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国际化应对论文

关键词： 新闻自由 摘要 国际 浅析

摘要：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关键在于教师。教师应当是思想品德和学术知识的双重教育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佳传播者和弘扬时代主旋律的自觉践行者。高校在教师主流意识形态培养过程中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核心地位，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内涵，强化高校教师意识形态监督管理机制，保障建设工作顺利开展。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新闻自由国际化应对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闻自由国际化应对论文 篇1：

浅析西方媒体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

摘要：当前国际社会各个领域合作日趋广泛，交流日益频繁，这些离不开全球化的潮流以及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在这种大背景下，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也变得更加依赖于信息传播活动并且相互渗透。国际政治传播作为国际政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国际格局变化动荡的影响，其自身也会反作用于国际格局的发展。作为国际传播的典型代表，西方媒体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举足轻重，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因此，通过研究“西方媒体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可以发现西方媒体作用于国际事件的机制与规律，有助于认清西方媒体的本质。

关键词：国际政治;话语权;西方媒体

国际传播与传统意义上的跨境传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虽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国际传播是为国家利益而服务的，它是有着明确目的、清晰组织和一定策略的，并且还要及时进行变化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可以说，所有的国际传播都是具有政治色彩的，只不过有的比较鲜明，而有的比较隐秘。想要讨论“西方媒体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离不开对西方媒体的信息传播与经营活动的影响进行研究，更离不开对西方媒体国际政治相关领域的作用与影响进行研究，这些问题的本质，就是探讨西方媒体在国际政治传播中的功能问题。

一、国际政治传播的解读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趋势，各国若想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国际政治传播已然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它可以帮助各国把握机会赢得发展，也可以让自身在广泛的国际交流与积极的国际对话中将自身的利益达到最大，弊端减到最小。可以说在国际事务中，国际政治传播力的强弱与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政治传播实力具体可表现为一国在国际政治传播方面所进行的投入多少，比如相关的基础设施情况、相关传播机构的数量以及在专业上的人才储备等。有投入就一定有产出，国际政治传播的实践最终所达到的效果就是国际政治传播最终的“产出”，比如群众对传播内容的满意程度、在国外舆论产生的影响力度、对本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程度等。在国际政治传播这一特殊领域中，这种“投入”和“产出”一般是成正比的，即一国的国际政治传播能力越强，最后能达到的国际政治传播效果就会越好。不过，在某些时候，由于采取策略不恰当、整体规划不周全以及应对上不及时、投入比例上不精准等因素，其最终结果也会大打折扣、甚至与想要达到的结果相去甚远。所以，结合自身所处环境认真研判，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传播条件，方能让国际政治传播效果达到最佳化、实现本国国际政治能量的最大化。

二、西方媒体在国际政治中话语权的形成

美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既在国际政治传播的技术、规模、水平等方面有着领先的地位，也在影响国际舆论能力的国际事务的参与性与上起着主导作用。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为占领世界传媒市场，掌握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可谓用尽浑身解数，在国际新闻传播界通过相互渗透、相互结盟的方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西方媒体在国际政治上的传播有着诸多的共同点，这是由于它们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上具有一定相似性所决定的。比如“以私有制为主体、媒体运作市场取向、垄断竞争，新闻自由、专业主义、发挥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四权力作用”等。不过，西方各国的媒体在如何获取政治利益，扩大自身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等方面的策略也是各有特色，这也是由它们在综合国力、文化习俗、自身传统以及政治经济运行方式的差异所导致的。

以美国为例，现在的美国媒体早已在世界众多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渗透，大批国际传媒公司或集团都属于美国，从新闻到娱乐，从政治到经济，美国的媒介产品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这样的美国堪称现在世界范围内传媒行业的霸主，在国际事务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购可以说是当下西方传媒巨头形成的最重要方式，伴随着全球化商业传媒市场的浪潮，全球寡头媒体垄断的趋势也正在逐步形成。西方各大媒体巨头，通过兼并和收购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大并加速扩张。西方媒体公司正在向着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全球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发展。这其中，迪士尼、时代华纳、贝斯塔曼等新闻集团成为垄断的主角，并通过重新划分国际市场份额的方式，深刻影响着当今国际政治的话语权。

三、新媒体时代下的西方媒体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新媒体就是指网络媒体，显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一定义显得过于简单。根据我国学者匡文波的观点，新媒体内容包括网络类媒体，如搜索引擎、各类网站、网络报纸、网络图书、网络期刊、博客等;数字广播电视和移动类、手机类媒体，如短信彩信、手机报纸、手机期刊、手机图书、手机电视。从本质上来说，新媒体具有即时性、开放性、个性化、分眾性和信息海量性、低成本全球传播，因而新媒体具有技术上的数字化和传播上的互动性特点。这些特性对新媒体的国际政治传播，尤其是对西方国家在国际战争和国际危机中的话语权，形成了重要影响。

全世界近80%的信息都是由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媒体发出的，发展

中国家对这种失衡的新闻传播秩序不满已久。在现今的网络化时代，西方话语权仍在网络内容上占据主导地位，比如英语依然是世界网络信息中最常用的语言以及对消费主义的鼓吹等。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媒体充分利用自身已有的优势，企图进一步增强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但在同时，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也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提升自身话语权和赶超西方国家带来了新机会。因为扩散是技术的客观规律，西方国家虽然在这方面占有先机，但是却不可能对此长久垄断。

由于互联网通信和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升级，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世界各地之间的人们交流已经突破了物理和时空上的限制，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上超越边界和社会限制的虚拟社区形式的沟通都变得十分普及，新媒体和新的传播技术正在给社会的变革起到巨大的催化剂作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正在融合发展。

四、西方媒体对国家实力的影响

发达的经济实力与先进的科技实力让西方文明在国际社会中处于领先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西方媒体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西方媒体矩阵的强大国际传播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其国家实力。西方媒体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上影响其国家实力。

一是国际视野，这是西方媒体的一个本质特征，也是西方媒体建立国际化传媒矩阵，进而形成话语权和影响力，达到全球性覆盖的前提。如美国之音用40多种语言对全球各地进行广播;BBC的六大公共目标之一便是“把世界带给英国，把英国带给世界”，他们的国际视野与全球化战略意图都十分显著。西方媒体与东方媒体的一个巨大的差异就是，只要对世界政治经济或国际环境有影响，他们都会特别关注和持续报道，无论是否与本国有直接利益关系。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媒体通常只关注和本国有直接利益关联的国际事件，这在一方面上体现出西方媒体的文化霸权，也在另一方面体现出西方媒体是如何掌握国际事务话语权，进而主导国际舆论的。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西方媒体会把“外事”作为“家事”来报道，这一策略和毛泽东“把地球管起来”的对外传播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

二是公信力，即新闻媒体被社会公众所信任的内在力量，也是公众基于自身经验所形成的对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和信誉度的一种客观评价。西方媒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经过长期的努力和积累，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国际关系的状态，并为决策者和大众提供了各种国内情況、国际事务以及国际关系的信息。如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国CNN三名记者在巴格达连续16小时以上不间断地报道轰炸情况，这种准确及时的现场跟踪报道使CNN成为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了解战场最新事态和外交斡旋的第一信息源。通过大量、迅速地搜集传播各种与本国利益相关的消息，还有对国际事务和关系的深度挖掘，持续分析观察和对未来趋势的判断，西方媒体为自身赢得了国际受众的信任和依赖。

五、西方媒体在国际政治中的文化渗透

消费是当代世界的主流，而这正源于西方社会的消费文化，消费文化主导着西方工业社会的潮流。消费文化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导致西方媒体在国际政治的文化渗透打上了宣扬西方消费文化的印记。西方社会以资本主义为主，而这也是现代商业模式的起源，从产生到今天，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消费社会作为一个新兴概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商业模式的一种更新，也可以说是一种延续。消费文化与消费社会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基础。因而，作为消费社会的产物，西方媒体必然会受到消费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对其进行宣扬。同时，西方媒体若想维系生存扩大利益，也离不开消费文化。由于其典型的消费文化特点，西方媒体只有让更大的范围形成对消费文化的认可与接受，才能让其获得更好的发展与更加长远的利益。

文化渗透是西方媒体重要的手段之一，长久以来，西方社会都有着一种优越感。由于两次工业革命，西方社会在近代处于发展的前列，所以在面对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时，西方社会经常不自觉地以自身价值标准来对其进行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社会形成了以自身为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虽然现在世界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纪元，但当今世界格局依然是被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随着两极格局的打破和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政治格局发展，西方国家的霸权已受到严重的削弱。西方媒体之所以继续在国际政治中把握话语权进行文化渗透，其目的就是想维持有利于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继续谋求利益的最大化。

随着现在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已经变得越来越普及，这也导致了很多国家的文化主权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享受到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便利，不过，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仍然和发达国家有着一定差距，因而在面对西方国家通过网络进行的文化渗透时，仍然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

六、提升我国主流媒体国际政治话语权的必要性

2015年 5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外宣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这也是提升我国主流媒体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行动指南：“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成为海内外华人华侨增信释疑、凝心距离的桥梁纽带。”“传播好中国声音”，有双重含义，一是通过传播中国声音，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二是想要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必须善于、乐于在国际事务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态度。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

在新媒体时代性，信息来源变得复杂化，传播主体变得多样化，这也正是构建和提升中国主流媒体话语权，打破西方媒体独大格局，让世界倾听中国声音的大好时机。一方面，以中央国际电视台、新华网等主要媒体机构正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多语种、受众广、信息多的综合型传媒矩阵。另一方面，采取以国家为主，非政府和民间为辅的传播结构，也是在全球化时代下加强中国话语权的重要策略。

当前的国际政治传播格局总体上来说，西方国家依然处于强势地位，我国的国际政治传播工作责任大任务重。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现在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随着中国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进而实现与我国地位相匹配的对外传播能力，将是中国从地区性大国走向世界性大国并发挥重要作用必不可少的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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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康璐.中国大众传媒在国际政治领域话语权问题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5

[5]   贺建平“.媒介帝国主义”与传播霸权[N].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 期.

作者：陈彤

新闻自由国际化应对论文 篇2：

发挥教师在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摘 要： 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关键在于教师。教师应当是思想品德和学术知识的双重教育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佳传播者和弘扬时代主旋律的自觉践行者。高校在教师主流意识形态培养过程中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核心地位，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内涵，强化高校教师意识形态监督管理机制，保障建设工作顺利开展。

关键词： 意识形态 高校教师 引领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教育部在《意见》座谈会上提出：“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切实发挥正能量作用。”不仅要传授知识和答疑解惑，还要教育培养青年学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国家栋梁，可见教师在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当前高校教师意识形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某些高校注重业绩考核，忽视教师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教育。

当前，国内高校将教学科研指标作为教师绩效的主要评判标准，在发表论文、项目考核、奖励评比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却没有过多关注教师的意识形态认同教育。在开展上级布置的教育活动时，某些高校往往强调教育的宏观重要性，缺乏针对性措施，开展实施一些标准套路，如理论学习、专题讲座、组织座谈等，导致一些教师学习兴趣逐渐消退，最终以应付态度对待教育活动，难以保证教育效果。同时，某些高校不关注教师的思想动态，没有从社会因素、学校因素等方面查找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没有解决教师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这也影响了教育效果。

2.某些人功利思想严重，言论自由随意。

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某些教师表现出功利倾向，为利益报酬选择工作内容，借各种名义推诿公益工作，忽视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造成群众对教师职业的负面评价。在国际化交流进程中，某些教师追求拜金主义;教师是学生的知心朋友，其言行举止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更深刻，某些教师没有发挥引领作用，影响学生价值观形成。

二、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教师角色定位

1.教师是思想品德和学术知识的双重教育者。

《礼记》曰：“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但凡为师者都注重德才兼备，不仅要授学生“谋事之才”，更要传学生“立世之德”，而传德尤为根本，说明教师是学生的参照物，它的思想、观点和德行对学生“三观”形成具有强大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喜庆第三十个教师节之际，向全国教师发出倡议，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指出教师要成为思想品德和学术知识的双重教育者。因此，高校教师要清醒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必要性，将其与教学科研业绩同等对待，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严于律己，遵守“学术研究无界限，课堂讲授有纪律，个人言论要负责”的工作原则;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教育青年学生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具备分辨是非的免疫力。

2.教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佳传播者。

西方国家借助互联网技术，通过电影、电视、报刊、广告、演讲、学术成果等途径，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教师是接触这些媒介的主要群体，容易与学生交流沟通，可通过慕课、微课、微信、微博等多媒体，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交流，掌握思想动态，及时纠正一些錯误的观念和主张。国家确立了以“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教师需要充分理解其含义，援引充实事例，在教书育人全过程中传播正能量，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3.教师是弘扬时代主旋律的自觉践行者。

习近平总书记说：“老师的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的重要条件。”意指教师言行是教育成功的关键因素，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正能量。近年来，高校教师在政治表现和道德修养方面的总体状况是良好的，涌现出李保国等先进典型，引领青年学生积极向上，但也有某些不良事件使社会各界对高校教师产生怀疑，甚至对大学教育产生担忧。因此，高校教师必须摒弃社会陋习，言传身教，将高尚道德和优秀人格等正能量传播给青年学生和社会，时刻弘扬时代主旋律。

三、高校在教师主流意识形态培养过程中应当发挥的作用

1.高度重视，突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核心地位。

高校教师群体具有思想活跃、阅历丰富、见多识广等特点，会发表一些言论，在高校中产生重要舆论影响，所以高校要高度重视，耐心听取他们对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建议和看法，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工作原则，逐步统一思想，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第二，高校要注重教育实效，避免形式主义，密切关注教师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变化，积极回应提出的质疑与问题，及时纠正错误认识，增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第三，高校要加强工作督导力度，确保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有效落实，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传达和消化上级部门的文件精神，将意识形态建设列入重点工作，创新工作方式，保障教育成效。

2.多管齐下，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内涵。

中央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高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学习指南，不断创新教育方式，重点建设一批融思想性、知识性、生动性为一体的网络宣传阵地，通过通俗化的语言、大众化的内容、趣味化的方式，将抽象的理论授课变得更具吸引力，全方位开展思想宣传工作，弘扬时代主旋律，牢牢占领舆论阵地，为教师持续提供积极健康的知识产品。第二，高校要积极开始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活动，带领教师亲自感受社会变化和民生百态，通过亲身经历寻找正确答案，美国一直鼓吹“新闻自由”，通过调查了解“斯诺登事件”的全过程，就可以得出理性的判断;关于民生问题，可以通过走访社区，亲身体验到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生活状态，自然得出正确结论。第三，高校要发挥先进典型的引导作用，树立一批政治立场坚定、道德素养高尚、思想境界高远的专家学者，通过多媒体渠道宣传先进事迹，带动周围同志争相学习效仿，营造教书育人、严谨治学的校园文化氛围。

3.完善制度，强化高校教师意识形态监督管理机制。

高校要改变“重绩效，轻思想”的教师评价标准，将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表现纳入考核体系，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审、职务晋级、年终考核等环节实施“一票否决制”，以教育引导为主，批评惩罚为辅，对存在错误思想倾向并能及时纠正的教师进行教育帮扶，体现组织关怀;对道德败坏、违反纪律的教师进行惩罚，严重者解除聘用合同，保证教师队伍的纯洁性。第二，高校要加强教师思想动态变化的调查研究，人性化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从关心教师个人发展和家庭生活的角度开展工作，如出国留学、子女入学等方面，面对需求解决问题，有效缓解教师的焦虑情绪。第三，高校要加强课堂教学检查工作，禁止将不良情绪传导给青年学生，一旦发现就要加以制止。

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教师是高校办学主体，只有不断加强高校教师主流意识形态培养，才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准确，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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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吉玲.当前高校青年教师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J].江苏高教，2016（1）：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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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董海浪.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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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冯慧.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应对[J].红旗文稿，2014（12）：27-28.

[13]张志辉.略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9）：60-63.

基金项目：本文是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调查及教育导向研究”（B-b/2015/01/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贾阳

新闻自由国际化应对论文 篇3：

五四精神与治国随想

【摘要】五四运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最后促成了新中国的诞生。文化治国，就是要善于组织或应对主题鲜明的大型文化行动，以取得国家的全面大发展。小修小补的文化项目无法担当文化治国的重任。

【关键词】五四精神 文化治国 爱国

“爱国”与“本国主义”

“爱国”是国民性的基本特征。爱国者并不分其国之大小，正如子不嫌母丑一样，各民族爱各民族，各国爱各国。

中国因为地大人多，英雄豪杰辈出，曾为天下共主，国民或多或少在自豪中兼带自大。但是国外的人却不是这么看。人家只是把中国称为“China”，即瓷器的意思，那是生产器皿物件的地方，是可以有商业往来的地方；而中国人对本国的理解却是“Central Nation”，即中央之国、唯我独尊的意思，即便不公开说出口，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中国人的这种优越感，保持到了鸦片战争之前；在鸦片战争之后，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下来。

中国人其实不太在乎外国人是否也爱他们的国家，以及如何爱他们的国家，中国人可能更不知道外国人比中国人更爱国，尤其不知道“利益”二字对洋人的重要性。中国人对于他人的爱国比较健忘，新文化运动19年前（1900年）八国联军还来过，彼时洋人的对华利益主张依然还在，但好像冲突已经过去，新生活刚刚开始。中国原本只想着德国人盯着青岛，没有想到日本人黄雀在后。但是换个角度想，日本人为什么要借钱给中国呢？日本人早已告诉你其本国利益高于一切。

“爱国”是国民性的基本特征。一个国家总是希图得到他国更多的资源，苍茫大地，国国如此。前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外交史、中国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团体交往的教训都说明了这一点：人家的国家最终还是人家的，外人投入了多少也是白投。一句话，民族的投票最后还是会投向自己固有的情感，各民族爱各民族，各国爱各国，这是人性及国民性的规律。一个民族最后的裁决者还是他们自己，哪怕是选择了消亡的道路外人也管不了。

“本国主义”的另一层含义是：在民族情感的本能驱动下，更容易认为本民族比外民族优越，而不管其真实竞争力如何。爱国者并不分其国之大小，正如子不嫌母丑一样。可能越小、越濒临危亡的国家，其国民越爱国。每个国家的治理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其子民可能仍爱着他那个令其牢骚满腹的国家。如何评估他国国民爱国的强度与深度？或许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法则：只要把他国国民想象得比你更爱国就可避免大错。这就是“本国主义”理论下的另一个理论：“他人更爱国论”——虽然实际情况不一定如此。

“进步”的“相对观”

进步相对观是伴随着风险的，人们在享受绝对进步成果的同时，却可能因为进步的相对缓慢而忘却业已取得的绝对进步，甚至扬弃已经到手的绝对进步。

1919年的中国是中华民国了，已经有了选举制度，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但是，国民评判“进步”，会做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历史常常在特定的瞬间逼迫人们去比较过去，比较国外，并要政府作出改进。就是说，国民看待进步，那是相对的，即进步的“相对观”。五四所处的二十世纪初的东方是不平静的。日本明治维新仅仅用了20年时间，就从一个封建统治600余年的落后国家，转型为西式三权分立的亚洲新势力，并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在俄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攻占了冬宫，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朝鲜呢，激进人士已于1919年3月1日发起独立运动，驱日浪潮有200万人参与，进行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武装起义，日本人对朝鲜不得不转向文治。周边国家频频发生的大举动使中国的有志之士大为触动。人家成功的果实就摆在那里，而我们还在派系斗争，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进步从横向比较上看相对慢了，国人是不满意的。

从纵向比较上看，与自身历史的前后比，中国也是相对地慢。人们翻箱倒柜、刨根问底之后发现绊脚石竟是自己的文化，为此誓死必须改变它。从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近乎疯狂“仇视”的态度，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恨封建礼教，否则不会祭出“打倒”这个、“彻底”那个的大旗，传承了数千年的古文也不会被抛弃而代之以白话文。人们已经不再愿意束缚在封建礼教下。几千年了，应该变一变了，包括家庭与婚姻，男性要求解放，女性要去除束缚。在历史的纵向上，文化发展的相对停滞就可能出问题。

进步的相对观是伴随着风险的，是需要加以引导的。人们在享受绝对进步成果的同时，却可能因为进步的相对缓慢而忘却业已取得的绝对进步，甚至扬弃已经到手的绝对进步。因为相对进步的思想性更强，影响力更大。在相对进步上做足文章， 就需要持续的发展。发展或许是规避风险的第一良方。

“民主”与“民主制度的均衡”

中国已经具有丰富的民主资源这一精神基础，只要假以时日，中国有可能通过民主制度的均衡，整合出世界上最完善的民主制度。

五四时期的中国已近西化，以普选和三权分立及新闻自由为手段，以尊重个体、人权平等和廉政為目标的西式民主在形式上已经引入，但是历经内战、抗日和冷战等各类考验，挣扎之后最终还是让位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并不是任何一种体制都能立足，中国实际上是对政治体制很挑剔的国家。中国对西式民主一直在研讨，到底能不能和应不应该结出西式民主的果子，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一直就在进行政治选择与体制较量，不同的治国模式就像拳手在轮番搏击一样，而百姓认可的是“拳王”。

五四强调的民主概念历经实践，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是各有各的做法。虽然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但是现实是客观的。中国这个国家历经数千年磨难而不倒，关键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到了“适者生存”。中国大陆和台湾还有香港、澳门，各有各的民主体制：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式的民主，台湾有台湾的民主，香港和澳门有港澳式的民主；此外，身居欧美的华人还体验了“民主”原产地的民主，实际上形成了民主实践、地域和体验差异化存在的四大板块，今天的中国人在体验四种不同的民主，生活在“四民主配置”的多元民主共享时代。

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公民可以到世界各地去体验、考察和比较不同的民主，台湾同胞通过经商访友和旅游等可以到大陆来体验大陆式的民主，港澳地区有其国际化都市特有的民主表达方式，海外华人可以把西式的民主经验传回中国，这些差异化的民主元素汇聚在中国，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一种均衡。就是说，中国已经具有丰富的民主资源这一精神基础，只要假以时日，有中国人天生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做支撑，中国有可能通过民主制度的均衡，整合出世界上最完善的民主制度。所谓最完善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的民主，即吸收了多种民主体制的优点并予以持续提升的一种政治体制。这是一个过程，其时间跨度不得而知，或许受自然演进法则的支配，需要保持耐心。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由于中国不同的地域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的经验、教育和意识都不一样，当前的任务还是把各自的民主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并不断吸收对方的精华，优中选优，共同前进，最终是有望达到高目标的。

“科学”与“科学精神”

如果十亿中国人都热衷于科学思维，这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民族！域外各族谁能敌之？

五四强化了科技图强的出路，科技在洋务运动中还是羞羞答答的，现在被提升到国策的高度。科学不再等同于雕虫小技，这是五四对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在一个科学精神氛围浓郁的国家，人们更有可能全面思考、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如果十亿中国人都热衷于科学思维，这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民族！域外各族谁能敌之？但是，五四之后连年的战争与政治运动，国人人人自危，大学也不安宁，谁有心思去静下心来作科学思考？及至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浪潮和近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多数人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科技才得以普及。但是，富裕的生活并不一定与发达的科学精神相伴随，石油国家的挫折就是例证。当统计数字告诉你今天的中国大陆有近亿股民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再次对国人的科学精神进行测评。这实际上是问：100年了，国人的科学精神有无提高？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科学的本质。所谓科学，其核心要素是类似的条件下取得的结果可以重复。理化意义上的科学更严谨：实验的条件是严格控制的，否则结果难以保证。反之，不可控的条件下去轻率推论就是不科学。如果众多的国民普遍喜好在充满风险的股市试试运气，这个国家的风气就很难说是严谨与科学的；倘若上亿股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抱着赚大钱与暴富的目的去的，就是说投资者只期望涨而不期望跌。如果认为凡事只有进没有退，这怎么能说是科学精神呢？实际上，投机者多抛开理性，置理性不顾者其行为无法科学，我们虽不能说股民越多国民科学精神与理性越差，但是我们可以说股民规模化、群体化、单向思维化的思想状态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如果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更理性的人，相反，是急性病心理更多，则未来发展的持续性与长期性值得质疑。

科学精神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今天，人们在讲述励志故事时，兴奋点多集中于低起点与高成就之间的反差。须知，成功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是统计学的常识。从人生目标定位上讲，并不是人人都应该去争当第一，每个人其实只可能根据自身的资源到达相应的发展极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第一无疑是违反统计学规律的。小概率事件就是小概率事件，真正的顶级成功者就那么几个，个别人的成功他人无法复制，因为条件千差万别。须知，即便在制造富人的房地产、电子商务、制造业和软件领域，无名的失败者是多数，出名的成功者只是极少数。如果要科学地讲述成功的故事，MBA的案例教学是一种方法，即要把每一个转折点的前因后果讲透彻；如果要科学地树立人生观，还是要记牢成为普通人的概率最大，还是安心于平凡的人生最现实，还是把手头的事情做准确更能赢来幸福感。少投机，多钻研或许是更有益于健康的人生观。

“文化变革”与“文化治国”

小修小补的文化项目无法担当文化治国的重任。文化治国是一个利器，使用时必须谨慎小心。

自1840年至今，中国有过三次大的文化变革：第一次发生在1861至1895年的洋务运动期间；第二次发生在1915至1926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第三次发生在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的马克思主义间接推进了政权的更替，其他两次文化变革虽然没有改变政局，但对当时的政治、文化、科技、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化对政治的显著作用，以及运用文化进行治国，已成为中国的特色。

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指明了科技强国的道路。洋务运动的文化变革，直接的原因是清朝战败，失利之后要图强。这是当权者领导的变革，奕訢、文祥、沈桂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积极倡导，以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其目的不是革朝廷的命，而是补充知识与技能，提高工业水平，增强军事对抗能力。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30余所近代新式学校，用来培养科学、军事、翻譯人才，包括北京的同文馆和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在1896年前翻译出版了352种西方书籍。通过派留学生出国，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科技与法律知识，部分弥补了传统文化偏重四书五经农而轻科军工贸的不足。

五四新文化运动，由当权者卖国而触发，由民间抗争而起。它的支点缘起青岛的路权，但迅即升级为社会变革和文化革新运动。事件虽然来的突然，但是思想早有准备，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受过西方教育，理论上早已埋下伏笔，其目的已不再是造洋枪洋炮，而是要从根上颠覆固有的中国中心主义，否认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欧洲中心主义。五四运动的主题已经由洋务运动的自然科学转变为社会科学，其措施是“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极力主张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这场运动来的比洋务运动剧烈，对社会的冲击性更大。五四运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最后促成了新中国的诞生。

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方面的重点之一是破四旧，批崇洋媚外，铲除封资修，运动本身远超出文化的范畴。这场运动是自上而下发起的，文斗加上武斗，工农商学兵全参与，几乎打乱了所有的秩序，大多数行业都出现了倒退。这一次文化变革没有做西方的小学生，它是正宗中国制造的，其内容和形式都是独创的，甚至试图输出到海外，不过最后的评价是负面的，以至于被称为“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几乎砍断了自洋务运动以来向外国学习和积极对外交流的发展脉络，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外交也非常孤立。但是通过真理问题的讨论和拨乱反正，中国经过30多年的努力，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达到了自洋务运动以来从没有企及的高度。坏事在前，好事在后，大退步之后是大进步，两者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1840年至今的三次文化变革，从发展过程来看都是“伤害后的增长”，似乎有一条潜在的法则：只要在文化上大搞一次，中国就会大发展一次。文化治国，就是要善于组织或应对主题鲜明的大型文化行动，以取得国家的全面大发展。小修小补的文化项目无法担当文化治国的重任。不过历史也同时告诉我们，中国的文化变革，总是在付出人的尊严与生命的代价，总是伴随着对人的伤害和对人权的践踏。如果国家的进步以人的牺牲为代价，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取的。文化治国是一个利器，使用时必须谨慎小心。建立起比“伤害后的增长”更为主动和健康的文化治国模式，是努力的方向。

爱国、进步、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中国的路途依然漫长而修远。

（作者为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胡适：《胡适留学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

责编/潘丽莉 美编/于珊

作者：喻文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