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转向（精选六篇）
哲学转向 篇1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能否思想”,“有无意义”,哲学转向,哲学观变革
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 存在着一个公认的说法, 即西方哲学从诞生以来, 共经历了两次被称为“转向”的研究主题的切换。第一次转向是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第二次转向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对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作出这样的表述和理解, 已经成为理论界的思想背景, 成为人们对西方哲学理解的一种共识性认识。
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不仅仅是语言学转向这一单一的运思之路而是具有转向的多重路径的, 包括语言学转向、生存论转向等。并且这些多重路径转向的深层根据是哲学观的变革, 哲学观的变革却是依据着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发展逻辑的轨迹。
一、哲学的转向
通过对哲学史发展历程的逻辑梳理, 可以看出西方哲学不是沿着一个方向按部就班发展的。哲学转向实际上就是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起作用的结果, 表现为哲学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角度的转换, 标志着哲学向着纵深方向的发展。整个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的过程, 从而走向了现代。哲学的转向表征着哲学的发展逻辑, 同时更表征了哲学对人类思维发展历史的总结。西方哲学从自身发出对“有无意义”的追问, 研究意义世界的哲学超越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内容和模式, 成为面向人类生活和人生意义的哲学。这种对“意义”的追问寓于现代色彩缤纷的哲学形态之中, 使这些哲学在共同的发展轨迹上生成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言之, 现代哲学流派史在从不同的维度上追问“有无意义”问题, 都以对意义的揭示作为展开自己哲学思想的前提, 共同遵循了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发展轨迹。
认定某种哲学转向的意义, 一个确定的理论预设就是在它之前存在着某种系统完整、影响深远、形式确定的学说路线或思维方式, 而这种学说又确立了一种与之不同的另一种新型的哲学体系或路线, 这些不同有的体现在研究对象上, 有的体现在研究思路上, 有的体现在思维方式上, 更多的体现在立场观点和解释模式上。
对逻辑和语言的重视是西方哲学自古以来的传统。通过用逻辑的方式分析语言后, 他们认识到传统本体论的命题、陈述、概念、范畴, 甚至于本体论问题本身只是一种虚假的预设, 是应该予以清除和否定的, 哲学中正是有这样的假问题, 才会含混不清。虽然, 他们对传统本体论采取这样激烈的否定态度, 但在他们实施这种语言转向的过程中, 又总是涉及到语言与实在、世界的关系等本体论问题, 这个问题又与思想是否与对象具有一致性的认识论相关, 实际上, 他们仍然保持了知识论的传统, 这是“语言转向”的表层含义。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语言之为语言表征着世界是为我的存在。
从哲学转向的视角看, 从人的生存的角度从事哲学研究, 其意义丝毫不亚于语言转向。生存哲学的转向与语言哲学转向不同之处在于, 语言哲学采取拒斥本体论的方式实现了革新, 而生存哲学则采取扬弃认识论的进路, 对人的生命的意义进行阐释。他们反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对理性和真理特别是对“思”的过分强调, 将充满生机的本体论问题逐渐演变成为僵化的认识论问题———“能否思想”, 这使哲学的道路越走越窄。他们从根本上反对传统哲学两个世界的划分, 认为世界只有一个, 就是人生存在其中的、由人的活动建构和生成的人化世界。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实体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人存在的意义, 他们认为个体人是否能创造有意义的生活, 是现代人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因而, 在摒弃对于所谓自然世界的追问之后, 人们发现, 生活意义问题的澄明是一项具有空前难度的难题, 所以, 现代西方哲学一直经历着这样一场历史性的变革, 这场演变是哲学的真实性判断根据和原则的根本性转变, 是包含着哲学观以及思维方式在内的哲学范式的整体性转变。生存哲学对于超越传统哲学实现哲学转向具有积极的意义, 是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基本逻辑的典型呈现。然而, 这些观点也因缺乏坚实的基础和实践性的证明, 而留于空谈。同时它的许多观点也被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无论如何, 生存哲学给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解哲学的维度, 如何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 在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新的研究, 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实践转向无疑是马克思开启的, 马克思实践转向也是从对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批判继承开始的。马克思认为没有实践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 无论是“自然的真正的本体论”还是“人的激情的本体论”都不会得到确立, 实践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方式, 也正是实践给人生命以不同于其他物的意义。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革命起点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马克思更是把实践的观点作为新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志。“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确信:“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对传统的“能否思想”的认识方式进行批判后, 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实践哲学将实践置于逻辑先在的地位, 以实践为中介去统摄各种杂多的要素, 消解了精神与物质, 思维与存在, 主体与客体的对立, 用实践来说明人的生存之“意义”。
二、哲学观的变革
哲学的转向往往和另外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哲学观的变革。如果说现当代哲学是一场整体性的转向, 那么它首先是、也应该是哲学观的变革, 也只有理解了哲学观的变革, 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现当代哲学的转向。
哲学观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追问和回答“哲学究竟是什么”。而哲学究竟是什么, 现代西方哲学给出了多种回答:哲学是治疗人精神疾病的良药、哲学是语言的误用……无论现代西方哲学家告诉我们哲学是什么, 这里面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性问题:哲学是关涉人的, 更确切说来, 哲学是关涉人的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哲学由黑格尔哲学的终结走向了现代。在前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视域中, 哲学无疑就是人的认识能力, 无论是笛卡尔在形而上学也就是哲学领域的“我思故我在”所确立的“思”对“在”的先在性, 还是康德哲学所确立的人类认识的“纯形式”, 都是在探讨人类的思维能力, 也就是“能否思想”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自黑格尔哲学以后走上了新的发展路径, 再次追问哲学是什么。这时的哲学已经不再偏重于人的认识能力, 而是将自己的着力点放在人的精神的终极关怀上面, 哲学表现为人的真实的生活世界, 表现为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更表现为人所独具的“意义”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哲学观的变革, 何以发生呢?原因始于巴门尼德而终结于黑格尔的“能否思想”存在着“生存论缺环”, 包含着“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根本威胁”。所以现代哲学才会在“从关心人体世界到关怀人间世界时, 明确提出了人的生命的意义问题”。但是, 从某种意义上讲, 今天存在于人身上的所有深具人性的东西都是从来就有的, 只是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历经危机后, 已发生了改动、溶解、再生。这是一切事物, 也包括哲学这一“事物”发展的法则。所以, 现代哲学哲学观的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哲学所陷入的危机与困境的拯救, 它更深层地源于“能否思想”的本性, 它是两千多年来哲学“智慧之爱”的积淀。换言之, 人的生命的意义一直是西方哲学家苦苦探究的主题, 离开人生意义的寻求就无所谓智慧。
哲学观的变革既是哲学转向的观念前提, 是其中或显或隐的内在的影响着哲学理解活动的一些观念;同时, 在某种程度上, 它又构成了对哲学的时代变革的解释, 成为使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思想成果。哲学观是不断发展的, 是哲学面向时代、理解时代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 哲学观作为一种哲学意识滞后于时代的变革。时代的变革也不可能自发地引起哲学的变革, 而是要求哲学以一种反思的态度对待变化的时代, 因此, “作为思想把握的时代”, 哲学也必须要体现为哲学观。哲学观的变革在哲学的变革中应该是前导性的, 又以自身的方式反映了整个哲学的变革。
作为哲学变革的前导, 哲学观的变革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正是体现在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逻辑的转换。这种变革首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传统哲学受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现代西方哲学正是基于对传统哲学观的“能否思想”的认识论模式的反叛, 坚决反对以主客二分的方式定位人与世界的关系, 不再把世界当作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性的存在, 世界就是人的世界, 人也就是在世界中的人, 世界正是因其对人的生活有意义才获得其真实存在的意义的。现代西方哲学强调的是世界的属人性, 在人的世界中, 突出地强调人之为人的“意义”。同时传统哲学的理性至上的观念造成了独断性, 使哲学灵魂———批判性的精神处于被削弱的境地, 即使在传统哲学中有某些怀疑和批判的影子的出现, 但是却只是为后来的独断的出现做出思想铺垫而已。晚期希腊哲学的怀疑主义之后正是思想禁锢森严的中世纪哲学的出现, 康德刚刚开始了批判的萌芽, 黑格尔就将哲学的理性主义的独断贯彻到了极点。正是因为这种理性主义忽视了人, 忽视了人存在的意义, 才造成了严重的缺失。现代西方哲学看到了这种困境, 与之相反, 相对主义的观念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中普遍兴盛起来, 这种相对主义突破了以往只是局限于认识论领域的怀疑主义, 而是将这种相对主义直接导向了存在论的虚无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看到了传统哲学在单纯追求“能否思想”的过程中所表露的生存论缺失。为了还人以本来的真实生活与生活的价值, 将自己的触角深入到了人的“意义世界”, 体现了当代哲学对人的生活的真实思考以及思维范式的转换。当他们引领哲学走向另一条道路的时候, 无疑也将人们引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种形式之下, 原来确定的“有无意义”变得问题重重, 哲学也因此变得困难重重。人的“意义”尚不确定, 研究人的生存之意义的学问———哲学的合理性又何在呢?哲学观的变革看起来带给人们的不是令人愉快的辉煌, 而是挥之不去的困境。人们甚至嘲讽哲学:这就是哲学应有的位置。我们认为这不是哲学观的变革本身所造成的, 而是一种能够取代传统哲学的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所造成的。现代西方哲学哲学观变革的实质就在于西方哲学内在的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的发展轨迹, 当人们还没有对人生存的“意义”给出明确的解答之前, 这种混沌的状态也是种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当代人们生活中存在的普遍的意义的缺失、幸福感的丧失, 哲学所面临的终结的难题以及时代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都反映了普遍的“意义”形成过程中的必然性和转换过程的艰难。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著;吉洪译.关于人道主义的信[M].商务印书馆, 1983.
政治哲学转向论文参考 篇2
在今天看来，对这样的理解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敲。唯物史观本身并不是道德理论，它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问题时使用的基本方法，其中包含了一些他们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根据这一方法，我们可以说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这些结论取代不了对现实生活中各种道德问题的具体研究。如果只是重复这些尽人皆知的结论，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妨碍我们面向实际生活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思考，更何况唯物史观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至于共产主义道德，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直接的相关论述，为数太少，远远不足以让我们形成完整的认识。这不奇怪，因为按照唯物史观，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只有当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才能形成。
简述中国哲学的价值论转向 篇3
关键词：中国哲学；价值论；转向；中国气象
近代来，东风渐进，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肇始于西方哲学界的价值论转型也早在20世纪初就影响到了东方，新中国成立前罗素、杜威来华讲学之际就带来了价值哲学的内容，但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动荡年代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价值哲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遭到批判和摈弃。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热烈进行，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较大的解放，价值论开始被我国哲学界接受，并引起了极大的研究热情，一时之间成为影响广泛的显学。
1 价值论在中国哲学界获得重视的原因
价值论于改革开放后在我国获得的热烈关注和迅猛发展绝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具有其自身的必然性的，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客观的运行轨道和发展趋势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的极大地解放作用。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长期以来的“左”倾狭隘僵化思想的彻底清算，价值哲学乃至任何西方现代哲学思想都不可能被中国哲学界接受。因为长期以来的政治运动导致的学术政治化已经完全窒息了真正的哲学思考。改革开放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为哲学研究提供给了宽松的环境和研究的资源和通道，价值哲学正是在这种高涨的文化引进中进入中国的。
其次，价值哲学的主题正好回应了改革开放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冲突，人们期待通过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来解释这种转型时期思想观念的混乱和困惑，价值哲学的现实功用性在这次研究热潮中体现的很明显。在这种历史变革时期，新旧价值观念冲突交替，多元价值纷纷应运而生，人们迫切需要在这种困惑中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寻找合理的理论支撑。所以说中国的价值论转向根本原因是内源性的，是中国现实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
再次，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文化交流的热潮。冷战后期两极对立有所松动，文化交流渐成趋势，我国也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了这股潮流。一时间国内学者出访、国外大师的来华讲学变得频繁，价值论等哲学译著大量产生，这些都为我国价值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这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对哲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研究热情的提高，因为文化的交流能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从而激发持久的理论性趣。
最后，中国哲学界潜能的爆发和学术自觉。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压制，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作为，但人往往是越挫越勇，这种被压抑的热情一旦条件成熟释放出来，必然会爆发出极大的能量。随着新资料大量的传入国内，中国哲学界以极精锐的学术嗅觉发现了价值论所蕴含的哲学创新性和现实意义，正是这种对现实价值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直接推动了理论探索的热情。
2 中国价值论转向的特点
价值论的转型体现了哲学发展的趋势，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转型有着相同的脉络，但由于文化底蕴和国情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国内学者马俊峰把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特点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理性化，坚持了哲学的唯物主义；二是，关心现实生活，体现出哲学的功用化；三是，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四是，立足于社会和思想发展的实践，研究的视野比较宏观。[1]也有人从价值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方面来探讨中国价值论的研究特点，认为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价值的定义以唯物主义作为根本路向，强调价值论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力图打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理解，在此基础上回归马克思哲学的原初本质和内涵，建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2]这些观点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特点，但并没有说清楚价值论实现的哲学转向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转向在中国实现的特点进行概括。
首先，从哲学基础来看，中国价值论研究的基本立场依然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依然是哲学的主流，从其理论本身来看，它也没有过时，依然拥有鮮活的生命力，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依然有很大的真理性，因此中国的价值论转向基本上还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进行的。当然我们在批判西方价值哲学中的唯心历史观和夸大精神作用的同时，也要吸收其有益的成果，研究方法和语言概念等工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重新阐释它的内涵，利用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来发掘它过去被我们忽视的特质，以此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论在新的哲学话语和视域中的交流，建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
其次，从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轨迹来看，价值论转向要能够正确评估和继承古人的思想和哲学特点。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是不重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系统化建构，哲学主题以道德、人性、心性、修养为核心，在价值领域存在大量的真知灼见，其文本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富有灵性但又缺少精密严格的推理论证。中国古代哲学在价值方面确实表现出了独树一帜的智慧，产生了很多值得研究的价值理念和生存方式，如对大同社会的追求、对人格修养的重视和对修养方法的探究、寻求诗意化的生存体验、对社会生活的礼仪化建构等。这种古代文化的底蕴要求中国的价值论转向要体现出中国气象，而不能一味的搬用西方的模式。
再次，中国价值论的转向是以改革开放中社会的大发展和转型为背景的，所以必然会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变革性。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新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不断涌现出来，外来的文化也以前所未有的范围和程度冲击着传统思想，在这种文化大融合的视域下，价值论研究要超越片面的地域文化观念和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创造出新型的价值理论和规范，为普世的价值原则和人类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中国式的养料。
参考文献：
[1]马俊峰.中国价值论研究：特点与问题[J].文史哲，1999（5）：12- 15.
[2]刘玉平，隋竹玉.当代中国的价值论研究[J].文史哲，1997（4）：102-104.
哲学转向 篇4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这种文化根源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首先,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和20世纪西方哲学运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西方哲学的各种转向都和“语言的转向”存在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西方“语言的转向”既发生在英美哲学中, 也发生在欧洲大陆哲学中, 其共同点都是反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中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逻各斯主义。他们要求放弃对世界终极本质和价值的追寻, 认为哲学就是要通过语言分析, 来消除因语言误用而导致的各种“哲学病”, 因此他们不是把语言升华到真正哲学的高度, 而是把哲学降到了工具性的语言的层面;那么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则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要求哲学, 因此他们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 阐释了“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 是人类的生活经验, 并力图通过语言的解释来阐释人文世界的意义, 使哲学具有一种文化的功能。欧洲大陆哲学的这种“语言的转向”, 使西方哲学家要求划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 井逐渐发展到对整个西方传统知识论哲学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 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复兴。可以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转变, 和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所不同的只是, 现代西方文化哲学批判的主要是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则通过接受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学说, 把哲学批判进一步扩展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
其次,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 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内部的谱系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应该看作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源, 不断民族化和世界化的发展进程。此外,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 还存在着一支文化哲学的传统。○1这一传统实际上是由马克思本人所奠定。马克思继承了维科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和实践论传统, 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说明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 确立了用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来说明人的自由。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把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作为哲学本体, 并以此出发进行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 揭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拉布里奥拉、葛兰西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一书中, 在阐明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特质的出发点就是在厘定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不同的基础上,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 他坚决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理解, 并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系统的哲学世界观, 产生于马克思的思想创造, 但这种思想决不是凭空思辨的产物, 而是对以往的哲学、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结果。因此, 这种哲学充满了历史的内容, 它一方面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一种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实践本体论;另一方面, 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又必然要落实到政治实践领域, 体现为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2可以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实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突破知识论谱系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 承接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的必然结果。
再次,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起了很大的作用。○3从他们理论发展的实际轨迹看, 青年卢卡奇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 曾经受过当时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 如齐美尔等人的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葛兰西则是在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 特别是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下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共同特点是要求区分自然科学和哲学等人文科学的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要求哲学等人文科学应该研究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境遇中人的生命及其意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是把这种历史主义的文化哲学同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学说结合起来, 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是在西方古典人道主义的理论趣旨的引导下, 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青年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批判理论, 建构出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
总的来说, 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的转向”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哲学的复兴,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的宏观哲学文化背景;而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分化的内在根源;理论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文化哲学传统决定了理论家理论的价值趣旨。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的文化根源。
参考文献
[1]关于此点, 可参看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第2章,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关于此点, 可参看钟慧琼:《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4章,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展望21世纪科技哲学的发展与转向 篇5
21世纪科技哲学的.发展将会出现科学化与人文化两种不同的趋向；计算哲学将成为21世纪最具时代特色的科技哲学的典型代表，而认知转向则会成为科技哲学在21世纪最有影响的事件。
作 者：郝宁湘 作者单位：湛江师范学院,政法系,广东,湛江,524048 刊 名：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 年，卷(期)： 23(5) 分类号：B089 关键词：科技哲学 计算哲学 认知转向
哲学转向 篇6
黑格尔的‘历史是精神的自我实现,是自由的扩大或自由体现于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之中’,对后世历史哲学影响巨大,被斯宾格勒称为‘文化形态史学’;到20世纪初,由于自然科学的各种新发现和新理论,思辨哲学逐渐让位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探讨解释的不是历史过程,而是历史学,其中包括研究历史学家自身的思想、认识方法等等,并用哲学的眼光来考察历史知识的性质,对历史知识进行哲学批判。在这个转向中,克罗齐和科林伍德起了重要作用。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要反映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这些都促成了历史哲学思想难能可贵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由于欧陆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兴起促成了历史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结构主义、后现代思潮为基础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兴起,以及正在进行的对历史记忆、历史思维的探讨,逐步揭开了人类认识历史的神秘面纱。”[9]在历史哲学的革新发展中,我们看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已经走过了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批判的历史哲学”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到20世纪70年代,狭隘的历史观或历史认识论已经不足以承担认识世界历史的重任,只有将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为新的历史哲学提供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历史哲学才开始有了新的取向,这无疑为新历史主义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凭借着历史认识理论的成就,展开了对人类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他们试图探索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和习俗之间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称为“话语”(discourse)。他们的研究目的,是要从社会机制上找出致使某种特定意义形成的规律,找出某种知识形态的规律。为了拆解现存的西方思想文化史,他们将“断层”(discontinuity)和“差异”(difference)两个概念引入。“文史哲的研究永远不可能截然分开,这种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观,其影响首先表现在历史学领域,但很快就从思想文化史蔓延渗透到了文学史和一般的文学批评中。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思想背景下萌生崛起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哲学主要是“叙述主义”的,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致力于对历史的情节结构和表述方式进行研究,这种对历史和文学关系的思考既是历史哲学发展的需要,也恰好迎合了文学的历史研究自身对方法论的思考。面对整个西方文化思潮史,在文学与历史和社会的关系上呈现出一种“外-内-外”的发展轨迹,“社会历史”与“文学研究”好像也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倾向,这与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西欧学潮使得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发生重大转折,结构主义标榜的整体性、秩序性、统一性受到空前的怀疑和反对,解构主义应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时代的需要。然而,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使解构主义学说再度陷入困境,诸如有关艺术价值恒常性与批评标准现时性的思考、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分裂和统一、文学特性与史学意义的重新定位等问题变得日益突出,批评家永远不可能回避这些时代提出来迫切待答的问题。在经历了“非历史主义”的封闭之后,唯有使文学研究在历史中再次回眸才有可能满足文化思潮发展的时代需求,他们告别解构主义的文本消解游戏,向历史意识迈进。新历史主义在新一轮的回归中选择了主体和历史,重新关注和思考“历史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这样的根本问题,使“历史与叙述”、“政治解读与文化诗学”成为当代文论的热门话题,从而能够更好地洞悉后现代文艺的意识形态特性、现代文化工业的生产—消费规律,并通过时代意识的调节,以及本文分析与历史透视的方法,制衡后现代文化灵肉分裂的畸形发展,以期有可能在解构思潮“为了本文而放逐历史”的喧嚣中,造成新一轮波及整个人文科学的范式革命,使之在“本文与历史”的透镜中,把握后现代社会中物化隐秘和意识形态控制技术的真相,增进否定意识和批判性的文化实践。新历史主义者提醒人们注意產生文学本文的历史语境,他们阅读不同文类的文学作品、文件及史料,以便重新估价规范文学最初产生时的社会和文化。他们结合历史背景、理论方法、政治参与、作品分析,去解释作品与社会相互推动的过程。新历史主义者认为,上层建筑在受经济基础支配的同时也参与了经济基础的构成,他们在研究过程中致力于找出在二者之间进行社会流通时被抹擦掉的踪迹,并认为批评者与本文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同谋”关系。这些理论意向和批评实践体现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时代性,他的一系列批评实践都与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大背景紧密相连。
当然,没有哪一个文论思潮可以应答时代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新历史主义无疑给学界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前进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K•M•牛顿:《西方文论的新倾向—新历史主义》,周宪译,《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
[2][英]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张文杰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