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腺苷酸环化酶蛋白-1（精选七篇）
腺苷酸环化酶蛋白-1 篇1
1 材料和方法
1.1 病例及标本收集
选取2009 年1 月~2011 年10 月在我院行补片填充式无张力疝修补术患者42 例。排除肿瘤、糖尿病、感染及风湿免疫等疾病。其中直疝组19 例, 男15 例, 女4 例, 平均年龄 (56.44±9.72) 岁;斜疝组23例, 男16 例, 女7 例, 平均年龄 (51.44±11.92) 岁。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直疝和斜疝患者的性别及年龄无显著性差异。在术中取腹横筋膜标本, 标本在相对正常的内侧腹横筋膜处切取约0.8 cm2左右, 标本切取后一部分液氮保存备用, 一部分用10%福尔马林固定, 做石蜡块保存备用。
1.2 试剂与方法
1.2.1试剂
兔抗人TGFβ1多克隆抗体, 兔抗人Fibrillin-1多克隆抗体购自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兔抗人LOXL1多克隆抗体购自美国Santa Cruz技术公司;Max Vision TM即用型免疫组化试剂盒、DAB显色试剂盒购于福建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兔抗人GAPDH抗体、HRP标记羊抗兔Lg G二抗抗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公司。ECL试剂盒为Santa Cruz产品。
1.2.2免疫组化方法
免疫组化方法参考文献[2]。其中TGFβ1的一抗浓度为1∶150, Fibrillin-1为1∶100, LOXL1为1∶200。采用Image Pro Plus 6.0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测定, 计算累计光密度 (IOD) 值。每张切片随机取10个40×10倍视野, 结果以平均光密度值来表示。
1.2.3 Western blot
样本取出后参考文献[3]的方法加入蛋白提取液提取蛋白。取等量蛋白与2×SDS上样缓冲液混合, 沸水加热10 min, 变性后进行SDS-PAGE电泳 (聚丙烯酰胺分离胶浓度TGFβ1为14%, LOXL1为8%, Fibrillin-1为5%) , 半干法转印于硝酸纤维素膜, TGFβ1、LOXL1为15 V, 60min;Fibrillin-1为20 V, 180 min。5%的脱脂奶粉4℃封闭过夜, 加一抗 (TGFβ1为1∶300, Fibrillin-1为1∶200, LOXL1为1∶400) , 37℃, 2 h。TTBS漂洗后加二抗 (1∶5 000) , 37℃孵育1.5 h。洗膜后用化学发光法在暗室X光片曝光显影。应用GIS凝胶成像系统拍照后用Band Scan 4.5软件进行扫描, 与GAPDH的灰度比值进行分析。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 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检验, P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Fibrillin-1、TGFβ1 与LOXL1 在腹横筋膜的免疫组化结果
Fibrillin-1、TGFβ1 与LOXL1 被染成棕黄色, 斜疝患者腹横筋膜Fibrillin-1 染色较深, 排列较规整且呈连续性分布。直疝患者腹横筋膜Fibrillin-1分布紊乱、断裂 (图1) 。该结果与本文作者之前报道相一致[2]。TGFβ1 在斜疝患者腹横筋膜呈弥漫染色, 在直疝患者腹横筋膜TGFβ1 呈局灶染色且染色较浅 (图2) 。LOXL1 与TGFβ1 相类似, 直疝患者腹横筋膜LOXL1 染色较斜疝浅且呈局灶分布 (图3) 。通过软件对结果的累计光密度值 (IOD) 分析表明直疝患者腹横筋膜Fibrillin-1、TGFβ1 与LOXL1 含量均明显下降, 和斜疝患者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P <0.05) (表1) 。对直疝患者Fibrillin-1 与TGFβ1 的IOD值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两者呈正相关 (P <0.05) , pearson相关系数为0.605, t =0.006。 LOXL1 与TGFβ1 表达呈正相关 (P <0.05) , pearson相关系数为0.613, t =0.005。
2.2Fibrillin-1、TGFβ1 与LOXL1 的Western blot结果
Western blot结果和免疫组化结果相一致, 灰度比值显示:直疝患者腹横筋膜Fibrillin-1 含量 (0.31±0.16) 显著低于斜疝患者 (0.58±0.17) (P <0.05) (图4) 。TGFβ1 含量在直疝患者腹横筋膜 (0.17±0.13) 显著低于斜疝患者 (0.34±0.17) (P <0.05) (图5) 。LOXL1 含量在直疝患者腹横筋膜 (0.34±0.14) 显著低于斜疝患者 (0.45±0.17) (P <0.05) (图6) 。
3 讨论
腹股沟疝是外科常见的疾病之一, 全世界每年约2 000 万例病例, 在我国约200~400 万例。人们对腹股沟疝的诊治已有近500 年历史, 然而关于其发生和修补后复发的确切原因仍未完全明了。
腹横筋膜是腹壁对抗腹内正常生理及病理压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功能的异常将导致腹壁张力的下降, 引起疝的发生。KLINGE等[4]对63 例不同类型的腹股沟疝患者进行研究, 发现其双侧腹横筋膜的伸展性和弹性都明显低于非疝患者, 胶原染色可见胶原架构稀疏、分离。陈双等[5]发现, 在各型疝患者腹横筋膜胶原含量降低最为明显的是复发疝组, 其次为直疝组和斜疝组。胶原水平的下降可导致腹横筋膜张力的降低, 成为腹股沟疝的危险因素[6]。弹性纤维是细胞外基质中除胶原外另一个重要组分, 可由成纤维细胞、平滑肌细胞和某些软骨细胞等产生, 赋予组织以良好的弹性, 与胶原韧性互补, 增加腹横筋膜组织对于外界压力的抵御能力。弹性纤维由含弹性蛋白的核心及FMF两部分组成。弹性蛋白以可溶性前体—弹性蛋白原形式分泌至细胞外, 在胞外基质富含原纤维蛋白的微纤维支架上, 弹性蛋白原之间发生高度稳定的共价交联, 形成富于弹性的纤维。其中Fibrillin-1 是其重要组成成员, 参与构成微纤维。Fibrillin-1 包含三段富含半胱氨酸高度重复的序列, 与多种蛋白、细胞因子及细胞外基质相互作用调节细胞外基质重构[7]。本文通过Western blot方法对腹股沟直疝及斜疝患者腹横筋膜Fibrillin-1 的表达进一步研究, 发现直疝患者Fibrillin-1 含量显著降低, 且分布异常, 是导致直疝患者腹横筋膜抵抗压力能力减弱的原因。
弹性纤维和胶原纤维网状结构的形成依赖于其分子结构中的羟基化比率。LOXL1 是类氨酰氧化酶家族成员, 可催化胶原蛋白中的赖氨酸残基或羟赖氨酸残基及弹性蛋白中的赖氨酸残基发生氧化脱氨反应, 进而交联形成稳定的网状结构。本文免疫组化及Western blot结构显示直疝患者腹横筋膜LOXL1含量显著低于斜疝患者, 和PASCUAL等[8]报道相一致, 表明LOXL1 的下降影响了结缔组织的正常结构, 从而使得直疝患者腹横筋膜的稳定性下降。
TGF-β1 是一种多功能的细胞因子, 广泛存在于各种组织中, 参与细胞的增殖、细胞外基质的合成、免疫炎症等多种生物学过程。TGF-β1 可促进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分裂, 促进胶原基因的表达和分泌[9]。有实验表明给予外源性TGF-β1 能抑制切口疝的发生[10]。本研究发现TGF-β1 在腹股沟直疝腹横筋膜明显低于斜疝患者。表明TGF-β1 降低参与了直疝的发生。相关性分析表明直疝腹横筋膜TGF-β1 与Fibrillin-1、TGF-β1 与Loxl-1 的表达呈正相关。类似结果在子宫腺肌病有报道[11]。表明它们受共同因子的调节, 或者它们直接相互作用, 共同参与了直疝的发生。
本研究结构表明直疝的发生是多种因子在多个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 Fibrillin-1、TGF-β1 与Loxl-1 参与了该疾病的发生, 有关其具体调节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摘要：目的 比较原纤维蛋白-1 (Fibrillin-1) 、转化生长因子β1 (TGFβ1) 及类赖氨酰氧化酶1 (LOXL1) 在腹股沟直疝及斜疝患者腹横筋膜组织的表达, 探讨腹股沟直疝的发病机制。方法 用免疫组化和Western blot方法检测在我院行疝修补术患者 (直疝19例, 斜疝23例) 腹横筋膜组织中Fibrillin-1、TGFβ1及LOXL1的表达情况。并对两者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 腹股沟直疝患者腹横筋膜组织Fibrillin-1、TGFβ1及LOXL1的含量显著低于斜疝患者 (P<0.05) ;直疝腹横筋膜Fibrillin-1与TGFβ1 (P<0.05) , LOXL1与TGFβ1的表达呈正相关 (P<0.05) 。结论 腹股沟直疝患者腹横筋膜组织Fibrillin-1、TGFβ1及LOXL1存在异常表达, 并且相互作用共同参与了腹股沟直疝的发生。
关键词：原纤维蛋白-1,转化生长因子β1,类赖氨酰氧化酶1,腹股沟疝
参考文献
[1]HENRIKSEN NA, YADETE DH, SORENSEN LT, et al.Conet Connective tissue alteration in abdominal wall hernia[J].Br J Surg, 2011, 98 (2) :210-219.
[2]LI J, CAI JH, ZHANG XJ, et al.Expression of fibrillin-1 and TGFβ1 in the transversalis fascia of direct and indirect inguinal hernia[J].Chongqing Medicine, 2011, 40 (4) :370-371.Chinese
[3]PANS A, PIERARD GE, ALBERT A, et a1.Adult groin henias:new insight into their bio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J].Eur J Clin Invest, 1997, 27 (10) :863-868.
[4]KLINGE U, ZHENG H, SI ZY, et al.Synthesis of type I and III collagen, expression of fibronectin an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1 and-13 in hernial sac of patients with inguinal hernia[J].Int J Surg Investig, 1999, 1 (3) :219-227.
[6]RODRIGUES JUNIOR AJ, RODRIGUES CJ, DA CUNHA AC, et al.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ollagen and elastic fibers in the transversalis fascia in direct and indirect inguinal hernia[J].Rev Hosp Clin Fac Med Sao Paulo, 2002, 57 (6) :265-270.
[7]RAMIREZ F, SAKAI LY.Biogenesis and function of fibrillin assemblies[J].Cell Tissue Res, 2010, 339 (1) :71-82.
[8]PASCUAL G, RODR魱GUEZ M, MECHAM RP, et al.Lysyl oxidase like-1 dysregula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direct inguinal hernia[J].Eur J Clin Invest, 2009, 39 (4) :328-337.
[9]BETTINGER DA, YAGERDR, DIEGELMANN RF, et al.The effect of TGF-beta on keloid fibroblast proliferation and collagen synthesis[J].Plast Reconstr Surg, 1996, 98:827-833.
[10]FRANZ MG, KUHN MA, NGUYEN K, et al.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2) lowers the incidence of incisional hernias[J].J Surq Res, 2001, 97:109-116.
腺苷酸环化酶蛋白-1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1月‐2015年2月本院收治的肺癌患者50例作为研究组, 其中, 男32例, 女18例;年龄48~81岁, 平均 (69.7±6.4) 岁, 所有患者均已经过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 其中, 腺癌19例, 鳞癌16例, 小细胞肺癌15例, 所有患者体温均正常, 无感染, 血常规正常, 无其他系统疾病或其他系统的恶性肿瘤。选择同期本院健康体检者50例作为对照组, 其中, 男28例, 女22例;年龄44~80岁, 平均 (65.9±5.9) 岁, 所有对象心电图以及血常规均无异常, 继往无心肺疾病病史, 以上两组对象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所观察项目具有可比性。
1.2 检测方法
抽取两组对象空腹静脉血5 ml, 离心后取血清, 使用雅培ARCHITECT i2000化学发光分析仪及配套试剂, 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检测CEA及CA125, 使用Maglumi2000全自动化学发光仪 (深圳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公司生产) 检测CYFRA21-1以及NSE。以上各项检测均有专业人员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操作。4项指标阳性结果的界定值分别为:CEA>5.0μg/L, CA125>35.0 u/ml, NSE>17μg/L, CYFRA21-1>3.3μg/L。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对象CEA、CA125、NSE及CYFRA21-1的含量, 并观察4项指标以及4项指标联合对肺癌的诊断价值。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数据。计数资料用百分比 (%) 表示,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肿瘤标志物含量比较
研究组的肺癌患者4项指标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4项检测以及4项联合检测对肺癌的诊断价值
4项指标联合检测的准确度和灵敏度明显高于单独检测,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而特异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注:†与联合检测相比, P<0.05。
3讨论
肿瘤标志物是细胞癌变过程的发生以及发展和浸润转移过程中机体分泌的肽类活性物质, 在肿瘤患者中, 肿瘤标志物主要在肿瘤组织以及宿主的体液中, 而健康人体内血清中不含有肿瘤标志物或者含量极低[2,3]。因此, 肿瘤标志物对肿瘤的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主要特征包括: (1) 恶性肿瘤患者体内特有物质; (2) 对恶性肿瘤的组织类型的鉴别具有一定的特异性; (3) 在患有肿瘤的患者体液中可以检测到, 而在正常人体内含量极低甚至检测不到, 其含量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肿瘤的严重程度, 对下一步治疗方案的制定以及患者预后的评估均具有重要的意义[4]。近年来对肿瘤标志物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等学科的不断发展, 肿瘤标志物在肿瘤的诊断、预后估计、治疗计划、疗效及预后情况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肺癌中, 较为常见的肿瘤标志物包括CEA、CA125、NSE和CYFRA21-1, 因此, 本研究重点探讨其对肺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显示, 研究组的肺癌患者4项指标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4项指标联合检测的准确度和灵敏度明显高于单独检测 (P<0.05) , 而特异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CEA是由人体内胚胎组织产生, 具有免疫抑制的作用, 能促进肿瘤转移, 而CA125是细胞表面的高分子糖蛋白, 其在胎儿的体腔上皮中存在, CYFRA21-1分布于单层上皮细胞骨架上, 属于细胞骨架中的中间丝状物, 多见于鳞癌, 也见于腺癌, NSE对小细胞肺癌的病程具有较明显的反映, 是作为小细胞肺癌检测中最为敏感和特异度最高的一种肿瘤标志物, 该物质在小细胞肺癌诊断、鉴别诊断以及疗效和预后评估中有着重要的意义[5]。
综上所述, 4项肿瘤标志物对肺癌诊断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肺癌诊断和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 4项联合检测能提高对肺癌诊断的准确度和灵敏度, 适合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李海燕, 刘红, 王静.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价值[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2, 32 (1) :46-48.
[2]宋华, 张侠, 刘畅.514例肺癌肿瘤标志物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期的关系[J].解放军医药杂志, 2013, 25 (5) :56-59.
[3]任乂, 赵金波.肺癌肿瘤标志物的临床意义及研究进展[J].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14, 26 (4) :488-492.
[4]吴树强, 赵朝华, 廖和和, 等.血清三种肿瘤标志物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J].现代肿瘤医学, 2013, 21 (6) :1252-1254.
糖化酶酶解米渣纯化米蛋白的工艺 篇3
不论是味精厂的米渣,还是饴糖厂的米渣,均是大米糖化工序的副产物。为了提高大米的糖化率,在糖化前大米淀粉需充分糊化。为此,选用糖化酶对米渣中的淀粉进一步酶解,使残余淀粉转化为水溶性的糖而被菌体发酵利用,从而让米渣蛋白溶出[3]。选用食品级高温糖化酶,在较高温度下使已糊化的淀粉能较好的酶解,提高糖化酶酶解效果,使米蛋白的含量有较大的提高。该方法纯化米蛋白的安全性较碱法高[4]。为保证所提蛋白的品质,对部分经研磨,煮沸,酶解后仍是老化的淀粉颗粒等过滤除去,最后以喷雾干燥得到提取的米蛋白粉[5]。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设备
1.1.1 原料
食品级糖化酶5000 U·g-1,无锡酶制剂公司生产。新鲜米渣由嘉善饴糖厂提供,水分58.0%,其固形物中蛋白质质量分数为51.9%。
1.1.2仪器
DS-1型高速组织捣碎机;LD5-10型低速离心机;HH-4数显恒温水浴锅;JJ-1增力精密电动搅拌器;DGG-9053A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Mettler Toledo320 pH计;Gerhardt半微量自动凯氏定氮仪。
1.2 分析方法
1.2.1 米蛋白含量的测定
采用凯氏定氮法(GB6432-1986),蛋白质系数为6.25
样品含米蛋白(%)=(VA-VB)×N×0.014×6.25×100÷W
式中:VA-滴定样品用去的HCl溶液的毫升数
VB-滴定空白用去的HCl溶液的毫升数
N-盐酸的摩尔浓度(mol/l)
W-米渣干重(g)
1.2.2 米蛋白提取率的计算
蛋白质提取率 = 提取的纯蛋白重量/原料中的纯蛋白重量。
其中,原料中的纯蛋白重量 = 原料重量×原料蛋白含量。
1.3 米蛋白提取工艺流程[6,7,8]
称取500 g的湿米渣→充分磨碎→加2倍质量水煮沸30 min→米渣按一定的液固比调配→用0.1mol·L-1的HCl调节溶液的pH值→加入食品级糖化酶→恒温水浴中搅拌酶解(维持pH值不变)→100目滤布过滤分离→用0.1mol·L-1 NaOH调节溶液的pH值达自然状态→喷雾干燥→米蛋白产品。
2 结果与讨论
2.1 液固比对纯化米蛋白的影响
按实验工艺流程,选择5:1、6:1、7:1和8:1的液固比进行实验,结果如图1。液固比是影响米渣酶解的一个重要因素,小的液固比有利于淀粉的酶解。液固比小,溶液的黏度大,将影响传质过程的进行;大的液固比可以降低体系的黏度,加快传质过程。由图1可以看出,采用液固比6:1时较为适宜。
2.2 酶解时间对纯化米蛋白的影响
选择酶解时间为3.0 h、3.5 h、4.0 h、4.5 h来进行实验,结果如图2。由图2可知,随着时间的增加,米蛋白纯度降低,米蛋白的提取率迅速增加。这可能是因为在酶解初始时,米蛋白的溶出迅速增加,但随着时间的延长,整个体系的黏度增大,而未溶出的米蛋白由于其传质过程受到黏度的牵制,使得溶出速度减慢;而淀粉溶出过多使米蛋白的纯度下降。综合考虑,酶解时间选择4.0 h。
2.3 pH对纯化米蛋白的影响
选择pH值为3.0、3.5、4.0、4.5和5.0来进行实验,结果如图3。由图3可知,pH值对米蛋白的提取率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随着pH值的升高,米蛋白的提取率有所降低,可能是因为糖化酶有其最适pH,以pH值4.0为宜。
2.4 温度对纯化米蛋白的影响
选择提取温度为50℃、55℃、60℃和65℃来进行实验,结果如图4。由图4可知,当温度达到60℃时,米蛋白的提取率较高,纯度达到最高。
2.5 酶量对纯化米蛋白的影响
选择加酶量为15 U·g-1、30 U·g-1、45 U·g-1和60 U·g-1来进行实验,结果如图5。由图5可知,加酶量为30 U·g-1和 60 U·g-1时,米蛋白的提取率和纯度差异不大,从纯化效果和生产成本两方面考虑,选择加酶量为30 U·g-1米渣。
2.6 酶法纯化米蛋白的正交实验
为了研究各个条件对米蛋白纯化的综合影响和确定最佳工艺条件,选择对纯化影响较大的因素即pH、液固比、温度和时间为考察对象,每个因素拟定3个水平(见表1),选用L9(34)正交方案进行纯化实验,加酶量选为30 U·g-1米渣,具体实验的条件及结果如表2。
2.7 正交实验的极差分析
对正交实验结果进行极差分析,结果见表3。由表3极差分析的结果可看出,对米蛋白提取率影响的大小次序为:时间>温度>pH值=液固比。
米蛋白的最佳提取条件为:pH为4.0,提取温度为65℃,提取时间为3 h,液固比为5:1,与单因素条件实验结果有一定的差异,可能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正交实验选定的适宜条件下开展验证实验,米蛋白的提取率为81.3%,纯度为76.8%,效果较好。
3 结论
3.1 糖化酶酶解米渣纯化米蛋白的最适条件为:
液固比6:1、酶解时间4 h、pH4.0、温度60℃和酶量30U·g-1;
3.2 米蛋白酶法纯化正交实验最佳条件为:
pH 4.0,温度65℃,时间3 h,液固比5:1。在最适条件下的验证实验,米蛋白的提取率为81.3%,纯度为76.8%。
参考文献
[1]Gloria B,Cagampang.Studies on the extraction and com-position of rice endosperm protein.[J]Cereal Chem,1966,43:145~155
[2]Gurpreet Kaur Chandi,D.S.Sogi.Functional propertiesof rice bran protein concentrates[J].Journal of Food En-gineering,2007,79:592~597
[3]Ansharullah,James A Hourigan,Colin F Chesterman.Application of Carbohydrases in Extracting Protein fromRice Bran[J].J Sci Food Agric,1997,74:141~146
[4]王章存,聂卉,康延玲.酶法提取大米蛋白研究进展[J].现代食品科技,2006,22(3):255~258
[5]Issara Sereewatthanawut,Surawit Prapintip,KatemaneeWatchiraruji,et al.Extraction of protein and aminoacids from deoiled rice bran by subcritical water hydroly-sis[J].Bioresource Technology,2008,99:551~561
[6]刘彬,黄文,单麟军等.酶水解米渣蛋白的工艺研究[J].粮食与饲料工业,2005,8:6~8
[7]刘骥,姚惠源,陈正行等.利用米渣为原料制备大米浓缩蛋白[J].食品工业,2004,3:14~17
腺苷酸环化酶蛋白-1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7月-2013年7月笔者所在医院门诊或住院肝病患者133例。急性肝炎组30例, 其中男17例, 女13例, 平均年龄58岁;慢性活动性肝炎组40例, 其中男22例, 女18例, 平均年龄55岁;肝硬化组35例, 其中男20例, 女15例, 平均年龄57岁;肝癌组28例, 其中男16例, 女12例, 平均年龄53岁。以上病例经临床实验室、影像 (CT、MR、彩超) 病理活检确诊。临床诊断符合2000年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学术会议诊断标准以及2010年修订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标准。正常健康组45例患者来自本院健康体检者, 平均年龄56岁, 经各项肝炎病毒标志物均为阴性, 无心、肾、肝、肺功能异常。
1.2 方法与试剂
所有检查对象均是清晨使用真空采血管空腹采用静脉血3 ml, 分离血清后用奥林巴斯AU-40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腺苷脱氨酶 (ADA) 的测定采用速率法, 试剂盒及标准品由北京科美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参数设置和操作。铁蛋白 (SF) 检测采用美国Beckman-Coulter公司化学发光仪access2及其配套专用的定量分析试剂盒, 标准品以及校正品同由仪器公司配套提供, 操作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1.3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均应用SPSS 11.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急性肝炎组、慢性活动性肝炎组、肝硬化组、肝癌组血清ADA、SF明显高于正常健康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且按急性肝炎、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硬化、肝癌呈递增趋势。见表1。
*与正常健康组比较, P<0.05
3 讨论
ADA属硫基酶, 是嘌呤核苷酸代谢中的一种重要酶, 能催化腺嘌呤核苷转变为次黄嘌呤核苷, 最终生成尿酸排出体外。ADA分布广泛于人体组织中, 以淋巴组织和胸腺中的含量最高, 是一种与免疫有关的酶类, 在肝、肾、肺和骨骼肌等含量较低, 血清中90%以上的ADA来源于肝细胞, 是肝细胞的胞浆酶[1]。当肝细胞坏死损伤或膜通透性增加时, 肝细胞内的ADA迅速释放入血引起血清ADA含量升高, 因此ADA可作为肝细胞实质性损伤的指标。本文结果显示, 急性肝炎组、慢性活动性肝炎组、肝硬化组、肝癌组患者血清ADA活性均明显高于正常健康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且在肝硬化及肝癌组中升高更明显, 提示在判断肝病的进程中有辅助价值, 马士恒等[2]认为血清ADA水平可间接反映肝硬化程度。有研究表明在急性肝炎患者经过治疗后若血清中ADA不能降至正常范围, 甚至继续升高, 表明病情有向慢性发展趋势[3], 且其在急性肝炎和慢性活动性肝炎患者恢复期其水平的降低迟于有关转氨酶[4], 因此能反映肝内残存病变[5]。杨彦改等[6]认为血清ADA活性与肝纤维化的程度有关, 随着肝纤维化的程度增加, 其活性亦逐渐增加。
铁蛋白是一种水溶性铁贮存蛋白, 是由蛋白质外壳亦即去铁蛋白和铁核心形成的复合物, 是体内的主要贮铁蛋白, 与铁的储存和代谢密切相关, 血清铁蛋白的水平反映了铁的贮存情况, 血清铁蛋白主要在肝脏合成并储存, 所以其含量的异常变化与肝脏疾病联系紧密, 可反映肝细胞破坏和炎症程度, 从表1可以看出在急性肝炎感染期, 由于肝细胞的炎症反应导致铁蛋白合成明显增多, 慢性活动期肝炎由于部分肝细胞变性坏死使铁蛋白释放入血, 肝硬化患者由于肝功能下降对循环血中的铁蛋白清除能力下降造成铁蛋白在血中累积, 在肝癌患者血清中铁蛋白含量存在异常的高浓度, 铁蛋白升高的机理可能是肝癌患者在病情变化的过程中使肝组织以及肝细胞变性受损, 贮存于肝脏中的铁蛋白流入外周血液中, 另外肿瘤细胞亦可分泌铁蛋白或异型铁蛋白入血造成高水平铁蛋白, 有报道称其为原发性肝癌的第二个极具价值的血清学标志物, 针对AFP阴性患者用SF替代诊断已受到临床的密切关注[7]。许成新等[8]研究结果显示铁蛋白作为单个肿瘤标志物诊断原发性肝癌的敏感性为90.9%, 特异性为86.5%。AFP作为肝癌肿瘤标志物已经是公认的重要诊断指标, 但由于有10%的肝癌不产生AFP以及30%的肝癌产生的AFP量极低, 使AFP呈阴性或低水平[9], 因此AFP常规检测不能真实预测反映肝癌的发生, 而铁蛋白的检测则可弥补此种情况的不足, 测定SF不仅可了解体内铁储存情况, 尤可反映肝脏受损的情况, 临床检测SF有助于对肝病情况的发展及对肝病之间的鉴别诊断以及预后评估提供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 ADA、SF测定是反映各种肝病的灵敏指标, 将其联合起来进行评价可提高诊断效率, 提高敏感性和特异性, 且对肝病鉴别诊断、疗效评估、预后判断有着重要的临床价值。
参考文献
[1]余比亚, 陈光荣, 何德秀.血清腺苷脱氨酶检测对病毒性肝炎的临床意义[J].江西医学检验, 1998, 16 (4) :189.
[2]马士恒, 杨彦改, 常亚青, 等.肝病患者血清腺苷脱氨酶检测的临床意义[J].医学研究与教育, 2013, 30 (1) :33-35.
[3]李维春, 王圣东.ADA、TBA测定在肝脏疾病诊断中的价值[J].中国实验诊断学, 2001, 5 (6) :320.
[4]郭平, 黄杰, 杨克勤, 等.血清腺苷脱氨酶在肝病诊断中的特异性[J].四川生理科学杂志, 2007, 29 (1) :36-37.
[5]王晓燕.血清ADA与HA、PⅢP联检在乙型肝炎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J].放射免疫学杂志, 2009, 22 (3) :233-234.
[6]杨彦改, 马士恒, 李福建, 等.腺苷脱氨酶在慢性病毒性肝病中的诊断价值研究[J].临床肝胆病杂志, 2007, 23 (1) :17-18.
[7]张曙于, 张金华.联合检测多项肿瘤标志物对原发肝癌诊断价值的探讨[J].临床医学, 2003, 23 (10) :15-16.
[8]许成新, 褚邦勇, 徐玖飞, 等.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铁蛋白和肿瘤相关因子联合检测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价值[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2012, 22 (2) :308-311.
腺苷酸环化酶蛋白-1 篇5
1 HDAC与肿瘤的发生
哺乳动物的HDAC可分为3种类型:I型、II型HDAC为Zn2+依赖型, III型的HDAC为保守尼酌酰胺腺嘌呤双核苷酸依赖型。众多的研究结果显示HDAC在细胞中定位以及在调控不同基因的转录复合物分布中有明显差异。
目前研究证实在肿瘤细胞当中, 组蛋白多数呈现低乙酰化的状态, 而组蛋白乙酰化状态失衡同肿瘤发生有着密切关系[2]。组蛋白的低乙酰酶同肿瘤发生之间的关系, 最好例证是源于临床对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的白血病研究。维甲酸受体 (RAR) 为髓系分化非常重要的转录调控因子, RARα同RAR形成异源二聚体, 和DNA上维甲酸的反应元件相结合。虽然目前对于RAR靶基因在髓系发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未完全清楚, 但是HDAC抑制剂可以恢复细胞对于维甲酸的反应表明组蛋白的异常低乙酰化同白血病发生有着密切关系。组蛋白乙酰化失衡能够致使染色质发生重构, 进而使调控细胞周期进程, 分化与凋亡基因转录出现失调。
2 HDACi的抗肿瘤机制
2.1 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体内与体外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HDACi能够通过激活内源性与外源性的凋亡途径以及调控与凋亡相关的蛋白来诱使肿瘤细胞凋亡[3]。
2.2.1 诱导外源性凋亡的途径
主要方式是通过上调许多死亡受体与提高受体的耐受性及其通路, 与蛋白连接而激活。HDACi与死亡受体可以进行协同作用, 将caspase-8、-10、-9与-3激活, 诱导原本对死亡受体抵抗的HL-60Jurkat细胞凋亡。
2.2.2 激活内源性凋亡的途径
此种途径也就是线粒体途径, 内源性的凋亡途径由线粒体间的膜蛋白比如细胞色素C, 凋亡诱导因子与Smac释放, 然后将caspase系列诱导激活。HDACi可以通过将线粒体间膜蛋白诱导释放的方式激活caspase-9, 以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2.2.3 调控与凋亡相关的蛋白
HDACi可以上调Bcl-2家族中的促凋亡蛋白的Bmf、Bim、Bax、Bik、Bak表达, 下调家族蛋白中抗凋亡蛋白Bcl-XL、Bcl-2、Bcl-w与Mcl-1等, 进而使多条信号传导通路活化, 诱导细胞凋亡。但是HDACi增强促凋亡蛋白与降低抗凋亡蛋白作用同细胞自身特性有一定关系, 这是因为不同肿瘤细胞, 甚至于相同类型肿瘤细胞中的这些蛋白基础水平也会有所不同[4]。
2.2抑制细胞周期
研究表明在采取HDACi、SAHA与MS-275对正常及转化细胞作用后, 均会对细胞周期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HDACi可以通过将转录基因激活的方式诱使肿瘤细胞的周期在G1-S期发生阻滞。研究表明HDACi还能使多种肿瘤细胞在G2期发生阻滞。
2.3 诱导细胞发生分化
肿瘤细胞诱导分化治疗指的是在诱导分化剂作用之下, 去分化肿瘤细胞有可能被诱导, 而重新向着正常的细胞方向进行分化, 主要表现为细胞的生长方式、形态、生长速度、生物标志物和基因表达的类型向正常的细胞接近, 甚至有可能完全转变成正常细胞[5]。其基本的特点是并不直接将肿瘤细胞杀伤, 而是将肿瘤细胞进行诱导, 使其向高分化的方向转变。因为其具有较强的抗肿瘤作用且毒副作用非常小, 所以目前其在单独以及联合应用中治疗肿瘤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目前研究已经表明HDACi对于多种类型肿瘤细胞都具有诱导分化的作用, 主要包括乳腺癌、肝癌、髓母细胞癌、前列腺癌和白血病等。
2.4 抑制血管新生
HDACi可以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 使得肿瘤细胞因为缺血缺氧而部分死亡, 达到使肿瘤生长延缓、转移抑制的目的[6]。HDACi能够抑制肿瘤细胞中的HIF-1α与VEGF受体降解, 使p VHF表达上调, 最终使肿瘤血管的生成受到抑制。研究发现FK228在体内与体外都对血管生成具有较强抑制作用, Hela细胞采用FK228处理24 h后, 与未处理的细胞相比较, 细胞当中刺激血管生成的因子比如VEGF受体、FLT1等表达均受到了很强抑制作用, 但抑制血管生成因子比如NF2和p VHL等则均被诱导表达。
3 HDACi的临床应用
体外实验研究结果表明HDACi具有广泛抗肿瘤的作用, 对多种类型的肿瘤细胞, 包括骨、膀胱、乳腺、中枢神经系统、子宫、食管、卵巢、肺等都表现出了极强的杀伤效果, 经过HDACi处理之后, 这些细胞都出现了明显细胞凋亡, 增殖抑制, 细胞周期阻滞[7]。进一步的研究显示HDACi可以对多种模型的动物肿瘤增殖及转移进行有效抑制, 体内与体外实验结果显示HDACi在临床中的应用前景良好。国内外的众多实验室与医药公司对HDACi在抗肿瘤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研究, 有关SAHA、MS-275以及FK228等多种HDACi已经进入了I期与II期的临床研究, 可以有效抑制多种类型的肿瘤, 具有非常好的肿瘤诊治效果。
HDACi与多种化疗药物进行联合, 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抗肿瘤效果。比如在治疗的初期采取TSA或者SAHA可以增加肿瘤细胞对于靶标DNA的敏感性。SAHA与格列卫联合应用, 可以使已经对格列卫产生耐药性的慢性粒细胞性的白血病细胞再次具备药物敏感性。此外, HDACi还能够与生物抗癌药物等联合使用, 表现出了良好协同效果。
4 小结
HDAC异常所导致的组蛋白乙酰化姿态失衡同肿瘤发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近些有来研究表明HDACi可以引起肿瘤细胞周期阻断与选择性凋亡, 有潜在的抗肿瘤作用。HDACi对于正常组织的作用小而且临床耐受, 对于肿瘤具有明显抗增殖的能力, 其介导的抗肿瘤机制尚未完全明确, 虽然HDACi在血液肿瘤的应用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在实体肿瘤的应用方面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尽管对于HDACi发挥作用的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但是其有效性以及低毒性已经使其成为了一种具有较为广泛应用前景的肿瘤治疗药物。新型HDAC酶的靶标特异性抑制剂在临床中已经被发现, 但其是否有更好的抗肿瘤效果仍需进一步证实, 随着对HDACi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相信HDACi的抗肿瘤作用会更加明显[8]。
参考文献
[1]董梅, 胡兴胜, 陈闪闪, 等.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在肿瘤治疗领域的进展.中华肿瘤杂志, 2013, 35 (7) :481-485.
[2]白娟, 刘继彦, 郑玲, 等.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抗肿瘤的研究进展.现代肿瘤医学, 2009, 17 (6) :1194-1196.
[3]于丹丹, 伍钢, 刘红利, 等.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在肿瘤研究中的机制及临床应用.国际肿瘤学杂志, 2013, 40 (7) :497-500.
[4]储卫华, 冯华.组蛋白去乙酰基酶抑制剂抗肿瘤作用的研究进展.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 2008, 15 (2) :186-188.
[5]张敏, 李彪, 张一帆, 等.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在抗肿瘤应用中的进展.国际放射医学核医学杂志, 2007, 31 (5) :270-273.
[6]康印东, 王立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的免疫抑制功能研究进展.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2009, 30 (1) :80-83.
[7]张颖杰.新型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的设计、合成及抗肿瘤活性研究.山东大学, 2012.
腺苷酸环化酶蛋白-1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1月~2013年4月在我院脑外科住院治疗的急性颅脑损伤患者50例 (病例组) 。纳入标准:颅脑损伤时间<12 h, 有明确的颅脑外伤史, 并经头颅CT或MRI检查确诊。排除标准: (1) 其他严重的系统性合并伤及复合伤; (2) 其他神经系统、恶性肿瘤、细菌或病毒感染性疾病及免疫性疾病史; (3) 入院前4周内有严重手术和创伤史; (4) 长期吸毒或静脉药瘾者。其中男28例, 女22例;年龄17~82岁, 平均 (40.2±5.4) 岁;疾病类型:脑挫裂伤42例, 颅内血肿17例, 硬膜外血肿12例, 硬膜下血肿6例。另选择同期在我院体检中心体检的正常健康者30名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16名, 女14名;年龄16~80岁, 平均 (39.7±5.3) 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和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方案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 纳入研究前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病例组患者予以保持呼吸道通畅、吸氧、降颅压、抗感染、营养脑细胞和预防并发症等常规对症治疗, 如有手术指征者及时予以手术治疗, 治疗时间为2周。观察治疗前后血清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的变化。而对照组仅在入组时测定1次。
1.3 血清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的检测
采集静脉血3~5 m L, 室温放置15~30 min, 低温离心分离出血清, 将血清分装后置装入EP管中, 置-70℃冰箱冻存。使用美国伯乐680酶联仪,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分别测定血清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 试剂盒分别由均购自美国R&D公司、上海基免实业有限公司和美国Sigma公司提供, 实验步骤按试剂盒所附说明书进行操作。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8.0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病例组患者治疗前血清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t=5.12、3.10、6.10, P<0.01) 。治疗2周后, 患者血清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较治疗前均明显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08、2.31、2.91, P<0.05或P<0.01) 。见表1。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1;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P<0.05, ▲▲P<0.01;NSE: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MBP:髓鞘碱性蛋白
3 讨论
急性颅脑损伤是脑外科常见急诊, 具有高病死率及高致残率的临床特点, 需积极的处理干预[5]。由于急性颅脑损伤的病变机制较复杂, 发病急、病情发展快, 需密切监测病情的动态进展变化, 积极预防其并发症及继发性脑损伤的发生, 早期的治疗及预防是决定颅脑损伤患者预后的关键。目前对急性颅脑损伤患者判断受损病情的程度和预测预后, 一直缺乏实验室指标的量化评估[6,7]。GCS评分与急性脑损伤患者的最终结果有相当的不一致性;影像学资料如CT或MRI检查是诊断颅脑损伤的重要手段, 但不能反映脑细胞损害的程度, 难以准确地预见病情的转归[8]。因此确立高度敏感性、特异性、可靠的脑损害血清标志物, 进行急性颅脑损伤后脑损害程度的定量评估及预后的早期评估受到科研及临床研究的高度重视[9]。
目前评估急性颅脑损伤患者的血清学指标较多, 目前研究较多、较透彻的指标有NSE、Nogo-A蛋白和MBP。NSE是糖酵解途径中的关键的可溶性胞浆蛋白, 特异地存在于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中[10];Nogo-A蛋白主要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中抑制神经元突触再生的蛋白质[11];MBP主要由少突胶质细胞合成, 是构成中枢神经系统髓鞘的一种强碱性膜蛋白, 具有维持中枢神经系统髓鞘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12]。当颅脑损伤时, 部分神经元坏死和崩解, 脑细胞膜的完整性受破坏, NSE、Nogo-A蛋白和MBP进入细胞间隙和脑脊液中, 由于血脑屏障的破坏和通透性上升, NSE、Nogo-A蛋白和MBP进入血液循环引起血浆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异常升高[13,14]。动态监测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的变化反映中枢神经系统急性损伤的敏感血清学指标, 对急性颅脑损伤疗效观察及预后评估具有重要价值[15,16]。本研究结果发现病例组患者治疗前血清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急性颅脑损伤患者存在血清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的异常升高, 可作为急性颅脑损伤患者早期诊断的敏感指标, 其水平的高低可反映脑细胞损伤严重程度。同时本研究结果发现治疗2周后, 血清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较治疗前均明显下降。表明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的变化可作为急性颅脑损伤患者治疗疗效随访和预后观察的指标。
总之, 急性颅脑损伤患者存在血清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的异常升高, 可作为急性颅脑损伤患者早期诊断的敏感指标, 其水平的高低可反映脑细胞损伤的严重程度。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的变化可作为急性颅脑损伤患者治疗疗效随访和预后观察的指标。
摘要：目的 探讨急性颅脑损伤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 、Nogo-A蛋白和髓鞘碱性蛋白 (MBP) 水平的变化。方法 选择2012年1月2013年4月浙江省萧山中医院急性颅脑损伤患者50例 (病例组) 予以保持呼吸道通畅、吸氧、降颅压、抗感染、营养脑细胞和预防并发症等常规对症治疗, 如有手术指征者及时予以手术治疗, 治疗时间为2周。另选择同期体检中心体检的正常健康者30名作为对照组。观察治疗前后血清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的变化。结果 病例组患者治疗前血清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 (17.12±6.75) 、 (201.72±56.27) 、 (4.79±0.72) μg/L]明显高于对照组[ (5.24±1.05) 、 (106.54±31.19) 、 (1.12±0.24) μg/L], 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t=5.12、3.10、6.10, P<0.01) 。治疗2周后, 患者血清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 (9.12±3.07) 、 (147.92±40.56) 、 (2.64±0.92) μg/L]较治疗前[ (17.12±6.75) 、 (201.72±56.27) 、 (4.79±0.72) μg/L]均明显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08、2.31、2.91, P<0.05或P<0.01) 。结论急性颅脑损伤患者存在血清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的异常升高, 可作为急性颅脑损伤患者早期诊断的敏感指标, 其水平的高低可反映脑细胞损伤严重程度。NSE、Nogo-A蛋白和MBP水平的变化可作为急性颅脑损伤患者治疗疗效随访和预后观察的指标。
腺苷酸环化酶蛋白-1 篇7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材料
收集2012年3月~2014年2月,宁波市鄞州第二医院经诊断并行喉鳞癌根治术的患者99例, 选择术中留取的癌组织标本作为观察组,选择其中78例患者的距肿瘤边缘大于3 cm,并经病理证实为正常鳞状上皮的喉黏膜组织为对照组。所有标本均经病理主治医师再次阅片确认,并排除术前行放、化疗的患者。 观察组中男58例,女41例,年龄40~81岁,平均(62.6± 5.4)岁 ;对照组中男40例 ,女38例 ,年龄40~79岁 , 平均(60.5±5.2)岁。 两组性别、年龄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免疫组化检测ATAD2、C-MYC和PTEN蛋白的表达,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二步法,DAB染色,严格实验步骤。 ATAD2、C-MYC和PTEN蛋白检测结果的判定方法:ATAD2阳性部位是细胞核,C-MYC和PTEN阳性部位是细胞质和/或细胞膜 ; 选择10个400倍的高倍视野对上皮细胞进行观察 , 计算阳性细胞数与总细胞数的比值,取平均值,≥25%为阳性, <25%为阴性。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AS 6.12对数据进行分析,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χ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线性相关性分析法。 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中ATAD2、C-MYC和PTEN蛋白表达情况
ATAD2和C-MYC在观察组中的表达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TEN的表达阳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 见表1。
2.2观察组中不同临床特征ATAD2、CMYC和PTEN表达情况
观察组中ATAD2、C-MYC和PTEN的表达与肿瘤最大径、 淋巴结转移、 脉管浸润和Ki67的表达有关。 见表2。
2.3观察组中ATAD2、C-MYC和PTEN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线性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ATAD2与C-MYC呈正相关 (r = 0.43,P = 0.0420),ATAD2与PTEN呈负相关(r = -0.46,P = 0.0371)。
3讨论
喉鳞癌常见于中老年人,肿瘤常由异型增生的鳞状上皮发展而来,在此过程中,多种基因和蛋白的表达出现异常。 ATAD2定位在染色体8q24,是ATP酶家族的重要成员[9,10]。 目前研究显示ATAD2蛋白为含有220个氨基酸的蛋白, 其结构中有典型的ATP结合位点, 此位点也是ATAD2对下游蛋白合成与分解重要的调控点[11,12]。 近来多项研究认为ATAD2高表达与肿瘤的进展有关[13,14]。 C-MYC是癌基因,可以和DNA进行有效地结合,并调控转录因子。 也有研究认为CMYC是细胞周期的调控开关之一,即决定从G0/G1期进入S期[15]。 也有观点认为C-MYC异常表达对细胞的正常生长发育及癌变起重要作用[16]。 PTEN作为机体首先发现的磷酸酯酶活性的蛋白,可以引起细胞内第二信使磷脂酰肌醇(3,4,5)-三磷酸(PIP3)出现去磷酸化,抑制细胞的增殖过程[17]。 也有研究显示肿瘤在进展中PTEN低表达时可以引起内皮细胞迁移能力增强及肿瘤血管的新生,进而加速肿瘤进展[18]。
免疫组化技术成熟, 其标记的蛋白表达准确、客观。 实验结果显示ATAD2和C-MYC的表达在观察组中升高 (P < 0.05),PTEN的表达在观察组中下降 (P < 0.05),提示ATAD2、C-MYC高表达 、PTEN低表达促进肿瘤的发生。 实验结果显示观察组中ATAD2、 C-MYC和PTEN表达的阳性率与肿瘤体积 、 淋巴结转移、脉管浸润和Ki67的表达有关(P < 0.05),提示三者异常表达促进肿瘤的生长、淋巴结播散、脉管侵犯和细胞的增殖过程。 由于以上因素均为临床判断肿瘤生物学行为、预后的重要指标,因此三者异常表达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示患者预后情况。 本实验的相关性分析显示观察组中ATAD2和C-MYC的表达呈正相关(r=0.43,P < 0.05),ATAD2和PTEN的表达呈负相关 (r=-0.46,P < 0.05), 提示ATAD2可以调节CMYC和PTEN的表达,三者具有一定的协同作用。 有研究显示ATAD2与C-MYC可能与中介蛋白和活化物相关, 即ATAD2与C-MYC对下游蛋白的调节作用可能更趋于一致,引起肿瘤的恶性转化和进展[19,20]。 也有观点认为ATAD2是雌激素受体的共活化物,可以由前列腺素等诱导而激活, 激活的ATAD2作用于雌激素受体的下游靶基因, 如C-MYC和E2F等,进而引起细胞的增殖,加速肿瘤的生长和浸润[21]。 但是关于ATAD2、C-MYC和PTEN协同作用的具体调节机制有待更多基础实验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