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 公关

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精选8篇）

篇1：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

《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比赛活动发言

尊敬的各位来宾、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代表金柳林外国语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和同学们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

感谢组委会把的启动仪式放到金柳林学校，必将促进我校的各项工作。

我想借此机会给所有参赛的同学们讲几句话：

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展示机会，是我们学习英语的好机会，是我们获得文化自信的机会，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机会，更是让中国融入世界争取发展的机会。同学们要珍惜机会，勇敢的展示自己。

金柳林秉承“东西并融、明德启智”的教育理念，致力于学科建设和核心素养“双一流”的高标准定位，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集团的实验学校，金柳林的同学们更应该把握机会，把日常所学在舞台上自信的展示。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活动深入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深入了解我们身边发生的事，通过了解要明白自己的责任，明白国家振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需要我们努力的读书，需要在更大的舞台去传播中国的正能量！

作为北外国际实验学校，我们的课程体系建设不仅在英语学科上非常收益，北外国际教育集团的国际化教育理念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借鉴、吸收、落地的思路深深的影响着我们，使得我们在其他学科建设上也深深收益。比如我们的数学学科建设，我们学校小学国际班学生的新加坡数学课已经是全英文授课了，我们还为不同程度的学生附加了澳大利亚的思维挑战赛、张景中院士的教育数学项目，在幼儿园把德国的逻辑狗教具作为基本的训练课程，就是要给在金柳林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从幼儿园开始一个非常清晰的的思维发展路线图，让所有的孩子喜欢数学、让有数学天才的学生有无限的发展可能。

相信通过此次大赛更能够激发同学们的学习英语的热情，更能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用英语演绎璀璨的中国文化，展现英语应用水平的同时，传承中国文化，展现文化自信。

同学们我们不仅要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更要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最后，祝同学们在学习中感受到英语的快乐！

再次欢迎各位领导的到来。预祝此次大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篇2：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

《扬州日报》经济部主任 嵇长青

新闻要想吸引大众的眼球，就得多用群众语言。新闻界发起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以及日报早些年倡导的“讲故事、换视角、变文风”，就是号召我们新闻记者融入融入基层、融入一线，融入群众生活，用群众语言，写百姓生活，讴歌伟大时代。

老一辈新闻人常说，“好新闻是用脚底板跑出来的。”近几年来，我一方面坚决贯彻总编室要求，在精心策划全市重大时政选题报道的同时，利用报道任务不重之机，深入县（市、区）、乡镇农村、企业和田间地头，几乎踏遍了扬州市80%左右的乡镇（街道）。在深入采访中，融入群众，用真心与群众交流。其中有一个强烈感受就是：一篇好的报道，必须蕴含大量群众语言，讲百姓故事，道百姓心声。有一个收获就是：只有低下身、沉下心，在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加深对基层的理解，不断积累朴实清新的群众语言。

（小标题一）“办公室报道”脱离了读者、脱离了群众

过去在农村采访，许多基层同志对我们说：日报的报道不像都市报可读、语言文风太政治化了。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政治报道要求使然。其实不然。根本原因一是采访理念偏颇。长期以来，总编室一直强调日报要走好“顶天”、“立地”两条路。日报在政经报道领域时时创新、时扔“大石头”，培养了一支政治素质强、政经新闻报道业务硬的队伍，但在新闻“接地气”方面，明显不足。二是作风不正、文风不实现象普遍存在，有些记者满足于守在办公室、留在城市里，乐于跑部门、转会场，找材料、看文件，写稿套路化、程序化，通篇大话空话，这样枯燥乏味的新闻，作者不愿写，读者也不愿意读。

2011年初，全国物价出现虚高现象，控物价、惠民生成为当时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许多部门也在积极想办法，采取诸多措施控制物价。网络上不断在报道“菜农低价卖、市民高价买”这种畸型现象。当时，我关注到邗江城区出现几家“农超”，蔬菜、水产由农村专业合作社统一配送，每天大早直接运输到“农超”销售，由于简少了许多中间流通环节，因此上市的菜价普遍要比农贸市场低15%左右。于是，我迅速走访了邗江区几个农超点，采访了销售者和普通百姓，最后完成了《“菜园子”紧贴“菜篮子”》这篇报道，详细介绍了“农超对接”的全流程，许多读者认为报道亲切、易懂，既了解了新的“农超对接”模式，又真正明白了农超价低的根本原因和党委、政府的努力。其中，一些直接引语让读者印象最为深刻：

“每天将‘田里长的’、‘棚里养的’、‘栏里生的’直销到城市，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拉近了新鲜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的距离。”

“‘农超’就像一根扁担，两头分别挑起了‘菜园子’和‘菜篮子’。”

“几家股东联合起来，共同组建一支农超‘大航母’,‘十根筷子’捆在一起的力量远比‘一根筷子’大得多。”

这些都是“农超”销售者的内心感受，语言朴素易懂。试想，如果不是真正“走”进农超，想了解农超模式这件事，用网络搜索、打打电话、摘摘抄抄、东拼西凑就能弄出一篇稿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新闻报道中能不能、会不会大量运用群众熟悉、百姓常用的语言，就像一把尺子，丈量出记者与基层的距离。距离基层越近，语言越活泼、生动、丰富，有感染力。距离基层越远，语言越干瘪，越提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只有我们走得远，脚跟上沾着泥土和草根，才能掌握到丰富而奇妙的语言“活化石”，我们才会写出农民感觉亲近、专家感觉贴切、领导感觉熟悉的好报道。

去年秋收季节，我挑选了一个阴雨天来到了江都区爽川镇东汇村全国“种粮大户”谭龙祥的家里。谭龙祥是我们去年夏天报道过的典型。秋收季节，他如何收获庄稼，田里那么多粮食有没有安全收割好，是记者牵挂的事情。在《种粮大户不再担心“烂稻田”》报道中，记者看到了这位种粮大户引为自豪的“新式武器”——粮食烘干机。老谭说：“有了这个家庭新成员，种上千把亩田，收割的时候根本不愁阴雨天了!”说起购买新农机器具，老谭掐指和记者算起了账：“这台烘干机总价13.9万元，国家一次性补贴了4.2万元，我实际上花了9万多元„„”

用农民的话，讲种粮的事，算农业的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国家出台那么多支持“三农”的好政策，我们可以写出很多理论分析性文章，但相比之下，请一位种粮大户口述种粮经，几百字的报道，言简意骇，直切主题。这就是用好“百姓语言”表达深刻主题的妙用。当然，党报报道能不能挖掘出这个主题，关键在于我们记者能不能真正地沉到了厂里、田里、村里。“办公室报道”脱离了读者、脱离了群众，没有现场感，没有画面感，写出来的报道毫无生气，自然不会得到群众的共鸣。就像央视著名记者柴静曾说：“好的文字，是要用来听的。说到底，是不装。我也是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平常说话。”

（小标题二）百姓语言要真实贴切，做到既“像”又“是”

改变文风，更多地用老百姓的语言来叙说新闻，要做到真实贴切，既“像”又“是”。刘云山同志指出，“‘走转改’活动要在学习运用群众语言、提升吸引力感染力上下工夫见成效，倡导清新朴实、生动鲜活、言简意赅的文风，让人们爱读爱听爱看，实现最佳宣传效果。”

下面举的一个例子是江都区基层组织党建工作的一个亮点。2008年以来，江都对全区263个村党组织和支书（书记）中推行“星级化”管理，以“星级”评定支书（书记）农村工作的业绩。记者一个上午走访了5个村，一些支书（书记）跟记者介绍“星级管理”的作用，个中语言非常形象，也贴切人物身份：

“现在不想做五星的村支书不是好支书。人人都想争五星，个个像被加了油。”吴桥镇世元村支部书记刘建国说。

“评星级就像高考，不上榜，脸子上一点光彩也没有。”一名因受到党纪处分而降星的村支书后悔道。

“村地理条件不优越，不是发展慢的理由。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武坚镇黄思村支部书记沈宝方说。

这些直接引用的语言，真实、形象，“加了油”、“像高考”、“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等等，既贴切农村支部书记的口吻，又符合他们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带头人的身份。

上海世博会前夕，记者走访奥运会蔬菜供应指定商——位于广陵区沙头镇的江苏绿杨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常务副总经理干苏灵聊蔬菜检测，她说起公司的质检关，用了一个比喻：“沙头菜上餐桌前先做一整套‘B超’”，说蔬菜种植与管理过程中，广大菜农都有“蔬菜医生”、“气象预报员”。这些语言引用到报道中，形象生动，充盈着泥土的气息。

江都小纪镇自打引进福建超大集团后，当地农民“偷师学艺”，技长胆大了。报道种植大户潘巧英算账时，说她底气十足：“甭看黄瓜个头小，吃起来像水果一样，每斤能卖到6块钱，比鲫鱼价钱还高。”报道未来销售时，“徒弟要卖师傅的菜！”这些语言活脱脱折射了一位经过市场打磨、熟悉现代种植技术和营销手段的现代农民新形象。

大量“走基层”作品成功的实践告诉我们，群众是语言大师，群众的话最生动、最有生活气息，群众语言的恰当运用，可以大大增强新闻宣传的感染力。特别是在标题制作、背景交代等方面，恰当运用群众语言，有着独特的作用。

去年“两会”期间，我采访到了人大代表、老领导黄书祥。27年前扬州“地转市”后，黄老是扬州首任市长，他说出来的话真的叫“土”。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他拿过去跟现在的变化比较，说：“我家原来有一个保姆回乡后，一看，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田地搁在那怎么办啊？谁来种田啊？现在的形势，需要我们种科技田，种更丰产的粮食，种更好的蔬菜。扬州现在既抓钱，又抓田，高效农业搞得有声有色，又保持了耕地动态平衡，我看这个路子走得好啊！”当时，我根据黄老发言写了一则专访，标题就叫做《既抓钱又抓田，好啊！》。第二天，许多熟悉记者的代表夸赞报道写得好，说标题要直接引语，“朴素得掉渣，意味却深长。”

去年，记者写了一篇《八旬老汉“路”考大学生村官》的报道，讲的是仪征市新集镇江宁村友爱组张长保考验大学生村官潘学全的故事，老汉原来在中科院上海硅酸盐化学研究所工作，一直认为大学生村官是“井里的葫芦——上面的看它在下面，下面的看它在上面”。后来，拿一条泥泞路修理来“考”潘学全，最终小潘办成了事，被老汉喜爱上，亲自作媒让小潘娶了自己的孙女。报道通篇俗语多、引语多、对话多。诸如：不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到底是“山顶上滚石头——实打实”，还是“空心萝卜——中看不中用”？大学生村官是“留在筛子上面的黄豆——好黄豆”，但在咱们村也呆不了几天。一句顺口溜:“全市人民奔小康，江宁村民奔水汪。”等等。通篇完全是一则“百姓语言”运用的“范文”。记者成稿的当天，就被编前会确定安排在日报头版头条刊发。

（小标题三）写好“百姓语言”是讲好“百姓故事”关键

“走转改”、“讲换变”，是日报总编室这几年狠抓记者队伍作风建设、提升记者队伍业务能力的指导思想。报业集团董事长、扬州日报社社长陈征宇在总结近几年来《扬州日报》办报成绩时常说，《扬州日报》的新闻报道之所以能够一举夺得“中国新闻奖”、“江苏新闻奖”，报纸好新闻作品获奖数跻身全省第一方阵，许多报道上级领导认可、读者称赞，就是因为坚持了“讲换变”，坚持走“讲好故事”的方向。日报真正走下了“高高在上”的神坛，接了地气，赢了广大读者的心。

这里，我要谈的是写好“百姓语言”与讲好“百姓故事”的关系。写好“百姓语言”，能够让“百姓故事”真实、生动、感人，让“百姓故事”剧情化，更富有情感。另一方面，“百姓故事”需要大量的“百姓语言”烘托、反衬，讲好“百姓故事”对写好“百姓语言”有很高的要求，比如要原汁原味、不拔高、不夸饰。

生动鲜活的“百姓语言”让读者很受教育，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时时刻刻拜老百姓为师，他们身上有最感人的故事，有最生动的语言，更有催人奋进的力量。老百姓讲，讲老百姓，讲给老百姓，百姓的故事是讲好“百姓语言”，让新闻报道活起来、立起来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去年11月，我们采访全国劳模、全国“倾注三农”先进人物、江都区渌洋湖村党支部书记张福龙。重新关注这一重大人物典型，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老典型报道，最难。因为他的事迹素材太多，几乎媒体都有过报道。既要把老典型“新做”，又要错开旧素材的运用，做出文章新立意、立起人物的新轮廓，费了我们一番思量。后来，我们干脆按照“走转改”的思路，直接写了张福龙一天的活动，用一个人、24小时内都干了些啥，描写了一位新农村建设领头人的真实状态。

通讯《劳模的一天》，完全是按照时间顺序，通过记者近身采访、实地体验的方法，写了张福龙一天的故事。几个段落层次分明：12月13日凌晨3：30，“冰”与“火”；早上6：30，田头鸭舍；中午12：00，特殊饭局；下午2：00，午间“偷”憩；下午3：00，“急速”谈判；夜里11：00，回家。我们通过记录下来的张福龙的一天，刻画一位全国劳动模范一年365天的工作、生活状态。报道通篇写人、写故事，用大量的“百姓语言”树立了一位把毕生心血奉献在家乡的土地上、将个人利益融入农村大家庭中的普通而高大的真实劳模形象。

文章写张福龙既是村支书，又是个农业种养殖能手时是这样写的：

“走到鸭舍门口，厂工陶启俊告诉我们，这算不了什么，张老板还有‘一口清’的绝活。他对于市场上什么规格、什么品种鸭、鹅最好卖，当天鸭蛋、鹅蛋多少钱一斤，最新饲料配方是什么，他都了如指掌。”

“张福龙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们现在养了13万只鸭子、1万只鹅，今后还要养200万只肉鸭，没有这些技术保障，还不亏个底朝天哪！”

到了中午吃饭，文章是这样描写的：“到了中午的饭点，渌洋湖村部食堂飘出了阵阵的饭菜香，食堂两个大厅里摆开了六桌。张福龙一边忙着招呼客人，一边忙着开酒„„”

“这一天，客人可真不少。原市农开局局长樊必余说，他张福龙就是有本事，你给他打酱油的钱，他能烧出一锅猪头肉来„„”

就在吃饭间，张福龙又谈成了一桩合作。原来，因为缺乏技术，今年渌洋湖村养殖鳜鱼亏损了200万。他通过农发办请来了苏州渔业研究所的专家，对方以技术入股，与村子共建新品种高产试验园。张福龙站起来，满饮一杯，大声地说道：“有了这个技术靠山，我们还怕啥？”

《劳模的一天》处处都隐藏着特别有意思的“百姓语言”。比如，中午饭后，张福龙有点醉醺醺的，妻子

虞光梅强行关掉张福龙的手机，“押”着他来到了村里的浴室，要让他舒舒服服地泡个澡，睡一会。比如，当天晚上10点多钟，张福龙从丹阳商业谈判回村，说他有个“怪癖”——即便谈判到深更半夜，也不愿意在外地住，一定要司机往回赶。司机小徐悄悄告诉我们，说老板是想“抠”那一点住宿费„„等等。

《劳模的一天》是近年来《扬州日报》在践行“走转改”活动中难得一见的好作品。在今年全市新闻战线“走转改”新闻作品评选中，荣获一等奖。评审组专家点评作品时，认为运用了丰富的群众语言、大量的细节白描刻画人物，“对一个村官的平凡与伟大，进行了细致入微、真切感人的表达。”

篇3：探究语言艺术讲好儿童故事

一、儿童故事艺术语言再创作的要求

讲儿童故事, 是在把握原作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有声语言的再创作活动。这个再创作活动不是读稿、背稿和照本宣科, 而是要根据讲述的目的、对象, 对故事材料进行适当的加工改造。这个再创作活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内容:

1. 调整情节。

如果故事太长, 则删繁就简, 但不能改变故事的主题, 要保留故事的主干, 做到情节自然, 有头有尾, 首尾呼应。而故事太短, 就需要添枝加叶, 使故事更加丰富、充实, 更感染人。如讲《乌鸦与狐狸》时, 如果给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讲述, 在情节安排和语料编排都是有区别的。

2. 语言口语化。

讲述幼儿故事是一个运用口语的过程, 这里的口语主要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语体口语化, 即讲故事语词要通俗, 语句要简短, 使幼儿一听就懂。具体表现为词汇口语化、长句变短句, 整句变散句, 多用一些语气词, 如“了”“啦”“呀”“啊”等。孙敬修爷爷在讲故事时就多用短句, 比如在讲《两只羊过桥》时, 会说:“两只羊都走到桥的中间来了。可这小桥特别窄呀, 白羊站在这儿, 黑羊站在那儿, 谁也过不去啦。”孙敬修爷爷使用的语言口语化特点非常明显。二是语气、语调口语化, 就是不仅要在语言风格上模仿儿童的说话特色, 而且在讲故事时一定要遵循故事情节的变化来使用相应的语气。

3. 巧用拟声词。

因为讲故事时需要模拟自然界中各种声音, 如风雨声、雷电声、流水声、汽笛声以及各种动物的叫声等, 这就需要讲故事时多多使用拟声词。孙敬修爷爷在讲故事时, 会把“因为天下雨, 所以带把雨伞”改为“天哗哗地下雨了, 怎么办呢?带把伞吧!”用了拟声词“哗哗”, 增加了语言的形象性, 使听众如闻其声, 如临其境。再比如乌鸦说话是“呱呱”, 鸭子的叫声“嘎嘎”, 大杨树叶子唱歌是“哗啦啦、哗啦啦”等, 这些拟声词的运用都会使故事更加绘声绘色, 生动传神, 富有趣味, 更具吸引力。

4. 角色形象的塑造。

故事中的角色往往会给幼儿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因此讲故事时要注意对故事角色进行处理, 塑造恰当的角色形象, 以帮助幼儿了解角色的特点和个性, 从而更好地领会故事的意义, 获得更愉悦的审美享受。

(1) 把握角色性格。角色塑造的原则, 就是要把握和揣摩角色形象和角色性格。我们常碰到以动物为主角的故事, 就要将动物拟人化。在讲述《小蝌蚪找妈妈》这个故事时, 要对其中的角色形象进行分析和设计, 故事中共出现小蝌蚪、鸭妈妈、大鱼、乌龟、青蛙这几种动物, 小蝌蚪可以看作是单纯、冲动的孩子, 鸭妈妈可以看成直爽的大妈, 乌龟可以看成稳重的长者, 青蛙则可以看成热情、有活力的年轻妈妈。经过这样的形象塑造后, 故事里的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定位和性格, 讲述时会更加生动形象。并且这样的角色塑造还可以使幼儿进一步了解社会、了解人性。

(2) 声音造型的确定。在确定角色性格之后, 就要选择适当的声音来表现, 就是声音的造型。故事中不同角色的声音造型, 在讲述故事时要把他们区分开来。例如:小孩儿说话声音高而细, 吐字靠前, 语速较快;老人说话声音低而粗, 吐字靠后, 语速较缓;刚直豪爽的人, 吐字饱满有力;善良柔弱的人, 声音虚实相生, 吐字轻缓……

(3) 角色语言的语气特征。在讲述儿童故事时要根据角色讲话时不同的思想感情用相应的语气特征体现, 如:用气粗声重的语气来模仿《龟兔赛跑》中乌龟那生气的模样, 一个活生生、有个性、有魅力的声音形象就出现了。这些声音会把幼儿带入多彩的童话世界, 之后的教学活动也会进行得充满活力。

5. 运用态势语。

态势语又称为体态语, 是利用身体的动作来传递信息的一种无声语言。在讲故事中较为常用的态势语有表情语、手势语和身姿语。美国心理学家爱帕尔·梅拉别思在《怎样识别形体语言》一文中引用了以下公式:信息交流总效果=7%的文字+38%的声调+55%的面部表情和动作。由此可见态势语在人际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性。

态势语与教具一样, 是一种直观的教学手段, 因此也是讲故事教学中所使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副语言。而夸张的态势语在儿童故事的讲述中也是很有必要的, 它不仅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而且能帮助幼儿充分理解和认识作品内容, 使幼儿的情感融入到作品当中, 从内心深处去感受作品所勾画出的种种意境美。

例如:《乌鸦与狐狸》这个故事中, 狐狸为了使乌鸦张嘴而得到乌鸦嘴里的奶酪, 倾尽所能地对乌鸦进行虚情假意的赞美, 当说到:“……只要你开口, 一定是天使的声音。唱吧, 亲爱的, 别害臊啊!小妹妹, 说实话, 你出落得这样美丽动人, 要是唱得同样的美丽动人, 那么在鸟类之中, 你就是令人拜倒的皇后了!”狐狸可以用闭眼假装陶醉在乌鸦的美妙的声音当中, 并在每句说完之后眯缝着一只眼狡猾地偷窥树上乌鸦的动静, 这样的态势语, 再配合那样假意赞美的语言, 就可以把一只狡猾、虚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狐狸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小朋友的眼前了。

二、讲好儿童故事的几点建议

如何培养我们的学生生动形象而又准确自然地给幼儿讲述故事, 绝非一日之功, 不仅需要理论知识的奠基, 还需要进行实践的训练。笔者有以下三点建议:

1. 加强普通话和口语交际能力的训练。

平时要多听、多练, 还可以以班级、学校为单位组织演讲、朗诵、辩论等各种形式的竞赛, 提升个人和集体的口语表达能力。多听孙敬修爷爷、鞠萍姐姐等讲述的优秀幼儿故事, 学习他们口语的艺术表现力。

2. 开展讲故事比赛和童话剧演出。

幼教口语与其他教师口语相比, 幼教特色非常鲜明, 所以要结合幼教特色开展讲故事比赛和童话剧演出。

3. 提高幼儿师范院校学生的文学修养和思维能力。

这样可以为更深刻地理解和感受幼儿故事, 做好思想和情感积淀。

篇4：俞峰：用外来形式讲好中国故事

在中央歌剧院原创歌剧《我的母亲叫太行》的排练现场，俞峰的指挥棒有韵律地挥舞着。它似乎有着强大的魔力，所有的节奏都从这里释放出去又被收拢回来。除了艺术总监、首席指挥，余峰自2009年2月起还担任了中央歌剧院院长，这令他的指挥棒在剧目之外还须兼顾更多职责。

当这部歌剧在2015年10月中旬亮相时，观众还沉浸在9月底中央歌剧院版瓦格纳歌剧《众神的黄昏》激发的兴奋之中。

2015年，中央歌剧院生产了3部原创歌剧，并将《图兰朵》带进普契尼的家乡，完成了自2013年开始的瓦格纳歌剧的“指环系列”。

“这些让中央歌剧院有理由认为自己在高原上有了高峰。”俞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对中央歌剧院版的瓦格纳歌剧，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作为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歌剧院，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引进与原创并行

《瞭望东方周刊》：歌剧是外来形式，这些年它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如何？

俞峰：歌剧从意大利起源，有400多年的发展史，是最综合的艺术载体，承载着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情感。

在中国，中央歌剧院成立于1952年的延安。那时候，歌剧这种国际性的艺术形式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跟当时比较开放的文化氛围分不开，这是根源。在“文革”期间，歌剧也停了下来。这些年来，一直停停走走，最近几年才开始快速发展。

相比世界水准，中国歌剧才刚刚起步。这些年来，在创作形式上，我们采取“引进国际作品”和“原创”并行。

我们希望能善用歌剧这种外来形式来讲述中国故事。中国的第一部歌剧《白毛女》及后来的《洪湖赤卫队》，都是影响很广泛的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

《瞭望东方周刊》：在表达中国故事的层面上，应该如何尝试？

俞峰：2008年以来，中央歌剧院坚持每年一部原创作品，2015年一年就生产了3部，这样加起来一共有10部。

我们的原创作品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歌剧作品需要反映时代、又要传播正能量，尤其是现代题材，又不能像古代题材那样可以虚构，而且最终它要进入市场去赢得观众的认可。所以创作难度非常大。

比如说，留守儿童等题材适合艺术表现，但是怎么传递正能量很难把握。再比如莫言的《蛙》，从艺术的角度，我认为它是一部好作品，但该如何通过歌剧来表达也不容易。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原创作品主要关注的题材是让人感动的平凡人平凡事，就像《北川兰辉》。

我们既要在艺术上探索，还要传达正能量;既要有艺术成就，还要有社会和经济效益。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中国文学很多只写故事，不写心理。而戏剧往往需要通过心理来表现。

《瞭望东方周刊》：在原创题材上，有没有特别想表达的内容？

俞峰：我特别想通过歌剧把仓央嘉措的故事表达出来，它涉及人性的纠结，又涉及佛性。这部剧我早已在脑子里想好了每一幕怎么来表达，那些画面在我脑海中经常出现，并不断完善。但与宗教有关的人物和故事要出现在大众视野，需要走很多流程。

创作是发动机。要做文化大国、艺术大国，必须有作品，作品是永恒的。在创作经典作品的道路上，我们还要摸索。

有自己的工厂，还要有专卖店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中央歌剧院的演出场次和票房收入怎么样？

俞峰：2014年中央歌剧院是所有院团中票房收入最高的。

但我一直坚持认为演出场次不重要，不要在这里迷失了方向。一年到头不停地演，那是什么？是大篷车。我们应该做国家队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沉淀出好作品，要有引领性。

中央歌剧院最早提出票务改革，因为不管是政府还是我们都希望老百姓进入市场。我们根据各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对比他们的票价，然后再研究美国大都会剧场的票价，制定出自己的票价标准，歌剧最高300元，交响乐200元。近两年我们一直在推票价瘦身策略。此外，5年来，我们每年还有公益免费日，推出一两场免费的演出吸引更多人关注。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去平衡成本与收益两者之间的矛盾？

俞峰：《众神的黄昏》可能30年才能收回成本。我们对多数剧目的策略是慢慢收。

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剧场以后成本会更低。2018年我们的新剧场将正式落成，现在地基已经打好了。以前中央歌剧院的状态就像是一个著名品牌，只有自己的工厂而没有专卖店。剧场建成后，我们希望更好地培养观众看歌剧的习惯和氛围。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于中国歌剧的发展现状怎么看？

俞峰：中国歌剧的发展，用外媒的说法是“后发展，有后劲”。西方剧院建设都是以歌剧院的标准来建的。我们的硬件已经大批兴建起来了，现在是商场开了，但是没货。对于很多剧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建好人才队伍。

中国歌剧发展目前极缺指挥人才，因为没有更多的练习机会。我当年就是在歌剧院当学徒的，连续好几年跟着郑小瑛老师。现在这样的机会很少。中央歌剧院在给未来的指挥人才提供练习的机会，就得现场拿着指挥棒真正去做，就像踢足球和军事演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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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瓦格纳歌剧相当于“神九”上天

《瞭望东方周刊》：从2013年开始，中央歌剧院就在演瓦格纳的“指环系列”。了解世界歌剧史的人都知道瓦格纳作品的难度，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俞峰：瓦格纳的作品，尤其是“指环系列”代表着歌剧的最高水准。他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歌剧，从他开始，音乐才可以讲述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说到过“瓦格纳”，这让我特别高兴。

2013年是瓦格纳诞辰200周年，我们演出了他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系列，时间长达5个半小时。这是歌剧领域中演出时间最长、演绎难度和演唱难度最大的超大规模作品。演出这个剧目，是中央歌剧院国际性地位的一个标志。

2013年以来，中央歌剧院版的瓦格纳作品演出场场爆满。

我们介绍瓦格纳的作品并在中国上演，就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世界名著一样。重要的是，我们借这样高难度的作品打造自己的团队。

中央歌剧院要成为亚洲第一大歌剧院，必须有这些标志性作品，这代表着国家艺术形象。

国际上很关注这件事情，2013年我们首演指环系列第一部《女武神》时，《纽约时报》评价说这相当于中国的“神九”上天。

这些已经完成首演的瓦格纳作品是中央歌剧院的镇院之宝，将来还会一直演下去。

中国版《图兰朵》感动了普契尼的孙女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中央歌剧院不仅把经典引进国内，也去国外演出经典作品，比如2015年8月底在普契尼家乡演出《图兰朵》，这是借助了什么样的契机？

俞峰：普契尼艺术节是世界上几大艺术节之一，中央歌剧院是受邀的首个外国团体。

2012年正值中央歌剧院60年院庆，我们收到了罗马艺术基金会的邀请。他们观看过我们的《图兰朵》，非常震惊，邀请我们到罗马演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连续几天场场爆满。

整个欧洲由此都知道了中国的歌剧演出水准。所以后来我们就收到了普契尼艺术节的邀请。

歌剧《图兰朵》是中央歌剧院于1989年引入国内的，1995年中央歌剧院第一次完整演出。20年里，《图兰朵》对中国歌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9年我还是学生时，就跟着中央歌剧院排演《图兰朵》。当时打出的口号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图兰朵》给立起来”。

这是歌剧大师写的中国题材的故事，我们相当于免费请了一个外国作曲大师来帮助我们传播中国故事。我们要学习人家怎么写中国题材，怎么运用中国的二十七八个民歌，通过西洋的思维方式和作曲技法做出来。

《瞭望东方周刊》：把《图兰朵》带到原创者的家乡，观众中还有他的后裔，会不会有点冒险？

俞峰：中国歌剧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成长，只是很多人不太了解。这次我们在普契尼家乡演出的《图兰朵》，他的孙女看完后非常激动，说这是她近30年看过的最好的《图兰朵》，这给我们很大鼓舞。

国际上的剧评家和普契尼研究者以及剧迷，也认为我们中国人演《图兰朵》绝对不亚于意大利人。这相当于外国的剧团到中国北京来演京剧，并被国内戏迷和评论界高度评价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演出还带来了什么样的效应？

俞峰：演出结束后，意方主动对我们说，欢迎你们中国自己的剧目。但我认为，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歌剧来说，在国际舞台演出国际经典作品，是一条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在国际大舞台上，首先要有实力讲话，这样才可以带动本国文化传播，让外国人愿意了解中国故事。

我并不完全认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就像承办奥运会一样，先要在国际主流项目上让世界看到你。

篇5：《讲好中国故事》读书心得

当然，饮食故事仅仅是浩渺中国故事中一个极小的分支。何为中国故事?即是带有我们中国独特鲜明特征，以传承某种中国传统精神为目的的事件叙述载体。这其中有丑恶的，也有美好的，无论是如何的意识形态，它都标识了中国人的特性，我们通过不同的形式将其传承下去，给我们的后代讲中国故事，讲何为中国人，什么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摒弃。自此，通过中国故事，又一代有血性有风骨的中国人活了过来，华夏民族的生命因而生生不息。

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在于能激发出听者内心对于“我是中国人”这个概念的自豪和认同。要做到这点，历史的真相不能被回避，传统的美德和精神要寻求更贴近现实的形态根植于心。

我们提起阿富汗，会想起那里纷飞的战火。提起前苏联，不会忘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惨案。同样的，面对我们自己的历史，战争和屈辱的历史是不能被否认和抹去的。我想起__，想起南京大屠杀，这些发生在我们民族史上的惨痛事件是难看的伤疤，无论怎样，它都已经深入历史的躯干，我们无法剥离，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记住那种耻辱，正视那些历史，然后带着这些用生命和灵魂摧残带来的教训前行。我们有义务将这些羞于启齿的历史编织成血泪的中国故事讲给后人听。古人云：“无耻者，无耻也。”这些历史并不是耻辱的原因，而是为了以后不受耻辱的素材。讲好中国故事，最不能回避这一点。

除此之外，我们应当注意到时代的不断发展，有些传统故事之所以受到年青人的排斥抵触，并非由于它所象征的传统精神溃烂于世，而是传统故事本身载体的陈腐与这个新时代格格不入。

讲好中国故事，是寻求像“舌尖上的中国”这样新颖的载体，将那些高山流水，乡邻和睦的情谊细水长流的注入人们的心间。使得中国传统精神在华夏民族身上代代绵延。

篇6：《讲好中国故事》读书心得

但是在这一代我们所看，所听到的故事中最多的决不是这两种，而是抗日神剧。听起来好像是一部历史剧，但他的内容却是个神话、玄幻、扭曲历史的故事。这类剧中普遍是神化八路军，弱化日本军人，例如八路军三人将日本一个据点消灭了，某村村民用抓野猪、野兔的方法消灭了日本军队，而真实的故事却是中国军人为了赶走日本军队放弃了自己的生命选择了与敌人同归去甚至有的人死的毫无作用，完全是用人堆出来的胜利。

为什么说他玄幻呢?因为在大量的抗日神剧中最为经典的几部中出现了根本就是玄幻小说才会出现的内容，例如最火甚至都流传至日本的一部电视剧，这部剧之所以这么火是因为主角会手撕鬼子!没错，手撕鬼子。这部剧中的日本军人面对他不会开枪，会说中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他被撕了。还有一部剧叫神枪手，主角会通过抖动枪支让子弹打出一条强线，从而打到石头后面的敌人，还有步枪一枪打死八千公里外的敌人的战绩，八千公里……我想这都到内蒙古了吧。

这些神剧的剧情让小孩子对历史不了解，对那些英雄、烈士不再尊敬。确实，如果按照历史去拍可能商业价值会很低，但这至少是真实的中国故事，真实的中国历史。

我记得在《摩登时代》中有一段是说个盲人小女孩卖花，她听到路边有汽车关门的声音以为是有富人下车，便过去希望富商能买她朵花，谁知这时一个乞丐正好路过，小姑娘一下子抓错人了，当乞丐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全身翻遍了才找出买一朵花的钱买了一朵。电影上映后，这一段被很多人谈论，甚至有记者找到作者问他是怎么想到这么好的一个点子的。作者看了一眼记者淡淡的说：“我准备了342个亮点，你只是发现了一个而已。”

可见想讲好一个故事就要用心，而不是仅用几个神话段子加几个玄幻段子来讲故事，有时你故事里的亮点没有被人发现，那你就多准备一点，342个总会有一个被发现的。

篇7：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

2020 年是中国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有利于彰显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世界意义，是分享中国经验、传播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的重要机遇。

为什么要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彰显制度优势。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奇迹。这一伟大奇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为民执政的历史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实践验证。

展示大国形象。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消灭贫困，是自古以来世界上追求进步的人士的梦想。中国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改革，和平解决了困扰已久的温饱问题并且实现了人类减贫史上的飞跃。全国粮食产量从1949 年的 11318 万吨增长至 2019 年的 66384 万吨。脱贫攻坚中国故事很好证明了中国选择了一条凭借制度优势、发挥群众力量、利用全球化机遇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场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的脱贫攻坚战，体现了一个有实力、负责任的东方古老大国的道义担当，维护了国际公平正义。我们需要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用鲜活的案例回击国际社会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提升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破解发展赤字。贫困问题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存在贫困人口。目前，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全球范围内，每 100 人脱贫，就有 70 多人来自中国。中国的脱贫攻坚，在推进国际减贫事业方面树立了榜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是我国对外开放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能算小账。在国际减贫领域积极作为，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是大账。”中国的脱贫攻坚故事充分说明了合作共赢利于破解发展赤字。一方面，中国的减贫得益于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另一方面，中国也持续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事业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并从中受益匪浅。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利于促进中国在今后的国际减贫合作中取得新成就，为国际减贫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更大贡献。

讲好哪些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分享以制度改革促进大规模减贫的中国经验。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条高速度发展经济和大规模消除贫困同时并举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为了让改革的红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更多贫困群众，国家多次调整扶贫标准、制定扶贫规划。据世界银行测算，1981—2012 年，中国城乡贫困人口减少 7.9 亿人，占全球减贫人数的 72%，是世界减贫的主要贡献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深化扶贫领域的改革，根据剩余贫困人口的特点和脱贫需要，创新精准扶贫制度以实现精准脱贫。2015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先后召开多次专题会议，充分确保凭借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激发脱贫攻坚的强大内生动力。截至 2019 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2 年末的 9899 万人减少至 551万人，累计减少 9348 万人。

传播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智慧。贫困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经济增长、政治民主，因而反贫困事业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要公共政策。西方

国家一般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社会保障事业的公共投入等方式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约翰逊总统就开启过一场“向贫困宣战”的反贫困社区行动，然而城市和农村的贫困问题依然是当前美国社会的重大挑战。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吸引底层人民参与反贫困，能一定时期解决社会绝对贫困问题，但是无法避免出现贫困反弹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推动精准扶贫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脱贫思想，寻求的是发展“最大公约数”。1992 年 1 月，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共享理念。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为了满足脱贫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了遵循农业农村发展规律及贫困演变规律，中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二者有效衔接。中国不止步于通过公共投入解决社会绝对贫困问题，既重视于 2020 年前消灭绝对贫困人口，也不放松 2020年之后对相对贫困人口的帮扶问题。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体现党和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提供以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消除贫困是一个历史性的、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既要向世界各国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也要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再创全球减贫奇迹。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应对的挑战，贫困问题关乎人类生存权与发展权，亟须深化国际减贫合作，推动全球贫困治理。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以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减贫方案，包括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开展以减贫经验分享为主题的国际交流项目，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减贫领域的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等等。

怎样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形成海外受众易于理解的话语体系。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要善于“世界表达”。一是要注重中国脱贫故事的生动性。中国农村的脱贫故事，是中国社会的时代缩影，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因此，需要借助文学、艺术、传媒等多重手段，还原乡村社会的变迁史和中国农民的奋斗史。二是要注重中国脱贫故事的实用性。传播中国脱贫攻坚故事，不是为了简单地说教或宣传，而是把握具体的全面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新的规律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范式，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三是要注重中国脱贫故事的针对性。不同国家的贫困程度、贫困特征、贫困成因各有不同，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价值观念、利益诉求也千差万别。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传播中国脱贫攻坚故事，要充分考虑海外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接受心理，以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认知差异。

凝聚善于讲好扶贫故事的宣传力量。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要立足“中国实际”。一是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改革开放 40 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自行车的阶段”。这种“理解赤字”一定程度造成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存在误解、怀疑、恐惧。在国际

舆论西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需要培育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旗舰媒体。二是重视发挥新兴媒体在扶贫宣传中的作用。2020 年 4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疫情之下，为解决农产品滞销的问题，不少党员干部、农技专家、农民纷纷化身“网红”，为农产品宣传，参与“直播带货”。这种网络直播和短视频扶贫方式，是现代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的产物，也是基层群众脱贫实践的新探索。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也需要发挥网络直播与短视频等新兴媒体的传播效应。三是凝聚讲好脱贫攻坚中国故事的群众力量。新冠肺炎疫情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加试题，也是影响脱贫质量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无论是疫情防控战，还是脱贫攻坚战，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战役，需要充分凝聚人民群众的战斗力。凝聚群众力量讲好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面建成小康故事，有助于增强国际扶贫宣传的整体合力和持久动力，有助于压缩“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在国际社会的存在空间。

篇8：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

曾二十多次踏上中国土地, 最爱吃饺子和灌汤包的霍夫曼公关公司总裁兼CEO路�霍夫曼 (Lou Hoffman) 先生, 八月再一次来到北京。这位在硅谷创建自己的公关公司, 并用二十多年时间让霍夫曼公关走遍世界的美国人, 谈及最近一年的工作重心, 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一个词:China!

中国市场蕴藏潜力

“虽然我来过中国二十多次, 但是每次来都感到特别兴奋。”谈到中国, 霍夫曼先生脸上的兴奋劲儿难以掩饰, 他说, 每次去的中国城市都有很大变化, 尤其看到很多新的建筑在很快地拔起, 也有很多正在建设中,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谈到饮食, 霍夫曼毫不掩饰自己的喜爱, 他说, 各种饺子, 四川菜, 火锅是他的最爱。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美食, 霍夫曼此次来到中国, 最重要的原因是进行亚太区负责人的面试。同时, 利用这些机会和中国地区办公室的负责人进一步拉近距离, 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支持。

对于霍夫曼来说, 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霍夫曼公关公司1999年来到中国, 如今它还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设有办公室, 服务范围涵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以及其他主要城市在内的整个中国市场。

说起中国, 霍夫曼总能滔滔不绝。“在我看来中国市场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是北京申奥。2000年, 中国在申办奥运会时请了公关公司帮忙, 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他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拓展, 让世界看到公关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于是他开始不断地告诉公司一个理念, 如果中国市场做得不好, 亚洲市场就会做得不好。而如今, 他觉得如果在中国市场做得不好, 可能全球市场都做得不好。所以在面试亚洲负责人的时候, 前三个问题都是关于如何把中国市场做好。

霍夫曼认为, 在未来的中国, 不仅仅是像海尔、华为、联想这样的大企业想要在国外市场建立品牌, 甚至是一些小企业也有同样的想法。他说, 目前中国的公关市场仍然处在不断地学习和提升当中, 这些企业要想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需要用到复杂而先进的公关理念和手段, 而霍夫曼公关公司在做的, 便是把他们在国外市场上的经验拿到中国来。

霍夫曼公关自1999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经历了中国公关市场发生的巨大变化。但霍夫曼认为, 从公关手段的复杂程度和全面性上来说, 中国公关还是落后西方市场一步。谈及原因, 霍夫曼认为主要有两点, 一是有些公司在公关方面的预算并没有做足, 限制了团队的发挥, 不能很好地运用公关手段实现效果;二是有些公司的人员构成不合理, 销售部的领导却在做公关, 事实上, 销售的目的是实现销售, 而公关的目的是品牌的长期发展, 这其中往往有冲突。

对于霍夫曼公关公司来说, 客户的构成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对于不够完善的客户, 霍夫曼要从最基础的公关概念开始建设, 帮助他们完成整个品牌宣传的构建。对于在中国发展了多年、有自己完善公关团队的大客户, 霍夫曼除了做内部沟通的工作, 还要做智能外囊, 帮助他们产生更好的想法, 并让这些想法更好地落地。

公关的核心是讲好故事

霍夫曼公关公司正在进行一个叫做Story telling的课程计划, 上海办公室负责在全球组织培训, 目的就是让内部员工学习和交流如何在为企业做公关时讲好故事。

“讲故事的技巧非常重要, 这是目前公关行业需要提高的地方。”霍夫曼说, 公关做的就是内容创造, 目前90%的公关人讲的故事都是从客户角度来说的, 发出的信息都是在自夸, 并没有真正地站在用户的角度。

“讲故事”是一个不限地域的技巧。霍夫曼在给中国、美国、欧洲企业提建议时, 都会主张他们站在一个更高的领域, 分享关于行业大趋势的信息。这个信息对于目标读者一定是具有实用性并且有乐趣的话题, 而不单单是自说自话。在这里霍夫曼打了个很有趣的比方, 他说就好比在一个派对上, 女孩想找男孩聊天, 而男孩一直不断地在讲自己, 最后女孩就觉得特别无聊, 就会去找别人聊天了。

华为公司曾经在美国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活动, 并拍成视频放在网络上。内容是一个小伙子在一条特别繁忙的街道中举了一个写着“hua wei gong si”拼音的牌子。他举着麦克风问路人, 你会读吗?尽管是字母, 但由于是中文的拼音, 所以路过的美国人读的时候, 会有各种各样滑稽的发音, 引人发笑。霍夫曼说, 中国企业的形象塑造往往太注重技术和产品了, 而很少去在意国外世界如何看待公司的形象。华为所做的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美国大众去认识和记住一个品牌, 理解公司的理念, 而不仅仅是他的技术。

对于企业来说, 讲好故事是非常有价值甚至可以为企业增值的事情。在霍夫曼看来, 现在真正在讲故事的人只有记者, 他们每天都在想如何把故事讲得吸引人, 阅读率更高。互联网的发展给媒体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公关人也需要转变, 讲好一个个能够适应不同类型媒体的故事。

IT技术是公司运营的重要层面

数字媒体的发展, 人们获取信息习惯的变化, 对于公关行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关人不单要面对传统的媒体环境, 还要迎接数字化公关所带来的挑战。

在霍夫曼看来, 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更大的世界, 比如企业的网站就是他们自有的媒体, 而这个媒体又和搜索网站有特定的联系。现如今, 假如消费者想要了解一个企业的信息, 就会运用百度、谷歌来搜索网络上的海量信息, 这些和媒体公关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也给公关人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在自媒体时代, 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消费信息。我觉得这不单是挑战, 也是机遇。”霍夫曼说, 这意味着, 人们了解事物的过程也在缩短。坏消息传得快, 正确的、澄清的消息也可以传得很快。

如今, 信息的制造和传播速度都非常快, 在霍夫曼看来, 这些都不是人力资源能解决的问题。来自硅谷的霍夫曼公关公司, 正在开发定制一些软件和工具, 搜集并分析人们的言论信息, 用科学技术与信息流飞速赛跑, 迎接新媒体环境的快速发展。

也许少有人知道, 对IT技术侃侃而谈的霍夫曼, 却没有任何IT学术背景, 还曾被哥哥嘲笑为电子机械方面的“低能儿”。

谈到26年前刚刚进入硅谷创业的时光, 霍夫曼深深叹了口气。“当我刚走进这个行业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困难, 也面临很大的压力。”那时候, 霍夫曼每天晚上都要抱着一大摞工程技术的书回去读, 刚接触大量IT信息的时候觉得很难, 感觉大脑都要瘫痪。平日热爱看书的他发现, 如果只是当阅读, 而不是当学新技术去看, 反而轻松很多, 看得多了自然就懂了。

当前, 科学技术正在一步步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对于未来, 霍夫曼也一样充满了信心。在霍夫曼看来, 很多行业的公司都在大规模运用IT技术。“我曾经收到过一个赛百味发来的语音邮件, 讲的是赛百味这样的大型连锁公司, 内部是怎样用IT技术支撑运营的。”霍夫曼意识到, 大公司要想做好运营和发展, 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IT系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层面, 他们可能都需要去讲一个自己的IT故事。

做最好的自己

事实上, 霍夫曼最初的理想并不是做公关, 而是做一名出色的记者。上学的时候, 他凭借出色的写作能力, 多次在校报校刊上发表文章。毕业后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一家报社工作, 负责与警察、城市、政府相关的版块。

但真正当上一名记者的时候, 霍夫曼却没有得到期许中的满足感。在分享个人记者生涯时, 霍夫曼提到一次去采访一位公安局局长时, 发现公安局办公室存在管理问题。但在深度挖掘中, 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性格不够强势不够冲, 没有追踪到问题的根源。美国的新闻业是要求记者很强势地刨根问底的, 而他最擅长的是用好的方式去讲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霍夫曼逐渐意识到, 记者的工作并不能让他做最好的自己。

1983年, 霍夫曼开始转行做公关, 在传播信息和讲故事方面真正发挥了他的能力。而“内容为王”的理念, 他从记者生涯开始, 坚持至今。霍夫曼说, 在做记者的时候, 每写一篇耐人寻味的故事都会从受众出发, 而不是从被采访者出发。后来在他帮助客户写新闻稿时, 也有很多客户提出稿子中对自己公司名字提的太少了。但是在他看来, 把公司的信息传播出去, 名字出现的频率不是最重要的, 故事好才是最重要的。

1987年, 霍夫曼创立了自己的公关公司。像很多创业者一样, 霍夫曼在创立公司的时候, 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远大的宏图。“我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一定要让我的客户满意。”他说, 有了客户之后, 就能雇一个员工, 有了更多的客户之后, 就可以雇更多的员工, 就是这样的满足感, 让他快乐地前进。

至于为什么来到硅谷, 成为硅谷第一家公关公司, 还要从一次兼职经历说起。1981年, IBM个人电脑刚刚研发出来, 有一个叫《公司时间》的报纸采访了很多IT界的名人, 专门讲大公司的故事。当时有一个记者采访回来, 并不亲自写稿子, 而是找到霍夫曼代他写稿子。就是这样的契机, 让霍夫曼产生了好奇:“在硅谷这样的地方, 技术是如何创造了这么多名人出来?”当时, 霍夫曼就意识到硅谷是一个窗口, IT技术将改变世界, 这个行业可以大展宏图, 后来事实验证了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