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进步

关键词： 全球性 我区

危机与进步（精选三篇）

危机与进步 篇1

关于如何看待技术进步, 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有显著的差别。在新古典的理论中, 基于总量生产函数Y=A×F (K, N) , (Y为产出、K和N分别为资本和劳动、A为技术水平) , 经济增长被认为有两个源泉:一是投入 (K和N) , 一是技术水平 (A) 。由总量生产函数推导出增长核算方程:

产出增长= (劳动份额×劳动增长) + (资本份额×资本增长) +技术进步

此处的技术进步包括劳动者素质和各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在研究和教育方面投入的增加、投入产出的变化等等。增长核算方程实际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定, 新古典的经济学家把“索洛剩余”归因于技术进步。也就是说, 经济增长率由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存量增长率和技术进步三者构成。索洛经过对美国1909-1949年间数据的检验, 得出结论:在该时期中, 每劳动小时的产出增长中超过80%归因于技术进步。并且对构成经济增长率的三个部分按重要性排序, 依次为:技术进步、劳动力供给增加和资本积累。对于稳定增长问题,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 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劳动力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 生产函数F (K, L, t) 满足技术进步呈现哈罗德中性和希克斯中性的条件, 稳定的增长就能得到保证。

卡尔多首先批判了新古典的观点, 继而建立了自己的技术进步函数。他认为, 新古典把技术因素包括在生产函数中的做法是极其不合理的。卡尔多接受了萨缪尔森的规则, 即“只有数量可测量的经济物品和服务才可被用作生产函数中的独立变量”。既然技术进步在本质上不可测量, 而且时间也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代表, 技术进步就不应当被看作生产的投入, 而应被视为是“背景要素”。既然技术进步不能作为生产的投入, 那么, 总量生产函数当然就不能区分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和要素投入对增长的贡献, 也不能计算它们的相对重要性。技术进步是不可测量的, 所以试图通过总量生产函数测算技术进步从而解释经济增长是徒劳的。实际上想要很清晰地区分技术的变革和资本积累的变化是很困难的。

在卡尔多看来, 一方面工人运用较高资本必然伴随着具有创造力的先进技术的引进, 另一方面大多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也要求更高的人均资本量。资本深化需要物化的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也离不开资本深化, 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是相互依赖的。

二、卡尔多的技术进步函数

卡尔多构造的技术进步函数反映了每个工人资本增长率 (K) 与每个工人产量增长率 (Y) 的关系。技术进步率是资本深化的增函数;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增长率的增函数。基于上述关系, 卡尔多建立了自己的技术进步函数:Y=T (K) 。如图一所示, 横坐标代表资本增长率K, 纵坐标代表产量增长率Y, 实曲线TT′表示技术进步函数, 该函数一阶导数为正, 二阶导数为负, 说明人均产出增长率是随着人均资本量增长率的升高而递增的, 但呈现报酬递减。这是因为, 人均资本量增长率K越高, 意味着新发明被开发和利用的程度越高, 那么, 就更快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对于任何的人均资本量的增长而言, 报酬会更低。

图一还显示, 当K为零时, Y为正。原因在于即使人均资本量不变, 新的机器设备也会被引入。在T (0) 这个初始位置上, 生产力水平不是资本积累增长率的函数而是累积的产量的函数。这种把劳动生产力提高与过去累积的产量联系起来的观点在现代经济学文献中是“干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的结果。技术进步被看作是一个学习过程, 而学习依赖于经验。肯尼思·阿罗曾用这种方法设计了一个增长模型, 学习过程所利用的经验是用总投资衡量的。而卡尔多则是用累积的产量来衡量。当K>0时, 生产增长率取决于人均资本增长率。曲线TT′与45°线相交于P点。TT′曲线Y=T (K) 假定在时间进程中有一个按一定速率变化的新思想的流量, 当出现重大的技术发明时, 这种流速或称技术动态发生变化或者新思想流量和物化新思想的速度发生变化, 进而引起TT′曲线所表示的技术进步函数整体向上移动, 曲线会在更高的位置与45°线相交, 形成新的均衡点。但模型假设在一般情况下技术进步是中性的, 所以技术进步函数会比较稳定, 图一中的曲线不会经常移动。在一条既定的技术进步函数上, 技术进步的流量被假定是不变的。因此, 在这条曲线上的资本增长与产量增长关系并不取决于新发明的技术性质, 而是取决于技术进步流量与资本积累速度之间的关系。在P点的左侧, 人均产出增长率高于人均资本增长率, 推动经济向P点靠近;在P点的右侧, 人均产出增长率赶不上人均资本增长率, 经济会自动回落到P点。技术进步是哈罗德中性, P点产量增长率等于人均资本增长率, 资本产量比不变, 从而经济在P点达到长期均衡增长。

卡尔多于1957年提出这一技术函数, 但很快他又在1962年的另一篇文章中对技术进步函数的表达式进行了修正。他指出, “取决于现期总投资支出的技术进步通过创造新的设备对经济体系产生影响”, 即技术进步是通过新设备被引入经济体系的, 而新设备的使用取决于现期总投资。因此, 技术进步函数被修正为最新装配新设备的每个工人的产量增长率与每个工人总的固定投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即

p′t/pt=f (i′t/it) (f (0) >0, f′>0, f″<0)

如图2所示:

该方程描述的技术进步函数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是对工艺变化的本质的某种限制?对于这个问题, 卡尔多认为, 人均投资速度的每一次变化均意味着一次实际使用新方法 (“创新”) 的变化。因为“资本节约型”创新既可以提高产量资本比, 又可以提高产量劳动比, 所以对于企业家来说, “资本节约型”创新较之可获得相同劳动生产率增幅的“劳动节约型”创新更有利可图, 所以前者会被首先使用。人均投资增长率越高, 工艺上的变化越趋于“资本使用型” (更少的“资本节约型”) 。因此, 常常存在某种水平的人均投资增长速度, 它允许人均产量与人均投资量同速增长, 从这种意义上说出现了中性技术进步现象;假设这种人均投资增长速度历史保持不变, 也意味着假设“资本节约型”创新与“资本使用型”创新在总创新流量中的相对重要性保持不变。因为“资本节约型”创新的增加与技术进步函数的向上滑动无异, 反之同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真的是技术进步固定假设的内涵。

因此, 假设在技术进步函数中存在某种中性的技术进步的唯一意义在于:“非中性的”技术进步必然是, 在给定投资增长率的情况下, 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或者是持续的加速上升, 或者是持续地加速下降。

摘要：对于技术进步问题, 活跃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剑桥学派曾提出独到的见解。作为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卡尔多不赞同新古典把技术因素包括在生产函数中的做法, 他认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是相互依赖的。卡尔多建立了自己的技术进步函数以反映人均资本增长率与人均产量增长率的关系, 并说明了长期均衡增长的实现机制。

关键词：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函数,卡尔多

参考文献

[1]伊特韦尔, 米尔盖特, 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2]曹静.对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重新解释.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3]Kaldor.1957.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4]Kaldor.1966.Cause of the Slow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Kingdom.in Collected Economic Essays, Vol.5.

[5]哈恩和马修斯.经济增长理论:一份研究报告.载索洛等著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译本, 商务1996.

[6]李平.后凯恩斯经济学———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的比较.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3.

创新科技进步抵御金融危机 篇2

有效解决，还面临着劳动就业、人口素质提升、公共卫生与群众健康等一系列重大需求的压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抵御金融危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就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并依此加快发展、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由于受资源禀赋、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的影响，我区科技工作存在着支撑能力和区域创新能力“两弱”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以落实国务院《意见》为契机，将部区工作会商《议定书》支持我区科技工作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示范园区、中小企业科技孵化基地和科技资源技术产权交易场所等创新平台。加快银川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的工作。按照部区工作会商《议定书》内容，认真组织申报一批国家项目。加强国家项目的组织管理，确保取得一批科技成果，促进相关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依靠科技进步，抵御金融危机，就要以完善我区科研机构布局为出发点，加强创新体系建设。推动自主创新“三大”工程实施。围绕农业优势特色产业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建立健全各类研究院所，培育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完善我区科研机构布局。开展创新型企业试点，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健全研发机构、促进产学研结合。加强创新团队建设，尽快形成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类别齐全的科技创新团队。要以贯彻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为宗旨，全力抓好即将出台的《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加强农业农村科技工作的意见》的贯彻落实。尽快启动实施以“5183”工程为主的农业科技创新与示范推广计划，加大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力度；推进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提高农业集约化科技支撑能力；推进农村民生科技进步，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技术、能源利用技术水平和农民科技素质；深化农业农村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农业农村科技研发机构建设，推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

依靠科技进步，抵御金融危机，就要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为目标，推动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取得新突破。加强队伍建设，加强科技特派员的培训，组织科技特派员创业活动，推动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积极探索在工业领域开展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要以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为核心，组织实施好自治区重大科技攻关。加强国家、自治区和市县科技资源的统筹，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攻克一批重大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增强我区跨越式发展的科技支撑。

寻思的寻思——危机？进步？ 篇3

《读书》连着几期刊载了一些学者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或者说是有关“人文精神失落”或“被遮蔽”的讨论。尽管我对其中的一些说法很有同感，但我认为这场讨论的前提很有可商榷之处。

这场讨论是由所谓的人文学科危机引发的。“我们所从事的人文学科今天已不止是‘不景气’，而是陷入了根本的危机。”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按张汝伦先生的推断“正是由于人文精神的意识的逐渐淡薄乃至消失，使得智慧和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内在的支撑和动力，使得终极关怀远不如现金那么激动人心。”简单地说，在这场讨论中，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等同，人文学科的危机被引伸为人文精神的危机；而人文学科又被简单地等同于“文、史、哲”。这种等式显然不妥。

一、所谓“人文精神”，一般指的是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按袁进先生的定义，人文精神是对人类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问题是人的自身命运、人的价值、人的存在意义等概念都具有多义性。它们“只有在特定背景下的上下文和听众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实际的意义”(保罗·利尔克《解释学和人文科学》，河北人民版)，也就是说人文精神这一概念和其它词语一样，受到语境因素的制约。不同时期，不同语境里的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关注自然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人文精神内容。现代认知科学已向人们展示了诸多因素对认知过程的制约。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十四世纪的人文主义所关注的焦点与现代人文主义所关注的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

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或“遮蔽”，其实是指在一定的语境条件下，某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解释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或权威性，用语用学的术语便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体系被剥夺了其地位。因此，实际上不存在什么“人文精神的失落”。人文精神是不可能失落的，因为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人类便不会停止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把握。所可能失落的，在实际上遭受失落之苦的，只是某一特定语境里产生的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理解形式，或者说思考形式。换言之，人们发现失落的，并不是“人文精神”，而是按某一占主导地位的思考形式所理解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因此，人文精神的失落，如果离开了一定的语境和指向，这个命题便不能成立。而某一主导解释的衰落本身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它之所以失落是因为依照它的理解体系，它无力解释新时期的人文精神。这种失落是不必大惊小怪的。

某一种理解形式之所以能在一定的语境里占主导地位，这和社会的权势(powerstructure)分不开。这里的权势并不是简单地指某一个统治阶级，而是指在广义上占主导地位的某一体系。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权势只是相对的。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各权势的沉浮。对“人文精神”的理解，自然与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主导话语体系有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劲，现在人们在作思考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会把西方的理解形式看成是主导形式，正如汤因比所言，所谓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化。我发现我们的学者在寻思“人文精神”时，所依据的判别标准不是西方的人文标准，就是中国历史上某一特定语境里的标准。当陈思和先生怀疑“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在当代还有没有人文精神时”，不难看出他所依据的标准并不是这个时代的，或者说并不是我国现时的。因此，我以为有意义的命题，或者说我们所应关注的，并不是抽象的人文精神的失落，或者说是按某一固定标准去判断中国的人文精神的有无，而是去具体地探寻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社会，人文精神的内容以及其表现形式。

二、据此，我认为人文学科的危机只是某种理解形式的危机。这种危机实质上也并不是整个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人文学科中某一部分的危机。社会的发展已大大地充实了人文学科的内容。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还应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危机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文意识逐渐淡薄乃至消失”，而是现存的人文学科体系对新的社会发展的解释能力出现了危机。按固定的理解形式是无法找到这个时期的人文精神的特点的。熟悉历史的人都了解历史上现存的人文学科体系是如何去适应社会的新的发展，以增强自己的解释能力。其实，我们的学者所谓的人文学科的危机，说白了，也就是哲学危机，文学批评危机，史学危机。使用这种过时的、狭隘，的提法本身也是无视现代科学发展的。

现代科学的发展对哲学自以为是的、居高临下的地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随着科学分工的愈来愈细，传统的哲学地盘一一丧失。原来抽象的理性精神正被赋予越来越具体的内容。原来哲学引以为骄傲的形而上的纯理性的抽象思辨也逐步地让位与形而下的具体的认知活动。对所谓“绝对”的追求的荒诞之处，已遭到严厉的抨击。F.C.S.席勒指出：“而至少直到今天为止，被认为代表‘正统派’的哲学家们还为‘绝对’所困扰，以致于使得他们看不出来：以‘绝对’的名义而给予的种种解释，对于人类来说，是怎样极端的空洞和致命的。”(《人本主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9页)尼采、叔本华等所倡导的与理性精神相违背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便最生动地反映了传统形而上哲学的危机。二十世纪语言哲学的兴起正反映了曾是形而上的哲学，在其它学科的促进下，正重新寻找自己地盘的努力。有意思的是，在这种努力中，哲学家们不再高高在上地进行形而上的玄论，他们开始注意到哲学形而下的基础。哈贝马斯有关人类交际、人类行为的一系列哲学思考也正体现了现代哲学家面对危机所采取的对策。利尔克在谈到“语境”“文本”等解释学概念时，这样写道：“这种自我表现永恒地回复到谈话事件(在谈话中解释最终完成了)，表明了哲学对于失去绝对知识的哀悼。”(第200—201页)我以为，参加讨论的这些学者所谓的哲学危机不妨可看作是经院哲学的危机，或者说是传统学院生活的危机。这使我又想起了F.C.S.席勒的话：

现代科学和作为力量的知识正在不断地改变人的活跃的生活。但是作为“沉思”的“知识”并不是如此，它拖延行动的检验并挣扎着逃避这样做。不幸的是，学院生活很难现代化……(第13—14页)

这种危机实在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避免不了的。

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认知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文本阐释过程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文本阐释过程，除了受到社会、文化等诸因素的制约外，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受到读者认知环境的影响。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对一位读者来说，产生于他／她的具体阅读过程中。所谓具有永恒意义的真、放之四海皆为准的文学评判是不存在的。所谓的权威性的评论，究其实质，只不过是一种文化名流现象(elitism)。按冯·戴伊克的说法，这是某一名流群体，利用其超出其他社会群体之上的“权势”，把自己对某一具体的文本的阐释强加在其他群体之上。(《社会、心理、话语》，中华书局，一九九三)文学批评的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名流群体”的权势受到挑战、“名流”自身对“绝对”产生了怀疑的缘故。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学批评的危机也许是社会进步，在我国更是民主化的标志。记得现在已得到充分肯定的文学大师德莱塞一开始也是受到文学批评名流的猛烈抨击的。

另外，我认为在评论“人文精神”时，不提及自然科学等其它诸因素的发展也是不妥的。谁都不会忘记哥白尼、达尔文等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贡献。

最后，我想简单地提及托克维尔(A.Toc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在评论美国民主时所表现出的忧虑。托克维尔自然赞成美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但他很是担心由于实行了民主，社会的名流不再占支配地位，社会的精神极可能变得俗不可耐。因为具有贵族气质的他，对社会大众的口味是极其缺乏信心的。不过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美国社会的发展却不在乎他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