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精选四篇）
空间转向 篇1
关键词：空间转向,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一、空间转向
空间转向的趋势在西方学术中的出现, 给传统的文学中对于空间的无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现在的西方文化中, 很大一部分的学科领域都对空间问题有一定的关注和研究, 但是在关注的焦点和目的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也存在一定的相同之处, 总结为以下两点:第一, 西方的现代空间理论对传统的空间理论中空间的依附性进行了颠覆, 同时又对传统空间理论中空间的本体性进行了恢复, 对空间的同质性进行了颠覆, 对空间的异质性进行了突出。第二, 西方的现代的空间理论中, 强调了对空间的突出, 这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以及启蒙主义运动的影响。在菲利普?韦格纳的观点中, 当代对于空间的规划既是对启蒙运动的一种挑战, 也是对笛卡尔式的空间概念的一种挑战, 在人类的干预下, 随着社会在不同时期的进程产生了“空间”这一产物, 同时空间也是影响着人类在社会上的各种行为的一种力量。西方的当代的空间理论中, 注重对空间的本体地位的发掘, 将不同于传统空间理论中的空间的属性一一发掘出来。
空间转向在颠覆传统的空间理论方面, 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的否定, 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改造, 在空间的转向理念中, 空间和时间在世界中融为一体, 共同存在, 将时间、空间和存在连成一个整体, 而在这一个整体中, 空间和时间都并非是静止的, 它们是不断在变化的。导致我们无法看见事物的是空间, 而不是时间, 并且对于当今时代的剖析, 无论是从理论、政治或者是实践的角度, 揭示空间的神秘的力量都是其关键所在。空间转向趋势理念中, 经济、政治、阶级、文化、民族等各种力量集中在空间这种异质性的场所进行较量, 而将这种存在于异质性空间中的各种力量的较量发掘出来则是当代的西方的空间理论的最终目的, 进而批判资本主义, 因此, 在当代, 空间成为了批判得以实现的新型的平台。
二、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第一, 文学与外部世界在传统的理论中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理论中得到了全新的定义, 在传统理论中文学是作为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出现的, 无论是哪一种叙述, 都或多或少跟别的叙述空间产生联系, 另外在传统理论中文学空间就是对某一固定空间中的时间进行相应的演绎, 给人们的观念就是文学文本除了投身到空间没有其它选择, 虽然在文学空间实际上就是从现实空间出来的, 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 它就是构成社会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消费者的社会, 就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 它跟传统的消费根本区别在于, 传统的消费主要是以“物”为中心而进行的, 而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要是一种“符号体系”或“影像”的消费, 因此詹姆逊就将这种消费社会当成信息饱和的社会, 也就是在该消费社会中虽然没有存在着真正的大自然,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状态, 因此他就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网络当做成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学。由此可以看出, 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经常会出现混杂的现象, 这就使得某一种符号空间在该种信息化环境下还能不能以一种文学审美文本来对待,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看”者的眼光和态度来决定的, 另一方面现实空间和文学空间之间的混杂现象, 也使得人们将传统的文学研究不断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
第二, 就拿文学文本空间以及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两者来说, 在传统理论中, 它更重视对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主导力量这方面的内容, 然后在对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是否和谐进行重视。然而, 当前的空间理论确实这样认为的, 皮埃尔?布尔迪厄 (Pelrre Boudrelu’又译为皮埃尔?布迪厄) 所谓的“文学场” (hteraryfield) 就是文学本身, 而文学空间的生产本身也会构成相应的多元异质性的空间 (场) 。跟传统理论上的“环境”、“背景”相比, 现代空间 (场) 有着很大的却别, 当前的空间 (场) 主要是政治与文学、管理与被管理、先锋与保守等各种各样权力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 从而就会直接导致文学的文本空间不能以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在阅读、解释以及研究方面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文本空间由于自身原因所形成的一些异质性所导致的;而文学文本空间本身的异质性在另一方面, 也使文学阅读和解释具有更多的重复性, 所以现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这三者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第三, 那些文本游戏中非常纯粹的解构主义式, 他们的文本互文性空间结构是怎样将批判性使命以文学形式呈现呢?总的来说, “空间转向”形成的全新的文学研究理念主要表现在文学空间一方面反映的就是现实空间, 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组成现实空间的重要部分, 而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之间的距离呈现出弥合态势, 进而导致现代的文学研究对象不断向着所有的文化空间拓展, 因此, 无论是文学空间自身、文学空间的阐释还是文学空间的生产, 这三者都能够将多元性、异质性、互文性很好地体现出来, 所以文学常常会借助于文本的多次、多重阐释来呈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量。
参考文献
[1]裴萱现代性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新路径[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3 (2)
空间转向 篇2
【摘要】：现代性是当前文化研究中不可避免也无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造成现代性问题的根源。现代性的兴起是对西方中世界传统的反转，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空间实践使现代性问题和空间问题紧密相连；“空间转向”正是对资本主义引起的现代性问题在当前语境中的回应，同时，空间批评和文艺批评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的呼应，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回归。
【关键词】：现代性；空间转向；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社会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使得启蒙思想家借以理性主义为思想武器勾勒出人类发展的美好蓝图。同时，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是现代化的开端，学者唐晓峰总结美国文化地理学家戴维・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时指出“资本的登场和运行，是现代性造就的总根源。”[1]启蒙的现代思想家们认为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的改造，会为人类带来繁荣、平等、发展以及美好的未来。然而，启蒙的理想家却未曾想到资本主义的现代进程并没有预想的那般美好，相反，理性化带来的经济的、政治的、竞争性、战争危险等非理性因素给人类带来了更深重的奴役。二十世纪中叶，人们开始对空间问题思考正是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回应，西方文艺批评界“空间转向”潮流、“空间批评”的兴起正是这种生存境遇的回应，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最新的批判、质疑和反思。
一、现代性的兴起
什么是现代性？戴维・哈维引言波德莱尔文章《现代生活的画家》：“现代性就是短暂，流变，偶然事件；它是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现代性的问题已经成为各界都在关注的焦点，那么现代性是怎样生成的呢？
“现代”一词英文为Modern，是一个很容易引起歧义的总括性的词语。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在其著作《关键词》中对“现代”一词进行了梳理，Modern“最接近的词源为法文moderne、后期拉丁文modenus。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modo――意指此刻。”[2]在早期的“现代”一词英文的含义接近contempororary，意思为现在所存在的事物或此时此刻。我国著名学者汪民安在其《文化研究关键词》也对“现代”一词有专门论述，在词源方面“这个词旨在将刚刚确定地位的基督教同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一词就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时间断裂。”[3]可见现代一词在西方社会出现较早，并且，表达了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意义。威廉斯指出“modern的纸面意涵实际上等同于‘改善的’（Improved）或‘令人满意的’或‘有效率的’。”[4]现在通常说的现代，往往针对的是时间上的中世纪，并且，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生产、观念等方面体现出不同性，对过去的事物不在留恋，甚至为了理性的规划，将阻挡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予以消灭，“因此，不管现代性是否将以温和而民主的方式呈现，还是将带来革命、创伤以及独裁，它总是与‘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有关。”[5]
以上一些论述显示出“现代性”的双重维度。首先，作为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性”是与西方社会中世纪相区别的社会时间阶段。现代性经历过最初的萌发、稳定的过程和迸发的突显，此为时间气质的现代性思想。其次，作为“现代”与“过去”的不同，或者说现代化的改变（改造）。这种不同并非是在突然之间的转变，戴维・哈维所说的“创造性的破坏”反过来一样是可行的――破坏性的创造，在这个资本主义破坏性的创造和创造性的破坏巨大的改造力量中，我们看到得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一种作为历史实践过程的现代性，展示了自己的主要特征和内容，具体看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政治层面上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确立正是一种政治概念的现代性的体现，现代国家讲求的是秩序而非上帝的法则，人是自由的，而非中世纪的神学观念，即是一种制度的现代性。第二，经济层面上的现代性。资本主义强调的是生产和市场的自由发展，工业经济、商品经济规模也越来越大，封建的自足经济和庄园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的大都市在形成。第三，启蒙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性规划，通过科学的观念、合理的形式、理性的思维去发展、追求一种人类的解放。“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确保了从神话、宗教、迷信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专横地利用权力和为我们自己的人类本性黑暗的一面中解放出来。”[6]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的、重要的观念，一切事物和理念都必须受到它的审判。第四，人的现代性的体验。在现代的历史社会中，人类既作为主体进行着现代性的规划，同时，又是作为客体接受现代性所带来的全部经验，这意味着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内在世界的体验来解释这个世界，经由这种体验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就是作为文化表征的现代主义。
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一种物质实践的过程，现代性不可避免同时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将时间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外，“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7]资本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空间实践，都市成为现代性的标志。
二、现代化都市和空间实践
现代性问题与空间性的问题联系密切，造成断裂不仅是表现在时间方面，空间的分离更是其显著的标志。都市的现代化或者说城市化主导了空间的裂变，“1848年之后，现代主义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都市现象”，[8]资本主义的城市化的过程不在只是单一的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并且，“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9]都市建设和管理成为现代经济规划的主要形式，城市空间本身按照资本的志趣和生产逻辑而创造出来的现实，也是资本主义空间实践的必然结果。列斐伏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不断变换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矛盾的改变，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空间实践过程中，“空间的主要矛盾源自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pulverizationofspace）、对可以互相交换之片段（fragments）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10]资本主义要求对空间“巨大”化的追求空间的生产以及资本在空间中利用、收益的最优化，这种整体上的要求却是与单体个人对空间诉求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并且，随着空间实践过程的加快这种矛盾也会愈演愈烈更加尖锐。
理解这一过程最需要我们抓住的的是空间的改变对处于空间内的各种关系的影响，空间生产这一实践过程对人类生存境遇和文化语言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在现代性与空间问题的关联中，面对晚期资本主义新一轮的空间生产方式以及灵活转换的积累，西方当代知识分子以空间为重要平台张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犯和反思，继承着自由人类的理想，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展开丰富性的思考。其中，正是对启蒙主义运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延续。
三、空间批评和文艺批评的“空间转向”
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转变以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型，带来了不同以往的现代性的体验，对社会历史、文化生活、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空间生产（按资本的逻辑）塑造出不同的城市面貌，对都市大众的内心体验和情感体验产生着深刻的冲击和影响。此时的语境中，时间的表达显然已经不能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话语理论，人们在全新时空体系中寻找生存的表达话语，空间批评成为人们对自我生存体验的最新解读。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空间转向”成为当代只是分子关注的焦点，不同的思想家带着不同的规划以空间联系在一起，“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之上”，[11]对空间的这种关注，已经在很多方面和多种角度地进入了文学研究，呈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跨学科互动。“空间转向”和文艺批评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中，文艺理论中空间问题得以重新把握。文学作为话语实践的重要方式，是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从空间的角度注视文学成，同时，文学的空间批评本身也是空间理论中最具美学意义的表达。通过对空间的关注表现为对空间性的思考以及文本的空间批评，文学“揭示现代性空间重组的文化政治内涵及其社会历史意义，从而揭示出文学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内在关联”[12]西方学术界这种空间理论和文学批评相互交融的情景不仅有助于上述两个方面理论的展开、交互和建构。
在当代空间的理论视野下，政治、消费、民族、阶级、国家、性别、意识形态等在空间实践中都扮演了不同但是重要的角色，文艺实践的过程与这种异质性的场所交汇，作为话语实践的重要方式，承载着人类关注自我生存、参与改造世界的理想。从空间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理论平台注视文学与文化成为当代人类关注自身的理论方式，人们在诗人的心灵之中也进行着空间形态的文学体验。文学艺术不仅是诗意的表达，文艺实践和空间实践是同步一体的，并且，这两种表征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批评形态都在实践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文学的体验空间以展开对深层资本城市化进程的描述使空间实践和文学表达辩证统一，方能全方位、深层次理解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在现代化资本的空间生产带来了城市化的问题，同时，空间则作为一个整体而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之中，“创造性的破坏”成为都市空间生产的标志，空g由此成为人类生存境遇中一个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空间转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并且，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之后迅速成为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反思社会的尖锐武器。文艺批评也正是在于“空间”问题的交互融合中形成新的批评理念，同时，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回归。
参考文献：
[1]唐晓峰.巴黎城记・序言：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M].（美）戴维・哈维著，黄煜文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4]（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364、365.
[3]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393.
[5]、[6]、[7]、[8]（美）戴维・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黄煜文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0、255、38.
[9]、[10]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49、51.
[11]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阎嘉主编，文化理论精粹读本[C].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37、136.
[12]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0.
空间转向 篇3
关键词：文学空间；现代汉诗；文体学；共时性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4504
收稿日期：2013-09-18
基金项目：2013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当代诗学空间批评理论研究”（13Q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雪敏（1978-），女，广东潮州人，副教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与现当代文学。
The turn of “literary space”： theoretical chance
of the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poetry
HUANG Xue-min
（School of City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25， China）
Abstract：Literary space is a kind of artistic world constructed by the artists in their aesthetical conceptions as well as a platform where the writer and the reader make dialogues about their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Syn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ased on literary space， namely “the poetics of space”， is not only a new ki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ut also a supplement and perfection of dia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specially a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ntemporary poetics at a deeper and broader level. Thus， to conduct a dialogue on poetic stylistics by means of space is a thoroughfar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ality and fusion between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poetics.
Key words：literary space； modern Chinese poetry； stylistics； synchronicity
空间是有形与无形事物存在的根本载体，“文学空间”同样包含着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的全过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空间问题己经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一大热点，西方学术界也发生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理论”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认知范式之一。在“空间转向”的学术背景之下，从空间的维度出发对文学活动进行重新诠释，无疑是当下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途径。尽管时间和空间都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但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人们都只对时间倾注了过多的热情，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空间。将“空间批评”作为解读诗歌的理论角度，一方面意味着承认现代汉诗对于古典诗歌的全方位突破，如文字的、题材的、价值的、情感的、形式的、风格的等方面的空间创新；另一方面也将从文体自身或比较文学的角度，探析个体与公共、乡土与都市、精英与民间、心理与现实等诗歌空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全新的以空间为坐标的诗歌文体理论体系探索。
一、诗学空间反思与探索
20世纪文学的研究，一直以来学者们习惯于采用时间线性研究或派别、思潮的历时性研究途径，这两种研究途径虽然描述起来简便易懂，但也容易遮蔽汉诗的整体风貌。进入20世纪后期，文艺研究在经历“语言论”、“认识论”、“人类学”等转向后，呈现出“空间转向”的新面貌，学者们纷纷将以前给予时间、历史、社会的青睐转向空间上来。空间研究在当代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日益呈显学之势。在多元交织、互相渗透的后现代动态语境中以空间理论深入文学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新维度。因此，“文学不再是观照世界的一面镜子，任何一种个别的叙述，都难分难解地涉及到其他的叙述空间。文学空间不再是对某种固定空间之中时间演绎（事件或情感）的模仿、再现或表现，文学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文学空间固然来自于现实空间，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学本身就成为社会现实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1]
目前，从“文学空间”视野出发去研究文学的做法，己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就目前能见到的资料来说，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国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他成稿于1937年的著作《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首次把哲学层面的时空体用于文学意义上的转义。法国的雷蒙德·威廉斯1973年发表的《乡村与城市》一书考察了有关“城市”和“乡村”空间关系不断变化着的“情感结构”，从16世纪的田园诗一直延伸到当今的全球文学。其后，克里斯丁·罗斯1988年的《社会空间的兴起：兰波和巴黎公社》，考察了兰波的诗歌道路，以及其他很多文化生产；另外，迈克·克朗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中以“文学景观”为题，辟专章讨论了文学中空间的含义，认为文学，诸如小说、诗歌、戏剧、传奇等，都体现了以不同方式进行的对空间进行阐释的努力，文学景观是“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endprint
在国内，对于空间理论的研究相对来说尚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一些学者对外国理论家的相关论述的译介。著作方面，主要有包亚明主编的《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和《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王文斌译的《后现代地理学》等著作，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对空间理论进行翻译和介绍。而运用空间理论对文学进行研究的工作目前在我国还比较少，主要有阎嘉主编的《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其中专门介绍了“空间批评”；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2005年的增补版也增加了由陆扬所写的《空间理论》一章。可以说，空间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正在逐渐被我国学术界接受，对社会学理论、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以及文学研究等都产生了影响。进入新世纪，传媒诗学与文化传播模式嬗变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国内知名学者如王岳川、欧阳友权、金元浦、黄鸣奋等人侧重对传媒与消费社会、公共空间、文化及权力话语、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意识编码、媒体的狂欢等做了多维度、多层面的探讨，但专门针对现当代汉语诗歌采用“空间视域”进行研究的著作不多，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部分采用了现代汉诗的“空间性”理论进行研究，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创新之作。
从目前在“中国期刊网”能检索到的论文来看，当前已有的涉及汉诗及其文体的空间化研究的一般性论文约190篇和15篇硕博毕业论文，如杨有庆《空间诗学——对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研究》、卢桢《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等。专题论文还有：周云鹏《新诗诗性空间的开拓（1917-1937年）》、敬文东《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空间主题”》、沈天鸿《时间、空间与诗》等，还包括《江西社会科学》的学术专栏“文学地理学：文学研究向空间维度延展”等。这些作品或理论研究，一方面承认了“文学空间”的合理性，对研究对象进行历时性的空间研究或者是对某一类型的文学体裁进行空间研究，但另一方面，缺乏将现代汉诗看作一个整体系统进行共时性空间思考和阐释，也没有对其多维审美空间的研究和观照。因此，本课题基于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力图从“文学空间”的维度，即从与时间的历史性向度相对的一种共时性的视角出发，对一直以来以时间、流派为尺度建立起来的那种文学观念进行“空间还原”。具体地说，就是把研究的重心从以往的历时研究转移到现在的共时研究上来，以一种横向超越的方式对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汉诗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
二、文学空间的多元化构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一直存在着“理论缺失焦灼症”，而“空间批评”作为当代学术的一种新颖的理论尺度和方法论，有必要引入文学研究尤其是诗学研究。空间理论以空间区域（有形和无形）为模块，补充或者改变传统上以时间、派别、思潮为轴心的诗歌史研究，提供一种新颖的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更全面、更细致地理解现代汉诗，因为“空间批评”理论蕴含着哲学思维范式的嬗变与诗歌美学理论概念的焦点转移，为中国诗学特别是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照可能和问题框架。
构建文学空间的理论，探索“空间诗学”，所要进行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确立“文学空间”理论及其“空间视域”的内涵和外延。
“空间理论”的内涵在于，“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将文学评价成主观的恰恰遗漏了这个关健问题。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事实上，反过来看，它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2]而进入文学场域后，“空间理论”进入文学研究而形成的“文学空间”理论即“空间诗学”，就从外在表现上被学者界定为三个彼此联系并逐层递进的“文学空间”层次，即以“文学地理学”为中心的现实关系层次，以“文学场”为中心的文本空间层次和以“文本互文性”为中心的审美文化层次。
其次是具体分析“空间诗学”所采用的具体批评手法，从更实际的意义上说，就是普遍的“空间诗学”如何应用于特殊的现代汉诗研究，如“文学空间”三要素（背景、场景、场面）、三类型（意象型、幻象型、意境型）原理在诗歌创作论和鉴赏论中的审美和批评价值，以及“空间视域”在诗歌文体批评方面的独特性应用优势。
再次，以现代汉诗为基础，追溯古典诗学的艺术空间理论，打通古代诗学话语和现代诗学理论之间的藩篱。古代诗学的空间意识，不仅在“言——象——意”三者之间展开，也在从“意象——意境——境界”三者之间展开，构建了我国诗歌审美空间的经纬。古典诗歌的“养气说”、“胸中有丘壑”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以及郑板桥的“眼前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理论，都不同程度地从创作主体、创作技巧、作品构成或艺术鉴赏等角度，涉及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空间的创造方式。这也是我们审视20世纪诗学与古代诗歌之间脉络发展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最后，在空间批评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比较与举证，分别探析现代汉诗在语言、题材、情感、意象、意境、哲理等六个层面对于古典诗歌以及西方现代诗歌的继承、突破和创新。20世纪现代汉诗这种文体在这六个方面开拓了新的诗歌书写空间。
三、诗学空间的艺术探索
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伴随着“白话文运动”而蓬勃兴盛的现代白话诗歌，始终伴随着政治和革命的车轮，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民族、民主和民生的痕迹，在神州大地上进行了无数次的思考、探索和斗争。因而，从内容层面看，诗学空间探索如果以20世纪诗歌，即现代汉诗为研究对象，那么就必须具体解决一下这些诗学及相关文体问题。
第一，现代汉诗的地域空间论。这是空间诗学最直接的、最本源的问题所在。因而，所要讨论的对象，一是包括乡土诗歌与都市文学中的空间话语异同，如黄礼孩等主编的《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人作品》和《异乡人：外省青年诗人作品》诗集影响深远而广泛。二是“西部文学”（于坚等人提出）及“西部诗歌”对于文学空间的拓展，其中纠缠着诸多地域主义、民族主义等复杂情怀。三是“诗分南北”观念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从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诗分南北”一说提出后，这种观念一直在古代文学中颇有流传，南方婉约而北方刚健的诗风的认识得到了认可，在“京派”、“海派”文学的对比与研究中也有一定呈现。四是在20世纪末期，“打工诗歌”在当代诗坛中的独树一帜，开辟了“当代诗史”（杨克语）。五是港台诗歌的审美空间拓展，尤其是台湾诗歌中的乡土情怀的抒发。六是“文学空间”理论视域观照下的古典诗歌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并以新面貌呈现在现代学术版图的“坐标”中（如“唐诗地理”、“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的研究等）。这种“诗歌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也反映在现代汉诗的“版图”研究中。endprint
第二，现代汉诗的个体与公众空间论。个体空间是作家和读者个人的、私隐的空间，是艺术的、生活的、情感的自我空间。而公众空间是群体的、国家的、政治的空间，是泛化的、开放的、革命的广场空间。因为20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阶段，因而个体空间与公众空间存在着契合、疏离、矛盾和对抗。因而，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一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个体空间”（私人的、隐秘的、艺术的空间）的尊重，强调和突出个体情感在诗歌抒情中的“在场”，以及20世纪诗歌中个体抒情对于传统诗美的继承和发扬；二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公众空间”（大众的、革命的、政治的空间）的参与，通过文本细读来展示现代汉诗在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各个阶段的历史性使命（“启蒙”、“救亡”、“革命”、“自由”等）；三是分析现代汉诗在个体和公众空间中的游走、对抗、妥协等，反思现代汉语诗歌的“公众空间”对于“个体空间”的侵蚀、干涉和占领，以及现代汉诗的先天不足和艺术缺失。
第三，现代汉诗的传播空间论。传播空间是诗歌或文学赖以存在、发展的物质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诗歌的生命力。因而，必须着力于探讨民刊、选本、诗集、论坛等传播空间的内在逻辑以及建构作用。这个方面，大约需要深入挖掘的问题有六个方向：一是文学期刊和杂志、报纸等传统媒体中的汉诗传播（如《星星诗刊》、《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等）；二是个人诗集和诗群诗集的传播（如艾青《归来者的歌》、黄礼孩《一个人的好天气》及《东莞青年诗人30家》等）；三是诗歌民刊的传播（如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及《大象诗志》《九月诗刊》等刑物）；四是诗歌选本传播（如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王光明主编的《年度最佳诗选》等）；五是诗歌论坛的传播（如“诗江湖”、“诗生活”网站等）；六是理论专刊中的汉诗传播（如黄礼孩《诗歌与人》的“完整性写作”专刊等）。这六种播途径共同构建了现代汉诗的物质化存在和传播空间。
第四，现代汉诗的接受空间论。按照陈文忠先生的意见，人们对经典文本的接受可区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维度：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效果史）、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批评（阐释史）、作为创作者的摹仿借用（影响史）[3]。现代汉诗的接受空间就由欣赏审美空间、阐释批评空间和影响创新空间组成。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探讨现代汉诗在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空间的接受问题。因为现代汉诗在中欧、中印、中美等文化交流中的具有“空间互涉”的能力，即由于现代汉诗在域外文学空间中的传播和接受而引发的多种诗学问题。
由此可见，在“文学空间”理论视域中，采用不同于时间、派别的空间视野（也会比照思潮和流派），审视现代汉诗在体式、题材、风格、传播、接受等空间领域所进行的突破，我们会发现它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所起到的极其重大的作用，并作出了（几乎超越自身的）美学的、思想的、政治的巨大贡献。
综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较大成就，但是历时性的阐述模式过于机械，缺乏空间性、逻辑性，也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与缺陷。因为文学的创作并非完全按照因果律进行，而是充满着“天才式”、灵感型和偶然性的创作。文学的研究，必须在传统的历时性思潮、流派等研究基础上，引入新的“空间批评”理论。近百年来，我国文学的形式、题材、形象及其所处的文化、社会、时代环境等等都出现了的空间上的巨大迁移和变化，因而以“空间批评”理论重构二十世纪文艺学的理论体系是值得尝试的学术探险。
参考文献：
[1]刘进.“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的新观念[M].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3）：42-45.
[2]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72.
[3]陈文忠.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1（5）：534-543.
基于文化转向背景下的城市空间理论 篇4
关键词：城市空间理论,城市空间发展,深层结构,自身规律,深层结构与自身规律的关系
简要回顾西方的空间发展史,中世纪时代的空间是具有完整层级对立关系和交错地点的“定位空间”(space of emplacement,如神圣地点与世俗地点、围合地点与开放地点、城市地点与乡村地点等);至17世纪,伽利略以一种无限且无限开放的空间的建构瓦解了中世纪的静止“地点”,“延伸”(extension)的概念取代了“地方化”(localization);19世纪后受热力学第二原理的深刻影响,人们普遍更偏重于对时间性的研究,空间倾向于被时间消解;20世纪70年代始,在福柯(Foucault)与列斐伏尔(Lefebvre)等人的带动下,“基地”(site)的概念进一步取代了“延伸”,空间性受到相当程度重视2。与西方城市空间理论与实践的异彩纷呈不同,我国古人关于空间观念的核心几千年间基本一脉相承、以不变应万变:空间是两种对立力量和谐动态共存的统一体,它们相互依存、作用、促进和转化3。老子“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观念,正代表了以“有无相生”、“阴阳互易”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空间观。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以来,西方各个时期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概念被大量引入,并应用于规划实践,规划界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得到提高的同时,或多或少存在着在相关学科交叉的理论与概念的冲击下,迷失了对学科本身基本问题和主线的把握4、忽略城市空间理论研究的问题。
1 城市空间理论之研究的重要性
从福柯的“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5到列斐伏尔“空间是社会性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生产资料”和“使用价值”6,再到索亚(Soja)的“空间的思考、空间的行动”7,空间被提升至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大批学者如卡斯特尔(Castells)、弗里德曼(Friedmann)、哈维(Harvey)等对空间性问题的研究热情高涨,并导致空间在非空间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带动了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空间转向”。这对城市规划这种空间实践学科来说必然是个福音,也正是规划界人士所喜闻乐见的。
但与此同时,受到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反作用,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态学领域的思想与方法对其学科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城市规划类空间学科进行了“文化转向”。这种学科交叉并未产生如人们所料的规划理论创新,相反却导致了城市规划学科核心理论的空心化。出现此种问题的原因和关键即在于“学科拓展时丢失了规划学科的空间本体”8。这从反面深刻佐证了空间是规划学科任何时候都不应和不能舍弃的核心问题与命脉所在(正如“真理”问题之于哲学家),也正是研究城市空间理论的重要意义所在。
2 城市空间发展之深层结构
城市空间发展的深层结构包括社会文化结构、经济技术结构、建设环境结构和政治政策结构等。其中,技术结构与建设环境结构属于相对客观和较易于理解的结构,而城市空间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问题由于较多的牵涉到充满变数和复杂性的“人”,则是不那么容易被理解和把握的部分,因此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
城市空间理论界泰斗福柯从事的主要是具有政治意义、用途和效果的历史研究,通过对医学、监狱、警察、精神病学等某些特定基地(site)的考察,以某种相对策略的方式涉入问题领域里所发生的斗争。他将这些对立基地(counter-sites)称之为“异质地方”(异托邦heterotopias),并认为“于其中真实基地与所有可在文化中找到的不同真实基地被同时地再现、对立与倒转”。这些异质地方所扮演的角色或是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露所有的真实空间是更具幻觉的;或是创造另一个完美、拘谨、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示现有空间是污秽、病态和混乱的。他的论调带有一定的结构主义色彩,例如认为我们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更绝对不能相互叠合”9。在《空间:知识与权力》中,他提出“空间观念的改变导致了权力运作的巨大变革”;在《规训与惩罚》中,又创造性地以建筑的、空间形貌的词语来描述体制,提出空间、权力与知识的整合。福柯对于空间的论述大多是只言片语式的,但就是这些只言片语,带着法国人特有的细腻与深沉的洞察力,时隔几十年仍深刻地启迪着我们。
列斐伏尔被誉为西方人文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他批判传统认识论的二元对立,认为空间本体包括了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与再现的空间三重含义;驳斥1960年代将空间作为一种中性的科学对象的看法,认为空间“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并认为空间生产的政治学造成了绝对空间(自然空间)、抽象空间(资本主义空间)与差异空间(社会主义空间)的分野10。他宣称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现代经济的规划,倾向于成为空间的规划”11。他还主张规划有三种向度:第一种是生产规划,第二种是财务规划,第三种与时空有关,“它假设着地方差异性的创造、交流和沟通网络的概念、以及对生产及消费中心的现场研究”12,起到协调并指导发生在相同空间单位里其它向度规划的作用。
此外,其他一些学者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空间问题展开了具体的论述,诸如哈维的绝对空间、相对空间与关系空间,达到实证主义地理学的颠峰;卡斯特尔进行的实践分析;还有索亚、弗里德曼、库克(Cooke)等大批专业人士都对城市空间发展的深层结构问题给予高度关注,提出精辟独到的见解。
3 空间发展深层结构与自身规律的关系
大多数规划学者倾向于认为,城市空间发展是有其自身规律的。那么,城市空间发展的深层结构与其自身规律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事实上非常关键。那些研究空间发展深层结构的学者很少会去关注空间发展的自身规律,这可能是由于他们认为与空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属性相比,空间自身的规律相对不那么引人瞩目和富有挑战性,亦或他们并不认为空间本身存在规律性。
福柯是这样认为的:“并不需要建筑师在想法或技巧上的改变……而是从政者的想法、选择与他们加诸关心对象的注意方式的改变”,“建筑师不必然是他们曾是,或信为将是的空间专家(masters of space)”13。对福柯而言,空间乃权力、知识等论述,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之处;建筑及其伴随的理论,从未构成一个可被仔细分析的独立领域。当他试图看到建筑、规划学科的知识如何与经济、政治或制度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仅仅是利益的一部分,是提供人们了解权力如何运作的一个佳例。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列斐伏尔、哈维这些被奉若经典的理论家们的论调中。由此我们发现,当“空间”的概念被无限提升至几乎无可企及的高度时,建筑与规划学科的地位事实上不仅并未得到相应提升,反而面临着新的职业危机。
疏解这一危机的出路在哪里?建立空间发展深层结构与其自身规律之间的深层联系是方法之一。如果能够证明深层结构是通过空间发展的自身规律作用于空间的发展变化,或者空间发展自身规律本身具有深层结构未能完全涵盖的范畴,那么探讨空间发展自身规律即是很有价值的,同时规划学科的地位也将得到有效强化。例如,城市空间发展的自组织特性作用于空间生长的规模大小、位置选择、发展时序以及发展方式之中,并作为一种隐性的自发力机制作用于城市空间发展的过程中,这很大程度上证明城市空间结构并不完全是社会、经济、政治这些深层结构简单的反映和投影。
4 结论:几点思考
空间性和时间性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属性。在空间与时间的对峙中,我们正处于一个“空间的纪元”,“时间对我们而言,可能只是许多个元素散布在空间中的不同分派运作之一”14,“经济的,以及特别是政治的优先位置,引致了空间相对于时间的崇高地位”15。这些论断令我们思考:空间的崇高地位与规划学科之间有无联系?有怎样的联系?怎样更好地建立它们的联系?空间概念的强化给规划学科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回到对城市空间发展深层结构与其自身规律之间关系的认识上。
另一方面,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告诉我们,人类对事物的认识经历的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因此,思想家们对时间与空间研究的侧重点也必然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下一阶段,很可能学者们会进一步转至更高层次的对时间的研究。但对规划学科而言,空间是永远不应和不能舍弃的经典与主流问题,任何时候都不应背离。
这紧接着引出第三点认识:同样是研究“空间”,哲学家看到的空间与规划学者眼中的空间其实是大相径庭的,哲学领域偏于整体、历史、宏观层面的理论很难直接应用于分析。着眼于学科本身未来的发展进步,城市规划学科不仅要以空间为本体,还要进一步以城市空间发展的自身规律为本体,以深层结构与自身规律的关系为本体。这不是说规划学者就只能研究空间规律本身,毕竟,“空间的问题不能空间地对待”,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规划学科的核心理论构筑成一个公认的可供单独研究的独立领域。
对于那些研究空间发展深层结构的学者来说,当他们提出“空间的思考”、“回归空间性”的时候,其研究已经告一段落;但对于规划界人士来说,这其实可能仅仅是问题的开始。
参考文献
[1]Henri Lefebvre.Critical Sociology:European Perspective[M].New York:Irvington,1979
[2]Henri Lefebvre.Radical Geography:Alternative Viewpoin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M].Chicago:Maaroufa,1977
[3]Michel Foucault.Texts/Contexts of Other Spaces[J].Diacritics,1986,16(1)(spring)
[4]Paul Rabinow.Space,knowledge,and Power:Interview of Michel Foucault[J].Skyline,1982(March)
[5]段进、李志明.城市规划的职业认同与学科发展的知识领域——对城市规划学科本体问题的再探讨[J].城市规划学刊,2005(6)
[6]段进.城市空间发展论[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第二版),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