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汽车的危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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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汽车的危与机（精选四篇）

中国自主汽车的危与机 篇1

曾几何时, “民工潮”席卷全国的印记我们还清晰可见, 而仅仅七八年时间, “民工荒”便转眼汹涌来袭。出现“民工荒”的原因何在?如何有效化解“民工荒”?国内外专家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毫无疑问, 在劳动力市场已从买方市场逐步向卖方市场转变的今天, 提薪加奖仅为权宜之计;改革保障制度、户籍制度等也只是杯水车薪, 远水不解近渴;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内陆省份转移, 亦只会“按下葫芦浮起瓢”, 最终成为常态;有远见的企业家则会用产业转型升级的获益来冲抵劳动力薪资提升后的成本上涨。“用工荒”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已成大势所趋。

职业教育是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 “民工荒”的愈演愈烈会对职教发展产生哪些影响?从表面上看, “民工荒”显现的是“用工荒”, 是劳动力市场求大于供, 它给职业教育传递了毕业生“就业无忧”的表象信息, 然而, “民工荒”背后暴露的却是职教人才培养结构“底盘”过大与产业结构正在转型升级之间的矛盾。由于人才培养的周期较长, 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又牵一发而动全身, 技能型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最终匹配需要较长时间。所以, 从根本上讲, “民工荒”对职业教育的负面影响是深层次的、持久性的, 其中尤以两个“恶性循环”为最:

一是源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巨额用工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中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 导致很多中职学校盲目乐观于将毕业生“一送了之”, 从事技能要求低、劳动强度高、机械单调的流水线低层次劳动, 事实上成为与农民工抢“饭碗”的尴尬一族。而因为不用担心学生的就业问题, 很多学校也就顾不上重视质量。而没有过硬的质量和技能, 学生的就业层次也就无法提高, 最终陷入恶性循环, 令中职教育声誉大损、引力渐失。二是很多内陆省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职学校, 迫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形成的就业弱势, 不知不觉地充当了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培养廉价劳动力的角色。当地企业因得不到人才回报, 也就对支持职教失去动力, 校企合作更无从谈起;而地方企业得不到发展, 各种条件、福利都跟不上, 更对职校毕业生没有吸引力, 从而形成第二个恶性循环。

近两年, “民工荒”对职业教育的负面影响已经不同程度地显现。虽然很多中职学校都竭力宣传本校的就业率“百分之百”, 有关主管部门也有意无意地误将中职生的“实习安置率”当成就业率在高调宣传, 但各地中职学校普遍出现生源锐减、在校生流失率越来越高等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 少数地方甚至引发了新一轮的“读职校无用论”的舆论苗头。

众所周知, 由于近几年“民工荒”的持续出现和常态化, 适应市场需求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科学调整、对企业进行转型升级, 已成各地政府的共识, 而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一重大战略性调整, 必将席卷全国并对全国的职业教育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从办学定位层面引导职教发展, 使之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匹配度越来越高, 最终形成职教与经济同步发展、共赢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这个角度看, “民工荒”又给职教带来了非常难得的转型发展机遇。抓好这一机遇, 可从根本上转变我国职教长期吸引乏力的被动局面。

一是适应人才市场需求, 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双轮驱动。前几年, 各地职校相继掀起升格、改名、扩容热潮, 盲目崇拜学历教育, 而对技能培训教育普遍不够重视, 致使职教发展步入误区, 与人才市场对技能的需求背道而驰。当前, 在中职生源日渐紧缩的背景之下, 企业又面临升级转型, 大批农民工和低位就业的员工迫切需要职后教育, 职业学校理当顺势而变, 在师资、设备、课程等方面未雨绸缪, 备战企业继续教育, 抢占企业培训市场, 尽快回归职教本来属性, 在重视学历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开拓技能培训市场, 以实现双轮驱动, 协调发展。

二是紧跟产业结构调整, 全力提升育人质量。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箭在弦上, 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结构将由以往上小下大、低技能低学历劳动力居多的“金字塔型”, 向中央大两头小、蓝领灰领人才需求量大增的“橄榄型”转变。届时, 企业不再需要大批综合素质要求不高的“蓝领”工人从事简单、机械、程序化的操作性工作, 这就要求职业学校将办学目标定位在“蓝领”人才的培养上, 通过加强内涵建设, 切实提高育人质量, 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三是坚持优质就业, 重树职校声誉。这几年, 国家对中职教育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大, 却难以唤起老百姓对中职的认可。何以致此?中职教育的质量不保和低位就业当为祸首。“民工荒”的出现和加剧, 使得全国范围内低位就业易如反掌且妇孺皆知, 读完职校的学生在就业质量和终身发展方面并不比农民工有多大的优势, 甚至还沦为农民工的“替补队员”, 致使人们对就读中职失去兴趣, 越来越多的少男少女加入了弃学打工的行列。因此, 重视优质就业, 重树职教声誉乃中职发展的当务之急。

舌尖中国的危与机 篇2

从“吃货”的诞生说起

近来和太太看《非诚勿扰》学了不少新词汇，其中一个常常被男女嘉宾用来自诩的名词就是“吃货”。何谓“吃货”？据说此语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一部很火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算不上是网络词汇，当然它的流传得益于网络的力量。

这个词诞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中绝非偶然，因为在这之前，“吃货”没有产生的土壤。笔者出生在一个凭票购买粮食和豆腐、肉和食油的年代，童年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个字—饿，而那时最大的欲望也用一个字可以描述—吃。“吃货”的出现带有历史的烙印，也折射着时代的变迁。物资匮乏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现今的人早已开始享受美食的乐趣。这也成就了近年《舌尖上的中国》的高收视。虽然片子拍得很美，而笔者因为当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唤起了不少回忆和共鸣，但也从中看到了隐藏在舌尖下的隐患、落后和危机。

从老总们的农场说食品危机

随着“吃货”一词的诞生和13亿人温饱的解决，民以食为天的中国老百姓又迎来了另一个“吃”的危机— 食品安全。2008年的奶粉污染事件拉开了食品安全危机的序幕，虽然国家质检总局在当年表示污染事件得以控制，可是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告》调查发现，到2011年，70%的中国老百姓依然不敢买国产奶粉。当然奶粉只是其一，假燕窝、假鱼翅、泡菜加杀虫剂、火锅里加罂粟、粽子加硼砂、DDT火腿、黑心肉松、有毒豆芽、被矿物油抛光的大米、工业酒精勾兑假酒？？？？面对屡禁不止的丑闻，网民们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我们现在还能吃什么？”

对此，营养与食品安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教授认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不安全食品是指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公众卫生问题”，据此，中国食品安全状况总体情况是好的：最近20年食品合格率逐步上升。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一是食源性疾病；二是食品化学性污染，包括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天然毒素、重金属（铅）；三是滥用或是非法使用食品添加剂。其中，危害最大的当属食源性疾病，是世界第一号的食品安全问题，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多属后两类问题。

陈君石表示：“古代希腊医生有一句名言，‘所有东西都是有毒的’，关键在于你吃的多少和吃的时间的长短。喝水喝多了照样死人，盐吃多了一样中毒。”此话不无道理，但是危机的特点常常是以冰山一角的标志性事件为导火线，潜伏的是杀伤力更强的信心危机，而信心危机的危害有时远大于上述食品危害本身，要知道由次贷危机引发的欧美全面金融危机，其本质就是一场信心危机。

对待食品的信心危机，率先富起来的中国企业家们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自力更生开办自有农场。笔者这些年常常在企业的餐厅里吃到老总们津津乐道的“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猪”，当然也有台湾企业的老总告诉我“自己吃的米、面、鱼、肉、酱、醋、茶，无一不是从台湾运来的！”口气中几分无奈，却也有着几分得意和自豪。

如果把“食”视为天的话，那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天要塌下来了”。大量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主要大城市只有23%的居民饮用水符合卫生标准。

与此同时，垃圾食品全面入侵：肯德基和必胜客分别在中国650个城市开设了3200炸鸡店和500家比萨店，并且还在以每天一到两家的速度开店；麦当劳在华餐厅2013年突破2000家；可口可乐宣布未来三年在中国市场增资40亿美元；百事可乐不甘落后，追加10亿美元“押宝”中国。

正所谓病从口入，在食品安全危机冰山一角下，被掩盖着的是中华民族的健康危机。大城市每年因为环境污染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75万之众。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1981年，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和韩国均有着与中国类似的人均寿命，1981-2009年的28年间，这些国家的人均寿命增加了7-14年，而同期中国的人均寿命仅仅提高了5年（68岁到73岁）；即便是1981年本来就有着较长人均寿命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同期人均寿命也增加了7-10年。

一位老总就曾向笔者感慨：“我刚刚卖掉了自己的农场。没有用啊，周边都污染，连下的雨都污染，我自己的那一方净土根本就难脱厄运！”当问及以后如何解决“吃”的问题时，他说：“等了好几年，加拿大移民刚批了下来。”

其实这才是最可怕的，作为财富创造者和创新者，一些企业家正以脚投票，选择离开这个培养他们并让他们致富的地方。而出走的原因并不复杂：寻找安全的食物、干净的水、清洁的空气，以及让孩子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其中光是与“吃”有关的就占了两项。所以健康的危机之下还蕴藏着人才流失危机。

在这一背景下，进口食品备受追捧。笔者在近几年多次收到国内企业关于如何引进美国食品品牌的咨询。但是，我们究竟要进口什么样的安全食品？不妨先来看一看美国的食品工业。

美国食品加工工业的“罪恶”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包装食品都是经过加工的食品，它们的身后是威力无比的美国食品工业。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加工后的食品，那就是：请记住商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多卖，手段就是好吃，至于是否有利于健康根本不是它们考虑的问题。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几乎所有的餐馆。道理很简单，食品工业靠的就是回头客，那么食品加工业的“尼古丁”是什么呢？大量的糖、盐、不健康的脂肪和保鲜剂，而且都是合法的。

加工食品不仅仅是好吃，而且方便，在这个人们忙着赚钱、赶路、送孩子上幼儿园的“快”社会里，“方便”和“省事”甚至比味道更加重要，也更容易上瘾。然而，我们整个社会正在为好吃和方便付出巨大的代价。畅销书《身体生态食物（The Body Ecology Diet）》的作者多娜·盖茨（Donna Gates）在一次演讲中分享了食品加工业讳莫如深的十大秘密，加工食品的隐藏危害一目了然（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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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制药业是食品工业的帮凶。基本上，美国人的健康模式就是：吃出病来吃药，病好了再继续吃，病复发了再吃药，再次痊愈继续吃，如此反复循环，直至丧失健康，丧失生命。美国的制药业世界第一，而且药效特好，但基本上都是头痛止痛，脚痛治脚，治表不治里。伴随着美国食品企业进军中国，药企也在中国大发横财。如果说中国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大部分是违法违规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美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却是合法合规的生活方式问题，万万不可以此作为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仙丹妙药。

“野燕麦”的启迪：有机食品大众化

2014年4月，沃尔玛高调宣布与著名有机品牌“野燕麦（Wild Oats）”携手合作，在其店内推出低价有机系列食品。这条似乎并不起眼的消息传递着重要的信息：健康和安全食品的理念逐步从小众发展到大众。负责沃尔玛美国食品业务的执行副总裁在接受访谈时踌躇满志地表示：“我们就是要颠覆有机食品的市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关键当然在价格，沃尔玛推出的有机食品价格准备至少比市场低25%。

过去，在美国引领有机食品潮流的是著名连锁店“Whole Foods”，这家商店创建于1980年，由于倡导健康饮食理念而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和投资者的追捧。短短30多年，Whole Foods 现在是一家有着380多家商店的零售巨头，销售额高达13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是华尔街的佼佼者，市盈率一度高达35倍。美国传统食品连锁巨头Kroger 的门店数量是Whole Foods 的7倍，可是市盈率却只有14倍，乃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的公司市值还时不时地被Whole Foods 超过。不过，随着Kroger 和沃尔玛纷纷推出自己的有机健康食品，Whole Foods 一季度盈利下滑引发股票在5月7日一天内暴跌19%，市值缩水30亿美元。

与其说有机食品是一场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返璞归真的复兴运动。在上世纪20年代前其实所有的食品都是有机，从施肥到杀虫，农民们用的都是自然的方法。英国的有机食品复兴直到40年代才稍稍形成气候。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发表引起了世界对农业工业化的关注，作者竭力批评滥用杀虫剂和化肥，书名暗喻因为滥用“滴滴涕”，本来莺歌燕舞的鸟儿都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春天从此变得沉寂起来。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自然”的理念逐渐形成，消费者对于健康和营养的意识变化开始影响农家和商家，保护自然和保护环境的“绿色运动”与有机食品的复兴相呼应，逐渐扩大了影响。有机食品的农业种植技术最先从欧洲传到澳大利亚，后来传至美国。

最近30年是有机食品在美国发展的初期，受众仍集中在有钱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随着其慢慢从小众走向大众， 2013年，美国市场的包装有机食品规模从10年前的58亿美元猛增到120亿美元，翻了一番还多，而同期内全部包装食品仅仅增长至3600亿美元，涨幅大约25%。这两组数字说明了，有机食品虽然还是小众，但是增幅大大超过传统食品，开始形成气候。专家们一致认为，沃尔玛进军有机食品的举动将使其进一步民主化，掀起一场美国健康饮食的革命。

“危”中寻真“机”

回到中国，巨大的食品安全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好似大地震前的小地震频频发生。“危险”显而易见，“机遇”在哪里？

依笔者之见，中国人在“吃”上遇到的危机着着实实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它绝不只是食品行业的商机，而是一场跨行业、多学科的社会革命，包括农业、工业、教育、科学、网络和供应链，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方面可以产生深远的、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要获得这场革命的成功，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以依葫芦画瓢。中国人的“吃”必须要用跨越式的模式发展，美国人花了近一个世纪用几代人健康换来的教训，完全不应该去重复。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2007年在北京发布了《食物、营养、身体活动与癌症预防》报告，提出了10条最权威的预防癌症建议，其中七条直接与食品有关。最惊人的发现是证实了身体脂肪过多会增加多种癌症的危险性—腰围每增加1英寸，患癌症风险将增加8倍。所以，健康安全的食品和科学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才是中国食品跨越式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源于欧洲，并逐渐在美国形成气候的有机食品革命，正从小众走向大众。依笔者之见，这才是一个利国、利民、利企业和可持续的“吃”的商机。

这绝非易事，需要政府的立法和导向监管；需要中国食品行业的高瞻远瞩和自律；需要媒体的客观全面的循循善诱；需要消费者改掉恶习，培养新一代的中国“吃货”—不但要会吃、好吃还要吃出健康；需要大专院校培养越来越多的食品科学家和专业人士；需要供应链的完善来达到“从农场到餐桌”的无缝对接；需要跨行业的合作和跨学科的全方位配合。

企业的危与机 篇3

老苏的公司主要从事生产用煤和取暖用煤的中间销售。“我们从煤矿拉煤过来，直接对用户销售，一年营业收入六七千万，纯利润300万元左右。”

近几年，随着标煤价格下降，煤炭产业供应端和需求端都出现了新变化。“小煤矿关了不少，还有一些煤矿直接通过坑口发电，不再通过我们销售了。另外，因为我们这儿棚戶区改造，农民上楼，民用煤这块也基本没有了。”

更致命的是，老苏的“大客户”——辽宁盘锦一家大型央企的自备电厂即将关停。“那也是一个大企业，有1000多员工。不过因为设备老化、排放不达标，马上要停止运营。我这生意也眼瞅着没法做下去了。”老苏苦笑着说。

老苏的烦恼也是现阶段煤炭企业集体遭遇的发展困境。

“危”中有“机”

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煤炭产能过剩10亿吨。仅中煤集团2013年的营业利润就减少了74.16亿元，同比下滑55.7%。近期高层重习总书记提出“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煤炭领域更是首当其冲。

“现阶段，煤炭企业的经营确实比较艰难。但是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是煤炭生产转型的大好时机。”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有生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煤炭企业正面临着新一轮洗牌，只有做到清洁、高效、绿色、安全的企业才能活下去。

“不是用不用煤，而是如何用煤。”结合我国的资源禀赋特点，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董秀成教授也告诉《经济》记者，在开采、利用煤炭的环节减少污染、降低排放，是煤炭企业今后的发展重点。

其中，集中利用煤炭发电，减少终端分散，已经成为行业专家的共识。

“以前用化石能源提供热的这一部分，以后完全可以用电来提供。一方面，因为电能的清洁化程度更高；另一方面，未来能源也应集中利用，协同合作，这样煤炭、天然气集中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也可以集中处理。”张有生分析说。

不过，伴随着“史上最严”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施行，一批火电厂被迫关停也是不争的事实。“提高排放标准，企业成本肯定会上升，我们估计这是其收益无法补偿的。”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曾鸣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但他同时表示，也只有通过进一步提高燃煤发电的环保标准，才能既满足能源需求又控制环境排放。

调整煤电排放标准确实“革”掉了一批企业的命。但同时，新标准也为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方向。

近日，煤炭巨头神华集团的“燃用神华煤电站锅炉安全高效超低NOx燃烧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通过电机工程学会鉴定。该技术可以在确保锅炉参数稳定、不降低锅炉效率的前提下，使得锅炉省煤器出口的氮氧化物排放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高效燃煤发电机组等节能环保技术的研发，自然而然地带动了相关设备的生产。在这些领域，我们的民营能源企业也是大有可为的。”董秀成说。

“电能替代”的好时机

与煤炭集中发电相对应的，是目前倍受推崇的“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电从远方来”的能源消费新模式。

2013年，国家电网公司完成替代电量140亿千瓦时。今年的总目标是300亿千瓦时，仅一季度已完成替代电量102亿千瓦时。根据计划，到2015年，将实现替代电量1000亿千瓦时，相当于12座百万千瓦级火电厂的年发电量。

同时，国家电网公司2014年第二季度工作会议传来的消息显示，将加快推进电能替代：在京津冀鲁、长三角等地区实施经济性好的蓄热式电锅炉、电动力车、热泵、港口岸电等替代项目，推广家庭电采暖、电炊具应用；年内建成北京集中电采暖示范工程；加强充换电设施规划建设和运维管理，上半年建成充换电站65座、充电桩3000个。

另外，伴随着松绑特高压、重启核电等等引导意见的逐步落地，在这场能源革命中，国有电力企业似乎安全无虞，甚至极有可能越做越大，完全不必担心被“革了命”。不过，电力行业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民企难以在短期内进入和生长。

“我国整个电力行业长期以来可能都要国家来控制，承担很多政策性任务。长期具有公用事业性是其主要特征。这与民营企业的经营目标不相符。”曾鸣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进来觉得有风险，政府让民营企业进来也觉得有风险。

然而，这似乎与雷声颇大的“电力体制改革”相矛盾。

曾鸣进一步解释说：“就电力领域而言，能源体制革命的总方向是建立节能环保的电力市场。”换句话说，既希望实现市场化，又希望能够节能环保。但实际上，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个目标很难协调一致。“市场化（打破垄断）仅仅是手段，不是目的。由竞争产生的经济效率与节能环保相比较，目前后者更重要一些。”

两害相权取其轻。曾鸣判断，民营企业想进入电力领域，还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借着能源革命这“东风”，民企作为产业链上的一环，机遇也是随处可见的。

“非常规”蕴藏大机遇

为了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张有生判断，增加天然气的用量是一个重要的手段。除了海外进口以外，非常规油气的开采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油气企业的发展重点。

2011年12月30日，国土资源部将页岩气列为中国新的独立矿种。仅隔3个多月，国家能源局就发布了《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让页岩气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层面。

工程院报告显示，我国最终可采页岩气的储量约11万亿立方米。张有生告诉《经济》记者：“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每年可采页岩气能达到1000亿立方米。而国内常规天然气约为2500亿立方米/年，一旦‘非常规’发展起来，天然气的产量可能会上一个台阶。”

实际上，“三桶油”在此领域也早有布局：一方面通过国际合作获取成熟、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竞速勘探开采国内的页岩气等非常规资源。

2013年10月30日，国家能源局下发《页岩气产业政策》后，11月12日，中石化即在官网宣布，重庆涪陵地区投资的页岩气项目正式升格为“国家级示范区”。随后，中海油、中石油也相继进入。

近日，国土资源部评审认定，中石化涪陵页岩气田是典型的优质海相页岩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067.5亿立方米。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正式诞生。

而此前，山西华瀛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泰坦通源天然气技术资源有限公司，分别中标国土资源部第二轮页岩气探矿权出让的两个区块。但此后却频频传出开采不利的消息。

业内人士甚至用“骑虎难下，哭笑不得”来形容两家民营企业页岩气开采的现状。

记者致电山西华瀛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不便透露页岩气业务的进展。当记者提起有开采不顺利的传闻时，工作人员解释说，“资源勘探开采需要时间。”

不過，自2012年中标以来，两家企业页岩气探矿权有效期已经过半，但其勘探情况确实难言乐观。

“国家能源局出台36条以后，能源领域基本放开了。从体制机制的设计上，民企、国企都可以参加。然而，能源行业自身的特点就是：高投入、高科技含量，。从资源角度上看，民企投资资源开发风险也很高。”张有生总结说，民企没有本领能力吃这块“蛋糕”。

董秀成也指出，我国民营油气主要集中在产业中、下游，上游比例极小。

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统计，截至2013年11月，从事石油开采的民营企业有31家，资产占全国该领域总资产的0.43%；从事天然气开采的民营企业有7家，资产占全国该领域总资产的5%；从事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的民营企业606家，资产占该行业全国总资产的42%；从事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的民营企业365家，资产占该行业全国总资产的51%。

不过，随着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油等非常规资源开采技术的日臻成熟，中石化也计划推进页岩气整个产业链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张有生指出，相应的设备制造、化工生产、运输、销售等领域都将给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抱团发展才能抓好机会

北京智明恒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贺山告诉《经济》记者，能源革命离他还很远。“我大概了解，好像是习总书记的一个讲话吧。真不是我们不关心，实在是对我们没啥影响。”

智明恒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为石油勘探开采提供信息化服务，合作对象大都是国有油气企业。“别说是直接影响，就是间接影响也没有。10年以后才能影响到我们这样的下游企业。倒是前一段时间石油反腐，很多为油田提供技术服务的中小企业都垮了。”

提起中石化销售业务重组和中石油管道资产转让，李贺山更是连连摇头。“我们哪有本事去参与？只想做好眼前这摊事。”

董秀成也认为，我国民营能源企业技术不够、资金不足，基本没有实力涉足能源体制革命。“今后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可能还是以社保基金等社会资本为主，以规模大的民营企业为辅。”

不过，董秀成和张有生不约而同地指出，民营能源企业要“抱团”发展，才能更好地抓住机遇，比如油气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在张有生看来，如果一家民企没实力接盘，几家企业抱团分摊就相对可行一些。

董秀成则更进一步指出，“我国民营油气企业的资产全部加在一起，那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民企不‘抱团’，他们抗风险的能力就低，也没有话语权——既没法和政府要政策，又很难和国企谈合作。反过来看美国的油气巨头，埃克森美孚、bp、壳牌，无一不是通过兼并重组发展起来的。”

调整升级期的危与机 篇4

国家统计局公布低于预期的一季度GDP数据以来，国内外有不少人继续看跌、看空，也仍有一些人继续看涨。其实，对中国当前经济做简单的繁荣或衰退的预期或判断都是不准确的，须知，调整型增长是其基本特征。

以2008年为标志，中国靠传统的出口优先战略无法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增长要更加依靠内需，且更多地依靠消费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以2009年为标志，中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和压力，经济继续保持两位数或8%以上增长不仅难度大，而且负面效应大，资源环境不可持续。

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处于1997-2000年间以来的第二个调整型增长期。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走势，估计与1997-2000年间较为相似，其面临的复杂性和困难可能还甚于第一个调整期。

从中周期和长周期因素看，2008年既是中期周期调整的拐点，也是长期周期调整的拐点。实际上还是短期周期的拐点和全球长期周期的拐点。四个周期性调整重合，形成很强的叠加效应。因此，调整时间太短无法完成，积累新的发展动力需要时间，淘汰落后产品及产业进行重组改造也需要时间。

从阶段性因素看，调整压力更大，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不仅是周期性的，更主要是发展阶段变化的反映，即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速。未来经济增长最大亮点将是结构变化，而不是速度的加快。

此外，外部环境的继续恶化将对经济回升产生巨大的外在压力。

从短期看，未来一两年内，中国经济的年度和季度增长都将由目前的8%左右向7%左右调整，不会出现趋势性上升，但下跌的空间也不大。导致2011年以来经济逐年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最终需求不足，即消费不足，再加上出口不足，各种迹象表明，这两大最终需求未来一段时间都将继续保持调整趋势，因此，我们认为，当前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是趋势性的，而不是冲击型或干扰型的。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即由高增长状态转向平稳增长状态，这也可能是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水平。一些深刻的结构变化将在这期间发生和逐步完成，为中期平稳高效增长奠定基础。

经济处于调整期，其特征也会与过去的调整期有相似之处：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同时，服务业增长快于工业。但新调整期与1997-2000年间的第一次调整期有很大的不同是：中国经济面临重大的结构转型。即正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型，与之相伴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将逐步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转变。

因而，可以把未来5-10年定为调整升级期。调整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合理放慢，降至7%左右，升级则是指需求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这一新发展时期，企业面临的发展环境可能比1997-2000年间更严峻，但调整所产生的升级机会巨大，是企业效益与质量提升的黄金发展期。

经济运行趋势由高速转为中速。宏观调控面临的问题不再是速度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以保持高增长速度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再适应这一新变化，从过去两轮经济刺激政策效果看，以增加投资为重点的刺激政策并未改变经济调整的趋势，只会带来“反弹”效应。相反，经济的好坏和稳定与否，取决于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的提高。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对解决结构转型升级期的各类问题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须创造宏观调控方式，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上。

宏观经济政策要稳定，更要优化。今后个位数的经济增长将会成为常态，7%-8%可能是比较合理的区间。只要经济增长率在这个范围内，就不要向社会发出扩张性的政策信号。货币扩张和财政扩张目前都没有多少空间，相反，还面临潜在的财政和金融风险需要逐步化解。财政金融和金融政策都需要在存量上做文章，少出台增量刺激的政策，并将这一宏观政策的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促进结构转型升级的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