < 0. 05) ; 但在高趋近接受条件下, 大学生危机脆弱性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 ( β =0. 093, t =0. 892, P =0. 375) 。
3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 在死亡态度各维度调节作用的回归方程中, 无论交互作用变量是否起作用, 危机脆弱性都是网络成瘾显著的预测变量。危机脆弱性高的个体缺乏适应灵活性, 面对环境改变和外在压力时, 表现出心理和行为的混乱无序状态, 很难从挫折经历中恢复过来, 更容易产生心理危机。已有研究发现, 应付方式中的处理问题、控制情绪、寻求支撑、期望等与危机脆弱性存在显著负相关[16,17]。危机脆弱性高的个体在遇到压力生活事件后, 可能更容易选择互联网去逃避压力、宣泄情绪, 而不是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进而形成网络成瘾。本研究中, 网络成瘾与自然接受呈负相关, 而与死亡态度的其余维度呈正相关。有研究发现, 个人生活事件各因子均与死亡恐惧、趋近接受和逃离接受呈正相关, 与自然接受呈负相关[18]; 主观幸福感、积极应对方式与自然接受显著正相关, 与死亡态度其余维度负相关[19]。自然接受是对于死亡这一无法改变事实的承认, 并且更加高效利用生命的态度, 是对有限生命的积极探索。所以对死亡持自然接受态度的个体不容易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死亡态度中的死亡逃避和趋近接受在大学生危机脆弱性与网络成瘾之间起调节作用。死亡逃避实质上是一种让人远离恐惧和焦虑的防卫机制。趋近导向的死亡接受是指将死亡 视为通往快乐来生的通道, 相信有幸福的死后生命存在[12]。结果显示, 在低死亡逃避和低趋近接受条件下, 大学生危机脆弱性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恐惧管理理论认为, 人的一切行为最终动机是为了缓解死亡的终极焦虑。当人们面对死亡威胁时, 主要通过近端防御 ( 逃避、歪曲事实、主动抑制等) 和远端防御 ( 亲密关系、自尊和文化世界观) 缓解死亡恐惧[20]。当个体无法通过逃避死亡来缓解死亡恐惧, 又无法直面死亡时, 互联网为其提供了缓解死亡恐惧的途径。在虚拟世界中, 个体通过扮演不同角色, 建立虚拟的人际关系, 获得虚拟性的情感支持, 从而使个体沉迷于网络而难以自拔。最重要的是, 在虚拟世界中, 个体不会真正死亡, 这也是网络成瘾产生的主要原因。
摘要：目的 探讨死亡态度在危机脆弱性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作用, 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危机脆弱性问卷、死亡态度描绘量表和中文网络成瘾量表, 对方便抽取的广州和深圳2所高校66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死亡态度中的死亡恐惧、趋近接受、逃离接受与网络成瘾和危机脆弱性呈正相关 (r=0.1420.324, P值均<0.01) , 自然接受与网络成瘾和危机脆弱性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095, -0.209, P值均<0.05) , 死亡逃避与网络成瘾呈正相关 (r=0.145, P<0.01) 。死亡逃避、趋近接受与危机脆弱性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β值分别为-0.080, -0.094, P值均<0.05) , 在大学生危机脆弱性与网络成瘾间起调节作用。结论 死亡态度在大学生危机脆弱性与网络成瘾之间起调节作用。正确的死亡教育可减少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发生。
网络调节 篇7
然而,基于内部个体能力视角的学者则提出,社会资源理论过于强调外部关系网络对创业的正向影响,紧密的商业关系网络会约束创业者的创业激情,产生“搭便车”的思维,并且浪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6]。环境的动态性与不确定性更需要创业者加强企业内部能力与管理的提升,这需要创业者通过不断的学习来解决[2],因此创业学习理论认为以提升自身能力为目的的创业学习才是决定创业活动成败的关键[7]。
但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任一单方面分析影响创业成败的因素都显得偏颇。因此,学者们开始将创业者的外部关系网络与自身学习能力统一起来研究。蔡莉等[8]、杨隽萍等[5]以及周勇和凤启龙[9]等把社会关系网络区分为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从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两个方面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正向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绩效,杨隽萍等发现创业学习在社会关系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中起中介作用[5],而周勇和凤启龙发现网络在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绩效中起中介作用[9]。谢雅萍和黄美娇从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嵌入的角度研究了社会关系网络对提升创业能力的作用,并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对提高创业能力发挥正向作用[10]。
综上所述,从外部社会关系网络和内部学习能力两方面理清新创企业绩效提升的机理成为研究趋势,但有如下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林南[11]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备受重视的原因是其富含企业发展所必需的社会资源。因此,学者主张从社会资源的角度分析社会关系网络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4],而当前鲜有从社会资源理论出发探索商业关系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的更少。其次,新创企业的组织结构并不完善,组织内部的学习体系主要以创业者个体学习为主[12],这就需要把创业学习视为创业者的个体行为并从经验学习与认知学习两个维度进行研究[13],而不能简单的用组织学习取而代之。再之,新创企业是创业者不断发现与开创创业机会与整合资源的动态过程,包括生存与成长两个方面[14],因此,从企业短期生存的财务绩效与远期发展的成长绩效两个方面测量新创企业绩效是非常必要的[15]。
综上,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社会资源理论、个体层面创业学习与兼顾企业长短期的绩效构建创业者商业关系网络、创业学习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以珠三角178家新创企业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1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1.1 商业关系网络和新创企业绩效
创业者的商业关系网络是指创业者与供应商、客户以及同行等主体之间所构建的关系网络[4],通过商业关系网络创业者可以获取市场信息、技术资料、知识与认同等资源[8],这些都有利于创业者开拓业务、获取信息与建立信任等等[3]。
新创企业绩效主要包括新创企业的生存能力与成长能力两个方面[15]。生存能力主要由企业短期经济性的财务绩效体现,而成长能力主要由企业远期运营性的成长绩效体现[3]。
商业关系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首先,构建良好的网络关系会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支持从而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克服“新进入这陷阱”,促进企业的生存与成长[5]。其次,新创企业具有较低的声誉与合法性,通过外部商业关系网络可以构建声誉资源和提高组织的合法性[14],这为新创企业创业生存发挥重要作用。再之,新创企业从商业关系网络中获取市场、信息、资源与技术[8],这不仅为创业者提供知识、信息与情感支持,而且正向影响创业者的认知、弥补个体经验、知识与技能的不足[16]。再之,相比市场交易机制,通过商业关系网络能为新创企业带来低成本的外部知识和技能共享,这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持续增长[8]。由此,本文提出:
H1a:商业关系网络正向影响新创企业的财务绩效。
H1b:商业关系网络正向影响新创企业的成长绩效。
1.2 创业学习和新创企业绩效
创业学习是指创业者持续的学习过程,是获取和开发那些同创建与做大新企业相关的倾向、技能和能力,主要由经验学习与认知学习两个维度组成[17]。经验学习强调创业者转化本人先前的经验来获取创业知识;认知学习重在观察他人行为或者结果,通过反思形成自己的创业知识[12]。
创业初期新创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创业者识别到的机会转化为商业概念,怎样整合合适的人力、财力与市场资源把商业概念转化为市场认可的产品/服务等[18],从而生存下来。而创业者通过累积以往的经验可以帮助其摆脱创业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困境[19],通过经验学习所获取的知识有助于更好的创业,有利于提高新创企业的生存能力[12]。
随着新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由于新创企业短期内的成功,创业者自认为已清楚如何在特定的行业或者区域从事商业活动,因此过度自信,这种决策偏见对于新创业的成长来说是非常不利的[20]。另外,多样化的知识与技能是新创企业成长的必备要素[21],尤其在快速变化和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中[22]。对先前经验过度依赖,则基于经验学习积累的知识缺乏多样性[20],将产生僵化性的知识[23]。同时,会阻碍创业者的创新动机[20],因此过度依赖经验学习并不利于企业的成长。所以,本文提出:
H2a:创业者的经验学习正向影响新创企业的财务绩效。
H2b:创业者的经验学习负向影响新创企业的成长绩效。
认知学习是模仿他人成功的行为规避他人失败的行为[12]。通过认知学习,创业者观察成功创业人士的榜样行为并进行思考与认知重构,提高创业者信心[24],当机会来临时能马上再现榜样行为[12],这都有助于提升新创企业绩效。而且,通过认知学习有利于将他人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并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提升知识运用效率,从而有利于通过新产品的推广提升新创企业绩效[25],这为新创企业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所以,本文提出:
H3a:创业者的认知学习正向影响新创企业的财务绩效。
H3b:创业者的认知学习正向影响新创企业的成长绩效。
1.3 创业学习调节作用的理论假设
创业者都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运营事业[3],新创企业绩效也必然受到其所处网络的影响,而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受创业学习的影响[26]。
1)创业学习在商业关系网络同财务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新创企业不同于成熟企业,创业者在创业初期往往注重企业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以寻求生存[22]。商业关系网络为网络成员提供资源获取通道[27],向客户、供应商以及竞争对手学习,创业者可以增强商业成员之间的信任与认同,从而高效获取相关的创业知识和资源[10],创业学习降低了商业关系网络中知识共享与资源获取难度,并最终实现创业生存能力的转化。因此,创业学习影响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对商业关系网络中知识解析与资源利用效率[5]。基于先前经验学习的创业者能够提高对行业的警觉性和预测能力[22],迅速发现商业关系网络中的机会与实现网络资源的有效整合并最终转化为市场接受的产品/服务[23]。而认知学习通过仿效商业关系网络中成功成员的榜样、与网络成员的紧密交流获取创业的知识、技能与资源[10],从而提升创业生存的能力。因此,本文提出:
H4a:经验学习正向调节商业关系网络对新创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H4b:认知学习正向调节商业关系网络对新创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2)创业学习在商业关系网络同成长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经验学习具有路径依赖性,主要解决企业短期发展问题[23]。因而可能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即成长绩效缺乏关注。同时,经验学习存在过度自信与熟悉偏差等问题[22]。创业者进行经验学习时更倾向于重复先前的成功模式,规避失败行为[20]因而其行为在获取较好的生存绩效后日趋保守,冒险性倾向与创新能力减弱。经验学习过度依赖自身经验一方面将产生决策偏见,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另外,过度依赖经验学习形成的商业关系网络排斥圈外人,形成封闭的圈子,过分强调网络中的惯例,产生“搭便车”的习惯以及约束网络成员的自由从而不利于企业的成长。
而认知学习帮助创业者基于商业关系网络进行学习,帮助对自身的能力与知识进行重组[26]。强调认知学习的创业者积极构建大规模的商业关系网络,为了提高认知学习的效率,积极构建更多、更紧密的客户、供应商与竞争对手关系。因此,认知学习不仅会扩大商业关系网络的规模,也会增加更多“强关系”的数量,从而帮助创业者从商业关系网络中获取更多的异质性信息、更多的信赖关系与更可靠的资源。降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从而保障新创企业快速的发展。因此,本文提出:
H4c:经验学习负向调节商业关系网络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
H4d:认知学习正向调节商业关系网络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
2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2.1 新创企业绩效的测量
本文采用Covin和Slevin的测项[15],国内蔡莉等也采用过此问卷[26]。用Likert 7点计分对新创企业绩效进行主观测量,财务绩效的测项为“与同行相比,我们净收益率(净收益/总销售额)较高”,“与同行相比,我们投资收益(投资收益/投资成本)较高”,“与同行相比,我们的销售额较高”;成长绩效的测量为“与同行相比,我们的市场占有率(产品销售量占该类产品整个市场销售总量的比例)增长较快”,“与同行相比,我们新产品/服务的发展速度较快”和“与同行相比,我们的新员工数量增长速度较快”。
2.2 商业关系网络的测量
商业关系网络的测量借用前人的研究,用Likert式7份量表对商业关系网络进行测量。商业关系网络测项为:“与供应商保持紧密联系”;“与客户保持紧密联系”;“与同行竞争对手保持紧密联系”3项。[4]
2.3 创业学习的测量
本文创业学习描述的是个体获取涉及到与创建组织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的行为的特征,主要包括:经验学习与认知学习。按照蔡莉等的测项[26],经验学习的测项为:“您在创业的过程中注重各种经验的积累”、“您已有的经验(如管理经验、创业经验等)对创业非常重要”、“您认为失败并不可怕,关键是在失败中要汲取教训”。认知学习的测项为:“您经常与行业中的专业人士进行交流”、“您非常关注同行业中标杆企业的行动”与“您认为观测他人的行为(包括失败行为)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三个测项。
2.4 控制变量的测量
企业绩效受企业规模与发展阶段的影响[4],因为是新创企业,本文只把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本文用企业员工数量的对数测量企业规模。
2.5 数据容量与收集
依据国内研究经验,视8年以内的企业为新创企业[26]。在2015年3月至2015年8月期间,通过邮件或者访谈,向543家新创企业的创业者发放问卷543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有178份,这满足样本容量30份以上以及变量个数(本文6个)与样本量的比例1:10要求[28]。
调研企业中,成立时间5年以下的68家,占38%,大于5年小于8年以企业110家,占62%;这些企业规模300人以下的159家占比89.3%。问卷中测项基本服从正态性分布,另外其评价值的偏度绝对值都小于2,而峰度绝对值都小于3,因此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29]。总体而言,样本能够代表新创企业的一般特性,适合作下一步的分析。
3 变量测量的效度和信度分析
本文从效度与信度两方面进行统计检验。以聚合效度、区分效度与因子拟合指数三个指标进行构念效度检验。采用总相关系数(Correeted Item Total Correlation,简称CITC)与Cornbach Alpha值进行信度检验。
3.1 效度检验
1)探索性因子分析。经检验商业关系网络、新创企业绩效与创业学习的KMO值分别为0.775、0.873与0.790;Bartlett球形检验值分别为367.004、744.607与389.931,显著水平值均为0.000,因此可以做探索性因子分析。用SPSS16软件进行因子统计显示,各测项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值均大于0.7的标准,并分别解析了变量的89.431%、88.947%与79.898%(见表1)。因此,因子结构与理论框架相一致。由表1可知,商业关系网络、新创企业绩效以及创业学习三个变量的AVE值均高于0.50,说明聚合效度满足。同时新创企业绩效和创业学习潜变量AVE值均大于潜变量相关系数的平方,因此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2)验证性因子分析。本研究应用LISREL8.7软件对问卷(178份)进行验证性因子测算。结果显示商业关系网络、新创企业绩效与创业学习的χ2/df值为2.64、2.65与2.15,其他指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如表2),所以拟合程度较好构建效度满足要求。
3.2 信度检验
本研究对各变量的Cronbach′sα系数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α系数均大于0.7,组合信度均大于0.6(参见表1),因此满足信度检验的要求。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5个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在0.024-0.241之间(见表3),小于0.75临界值[30]。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即VIF指数值处于1.224-1.622之间,远小于10的临界值[30]。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4.1 计算结果
依据前面模型和研究假设的分析,采用SPSS16.0软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来验证商业关系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创业学习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具体结果见表4和表5。
注:*表示p值<0.1,**表示p值<0.05,***表示p值<0.01(双尾)
1)商业关系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本研究提出商业关系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的两个假设H1a与H1b。模型2与模型7(见表4、5)对2个假设进行了检验,从回归的结果看商业关系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的财务绩效与成长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是0.374(显著水平0.01)和0.361(显著水平0.01),H1a与H1b获支持。
2)创业学习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本研究认为经验学习会正向影响财务绩效,负向影响成长绩效,提出了假设H2a与H2b;认知学习均正向影响财务与成长绩效,提出假设H3a与H3b。模型3与模型8(见表4、5)分别对创业学习两个维度进行了实证检验。从结果来看,经验学习对财务绩效与成长绩效的回归系数是0.336(显著水平0.01)与-0.159(显著水平0.01);认知学习对财务绩效与成长绩效的回归系数是0.251(显著水平0.05)与0.268(显著水平0.01)。因此,假设H2a、H2b、H3a与H3b获得实证支持。
3)创业学习调节作用的实证检验。为了检验不同维度的创业学习对商业关系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提出四个假设H4a、H4b、H4c与H4d。
模型4、5与模型9、10(见表4、5)分别对以上4个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经验学习对商业关系网络同财务绩效、成长绩效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0.088(显著性水平为0.1)与-0.071(显著性水平为0.1);认知学习对商业关系网络与两类不同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均产生调节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0.094(显著性水平为0.1)与0.076(显著性水平为0.1)。四个假设H4a、H4b、H4c与H4d均获得证实。
为形象揭示创业学习对商业关系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本文以创业学习的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分为弱创业学习与强创业学习两个组,分别刻画不同程度创业学习对商业关系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如图1中的(1)、(2)、(3)与(4)。由图1中(1)可知创业者经验学习越强,商业关系网络与财务绩效的正向关系越明显;而图1中(2)反映了创业者经验学习越强商业关系网络与成长绩效的关系受到了经验学习的负向调节。
图1中(3)与(4)验证了认知学习对商业关系网络同财务绩效、成长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当认知学习越强,商业关系网络与财务绩效、成长绩效正向关系越明显。
4.2 结果与分析
基于珠三角178份创业者的问卷,本文从个体层面依据资源基础理论、创业学习理论与创业理论从企业内外两个方面实证分析了商业关系网络、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所有假设均获支持。由此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商业关系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两个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商业关系网络所提供的市场、技术、知识、信息与信任等资源,不仅有利于提升新创企业的生存能力还帮助其快速成长。因此,商业关系网络是创业成功的关键,这进一步佐证了蔡莉等[12]、杨隽萍等[5]与汤淑琴等[22]有关社会关系网络正向作用于新创企业绩效的观点。
第二,不同创业学习的维度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认知学习正向影响财务绩效与成长绩效,这进一步证实了创业者从其他成功创业者或者企业家的行为中丰富自己的认知结构有利于促使创业者在动荡的环境中提高新创企业绩效[12]。经验学习正向影响财务绩效负向影响成长绩效。这说明创业者以往的经验教训能积极促进新创企业的生存[22],但是如果过度沉溺于以往的“成功经验”而因循守旧,经验学习反而妨碍企业的进一步成长[20]。我们的发现揭示了创业学习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机制。具体而言,经验学习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有正(财务绩效)有负(成长绩效),最终的正负关系由两者消涨大小与方向对比决定,这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解析了汤淑琴等关于经验学习对新创企业绩效呈倒“U”影响的原因[22]。
注:*表示p值<0.1,**表示p值<0.05,***表示p值<0.01(双尾)。
注:*表示p值<0.1,**表示p值<0.05,***表示p值<0.01(双尾)。
第三,新创企业绩效同商业关系网络之间的关系受创业学习调节的作用存在差异。其中财务绩效同商业关系网络的关系受到经验学习与认知学习的正向调节,成长绩效同商业关系网络关系受认知学习正向调节。但经验学习对商业关系网络同成长绩效关系负向调节,这要求创业者在构建商业关系网络过程中,避免经验学习陷阱[22],以积极开放的姿态向供应商、客户以及竞争对手学习,将他人的经验转化为自身的知识,这可以帮助创业者了解市场趋势及竞争环境,进而清楚企业的优势与劣势,由此绕开经验学习陷阱[20],提高创业者创业学习的能力从而发挥商业关系网络的正向作用。
摘要：从创业者个体的角度基于社会资源理论与创业理论,构建商业关系网络、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并以珠三角178家新创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通过软件SPSS16.0与LISREL8.7测算,结果显示:1商业关系网络正向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财务绩效与成长绩效;2创业学习的认知学习正向影响财务绩效与成长绩效,创业学习的经验学习正向影响财务绩效,负向影响成长绩效;3认知学习正向调节商业关系网络同财务绩效、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经验学习正向调节商业关系网络同财务绩效的关系但负向调节商业关系网络同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
网络调节 篇8
1 针刺与神经肽
1.1 神经肽Y(NPY)和神经降压素(NT)
NPY和NT是人体内两种重要的血管活性肽,前者具有缩血管作用,而后者对血管有舒张作用[4]。正常条件下,NPY/NT保持相对平衡,以维持正常动脉血压,两者失衡造成血压异常波动[4,5]。马朝阳等[4]采用电针对原发性高血压(EH)病人进行曲池穴针刺治疗,发现针刺可降低NPY浓度,并升高NT浓度,其作用强度与尼卡地平相仿,提示针刺曲池穴降压作用可能与调控NPY/NT水平有关。万文俊等[6]为进一步探讨针药结合的疗效,比较针药结合组与单独西药组降压疗效及其对NT影响,结果显示针药结合组血压降低水平及NT升高幅度均优于单独西药组。
1.2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
CGRP是一种具有多种功能的生理调节肽,广泛分布于心血管系统的感觉神经纤维中,作为一种神经递质和舒血管物质作用广泛,其浓度变化与高血压发病密切相关,并与血压水平呈负相关[5,6,7]。王丽等[7]基于捻转补泻手法探讨其对应激性高血压大鼠的效果比较及作用机制,发现针刺泻法降压效果优于针刺补法,其降压作用与应激性高血压大鼠CGRP含量升高有关,提示不同捻转手法治疗EH时存在着不同程度效果差异。
2 针刺与内分泌
2.1 血管紧张素Ⅱ(AngⅡ)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是导致高血压发生与发展的重要机制,而AngⅡ是该作用机制的中心环节。AngⅡ的强烈缩血管效应可引起血压升高,并参与血管及心肌细胞重构[5]。因此,AngⅡ是高血压治疗的特异性靶点之一。钱春艳等[8]在两肾一夹高血压大鼠动物模型中发现,模型大鼠血压、血浆及主动脉AngⅡ含量较正常大鼠明显升高,大鼠模型给予曲池穴电针治疗后,大鼠血压、血浆及主动脉AngⅡ水平明显降低,提示针刺降压作用可能与抑制循环及血管局部RAS有关。田艳鹏等[9]通过不同捻转手法观察针刺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HR)肾素及AngⅡ的影响,研究表明,捻转补法、捻转泻法、平补平泻及针刺留针均可降低SHR血浆及肾组织肾素、AngⅡ水平;而捻转泻法效果优于其他手法,表明不同针刺手法可能均可抑制RAS激活,而针刺泻法治疗效应最明显。
2.2 内皮素(ET)
ET主要由血管内皮细胞合成,具有强大收缩血管和升高血压的作用。ET能促进AngⅡ合成与释放,这种交互作用,可能在高血压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及重塑过程中起重要作用[5]。因此,血浆ET水平可作为评价降压疗效的间接指标[10]。赵延红等[11]发现,针刺风池配合经外奇穴与单独风池穴针刺均可降低高血压病人血浆ET水平,但前者对ET降低效果优于后者。曹玲等[10]比较针刺颈部夹脊穴与传统取穴对高血压病人血浆ET影响发现,两种取穴方式均可降低高血压病人血浆ET水平,但前者降低血浆ET水平明显优于后者。上述研究表明,针刺治疗可降低高血压病人血浆ET水平,但不同取穴方案作用强度存在差异。
2.3 一氧化氮(NO)
NO作用与ET相反,其对心血管系统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5]:1调节血管张力;2抑制白细胞、血小板与血管内皮细胞黏附、聚集,维持血管内皮完整性;3参与中枢神经系统对心血管系统的调节;4拮抗ET,促心肌细胞肥大作用。NO与ET共同构成一对具有拮抗作用的血管活性物质,两者平衡稳态可调节血管张力和维持血压稳定。袁恺等[12]发现针刺颈部穴位较传统取穴有更好的降压效应,高血压病人颈部取穴组降压疗效优于传统取穴组,而且前者的调节NO/ET失衡方面优于后者。SHR针刺干预模型中亦有类似治疗效应,王家有等[13]发现:SHR太冲穴连续针刺7d,可显著降低大鼠收缩压水平,同时,能升高血清NO水平和降低血浆ET水平,针刺对NO、ET水平调节可能是其潜在的降压作用机制。
2.4 胰岛素抵抗(IR)
IR既是2型糖尿病的重要病因,也是高血压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胰岛素水平过高可通过刺激瘦素分泌而间接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酮系统(RAAS)系统,增加ET合成而降低NO分泌,并与神经-免疫机制相互作用,共同参与高血压发生与发展[14]。郭玉红等[15]研究原发性高血压病人发现,通过针刺百会、曲池、太冲等穴位,降低血压同时可降低血胰岛素水平,并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指数。
3 针刺与细胞因子
3.1 C反应蛋白(CRP)
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表明,血管内慢性炎症与EH密切相关,而CRP是临床研究较多的一种炎症因子,CRP可引起血管内皮功能障碍而降低内皮细胞NO合成[5]。既往研究发现,高血压病人血浆CRP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健康人群,并且独立于一些与CRP水平同向变化因素[5]。黄凡等[16]通过针刺痰瘀阻络型高血压病人临床研究表明,针刺风池、曲池、内关等穴位可显著降低高血压病人血浆CRP含量,与卡托普利组比较,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该项研究提示,针刺治疗高血压可能有助于减轻慢性炎症因子对血管内皮损伤,间接改善高血压病人远期预后。
3.2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高血压可致机体TNF-α水平升高,其升高程度与血压呈正相关。TNF-α可直接通过细胞毒作用破坏血管内皮细胞结构和功能完整性,引起内皮功能障碍[5]。陈军等[17]观察EH病人血清TNF-α及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而经针刺可显著降低EH病人血清TNF-α、MMP-9浓度。王凌云等[18]针刺治疗30例EH病人,观察治疗前后血清TNF-α和血浆ET变化,发现针刺风池穴与服用美托洛尔均可降低血压,而针刺组在降低血清TNF-α和血浆ET水平优于美托洛尔组。
3.3 白介素(IL)
EH病人血浆白介素-1β(IL-1β)水平显著高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血压正常者和健康人群,且EH病人IL-1β水平与血压水平呈正相关[5]。张亚敏等[19]通过针刺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观察大鼠外周血IL-1β和IL-6表达,发现针刺百会和足三里穴可抑制脑缺血损伤早期炎症反应,降低IL-1β和IL-6表达,从而延缓组织损伤。IL-6是一种促炎因子,可促进平滑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增殖,从而导致周围血管阻力增加,引起血压升高[20]。钱春艳等[20]发现针刺风池穴近期降压效果显著,并可降低外周血中IL-6和ET含量,减轻其对血管内皮的损伤。
4 小结
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是研究针刺治疗疾病作用机制的重要理论,该学说认为人体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系统间存在相互调节的双向回路或网络,共同调节全身机能活动[21]。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不仅调节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还参与许多临床疾病(包括高血压)发生与发展[5,21],故以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作为切入点研究针刺降压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当前文献,发现EH病人及高血压动物模型在神经肽、内分泌和/或细胞因子方面均存在一定失衡,而降压药物和短期针刺治疗在降低血压同时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紊乱,提示针刺降压机制与调控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功能紊乱有关。针刺降压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1针刺对单一系统影响的研究较多,但缺乏对多系统间相关性研究,尤其是针刺对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间相互影响的相关性;2缺乏对针刺降压作用分子机制深入研究;3临床类研究周期偏短,缺乏对针刺降压远期临床疗效的评估;4针刺手法及穴位选择多样,缺乏特异穴位及操作手法。今后可针对上述几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摘要：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节机制在其发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刺治疗具有良性双向调节作用,不仅调节血压,还能调节各脏腑机能,因此,针刺辅助治疗高血压在靶器官保护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本研究将基于近10年的相关文献,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节机制阐述针刺治疗高血压的潜在作用机制分析,探讨当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网络调节 篇9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选择
2009-05～2010-10本院门诊及病房就诊的慢性盆腔炎患者 (湿热瘀结型) 60例, 年龄21～49岁,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30例, 组间年龄、病程、病情程度、治疗前中西医症状评分等均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全部入选病例均符合慢性盆腔炎湿热瘀结型之诊断, 年龄在20～40岁之间, 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1.3 排除标准
中医辨证不属于湿热瘀结型者;合并有心、肝、肾和造血系统疾病以及精神病等严重疾患者;或不愿合作或难以随访者;结核性盆腔炎者;妊娠期、哺乳期妇女;同时或近2月采用同类药物治疗, 致使药物疗效难以判定者;慢性盆腔炎急性发作者。
1.4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根据卫生部《中药新药治疗女性生殖系统炎症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标准。湿热瘀结证辨证标准:主症:下腹胀痛或刺痛, 痛处固定, 腰骶胀痛, 带下量多, 色黄质稠;次症:或见下腹包块, 经期腹痛加重, 经量增多, 或经期延长, 大便干燥或溏而不爽, 小便黄。舌质红或黯红, 或见边尖瘀点或瘀斑, 苔黄腻, 脉弦滑或弦涩。以上主症具备2项, 次症具备2项, 结合舌脉即可诊断。彩超检查:一侧或两侧输卵管增粗, 肿胀或积液, 或附件炎性包块, 或盆腔积液。
2 方法
2.1 治疗方法
治疗组:用固本调周法, 经期用益母八珍汤加用败酱草、红藤、川楝子等;经后期用二至四物六味汤加减, 酌情加清热利湿化瘀消癥之品, 如红藤、败酱草、冬葵子、石见穿等;经间期上方加川椒、皂角刺;经前期以二仙汤合逍遥散, 配伍红藤、败酱草、川楝子等。上方水煎服, 每日1剂。对照组用清热利湿化瘀法, 红藤败酱散加味:红藤、败酱草、石见穿、冬葵子、炒薏苡仁、延胡索、丹参, 正虚者酌加益气养血之品:党参、炒白术、川断等。两组疗程均为2个月经周期。
2.2 观察指标
(1) 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积分:子宫活动受限、压痛、记5分;输卵管呈条索状、压痛, 记5分;子宫一侧或两侧增厚、压痛, 记5分;下腹腰部酸痛下坠, 记3分;带下增多, 记1分, 低热, 记1分;经期腹痛记1分;病程每增加1年, 加0.5分。 (2) 测定治疗前后血清补体C3含量和雌二醇E2水平。
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4.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
3结果
3.1 疗效标准
参照《中药 (新药)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基本治愈:症状完全消失, 妇科检查体征阴性, 彩超提示盆腔无异常, 积分为0分;显效:症状消失, 妇科检查有显著改善, 治疗后比治疗前积分降低2/3以上:有效:治疗后症状、体征减轻, 妇检、理化检查有所改善, 治疗后较治疗前病情程度积分降低1/3～2/3;无效:治疗后症状、体征、理化检查及治疗后病情程度积分无改善或有加重。
3.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1。
与对照组比较△P<0.05
3.3 两组治疗前后补体C3、E2水平的比较 见表2。
本组治疗前后比较△P<0.05;两组间疗后比较*P<0.05
4讨论
慢性盆腔炎多为湿热之邪与血搏结而致, 故治疗多用清热利湿、活血化瘀之剂。该病病程较长迁延难愈。中医认为“久病则虚”、“久病伤肾”, 屡次使用清热利湿化瘀等攻伐为主之品, 易患“虚虚实实”之戒。而女性在天癸-肾气-子宫轴调节下, 肾之阴阳消长转化所形成的月经与天、地、人阴阳消长转化规律密切相关。女子以血为用, 阴液有润泽、滋养之功效。经血下后, 血海空虚, 湿热瘀结型慢性盆腔炎患者往往表现余血不易净, 此时湿热之邪易趁虚侵入, 或伏邪复发;而根据月经周期的规律, 此时肾阴渐长, 以备肾阴与肾阳间的转换, 热为阳邪, 与湿相搏, 易伤阴液, 而清热利湿之剂苦寒燥湿易伤阴, 利湿易伤阴液, 故用药时应固护阴液。月经中期, 为肾阴肾阳转化之时, 重阴转阳, 阳气鼓动, 湿热之邪易趁机复发, 而清热利湿之剂性较苦寒, 易伤及渐长之阳气, 肾阳受损, 正虚则邪不易祛。故治疗时需适当调补肾阳。把补肾与月经周期阴阳演变相结合, 以恢复患者阴阳平衡, 即补肾调周法[1]。
本研究在应用清热利湿化瘀产品治疗基础上根据月经周期肾阴阳消长规律, 补肾治疗以固先天之本, 调整月经周期, 固护肾阴及肾阳。经期用益母八珍汤加用败酱草、红藤等益气养血、凉血摄血固经, 余血及时干净, 以防湿热之邪入侵及引发伏邪。经后期用二至四物六味汤加减, 酌情加清热利湿化瘀消癓之品以滋肾养阴, 一方面促进卵泡发育, 上调雌激素水平, 增强生殖道局部防御, 同时祛湿热之邪, 可促进血液循环, 软化粘连;经间期上方加川椒、皂角刺温肾活血, 促使阴阳转化, 卵泡排出;经前期二仙汤合逍遥散, 配伍红藤、败酱草、川楝子等以补阳护阴、理气活血为主。四方合用, 通过调整月经周期, 促进排卵, 以达到邪祛不伤正气。本研究结果提示固本调周法能更明显改善临床症状, 提高临床治愈率, 对盆腔炎的远期疗效有积极意义。
补体C3的高低与总补体的含量相平行, 故通过C3测定可反映血清总补体水平, 其水平是衡量体液免疫的重要指标[2]。本研究里示:慢性盆腔炎患者补体C3水平较低, 治疗组补体C3水平显著上升, 提示免疫功能得到有效调节。
另有研究表明, 免疫功能与内分泌水平密切相关, 免疫细胞存在包括性激素在内的多种激素受体, 成为激素免疫调节的物质基础。通过这些受体, 雌激素分泌可增强女性生殖系统局部的防御, 增强抗原提呈能力, 抑制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研究表明:患者在排卵前期雌激素水平较低, 提示慢性盆腔炎症及局部免疫的失衡对卵泡的生长发育、排卵功能有不良影响, 可能进而影响到黄体的形成和退化, 雌孕激素的异常分泌, 减弱了对免疫功能的调节, 可导致免疫功能紊乱。治疗后两组雌激素水平均有显著上升, 但治疗组上升幅度大于对照组, 固本调周法将补肾与清热利湿化瘀法结合, 对治疗慢性湿热瘀结型盆腔炎具有明显优势, 不仅可有效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治愈率, 还能调节补体C3含量, 调整内分泌, 提高免疫功能, 从而达到很好的临床疗效, 缩短疗程, 减少复发。
参考文献
[1]许家莹, 莫蕙.补肾调周法治疗慢性盆腔炎临床研究.辽宁中医杂志, 2007, 34 (4) :4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