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抗生素时代

关键词： 青霉素

后抗生素时代（精选九篇）

后抗生素时代 篇1

1 滥用抗生素已出现的后果

细菌面对抗生素干扰其代谢、结构和功能, 并不是乖乖的俯首称臣, 总是寻找空隙躲过或适应抗生素。所以, 青霉素广泛应用后5年, 医学家发现, 它对葡萄球菌不起什么作用。当然, 这难不了药物学家, 新的抗生素陆续问世, 细菌又再次屈服;但以其新的变种抗御新的药物。这是一场竞赛。药物节节领先, 否则, 如结核、细菌性肺炎、败血症、梅毒、淋病或其他细菌性传染病就不会被征服。20世纪80年代医学界普遍认为, 已降服了每一种传染病, 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于1980年宣布天花绝迹在全球, 并在1982年计划消减麻疹, 正是辉煌战绩的佼佼者。如今真正的挑战这是, 癌病、心血管病、艾滋病及其他慢性病。

事实是否如此?驰名全球微生物学家托马斯的话无疑是当头棒喝。他认为, 常见的普通的细菌正不断产生抗药性, 已出现不受药物控制的情况, 若然其他致命的细菌也有类似的情况, 是医学界的大灾难。往日常常相仿, 总有办法找到新的抗生素, 现今面对细菌感染病, 首次感到无能为力之叹。如果病人的血液内有肠道球菌, 将会无药可施。

2 后抗生素时代来临

最普通的细菌感染也可迅速恶化为致命的疾病, 昔日的转染病又肆虐生命, 再加上战争、贫穷、人急剧膨胀、社会动荡、旅游业发展等, 为传染病卷土重来带来机会。

导致这个时代出现, 一方面是药物学家轻视研制新药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由于医学界滥用抗生素, 不论什么疾病, 即使与细菌扯不上关系的感冒, 或不起任何作用的病毒, 都给予抗生素处方, 从而锻炼了细菌的抗病能力;其次, 日常食用的畜生如猪、鸡等, 以大量抗生素饲养, 牛奶亦含抗生素, 以食物链的作用进入人体内, 无疑亦增强细菌的抗药性, 使人的抗病能力下降。

面对此严峻的局面, 委实令人恐慌和气馁, 然而有人从医学史角度来考察, 认为细菌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已出现多次, 无需过分担心。以葡萄球菌为例, 自适应青霉素后, 新的青霉素又诞生, 现今则有万古霉素解决, 即使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产生抗药性, 将来亦会发展新的抗生素对付。

不错, 这是可以预想的。在这场竞赛中, 药物尽管跑在细菌前面, 可是, 对人类的健康是否有所裨益?当抗生素不断以新的面目出现, 是以损害人的身体为前提, 不良反应越来越厉害。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容易引发过敏性休克;现今的万古霉素更容易引起肾衰竭。这是恶性循环, 或许此说法过于偏颇, 但长此下去, 确实不乐观的。

3 抗生素的应用开始引起注意

19世纪, 西方医学有一场争论, 疾病的产生是由一个因素抑或多个因素引起?一方认为, 是外部环境和人体内部环境配合, 特别强调是由内部环境失衡所引发, 通常由多种并发因素产生;另一方认为, 疾病只不过是细菌兴风作浪的结果, 并将特殊种类的疾病与特殊种类的微生物相联, 从而针对每一种特殊的细菌, 采用一种特殊的“魔蛋”-药物攻击。后者赢取这场争论, 并形成近代医学研究的路向, 神奇的抗生素就是这路向研制的产物。

无可否认, 这路向是正确的, 成就也巨大, 然而, 撇开现今疾病结构改变不谈, 即慢性病取代传染病成为人类主要的杀手。纯粹从传染病考察, 如果后抗生素时代真的来临, 是否不单显示药物在竞赛中后退, 还裸露出当代医学思想或研究路向出现问题?以“杀”作为治病思想是否不完全或根本不对?癌病就是很好的例证。

癌病, 按目前的认识, 是一种细胞病。细胞每分裂一次, 若复制过程中有极微小的差错, 并得不到修复和纠正的机会, 就会逐步误入歧途, 变成异常细胞达到一定程度的数量, 就形成癌瘤。

基于这种认识, 目前西医的治疗方法是不配合的, 所采用手术、化疗、放射等手段把癌细胞斩尽杀绝, 虽然挽救不少癌病者的生命, 但总体效果不佳, 癌病的发病率、死亡率仍居高不下。主要原因就是总会有一些癌细胞躲过这些凶恶的手段, 如同细菌总有办法适应抗生素一样。所以癌病者遭到复发, 而一旦复发, 往往无计可施。

近年来, 国际上癌症研究路向与传统的相悖, 一些研究者提出, 应将治癌的重点放在限制、冻结癌细胞的活性方面, 使其静止不扩散, 而不是显示减杀癌细胞的威力。最重要是关注怎样驾驭癌细胞, 甚至进一步变为正常细胞。研究表明, 此方法比传统的综合治疗法有效, 使病人感觉和顺。这是癌症研究、治癌研究、治癌认识观念的重大转折点, 且认为是最引人注目和最有效的未来治癌模式, 为此而开发一些低毒性的药物, 使人体可以终生耐受。

4 中国医学的优势

倘若此治癌模式确实成为未来的主流, 我们又将会怎样看待中医药?目前, 医学界包括中医, 都对中医药治癌没有明显的信心, 反映在中西医结合治癌方面, 中医遭到压抑和冷眼对待, 主要理由是不能显示减杀癌细胞的威力。所以中医药只能担当辅助西医药的角色。现今我们是否应该对中医药治癌的能力改观?中医药是否成为未来研究或赞扬的对象?有一个可悲的现象, 评论中医药的价值, 往往不是从临床效果出发, 而是以西方医学观点作为取向和原则。当然, 这只不过是中国文化于一百多年来遭遇的一个典型例子而已。

中医治病, 向来强调驱邪要扶正, 扶正要驱邪, 这是普通的常识, 从不会“杀”——驱邪。处处要维护病者的抗病能力——正气。甚至以此作为衡量中医大夫临床治病的高低水平。正因为有诸多扶正的手段和方法, 西方医学不能治愈的糖尿病、肾病、骨刺等, 中国医学无难治之处。

抗生素时代的结束 篇2

在2011年,杭州一家医院的专家在重症监护室的病人身上发现了超级细菌,一种对绝大多数抗生素免疫的变异细菌。随后,卫生部新版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结束征集意见,诸多媒体采用了“卫生部出台史上最严办法遏制滥用抗生素”等类似标题。

通常体现普世规则的法律,除了毒品等危害性极大的产品,很少会针对某一种特殊的物品进行调整和遏制。抗生素是如何被法律“盯”上的?历史要从百年前开始追溯。

无抗年代

没有药,就没有治疗,就只能采取隔离与焚烧,就只能尽量防止传染范围扩大。而已患病就等于已死亡。

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以政权更迭、外国入侵和鼠疫为开端的。战乱加剧了人们对这个社会的恐惧感,疾病则开启了民族对自身的怀疑。

时间倒退回1910年,吉林榆树县石砬屯发生了一连串惨案。

在外谋生的村民郭十老腊月末回家过年,却突然感觉额头发烫、浑身不适,休息两天之后病情不仅不见好转,还咳嗽不止,最终在除夕吐血而亡。

按照东北民俗,去世的人要停尸祭祀后才能下葬,于是郭十老的尸体被停在家中五日,供远亲近邻前来吊唁。然而,数日内,郭家53口人中有32人因得了同样的病而亡,屯子里死亡近百人,幸存者寥寥无几。而此时县城里郭十老开的旅店中,他所接待的两名哈尔滨客商和一名店员也殁于同样的症状。“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随后,从东北到河北、山东,超过6万人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殁于同样的病症。它有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名称――鼠疫。

当卑微的生命聚集而去,终于得到重视,清廷于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较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直到1911年4月,肆虐已近半年之久的东北大鼠疫疫情将息,专家们才基本确认旱獭是这次鼠疫的传染源,鼠类身上的跳蚤是传播鼠疫的媒介,满洲里一带有蒙古旱獭疫源地。

此次鼠疫发生后,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制定各种规范防疫行为的规则异常重视。为防止通过交通工具传播鼠疫,天津卫生局专门于1911年初拟定《查验火车章程十五条》,清陆军部制定了《陆军部暂行防疫简明要则十条》,与防疫总局译印的《东西各种防疫成法》同时印发给下属各部门参照执行。

但医疗卫生领域的立法,毕竟只是制度层面上的规范,没有药,就没有治疗,就只能采取隔离与焚烧,就只能尽量防止传染范围扩大。而已患病就等于已死亡。

鼠疫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横扫了中国大陆。据1950年代的调查,从1856年到1949年,在云南84县流行93年次,造成74万人死亡。从1867年到1952年,在广东69个县流行83年次,造成48万人死亡。在福建,从1884年至1952年,波及56县,造成的死亡人口达71万。

根本的问题在于“那时抗菌素尚未问世,磺胺药物亦很少见,所以得了病只能用些退热剂、强心剂、止痛剂、吗啡等,此外再无对症有效药物”。

“淘菌时代”

并不是任何一种新医药的诞生,都在初始就能获得支持。解决医疗卫生问题需要科技与制度的双管齐下。

大量的人口死亡导致原有社会秩序的失衡,社会各界不得不采用种种办法,来应付这一自然灾害。

1944年1月,年仅34岁的樊庆笙,从美国留学归国,随身携带了三支盘尼西林菌种以及相关的设备,与时任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著名医学病毒学专家汤飞凡的想法一拍即合,开始了中国人对盘尼西林的研究。

盘尼西林的英文名称为penicillin,后被称为青霉素,是最先被发现的抗生素之一。这种于1928年被英国微生物学家弗莱明发现、1941年被临床实验证实对链球菌、白喉杆菌等多种细菌感染的疗效的药物,在当时国外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然而,对于急需治疗的中国民众来说却仍然是“黄金易求、一药难求”。

1944年底,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盘尼西林在昆明面世,抗战胜利之后,为了使青霉素早日投入批量生产,樊庆笙受聘于上海生化实验处任技正,在上海从事青霉素生产中最关键的环节――青霉素菌种的筛选和培育。在这里他遇到了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来上海生化实验处工作的童村。他们的合作十分愉快,并且考虑到盘尼西林生产出来以后应该有自己的中国名字,根据分类学的特征提议叫“青霉素 ”,依据有二:一是形态上,这种霉株呈青黄色,取其“青”;二是意义上,英文中的词尾“-in”在生物学上常翻译为“素”,如维生素(Vitamin)。两者合一,终命名为“青霉素”。

然而,科技的进步并未得到政策上的支持。宋子文就曾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作为国民政府的核心决策层都如此认为,青霉素的批量生产无疑是空想。

相较之下,大洋彼岸的美国此时不仅实现了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由于其优良的药品规制的法律传统(1906年就出台了《纯食品和药品法》),在1945年就推出了《青霉素修正案》,要求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检验并保证所有青霉素制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而在中国,专家尚忙于药品的研发,根本无暇顾及法律规范的层面。1950年童村受命担任华东人民制药公司青霉素实验所所长,主持领导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他把当年从事传染病临床追溯细菌传染途径的方法,应用于青霉素发酵染菌原因的寻找,采取防止措施,使青霉素发酵避免遭受杂菌污染的威胁,即使偶尔染菌也能找出原因。童村和同事最终于1951年3月13日,试制成功青霉素钾盐结晶。1953年5月1日,在童村领导下自行设计、建造的我国第一座生产抗生素的专业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投入生产,揭开了中国生产抗生素的历史。

颠覆健康观

没有法律的规范,却拥有顶尖的政策支撑,使得抗生素在一夕之间全面颠覆了中国人的健康观。

在一穷二白、不时动荡的建国初期,政府对抗生素研发领域的如此重视来源于其被誉为“救命药”。

1949年的中国,内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对于新生政权最严重的考验之一就是来自疾病。众多资料概括当时情况为“民众间传染病肆虐、寄生性疾病肆虐,多数人营养不良,人均寿命不足35岁”。

在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有一个令人读来几乎毛骨悚然的名单:“我国尚存在着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丝虫病、钩虫病、脑炎、鼠疫、天花和性病等严重危害人民的寄生虫病和传染病,要求分别在今后若干年内基本上控制蔓延并逐步求得消灭。共他传染病与地方病如麻诊、痢疾、伤寒、白喉、砂眼、肺结核、麻风、柳拐子病、克山病、甲状腺肿等也相当广泛地存在,应当积极防治。”

这些病几乎每一次发生,都至少带来成百上千的死亡。而大多数抗生素,面对这些主要由细菌产生的疾病,作用确实神通广大。“为了防治疾病,必须掌握在医疗预防上各种有效的武器。由于各种新的抗生素、药物、生物制品、血浆制品及其代用品的应用,许多疾病在预防和治疗上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翻阅建国初期(指1949-1966)卫生立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了《管理麻醉药品暂行条例》、《医院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劳动保险条例》、《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牙医师暂行条例》、《药师暂行条例》、《传染病管理办法》等等。都是主要针对人的层面,药品方面除了对特殊麻醉类药品有所限制,其他根本就未曾提及。现代立法意义上的“药品管理”,还未见其身影。

事实上,建国初期的立法任务庞大,很多政府出台的政策都具有规范层面的意义。例如上述“远景规划”就明确指出“目前我国仅能生产青霉素和氯霉素,而且产量不足不敷应用。抗生素方面的问题在于寻找新的抗病毒、抗肿瘤、抗放射病、抗结核菌、抗真菌及有广制菌谱的抗生菌与抗生素,并扩大其在农业、畜牧业和食品工业上的应用”。

政策上的支持,使得抗生素在中国进入黄金时代。有数据统计称,“当时新上市的抗生素逐年增多,1971年至1975年达到顶峰,5年间共有52种新抗生素问世。”

山东省招远县县志的描述可以普遍反映当时的状况,“70年代初抗生素大量应用,除青霉素、链霉素、四环素、土霉素、氯霉素等外,庆大霉素、卡那霉素、红霉素、强力霉素等开始使用,用药方式由建国初期的口服和肌肉注射增加了皮下注射、静脉注射、局部注射、灌肠等。”

这种广泛使用抗生素的情况并不是中国独有,尽管存在法律规制,此时的美、英等国也同样存在滥用抗生素的现象。一份资料指出“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有70%到80%的人寻求抗生素的帮助,1954年美国人消耗抗生素的价值已高达200万美元。”

但美国人幸运的是,法律及时出手遏制,其中包括1951年出台的《处方药(Durham-Humphrey)修正案》定义无医学监督不能被安全使用的药品种类并将其销售限制于有执照的医师的处方;《青霉素修正案》的检验范围扩至全部的抗生素等等。这使得美国滥用抗生素的情况得到了及时有效的阻止。

当然抗生素在中国能够如此普及,还另有一重独特点因素。建国初期,我国广泛掀起了公共卫生运动,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预防而不是医疗,由大队干部、赤脚医生和农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的合作医疗体系,使得大多数人认为“治病就是打针、吃药”、“求医不如求己”。而此时的药店,没有任何制度来约束出售抗生素。

一个女孩截肢的代价

滥用抗生素的危害经过漫长的潜伏期,突然显现出来,而中国法律显然是迟到了。

但危险在悄无声息中降临。同济医科大学杨今祥论述这个过程为“在我国建国初期,固定性药疹极为罕见,随着磺胺类药物的大量应用,至70年代此型药疹已成常见多发病;过敏性休克在50年代也不多见,自青霉素等抗生素普遍应用后已属临床常见危象之一。链霉素与庆大霉素引起的中毒性耳聋,则更为严重,由于是选择性地损害内耳的位听神经(耳蜗与前庭),致使患者变为终身残废”。

今天的一些滥用抗生素的强烈反对者往往会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女孩前去相亲,却因为黑黄的牙齿被拒绝。而这种牙齿是典型的‘四环素牙’。”四环素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医生广泛使用的一种抗生素,他的后果正日益显现。

但这种迂回的声音,并未得到社会重视。

1984年,我国第一部《药品管理法》面世,成为卫生医疗立法领域一个重要分割。“用药安全”被写入这部法律的第一条。但当时的药品管理非常简单,也没有特别提到“抗生素”的滥用问题。

1994年的夏天,12岁的山东小姑娘杨晓霞右手拇指上长了一个小黑点。父母先后带她到乡卫生所及各大医院治疗,但她的手却溃烂不好。最后,杨晓霞的右手因坏死在北京做了截肢手术。但手术后,细菌又在截肢的伤口上继续感染。

这个事件最初被关注是因为“全国为之捐款达87万元,创下了建国后针对个人最高额的社会捐款纪录”。但一份医学报告却指出“经过会诊及几十次的细菌培养试验,专家们在杨晓霞的伤口上发现了12种细菌,由于她不断地使用抗生素治疗,这些细菌已经对大多数的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

习惯了生病就去药店买点“消炎药”的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说了“抗生素是不能被随便使用的”。

1998年的美国人已经开始重视“抗生素过度使用引起的抗药菌感染大幅度上升”。为防止这种情况,美国疾控中心(CDC)加大了对抗生素的临床研究和管理,并出台了新对策,包括什么样的疾病可以使用抗生素,医生如何详细指导患者用药,还编制了抗生素使用指南。此外,医生们也需要及时了解CDC最新发布的临床用药指南、疾病信息、医疗界的最新研究报告,医院要根据CDC资料及时制订安全制度。

显然,当中国的法律才开始对滥用抗生素的危害有所警惕时,抗生素与美国法律的拉锯战已经在进行中。

迟来的规则防线

从法律技术的角度来看,几年出台一个具有规范性质的指导原则,时间并不算漫长。然而在以时间争夺生命的医疗领域,却仍然给悲剧留下了空隙。

如果说杨晓霞让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后而来的关于抗生素的第一起诉讼则改变了法律对抗生素的态度。

1995年6月,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运西儿童朱逊因咳嗽到该乡卫生院就诊,医生给其注射了过量的庆大霉素,结果造成药物性耳聋。该案医疗事故鉴定一波三折,被一省级机构鉴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

其父朱鼎龙为此走上了漫长的维权路,曾因跪倒在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面前而备受全国媒体关注。因为没有直接性法律条文支撑,也没有案件处理的先例,朱鼎龙写信给给民法教授梁慧星,得到了两次亲笔复函指点关注;他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信亦被转至基层法院。

直到八年后的2003年,朱鼎龙才拿到了36.7万元的赔偿款。

这个案件造成了轰动性影响,其间卫生部出台了一些部门规章开始规范抗生素的使用。例如1999年5月卫生部颁布的《常用耳毒性药物临床使用规范》中,明确要求“庆大霉素、丁胺卡那霉素6岁以内儿童禁用”。

2001年卫生部委托部分专家开始编写《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这是我国首次全方面地规范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问题,但其直到2004年才正式颁布实施,并首次在中国国内建立系统的“细菌耐药监测网络”。在这份《指导原则》中,全面系统地把中国细菌状况、抗菌药物情况、合理用药原则(比如什么情况要口服,什么情况要注射,什么情况要静脉给药,什么情况下要多药联合)都规定清楚,目的就是规范医生用药。

该《指导原则》试图通过规范医疗机构的用药行为,以此减少抗生素的滥用。这就要求医生不能仅靠经验就断定患者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必须依靠严格的检查结果,但是由于该《指导原则》只是具有指导作用,并无法律上的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医生并不按照“指南”的要求进行治疗和开药,而是仅仅靠自己的经验就给患者使用抗生素药物。

以法律技术的角度来看,几年出台一个具有规范性质的指导原则,时间并不算漫长。然而在以时间争夺生命的医疗领域,这仍然给悲剧留下了空隙。其间不断爆发出“镇江聋儿案”等一系列诉讼。

规而不止

这次法律规制指向的对象是药品零售企业,但是效果依然不佳。

现实的诉讼,推动了对抗生素滥用风险的法律规制进程。

2000年1月1日,当时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生效,这部管理办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对药品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办法,依据药品的安全性,将药品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从原则上讲,处方药(包括抗生素药物)要凭借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非处方药消费者可以自行购买,并按非处方药标签和说明书所示内容使用。

2001年,新修订《药品管理法》以及后来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都将药品分类制度规定其中,政府试图通过加强药品管理的方式来避免患者自行服用抗生素药物而导致不良后果。

但是抗生素滥用的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200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加强零售药店抗菌药物销售监管促进合理用药的通知》,要求从该年7月1日起,未列入非处方药药品目录的各种抗菌药物(包括抗生素和磺胺类、喹诺酮类、抗结核及抗真菌药物),零售药店必须凭执业医师的处方才能销售,违者将依法处理。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习惯了到药店就能购买到“消炎药”的中国人开始发现,他们熟知的一些药品开始不能够被随便购买,而是需要处方。

这次法律规制指向的对象是药品零售企业,但是效果依然不佳,在国家法规的“紧箍咒”下依然有很多药店会在利益的驱使下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处方药,或者通过违规变通的方式来销售处方药。诸如通过关系从医院获得空白处方,然后根据患者的要求和数量,由药店工作人员冒充医师填写处方。或者药店与医生进行某种合作关系,根据药店每天的销售量补开处方,以应对卫生主管部门的检查。

刀锋转向医院

尽管有关规定在现实中被冷漠,但抗生素的法律结局却已经被注定:遏制。

2007年,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针对药品流通中的问题再出“重拳”,制定颁布《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简称《办法》),希望遏制在药品流通环节可能造成的抗生素“滥卖”。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再次重申“无处方不得销售处方药”。

而药店也表现出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记者随机走访了数家药店,大都表示:“我们有具备资质的医生,可以开消炎药。”而记者只需拿着付款单,就能购买到常见的各类霉素,既无医生问诊,也见不到处方的身影。

对这种情况,被法学界看成是“没有牙的老虎”的《办法》规定:对于违规出售处方药的零售企业只给予警告、限期改正或一千元以下的罚款。而这对于存在高额利润的药品销售而言,只是九牛一毛。

事实上,当中国卫生医疗管理部门将“大刀”挥向抗生素的同时,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欧盟,不仅严格限制抗生素在医疗中的使用,还限制其用于动物养殖。根据今年欧盟抗生素宣传日(11月18日)公布的资料“在欧洲联盟,耐药菌感染每年致死大约2.5万人。其中,希腊、塞浦路斯、意大利和匈牙利是致死率最高的国家,也是抗生素类药物使用最多的国家。”

2011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屡屡被发现的、对抗生素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的威胁,推出了卫生日活动主题“抵御抗生素抗药性”,提出“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

随后,卫生部在4月18日下发《2011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与之前遏制滥用抗生素都是针对零售药店不同的是,这次的大刀砍向了抗生素用量的最大方――医院。

卫生部医政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为管住医生滥用抗菌药物,医院实行抗菌药物处方专项点评制度,对点评不合格的医师进行点名批评并给予经济处罚,严重者取消处方权甚至暂停执业。对使用量和使用金额异常增长的抗菌药物,给予警示甚至进行清退。

无论怎样评价专项治理的法律制度是否合理,效果相比较之前要显著得多。例如江苏省人民医院根据处方金额,给予处方点评不合格的医师每张处方200―400元经济处罚,8月份有一名医师处罚19000元,并被责令暂停执业。

后抗生素时代 无抗养殖的兴起 篇3

2014年1月15日，副部长陈晓华在农业部举行发布会上表示，去年“瘦肉精”抽检合格率达99.7%，可以说是对“瘦肉精”非法添加物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瘦肉精”因所带来的暴利，可能驱使一些人铤而走险。再加上“瘦肉精”的一些品种，在有的国家，还允许少量的饲喂。但是，我们国家是零容忍，所以农业部也在积极地呼吁国际社会，要坚决取消这种添加物的使用。对待‘瘦肉精’问题，现在的重点一是要防止死灰复燃，二要防止一些新的物质出现，‘瘦肉精’的种类很多，它是一种激素，我们要防范新的出现。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扩大监测范围和频率，以保证产品安全。

对于我们畜牧行业来说，安全的养殖是畜产品安全的基础，是食品安全的前提，而无抗养殖将是安全养殖的必然选择，这将是畜牧行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养殖业的必经之路，也是未来养殖业发展的希望所在。在2013年11月份的北京国际现代畜牧业展览会上，有专家提出全球养殖新趋势——无药物/抗生素 健康养殖系统。

无抗养殖，咋一听，就是没有抗生素的养殖。那么，无抗养殖到底是怎样的养殖？涵盖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养殖行业有哪些发挥空间呢？

目前，大家所说的无抗养殖，主要是指在动物饲养过程中，使用完全不含抗菌药物（抗生素）、激素类、防腐剂、色素、β-兴奋剂、镇静剂、砷制剂等药物的饲料。没有了抗生素的辅助，一般的饲料势必不能防止动物腹泻拉稀的症状，我们只有添加一些具有抗菌效果，又能提高动物机体免疫力的物质，而且无残留，无副作用——中兽药，无疑是一个绝佳选择。中药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中兽药的应用同样是历史悠久，由于研发水平的滞后，一直影响着中兽药的推广。目前，我国推出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09号）新增内容指出“国家鼓励研制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证书，应当同时按照职责权限公布该新饲料、新饲料添剂的产品质量标准。”在有关专家对609号令的解读是认为：全面推进我国的中兽药研发，推广中兽药的使用势在必行。

这一趋势应与我国“治未病”动物保健体系（是指在中兽医理论指导下通过中药及方剂的调理，使动物机体处于阴平阳秘状态，在机体内形成一道强大的防御屏障，使疾病不能入侵。）相结合，通过合理的中兽药添加饲喂，提高动物的非特异性免疫力，抗应激，预防疾病的发生，以达到抗病防病的效果。通过发挥机械屏障、生物屏障、化学屏障三方面的功能，中药不但可以增强动物的黏膜免疫功能，促进动物生长，同时还可改善肉品风味。

其次，无抗养殖可以利用无抗生物发酵饲料。利用新型发酵技术获得氨基酸（赖氨酸、苏氨酸和异亮氨酸等）、维生素（主要是B 族维生素）、酶制剂、有机酸（乳酸、乙酸）和活菌制剂等大量产品，产生的大量有益活菌来代替饲料中的抗生素，发酵过程可以有效解除饲料中的各种抗营养因子，同时产生大量有益菌及其代谢产物，能够显著改善动物的肠道功能，增强动物自身的免疫能力，抗击应激；还可以提高动物繁殖性能，减少疾病的发生，降低保健费用；同时丰富的维生素及易吸收的小肽使动物生长速度快，体型好。

抗生素后效应与合理用药浅析 篇4

1 抗生素后效应形成的机理

就当前而言, PAE形成的机制还不是非常明确, 有两种学说比较多。其中一个是细菌靶位结合抗生素从而导致细菌非致死性的损伤, 使得正常功能得到回复以及细菌再生时间恢复延长。有人认为PAE的长短也反映了药物对靶位的占领程度与亲和力。学说二为使用抗生素以后使得菌体变形, 产生白细胞效应, 更加能受到吞噬识别, 从而导致了抗生素与白细胞的协同作用[1]。

2 影响因素

就不同程度而言基本上绝大多数抗生素都有PAE, 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抗生素种类

抗生素浓度、种类以及和细菌所接触得时间都将会受到影响, 各种抗生素针对同种细菌的PAE也是不一样的[2]。一金葡菌为例, 它对青霉素32mg/kg的PAE为1.4 h, 而对头孢哌酮100mg/kg可达8 h。

2.2 细菌种类

细菌种类不同, PAE值有很大差异。环丙沙星浓度为3 mg/L时, 接触了几种不同的细菌两h测得对大肠杆菌的PAE为4.1h, 对绿脓杆菌的PAE为4.0h, 对肺炎杆菌的PAE为3.2h, 对金葡菌的PAE为1.9h, 而对链球菌的PAE则为0为0[3]。

2.3 细菌与抗生素接触的时间

抗生素浓度及其与细菌接触时间常较明显地影响PAE, 接触时间越长PAE越长, 通常抗分为3类:部分剂量依赖型, 如β-内酰胺类;明显剂量依赖型, 如大环内酯类、萘替米星浓度在0.5μg/mL时, 对大肠杆菌的PAE为1.0;萘替米星浓度在1.0μg/mL时, 对大肠杆菌的PAE为2.4;萘替米星浓度在2.0μg/mL时, 对大肠杆菌的PAE为3.9;萘替米星浓度在4.0μg/mL时, 对大肠杆菌的PAE为6.1;萘替米星浓度在8.0μg/m L时, 对大肠杆菌的PAE为7.1[4]。

2.4 机体的影响

抗生素促白细胞效应也就是机体防御机制的存在等因素, 可使得体内PAE长于体外。

3 抗生素后效应的检测

PAE检测方法包括体外检测法和体内检测法。体外PAE的检测多采用Mc Donald法。将细菌与药物混在一起以后, 放在肉汤培养基上培养1～3h。然后采用离心, 过滤, 酶解破坏或者稀释等办法将药物去除。计算菌落形成单位的数目增加一个对数的时间T, 测出对照组时间C, 体外PAE=T-C。体内PAE的检测为T-C-M (M为组织或体液中抗生素浓度高于MIC的时间) 。

4 抗生素后效应对临床合理用药的指导

随着PAE研究的深入, 抗生素治疗受到极大重视, 现在已经把PAE当做合理给药的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传统意义上而言只有抗生素超过了MBC或者MIC才可以有效抑菌或杀菌。如果血浓度比MIC低时要再给药, 特别是消除快、半哀期短的药物一般要一日多次或者持续给药。PAE表达了抗生素没有以后或浓度比MIC低时还可让细菌在一定的时间内受到抑制。因此在临床使用抗菌药过程中, 减少给药次数, 可在维持MIC或MBC的时间上加上PAE, 使得疗效可达到更好的效果, 并降低毒副反应, 甚至还可以使医疗费用减少[5]。研究结果表明每日4次给庆大霉素, 临床疗效为91%, 肾毒性为5%;而每日6次给庆大霉素, 临床疗效则为78%, 肾毒性为24%, 耳毒性没有显著的差异。氟喹诺酮类环丙沙星、氧氟沙星、氟罗沙星、洛美沙星、培氟沙星、司帕沙星、左氧氟沙星, 用的是2次/天、200～400mg次的方案来给药都可以算的上是有效、安全的。β-内酰胺类青霉素GT1/2为30～40min, PAE为1～2h.当两药联合使用时PAE较单用时延长, 临床设计给药方案时, 可延长两药物的给药时间间隔。

综上所述, PAE促进了未来的抗感染治疗, 已成为指导临床合理制定抗感染治疗的一项重要参数。适当延长给药间隔时间, 改进给药方案, 降低毒副作用及不良反应, 减少耐药现象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SpireyM.The postantibiotic effect[J].Clin Pharm, 1992, 11 (8) :865-871.

[2]李革晖.抗生素后效应的研究进展与临床合理用药[J].广西医学, 2002, 8 (25) :1443-1445

[3]朱兰, 张志勇, 杨少琛.抗生素后效应与其对临床合理用药的指导意义[J].成都医药, 2003, 2 (29) :108-109.

[4]张红云, 曾伟华.抗生素后效应与临床合理用药[J].中国药房, 2005, 5 (16) :388.

服用抗生素后轻微腹泻怎么办 篇5

人体的“微生态环境”与腹泻

众所周知，正常人肠道内寄居着数以亿万计的细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平衡的微生态体系，它可促进内环境的稳定，阻止致病菌在肠道内生长繁殖。抗生素对治疗细菌感染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抗生素是一把双刃剑，在杀灭外来致病细菌的同时，也会破坏人体内的正常菌群，导致“微生态失衡”。

长期使用抗生素类会造成肠道内微生态平衡的破坏，益生菌被抑制，少数致病菌和耐药菌趁机异常繁殖，引起肠道菌群失调，表现出腹泻等症状；并使钠、钾、钙、氮等营养元素随粪便排出体外，造成营养不良，此即药理学上的“抗生素类相关性腹泻”。按照病情程度可以分为单纯性腹泻、结肠炎和伪膜性肠炎等三种类型。

服用抗生素后轻微腹泻怎么办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长期服用抗生素者应在医生指导下补充一些特定营养，以减少药物对人体的某种伤害。

1.酸奶中含有大量的益生菌，故服用抗生素后应喝点酸奶，以补充肠道有益菌群，每日饮用300～500毫升酸奶有很好的防治作用。但两者不能同时服，更不要用酸奶送服药物。

2.服蜂蜜、复合维生素、酸奶、活菌制剂乳酶生和微生态制剂（如整肠生等），目的是恢复胃肠道微生态平衡，可有效改善胃肠道不适症状，防治腹泻。

3.服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ORS（口服补盐液），其主要成分为葡萄糖、氯化钠、氯化钾和碳酸氢钠（或枸橼酸钠）等，以防止“脱水”而加重病情。

4.每天喝几碗米汤（糙米煮45分钟即可），轻症者可食稀粥。米汤易于吸收，也有营养（富含B族维生素），有益于腹泻的康复，且有利于大便成型。

5.可在三餐时吃几粒生大蒜，预防和治疗细菌性腹泻。不愿吃生蒜者可服用蒜头胶囊，每天3次，各2粒，也同样起到杀菌作用。

6.食用收敛止泻的药粥，如山楂粥、山药扁豆粥和焦米粥（大米炒黄后煮粥），每日2次，能有效减少腹泻的次数；食用调节脾胃的药粥，如大枣粥、山药苡仁粥等，每日2次，对脾胃和消化功能有很好的补益作用。

7.食用含水分和维生素丰富的饮料，如西瓜汁和西红柿汁，每日200毫升，能有效补充水分和维生素。

8.禁用辛辣食物、高脂肪食物和高纤维食物，杜绝烟酒。

上述食疗仅适用于轻症者。腹泻严重者应尽快到医院专科就诊，并严遵医嘱服药。

小贴士

为什么酸奶在一定程度上能防治药源性腹泻

抗生素的后效应及其临床应用 篇6

1 PAE产生机制

目前关于抗生素引起PAE的确切机制, 尚未完全阐明, 其学说或可能的作用机制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抗生素与细菌短暂接触后, 引起细菌非致死性损伤, 使

得细菌靶位功能及再生长的恢复时间延长[1]。其与抗生素的作用方式关系密切: (1) 抗生素作用于细菌核糖体, 干扰和延缓细菌蛋白质合成及其恢复时间。 (2) 抗生素作用于细菌细胞壁, 与细菌细胞的青霉素结合蛋白 (PBPs) 进行等价结合, 使细胞壁结构改变、合成破坏, 引起细菌非致死性损伤。

1.2 抗生素后促白细胞效应 (PALE) 是指抗生素与细菌接触

后, 使菌体变形及其生长受抑, 易被吞噬细胞所识别和杀伤产生抗生素与白细胞协同效应, 从而使细菌损伤加重、修复和再生时间延长[2,3], 产生较长的体内PAE。

1.3 细菌与抗菌药接触后的适应性耐药, 是指细菌与抗生

素接触后出现对再次接触药物的杀菌作用减弱的效应。适应性耐药与PAE均取决于持续的药物作用与剂量依赖性, 但二者的机制及其关系尚不明确。

1.4 在与细菌接触的抗生素消除后, 可引发细菌诸多变化

如酶和非酶蛋白活性和形态学的改变、代谢及生长抑制、细胞受体及吞噬作用和抗生素敏感性的改变等, 总体效应表现为抗生素与白细胞协同杀菌, 使细菌恢复生长的时间延长。

2 PAE的测定方法

2.1 体外PAE检测

其原理是将受试菌与一定浓度的抗生素短暂接触、清除抗生素后, 与对照组比较细菌恢复生长的时间。按公式PAE=T-C计算, 其中T、C分别为实验组与对照组细菌恢复生长的时间。

2.2 体内PAE检测

制备动物细菌感染模型, 给抗生素后监测药物浓度变化并定时对感染部位组织或体液进行菌落 (cfu) 计数。按公式PAE=T-C-M计算, 其中T、C分别为实验组与对照组cfu增长11g的时间, M为组织或体液血药浓度高于MIC的时间[1]。

3 影响PAE的因素

PAE主要与抗生素的种类、浓度和联用, 细菌种类、接种量和细菌与抗生素的接触时间, 机体的状态及药物代谢动力学和药效学等因素有关。

3.1 抗生素的种类、浓度和联用

不同种类抗生素的作用机制不同, 对同一细菌的PAE值不同;大多数抗生素随浓度增加, 延长其PAE;联合用药对PAE的影响不一。

3.2 细菌种类和接种量

同一抗生素对不同细菌或同一菌种的不同菌株的PAE不同, 抗生素会因细菌的菌量增加而使PAE值下降。

3.3 细菌与抗生素的接触时间

抗生素与细菌体内有效位点的结合存在平衡过程, 接触时间越长, 越接近于平衡, 即PAE越长;但不同的抗生素可能有各自的最佳接触时间。3.4药物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 (AUC) 在体外实验期间, 对稳定的抗菌药, 其浓度改变虽很小, 但与暴露时间成矩形;在维持有效浓度的情况下, 相同的矩形面积产生的PAE十分接近, 有效药时曲线下面积的对数与PAE呈线性相关[4]。

3.5 机体的状态

由于机体存在PALE等因素, 使体内PAE长于体外[5]。机体疾病、免疫力和感染部位等因素对抗生素浓度、与细菌接触时间及杀菌效应等均产生影响, 从而改变PAE。

4 抗生素的PAE

4.1 β-内酰胺类

其产生PAE的机制可能与细菌再合成新的PBPs、抗生素从细菌靶位解离及酶恢复活性和细菌恢复再生长所需时间有关;也有人认为, PAE反映细胞壁粘肽合成的新生活化酶与自溶酶恢复平衡的时间。

4.2 氨基糖苷类

此类药的PAE是指药物从细菌核糖体结合部位解离、渗透出细菌和细菌再合成核糖体的所需时间。其属于浓度依赖性抗生素, 对G+和G-菌的PAE有明显的浓度依赖性。

4.3 大环内酯类

其产生PAE的机制可能包括对细菌的非致死性损伤及与细菌靶位的持续结合, 对细菌自溶酶的抑制, 影响DNA合成和PALE等方面。该类药物PAE的长短与其浓度呈依赖关系。

4.4 喹诺酮类

其产生PAE的机制尚不明确, 可能因抗生素致细菌非致死性损伤、药物与细菌靶位持续结合和PALE, 使细菌修复和再生长时间延长。该类药物对不同细菌具有不同的PAE, 且在一定范围内与其浓度呈线性关系。

4.5 其他抗菌药物的PAE表示细菌蛋白质合成所需时间或

酶功能的恢复时间。如氯霉素类药物对G+、G-菌的PAE与氟喹喏酮类相当或稍短;磷霉素对G+球菌有明显的PAE, 而对G-杆菌仅在高浓度时才有明显的PAE等。

5 PAE的临床应用

近年来, 研究发现PAE在评价新的抗生素药物、设计合理给药方案和对抗生素联合用药的评价中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5.1 评价新的抗生素

抗菌药物疗效的决定因素是其抗菌活性。抗菌活性的持续时间除了与药物的半衰期有关外, 还与PAE有关。因此, PAE作为重要的药效学参数, 对化学合成和应用中抗生素的疗效评价提供了新的依据。

5.2 设计合理、科学的给药方案

随着对PAE研究的深入, 发现多种抗生素的抗菌活性与药物的峰浓度 (Cmax) 密切相关, 亦即具有明显的剂量或浓度依赖性[6]。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抗生素只有超过MIC或最低杀菌浓度 (MBC) 才能达到有效抑菌或杀菌的传统观念, 故而应把PAE与有效血药浓度、半衰期和清除率等药动学参数视为同等重要的地位。

5.3 调整、制定药物治疗方案

根据抗生素PAE时间, 并结合Cmax、AUC和血浆半衰期 (t1/2) 等药代动力学参数可确定给药剂量、间隔时间及给药次数, 从而使抗生素的应用更趋合理。

PAE是近年来极受重视的医药新理论, 它既可作为评价抗生素药效学的标准, 也可为临床设计、制定合理给药方案和评价联合用药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王浴生.抗生素后效应及其临床意义.中国抗生素杂志, 1996, 21 (4) :306-315, 320.

[2]张志萍, 王睿, 方翼, 等.14种抗菌药物对绿铜假单胞菌的抗生素后效应.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1999, 19 (11) :656-659.

[3]Novelli A, Mazzei T, Fallani S, et al.In vitro postantibiotic effect and postantibiotic leukocyte enhancement of tobramycin.J Chemother, 1995, 7 (4) :355-62.

[4]潘刘英.浅谈抗生素后效应.海峡药学, 2003, 15 (6) :85-86.

[5]崔洁, 郭中固, 李志光, 等.环丙沙星与庆大霉素联用的抗生素后效应.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1998, 18 (11) :495.

后抗生素时代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195例卒中患者符合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会议诊断标准。卒中后肺炎诊断标准:卒中后发热、咳嗽、咳痰或痰鸣。一侧或两侧肺部闻及啰音。外周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升高。胸部CT提示有肺炎影像学改变。具备上述四项中任何三项者即诊断并发卒中后肺炎。治疗组78例, 脑出血45例, 中﹑大面积梗死33例;男51例, 女27例, 年龄62岁~89岁 (76.0岁±13.1岁) 。主要临床症状:发热78例, 咳嗽、咳痰70例, 两肺闻及痰鸣及哮鸣78例, 外周血白细胞≥20×109/L 2例, ≥15×109/L 30例, ≥10×109/L 46例;胸部CT检查:两肺炎症改变伴两侧胸腔少量积液64例, 右侧肺炎改变伴两侧胸腔积液8例, 左侧肺炎改变6例。78例获得痰培养结果34例, 其中假单孢杆菌11例, 金黄色葡萄球菌8例, 链球菌11例。对照组67例, 脑出血37例, 中、大面积梗死30例;男45例, 女22例, 年龄53岁~90岁 (75.0岁±14.4岁) 。主要症状:发热67例, 咳嗽、咳痰65例, 两肺痰鸣音及湿啰音67例;外周血白细胞≥20×109/L 1例, ≥15×109/L 29例, ≥10×109/L 37例;胸部CT:两肺炎性改变伴胸腔积液55例, 右肺炎伴少量胸腔积液7例, 左肺炎5例;67例获痰培养31例, 其中假单孢杆菌10例, 金黄色葡萄球菌8例, 链球菌9例, 克雷白杆菌4例。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78例, 其中三代头孢+血必净45例, 氨基甙类加血必净20例, 二代头孢加血必净8例, 四代头孢加血必净5例。对照组67例三代头孢加氨基甙类37例, 三代头孢加喹诺酮类19例, 四代头孢加氨基甙类5例。两组抗生素的应用是根据临床经验、细菌培养结果, 临床经验及年龄、肝肾功能等选择种类和剂量。治疗组除应用抗生素外, 还给予生理盐水100 mL加入血必净注射液50 mL静脉输注, 每日两次。两组均在治疗10 d后进行临床疗效评价。

1.3 疗效评定

两组治疗10 d后评定白细胞恢复正常 (<10×109/L) 例数及白细胞总数, 体温正常 (≤37.3 ℃) 连续3 d的天数;咳嗽及肺部啰音消失所需时间, 1个月内的死亡例数。

1.4 统计学处理

两组资料用SPSS 11.0软件处理。

2 结 果

2.1 两组白细胞及临床症状评定 (见表1)

两组均为脑血管病重症病例, 部分患者虽然完成了前期治疗和疗效评定, 但以后因呛咳, 长期卧床或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原因等, 又发感染或出现其他并发症。因此, 结果只是两组病例卒中后肺炎早期治疗结果评定。

2.2 两组病死率比较

卒中后1个月内治疗组死亡15例, 对照组死亡24例, 死亡率分别为19%和36% (P<0.01) 。

2.3 两组治疗效果评定

结束后1个月时, 在白细胞、体温恢复正常、症状体征消失的病例比较, 再发或出现肺炎体征指标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2。

3 讨 论

卒中后肺炎是卒中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严重影响了患者的预后, 1年累积病死率6.8%, 死因中肺炎占22.6%, 仅次于脑血管病本身[1]。我科近年收治的重症卒中病例中, 肺炎的发生率56%, 卒中后肺炎一部分是呕吐、误吸引起, 多见于脑出血, 大脑中动脉栓塞, 其他原因包括原有吸烟嗜好, 血液循环差, 免疫功能下降、咳嗽无力, 分泌物吸入、坠积等, 气管插管、反复吸痰, 鼻饲后反流都是卒中后肺炎的常见危险因素。卒中患者早期可有42%~67%发生吞咽困难, 轻中度吞咽困难一周后可缓解。50%吞咽困难会发生误吸。吸入性肺炎可分为吸入性化学性肺炎、吸入性细菌性肺炎。另外吞咽困难会造成营养缺乏, 免疫功能减退, 脏器功能衰退, 一旦发生肺炎, 病情可急剧恶化, 病死率明显增高。预防和积极治疗卒中后肺炎会降低卒中死亡率, 提高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2]。

由于重症卒中患者大多存在多脏器功能不全, 肺部炎症又会加重其他脏器功能障碍。2007年起, 应用抗生素联合应用血必净注射液治疗卒中后肺炎, 临床观察发现抗生素联合血必净治疗卒中后肺炎, 疗效优于两联抗生素合用的对照组。血必净注射液主要成分为赤芍、川芎嗪、丹参、红花和当归等活血化瘀药物, 能够改善循环, 清除血肿、坏死组织和细菌产生的内霉素, 对内霉素导致机体的损伤有保护作用。血必净能促进卒中后肺炎患者T淋巴细胞分泌白介素-2 (IL-2) , 表达CD25增强T淋巴细胞的增殖反应[3]。血必净还能抵抗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 内霉素的产生, 加强单核细胞、人类白细胞Ⅱ类抗原的表达, 促进免疫功能恢复。

将中药与抗生素联合应用, 两者作用机制不同, 可起到联合协同作用, 还可减少抗生素耐细菌的产生。本治疗组在治疗结束后体温恢复正常, 症状消失例数, 白细胞恢复正常数与对照组比均有统计学意义, 且治疗组中没有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参考文献

[1]Hinchey JA, Shepherd T, Furie K.Stroke praticei mprovement net-workiuvestigators.Formal dysphagia screening protocols preventpneurmonia[J].Stroke, 2005, 36:1972-1976.

[2]Katzan IL, Dawson NV, Thomas CL, et al.The cost of pneumonia after acute stroke[J].Neurology, 2007, 68:1938-1943.

后抗生素时代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本院2011年9月至2013年1月以来收治的肝硬化患者,从中选取因各种原因使用过抗生素的患者60例,随机分配成对照组和研究组,另选住院后1个月内未使用抗生素及益生菌的肝硬化患者30例为正常对照组。

1.2 方法

所有观察者均给予保肝、营养肝细胞、对症和支持等常规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在停止使用抗生素2周后加用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包含长型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商品名:金双岐,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规格210mg/粒,含活菌各5000000个/片),每日3次,每次4片,共治疗28d。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三组研究对象的内毒素和肝功能情况:研究组于抗生素使用前、抗生素停止使用后、益生菌使用前、益生菌使用后分别抽血查内毒素、肝功能;对照组于抗生素使用前、抗生素停止使用后分别抽血查内毒素、肝功能;正常对照组于入院后查内毒素、肝功能。其中肝功能主要包括丙氨酸转氨酶、谷氨酸转氨酶、白蛋白和总胆红素。血浆内毒素水平的检测:采用改良鲎试验法,试剂盒购自上海伊华临床医学科技公司,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2)观察两组研究对象自发性腹膜炎、肝性脑病、上消化道出血等并发症出现率情况。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组间均数比较采用两因素方差分析,组内比较采用q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三组研究对象的内毒素和肝功能情况(表1),研究组益生菌使用后LPS、ALT、AST、ALB、TBIL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研究对象自发性腹膜炎、肝性脑病、上消化道出血发生率情况(表2),研究组自发性腹膜炎、肝性脑病、上消化道出血发生率均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内毒素(LPS)存在于革兰阴性(G-)杆菌细胞壁外层,在细胞死亡细胞壁崩裂时释放或由活菌以发泡形式将其释出。肝硬化时肠道内毒素血症极为常见,可达90%,有研究已证实其与肠道微生态失调密切相关[2]。在肝硬化病情进展时,肠道发生菌群失调,部分G-杆菌过量增殖,产生大量内毒素;由于此时肝脏功能受损,无法完全清除内毒素而致其进入体循环;同时因为肠道黏膜屏障的结构破坏和功能减退,肠道细菌易位到小肠近端或胃内繁殖并产生大量内毒素,两种原因最终导致肠道内毒素血症。内毒素诱导机体巨噬细胞合成并分泌白细胞介素(IL)-2、IL-6及肿瘤坏死因子(TNF)α等多种具有生物活性的细胞因子,导致肝细胞大量坏死或凋亡,进一步加重患者临床症状,诱发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肝性脑病和肝肺综合征,甚至肝癌[3,4],严重影响肝硬化患者的预后和恢复。益生菌是利用对宿主有益无害的正常微生物或其促进物质制成的生态制剂,可以有效调整肠道失调菌群,恢复肠道微生态环境,抑制G-杆菌过量增殖,明显降低血清内毒素水平。在细胞因子水平上,微生态调节剂能够降低TNF-α、IL-6含量,升高IL-10、IL-2水平,抑制炎性介质的产生和减轻免疫反应对肝细胞的损伤,从而改善慢性肝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和肝功能。Zhang等在兔模型中发现双歧杆菌和肠球菌联用可以明显降低内毒素水平,改善凝血及肝脏功能,并且双歧杆菌和肠球菌的作用要优于乳酸杆菌。肝硬化患者免疫功能低下,加之肠道微生态失调,临床上容易发生各种形式的感染,故患者需用不同种类的抗生素控制感染。但是抗生素的使用,尤其是长期广谱抗生素应用可引起肠道微生态失调,加重肠道内毒素血症[5]。因此,如何有效应用抗生素控制感染,同时积极防治肠道微生态失调是一个比较困难和存在争议的问题。从人肠道微生态学的角度,要求首选不干扰正常菌群定植抗力的抗生素,在控制感染的前提下,不应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停用抗生素后,需用微生态调节剂尽快扶持,恢复肠道微生态平衡。吴晓雷的研究显示慢性重型肝炎患者早期、短时间使用抗生素联合选择性肠道净化,随后加用整肠生口服,更能有效地预防或治疗感染并且能够避免抗生素对肠道微生态的影响。Rishi等在动物实验中发现,将益生元与益生菌联用可以有效减少肠道菌群易位,对小鼠的肝衰竭具有保护作用。占国清等观察到整肠生和乳果糖联合使用会明显改善慢性肝病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内毒素血症水平,减少自发性腹膜炎、肝性脑病和肝肾综合征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肠道微生态失调与肝硬化内毒素血症的发生密切相关,而抗生素大量、广泛的使用更进一步加重其进程。肠道过度繁殖的G-杆菌产生的内毒素在肝硬化的病程中起着加速器样的作用。所以在综合治疗肝硬化时不应忽视肠道微生态失调的作用,尤其是由抗生素引起的微生态失调,利用微生态调节剂维护肠道微生态平衡,抑制这种加速器作用,对治疗肝硬化有着积极的作用,可为防治肝硬化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综上所述,对因感染使用抗生素的肝硬化患者规律服用益生菌后进行临床观察,了解其实际临床效果,为改善肝硬化患者的临床症状、实验室指标及减少抗生素使用带来的不良影响等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可取得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Norman K,Pirlich M.Gastrointestinal tract in liver disease:whichorgan is sick?[J].Curr Opin Clin Nutr Metab Care,2008,11(6):613-619.

[2]Nolan JP.The role of intestinal endotoxin in liver injury:a long andevolving history[J].Hepatology,2010,52(5):1829-1835.

[3]Bernardi M.Spontaneous bacterial peritonitis:from pathophysio-logy to prevention[J].Intern Emerg Med,2010,5(1):37-44.

[4]Yu LX,Yan HX,Liu Q,et al.Endotoxin accumulation prevents car-cinogen-induced apoptosis and promotes liver tumorigenesis inrodents[J].Hepatology,2010,52(4):1322-1333.

后抗生素时代 篇9

服用头孢类抗生素、咪唑衍生物和磺脲类和双胍类降糖药等药物后，一旦接触酒精，就会导致这种在临床上被长期忽略的“双硫仑样反应”（又称戒酒硫样反应，是由于使用头孢类药物后饮用含有酒精的饮品导致的体内“乙醛蓄积”的中毒反应），严重者可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药物遭遇酒精，诱发体内乙醛中毒。

双硫仑是橡胶工业的一种催化剂，早在63年前，哥本哈根的研究者发现，接触过这种物质的人如果喝酒，可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面部潮红、头痛头晕、腹痛恶心等一系列症状，便将其命名为“双硫仑样反应”。

酒精即乙醇进入人体后，正常的代谢过程是在肝脏内氧化成乙醛，继而氧化为乙酸，乙酸很容易进一步代谢，从而排至体外。一些药物成分中也含有类似双硫仑化学结构的化学物质，可以使得乙醛产生后不能进一步氧化成乙酸，造成服药者体内乙醛聚集，从而诱发中毒。

“双硫仑样反应”误诊率高达75%

能够引发“双硫仑反应”的常见药物包括部分头孢类抗生素如头孢曲松钠等，感染常用的甲硝唑、广谱抗生素氯霉素等，磺脲类口服降糖药以及双胍类降糖药等。

“服用上述药后，即使饮用一点酒，身体也会产生严重不适，可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面部潮红、头痛头晕等一系列症状。”“双硫仑反应”在临床上长期被忽略，误诊率可达75%，大约33％的医生对这个病一无所知。如果病人出现突如其来的心梗、心绞痛、低血糖、哮喘、急性胃肠炎、酒精中毒或酒精过敏等，接诊医生要考虑是否属于双硫仑样反应。除了医生在接诊后要询问发作诱因和用药过程，患者也应主动告知有无饮酒，有无服药。

另外，不光是抗生素，多数药物都要避免沾酒，80%至90%的药物不能和酒同时服用。像安眠药加酒精，就是个致命组合，可导致休克，甚至死亡。

服用药物后两周别喝酒

怎么鉴别普通醉酒和发生“双硫仑样反应”？医生提醒观察两个迹象：一是酒量大的人突然不耐酒力。二是酒后即刻发作，而普通的醉洒往往要经历从亢奋到少言寡语，最后呼呼大睡的过程。此外，头孢类药物停药1-2周内也会出现此反应。

因此，在服药期间以及停药后的两周内都不要饮酒。在此期间还要注意避开一些含有酒精成分的食品或药物，如酒心巧克力、藿香正气水、含酒精饮料等。(杨梅)

三种“灭火”药 你用对了吗?

在生活中，对于一些轻度的上火症状，多喝水可使其缓解，但是对症状较重者，喝水“浇”不灭火，就要适当用药了。

实火上蒸——喝水不管用型此类人群多表现为口干舌燥、嗓子冒火，患者的口渴感非常严重，会不停地喝水，一般喝水量非常大。但是，喝过水后，症状仍然不能缓解。中医认为，这类病人多为实火上蒸所致，应选用一些清热泻火、生津止渴的药物，比较常见的有黄连上清片、牛黄解毒片、牛黄上清片等。

阴虚火旺——需要润嗓子型此类人群的口干多不大严重，渴的感觉相对较弱。患者的喝水量也不多，喝水仅仅是为了润润嗓子，中医有个准确形象的描述叫“但于漱口，不欲咽下”。此类患者可选用金果饮、麦味地黄口服液、知柏地黄丸等进行滋阴降火、养阴生津治疗，效果较为明显。

湿热口黏——口黏腻不爽型这类病人除了嗓子干疼外，还伴有“口中黏腻不爽”的感觉。对于此类患者，应当选用一些化湿的药物，如龙胆泻肝丸、甘露消毒丹等。(柯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