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格局

关键词： 媒体 电视 传统

传统格局（精选八篇）

传统格局 篇1

舒朝霞表示, “十一五”期间新型煤化工示范工程基本取得成功, 神华集团的煤制油、煤制烯烃等项目都已平稳运行且效益良好。目前, 国内已投产或在建的新型煤化工项目, 已形成168万吨/年煤制油、158万吨/年煤制烯烃、151亿立方米/年煤制天然气、20万吨/年煤制乙二醇的规模。若规划的大量煤化工项目全部建成投产, 将会形成2000多万吨/年的产能, 从而给现有石化市场格局带来巨大冲击。

我国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 国家区域性规划战略对中西部的扶持力度明显大于沿海地区, 该地区拥有的资源优势也将通过工业化进程逐渐显现, 未来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将高于沿海地区, 市场需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步伐也将加快, 化工产品需求向西部转移也将不可避免。这样, 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形成的大量石化产能压力可能会升级。

传统格局 篇2

中国传统史学的繁荣兴盛，其重要原因是中国具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这两条互动、互补又互相排抑的发展轨道。而形成组织化、制度化并且连续发展的官方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区别于西方古代史学的显著特点，‘自方和私家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史学活动主体，视野、价值观、利益诉求不可能完全一致，而处于不断的矛盾与磨合之中，交织出多彩的史学景观，演绎着丰富的规范与理念。因此，欲深入研究中国史学史，就有必要考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和运行机制。

一、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

一个上古民族，是否能够产生原发性的历史学，实为或然性，而即使产生史学，其形式和途径也非一定。这从世界各地上古文明的对照和中西史学的比较即可看出:第一，文明发达很早的古埃及，仅存丰富史料并未产生本民族原发的史学，原因是古埃及缺乏自觉记史意识与强劲的记事求真理念。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需要发明文字和具有相当程度的历法，需要大事件的激发，更需要一定社会背景下产生强劲的记事求真意识。第二，西方史学的产生，可以从古希腊说起，“希腊人是史学创始人，正如他们也是科学和哲学的创始人那样。欧洲的史学无须向更古的时代追溯了”扭，其标志性成果是希罗多德撰著的《历史))(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因此，西方史学实际是从私家撰史诞生的。 然而中国史学乃是从官方产生，这是与古希腊完全不同的途径。在西周武王伐封之后，统治者面对殷商“顽民”的反抗，总结殷商灭亡的原因，同时思考如何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形成“殷鉴”。

二、私家史学的勃兴与超越

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辉煌发展的兴盛时期，众多学派兴起，百家争鸣是其重要特征;而伴随百家争鸣的进行，私家著述也大量产生，此为先前没有的文化现象。春秋时期，即使儒学创始人孔子，也未曾撰著个人的著述，这主要不是因为其文化程度和能力的限制，乃是整个社会与时代并未形成私人撰著的需要。所谓孙武撰《孙子兵法》，乃是缘于传说的不可靠记述，“孔子作《春秋》”的说法也缺乏实据且疑点重重，皆不足为训。但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派蜂起，相互争论，诸子百家为扩大社会影响、压倒异说，产生了撰辑著述的需要;而为了学派传承的广远，也不能单凭口耳相传，需要付诸文籍。这样，私家著述的涌现成为必然的趋势。诸子的论说各自汇集为书，一些传说、故事和实用知识编纂成型，私家的历史撰述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不少私家著述实际并非一人所作，如《墨子》《庄子》之中，既有本人之文，也汇入后学撰述，《管子》更是多种学派文献的杂编，学士将一些论说和撰述归属于本学派或某学派的创始人，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常例。

在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学派，既比其他各家渊源较长，又热衷于招生授学而徒众亦多，其内部支派分立，理念参差，学术深浅不一，可谓处于“杂儒”泛泛的状态。但秉承孔子“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Cs7 }-}}f}}n;的遗训，儒家比其他学派更重视历史、重视历史文献，则为共同的特点。在私家撰述风生水起的背景下，不能像孟子、荀子等自成一子的许多儒学士人，不仅编辑、整理、解释《诗》《书》《易》《礼》等文献，而且编撰了《左氏春秋》①、《国语》等史籍。《左氏春秋》和《国语》，是战国时期私家撰史的代表作。《左氏春秋》后称《左传》，其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著名先秦史学家徐中舒的说法比较可信，要点是:《左氏春秋》起先乃贵族盲人左丘明开始讲说。

三、官修《东观汉记》与史学发展新格局

《史记》取得辉煌的史学成就，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面世之后，立即引起广泛注意，许多学者接续撰写，私家史学的发展远远超越了官方，西汉自司马迁之后，自方史学儿乎看不到任何起色。但是，在《史记》成就被肯定的同时，也泛起批判其思想倾向的声浪，西汉末年，扬雄就曾指责《史记》述史“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而东汉初续写《史记》的班彪，则批评司马迁“薄五经”、“轻仁义”、“贱守节”等等，“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用语可谓十分尖刻。因此，司马迁所开辟的史家个性发展的路径，在私家学者中就遇到反制，而官方也随之作出相应的史学举措。 班彪之子班固承袭其父的撰史成就和史学思想，并且作出重要的改变，即决定将西汉的历史断代成书，摈弃了接续《史记》的撰述模式。班固认为:司马迁不仅在历史观点上“其是非颇谬于圣人”《马迁传》，而且那种通史的写法也是把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同样有不敬之嫌，于是“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明帝“十岁能通《春秋》”，后又“学通《尚书》”，具有相当的史学造诣。他对《史记》的思想倾向很不满意，后曾公开对文臣宣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而阅读了班固《汉书》文稿，则十分赞赏，在对不同的私修史既有厌烦、也有赏识的感受下，受《汉书》体例和宗旨的启示，遂决计由官方纂修当朝的.纪传体国史，将史学拖向依附于朝廷政治的路径。 《东观汉记》的纂修在东汉是间断性地修纂，即积累一段时期后，由皇帝或其他执政者提议，再接续编撰。根据前引班固事略，可知于汉明帝时纂修伊始，就创立且编撰了“载记”，说明当时己经作出体例的全面规划。此后，汉安帝至顺帝、汉桓帝至灵帝两大段时期也取得重要进展。汉安帝时邓太后重视文史典籍，她亲自部署纂修《东观汉记》事宜，先后儿次令文官刘珍、刘驹腻、刘毅、李尤等人撰述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以及史表，整理修订本纪。汉顺帝时，多名文官接续这些纂修工作，撰成“诸王”、“王子”、“功臣”等传、《南单于传》《西羌传》以及《恩泽表》。

四、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

东汉建立的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对此后的社会文化、民族关系都产生很大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第一，挽救秦朝、西汉官方史学的衰退局面，使之复兴。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史学从官方产生，但战国时期私家史学己经发展到超过官方的水平。秦始皇在武力统一全国的进程中，灭裂六国历史载籍，而秦国的历史记载又很不健全，司马迁曾慨叹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口月，其文略不具。”田卷《六国年耕》西汉官方虽然在儒学经典的恢复和促进文学发展上均有不少建树，但史学作为甚寡，西汉朝廷有记事性“注记”(又称“著纪”)，现存资料却见不到朝延对这种记史体制的描述，说明记史制度己经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为秦火，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官方史学状况难于考知，但《竹书纪年》能够表明己比春秋时期有所进展，而秦与西汉的官方史学，反不及战国时期。东汉对《东观汉记》的撰修，抵消了司马迁另一史学途径的影响，扭转了官方史学停滞、衰颓的局面，不仅修成一部影响很大的纪传体史籍，而且带动了记史体制的发展。东汉坚持了“汉之旧典，世有注召纪第十’“脾’召纪》的记史方式，还创造了宫内“起居注”的载籍形式，启示了西晋以后的记史制度的建设。此后，‘自方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就是在东汉的基础上再度兴起的。东汉不仅是汉朝的“中兴”，同时也是官方史学的“中兴”。

第二，东汉将官方与私家史学的关系，进行了成功的整合，构建了史学发展的新格局，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自方的记史制度虽在春秋时期即己扩展到各个诸侯国，但编年记事的载籍乃藏于宫廷，并不传播。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兴起，虽然官方一些“语”类、“书”类、“谱煤”类文献，可能有所流布，但编年史记依然封闭，连《竹书纪年》之书也如法秘存，直至随葬而少人知晓。可见当时官方史学与私家记载之间，尚未构成充分互动的社会结构，致使史学发展持续性的链条存有脆弱的一面，秦朝与西汉官方史学的衰微，即是这种脆弱而的反映。裔，国号为大夏，鲜卑宇文氏自称炎帝神农氏之后，其政权命名为“周”，诸如此类，儿乎所有少数民族政权均采用历史上己有过的国号，如“燕”、“赵”、“秦”、“汉”、“齐”等。

互联网如何改变传统影视产业格局 篇3

本已经无法在院线上映的《采访》（The Interview）最终通过互联网获得重生，互联网剧集《纸牌屋》（House of Cards）、《透明家庭》（Transparent）等叫好又叫座，大卫·芬奇与伍迪·艾伦等也纷纷投身互联网电视剧制作之中，原来只在互联网上流行的《十万个冷笑话》最终登上大银幕上并获得了成功，

在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票房市场，一场风暴正在渐渐聚集嘶嚎。互联网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刻地楔入传统影视市场的固有领地，不仅仅是观影方式、发行渠道发生着变化，单纯的渠道方也纷纷选择升级成为内容制造者，而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从业者则选择了与互联网融合，在变革和扬弃背后，传统产业格局和模式正迎来本质性的嬗变。

1895年，卢米埃兄弟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地下室为观众放映的《火车进站》（L'Arrivée d'un train en gare de La Ciotat）标志着电影的诞生，100多年后，在互联网的洗礼和推动下，电影这门第七艺术或许又将再迎来另外一次新生。

《采访》风波

2013年3月，当今好莱坞喜剧演员“烂仔帮”（Frat Pack）核心成员之一的赛斯·罗根（Seth Rogen）与索尼影业（以下简称“索尼”）旗下子公司哥伦比亚映画（以下简称“哥伦比亚”）签约编导演电影《采访》（The Interview），这部惯用大量罗根式恶俗桥段的讽刺喜剧虚构了两个电视节目制作人策划在采访过程中刺杀金正恩的荒诞经历，在片中最终两人成功完成了计划，朝鲜最高领导人被火箭弹炸死。电影原计划在3800块屏幕上放映，业界预测它首映成绩约在2500万美元左右。

然而，随后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这部普通喜剧电影所能承担的分量，最终渐渐演化成一场涵盖国家斗争、文艺和言论自由及互联网恐怖主义的闹剧。

2014年6月，朝鲜驻联合国大使称该片的制作和上映相当于“战争行为”，朝中社致信奥巴马要求后者取消该片上映，朝鲜方面威胁如果哥伦比亚公司上映《采访》的话将会对美国采取“残酷报复”，哥伦比亚被迫将原定首映日期推延2月至12月25日并对电影进行了重新剪辑。

2014年11月，索尼遭遇黑客组织Guardians of Peace入侵并要求索尼放弃《采访》的放映，12月16日，黑客组织GoP宣称将对放映The Interview的影院发动恐怖袭击，次日，在包括AMC、Cinemark等在内的北美主流院线出于安全考虑取消该片放映之后，索尼宣布放弃在院线上映该片，也不会以VOD或DVD等方式发行该片。

据《名利场》（Variety）报道，这部命运多舛的电影制作成本为4400万美元，如果取消放映的话，将给索尼造成包括宣发费用在内的7500万美元的损失。

但是在业界和包括奥巴马等人的一再呼吁下，《采访》最终迎来转机。

去年12月23日，索尼宣布圣诞节在纽约的331家独立和艺术院线作有限放映《采访》，12月24日，索尼宣布观众以14.99美元的价格就能在Google Play、Xbox Video、YouTube等视频网站上购买该片，租赁只需要5.99美元——相形之下，北美院线2014年的平均票价为8.12美元。

“我们不必回过头来说我们应该去探索更多的选择，因为那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索尼主席迈克尔·林顿（Michael Lynton）认为片方一直都在尝试多样化的发行方式，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形式，而这次的停映风波则给了他们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他打电话给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询问线上放映《采访》时，后者告诉林顿这正是 谷歌 期待已久的。

结果，《采访》破釜沉舟式的尝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数据显示，在线上平台发布后10小时内就有超过20万人通过BT等方式下载了本片，第20小时，这一数字暴涨至75万人，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The Interview 的下载量已经超过150万次。

本片线下首映日票房约为100万美元，周末4天的累计票房超过280万美元，而线上放映的总票房则达到了1500万美元，成为当年YouTube和Google Play上的票房冠军，并超过2012年的《套利交易》（Arbitrage，1400万美元）成为索尼史上票房最高的线上发行电影。截至2015年1月4日，The Interview在线上共取得了超过3100万美元的成绩，至2015年1月22日，该片在线下的票房只有606万美元。

破壁者Netflix

NATO（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re Owners，美国电影院业主协会）副总裁柯克兰（Patrick Corcoran）对《采访》通过互联网绝境逢生的经历还是怀着不置可否的态度，他坚持“游戏规矩还没变”。

“我所尊重的东西里，不包括‘规矩’。”

在Netflix热门电视剧《纸牌屋》中，凯文·史派西扮演的安德伍德如此评价自己，在不到20年时间里成功实现两次转型——从传统DVD租赁到线上流媒体，从渠道方到内容制造者——的Netflix现在对好莱坞传统产业格局的态度同样如此。

这家创立于1997年的DVD租赁服务公司在2002年就成功上市，到2005年单日平均出租超过100万张DVD，到2007年2月，累计出租10亿张DVD以上，也正是从此时起，Netflix 开始逐渐转型，将业务核心转移到了线上流媒体服务上，最初，他们只有1000部左右的作品提供给观众在线VOD观看。同一年，Netflix最大的竞争对手Blockbuster全力推进主打邮寄DVD的Total Access服务，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7年第一季度，Blockbuster 的订阅用户超过300万，单季用户增长人数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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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限于内容和技术等方面的限制，主流用户还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接受在线观看，但Netflix走这第一步绝对没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将把内容推送包括手机和电脑在内的所有和互联网关联（Internet-connected）的屏幕上去。”Netflix时任CEO里德（Reed Hastings）极为看重公司的互联网战略。

2010年，全美 DVD 和蓝光碟的销售额从26亿下降到21亿美元，家庭娱乐花费从46亿下滑到42亿美元，与此同时，数字版销售收入上涨了9%，线上租赁和流媒体播放收入大涨33%达到近7亿美元。这一年，Blockbuster 不得不申请破产，Netflix成为北美用户夜间使用流量最大的网络服务，并最终在2011年完成了对DVD租赁服务的剥离。

为了实现向流媒体服务的转型，Netflix遭遇了巨大的损失，2011年第3季度用户大跌约80万，创造了此前7年从未有过的纪录，2012年第3季度，Netflix的利润下滑约88%，公司股价从最高峰时的295美元左右暴跌至不到54美元价位，公司市值从150亿美元缩水到约33亿美元。

然而，陷入无以复加的低谷之后，Netflix在向流媒体转型过程中的投入和坚持最终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凭借用户稳步增长、《纸牌屋》等自制剧的良好口碑以及流媒体服务的发展成熟，进入2013年，Netflix重振发展势头，年度营收达到43亿美元以上，公司股价最高攀升至450美元以上，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Netflix国内流媒体用户从2012年的2700万人约增长至超过3600万人，前三季度收入超过34亿美元，公司市值稳定在200亿美元以上。

“在HBO成为我们之前，我们要先成为HBO。”早在2013年，黑斯廷斯就已经认识到内容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在尝到从传统租赁服务转型流媒体的甜头之后，这家公司又早早地把目光投向了更核心的内容制作业务上。

它在和HBO、Showtime等有线电视网的竞争中胜出，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分析，选择与凯文·史派西、大卫·芬奇联合打造政治剧《纸牌屋》，一次性预订了26集并为此投入了超过1亿美元的制作成本。

“Netflix是唯一一家告诉我‘我们相信你，我们的数据告诉我们的用户会看这部剧’的公司。”在爱丁堡国际电视艺术节上，《纸牌屋》主演兼监制凯文·史派西指出了 Netflix 现在特有的优势——拥有全美最多订阅用户的媒体平台以及由此积累起来的用户数据。

这套一季一次性放出的剧集为Netflix取得了巨大的回报，在两年的时间里共获得了22项艾美奖提名以及7项金球奖提名 ：第一季在2013年就获得了9项艾美奖提名，成为史上首套获得主要奖项提名的网络独播剧；扮演安德伍德妻子的女演员怀特（Robin Wright）获得了当年的金球奖最佳电视剧女主角，成为史上因为网络独播剧获奖的女演员，获奖次日，Netflix 股价涨幅超过1.4%。

同时，Netflix还制作了被Fox电视网砍掉却颇有口碑的电视剧《发展受阻》（Arrested Development），推出的讽刺喜剧《女子监狱》（Orange Is the New Black）也备受好评，2014年，Netflix投入了约3.2亿美元进行原创内容制作，其中就包括了这家公司首次参与制作的电影《卧虎藏龙2》——当然，这部电影到时候也会在线上和院线同步上映。

去网上卖电影

1948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派拉蒙案”做出裁决，认定大制片厂涵盖制作、发行和放映的垂直垄断违反了反托拉斯法，将大制片厂的电影制作和院线放映两块业务强行剥离，以此促进公平竞争、扶持中小片厂及独立制作。

然而吊诡与讽刺的地方在于，现在，院线和排片依然为大制片厂、大制作所把持。

数据显示，在2013年全球共产出622部电影，取得超过300亿美元票房收入，将近75%的市场被华纳、迪士尼、派拉蒙等传统大制片厂占领，加上梦工厂、狮门、韦恩斯坦等片厂，则93%以上的票房被上述这些制片方瓜分。只有不到160部的制作成本超过100万美元，不到100部的成本在1500万美元以上，而票房前25位的电影总成本就超过35亿美元，票房前50的电影的收入则超过150亿美元。

虽然巨亏作品并不鲜见，但是对好莱坞的传统模式而言，大投入大产出依然是一条依然被奉为圭臬的法则。尽管有独立电影节的版权买卖、DVD租赁销售、海外版权收入等方式，中小片厂及独立电影的生存发展空间依然不断受到挤压。

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显然成了他们自然而然的选择。

2011年，投资不到340万美元的独立制作《利益风暴》（Margin Call）在院线上映，总票房仅有约535万美元，然而通过“同步发行”（day-and-date）方式在网上进行的VOD放映为制片方取得了约500万美元的收入。

“我们本以为VOD会降低电影的收入，不过很显然我们想错了。”制片人之一的道森（Neal Dodson）如此评价。

在好莱坞的传统商业模式下，从院线上映到DVD发行及视频点播上线之间的发行“窗口期”高达3个月，面对互联网所带来的巨大回报，包括华纳、索尼等大制片厂在2011年就提出了将“窗口期”缩短至60天就推出 VOD 的计划，最终遭到各大院线的联合抵制。

同一年，Netflix时任首席内容官桑德斯（Ted Sarandos）对传统院线方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们之所以要想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发行大电影，就是因为院线所有者老是阻碍创新和发行，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在整死院线，也是在整死电影。”

相比局限在纽约、洛杉矶等不多几个城市的艺术院线和观众，互联网上的“长尾效应”能够最大程度地为中小片厂及独立制作提供传播平台，而相对传统院线而言，线上的发行渠道能够为中小制作及独立电影提供更多的宣传支持、更高的分成及更合理的放映轮次安排。一般而言，中小制作及独立电影在线上渠道有着更多的发行选择，他们可以采取“终极点播”（Ultra VOD）的方式，以更高的价格在线上提前放映电影，或者，他们也可以使用“同步放映”的方式以相对较少的价格在线上同时放映院线电影。

传统格局 篇4

关键词：新媒体格局,新媒体,传统电视媒体,优势,新闻,突围

新媒体格局的特征

新媒体格局, 相对于传统媒体格局而言。在互联网诞生之前, 报刊、广播、电视以传统的大众传播方式 (单向性传播) 向社会公众发布信息、提供服务、教育娱乐等交流活动, 形成了传统媒体传播格局。近年来, 随着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新术的普及应用, 以网络媒体、手机等移动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应运而生, 其传播方式呈现双向交互性等新的特点。21世纪以来, 新的媒体格局逐步形成, 其最大特征就是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和以互联网、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共存共融。

新闻是媒体产业的主动脉, 也是网络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几年来竞争的制高点。在共存共融的新媒体格局下, 传统媒体已经深切体会到, 由于传播方式和传播技术的先进, 在新闻内容、采制速度、传播范围等各方面, 新媒体已经日益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新媒体格局下, 传统电视媒体还有哪些优势?其新闻传播的出路和方向在哪?近几年, 传统媒体一直在探索实践寻求答案。

新媒体的新闻传播优势

与传统电视媒体相比, 新媒体在新闻传播竞争力方面, 主要具备四方面独特的优势:

传播速度的即时性。新媒体利用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 改变了电视媒体“线性”传播的劣势, 随时随地发布信息, 特别是在无法预知的突发事件面前, 新媒体传播信息方便快捷的优势更加凸显。比如汶川地震发生后, 震中地区出现了电话广播电视等通讯信号中断, 此时网络媒体首当其冲, 地震发生数分钟后即发布消息, 并通过网络随时更新发布灾区最新动态, 使各地人民的抗震救灾、捐赠等活动得以有效进行。

传播内容的丰富性。新媒体海量的信息存储和全方位的搜索链接功能, 文字、图片、视频突破传统媒体版面和时间限制, 内容不仅数量多种类全, 而且针对同一事件可以集合多种信息源, 解析角度更全面, 观点更多元。

传播范围的广泛性。与传统媒体的传播相比, 新媒体信息传播的范围更广, 具有一种全球性。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传播范围固定区域化的束缚, 其受众遍及全世界。另一方面, 传播者也打破传统媒体固定专业人员的限制, 全球网民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 甚至个人网站也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全世界网民关注的对象。比如最早报道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的, 就是美国的一位年轻人马特·德鲁吉开设的个人网站。

新闻传播方式的交互性。电视作为大众媒体, 其“我播你看”单向性的信息传递方式, 反馈性和互动性差一直是难以克服的问题, 而这恰恰是新媒体的优势, 新媒体带来了传受双方的双向互动传播。网民不仅可按自己意愿选择信息, 也可以直接发送消息, 发表观点, 讨论话题。

电视媒体的优势及突围之策

新媒体格局下, 电视媒体必须理智而清醒的认识到, 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应该理清自己的定位和优势, 扬长避短, 取长补短, 走整合与互动之路, 与新媒体谋求共同发展。在新闻传播方面, 电视媒体也具有新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

电视媒体的真实性。虽然在新闻时效性上, 电视媒体的直播手段依然无法与新媒体随时随地发布信息的先进性相抗衡, 但是作为国家主流媒体, 电视新闻在信息采集、制作、编排和播出的过程中, 都有着较为严格的审查、把关和监控, 严禁虚假新闻报道。记者在采访时或亲历现场, 或多方求证, 或查找权威资料, 反复核实, 保证新闻的真实性。比较而言, 新媒体的自由度和个人化色彩更重, 为了赶时效, 发布的信息难以证实真假难辨, 却依然被不停复制和转载, 甚至成为谣言和假新闻的集散地。比如遭受强拆之痛的“苏紫紫”竟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炒作,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网络名妓”若小安竟是男儿身。因此, 恪守新闻职业道德, 确保新闻的真实性, 可以使电视在内容真实性上和媒体的公信力上保持足够的强势。

电视媒体的权威性。媒体权威性的衡量标准, 是受众对媒体发布的新闻的采信度和认同程度。采信度、认同度高, 权威性就高;采信度、认同度低, 权威性就低。电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 倚靠其强大的背景和资源, 与各级党委、政府职能部门、官方机构以及权威团体保持密切联系, 在主流化视频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中, 占据着垄断的地位, 在公众中形成了较高的权威性。相反, 新媒体虽然信息内容丰富, 但信息来源渠道多元, 道听途说不加核实者, 吸引眼球夸大其词者, 别有动机蓄意造谣者层出不穷, 这些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新媒体的权威性。因此, 电视媒体要深入社会, 能够在新闻事件发生后, 在权威部门拿到第一手的真实情况,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其权威性必然会继续赢得受众的青睐。

电视媒体的专业性。网络等新媒 (下转第195页) 体虽然在信息发布速度和内容丰富性上占有很大的优势, 但同时信息碎片化, 缺乏严谨性, 对于信息深层次的挖掘显得尤为不足, 往往出现的局面是:仅仅讲“是什么, 结果怎样”, 而且热衷于复制转载。而电视媒体则不然, 电视媒体规范化的管理、专业化的设备, 职业化的采编队伍, 决定了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 通过专业的整合、梳理、提炼、延伸, 不仅要讲新闻的前因后果, 更注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深层评论, 使同一则新闻事件解读出独特的角度和更深度的意义。因此, 电视媒体若继续保持此优势, 需更加苦练内功, 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电视媒体的贴近性。新媒体的全球性特征, 虽然使得每条信息都拥有了面向全球受众的机会, 但同时, 针对一个区域的受众做接地气的深度开发, 新媒体还显得力不从心。而作为传统电视媒体, 特别是地面频道, 经过多年的精耕细作, 在当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种天然的贴近性如果能够通过有效手段加以强化, 比如关注当地百姓衣食住行的民生新闻, 为百姓生活排忧解难的帮扶类新闻, 电视媒体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区域化优势。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电视媒体和新媒体各有优劣,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 传统电视媒体不仅仅要扬长避短,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还需要取长补短, 向新媒体学习, 更应与新媒体合作, 完成自身的升级和转型。2013年国家广电总局的重点工作之一, 是“以多媒体和全媒体为发展方向, 加速传统媒体升级和战略转型”。电视媒体该如何升级和转型?其核心路径就是打造立体传播平台, 加强与新媒体的整合与互动。首先以电视媒体为主阵地, 建立自己的官方微博、微信和专属手机APP, 让自己的新闻能够多渠道推送;其次加强与现有品牌新媒体的合作, 比如新浪网、搜狐视频、百度、天涯社区等, 通过话题讨论、活动营销等方式加强与受众之间的互动。电视媒体通过立体传播平台, 不仅稳固原有的电视观众, 更可以开发潜在的受众。

参考文献

[1]王刚:新媒体格局下传统与创新的平衡[N]大连晚报2011.11.5

[2]谢诚:传统电视媒体的优劣势分析[J]视听界2013.7.31

[3]熊忠辉:新媒体环境下, 电视的优势在内容[J].视听界2009.1.3

传统格局 篇5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经济、社会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它是我国农耕历史的主要见证，是华夏民族的文化之根，凝聚着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我国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在当今我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浪潮的影响下，传统村落正处于数量不断减少、特色逐渐丧失的境地，更好地保护和利用传统村落这一宝贵资源势在必行。

为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三部门分别于2012年、2013年、2014年联合公布了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国共2 555个村落入选。河南省素来为我国文化大省，拥有大量的历史建筑群，省域范围内，特别是豫北、豫西、豫南山区遗存有数量较为可观、造型独特精美的的传统村落。在“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河南省以总数99个传统村落位居全国第九位，其中石碑凹村因其独特的村落空间形态、典型的地域建筑色彩、厚重的历史纪念意义、强大的聚落防御功能等特色，于2013年入选河南省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一、石碑凹村传统村落概况

石碑凹村位于北邙之上，洛阳市孟津县常袋镇东南，原为洛阳县城的一个古村落。石碑凹村村域面积为4.4平方公里，村落整体占地面积为620余亩，现有常住人口2 396人，村落规模较大。石碑凹村原名“宣武村”，相传因靠近北魏宣武帝元恪的景陵而得名[1]。北宋初年，开国元勋石守信选择此处“不是帝陵，盛似帝陵”的风水宝地开辟成石守信家族墓地，后因豪华墓室被农田掩盖，地表石碑林立，蔚为壮观，遂更名为“石碑凹村”。石碑凹村现居村民以张姓居多，张姓始祖张绍述于清雍正时期由朝阳镇官庄村迁居至此，位于石碑凹村南面的明清古寨由张姓家族于清道光年间修建。

石碑凹村上千年的历史雕琢出足够能代表该村落的四张名片：名碑、名寨、名居、名院，其中名碑两座，名寨1座，名居10处，名院1处。石碑凹村村落内所拥有的10所深宅大院，极具明清建筑风格。最早的民居建于道光二十三年，自西向东，依次建于咸丰年间、光绪年间，最近的民居建于民国七年，时间跨度达二百年。其过往今昔、荣辱兴衰无一不是中国近代史的写照。

二、石碑凹村传统村落格局

（一）“太极”象形村落格局

注：图1、图2及文中相关数据均来自全国传统村落管理信息系统网

注：图1、图2及文中相关数据均来自全国传统村落管理信息系统网

石碑凹村的村落选址及格局构思巧妙。石碑凹村三面环沟，符合豫西邙山地区古村落选址的“一不离沟，二不离凹”的说法，既可避风聚气，又可方便生产。石碑凹村古寨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张姓十四世祖太然、太和主持修建古寨。崇尚耕读的张姓家族，利用邙山上沟下凹的有利地势，巧妙地将古寨与自然地貌相结合，依山顺势，历经百年建成位于地表之下的一座大型开放式地扎坑窑院，将古寨建造成“太极”形态：石碑凹村古寨整体格局为“外圆内方、袖里乾坤”，俯视鸟瞰，寨上高处为阳（乾），寨下低处为阴（坤），恰似两条交合的阴阳鱼，构成一幅太极图，堪称玄妙[2]。

（二）象形村落格局形成原因分析

聚落格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地形和水文地区的特征，也受各地社会文化习俗的影响[3]。我国的传统村落空间格局通常分为团状、带状、梯形、象形等形态。其中，象形村落整体格局通常表现出一定的特殊含义或精神向往，模拟典型的图案，以突显村落规划建造者的某种心理趋向。正如李约瑟所指出，“再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么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城乡中无论集中的，或者散布在田庄中的房舍，也都经常地出现一种对‘宇宙的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意义。”[4]石碑凹村“太极”古寨由出身耕读世家的张姓祖先建造，其特殊形态或许是建筑设计者追求万物和谐、宁静祥和的太极思想的外在体现。

三、石碑凹村传统村落功能

（一）住防合一的聚落功能

聚落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包括城镇与乡村两种基本类型。居住功能是所有聚落的共有功能，除此之外，聚落或兼具经济、行政、交通、军事、宗教纪念等其他功能[5]。其中防御型传统村落的典型景观有兵寨、关隘、垛口、烽火台、城墙等。石碑凹村古寨本身具有强大的防御功能：高大的寨墙、坚实的寨垛、牢固的寨门、加之砖石门墙和厚重木门，使整个古寨固若金汤；三条地道为村民躲避匪患战乱提供了藏身之所，其防御体系至今令人叹止。

古寨内主体建筑由一排共计十余座坐北朝南的明清宅院组成，砖木结构的明清建筑错落有致，镂空木窗，精美雕刻，古色古香，屋脊上是雕花青砖，虽已破损，依然透出大户人家的气派[6]。庭院内种植梧桐、石榴等树木花卉，一派清幽典雅的恬淡宜居环境。

（二）古寨防御功能的形成原因

战争与社会动荡是石碑凹村古寨防御功能形成的主要原因。河南地区地处中原，历史上兵匪战祸频繁，无论平原还是山地，许多村子都建寨墙，俗称“打寨”，形成堡寨以防乱世[7]。近代以来，河南地区由于受到各种农民起义、民族纷争、外国侵犯等等战争的影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清政府为应对混乱局势，要求地方政府加强团练制度，积极修筑圩寨。这对河南地区村落格局及型制产生了很大影响，聚落的防御功能应运而生。石碑凹村古寨修筑于清道光年间，此时鸦片战争爆发，局势动荡不安，张姓十四世祖太然、太和由此开始修建堡寨，防御外敌，保卫族人及村民。社会因素极大地影响石碑凹村古寨防御功能的形成。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石碑凹村是河南省内为数不多的象形传统村落，且具备较完善的防御体系。明清风格的民居建筑较具特色，是河南省传统村落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目前石碑凹村保护利用现状为部分保护、其余闲置。由于古寨村民大多选择搬出来生活，居住在传统村落内的居民数量仅剩13人，传统村落内显得空荡孤寂。传统民居历经岁月侵蚀，再因缺乏必要的维修保护，许多精美民居建筑已严重倒塌损坏。石碑凹村传统村落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之后，已制定相关保护规划，希望相关部门可依据规划切实加强对石碑凹村传统村落的保护，使保护措施落到实地。

参考文献

[1]河南省住建厅文化厅省文物局财政厅.河南省传统村落名录(图册)[Z].2014-12.

[2]全国传统村落管理信息系统网,http://village.mohurd.gov.cn/.

[3]王娟,王军.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村落选址及其风水景观模式[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17-21.

[4]李约瑟.中国科学与文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5]周宏伟.基于传统功能视角的我国历史文化村镇类型研究探讨[J].中国农史,2009,(4):92-101.

[6]孟津石碑凹村:清代古寨藏地下老人固守百年老宅[EB/OL].大河网,2013-07-11.

传统格局 篇6

上访不如上网——检察机关反腐又一利刃

2010年5月, 重庆市检察院在热门论坛“天涯论坛”正式注册了官方ID——“重庆检察”网络流动服务站, 6月21日, 又与重庆晨网联手合作推出“阳光检察”网络大平台, 向网民宣传有关法律及举报知识。

“重庆检察”网络流动服务站实行24小时盯网制度, 随时在网上展开巡检, 如有需要回复的热点问题, 便通过“重庆检察”ID进行回帖、跟帖。该流动服务站还承担着收集网民意见建议、接受网民举报申诉的任务。

“重庆检察”在网络首次现身, 便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网友赞扬“重庆检察”在网络的出现, 反映了检察机关直面网络、主动创新的作风。“重庆检察”成为检察机关“网络反腐”走出的第一步, 是反腐的又一利刃。

制度化规范——职侦手段改变为“由证到人”

2010年7月21日, 重庆市检察院出台了《网络举报 (控告、申诉) 信息处置试行办法》 (下称《办法》) , 规定将各大论坛上的举报 (控告、申诉) 信息作为举报的重要线索来源, 进行规范化管理。《办法》要求相关机构和人员每天对互联网进行巡检, 主动从各大网站及其论坛中收集举报、控告、申诉信息;相关业务部门在接收信息后3个工作日内, 反馈情况;不及时报送、处置重大线索的, 要给予纪律处分。

“‘网络反腐’改变了传统的‘由人到证’的职侦手段, 改为‘由证到人’更加符合刑法规范。”重庆市检察院党组成员、职务犯罪侦查局局长梁田说, 网络已经成为职务犯罪侦查人员收集线索的重要来源, 以前职侦工作一般是根据举报某个人再去搜寻犯罪证据, 如今一些犯罪线索在网上得以披露, 检察机关先掌握犯罪事实再确定犯罪嫌疑人, 这使检察机关办案更加得心应手。

利剑有双刃——防止网络带来的误伤

通过网络反映腐败问题, 是法律赋予网民的权利, 但反映问题要基于事实, 不得泄私愤, 不得损害他人权利和打击报复。凡是诬告、诽谤等构成一定影响的, 司法机关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2010年以来, 重庆市检察机关接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举报有1000多件, 而网络举报有430多件。其中, 对党政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举报占四成, 涉及处级以上干部居多;反映民生、民利的举报占了五成左右, 这说明侵害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 与百姓利益相关的行业、领域, 需要重点反腐。

传统格局 篇7

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陆续公布,中国传统村落数量已达2555个,其中以山地丘陵地区为主的滇、贵、川、渝西南四省(市)共有1075个,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大量虽未能纳入名录但具有较大价值的传统村落仍然散布在山水之间,无论从数量还是价值来论,在我国传统村落谱系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农耕文化、乡土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针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村落保护利用状况、社区层面保护理论、乡村建筑与景观、保护评估、保护技术研究等方面;关于山地村落的研究侧重于建设条件研究、建设模式、建设技术等方面,如李和平等建立了山地村庄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模型等[1],而针对山地传统村落的界定及其保护重点、保护方法的研究相对滞后,研究成果较少。山地传统村落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特征与平原地区有较大差异,保护与发展的理念思路、策略方法也大不相同,难度也较之更大,有待更多的实践和总结。

2 探索适合山地传统村落的保护方法

2.1 山地传统村落的界定

从传统村落的定义来看,“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2]。黄光宇提出5度以上的坡地可以算作是山地城市[3],但村落不同于城市,对所处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和尊崇性更加强烈,民族文化和周遭的环境融合更为紧密,无论是村落选址、空间组织、建筑营造还是民族文化、民俗活动,山体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村民对山体也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主动保护意识,单一用地面坡度来界定山地传统村落并不准确,也不能完全地体现其特征。

山地传统村落的界定应取决于山地自然环境在传统村落的衍生、发展、延续和保存至今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村落因山而生,因山而长、因山而续、因山而存都属于该范畴,本文提出山地传统村落泛指“位于山地丘陵地区,高度依赖山体生产生活,具有丰富的山地自然景观、民族文化活动及空间聚落特征的传统村落”,王秀等提出的山地传统村落保护评价体系包含5层27项因子,对量化了山地传统村落的综合价值作出了积极探索,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4]。

2.2 保护面临的困境

以贵州省为例,它是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量较多的省份之一,目前共有426个村落,总量位居全国第二。同时,贵州省也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山地和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92.5%,交通的不便使深山中的村庄呈渐变发展,保存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和景观元素,但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通过对贵州省诸多山地传统村落的广泛调研和分析,发现其呈现以下特征:一是经济普遍落后,仍然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为主,“靠山吃山”“望天吃饭”,过度依赖自然,生产效率停留在较低水平;二是村落规模普遍偏小,大多在100户以下,并且居住比较分散,所处的地形地貌普遍较为复杂,对外交通蔽塞(这也是山地传统村落得以保存和延续重要原因之一),交通可达性低,“只闻山歌不见其人”,交通设施严重缺乏,难以形成规模集聚效应;三是人口呈外流趋势,村落内部房屋空置率呈增长趋势,大量建筑脱离其原有使用功能,许多传统建筑由于年久失修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砖瓦房”,给传统村落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四是随着青壮年人口外出务工及外来文化入侵,大量传统文化后继无人,传统工艺逐渐被抛弃,面临失传;五是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水、电、路、污水、垃圾处理等设施严重不足,建设成本高昂,村庄卫生保洁、设施维护、绿化养护等管理缺位,部分设施“有人建、没人管”“前面建、后面坏”;六是建筑多就地取材,木质结构建筑比例较高,耐火等级低,消防设施不完善,消防制度不健全,村民消防安全意识薄弱,消防安全隐患较突出。

综上所述,山地传统村落既存在与其他地区类似的社会问题,同时其保护与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和迫切需要,需要同步解决好人居环境改善与资源保护的双重难题。因此,亟需探索突出保护重点、树立底线思维、兼顾长远发展的务实保护观念和方法。

2.3 基于空间格局体系的保护方法

2.3.1 空间格局的构成要素

传统村落价值的主要表现是其作为特定地域文化传承的空间载体,而对于山地传统村落来说,还包含了人与山地自然环境不断发生交互关联的过程,包含了人与自然关联的神秘法则,充满了敬畏与依赖,同时承担起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作用等。山地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不仅仅指建(构)筑物、名木古树等物质空间要素,还应包含山地传统文化传承及村落演变过程中紧密联系的空间环境的集合,如村落选址中的特殊地形地貌、周边完整的植被景观等自然空间,重大历史事件、历史名人、风俗习惯的活动路径等人文空间,都是空间格局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地传统村落独特的魅力所在。

2.3.2 特色与价值

本文提出的空间格局体系由环境空间格局、村落空间格局和建筑空间格局三个层次空间格局组成,三者相互依存,由大到小、由外至内,完整构建了空间要素与山地自然环境的空间关系。

环境空间格局指与村落内部日常活动紧密联系的一定范围内各空间要素的组合,一般包含山水格局关系、地形地貌、生态植被群落、主要生产活动节点、区域和传统路径等。保护内涵包含了物质空间要素和非物质文化要素,是对山地传统村落发展具有关键影响的各类要素共同构成的空间系统。通过对环境空间格局的保护,实现对传统村落原真性的保护和延续,是村落发展、产业优化和景观营造等的重要依据。

村落空间格局指长久以来形成的各个功能空间在村落内的空间关系及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一般包含建筑群落空间、公共开敞空间、传统街巷路径、生态绿地、历史文化要素和典型植被群落保护等控制要素。通过各要素对村落空间总体进行控制,同时给予足够的发展弹性空间,是保护和延续村落传统格局的重要基础。

建筑空间格局即构成传统村落典型的传统建筑,包含建筑及其附属物等内容,是展示和保护传统村落的重要载体,也是村民的基本生活单元。传统建筑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建筑与建筑之间错综交织,建筑与环境之间完美融合形成建筑群落空间,这是一种极具空间美学和文化气质的空间要素组合。

3“天人合一”的空间格局——天门村案例分析

天门村是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乌蒙山国家地质公园的中心位置,是一个典型的布依族聚居的山地传统村落。村落坐落在一个北向大斜坡之上,东临北盘江、东西两侧均为高耸的悬崖,相对高差为858米,山地空间格局特征鲜明(见图1)。村落包含大寨、小寨和新寨三个自然聚落,保存了布依族传统建筑吊脚楼110余栋,风景优美、景色秀丽。对于如此大跨度高差、布局分散而又紧密关联的村落,常规的保护手段和方法都难以取得较好的成效,笔者通过对其空间构成要素的分析,运用空间格局体系的保护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

3.1 环境空间格局的保护

随着传统村落的知名度越来越大,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以旅游开发、产业输入等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大受欢迎,而首先受到挑战的就是脆弱的原生态的环境空间格局,将其纳入传统村落的保护体系尤为迫切和重要。

通过对天门村周边环境的调研分析,三个自然聚落之间分布着众多农田、人工林和自然林。稻田顺山势开拓,形成气势磅礴、独具特色的梯田景观,同时它也是村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空间(见图2)。自然林是以红枫树为主的乔木林,多位于地势峻峭之处,人工开发利用较少,内部环境相对较为封闭,生态环境极佳,是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核心。人工林多位于地势稍平缓地区集中种植,村民也充分利用宅前屋后的空余地种植,以本地树种如凤尾竹丛、芭蕉、榕树等花卉和经济果木为主,构成独特的自然景观。山体峡谷处有北盘江环绕而过,既是秀美的景观资源,也是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岸线两侧散布众多的生活码头和观景点。村落、农田、河流、树林等要素密切相关,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环境空间格局和生产生活场景,任何一部分被破坏都将改变原有的完整性。因此,规划明确了天门梯田、青冈红枫生态林地、非物质文化活动路径、北盘江和传统生活码头等要素为保护主体,并结合地形气候条件、村民生产活动半径、植被群落等划定较完整的界线作为环境空间格局保护范围,同时针对各要素提出具体的保护与控制措施(见图3)。

3.2 村落空间格局的保护

山地传统村落的布局常常呈现出未经规划的、自然散乱的空间形态,看似不经意的布局却充分体现了道法自然的传统哲学思想,暗含高明的手法和潜在的规则。个体布局更是不拘泥于形式,却又和谐共生,构成完整的村落格局。

通过对天门村的分析研究,村落空间格局要素主要由建筑群落、开敞空间、传统巷道、绿化斑块、历史文化要素等构成。根据建筑总体风貌和保护价值划分为重点保护建筑群落、更新改造建筑群落两个类型。重点保护建筑群落单独纳入到建筑群落空间格局控制内容中,而更新改造建筑群落则结合村落景观、公共空间和生态环境等要素统一布局,以有机自然更新为主导策略,留有足够弹性空间满足村落未来发展需求。山地村落本身具有开阔的特点,开敞空间更多指的是村落内部承载文化活动和景观特点的公共场所,需明确村落主要开敞空间的位置、规模、边界、主要开敞方向和出入口等,通过对公共空间的控制,为传统村落文化传承提供空间支撑,支撑民俗节庆、集会、祭祀、健身、休闲、文化展示等功能用途。通过对村落历史演变的研究,结合村民生活、生产的习惯,梳理形成村落重要的历史文化路径作为传统巷道,采取重点保护和更新改造等方法,结合景观设计布局民俗文化、工艺、产业活动等展示、体验、宣传等功能设施,留住空间记忆,延续村落文脉。绿化斑块主要布局在更新改造建筑群落范围内,用以控制新建、重建建筑,保证整个村落空间结构、视觉景观、交通体系等的统一性,鼓励布置文化休闲设施、种植乡土植被,确保生态系统的乡土性。历史文化要素包括能代表传统村落历史记忆和地域典型特征的空间要素,如台地、阶梯与梯田是山地村落空间格局构成的重要要素之一,也是承载传统村落历史记忆的重要空间载体,应结合现状使用情况进行分类的保护和利用(见图4)。

3.3 对建筑空间格局的保护

山地传统建筑具有独特的魅力,其合理利用地形高差,强调与山体形态的协调和自然环境的共生,历来都是建筑师研究的热点。通过对现状传统建筑的梳理,天门村划定了若干个重点保护的建筑群落,作为传统村落建筑艺术最核心的内容。而其他工艺较为普通、建筑质量较差、价值有限、产权复杂的普通民居,应理性接受其生老病死和自然更替,如果修复、修缮的成本和难度高于或接近于新建成本,允许按传承传统工艺进行原址重建,实现村庄有机更新。

天门村大寨、小寨和新寨三个村落建筑群落形成“大分散、小组团”的整体格局,组团空间特点各有不同,因而保护措施也不尽相同。新寨地势最高,且位于斜坡面上,建筑分布随等高线呈线型、台地状,建筑与梯田、竹林及其他植被穿插交错,形成统一的整体,根据这一特点新寨以延续台地方式的建筑群落空间特征,并为村落未来发展预留空间。大寨地势最低,位于一个小土坝上,内部地形相对平整,建筑以晒谷场为中心呈围合状,外围有多株苍天古树,与北盘江交相辉映,根据这一特点大寨依托中心围合的空间格局,打造村落主要的公共空间和民俗活动场地,充分保护其建筑群落的空间特征。小寨位于大寨与新寨中间,地形较为复杂,建筑以三四栋为单元形成多个簇团,穿插在山林坡谷之中,形成一种层次分明、张弛有度的视觉景观效果,完美的实现了建筑、环境融为一体,根据这一特点将小寨完整的保留,更新的建筑原址原样重建,以保持其最佳的空间艺术效果(见图5)。

4 结语

山地传统村落普遍位于经济较落后地区,发展诉求强烈,随着传统村落支持政策的落实,迎来了更好的发展契机,也加大了保护的难度。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大多数山地传统村落尚不具备大规模开发利用的条件,村落的发展建设应循序渐进,当前的重点仍然应放在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对于新产业的引进和发展,应立足于保护的前提下,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避免盲目发展、激进发展。

资源保护是传统村落发展的根本和首要任务,但保护并不是禁锢,而是引导其持续、有机的生长。山地传统村落个体差异性非常大,很难总结出固定的保护适宜模式,因而应着眼于村落格局演变及所处的空间环境,这也是传统文化孕育的根源,一旦遭到破坏,损失无可估量。空间格局保护体系的保护方法正是基于这一理解下所做的一种尝试,强调村落与环境的完整统一性,突出环境—村落—建筑的保护层次和保护重点,希望对众多山地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1]李和平,刘劲松,马宇钢.山地村庄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研究[J].规划师,2005(8):93-99.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建村[2014]61号)[Z].2014-04-25.

[3]黄光宇.山地城市空间结构的生态学思考[J].城市规划,2005(1):57-63.

[4]王秀,冯维波.山地传统村落保护评价研究[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5(4):103-109.

[5]刘渌璐,肖大威,傅娟.传统村落保护实施效果评估方法探索[J].小城镇建设,2014(6):85-90.

[6]袁媛,肖大威,黄家平,冀晶娟.传统村落边界空间保护初探[J].南方建筑,2014(6):48-51.

传统格局 篇8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主体格局

0前言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从单一的原生常态发展成为当代体育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 市场经济的重要资源。从外部形态到内部结构和功能都发展了巨大的变化。少数民族体育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促使外部的群体和利益集团介入少数民族体育活动, 使少数民族体育的主体由本民族成员的单一性主体扩大成为多元化的复合体。主体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影响着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因此,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主体的研究成为传统体育当代发展的重要问题。

本文在前人对现代少数民族体育的结构、功能、形态、主体研究的基础上, 借鉴旅游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研究理论, 应用田野法, 以近年来活跃于楚雄彝族自治州的“跳脚”为案例, 对少数民族体育主体各群体和利益集团的关系、行为特征进行专题研究。旨在探索少数民族体育在现代社会中, 受民族情感、宗教信仰、风俗人情和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生活影响, 其主体内部存在的矛盾运动规律, 以及这种矛盾运动对少数民族体育未来发展的作用和效果。

1 从彝族生活单一主体的原生态健身娱乐活动, 到多元主体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活动的“跳脚”

“跳脚”流行于彝族地区, 是彝族古老的健身娱乐舞蹈, “跳脚”亦称“左脚”、“跌脚”或“打跳”, 清道光《定远县志》上就有所记载。娱乐性强而又能强身健体, 以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的跳脚最具特色。以往的彝族民众在喜庆丧葬、传统节日或农闲时节都会围起圆圈跳脚。可以说“跳脚”是彝族民众生活中产生的原生常态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解放后由于历史原因, 这项古老的传统文化一度被迫中断。改革开放以来, “跳脚”等民族传统活动得到全面恢复。

如今, “跳脚”已渗透到在楚雄地区经济、文化、大众健身娱乐领域。不仅成为楚雄州各级政府做浓城市文化, 打响城市品牌的重要手段;还成为彝人古镇地产开发商“眼球经济”的亮点、楚雄旅游业的民族文化资源、楚雄城乡各族民众的健身娱乐手段。每年彝族传统节日“火把节”期间, “跳脚”必定是重要活动内容;楚雄“彝人古镇”每天晚上的表演, 以及游客的彝族文化体验, “跳脚”也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同时在楚雄州城乡的广场、社区、村落众多的男女老少自发地聚在一起跳脚, 将其作为健身、休闲、娱乐的方式。

这项曾经以彝族村民为主体的古老少数民族体育活动, 进入当代市场经济后, 其结构发生了变化, 功能被进一步拓展, 吸引了包括各级政府、经营者、消费者、学者、爱好者的介入, 形成了多元化的主体。

2 多元主体格局对当代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影响分析

在我国当代市场经济下, 介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各主体群体, 必然按照各自的愿景和利益驱动, 对“跳脚”实施其有效行为, 形成了少数民族体育变化和发展的场域。按照当代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进行分类, 可以将少数民族体育的主体归纳为文化资源主体、市场和产业主体、管理和引导的政府主体, 以及消费主体等, 形成多元化的主体集群。

2.1 行政主体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的行政主体, 主要是各级政府以及隶属政府的学术机构, 负责引导和管理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的行政主体属于来自上层的发展动力。各级政府构成的行政主体, 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 充分认识到以“跳脚”为代表的彝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对于推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具有的特殊意义。因此, 各级政府在改革开放以后非常注重利用行政职能对彝族“跳脚”等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引导。

国务院将楚雄州牟定县的彝族“左脚舞”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云南省政府也将其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楚雄州1981年5月25日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议案, 确定“火把节”为州内彝族的法定节日, 而“跳脚”成为“火把节”中的精品表演项目。牟定县从2004年起, 每五年由政府举办一次“左脚舞民族文化节”。

政府调动人力才力, 发挥行政职能的影响力对“跳脚”等传统文化活动进行组织推动。

楚雄州政府在每年的“火把节”中, 专门培训组织“跳脚”活动, 发动村镇彝族同胞参加“跳脚”展演和比赛。比如, 2010年8月就成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万人“跳脚”活动。再如, 2009年4月22日, “万人左脚舞”在牟定县城中园东路展开。在长1200米、宽20米、面积24000平方米的大街上, 1.72万多人随着音乐《高山头上茶花开》同跳左脚舞, 舞蹈时间达2个多小时, 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恢复传统节日三月会;包装创新“左脚舞”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建设“左脚舞”一条街, 为民间艺人制作的“左脚舞”用品设备提供流通平台。他们还对县境内“左脚舞”歌、舞、乐、资料进行了全面收集整理, 出版发行了大量相关“左脚舞”的文化产品。

政府对“跳脚”的组织与投入, 极大地激发了彝族人民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参与热情, 唤起了彝族同胞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在楚雄地区的公园、社区、学校, 各族群众自发组织“跳脚”的健身娱乐活动, 使得“跳脚”这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城市化进程中从乡村的民俗活动变成城乡居民休闲生活的重要方式。

2.2 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包括作为投资者的资本主体、作为生产者和流通者的经营主体、以及作为游客的消费主体。

现代社会从本质上看是一个消费社会, 最显著的特征是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资本有了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可能性。正是在此社会条件下, 楚雄彝族地区的一些投资者敏锐地发现“跳脚”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可以成为资源, 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 并作为商品出卖, 甚至根据所需, 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和政治资本。因此, “跳脚”这一彝族传统体育项目被纳入楚雄市“以文化为灵魂、以地产为支撑、以旅游为可持续发展动力的旅游文化地产项目”———彝人古镇的开发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吸引力来源于它的“异质”特征。游客希望看到超越他们日常经验的“异”文化, 他们作为消费主体的需求, 则成为引领“跳脚”文化开发的方向标。市场的投资和销售主体围绕消费者的需求对“跳脚”进行商品化的选择、组合、分解、裁剪、改编设计和包装。彝人古镇的开发商根据不同服务项目的需求从农村、城镇招来不同类型的中老年彝族妇女组成“跳脚”表演队。经过复制并强化这种民族特色的“跳脚”, 为游客呈现“比真实还真实”的表演和体验活动。彝人古镇每天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原生态”的“跳脚”表演, 数以千计的游客兴致勃勃地加入到:火把拍卖———祭火神———跳脚等系列体验活动中。市场主体对“跳脚”这类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需求和商品化加工、营销, 已经成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当代商品经济的重要动力。

2.3 资源主体

资源主体是作为群体存在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创造者、承载者和拥有者。当彝族传统体育“跳脚”进入市场经济中, 彝族村民变成主体结构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资源主体。资源主体在创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市场成为商品的过程中, 资源主体得到极大渗透与表达。资源主体进入市场, 也就带入了其本身文化的核心价值, 从而能为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保留和传承提供基础, 也能为资源主体提供有力争夺利益、权力等的动力、根基和保障。

政府组织的各种活动和彝族人古镇商业运作的成功, 在客观上为“跳脚”这一古老民族文化提供了被关注和被“拯救”的机会, 外界的关注促使彝族当地人重新评估和认识自己文化的价值。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为外部世界所欣赏、尊敬和需要时, 自身的文化满足感和民族自豪感也随之增强, 他们更热情地投入政府、商人和学者们设计的各种活动中展演“跳脚”。彝人古镇跳脚的彝族大妈认为, 她们参加跳脚本身就是自己健身娱乐的活动, 有游客喜欢自己民族的活动很高兴。还能赚点钱, 不管多少都很满足。有游客想学想和他们照相她们都会热情配合。除了在古镇表演的这个群体外, 在楚雄州城乡还活跃这许许多多的彝族村民, 他们有的是到城里打工, 有的是随子女到城里居住养老。在城市化进程中, 他们把弦子带到都市, 在广场、在社区他们成为“跳脚”传播者、创新者, 使得起源于村寨的少数民族“跳脚”成为都市群众健身的主流文化, 赋予古老体育文化新的生命。

3 多元主体格局下楚雄彝族传统体育“跳脚”发展的问题分析

通过对彝族“跳脚”活动在商品经济社会中, 多元主体的地位、职能、行为的分析, 我们看到多元主体介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形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当代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发展的动力。但是, 不同利益立场的主体作用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会带来一定的冲突和问题。

3.1 政府作为行政管理主体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的职能转变不到位

从楚雄“跳脚”主体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 地方政府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中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保护、组织推广发挥很大作用, 提高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地位。但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政策供给、资源整合、体制创新等方面还有所欠缺。

3.2 市场主体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开发和利用中忽略了资源主体的地位和权利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文化资源以商品形式被消费, 是以获得认同为前提, 并且不仅仅是效用、使用价值、功能方面的承认, 更是建立在对该文化价值的认同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 以体育动作为表现形式的少数民族体育民族文化产品, 具有极强的话语权的内在诉求和冲动, 不允许把自己局限于简单产品的范畴。在彝人古镇, 市场主体有效地利用“跳脚”这一少数民族体育活动, 作为彝族古老文化的标识, 营造古镇的古老、神秘的文化氛围, 满足了暂时的市场需求, 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知名度。但是消费主体对民族体育文化产品的消费, 并非仅仅只是观看“跳脚”的外部动作形态上, 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认识、判断、审美等过程, 透过“跳脚”的外在表象, 分享它所承载的彝族民族文化及其经验, 最终实现身体与精神的多重需求。消费主体关注的, 远非作为消费的载体对象本身, 甚至也不是资源主体本身, 而是产品中深蕴的独特审美、意义和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 民族体育文化核心价值的体现, 常常需要以“真实”的资源主体出场来作为重要载体, 从而形成最终产品。所以, 消费主体对产品背后文化核心价值的诉求, 也就隐含着迫使资源主体同时成为产品的诉求。市场开发经营主体仰仗资本权利忽略或降低资源主体的单位和作用, 都可能使少数民族体育在产业化过程被抽空, 成为没有真正主体的、没有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模仿秀。

3.3 资源主体在市场主导的社会生活中对传统体育资源的主动利用和创新不足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资源进入市场经济后, 原来作为整体的少数民族体育被分割, 被重新抽象、概括、提炼, 并获得新的意义和价值。原来在结构上同一的少数民族体育及其资源主体, 也存在着一个必然的分割和重组的过程。少数传统民族体育产业化过程中不仅是主体生产民族体育文化产品, 同时, 体育文化产品也“生产”着资源主体, 资源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渗透与表达, 带入了其本身文化的核心价值, 不仅为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保留和传承提供基础, 也为资源主体提供有力争夺利益、权力等的动力、根基和保障。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品的价值与资源主体自身的参与程度是成正比的。

从目前楚雄彝族“跳脚”活动的现状看, 由于多元主体介入, 以及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缺乏, 资源主体很难进入到市场和产业过程中, 甚至被逼迫退出在原有的文化结构中的中心位置。资源主体在从资源分配到生产获益的整个环节中都处于不利的位置。在各种大型节庆活动和商业活动中被组织和聘用的彝族舞者, 基本只能按照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的要求“跳脚”, 可以收到为数很少的补贴和报酬。比如:彝人古镇“跳脚”表演队的老年妇女可以领取每晚5元钱的工资。无论从市场资源的占有, 利益的分配, 到产品的生产环节, 资源主体都缺乏主动性和话语权。如果没有资源主体的真正参与, 或者把它们只是简化为某种载体, 都可能使民族文化的产业过程被抽空为没有真正主体的历史过程。

4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多元主体结构的优化建议

多元主体结构中各群体利益、行为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决定着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方向, 主体的协调程度决定着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速度。因此, 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中, 应该确立多个主体群体的位置, 明确职责, 改善行为, 协调相互关系, 调整利益分配形成合力, 使少数民族体育与当代社会协调发展。

4.1 实现少数民族体育生态化和市场化的良性整合

少数民族体育结构是动态发展的, 参与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主体群体结构也是不断变化的。主体群体结构的变化是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来自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和愿景构成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发展的驱动力。在未来发展中, 体育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行政职能, 通过转变职能, 进行资源整合, 提供政策保障。协调各种利益和权利分配, 构建兼顾各个主体群体利益的少数民族体育生态环境。围绕着少数民族活态传承的要求和模式, 规范体育文化开发商的行为;鼓励少数民族群众将本民族体育回归原生常态;加强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传统体育的认同感和融创能力;开发市场需求, 引导、培育少数民族体育观光体验的群体, 实现少数民族体育生态化和市场化的良性整合。

4.2 培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市场中的内生发展动力

市场主体是目前少数民族体育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力量, 应该着力培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市场中的内生发展动力。最重要的是必须尊重和落实少数民族群众在当地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遗产开发过程中享有的合法权益, 改进、完善民族地区传统体育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遗产开发中的利益分配机制, 切实保证在自然资源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 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能够分享到合理收益。

4.3 鼓励学者对少数民族体育的深层次研究

鼓励少数民族体育学者将少数民族体育研究从目前对少数民族体育结构、特征、模式等表象研究深入到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研究。深入研究当代少数民族体育传承和发展的动因, 探索生态化的良性发展机制。同时重视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主体在产业化进程中结构变化的研究。进一步理解主体中各个利益群体的诉求, 认识主体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把握主体群体间动态变化的规律。

参考文献

[1]郑宇.民族文化产业的主体集群差异[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 11.

[2][法]埃尔·布迪厄.蒋梓骅译.实践感[M].上海:译林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