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散文《父亲的藏书》

关键词：父亲

亲情散文《父亲的藏书》（通用9篇）

篇1：亲情散文《父亲的藏书》

有关父亲的亲情散文

我的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师,我自小知道父亲有一个小小的心愿,一个当作家的梦想.

偶尔的一天,父亲拎着我到同事家撞门,我从父亲和同事聊天时,得知作家是写文字的.

不幸的事,我在小学上学时,父亲就因心脏病突然离开了,母亲总是以泪洗面,让儿女跟着一块抹眼泪.

父亲生前，总是教导我“学习要用心,生活要细心,听课要专心,”我当时嫌父亲爱叨唠.现在想想还是父亲的叨唠,让我跟文字有了不结之缘.不断的拿回凤凰论坛奖品.

一日，我看见2012年父亲节的征文活动，让我又一次拿起手中的笔，回忆父亲生前的事迹。

会写春联的父亲，让我在小朋友面前很有面子，记得每年的春节前，乡亲们都会拎着自家的小孩子，手拿着准备好写春联的彩纸，来家里求父亲写春联。

父亲，平是很爱写作和书法，有求必应的`父亲，时常都是爽快的答应下来,拿起乡亲们准备好的纸,提笔蘸墨水,写下父亲早已想好的春联.

敬业爱岗的父亲,很爱教师这份职业,在哪一所学校都是担任最调皮,最捣蛋学生的班主任,让女教师感到头痛的学生,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品德都是优的.

父亲说:干哪行,爱哪行,我是人民都师,我就要教会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让更多的家长，放心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

父亲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每当看见一瓶子葡萄糖,注入父亲的血管里时,我觉察到病痛带给父亲的心酸和不快乐.

父亲一边教学生,一边跟疾病作斗争的形象，也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直到去世，也未了确父亲当作家的心愿，但我记得父亲曾经讲过的话，于是，我开始努力学习，跟文字结缘。

救过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雨天，我倒挂在对开的窗棂上接水玩，父亲下班回来看见了，把我从窗台上扯下来了，我当时还很不听话，只听一声响，对面邻居家的小孩和我一样站在窗台上接水玩，掉到窗外地上摔死了。

父亲的形象，高大而深远，在我的心里埋藏着父亲曾经拥有过的心愿；偶尔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学习要用心，生活要细心，听课要专心”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父亲的影响，让我对文学这门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虽然离开了，但我不能让父亲拥有一辈子未了的心愿，所以，我努力学习写作基础知识，希望有一天，真的会实现父亲当作家的心愿。

父亲的离开，并不意为着父亲真正的离开了，父亲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一直给我向前冲的力量，一步步向文坛迈进的动力。

父亲永远是我心中的一盏明灯，不但照亮我前进的路线,也给普天下学生教师,树立一个好榜样。

父亲，一位可歌可泣的人民教师，留下一个未了的心愿，我要寄父亲的遗志，争取完成爸爸生前的心愿，让父亲笑着离开。

篇2：亲情散文《父亲的藏书》

11月25日23：10，的那个冬天寒夜。那个给予我生命、养育我成长，血脉相连的至亲至爱的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漫天飞舞的雪花送他去了另一个世界。此时此刻，整整一年了，我无比怀念他——我的父亲。

我的家乡在四川南充乡下的一个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小山村，但那里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民生困苦。父亲是一个乡村木匠，左手持锯、右手拿斧，那是他的江湖。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经常着晨曦而去，伴星光而归，那严重的咳嗽声是我知晓父亲来去的响铃。记得那时，我和弟弟年幼，母亲长年有病，父亲用他那瘦削的肩膀苦苦地支撑着贫困的家，艰难地把日子拖着走，把我和弟弟拉扯长大。

20xx年，我把父母请到了新疆。当时我的条件也不是很好，父亲来后，依然发挥他勤俭持家的秉性，到处谋事做，帮着我们把日子往好的方向走。这些年下来，我和弟弟相继结婚成家，而后有了孩子。父亲又时常操着孙女、孙子们的心了。日子正一步步地往好里过。

突然一天，晴天霹雳，无情的病魔把父亲带向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彷徨、我悲痛无比……

父亲一生勤俭，为了我们这个家，他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累。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他尽着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一个男人对家庭的爱，付出了自己的全部。愿在另一个世界的他不再受苦、不再受累，好好安息!愿在另一个世界的他护佑着姚氏子孙生生不息、绵延万昌、世代康安!

篇3：父亲的藏书

父亲于一九一七年离开密苏里去中国时，我的姨奶艾丽诺送给他一本《新约圣经》。我猜想她是作为一件护身符赠给他的，庇佑他在这次荒唐的旅行中避过邪运。无疑她和我母亲的娘家人都认为他缺少判断力，而需要多方帮助。过去他曾摒弃汉尼巴尔《信使报》的差使，到设在哥伦比亚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去任教职，现在又要动身远行——这次是到天涯海角的中国，为一名立志创办一家英文报馆的人去服务。

他不仅中国之旅终于成行，最后还当了《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兼发行人，而且办成一份立场鲜明的著名周报。《新约圣经》也起了推动作用，它是我父亲书斋里的第一本书，后来发展到珍珠港事变前夕，他的图书室已藏有数千册卷籍之多。

这是远东新闻界最好的图书室之一，藏有亚太地区各种有关图书，加上各种辞典，百科全书，地图汇编，手册，年鉴和其他的成套参考资料。《评论报》编辑部竟成为外国新闻记者和作家的聚会之所，原因是此地便于“查找新资料”。

编辑部的图书室还供美国居民团体之用，如海外传教士，外交人员和几家由美国捐款兴办的大学老师们，都爱进来浏览书报和借用藏书。我父亲不时大发脾气——特别是找不到某一部急需查用的书——我们的报馆经理彭成(译音)于是端出一只旧雪茄烟盒，里面装满了借书条，按次序打电话去催还。即使如此，书册还经常丢失，当然这是个内外流通的图书室——不少书籍就是他老人家自己或编辑部其他成员顺手牵羊拿走的。除却一些常用的参考书等“暂时”搁置手边或堆积在办公桌，会议桌和凳子上以外，图书室的四壁都用高达天花板的玻璃书柜，岌岌可危地分门别类陈列着父亲的大量藏书。

日本人

太平洋珍珠港事件爆发之日，日军在上海进入租界。《评论报》编辑部被封闭，父亲遭监禁。据说他写的社论“侮辱”了日本天皇。他老人家后来经过人质交换而获释放，但是健康受损，以致大大缩短了他的寿命。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后不到几天，我便和一批美国战事新闻处的人员乘飞机到达上海。次晨即赴《评论报》编辑部察看，只见里面已四壁皆空。

日本天皇投降书广播后，侵占编辑部的日军立即召来旧木器商，把全部图书设备一起卖个精光。事后我们追回了一些家具，可是散失的书籍却一无着落。根据报馆所在大厦的管理人说，争战一开始，父亲的藏书即被洗劫一空。

过了一天，彭成和总务科长周先生送来消息说已找到了一部分藏书。这些书虽是战争的幸存者，但与过去已面目全非。他们说当日军劫掠报馆图书时，开电梯的工作者偷偷把一批《评论报》合订本隐藏起来。一部分藏在他地下室小卧房的床底下达四年之久，其余则都埋在电梯底层的通道里。

他只识得几个英文字，但他认出《评论报》的合订本。他竟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军鼻子底下偷藏大批书报；当战后将合订本搬上电梯重新运回编辑部时，他的欣喜不下于我们这些后辈人。

除去略染油污外，合订本全部保存得十分完好，只是已残缺不全。日子久了，我愈益思念那间古旧的藏书室，心中惴惴不安，想着那些可宝贵的书籍也许已被逐页撕成粉碎，或许被人投入发电厂大火炉中焚毁了。

我开始到处搜索各处旧书店，同时又向美国老家订购新的参考书籍来作补救。我们同时又向读者征求过期的《评论报》，用新出版的刊物作交换。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几乎每天都有邮包寄来过期的《评论报》；最后我们不得不进行挑选，以补上我们所缺的期数。

中国原有焚书的史实，最昭著的莫过于秦始皇(公元前二四七至二一○年)之大事烧毁儒家经典书籍，监禁和杀害成千学者。反过来，作为印刷技术的发明者，中国人珍惜书籍又是举世无双的。秦始皇短暂的统治崩溃后，无数经典著作曾由老百姓舍命保存下来的，这时全部出现眼前。更有死里逃生的学者，将他们脑海中熟诵牢记的名著，重新写下来问世。

《评论报》的许多读者，也是经历了相当风险才保住了这些过期杂志的，因为日军对一切拥有英语书报的人予以严厉惩处，特别对《评论报》的读者们，由于《评论报》长期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的缘故。

又过了几个星期，一天彭成兴冲冲跑来说，“怡和洋行打来电话了，他们存着我们的书。”我接过电话，对方是位十足英国口音的人在说话，“喂，如果你们能过来搬走你们的书，我们将很高兴。这批书在此有些碍事。那是家前一世纪以来就在中国经营茶叶、丝绸和鸦片烟的老资格英国商行。战后的管理人员回到中国看见公司的图书室架子上摆得满满的书，感到十分满意。不料仔细一检查，其中绝大多数是我们的书，而他们公司的藏书却缺损很多。

于是我们图书室很大部分藏书都收回来了，外加一整套《评论报》的合订本。当然在其他成套集子中也发现了缺损，特别是按我们记忆所及的某些书确实找不回来了。可是到底丢了多少本，我们永远也弄不清，因为报馆里全部记录都已毁损殆尽。

怡和洋行大楼曾经被日本海军情报机构占用，可是他们为什么看中《评论报》的藏书始终是个谜。至此，所有的日方军事人员都已关入战俘营，我们也无法去找图书资料的负责人。很可能他们的司令官是位爱读英语书籍的人，也可能只是一个官僚主义的混蛋经手这个图书室。我们随后化了好几年的心血为了重建我们的藏书室，不断增购新出版的书册，同时还搜罗有意义的老版本，直到藏书接近相当规模和具有丰富的内容。

中国人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来到上海。外国商业团体都希望留下来继续营业，可是既受到了来自台湾国民党方面的封锁，又受到朝鲜战争和冷战加紧升级，通商成为不可能。

等到我们这些人也不得不离开时———当时《评论报》已债台高筑，几乎要破产了———我只得运走大约一千五百本藏书，把余下的全部交给一位中国新闻界人士，托他赠送给大学图书馆。

我们撤离上海的前夕，发现上海海关人员已把行李中的书箱一一打开，并且逐本经过查看。其中约有二百本未经通过而被扣留。我提抗议也不顶事，只得把受到嫌疑的书册留下不带走。

美国人

来到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麦卡锡反共运动正达高潮，我那几经缩减的藏书又遭美国海关的阻挠，而不准进入美国。在以后的岁月中，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直至多少年中，我努力想抢救这批书，当局扣押的理由也随之变更。

美国海关最初依据一条禁止一切来自“共产党中国”的物件进入美国的通令。我的申辩是藏书的绝大部分系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并且责问一位海关官员为何禁止《新约圣经》进口；虽然我这本圣经在过去四十年中很少打开来使用，但我十分珍惜此书的人情味。海关检查官答以对此也无例外可言，“只要此新约圣经到过共产主义中国，它就不能再进入美国。”

我分辩说，这部《新约圣经》并非故意流入共产党中国，现在姑不谈其哲理内容，即就书籍本身看来完全是美国的产物，在美国印刷出版，并由我那位非共产主义者姨奶、一位共和党员使用一九一七年地道的美金购得的。因此它是形势的牺牲品毫无自制力，现在也不过是设法回老家而已。那位检查官听了毫无兴趣，也更无感情的流露。

于是我请了一位辩护律师，并获得美国公民自由权利协会的帮助，这样海关方面才开始行动起来。某次谈话中，海关税务司长说这批书的真正问题在于它的内容性质，建议我协同他们对书籍进行甄别“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分类，海关方面则将考虑放行后者这批书。

我的答复是从原则上讲，一切书籍不应禁运，因此拒绝参加任何甄别手续。我的一位律师提出，事实上把“好书”与“坏书”区别开来不是件易事，并反问税务司长，他之扣押托马斯·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究竟有何感想。税务司长想了一想无以作答，只得把问题推给他的助手。该助手思考了一下答道：“哦，书中确有些成问题的章节。”

过不久，他们又建议我向华盛顿方面中请进口许可证。我的律师办理了手续，但未获批准，理由是“不符合美国当前的利益”。

其实问题的一部分毛病出在我身上。我曾经批评过蒋介石政府为美国从属政权，同时对共产党新政府的各种改革，却予以好评。我又指责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后者给我带来了无穷麻烦，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足成为掠夺我藏书的依据。一本书就是一本书，这与书主人的信仰风马牛不相及。

终于团聚

双方谈判继续了将近八年之久，直至海关方面终于放弃扣押。可是，对方最后还来一手报复，坚持令我付清八年保管费作为放行藏书的最终条件。

与此同时，我一直向中国海关对所扣留的书籍作书面交涉，他们最后也同意放行。我又为这批藏书申请进口许可证，这一次居然得到华盛顿的恩准。几年来我这二百本藏书一直搁在书架上等待与它们被扣在旧金山海关的伙伴们重会。

曲折冗长的过程，自然学得了许多教益。在各国边界线上负有监督过境商品之责的官员们，难免要承担道德与政治监护人的义务，可是他们对书刊检查总是感到棘手。至少以我个人经历来看，他们似乎缺乏读书修养，又不具鉴别能力。

在中国检查人员手上漏过的一本书，原名Red China Fighting Hor－des(《红色中国的好斗部落》)，作者是一个美国军官，并在美国出版。书名中的“好斗”与“部落”二词的贬义显然未经上海检查官觉察。到了旧金山，此题的含意又被曲解为我是蓄意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品运入美国。

能在悲剧中看到喜剧，确是人类的一种专有的特性———按上述情况说，无非是撞上一批笨拙的官僚主义者，都不能算是克尽厥职的。中国人方面对外国语言不能理解情有可原，可这也不能首先原谅其擅自检查书籍一事。至于旧金山方面有何遁词可据，我简直摸不着头脑。

自从我们离开中国以后，大陆上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后的政治风暴，最后达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其间发生了镇压和焚书。我当时后悔未将藏书多带些出来，怕是大部分剩下的书籍已遭毁灭。

中国革命已成三十五年前的旧事了，中美双方又一次和好对话，去年一位中国的中年报人来美访问，他当年从美国新闻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个职业便是参加《评论报》的工作，此次应美国政府邀请途经旧金山。他上我家来聚谈，我们既谈过去，又说当前的事，还推测未来的前景。

篇4：父亲的眼泪亲情散文

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是在我最小的妹妹夭折后……

妹妹得的是脑瘫，四岁时还不能站立，甚至连翻身都不会。在父母无数次的带着她四处问医，求神拜佛之后，妹妹最终还是没有一点起色的离开了我们。

那是一个阳光暖暖的午后，母亲抱着妹妹给她喂水喝，她再喝了几口水后就永远的长眠在了母亲的怀里。

当村民们都闻讯赶来时，父亲已经给妹妹换好了干净的衣服，抱在怀里紧紧地看着她，默默地流泪。

按照村里的风俗未成年的孩子死后是不能土葬的，要带到村外去火葬，乡亲们怕父亲伤心，不让父亲参与丧事，可父亲硬是要去，或许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他要送她的女儿最后一程。当父亲泪流满满地抱着妹妹被乡亲们拥簇着离去时，年少的我永远的记住了那一幕，记住了父亲的.那个背影。多年后我才明白父亲那时的心情，是何等的肝肠寸断。

再次看到父亲流泪，是在爷爷的病床前。那时的爷爷已经是肝癌晚期，父亲日夜守护着爷爷，亲眼目睹爷爷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形而自己去无可奈何，常常叹息。爷爷在一个风清月明的夜晚走了，当从睡梦中惊醒的我们赶到时，我看见父亲长跪在爷爷的棺木前泣不成声……

安葬完爷爷以后的很多年，我就没见过父亲流眼泪了，生活很苦，父亲很累。为我们兄妹三人读书，父亲常常出门打工，他修过路筑过墙甚至在粮库里扛过快贰佰斤的麻袋，但他从未喊过累，就像一头牛似的为我们的这个家奔波着。

父亲慢慢变老了，脸上布满了皱纹，当九十三岁高龄的奶奶安详地离他而去时，父亲很平静，他抹去脸上不知不觉留下的眼泪，默默地跟大伙一起安葬了他的母亲。

这是我第三次看见父亲流泪。

奶奶去世后仅半年后，父亲又失去了他唯一儿子，一场以外的车祸夺去了哥哥年仅三十岁的生命，走时没来得及给父母和他的妻儿留下一句话，当远方的我被亲人护送着回到家时，家里的景象几乎使我窒息……

我看到绝望的父亲正抓着自己的胸膛失声痛哭着，一次次昏死过去，又一次次被早就守护在他身边的乡亲们喊醒。当哥哥的遗体被运回时，乡亲们怕父亲看到他的儿子躺在棺材的样子受不了，就不让他看，父亲苦苦哀求‘你们就让我看一眼吧，要不我这一辈子不安心’，当父亲看到哥哥时，再次昏了过去……

我没想到在第四次看到父亲流泪时，生活会出这种变故……

哥哥永远地走了，父亲病了一场终于挺了过来，他说哥哥留下的两个幼小的孩子需要他，这个家需要他来支撑，他得振作起来。我看到父亲忙碌的身影，比以前更单薄了。

篇5：我的父亲的亲情散文

成长着，学习着。

如今的我已不再熟悉，当年读书时小路的样子了。

记得俄罗斯有一首民歌《小路》，这首歌很感人，更重要的口哨中让我想起了许多未曾忘怀的故事，是它让我再一次联想到家乡，家乡的那条羊肠小路。

睡梦中，我发现自已似乎已经梦回到了家乡，我的脚步无法停止前进，却又无法在这泥泞的小路着抽起我那条已年迈的双腿，我满头大汗的走着，却又满心欢喜的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在那里我已然忘记自已已身在醉梦中。

在那里我还曾记得母亲用米饭为我包的窝窝头，父亲为我做的小竹马。

父亲老了，母亲也老了，她们深情的看着我，却又没有发出声音，她们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思念却又像是一种对儿子深深的爱。

此刻母亲正为我编织着手中的毛衣，在她的手中毛线被一根根的银针穿起，但手却不像以前那样使的灵活了，一次次的死结却又一次次让母亲吃力的从新来过，看着满头大汗的额头，我着急地拿起口袋里的手绢儿，正想递给她时，却发现母亲已经睡着了，今天的冬天，我又能收到母亲的毛衣了，虽然不是很时尚，虽然不是很漂亮，但我却还是如获至宝，一直以来母亲的毛衣都被我保存得好好的，虽然天冷，但我还是舍不得穿，每年母亲寄过来的毛衣，我都是穿以前或都已经破旧的，看着毛衣中的一个个空白的洞，我的心就像是被某种意念催生出一种情愫，一下子忍不住泪就滴答在母亲给我的心衣上。

母亲老了，毛衣上的线也越来越松了，但却未能让我这个在外的儿郎感受到一丝异样，拿着母亲寄来的毛衣，我用手轻轻的抚摸着，它我感受到了温暖，它我感受到了亲情的至真，母爱的伟大。

母亲你还好吗？我想写封信给你，却又怕在这个夜里让你再次为我流下伤心的泪。

你知道，我已经找到了女朋友了，明年就带回家给你二老瞧瞧。你不是说过吗？等我找到媳妇儿，你就把你的手艺传给她吗？

爸你还不睡吗？是不是又在为我的事担心了，我不是说过明年再找一个好一点的吗？

你就别怕心了，我又不是曾经的小孩子了。

老爸你的关节炎怎么样了，是不是又犯了，我寄给你的药你用了吗？别舍不得用呀，你用那些药膏是没用的，根本治不了本，只是一个心理安慰罢了。

父亲已然拿着手中的刀，做起了手艺活，看着一条条细细地竹条被父亲那有着年轮的手，编织着一个个美丽的花篮，我的心仿佛又再次变成曾经你手下的徒儿。

虽然我的手没有你的那样熟练但我的认真劲可不输给你哟！看着父亲憔悴的模样，不知不觉我的心飞回到了记忆的那样思碎。

“娃，这是咱爹给你的50块钱，你拿去交学费吧？不够回家向爹支句话。”说完父亲背着腰回去了，在我的学校门口，父亲已经不只一次来了，而且每次带来的钱都不是个整数儿，有一块，五块的，也有五毛一角的……

给完钱就忙不转身的回去了，看着父亲，我用手紧紧地捻着手中用油纸包了好几层的钱。

“爸你吃了吗？要不要就在食堂吃点儿？”我细心地看着父亲，从未有这种感觉，父亲的脸变黑了，手也变粗糙了，更重要的是背也重驼了。

父亲回答道：“娃，爹吃了，你回去安心读书吧，别忘了没钱向家里拿呀。”父亲的话，让我明白，如果父亲的付出得不到回报的话，那我就真的对不起咱爹咱娘了。

在一次不经意的时刻，我走在大街上，看见了父亲，父亲正卖着竹篮，吆喝着：“卖竹篮呀，卖竹篮呀，便宜的竹篮啊！”我偷偷地看着父亲，此刻正瞧见一个陌生人向父亲询问价钱：“老头儿，这竹篮怎么卖呀？”父亲回答道：“便宜只要你1块5毛。”陌生人又再次砍价：“你这老头儿也太黑心了吧，人家都是卖1块的你居然卖1块5，你如果卖的话就卖1块吧。”父亲摇了摇头，父亲没有想做这次买卖，这次如果不是我需要急钱儿，父亲肯定就卖出去了，听说我就要高考了，要交什么报名费，父亲连夜赶织了10个竹篮来到了集市，集市离我家有几十里地，父亲是徒步挑过来的，天还没亮时，父亲吃了一点小米粥，带上母亲做的几个烙饼，就急急忙忙的赶来了。

父亲的腿哆嗦着，早晨的雾一定是湿着了他的腿了，而且腿上的裤腿有几个明显摔倒时留下的洞眼。

我满含着泪，躲在好远的一个房角处，蹬下来失声痛哭，眼泪哗地流下来了。

父亲还在跟那陌生人讲着价，就在这里父亲没想到集市的管理员来了：“这位大爷儿，怎么你不知道吗？这里的摊位是要交摊位费的？”父亲没有听明白过来，只是点点头，看着这人就知道一定是个当管儿的。

“大爷儿，你收拾一下东西回家吧，看你这么老了，我也不收你的钱了，你这些东西就卖给我吧？”父亲这刻听明白了，但父亲却牛得很：“什么你要的东西，我要给你钱？还有没有王法了。”父亲可能是耳背，居然听错了。

当我离开的时候，已是黄昏了。

篇6：父亲的担心经典亲情散文

今天春节和往年过年一样，在姑姑家拜年。因杭州大伯去世后就属姑姑最大，且说大伯一直呆在杭州，即便大伯在世时我们整个大家庭所有的人也依然每年春节欢聚在姑姑家。今天也不例外，中午大家庭团圆在姑妈家吃鸡蛋面，晚上欢聚在酒店，因为大家庭人员太多，除去杭州大伯一家近40人欢聚在一起，那热闹的场面只有酒店的大场所才可盛下。

因老公去了朋友圈中最要好的大哥家拜年，我和老公只好两边兼顾，我和儿子留在姑妈家聚餐，老公则留在大哥家，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三口之家的代表了，晚上聚餐时，表哥作为酒席上东道主的主持人给我盛满了二两酒，和大家一样，我本不想喝酒，但在车站任职的`站长姐夫说作为三口之家的代表必须喝酒，否则就枉为表哥给我盛满酒杯了，罢罢罢，见站长姐夫如此兴致，只好依了大家。

却不想在酒席中爸爸见我在喝第二杯时居然急了起来，爸爸的担心作为女儿的我何以感受不到?哥哥就因为喝酒过量频繁而导致身体每况愈下，最后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份痛足让爸爸妈妈和家人心痛一生，我何尝不知?如今爸爸妈妈只剩下我一个女儿了，他们对我的关爱及寄以的希望我心底自然清楚，所以当爸爸站起来挡住姐夫和表哥表姐与我在酒席中互敬互饮时的情景时，他焦急担忧万分地一个劲要将我的酒倒给他喝，看到爸爸如此，大叔叔和小叔叔也赶紧站起来劝阻表哥表姐们的热情和兴致。中国的酒文化博大精深，无论大到单位社会上的应酬，还是小到家庭朋友们的欢聚，都一样逃不掉酒作为尽兴之物，有酒助兴，聚餐似乎方显意义，尽管多么清楚酒对人身体带来的弊端和坏处，却依然推辞不掉那份情感溶入的欢畅。

今晚欢聚过后，表姐邀上我去玩麻将，因酒精作用，麻将兴致也显得高昂，却不想爸爸居然到家依然担心我酒是不是喝多了，打来电话关心我，要求我早点回家。尽管我在回爸爸电话中让他不必担心，但爸爸对我的那份担心和关爱既让我感动又让我愧疚。因为一直对爸爸把经营10多年的家庭企业弄破产有成见，我对爸爸总是耿耿于怀。其实爸爸何尝不想把一手办成的企业做大做强?只是爸爸没有那份管理能力，作为女儿的我没能帮上爸爸把企业做好，有何理由去责怪爸爸?

我和哥哥只会享受爸爸成功，却不能为爸爸创业付出什么?尽管那时我们年轻不懂事，但为何就没有那种上进和拼搏的精神?那时的我和哥哥似乎在爸爸的宠爱下失去应有的奋进和学习动力。我在痛心回忆自己过去年少不懂事和无知时，内心的愧疚涌上心头，爸爸已经在渐渐老去，但对子女的我们依然充满了作为一个父亲应有的关爱，而我年久深藏于心的成见此时让我除了有愧疚之外，更为自己对父亲的成见释然感到了欣慰，我已经理解父亲了，我已经长大成熟了，我应该挑起来哥哥离去后交付与我的担子，让父母亲在有生之年平安幸福才是我应做之事。

爸爸，虽然没有让我和哥哥最终拥有富足生活，但爸爸此生创业成功与失败交替的坎坷人生是我成长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它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让我在尝尽企业破产后的那种凄凉和低谷，我能在父亲失败中看透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复杂关系，能够在失败中总结教训，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昂首挺胸做一个坚强的女子。

篇7：父亲淘书藏书的故事

普济庵觅宝

在父亲藏书的故事里，每一部珍籍的得失，都潜藏着人生的玄机，见证着时代的风云。

好几次听父亲说起过“普济庵觅宝”的故事。那是1960年，父亲19岁，在渔业队当会计。一天傍晚，队里的一位渔民告诉父亲说，在他捕鱼的王家洋有座普济庵，那里书很多。父亲听罢，第二天一早就跟随这个渔民去普济庵，进去一看原来是家造纸厂。那里堆着小山似的书，是准备捣成纸浆用来造草纸的。父亲翻动书堆，发现了不少闪光的宝贝，其中有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17辑160本，一本不缺，如此完整拥有这套民国版的书，这在全国一些著名的大学图书馆中也属凤毛麟角；商务版林琴南翻译的《茶花女遗事》等156种，以古文的笔法翻译，也别有情趣。面对这些书，父亲爱不释手，他抽空就去看。去了几次父亲觉得不好意思，就顺便带上些鱼送给造纸厂的工人。那里的工人平常吃的都是咸菜，一见有透骨新鲜的鱼吃，自然满心喜欢。

他们对父亲说：这些书你爱看就拿回去吧，你称一下斤两，找一些废旧报纸来抵足分量就是了。父亲喜出望外。那一次父亲淘得明版书30部左右，清版书四五十部。明版书中以弘治十一年（1498）版的十二卷《刘随州文集》最为珍贵，此书为刘集存世最早的完本——祖本。如果论价，这些书现在早就数以百万元计了。

父亲从小爱书却无钱买书，他的藏书是靠自己一本一本淘宝似的淘来的。由于祖父早逝，为生计所迫，父亲早年没读多少书就进入渔业队挣工分了。不过祖母知道儿子好书，每当渔业队发工资，祖母便准许他留下3元钱买书，他就凭着祖母给予的3元和从口中节省下来的钱，先后购买了清版王维、孟浩然、林和靖等诸家诗集，冰心的北新原版《春水》《繁星》，以及钱钟书的开明原版《写在人生边上》等等珍贵书籍，如今他从王家洋造纸厂废纸堆里一下子淘得这么多的书，顿时“大富大贵”，自然喜出望外！

然而谁能想到藏书也是祸。刚刚记事的我就经历了暴风般的一幕：父亲的藏书统统被人扔进鲞篓，用四轮手拉车拖走了！

余光中回赠一鞠躬

父亲迎来人生第二次藏书的春天，是在1980年以后。柳暗花明，历尽坎坷的父亲，得改革开放先机，毫无经商意识的父亲下海扑腾，竟也淘得了一大把金。父亲乐了，因为有了钱就有了买书藏书的经济后盾，他戏称要“以商养文”。镇海新华书店对父亲也另眼相看，把全国各种各样的书讯报刊都寄给父亲，看到喜欢的新书目只需打上钩，到时自会送书上门。

有一次父亲到大连后打的去火车站，想乘中午12时开往吉林的火车。没想到出租车经过繁华的天津街路段时，车堵得厉害父亲就下车步行，因为那里距火车站已经很近。就在这一刻，他无意中发现，大连市新华书店的门楣上悬挂着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热烈欢迎余光中先生莅临我店签名售书。

余光中先生是父亲心仪的诗人，遇此良机岂可错失？于是他便去书店探个究竟。经询问签名售书时间是当日下午2时。好在父亲一如闲云野鹤，行止无人管束，于是他就去火车站预购了翌日去吉林的卧铺票。下午父亲早早地等候在书店一楼大厅，怀里抱着七卷余光中的书。两点正，衣着朴素、满头华发的余光中先生微笑着坐在案前为购书者一一签名、钤章。当余光中先生为父亲签名时，父亲由衷地向这位蜚声文坛的诗人行了个鞠躬礼，说了声：“谢谢您，余先生。”岂知余先生也谦虚地站了起来，向父亲回赠了一鞠躬，并与父亲握手。

走出书店，父亲端着余光中的书又来到中山广场附近的旧货古玩市场。在一个杂陈废旧期刊的地摊上，发现了一部洪武年间（1368—1398）刻印的《书经》，上印：“蒲阳郑氏刻本，金陵奎壁斋梓”。这部书品相极佳，朱红色封页，乌丝栏鲜明清晰，双鱼尾上下匀称。没想到这套已有600年书龄的明版古籍，那位摊主只开出200元的价。出于良知，父亲说当时真想再付给他1000元，然而终于又世故地“掐死”了这个刚刚萌生的善念。因为买方主动提价，尤其是成倍提价，为淘书者一大忌讳，由此酿成的后果往往是：摊主漫天要价，居为奇货，不再出卖。于是，父亲二话没说，付款后故意从从容容负着书囊，缓缓踱出广场。随即七拐八弯，不走大街却踅入小胡同疾步返回旅馆。父亲说当时心里真有点担心，唯恐那摊主后悔，寻踪而来。

为古代“伉俪”破镜重圆

浏览父亲的书橱，会发现一个很温馨的细节，那就是有些书都是以一对对“伉俪”排列的。例如柳如是的《戊寅草》《湖上草》旁，紧挨的是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许仲萱的《亭秋馆诗词集》边，靠的是陈筱石的《鸣原集》等等。这些“夫妇”别看如今都安居在父亲的书房中，想当年他们都是“鸾漂凤泊”天各一方的坎坷夫妻，是父亲经过多年的寻找，才使他们得以“破镜重圆”。其中找得最苦的，是陈之遴的《浮云集》及其夫人徐灿的《拙政园诗余》《拙政园诗集》。

陈之遴（1605—约1667），字彦升，号素庵，浙江海宁人，明代崇祯十年（1637）丁丑科进士第二名（榜眼），受职翰林院编修，清代仕至吏部尚书、弘文院大学士。因卷入宦海漩涡，被撤职抄家，流放关东，客死他乡。陈之遴夫人徐灿，字湘，号明霞，苏州人，为明末光禄寺丞徐之懋的次女，被誉为“南宋后闺秀第一”，其诗词造诣堪与李清照相比。

出于对这对夫妻不幸遭遇的同情，更基于对徐灿的尊敬，1987年父亲首先在安徽潜山县淘得了陈之遴的《浮云集》（线装十二卷上下两册），这个集子在清代被列为禁书，直到1933年陈之遴后裔按照世代珍藏的《浮云集》残存底稿重新刻印，父亲得到的就是这种印数甚少的篆刻本。1999年秋天，父亲经天南地北地寻觅，终于在天津市和平区，替“陈之遴”找到了“徐灿”：这天傍晚父亲从宾馆出来，抬头看见对面的胡同口有个书摊，便走了过去。经问得知原来是胡同内一位爱书的老爷子过世了，他的儿子、媳妇就把老人遗留下来的书籍用黄鱼车拉出来卖。黄鱼车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剑南诗稿》（八册）、《吴梅村集》（三集）；江苏古籍出版社的《随园全集》（八册）、中华书局版的《二十五史》等等。父亲随手翻检，就知道书的主人品位不俗，于是问：“府上可有线装书？”那男子说：“有，但价钱很贵。”

男子带领父亲进了胡同。在老人家生前卧室兼书房，见桌上摆放着老人的遗像。父亲顿时感到歉疚，他恭敬地向老先生行了三个鞠躬礼，然后目光就在书橱中搜索。忽然他看到了梦寐以求的那部书：《拜经楼丛书》，全书48册，其中就有徐灿的诗词（三册、两种）。《拜经楼丛书》系国家级善本古籍，要得到谈何容易？但注定有缘，只是书价不菲。幸亏那次有同乡一起出差，当夜父亲便回旅馆敲开同乡的房门，借了数千款项，终了宿愿。

星移斗转，日积月累，如今家里又拥有了上万册书籍（线装书7800卷），先后获得了市、区“十佳藏书人家”的誉称。

与隔岸《秋水》的佳话

父亲不仅仅看书藏书，也写诗。他曾说：看了这么多书，总不能白看人家的，自己也该留下一些吧。他一直喜欢写诗，即使在诗歌如此冷落的年代，他也自娱自乐地写着。近些年，他的诗作不断被收录在一些著名的诗集中，如北京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诗歌十年》、香港出版的《中国精美新诗三百首》、台湾出版的《泱泱秋火》等等。台湾最有影响的诗刊《秋水》《葡萄园》，几乎每期都刊登父亲的诗作，刊上大名包芝江。《秋水》还聘他为编委，诗社设立专柜，收藏他的著作。

《秋水》主编涂静怡与父亲书信、电话交往密切，并认我父亲为弟弟，留下了两岸文化交流的不少佳话。涂静怡是蜚声台湾文坛的才女，浙江教育出版社的义务教育初中课本选有她的散文《蜘蛛》，早在1978年她就以长诗《从苦难中成长》获台湾文艺金像奖，两年后又以一册力斥台独的新诗集《历史的伤痕》获台湾文艺最高奖——第十五届中山文艺创作奖。她主编的《秋水》，自创刊之日起就坚持横排，当时遭到非议，而现在随着两岸交流密切，连台湾也明令所有公文书变为横排。《秋水》还是最早与大陆进行交流的诗刊，当她知道北京大学学生为争看《秋水》，竟采用轮流限时阅读，这使她大为感动，于是《秋水》每期向大陆各地寄赠300本。

读书，藏书，写诗，从少年到白头，那是浸透父亲生命的一种爱。

My Father and His Books

By Bao Danhong

My father is a man of bibliomania. He once contributed his life story about books to the Ningbo Evening, a newspaper in the port city of eastern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and won a first prize in the competition and later won a first award in the whole city’s media for the year.

His story about books is not just about books. It is about his life and the times that shaped his life and passion for books.

My father loved books since his childhood years. My grandfather passed away early. So my father dropped out of school and began to work at the fishing team. Knowing her son’s passion for reading, my grandmother allowed him to keep 3 yuan out of the monthly wage to buy books. This way, my father gradually built up his private library.

The first batch of precious books he collected came in 1960 when he was a 19-years-old accountant of a fishing production team. One evening, he learned from a fisherman that a Buddhist temple near a fishing ground housed many books. The next morning my father visited the place. It turned out that the temple had been converted into a paper making plant and the books there were to be shattered into paper pulp as raw material. Some books in heaps were quite rare. He found the complete 160 books in 17 series of The Literature Series, edited by Ba Jin and published by Cultural Life Press and 156 foreign literary masterpieces translated by Lin Shu (1852-1924), a great scholar regarded as a pioneer of introducing foreign literature into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y father’s ecstasy knew no bounds. Then, he frequented the plant to read books there and brought fresh fish to its workers. After a few reading trips, he was told that he could take these books home. All he needed to do was to bring in newspapers in the same weight. My father was overjoyed. He picked about 30 books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and 50 books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The most precious books were the 12-volum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Liu Suizhou published in 1498, which can be worth more than a million yuan today.

But my father failed to keep these books for long.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rted in 1966, his private library became a target for cultural crackdown. All his books were confiscated. They were thrown into salt fish baskets and carried away on a four-wheel cart.

My father began to build up his private library again in 1980. Though knowing nothing about business, my father started his own business when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s implemented. After hitting his first buckle of gold, he began to buy more books. Jokingly, he said he was doing business in order to keep his book hobby. The Xinhua Bookstore in Zhenhai has treated him as a VIP, sending him all kinds of lists of new books on a regular basis. Nowadays, my father just scans the lists and place orders. The bookstore’s service people will deliver the books.

Many books in my father’s collection were acquired on his business trips. One morning in Dalian, a port city in northeast China’s Liaoning Province, my father was on a taxi ride to the railway station. When the taxi ran into a traffic jam in downtown, my father decided to walk to the nearby railway station. On his way, he passed a Xinhua Bookstore and saw a banner hanging there with a message that the Taiwan poet Yu Guangzhong was to autograph books for readers that afternoon. My father wen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and changed his train ticket for the next day and then came back to the bookstore. He bought seven books by Yu and waited for the poet. When the books were signed, my father bowed his thanks to the poet. To my father’s surprise, the poet stood up, bowed back and then shook hands with him.

With the seven books in a satchel, my father wandered to a nearby antique market. While examining antique books and back issues of some magazines at a stall, he found an ancient edition of The Book of History,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books in China’s history. The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Hongwu Years (1368-1398)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The book, priced at 200 yuan, was in fine condition. Out of his conscience, my father wanted to offer 1,000 for such a precious 600-year-old book and but he paid 200, knowing that he was in no position to excite anyone’s greed and that he was abiding by a market bargain rule. Without knowing that he was giving away a treasure for a song, the vendor sold the book and pocketed the cash. My father fought down his excitement and deliberately spent some time packing his satchel and then slowly walked away. Then he took rapid turns and walked into small lanes in a rush back to the hotel, dreading that the bookseller might become aware of having made a mistake and come chasing him.

In the autumn of 1999, my father was in Tianjin on a business trip. One evening, he wandered out of the hotel and spotted a bookstall at the entrance to a small lane from across the hotel. It turned out that an old man had passed away and his son and daughter-in-law decided to sell the books on a tricycle. My father took a look at the books and realized that the old man had been a serious reader of ancient literary books. So my father asked if the couple had books in the traditional thread binding at home. The answer was affirmative. Then my father was led into a house deep in the lane. He bowed three times to a portrait of the deceased first before browsing through the bookshelves. He found the complete 48-volume 拜经楼丛书 or Books from the House of Classics, a state-grade rare edition. For a moment, my father felt it was his destiny to come face to face with the precious tomes. The books were expensive. Fortunately he was able to borrow cash from his colleagues back at the hotel and bought the books.

Nowadays, my father’s library boasts 10,000 books, including 7,800 in the traditional thread binding. His has been honored as one of the top ten private libraries in Ningbo City and Zhenhai District.

My father is not just a man of bibliomania. He reads the books he has acquired and writes poems. Some of his poems have been published and some even anthologized. He knows writing poems is no longer the fashion at all, but it is his way to return favors he has received to society.

篇8：父亲的独轮车亲情散文

生于农村的人都知道，在当时，独轮车是家庭的主要运输工具，它就像家里的老黄牛一样不可缺少，都是父亲耕田种地及日常生活中的好帮手。特别是那山头洼尾，田畴阡陌，那些高低不平，曲曲折折的田埂，无疑为独轮车运输物资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无论是冬春运送家肥，还是夏秋运送丰收的谷子，父亲都推着它在村庄与田野辙印的小路上“吱嘎，吱嘎”风风雨雨了一辈子。现在种田机械化了，农村的道路也改造了，记忆中的独轮车在乡村中越来越少见，在人们的印像中渐渐变得模糊不清。

记忆中的独轮车是祖上留下来的，到了父亲手里已是缺胳脖少腿闲置在那里多年了。父亲从阁楼上翻出来擦尽它满身的灰尘，用水认真地清洗了一番，然后请了个木工师傅换了些车架配件，看似新旧搭配显得不伦不类的独轮车虽没当年的风釆，但在父亲的手里还是有了用武之地。

独轮车，也叫土车，架子车，在我们老家更习惯称它趴车。独轮车纯木质结构，都是在山里选上好的油木放在家里凉干了，方可开始制造。只是在车轮的边缘包了一层铁皮，与地面接触时耐磨一些。它的结构看似简单，但制造要求极其严格，每一根木头尺寸都要精准，特别是它的接合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有一点空隙就会影响车身整体的劳固性。在乡下，能一个人独立完成一把独轮车的制作，也算是能工巧匠了。制造要耗时十多天，对一个贫苦的家庭来说相当不易，因此，一辆独轮车代代相传也就自然倍感珍惜。

独轮车，顾名思义就是一只轮子的木车。轮子在车的中间，两边装运东西，后端是两个把手。记得小时候看着父亲的独轮车放在门前，我就推着玩，在屋前的地坪上晃晃悠悠，一不小心就往一边倾斜甚至翻倒。要想在那高低不平的小路上推来推去，掌握平衡还真不容易，何况上面还绑着几百上千斤东西呢！

春天来了，田野里呈现一遍繁忙的景象。此时的父亲也开始忙碌了，播种，耕田，抛秧，紧接着一环又一环的工序都离不开独轮车。父亲把猪圈，牛圈里的栏粪绑在独轮车上，“嘎吱”，“嘎吱”，一车又一车地推送到田边，然后把它撒到田里。父亲头戴着一顶草帽，弯着腰，驼着背，一条车辫搭在两肩上，抓住两个车把手。如果我用一根绳子绑在车的前端拉，父亲就轻松多了。乡间的土路，隔不多远就有一个排水的缺口，只有用力推拉才能过去。有时候一不小心没推过去还说不定来个“人仰马翻”，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车扶起来。

暑假的时候，田里正是抢收连着播种的时期。窄窄的田埂上不时看到农夫们推着独轮车，有人运刚收割的稻谷，有人运要栽种的秧苗。夏天的太阳就象炉火，行走在路上的推车汉个个汗流浃背，不时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一下脸上，然后继续推车前行。车轱辘和双脚辗过，身后尘土飞扬。特别是久雨初晴，泥泞的小路上留下木轮车辙，深深浅浅，弯弯曲曲，犹如镶在乡间田野上的多条铁轨，时而交错，时而分开。后面推车的人都会沿着这印辙，车轮在印辙里歪来歪去，象走钢丝似的，完全要靠身体的摆动来平衡车身。

最难忘的就是到了交公粮的时候了，村干部会挨家挨户上门来催。我们村离乡粮站有四公里的路程，中间要经过坳上和丁峰两个长长的上下斜坡，父亲身子骨单薄，几百斤公粮捆绑在车上然后一路推到粮站不免有些吃力，特别是上坡路，无论是我或姐姐在前面拉，还是父亲在后面推，都是浑身使出吃奶的力气，车到坡上都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家家户户送公粮，在通往乡粮站的路上自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到了粮站挂号，验收就是一整天。一般都是我或者姐姐在旁边看车，父亲忙着搬谷子，称重，开票，搬谷子入库才长长嘘了一口气。日落西山时，父亲筋疲力尽的推着空车带我们上街买两个馍头充饥。

秋收过后，田里的活也忙得差不多了，父亲就会挑个天高气爽、风和日丽的日子到山里去伐些木，砍些柴。木头留着做家具、农具，柴火为过冬及农忙生火做饭。家乡的山不高，绵延起伏，绿郁葱葱。山下多是蜿蜒盘旋的小道，我们称作野鸡路，野鸡路时而平坦时而陡峭，道两旁不时会伸出一些柴枝横挡在路上，从人身上划过发出吱吱的响声。初次徒步行走那得小心翼翼，以免荆棘刮破身上的衣服，甚至在皮肤上留下一道道血印，更别说推车山木了。一般都是父亲在后面推，我在前面用线子拉，如果是下坡路，我就用后背紧紧顶住车头，父亲在后面抓住车手，身子尽力往后仰，缓步前行，待安全推上平路。

在我们乡下，最难推的要算拗边车。其实独轮车它就像一秆天平，只有在轮子的两边放上同样的物资才能保持它的平衡。一袋谷子，一头猪等很多完整的东西你是没办法把它们放在车上推，但对于象父亲这样的老车伕来说自然不难。父亲推拗边车的时候很多。在我上初一是，由于学校生活环境恶劣，很多同学身上都患上了疥疮，这疮传染性极强，患上了它奇痒无比，身上抓破的浓水流到那儿就长到那儿。我也被传染上了，连行动都不方便。治疗这种皮肤病要到三十多里外的邻乡，当时交通又不方便，临近几十里范围内基本是靠脚丈量。父亲推出独轮车，我坐在车身的一边，父亲就推着我上路了。尽管坐独轮车感觉很不舒服，但我心里却是满满的温暖。

父亲用独轮车贩卖过木材，也用独轮车贩卖过一些小商品，有时候还可以用它来接送年老和年幼的客人。无论是狭长的村巷，还是高高的石板桥上，都留下了父亲驾轻就熟推着独轮车的身影。在农耕文明时代，它是农户家中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

父亲老了，背也佝偻了，从此后再也用不上心爱的独轮车了。我知道父亲是深爱这独轮车的，平时对它呵护有加，不需要用的时候把它擦了一遍又一遍。立冬过后，父亲会买斤桐籽油把整个车身油刷一新，然后用一张油纸把它严严实实地盖住，不让它沾上灰尘。

这把车到了大哥手里似乎就没那么爱惜了，有次他把独轮车放在门外忘记了推进屋，早上被父亲发现，把大哥狠狠训了一顿，气得脸色铁青。独轮车早已融入了父亲生命中的一部分，它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有不可磨灭的功勋，自然对它有着深深的情怀。

如今的农村，到处是那宽阔的水泥路，各种人，货车辆络绎不绝。随着燃气做饭的普及，政府免收了公粮，山更绿了，粮食也更多了。各家各户的独轮车束之高阁，再也无人问津了。

只是父亲的独轮车我再也找不到它的踪迹了。记得有一次在一农家乐游玩，里面陈列了一些农村收集来的农具和农村家庭物件。我看着城里的孩子这里瞧瞧那里摸摸，都是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这是一个时代被刻下的烙印，难得有识之士搜集而来，当作忆苦思甜的范本。我在想，这些农村小物件的印像也只能打我这一代开始就嘎然而止了，那些逝去消失的农村用具几十年以后，我们的子孙也只能在陈列馆里去感受祖辈们曾经的艰苦岁月和原始落后的面貌吧！

篇9：父亲亲情散文

一大早，我便买了供品和冥纸，去了母亲那里。娘家和我住的地方相隔很近，我想早早过去，不只是为去祭奠父亲，而主要的是陪伴患偏瘫已两年有余的母亲。

按往日那样，我为母亲做着女儿应做的事情。吃罢午饭，便和嫂子一起去父亲的坟上祭奠。

父亲去世时，这里的坟茔只有祖父相伴，现如今，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们都相继安息到了这里，父亲倒也不寂寞，躺在祖父的怀抱，被伯父叔叔相拥，正如他生前总有那么多的人来我家聊天一样，好不亲一昵，好不热闹！

郁郁葱葱地拉腿蔓覆盖了整片坟茔，狗尾草从那缝隙里坚忍地昂着头。蓝色*的火苗吞一舔一着金银财宝，冥国银行的钞票卷曲着、飞舞着……

一生都很贫困的父亲，不知在天国能不能拥金戴银地阔绰一番呢？每一次，我都在心里不断地这样问自己。

看到那漫天盘旋飞舞的纸灰，我不禁释然起来，——父亲是高兴的。因为人们都说，纸灰飞得越高，说明逝者感受到了晚辈的那份孝心。……

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的母亲并没有睡着。没想到母亲竟问出这样一句话来：“秀君，你爸说什么时候来接我了吗？”

我知道久病的母亲常常厌世，但是老人的心里却又是矛盾的。往日，母亲也说过不想活了的话，每一次都是被我们连哄带央求地劝住了。母亲每天都按时吃药，有时候我们忽略了，还会被她抱怨一气，说拿她不当回事。呵呵，老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不慌不忙地说：“娘，我爸说了，他们那里正在盖房子。”

“是盖楼吗？”

“是，不过盖平房的也有，那样的房子叫别墅。我爸让我问问你，你要住什么样的房子。”

母亲笑了。

“娘，你好好想想，要个什么样的房子，明年去祭奠的时候我告诉我爸，好让他做计划，还得等人家批呢。”

“那边也不让随便盖啊？”

“是啊，也得申请，合格才能批。那边还麻烦，光批示就得等个十年八年的。”

母亲不说话了，眼睛望着房顶，好像在想盖房批示的事情吧。

母亲今年76岁了，一向精明能干的母亲，自从患脑血栓后，反应有些迟钝，有时候还会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父亲去世的那年，母亲刚刚48岁。就这样，母亲凭着一双手，为我们这一双儿女拼打下了天下，都有了自己温暖的家。

母亲颤巍巍地坐了起来，嘴里喃喃着：“你爸享清福去了！你爸享清福去了！”

关于父亲，我知道的真的很少。在我的印象中，父亲除了不住地咳嗽外，就是大声地骂人。可是伯伯婶婶们都说父亲是个能耐人。但是直到父亲离我而去，我也没觉出父亲到底能在了哪里。

父亲过去到底是在省水利厅，还是在衡水水利局，这些我都搞不清楚。我的记忆中，儿时除了父亲骑车带我在大堤上捡到过一条一尺多长的大红鲤鱼外，就是带我在街上买冰棍吃，就再也没有父亲在外工作的印象了。似乎父亲是在我七八岁光景的时候回来的。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至今都不知道，也没问过。

突然，我很想问问母亲。

“娘，我爸原来在哪里工作？”

“石家庄。”

“怎么回来的呢？”

母亲回答得很含糊，也很乱。因为她说父亲是因为不知是生我哥还是生我，才回来的。这显然她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有点印象的。哥哥大我八岁，母亲那个时候曾经说过，因为饿，便带着哥哥到外面去找父亲。还说，五块钱当时买不了多少粮食。总之，父亲是回到了乡下，做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母亲突然又冒出一句：“他那个人啊，脾气太大，太直。和谁都干，看不顺眼就干。”

这点我很赞同。因为自我记事起，我们家的战火总是不断。而这战火总是父亲引来的。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染上了肺结核病，每天吃药打针的。就是因为他身体的虚弱，每次生产队派工，都不会派到他。因为这个，他骂队长偏心。把他派到婆娘孩子群里干活吧，他又看不惯人家说闲话，结果遭来了婆娘们的围攻。并且，父亲就根本不会干农活，每次都会落在最后，总是被罚返工。工分记得最少。外面和人吵了架，回家来还要和母亲吵，骂母亲不着家，只知道出去。我和哥哥是站在母亲这边的，因为母亲的能干是在全村出了名的，不太识字的母亲竟然在村子里当妇女队长、村支书十几年。母亲肯吃苦、能吃苦。早晨起来第一个挑水回家的总是她，出勤率最多的总是她，工分最高的也总是她。要不是母亲，我们这个家就真的垮了。

父亲最得意的可能就是在生产队当保管员的那段时光，但也是得罪人最多的。父亲办事认真，性*格秉直，脾气又暴躁，经常因为生产队里的事情，在大街上和人吵架。父亲的嗓门极高，在我们的胡同里就能听到他的骂声。每当这时，母亲总要派我们去拉回父亲。母亲是不能去的，母亲去后，父亲骂得会更欢，连母亲一块骂。就是这样，父亲回来后，也要把火气全部发到母亲身上。

在家里，我既怕我的父亲，也怕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也是个极严厉的人，小的时候因为一点点事情没少挨母亲的打。就是这样两个脾气都不太好的人，母亲在父亲面前却特别的宽宏、容忍。母亲从来不会大声和父亲吵。往往是父亲躺在床上骂，母亲是该干嘛干嘛。

父亲做什么事情的确是太认真了，也太秉直了。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农村正要实行责任制的时候，村子里班子处于瘫痪。当时的生产队大队长把父亲仓库的钥匙要了去。父亲还是按往日那样，晚上还是要到仓库巡视一番。结果发现仓库开着门，大队长正搬着一个木耧出来。父亲一看便知道这是大队长在往家偷东西。于是父亲便和大队长吵嚷起来。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全村村民。没想到，大队长反咬一口，说是父亲要搬耧回家，被他碰到了。火爆脾气的父亲哪容得了这样的侮辱，虽然身体虚弱，还是和大队长扭打在了一起。我们赶到时，父亲和大队长都捂着淌血的头呢。后来，公社领导还是澄清了这件事情，给大队长记过处分（大队长是一党一员）。秋天，土地便承包给个人了，而我们家的庄稼不断被毁，麦草垛也失了火，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人报复的，可是没凭没据的，只好吃个哑巴亏。

父亲的脾气也波及到我们一家。大伯父去世早，扔下大伯母和7个孩子，身为长子的学哥心眼不算太多，三姐心眼也不多。一个寡一妇带着这样的七个孩子肯定会很难混的。作为叔叔的父亲，真的便拿出了当父亲的样子，把这七个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自然，疼也疼的，管也就管的。可是，大伯母心疼孩子，常常因为管孩子的事情和父亲吵闹起来。大伯母和三婶子只有一墙之隔，三叔在天津上班，家里只有三婶带着三个孩子。大伯母和三婶子，因为一些鸡一毛一蒜皮的事情总是吵架，吵来吵去就会一同挤到我家来找父亲评理。父亲是说了这个说那个，也就得罪了这个得罪那个。一个是嫂子，一个是弟妹，父亲再有脾气也不敢对这两位怎样，最后只能由着嫂子数落、弟妹抱怨。人家走后，父亲就会在家里暴跳如雷，我们也就遭了秧，大气都不敢出。每一次，总是父亲自己的咳嗽阻止了他。

父亲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尽管我们家的大部分积蓄都用在了父亲的吃药打针上，父亲还是一天天衰弱下去。

身体在衰弱，脾气在渐长。从此以后，我家再无宁日。看着邻里们那安宁的小院，再看看自家，每天都充斥着父亲的骂声。我也不知道父亲哪里来得那么大的火气，见什么骂什么，看什么都不顺眼，做什么事都不对心意。

我暗自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尽快走出这个家去。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外地的高中，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家。尽管父亲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的，我却像出笼的鸟儿，一下子展开了自一由的翅膀。

就在我读高二的那一年秋天，开学的那一天早上，我的父亲却真的离我而去了。

这年的秋天，父亲的病情突然加重，多年的咳嗽消失了，可身体也越发的佝偻了。

父亲是个帅气的男人。父亲留下的那张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留着小分头的照片成了永恒的美丽。浓一黑的眉一毛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父亲在世时，不论什么时候，衣服总是整整洁洁的。他的衣服从来不打补丁，母亲有钱时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父亲添置新衣服。

父亲写一手好字，笔道匀称、遒劲有力。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偶然看到父亲代母亲写给大一姨的信，不知为什么，这封信没有发出去。实际上，父亲在我的作业本上经常写写字的，只是那时太小，并没有注意父亲的笔迹。怪不得到现在母亲一直说我和哥哥的字就是不如父亲的好呢。

父亲的三姨来看望他，给他带来了上面救济的奶粉。父亲很高兴，因为我们村子没有发。不知是父亲的身体不好，还是奶粉的质量问题。自从父亲喝了三姨奶带来的奶粉后，就破了肚子，一直在拉。去医院看了，也没见效。我们家条件又不好，父亲只好在家里休养。父亲的病情一天一天地加重，最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下一身衣服也不能穿。母亲只好晒了些沙土为父亲垫在褥子上，这样还干净些。

父亲变得糊涂起来，一会儿高喊着四叔的名字，一会儿又说奶奶来叫他了。因为父亲嗓门很大，以至于住在胡同西边的四叔后来再也不敢来探望他。因为父亲有时候半夜里都在叫四叔的名字，吓得四叔用被子捂了耳朵。

母亲见父亲去日已近，正是收秋的季节，便忙叫了表哥表姐们来帮忙，怕到时候赶乱子。

父亲一上午都在说胡话，最后很明确地大声说：“下午三点吧。”

表哥表姐中午匆匆吃过饭便回去了。谁知，到三点的时候，我们家的东厢房便冒起火来。而父亲就在东厢房里住着呢。

人们七手八脚地赶紧把火扑灭。而整个的救火过程中，父亲只是安静地睡着。火扑灭后，父亲又开始大叫了，他说：“七点吧。”

大家很惊骇。猜想可能父亲要在那个时辰里走了。于是叔叔伯伯们傍晚便都聚集到了我家来。

村医为父亲号了脉，对母亲说：“准备后事吧，人不行了。”

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陪伴着父亲艰难地走过了那个夜晚。一向都是大喊大叫的父亲，自从说了那句“七点吧。”就再也没说过一句话。其间，母亲喂过父亲一次水，父亲大口地喝了好多，始终没说一句话。

我是被一阵纷乱吵醒的。那一晚，听着大人们的说话，我居然缩在墙旮旯里睡着了。等我睁开眼睛时，正看到父亲被人们抬着放到了正屋的床铺上。

哥哥一声声地哭喊着，三婶也在哭。父亲的脸被一张黑纸盖住了，身体被一块蓝布严严实实地裹一住。

我一下子冲了过去，扑向了父亲，“爸爸，你干嘛去？”

我的手正要抓起那张黑纸时，不知是谁紧紧地拦腰抱住了我。我高喊着，挣脱着，随即便软一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