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训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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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家训对现代教育的启示（通用8篇）

篇1：中国古代家训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家训智慧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林莺

1988年，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首巴黎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时，曾得出结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到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我个人理解，这个孔子，他其实是个泛指，并不单单是孔子这个人，或者是孔子的思想，而是我们中国古代绵延几千年的传统和文明，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其中，就包含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中国古代家训智慧。

那么，先来简单了解下，什么是家训？家训的训，指的是教导，训诫，家训，就是一个家族或一个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家族的长辈教育子弟或家族成员，父母教育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家训的内容十分宽泛，包括言行举止、修身、处世、交友、家庭生活、乃至出仕从政、建功立业等等。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规的、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是西周初年周公的《戒子伯禽》。周公殷殷告诫代其治理封地鲁国的儿子伯禽说：“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周公的意思是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助天子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了.可是,我还(常常)洗一次头发,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的头发,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接待宾客,还惟恐(因怠慢)失去人才.他说这个的意思是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告诫儿子，到了鲁国后，一定不能因为自己是国君，就慢待了士人和民众，要像自己一样爱才、惜才、尊重人才。

同样，还有个父亲教育孩子的故事，这个父亲也很有名，大家一般将他当老师，当圣人，但他同时也是个父亲，这位父亲就是我们常说的“万世师表”——孔圣人。孔子对学生很和蔼，对儿子很严肃。他儿子也很有名，孔鲤，字伯鱼，因为出生时，鲁君送了一条大鲤鱼来作为贺礼，所以叫孔鲤，字伯鱼。孔子对这个儿子很严格，《论语》里记载，有一天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鲤“趋而过庭”，什么叫“趋”呢，“趋”就是小步快走，是表示恭敬的动作，在上级面前、在长辈面前你走路要“趋”，低着头，很快很快地这样走过去，这叫“趋”。那么孔鲤看见父亲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是低着头“趋”，孔子说：“站住，学诗了吗？”“没有”。“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你怎么能正确的说话）？”“是”，“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说：“站住，学礼了吗？”“还没有”。“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怎么能在社会立足）”“是”，“退而学礼。”这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对孔鲤的教育，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这段记载也被视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则成了古代早期家训的典型内容。

但“家训”这两个字正式得名并被后世广泛认可并流传下来是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写了《颜氏家训》，“家训”才正式得名。

以后，大量以家训为主要内容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帝范》、司马光的《家范》等，都是标准的家训作品。还有许多家书、尺牍，里边涉及有教育子女家人内容的，学术界也一概将其视作“家训”。

中国家训，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教育智慧，也承载着华夏文明独特的历史智慧和人生智慧。

这些浩如烟海的家训，我们当然不可能尽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精华，以求窥一斑而见全豹。

首先来看看《颜氏家训》。《颜氏家训》可以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被称为“古今家1 训的鼻祖”。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人，出生于江苏南京，是魏晋南北朝儒家文化尤其是家训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后人，也出了许多大家，比如唐代大学者颜师古就是他的孙子，后代还有个非常有名的颜真卿，大书法家。

《颜氏家训》中关于修身、处世、治家、勉学、为官等方面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还有许多在当时看来非常有远见的观点。比如说，《颜氏家训》认为：第一，教育要从小抓起，颜之推特别提到要重视胎教。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对胎教都比较重视，但大家想，颜之推，那是魏晋南北朝，公元531年，差不多1500年前的古人啊，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太不容易了！第二，颜之推提倡“礼为教本”，要以忠孝仁义作为人生准则，为人不能贪慕名利，要做实事。他还用一句话告诫后代：“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这个对我们现代家庭教育，我个人觉得具有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遗子千金，不如教子一技。”父母长辈，留给子女、后代再多金钱财富，而不教会他们通过正当途径赚取金钱的本领，就等于给了孩子一个漏筐，所有留下的好东西都会从筐的缝隙中溜走，最后等待他们的就是无尽的慌张，甚至是慢慢走向犯罪的机会。我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败家高帅富，挎爱马仕包打劫超市”，说的是一个富二代，因为生意败落，妻子离婚，又迷上赌博，败光了所有家产，只好在成都街头流浪。在饥饿难耐，走投无路时，心一横抢劫了超市。被捕后警察发现其身上穿戴的奢侈品均为正品，但就是这样一个身穿高档品牌的25岁青年，面对生活的坎坷，脱离了富裕的生活便失去生活方向，连最基本的糊口都不能自给自足，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我们要告诉孩子，父母总有离去的一天，人生，最终只有靠自己。作为父母，不能认为留足够的财富给孩子就够了，一定要教子一技，教他真正实用的本领，好为他在将来自立于世、自求发展打好基础，那才是真正的爱。

再来看看皇族的家训，唐太宗的《帝范》。《帝范》共十二篇，是唐太宗亲自写了，赐给太子李治的。

《帝范》第一篇先讲《君体》，主要包括为君之德性。其中写道“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民”，意思是君王没有威信和德行，就不能使远方四夷之人归附；君王没有仁慈的胸怀和宽厚的品质，就不能使百姓感受到恩典，治理天下，必须威德并用。

这句话既是对皇子治国的教导，其实也是一个为人处世的方法，同时，对我们家长教育孩子、老师教育学生也有启示。

这里也有个故事，唐太宗时期，有个功臣，尉迟恭，不但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还几次对太宗有救命之恩。特别是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的坐骑受到了惊吓，带着李世民奔入玄武门旁边的树林，李世民又被林中的树枝挂住，从马上摔下，倒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他的对手，也是兄弟李元吉迅速赶到，夺过弓来，准备勒死李世民，就在这时尉迟恭跃马奔来大声一喝，把李元吉吓得赶紧放手逃跑，但尉迟恭快马追上他，放箭将他射死了。要不是尉迟恭这一喝，李世民可能当场毙命，历史就要改写了。所以，对尉迟恭，唐太宗自然是给了格外的恩宠。但这样一来，这个尉迟恭呢，就有点张扬、膨胀起来。一次，唐太宗举行宴会，请了些老臣和宗室至亲，因为有个人坐在他的上头，尉迟恭就很不服气，认为此人功劳不及自己，没资格坐在自己上面。坐在尉迟恭下头的任城王李道宗出来好意劝解，没想到尉迟恭不领情，抡起拳头对着李道宗一顿狂扁，不一会就把李道宗打得满脸乌青，最严重的是，眼睛都几乎被揍瞎了。这个李道宗也不是闲人，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弟，他还有个女儿，特别有名，就是文成公主。李世民当然很不高兴。把尉迟恭叫去，说，我昨晚读史书，看到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的事，原来我以为高祖不对，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今天想想，我觉得韩信，彭越，他们也有该死之处啊”这话，说的尉迟恭腿直打斗，史书记载，此后，他天天在家里练仙丹打坐，安享晚年，再也不闹事了。这个就是宽严有度，恩威兼施。

此外，唐太宗还告诫皇子们要多读史书，以史为鉴，并且要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学2 会判断是非、得到启示。唐太宗本人也正是这么做的——

有一天，唐太宗就与大臣们聊，说是昨晚挑灯夜读，读到《晋书》，里面有一则晋武帝和大臣何曾的故事。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开国皇帝，前期能厉行节俭，虚心纳谏，用人唯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后期，则热衷于安逸享乐，生活上极尽奢华，大臣何曾看出了其中的危机，有一天下朝后就神色忧虑。儿子何劭看到后很纳闷，就问父亲，怎么回事？何曾就将自己对皇上的担忧告诉了儿子并对他说，你呢，还可以免于杀身之祸，但是，他指指孙儿辈，像他们这代恐怕就危险了。果然，西晋王朝只延续了短短几十年，先是“八王之乱”，然后“五胡乱华”，国家陷入了长时期的动荡和战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何曾的孙子果然跟他预言的那样在乱世中遭酷刑所杀。

唐太宗说完此事，让大家议论，发表看法。大家都纷纷夸何曾有远见，是个聪明人。但唐太宗却脸色一沉：我觉得何曾是个不忠不孝的罪人！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

“作为臣子，对君主要恪尽忠心，时时刻刻为国家安危和发展考虑，匡正君主的恶行，协力治理好国家。何曾作为朝廷要员，地位高，责任重，既然看到了问题，理应据实相告，直言规劝。可他呢，怕得罪君王，退朝回家发发议论，实在是不忠不孝。”说到这里，唐太宗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们有些人在背后议论魏征，说他提意见出风头，我看他不是。他敢于直谏，那是帮助我防微杜渐，不至于让国家发展误入歧途，是真正的良臣！”

从此后，再也没有人在背后议论魏征了，更多地大臣也像魏征一样，发现问题，也向唐太宗直言劝谏。也正是在魏征等一大批忠臣、直臣、贤臣的帮助下，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唐太宗从史书中读出了智慧，所以，他也教育自己的孩子多读史书，还要多思考。

再来看看五代十国时期的《钱氏家训》这部家训是钱氏的先祖吴越国王钱镠（liú）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里边有句话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当年，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时，曾引述过。

江南钱氏，堪称千年望族，历朝历代皆有俊杰，很多状元，无数进士。宋末画家钱选，明代学者钱德洪、画家钱谷、诗人钱谦益，清代藏书家钱曾、学者钱塘、训诂学家钱大昭、画家钱杜、篆刻家钱松均系钱门。近现代更是人才“井喷”，出了钱钟书、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其琛、钱文钟，钱永健等“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钱氏家训》分个人篇、家庭篇、社会篇和国家篇。个人篇开篇即语：“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认为人是天地之间的产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要堂堂正正无愧于天地，言行举止要符合圣贤的标准。家族篇开篇即语：“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让我们看到家庭的细节对于优良人格的形成有多重要。家长把家里打理得次序井然，后辈自然会从小养成做事有条理的习惯，最终才能有办大事的基本能力。社会篇开篇即言：“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在社会交往中，诚信是第一要务。在乡邻问题的处理上，谦让与人方便是首先要做到的。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更要负起责任，有能力就要带头抚恤。国家篇开篇即言：“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 [dù]如仇。”在国家层面，普通人更多的是在集体层面上，我们要懂得用严明律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懂得社会的准则，洁身自好。爱民（对优秀的员工要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于社会（集体）的蛀虫（蠹），则要坚决剔除。由此可见，《钱氏家训》主张忠孝传家，爱国恤民，化家为国。它不只是钱氏后人的行为准则，更是留给每个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是我们每一3 个中国家庭都应该认真学习的成长训言。

包拯，包青天，大家很熟悉。包拯一生，身居高位，廉洁无私，痛恨贪官污吏，到了晚年，担心后人会出不肖之徒，于是在家中立了一块石碑，镌刻着著名的《诫廉家训》，严厉警戒后人：凡是包氏后代子孙有贪污受贿者，活着不得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祖坟。不遵从此训令者，一概不是包氏子孙。如此言简意重的包公家训让人肃然起敬，发人深省。事实证明，包拯的子孙确实没有违背如此严厉的训诫，历代未听闻有贪污犯法之人。

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个人觉得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精辟、也是我个人觉得最优秀最有借鉴意义的一本家训读物：《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我们以前在教科书中学到的是“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事实上，林则徐虽然睁眼看了世界，但他对西方依然有许多的误解与偏见。比如，林则徐认为西方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一仆不能复起”可任大家宰割。因为西方人穿的高筒皮靴，他就以为西方人的膝盖是不能弯曲的，只能依靠坚船利炮，在海上作战，一上岸，就会倒地，束手就擒。他还认为，西方人喜欢中国的茶叶，那是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吃牛羊肉或牛羊肉磨的粉，如果不喝茶，就会便秘而死。

曾国藩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林则徐这些前辈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他不但是看了世界，还进行了实践，眼到心到，行动到。其直接结果，就是其洋务意识的产生。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曾国藩还说过一句话：“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 就是说不论艰难险阻，都要亲身体验，亲自品尝。有“行”有“知”，方为知行合一！比如他要搞洋务运动，要向西方科技文明学习，就要首先了解西方社会的状况。但限于时代的原因，曾国藩很难做到实地考察，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著名的替身--号称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在西方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的留学生，他的巨幅画像至今还被供放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史陈列室里。容闳毕业后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与环境，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国内，力图教育救国。他跟曾国藩初次见面，两人都被对方的精神、信仰与气质所打动。曾国藩对所谓的美利坚知之甚少，却在一面之缘之后即掏出68000两白银之巨资交给容闳，请他帮忙到美国走一趟，替自己考察现代军工企业的设置情况，并委托容闳全权购买能建立完整军工企业所需的原生机械。此前，清政府从未派人去过美国，绝大多数国人也并不知道美国在哪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曾国藩就是这么信任容闳，亲自把容闳送到江边码头，亲自把容闳送上船，然后看着孤帆远影碧空尽，就好像自己亲自踏上了远赴美国的航程。历时整整两年之后，容闳费尽千辛万苦，带着他从美国购买的100台能够生产机器的原生机械回来了。就是在这100台机器的基础上，曾国藩着手组建了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标准的近代化企业--江南制造局。

曾国藩家书中，我重点想讲讲“诚信”，他在《交友》篇中，告诫儿子：“凡与人交际，当求其诚信之素孚。”这里，是将诚信这个品格作为择友和与朋友相交的一个首要条件和准则。交朋友，要交诚信的人，与朋友交往，也要做到诚信。诚实守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季札，春秋时代吴国的公子，博学多才，品行高尚。一次，他奉国君的旨意出使各诸侯国，途径徐国时，受到徐国国君的热情款待。两人谈古论今，意气相投。宴席上，品着美酒佳肴，听着优雅的音乐，季札一时性起，就起身抽出佩剑以助酒兴，并对徐国国君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

这把佩剑非比寻常，剑鞘上雕刻着蛟龙戏珠的图案，镶嵌有上等的宝石，灯光下闪烁着4 夺目的光芒。剑锋则是用上好的钢打磨而成，寒光闪闪，格外锋利。在季札手中，剑被挥得银光万道，威力无穷。徐国的国君被这把佩剑深深地吸引住了，却不好意思表达出来，只是不住地朝它观望。季札心知其意，无奈出使诸国，宝剑是身份的象征之一，不能相赠，于是就在内心暗想道：等我完成了出使的任务之后，一定要回来将这把佩剑送给徐国国君。

怎料世事无常，等到季札出使返回，又经过徐国时，徐国国君却在不久前暴病身亡了。

季札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徐国国君的墓前，内心有说不出的悲戚与感伤。他望着苍凉的天空，把那把长长的剑，挂在了树上，心中默默地祷念着：“我知道您喜欢这把佩剑，只是当时不便相赠，如今我出使归来，任务完成，可以将它赠予您了。”跟在一旁的随从非常疑惑地问他：“徐国国君已经过世了，您将这把剑悬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季札说：“徐君非常喜欢这把剑，在离开徐国之前，我曾在心里许下诺言，回来时要将这把剑送给他。君子讲求的是诚信与道义，怎么能够因为他的过世，而背弃为人应有的信与义呢？”后人为纪念此事，在季札挂剑处修建了 “季子挂剑台”。

司马光，大家都听过他小时候砸缸的故事，非常聪明。那是他六岁时的故事。司马光七岁，还有件事，有一天他跟姐姐在父亲的书房里玩。玩着玩着，开始砸核桃来吃，砸开了硬壳，取出里面的核桃仁，放到嘴里，可是刚嚼了几下，就觉得核桃仁又苦又涩，于是吐了出来。姐姐对他说：“你瞧，核桃仁外面有一层薄皮，把这层薄皮剥掉，就不苦了。”司马光点了点头，就照姐姐说的去剥皮，谁知怎么也剥不下来。姐姐帮了一阵忙，也没剥下来，正好有个小伙伴来叫，就走开了。这时候，有个使唤丫头来给主人加开水，看到司马光正干着急，就叫司马光把核桃仁放在茶杯里，倒上开水泡一会儿再剥。果然，很容易就把核桃仁的皮剥掉了。过了一会儿，姐姐回来了，看到桌上放着白白的核桃仁，很惊奇，就问司马光：“小弟，这怎么剥出来的？是谁想的好办法？”司马光挺得意地说：“我！”还把用开水泡核桃仁的方法告诉了姐姐。姐姐很开心，这小弟太聪明了，去年砸缸救人，今年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剥核桃仁，真是神童啊。这时候，司马光的父亲走过来了，十分严厉地对司马光说：“这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吗？明明不是你，为什么要说谎？你这么小就不老实，以后还有人相信你吗？” 司马光挨了批评，知道撒谎是坏事，老老实实承认了错误，从此以后再也不撒谎。后来，宋史中记载，司马光最大的品行就是诚，被人推崇，被青史记载。

国外，对这个诚信更加看重，有个德国留学生，成绩很好，在德国读到了研究生毕业，然后就想留在德国就业，找工作。但是找了很多企业、公司，都不要他。于是，退而求其次，找了中等企业去应聘，谁知人家也不要他。德国，大家知道，很多都是技工，他是研究生，高学历啊？难道是因为中国国籍受到歧视吗？不是的！后来，有个企业老板跟他说了实话：“年轻人啊，你知道吗？信用记录显示，你曾经有三次坐公共交通没有买票！”

所以，这个诚信非常重要。曾国藩将这个写进家书，作为家训，教导自己的孩子！另外，曾国藩对于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职业取向的态度，也有值得我们现代家长借鉴的地方。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一生快不快乐，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赚多少钱，而在于你有没有找到心灵的归宿。所以他多次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曾国藩本人是个标准的儒生，和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是通过科举考试出头的。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曾纪泽，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领军人物；二儿子曾纪鸿，出色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可惜后来英年早逝。这两个孩子，从小也是学的经史子集，当时的封建社会，儒生要施展抱负只有“华山一条路”，即参加科举考试。但曾纪泽，第一次进城赶考就落榜了。老爹曾国藩得知后，打算写信勉励他，不要灰心，继续努力。谁知，老家传来消息，说曾纪泽打算从此放弃科学考试。族中长辈对此都甚觉惊奇，觉得这孩子疯了，大家都认为曾国藩要是知道这个消息肯定要气坏了。哪知，曾国藩却很平静，写信问儿子，为什么要放弃科举考试，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曾纪泽跟父亲说，科举考试内容僵化，都是在故纸5 堆中自欺欺人，不如学点实实在在有用的东西将来可以报效国家。现在西方列强入侵，国家饱受内忧外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摒弃夜郎自大的心理，承认差距，奋起直追，我想学点西方社会学与语言学。对儿子如此清晰的思路与远见卓识，曾国藩大加赞赏并全力支持。不仅同意儿子放弃科举考试，还亲自为曾纪泽找老师，请当时一些了解西方文化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来教育他。后来，曾纪泽终成晚清著名外交家，跟郭嵩焘两个人成了中国外交史上开风气之先河者，出任英法大使期间，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得到了西方各国的交口称赞。俄国侵占我国新疆伊犁时，在已经签订前期卖国条约的情况下，他孤身一人愤然请缨，在彼得堡跟俄国人唇枪舌剑斗智斗勇，终于凭借高超的外交智慧将伊犁要了回来。此事，被世界各国评论者称为“人类外交史上的奇迹”.次子曾纪鸿，紧跟哥哥，他当时还小，还没到参加考试的年龄，却也学哥哥的样，跟父亲说：我也不考了，我要学物理学、数学。这些学科，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曾国藩自己也不了解，但他还是支持儿子的兴趣。曾纪鸿后来成了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他将圆周率值计算到了100位的数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曾国藩家书中还说：“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孔子教育弟子，其中最要紧的是仁，仁，莫过于“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几句话。曾国藩也是这样说并这样做的，他的家训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吸收中国古代家训智慧，用于现代的教育，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能做到立德为先、修身齐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幸福生活！

从传统再回到现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孩子成了现代中国家庭的中心。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家庭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青春期，是身体和思想迅速成长和定型的时期，这个时期，教育和引导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孩子的人生。

那么，这个敏感时期的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帮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追求。

人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什么东西才能真正支撑我们走一辈子呢？钞票？不行！钱可以买到床，但买不到睡眠；可以买到婚姻，却买不到爱情；可以解决物质问题，但不能解决精神问题。朋友圈？也不行！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被取消关注了。亲情？友情？爱情？当然这些很好，但没有人可以陪你走一辈子，而且也没有人可以替你走你的人生路。能支撑我们走一辈子的东西唯有一样，它就叫做“价值追求”。

现在的孩子心理普遍很脆弱，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哪里哪里的学校，这其中有中学也有大学，有个学生跳楼了。回想下中国古代，何曾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古代的年轻人、知识分子绝不会这样，基本上就没有自杀的，绝不会动不动就去自杀。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质疑，屈原，第一个就是自杀的，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端午长假！请问屈原怎么死的？”“自杀的。”“怎么自杀的？”“跳水自杀的。”“跳的什么水？”“跳的汨罗江。”“汨罗江在哪里？”“湖南。”“屈原哪里人？”“湖北人。”问题来了，湖北人要死，为什么要跑到湖南去跳江呢？湖北没有江吗？湖北号称“千湖之国”，要死不死在自个家门口，死到别人家门口，恶心人家去吗？那么屈原为什么要跳江呢？原因很简单，郢都被攻破了，楚国灭国了，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之际，写完《哀郢》与《怀沙》后才沉江以明志。这叫6 什么？这叫“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这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去死。不要说屈原了，“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田横在秦末自立为齐王.刘邦统一中国后,田横带领五百多人逃入海岛.刘邦招降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耳.田横来到离洛阳三十里处,终觉向刘邦称臣为耻,自刎而死.岛上五百人,听说田横已死,也都自杀.五百人可以集体横刀自刎。大宋亡后，崖山之役，十万可以集体跳海自尽。更不要说大明亡后，江南一城一城的知识分子集体自尽殉国。这叫什么？这叫为了一个价值追求，为了一个价值观而舍身取义！

但是，在个人生活中，面对再大的坎坷，再大的磨难，屈原怎么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孟子怎么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庄子怎么说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些都是古人的名言，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说更容易理解，那就是——“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内心有强大的价值支撑。这种价值支撑什么时候最容易获得呢？无数的仁人志士告诉我们，它在青春期最容易获得。

整整一百多年前，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他叫蒋志清，考进了宁波的箭金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叫做顾清廉的老师。在这里他跟着顾老师读到三本书，他后来在日记里提到，这三本书奠定了他整个人生的价值追求。第一本书，邹容的《革命军》，树立了他的革命理想；第二本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从此他就变成了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所谓“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第三本书，王阳明的《传奇录》，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终身理想。这个17岁的年轻人后来有一个名字叫做蒋中正。

在蒋志清同学之后，又有一个比他小5岁的年轻人，叫毛学任，字咏芝，考入了长沙第一师范学堂，遇到了著名的杨昌济老师。杨老师问他：“你这名字，不错哦，谁取的？”毛学任说：“我自己取的，因为我崇拜的偶像是国学大师梁任公，梁启超。”杨老师听了点头说：“梁任公确乎一代楷模，但我们湖南也有先贤值得你学习啊！”于是就送了两本书给这个年轻的毛学任同学。一本《曾文正公文集》，一本《胡文忠公文集》，作者是晚清实学的两位大师——曾国藩与胡林翼，也都是湖南人。后来毛学任太喜欢这两个人了，说了一句名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另外，则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了，不叫字咏芝了，因为胡林翼字润芝，他就把自己字改成了“润之”，后来大家都叫他毛润之。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发现大多都发生在十七八岁，十八九岁。比如说，两千四百年前，有一个叫仲由的同学。据司马迁描述，他大概原来是混黑社会的，性格比较冲动。但在十八岁的时候拜在孔仲尼老师的门下，从此他脱胎换骨，由仲由变成了孔门大弟子——子路。

同时，在西方，在雅典，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名叫阿里斯托勒斯，因为听了一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师的演讲，感觉太深刻了，深刻到苏格拉没有底儿了！于是他决定放弃自己摔跤手的生涯，请注意，他原来是一个体育特长生啊，他当时在摔跤界已经有个外号叫“宽”，说明已经闯出了名头。可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职业生涯，拜入苏格拉底老师门下。这个决定对于他个人来说还不算巨大，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说才是意义极其重大，因为“阿宽”的绰号只是意译，它的音译叫做“柏拉图”。

还有一位梁卓如同学，十七岁的时候高中举人，有着大好前程，可十八岁的时候，因为来到一所学校，听了一位叫康南海老师的课，便毅然放弃了科举考试，拜入了康南海门下。后来这对师生以“康梁”并称，这个梁卓如同学就是后来的国学大师梁启超。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不难看出，青春期是一个人性格定型和人生观世界观树立的关键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家庭教育更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时期更关键，更重要。

《曾国藩家书》中提到，“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这句话对我们教育孩子有相当深刻的意义。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但同时要通过读书让孩子们7 树立崇高的精神信仰，并用这个精神信仰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曾国藩的教育思想都来源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前提和根基。吸收中国古代家训智慧，用于现代的教育，让我们的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努力做到立德为先、修身齐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健健康康地成长吧！

篇2：中国古代家训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书院兴衰史及其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古代书院发展史的.回顾,可以了解书院在中国封建社会各朝代的规模及其兴衰的原因.同时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具有如下启示:一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二是搞好大学功能定位,明确特色立校的办学理念;三是强化大学的核心功能-知识发现.

篇3：中国古代家训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我国古代的家训可分成处理家庭关系类和家庭成员成长过程中的德育教育类两大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人口的增长、累世共居的大家庭家族的增多, 单纯依靠血亲和情感说教已经不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两类复杂的家庭关系和维持家庭生活的很好运转。适应历史发展需要成文的家训、家法、家规开始在社会出现并且在家庭教育和维护家庭团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早期家法也是师法在《后汉书·儒林列传》中有如下的记载:东汉刘秀因爱好经术, “五经博士, 各以家法传授”, 师之所传, 徒之所受, 无敢一字出入, 以一家之言, 独特之学, 向弟子传授其学的做法即为“家法”, 亦即“师法”。到了南北朝时期, 家法解释成为礼法的同义词, 成为调整家庭内部关系的规范和民间私法。

古代有名的家法有《柳氏家规》、《包孝肃奏议》和司马光《居家杂仪》等其中唐代的《柳氏家规》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家法。古人家训注重劝导性教育与强制执行相辅相成, 礼法并重。家法家规具体规定了家庭生活中的秩序和道德标准, 要求家庭成员努力遵守, 劝教不听者才用刑罚, 惩罚的种类与形式繁多, 而且非常残酷。古代民间的家训、家法、家规同国家法律一样具有强制性, 因此它可以与国家法率互相补充, 扬善抑恶、表扬先进、惩治落后, 为维护社会稳定、家族兴旺发挥了积极作用。

2 对现代德育的启示

古代的家训、家法、家规对德育工作的贡献很大, 现代社会的家庭教育失去了家训、家法、家规的保障和维护, 导致了部分家庭教育的盲目性, 增加了我国德育工作的负担。如何进行家庭中的规范教育, 对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建设都将助益莫大。

2.1 德育工作离不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需要家训、家法、家规的辅助

一个人出生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依赖于别人的照顾, 家庭承担了抚养子女的天职。在中国社会家庭的作用非常重要。了解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 社会结构、文化特点都需要解剖家庭这个细胞。中国新文明秩序的建立, 德育工作的开展也需要利用、消化家庭伦理的思想资源。家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组成单元。家庭教育是社会教育最重要的教育, 家庭教育的重要手段是建立良好的家训、家法、家规等以法治家。家庭在社会上处于中心地位, 德育工作离不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需要家训、家法、家规的辅助。

2.2 家训、家法、家规维护良好的家庭秩序有利于德育工作的

开展

在《孝友堂家规》中有如下的论述:“迩来士大夫, 绝不讲家规身范, 故子若孙鲜克由礼, 不旋踵而坏名灾己, 辱身丧家。不知立家之规, 正须以身作范。祖父不能对子孙, 子孙不能对祖父, 皆其身多惭德也。一家之中, 老老幼幼, 夫夫妇妇, 各无惭德, 便是羲呈世界, 孝友为政, 政孰有大焉者乎。”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小型社会生活组织, 每个家庭成员又都是相对独立个体, 家庭的运作需要一定的秩序;社会是一个秩序的存在, 家庭共同体亦需要秩序的存在。“以法治家”是人类社会生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古人在治家的过程中能够动用惩戒否定的方式给家庭成员、后辈子侄以“畏惧”、“敬畏”教育, 不失一种有意义的努力。现代的德育教育也应当从“以法治家”入手, 通过优秀的家训、家法规建立良好的家庭秩序增强提高成员的德育意识, 进而促进整个国家的德育工作的开展。

2.3 继承和发扬古代家训、家法、家规的优点

德育工作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 而家庭的作用更大。深入研究古代家训、家法、家规的优点和精髓, 继承优秀的家教文化, 是做好德育工作的重要途径。

俗话说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家规在社会的作用是和法律同等重要的。国家可以通过研究和挖掘历史上优秀的家训、家法、家规等家教内容, 继承和发扬它们的优点。组织专家研发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家庭教育规范, 然后向社会普及指导现代家庭的家长更好地教育子女, 这样可以减少家庭教育的盲目性。我国南宋的哲学家、教育家朱熹非常重视家庭教育, 他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家庭教育, 才能使学子“变化气质”, 他制定的《童蒙须知》、《程蒙学则》和《训蒙诗》等作为父兄在家教育子弟的守则。还有清朝李毓秀所作经贾存仁修订的《弟子规》也可以作为家庭教育的参考。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 孔子有言“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 闻义不能徒, 不善不能改, 是吾忧也。”;明代方孝儒在《送李生序》中说“古之育才者, 不求其多才, 而惟养其气, 培之以道德, 而使之纯。”。以上文献都可以作为研究家庭教育规范的参考资料。在全国高度重视德育的今天, 这些中华民族几千年思想史流传下来的精髓, 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对德育工作可以起到积极的启迪和促进作用。

3 结语

德育工作不仅关系千家万户日常生活, 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 有着很多优良的传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家训、家法和家规的长处来加强德育工作, 维护社会的和谐。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下, 未来的德育工作应该是以学校引领、家庭教育为主、社会教育为辅的德育格局。

摘要：我国古代的家训、家法、家规是国法的有效补充, 为维护社会稳定、家族兴旺发挥了积极作用。古代的家训、家法、家规是古代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古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主要途径, 它们对现代的德育工作有很多积极的启示。

关键词：家训,家法,家规,德育

参考文献

篇4：中国古代家训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明清家训 现代家庭 教育

一.养正于蒙、家教为先的家庭启蒙教育

明清家训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古人重视胎教、早教，并发展出较为成熟的理论系统。古人云“三岁之魂，百岁之才”， 古人教子强调一个“早”字，强调培育子女要从源头抓起。明清家训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人之一生，多有习气而成，盖子孩提至十余岁，此数年间，浑然天理，知识未判，一习学业、则有近朱近墨之分。”清朝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强调：“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另外，在明清家训中还发展出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胎教理论。如明朝许相卿从生活习惯、耳闻目视、言行举止等方面规定了胎教的内容。“教子宜自胎教始，妇妊子者，戒过饱、戒多睡、戒暴怒、戒房欲，戒跛倚、戒食辛热及野味。宜听古诗，宜闻鼓琴，宜道嘉言善行，宜阅贤孝节义图画，宜劳逸以节、动之以礼，则生子形容端雅，气质中和。”这些内容于今天看也十分符合优生的原理。其次，在传统社会中个体的社会化教育主要是在家庭中进行，传统的家庭教育将社会意识内化为个体意识，从而“使个体的行为体现出一种文化精神”使家庭成员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并以此磨砺完善自我。因此古人对家庭教育在意识上便十分重视，并注重积累优秀的家教内容和方法，累撰成书，世代相传。

二.以德为本、修身养性的道德修养教育

明清家训中，古人在教育中强调以德为先，重视品德教育。如，明代高攀龙在《高氏家训》中明确指出：“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好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在日常行为中古人强调积善成德。郑太和在《郑氏规范》中说：“何为积善？居家则孝弟，处事则仁恕，凡所以济人者皆是也。何为积恶？恃己之势以自强，克人之财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强调修身养性，重视良好习惯和性格的养成。如，清代曾国藩特别强调勤俭治家，在勤劳方面，他认为“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穿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朱柏庐在《朱子家训》中教导子弟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对奢侈浪费，懒散无业；强调孝悌之道，重视血缘性家族中伦理和谐。“孝”是指对父母、长辈的尊敬，“悌”是指对兄长的顺从，要兄友弟恭。“兄友”是指为兄者应该爱护弟弟。曾国藩曾在家训中对大弟说：“尔为下辈之长，须常常存个乐育诸弟之念。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况兄弟乎？”“弟悌”是指为弟者应该敬重兄长，同时如果兄长有过，应该为他指出。曾国藩也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写道：“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人之忌我者，惟愿弟做错事，惟愿弟之不恭”。意思是若自己有错误，希望弟弟直言不讳的指出。

三.重义轻利、自强不息的人生价值教育

在明清家训中，古人把“立志”作为人之根本。古人向来强调淡泊明志，此处的淡泊是指不求功名、利益，明志则是指要做品德高尚的人。明代王守仁在给四侄的家信中写道“吾非徒望尔辈但取青紫，荣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儿。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明代许相卿说：“士幼而绩学业，以尧舜君民为志。壮而入仕，固当不论祟卑，一以廉恕忠勤，报国安民为职，持此黜谪何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人的志向是与家庭责任、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的，是从培养人才和治国的角度对待家庭教育的。

四.尊老爱幼、学会感恩的情感追求教育

首先情感教育要教会孩子关心他人，懂得感恩。明清家训家规中倡导尊老爱幼、父慈子孝。明清家训中体现的感恩教育，是一种泛爱教育，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由家庭推行到社会的一种尊老爱幼、关爱他人的道德要求。“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其次，在夫妻关系上明清家训倡导夫妻和睦，夫妻和睦也是孩子情感健康发展的基石。再次，情感教育还包括邻里间和睦与互助

五.勤俭节约、生活有序的习惯养成教育

明清家训文化中将勤俭节约列为子弟修养的要素。如明代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要求儿子自强自立，除勤俭之外，别无立身之法；曾国藩一生中提倡节俭，认为懒惰和奢侈是败家破国的祸首，一个人只有在勤俭的生活中才能磨砺坚强的性格。在勉学成才上，明清家训中体现了勤学的思想。如，清代章学诚说：“学贵专门，识须坚定。”强调学习要温故知新，认为一天之际在于晨，提倡早起温书，夜间也应慎独自省，琢磨反思。这些传统的学习方法，至今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马道宗.《曾国藩家训》[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

[2]康熙.《帝王家训》[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篇5：中国古代家训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摘 要】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有着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对当下的语文教学方法在三个方面尤其具有启示意义：教法上破除陈规，灵活善变；学法上强调诵读揣摩，渐进领悟；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倡导多向交流，相互启发。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育；语文教法；学法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205-02

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颇具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从教育方法来看，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重在激发个人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不但教法多种多样，而且学法也多具自主性的鲜明特点，对今天各层次的语文教学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我国的语文教育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大体而言，首先它为全体公民提供文化教育的机会，满足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其次是语文教育在理念上的现代化，从语文的角度促进对现代公民的塑造和培养。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语文教育亦有诸多误区。比如，中小学语文教育围绕各类考试指挥棒而动，呈现出应试教育主导的现实困局。根源于此，学生在语文素养和文化精神方面出现大幅度的下滑趋势。学生大多不具备学习语文和文化的兴趣和动机，只是迫于社会和家长的压力而被动学习，更不用说学习语文可以满足心灵之提升与理想之追求这种更高层次的需求。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应试教育强调知识和技术而轻视了情感道德和个性发展，极大程度上减低了教育的人文内涵，造成人文内涵的大幅缺失。同时，应试教育无视提升国民素质的精髓，仅仅采用“过筛子”和“掐尖”之法，人为生产出一大批只认字而不懂文的、唯科技至上的“失败者”。其次是教育体制管得太死板。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制度和陈旧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放任各级教育部门的因袭依赖，混日子、不出乱子的心态普遍存在，既无心更无力推进有效的改革。再次受功利化社会风气的影响，教师素质日趋空洞化，普遍沦为“不读书”状态。由于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期，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教师的精神、信仰、思想和行为难免受到影响，文化素质空洞化，满足于追逐物质利益，而对自身素质缺乏反思。

以上还主要是教育的总体格局上的制约因素。具体到语文教学上，当下中国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语文课程设定的教学目标往往十分诱人，但在教法上却相当落后。老师们习以为常地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授课思路，介绍作家生平，联系时代背景，归纳段落大意，概括中心思想，总结写作特色成为固化的套路。常常是教师照本宣科地极力兜售，颇似一个人在真空中表演，而讲台之下的学生却昏昏欲睡，像老僧入定。这种授课方式以老师的单向度传输为主，老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漫不经心地听，极少互动和反馈。这种单调枯燥的教法和学法势必助长学生的厌学之风，提不起对语文的发自内心的喜爱，更不能去奢求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提升其人文内涵，扩展其人格成长的空间。20世纪以来，由于一批唯西方价值观是从的激烈的反传统人士的鼓吹，由于“打翻一切”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学教育的精华一概被斥为封闭、守旧、反动、复古，好像其中皆为糟粕，应全部打倒。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许多宝贵的材料、经验和智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反省和总结。大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一直奉行以“五经”、“六艺”为基础和核心的、包括众多文化经典在内的一种文学教育。它突出了以书面雅言为中心的语文，表现出对具体语文材料（即经典）的深刻领会和灵活运用。从根本上讲，现代语文教育是从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的，并且面对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现实，有着新材料、新思想和新立场。显而易见，与古代文学教育相比，现代语文教育基于分工，其命意、内容和精神都比古代文学教育狭窄了许多。我们应当向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取经，以期改变目前语文教育的尴尬现状。我们着力改革的目标就是按照新的教育理念改革教学方法，重新定位教师和学生的相互关系，深刻把握教法的灵活，学法的自主。笔者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为语文教育的完美实施而逆向回溯，乞灵于历史的成功经验，重新激活古法的灵光。

首先，教法上应破除陈规，灵活善变。当下语文教育、教学活动往往把重心放在教师对课程或知识的全面系统讲授上，通过制订周密的教学计划，密集地安排课程、实践实习等活动，以求学生在一定时间内获得相应的完整教育。古代文学教育更加注重采用各种措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根源上引导学生自发的学习动机。孔子作为教育家就很善于采用启发式教学，《论语》中记载圣人语录说“不愤不悱，不启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①即是有力的明证。如果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启发、解惑、点拨、督促、评估等教学活动中，就能够为整个教学过程灌注生气，增添活力。正如当代学者所总结的，“孔子施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故教无定所，教无定时，教无定规。或习礼于大树之下，或弦歌于杏坛之上，或习射于园圃之中，或述志于侍坐之际，或正谬于病榻之侧，或督促于庭院之内，或启发于愤悱之时，或释疑于问难之顷。”②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者总是敢于破除陈规，立足创新，善于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运用灵活多样的教法。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了上述孔子的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法，还有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法也被后人继承和发扬光大。南宋大儒朱熹曾主持白鹿洞书院，把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为授书法、读书法、讲书法，即多读、多背、温故、讲书四个方面。宋元以至明清时期，书院到处开花。老师多为名师鸿儒，他们多采用讲授法，讲授次数很少但水平高，往往还能根据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和学习程度，组织辩论、讨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思维。

篇6：中国古代家训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糜艳蓓

小学语文教育在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在一个人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中，发挥的是奠基性的作用，它发生在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语言范式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可以说，这个时候一个人掌握了什么样的词就会有什么样的观念，他会说什么样的话，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鲁迅先生曾说，现今十来岁的孩子如何，可以预料到二十年后的中国情况，儿童的教育问题，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良好的儿童教育不仅关系着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而且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昌盛。以识字教学为主，重视人文精神的古代蒙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应该对我们小学语文教学有所启示。

一、识字教学

识字教学是蒙学教学的开端，也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识字教学的教材在明清时期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合称“

三、百、千”。识字教学的方法有指物识字、六书识字、卡片识字、圈列识字、拆字识字、带读识字等，实践中往往多种方法兼用。这些方法都注意得用汉字的特点，循序渐进，尽量通过对字形字义的分析来帮助学生认读；注意利用儿童心理特点，强调记忆在识字教学中的作用；不搞单纯的识字，力求把常用字编成有意义的韵语，并尽可能地把知识教育内容和道德教育内容糅合其中，使识字教学呈现出一种“文”与“意”结合的趋势；在识字教学中进行写字（习字、书法）训练。这些都是很值得借鉴的经验。

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的蒙师在识字教学中处理识、写、讲、用的关系上，是以识为主的，教会儿童识字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每个字怎样写和怎样讲，要求很低，而怎样用，几乎全无要求。这使儿童只会呆读死记，不知字意，更不能应用。这不利于儿童智力的发展。王筠在《教童子法》一书中曾批评说：“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这些，我们在教学中都应引以为戒。

二、重视写字

写字作为一种单独是基本训练，古代蒙学教育经过长期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教材和较为有效的训练原则、步骤和方法。

（一）关于教材，清初褚人获在《坚瓠集》中说：“小儿习字，必令书‘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天下同然，不知何起。”大概取其笔画稀少，易认易写。

（二）写字训练的原则是先大后小，先慢后快。王筠认为“写字不可学小字。”唐彪则主张大小并练，并提出：“蒙童初入学，止宜写两字，不得过多，两字端正，方可换字。若贪字多，便难成就矣。”

（三）写字教学有一大致步骤和方法，即先扶手润字，继而描红、描影、跳格，最后临帖，其中对扶手润字尤为重视。崔学古指出：“蒙童无知，与讲笔法，懵然未解，口教不如手教，轻重转折，粗略具体，方脱手自书。”这些经验显然与汉字的特点相合，是很值得注意的。

三、蒙学阅读教学训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识字教学，学童开始转入以读书为主的教学阶段。此时蒙童大约八、九、十来岁了，识字量二千字有左右，有了初步的阅读基础。王筠说：“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 在教法方面，蒙学阅读教学训练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最为重要的有如下三点：

其一，强调“晓文见意”。这条原则是理学家程颐提出来的。他说：“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意，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

为了使童子理解“文意“，崔学古提出“讲”“贯”结合的方法。讲者须逐字逐句点读明白，讲其字句章节的“实意”，参赛到“晓文见意”；贯者，贯通其“神理”，再以“理演文”，以作者的“宗旨”，复反其“文义”。讲解时，要同“说话一般”，通俗易懂。若用“深文奥理”，不但“童子理会不来”，反而会“滋其惑”。讲书可启发儿童的智慧，要讲得通俗易懂，同时不可讲得过多地深，要适合儿童的理解能力。这是蒙学教师应有的教学技巧。

其二，强调“熟读成诵”。办法是讲、读、背、温如环。

蒙童读书，先由蒙师讲认生书。讲书的形式有个别“口授”和“粗粗讲解”。“口授”是教师先教学生认字，带学生缓缓朗读，然后让学生自读。“粗粗讲解”时贵用“家话”（通俗话），要指实事说明，使儿童易懂。还要启发儿童思考，培养儿童智力的发展。

蒙师讲书以后，蒙童即可各自进行朗诵。自读课文时，先分段读，叫“分读”，等口熟了再“通读”，若有甚难的章句，则还要“特读”，目的是使省力省功。大一些的学生要求更高了，其诵读程序，有句读、朗读和背读，以至熟记不忘。”。古时教学，吟诗作文，均从讽诵入手，抑扬歌诵，其声音含有音乐之美，即谓“读书声出金石”。蒙师要求儿童读书须“眼到口到心又到”，高声朗诵，不许含糊。

蒙童读书所读之书必须熟背，以背书驱使学生勤奋用功，“以期所习永永不忘”。所以，蒙师对蒙童背书要求甚严，在背书时，教师也要“听差”，以纠正学生的读音、分句等。背书时，还有“提背”，提到哪里背到哪里，以检查学生熟记的程度。又有“初背”（背生书）和带背（背熟书）和按时“抽背”，最后读完一册还要“通背”。故学生必须时时读书，时时背书，因此又必须经常温书、理书。

在蒙学中，认书、读书、背书和温书四步曲，周而复始，日日如此，月月如斯。这对训练儿童的记忆力是有帮助的。同时也充分利用少年儿童记忆力强的特点。儿童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背熟了许多文词，这对以后的写作也大有帮助。不过儿童所溺爱的书，并不都懂，教师也不要求儿童全懂，“难者罕譬曲喻”，只好等儿童长大了才明白，现在只记住，到“后来受用”。

其三，提倡“精读”与“博览”结合。“读书要精，阅览要博”。这是一种传统经验。蒙童除精读要背诵的书外，还要求博览一些书。少儿即能与人言，壮时自有不得不博览之势，而学问自此可渐扩充。儿童从小接触许多图书，渐渐养成了一种独立的工作能力。历史上许多人的成长，都与这种学习环境、学习条件有关。

四、写作训练

以读书为主的阅读教学开始不久，蒙学开始对蒙童进行写作训练。写作训练在古代蒙学教学中一直是被重视的，也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一）“词意合一，以意为主”。这是我国古代语文习作的一个传统。明清蒙学家一致认为作文（包括属对、作诗）都要立意在先，然后寻求恰当的形式去表现。写文章要“以写意为主，不许说空话”（王筠：《教童子法》）。要有思想内容，言之有物，词切意透。

（二）先“放”后“收”。这是就整个作文训练而言的，也是古代作文教学的一贯传统。所谓“放”，是先要鼓励学生放胆去想，去写。不要过多束缚和顾忌。所谓“收”，是要求构思严谨，思想纯正，用词切当，行文合“格”。明清蒙学作文训练实行先放后收、以放为主、以收为辅的方式。对学生这方面来说，要放胆写，驰骋思想，展开想象的翅膀发挥主体性和创造力。对教师这方面来说，则要小心地改，切忌大删大改，伤害学生作文的信心和兴趣。这是符合作文教学矛盾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学童年龄特征和学习特点的。在八股文风盛行的明清时期，能作到这样，很不容易。

（三）多作多改。作文是知识应用，也是技能的训练。为了提高蒙童作文能力，明清蒙学非常重视培养蒙童多作多改的习惯。清代的蒙学家冯京第在其所著《蕈溪自得》中总结自己读书作文教学经验时说：“作文有一字诀，曰改。草本既成，宜粘著墙壁，时时就观改之，旬日后详定始脱草。”实际上明清蒙童作文训练的课业量是很大的，也确实培养了不少有写作水平的人才。

但也不否认，蒙学教学重背诵不重理解，重训练不重兴趣的现象比较普遍，在水平不高的蒙师那里更是如此。同时，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八股取士之制束缚着几乎所有的读书人，包括蒙童。在蒙学的高级阶段，读枯燥的经典，练呆板的股文，成为“少长”蒙童的主要功课。这种呆板的程式化的训练方法，追求形式，束缚思想，弊害极大，这是传统语文教学留给后人的沉痛教训。

篇7：中国古代家训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主讲人：王杰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

第二，要慎欲。人有七情六欲，为官者同样有欲望，但是人不能够把人的唯一追求放在欲望上，人在追求的欲望过程中应该保持一种适度的原则，应不应该追求自己的欲望呢，应不应该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应该，合理的物质利益我们应该去获得，因民所利而利之，鱼和熊掌我都想要，富与贵我都想要，这一点无可厚非，儒家思想也认同这一点。但是人不能够仅仅的追求物质利益，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要保持一种适度的原则，那么这个适度就是一种中庸的原则。人不能够纵欲，也就是说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人不能够去纵欲。那么应该怎么办？欲而不贪，见利思意，以意至利，君子爱才，取之有道，这是一种中庸的原则，当然不能够纵欲，也不能够去禁欲，这两者都不应该去提倡。对物质利益应该有一种恬淡的心情，老子也说或莫大于不知足，就莫大于欲德。祸患之源，人的祸患之源就在于贪得无厌。所以如果人太贪婪了，一定会出现问题，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应该保持一种适度的原则，应该恬淡。

第三，要慎微。就是微小，慎小的意思。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也就是说很多领导干部处问题都是从小节上小事上出的问题，小事觉得无所谓，觉得小事，认为小事不是很重要，但是小事积累多了就成了大问题了。所以从小事上就应该警慎，把好第一道关，这是我们讲的慎微，也就是慎小。

第四，要慎权。为官者手中都拥有一定的权力，权力既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那么如何用好手中的权力，就显得十分重要。大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拥有权力的人往往都容易滥用权利，这是一个真理。所以很多官员古今中外都有，手中握一点权力，千里做官只为吃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贪白不贪，这样一种理念一定会毁灭自己。所以权力这个关要过好不容易，这也是一个双刃剑，权力用好了可以对国家，对民族有好处，但是如果权力用的不好，滥用权力，这样就会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灾难，同时也会毁灭自己，所以权力的问题对为官者来说应该是慎之又慎，不要滥用权力，要把权力用在为老百姓服务上去，要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第四个方面。

第五，要慎友。就是交友的问题，人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为官者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很多一些人愿意和为官者打交道，为什么呢？因为你手中握有权力。那么在交朋友这个问题上，我们总书记也在中纪委的会议上说过，很多领导干部出问题都是从交友不慎开始的，所以为官者要净化自己的交友圈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善人交，如入自然之事，久而不知其香，与不善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所以要交那些善友，交那些益友，交那些正友，而不要交那些酒肉之友。很多人和你交朋友是看重你手中的权力，这样的话在交友过程中应该谨慎，交几个知心好友，而不是自己做了官以后让很多人知道，这样的话送礼的多了，馈赠的多了，自己的负担就重了，在为官过程中就容易失去公心，平常心，所以交朋友也是一个为官者应该慎之又慎的问题。

第六，慎嗜好。不是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害怕官员爱字画，嗜好问题应该谨慎，上有所好，下必胜焉，古代的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一国近服紫，全国人民都喜欢穿紫色的衣服，因为上有所好，下必胜焉，投其所好。楚王爱好宫女细腰，这些公女都纷纷节食，甚至有的饿死了，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就是为上者的嗜好，他不是一个人的嗜好，他的嗜好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甚至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在嗜好这个问题上为官者应该慎之又慎，不要让自己的嗜好成为毁灭自己的一个炸弹，这是我们讲的第六个方面。第七，慎言行。古人讲言必信，行必果，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孔子有一个学生自子长，他问怎么去当官，孔子说少言，少说，多做就能当官。那么这种讲慎言不适合我们现在讲的慎言行，我们说当下的慎言行对领导干部来说，在自己的言论、行为方面应该谨慎，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言行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一种行为表现，而是关系到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乃至关系到共产党的形象的问题。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官员说话非常的不负责任，在言行上非常的不检点，所以在这些言行方面，作为共产党的官员，应该谨慎，慎自己的言行，对自己的言论要谨慎，这是我讲的第七个慎。

第八，慎终结。为什么要慎开始呀？因为你开始当官的时候，我举了一个明朝的例子，明朝有一个人，十年寒窗无人问，当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以后，这些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道贺，这个人有感于这么一种现状，你看道贺的目的是什么呀？以后有求于你，你看当了官以后，有权力了以后我会求你。但是这个人非常的清醒，然后写了一段话，他说想当初家贫如洗，无柴无米谁肯雪中送炭，看今日独占鳌头，有酒有肉都来锦上添花，对这种世俗公立性的人进行了一种讽刺，可以说在一开始进入官场就能够廉洁自律，能够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分内的事情，而不是会被一些进入官场以后，被别人的一些庆贺，被别人的一些恭维冲昏了头脑。

还要慎终，古代当了多少年官以后也会退休，过程叫志士，清朝有一个叫叶存人的官，康熙年间，他退休以后底下的属僚送了很多东西给他，他没有接受，我就是一介平民的，我不应该接收国家给我的东西，你们给我的东西我也不能够接收，他也写了一首诗送给他们，这首诗就是月白清风夜伴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就是你把东西送给我，我不是怕别人知道了，我是自己内心过不去，是道德自律的问题，最后没有接收他们馈赠的东西，你的心情，你的心意我全领了，但是东西我不能要，这是一个慎终的故事，这个慎字我们说是慎独也好，慎欲也好，也就是说在为官的过程中对自己手中的权力，对自己的一些嗜好，对自己在独处的时候要谨慎，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否则的话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五）畏

除了讲慎以外，和这个相关的就是一个畏字，什么叫畏呀，敬畏，就是怕字，当官应该有所怕，孔夫子说君子是有三畏的，君子有三怕。怕什么呢？第一，怕是怕天命，天命深不可测，我们要怕它。第二，怕是怕大人，大人是一种智慧的化身，你要敬畏他。第三，怕什么呢？怕圣人之言，这代表了真理，你要敬畏他，所以要有所怕。李世民他做了皇帝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怕字当头，他说我当了皇帝别人以为我什么都可以不怕了，但是我现在还是有所怕，怕什么呢？上怕天，下怕老百姓，就是这样怕我还觉得我怕的不够。所以李世民通过他做事情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励精图治才成就了23年的贞观盛世，所以他这个贞观盛世不是凭空得来的，是他谨小慎微，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

朱熹他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一个民族，一个人有敬畏感就非常的重要，要有所怕，不能够无所畏惧什么都不怕。如果一个人他有所畏惧的话，就是反善怕的人他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指，就是偶然出了问题也不会出大问题，偶然犯错也不会犯大错。所以纪晓岚说凡做事应该有一个怕字，怕字很重要，不能够什么都不怕，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是一个有着敬畏感的民族，人人都有所怕的东西，文革时期说战斗的无神论者是无所畏惧的，说天不怕，地不怕，我们这个民族的敬畏感荡然无存，什么都不怕。无所畏惧，老和尚打散无法无天，所以我们现在在中华文化复兴的现代应该把我们民族曾经有的这种敬畏感找回来，要相信离地三尺有神明的存在，应该有所怕的东西，不能够什么都不怕。所以，1957年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这篇文章中也就说了，共产党员做事要有所畏，有所怕，不能够无所顾忌。咱们中组部的部长在几次会议上都提出了，尤其是李源潮同志，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第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第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老百姓。第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所以人应该有所敬畏，不能够无所畏惧，胡说非为，尤其是为官者。尤其现在在问责制很多的情况下，领导者对敬畏应该更多的去体验它，去体会它。

（六）廉

这个廉字，我们从正面看有两个主要方面，一个就是廉洁，那么什么叫廉洁，不受就是廉，什么是洁，不污就是洁，那么廉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一个品格。汉代的班固说立不廉平则治道衰，如果作为官吏不廉洁，不公平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治理就会出现问题。范仲淹也说天下官吏不廉则曲法，如果管理不廉的话，他在执法过程当中就会滥用法律，滥用法律就会害老百姓，所以讲官员他要廉洁。

讲廉洁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清朝康熙年间的张伯行，他是江苏的巡府，当了巡府以后很多人去送东西，然后这个张伯行专门写了一幅禁止馈送喜，其中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非常有名，叫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豪民脂民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是张伯行廉洁自律的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后来康熙皇帝对他非常的赞赏，死了以后给他的嗜好是清恪，清是清正廉明，恪就是恪尽职守，这是被称为中国清代的第一廉官，张伯行。

讲起来这个廉就是廉洁，明朝的大思想家薛瑄，他说廉洁是有层次之分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真心的心甘情愿的去奉行这样一种精神，信念非常坚定，真正去廉洁的人。不是被动的去廉洁，这是层次最高的廉洁，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就是为了博取好的名声而去廉洁的人，最低层次的廉洁就是为了不受法律的制裁不得不去廉洁的人，可见廉洁他是有不同的层次之分的，现在我们宣传的杨善舟就属于第一个层次，他为官退休以后，没有去享清福，而是为老百姓，是因为受到老百姓的赞赏，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廉洁。

还要讲简，就是简已助廉，为简可以助廉，清代有一个叫张圻的人，他说居官所恃者在廉，就是在官所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廉洁，之所以能够支撑廉洁的是什么呢在于简朴，所以曾国藩，大家熟悉的曾国藩，他说主要是对军队说的，欲服军心，必先尚廉洁。欲求廉洁必先崇俭朴，所以廉洁和俭朴往往是合在一起的一个问题，宋人陈襄他说，欲养廉，莫若量其所入，节其所用，虽粗衣粝食，节澹度日，然俯仰亡愧，居之而安，履之而顺，其心休休，岂不乐哉。也就是说如果要养廉的话，不如根据自己的收入去支出，这样的话虽然是吃的是粗米饭，穿的是粗布衣服，然后抚养的都无愧于心，居住也很安定，然后走起路来也很顺心，心里也很坦然，这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吗，就是把廉和俭结合在一起，这是讲的廉的两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节，一个是俭。

但是从反面来看，我们说反腐倡廉，和廉相对的两个反面的问题，一个就是贪，贪婪，如果说廉是民之表的话，那么贪就是民之贼，是老百姓的祸害，所以做君主的贪必丧其国，那么为人臣贪必亡其身，这说的非常好，总之没有好下场，这是讲的贪婪的问题。

廉的另外一个反面，就是耻，我们往往把廉耻结合在一起来看的。孔子说，行己由耻，自己对自己的一些不良行为应该感到羞耻，孔子还说知耻而后勇，知道了自己的一些不良的行为，一些羞耻的事情，耻辱的事情，然后才能够去奋进，去改变自己，我们知道越王勾践就是知耻而后勇的表现。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还有说士不可一刻忘却耻字，这里都是讲的人不能够没有羞耻心，没有耻辱感。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礼义廉耻中，耻字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刚才也说了耻字是人和禽兽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禽兽是没有羞耻感的，人应该有羞耻感，在这个方面为官者应该特别的要重视。

三、为政之道：顺民意 富利天下苍生

对待民的问题，执政为民的问题，我们还应该要关注三个问题，第一，是动机和效果的关系，王安石变法，动机不可为不好，但是效果很差，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老百姓，但是最后没有得到老百姓，老百姓怨声载道。他的初衷和他的结果发生了可以说背道而驰，最后变法失败，很重要一个原因，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就是他的同僚，苏东坡，司马光最后都反对他，这是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

第二，是民本和民主的关系问题，有人说中国从孔子以后就有民主思想，我不这么看。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多就是一个民本思想，在新秦时期，孟子达到了民本的最高峰，近代在明清之际黄宗稀的思想达到了民本的最高峰。民本是一个道德概念，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个民主它是一个政治范畴，如何公权不被私为，来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一个民主问题，所以民主和民本不要混在一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区分。

第三，抓落实的问题。再好的惠民政策，惠民工程，再好的方案措施如果不落到实际上，不给老百姓带来实效，不让老百姓看到利益，这个惠民工程，这个惠民方案都等于零，都是空的。所以在执政为民上，万事民为先，群众利益无小事上，在这一点上古代和现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针对第三个大问题我们做一个小结，这个小结就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政治所兴在顺民心，政治所废在逆民心，国之命在人心，2700年前管子说的话和2700年以后温家宝总理说的话，他们的意思所表达的都是一样的，就是顺应民意，执政为民，否则就会为人民所抛弃。

四、几点启示

通过了解中国古代的官德，我们能够得到几点启示，因为我们讲古代官德是为现在服务的，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就是善言古者必有争鸣，是为现在服务的，那么通过学习古代官德，我们能够得到几点启示呢，有这么几点。

第一，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为官治国安邦理政的重

要思想资源，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从中间汲取这些智慧，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官德修养好坏，确确实实关乎着国家的兴衰存亡，官德的缺失已经成为了当下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诱引，而腐败又成为了共产党执政的一个最大的危险，所以如果不把这个毒瘤给铲除，那么执政党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所以官德修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官德纯则民风正，官德毁则民风降，所以对官德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了国人的重视，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央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开始把官员的德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那么如何去做，我们说现在中央到地方已经做了很多的尝试，有一些很成功的案例，当然也有一些案例不是很成熟，这一点还需要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去进一步的去改变，去充实，去提高。那么在这方面有一些地方，我们要看到一些现象，就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尽管他的初衷很好，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又流于形式了。比如是家庭道德鉴定书的问题，很多地方官员选拔，开始官德问题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一票否决，是否在家孝敬父母，是否善待妻子，一票否决，这样的话在提官过程中往往要有父母亲的鉴定书，要有妻子的鉴定书，在这个问题上就往往会流于做秀，流于形式，这方面如何去更好的改进它，还有待于今后的工作实际。

第三，官德必须走制度化，法律化的路子。这一点我们再一次强调，因为官德它不是万能的，就像法律，金钱不是万能的一样，官德同样不是万能的，官德一定要通过法律制度来约束它，因为制度法律规范舆论监督，它比官德，比一个人的德性更要靠得住。所以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公务员法，比如说共产党员廉洁自律条例等等，在这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总之，官德修养问题，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一些人把它说官德修养，这是古代的东西和现在的民主社会格格不入，其实尽管社会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它对官德的基本的要求没有变，道德的底线没有变，不能因为时代不同了，我们就否定了古代的官德，这样是不对的，通过古代官德的借鉴，可以为我们当下的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提供一些借鉴和提供一些启迪，愿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够廉洁自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常保持一种平常心，一种律己心，一种敬畏之心。

篇8：中国古代家训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1 官营手工作坊中的艺徒制

1.1 艺徒制的萌芽及初步确立

中国古代艺徒制最早始于官营手工作坊中的艺徒训练, 这种官营手工作坊专为满足奴隶主阶级的需要, 如建造城郭、宫室, 制作衣食、车骑、兵器、乐器, 以及其它一切生活用具。这些工匠我们一般称作“百工”, 为了保证西周奴隶主贵族获得精美的工业品, 百工被列为朝廷的“六职”之一。官营手工作坊从全国各地网罗了有各种专业技艺的工匠, 这些人一般都掌握着祖传的绝技, 在作坊中工匠们经常聚集在一起, 相互观摩、相互学习。久而久之, 一些优秀的工匠就被提升为“工师”。“工师”主要负责组织管理生产, 传授技艺。在这种制度下, 官营手工作坊逐渐成为培养技术工人的“大学校”, 在其中也产生了我国最早的艺徒训练。

春秋战国时期的官营手工作坊规模已经相当宏大, 而这种大规模的生产需要进行分工, 因此艺徒制的专业技术培训得到了加强, 这些培训使用专有的工具, 并且遵循一定的操作规程。《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圜者中规, 方者中钜, 立者中悬, 衡者中水, 直者如生焉, 继者如附焉。”遵循这种生产方式, 培养了一大批专业工人和各种有专业才能的人, 如中国历史上为大家所传颂的木匠、机械制作能手鲁班, 铸剑高手干将、莫邪, 以及治水名匠白英等。

我国古代官营手工作坊中艺徒制的正式确立是在唐代。唐代官营手工作坊的发展, 促进了艺徒制的完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机构中都设有管理官营手工业的机构, 从而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 这些官营手工业作坊均采用艺徒制的教育形式, 培养了大批能工巧匠。” (1) 这种艺徒制是在唐代一个典型的官营手工作坊——少府监中产生的。少府监从民间征用了各种不同专业的匠人, 然而只靠从民间征用, 很难保证技术的统一和稳定。因此, 朝廷在少府监内建立了艺徒制, 一边生产一边训练技术工人。艺徒训练由少府监负总责, 《旧唐书·职官三》中有载:“监之职, 掌供百工伎巧之事, 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 掌冶五署之官属, 庀其工徒, 谨其善作。”

唐代少府监制定了严格的培训制度, 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艺徒制。它不但划分了不同的工种, 而且对不同工种的学习年限作了规定, 并且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和师徒训练方式。《新唐书·百官三》中记载:“细镂之工, 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 三年;平漫刀矟之工, 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 半焉;冠冕弁帻之工, 九月。教作者传家伎, 四季以令丞试之, 岁终以监试之, 皆物勒工名。”这段话是说, 少府监对工种进行了划分, 并且根据工艺的难易程度, 对学习年限进行了规定。同时, 少府监规定, 每季由少府监内设的令承官考试一次, 年终由少府监的总监大考一次, 而且还要在制品上刻上作者的姓名, 以备考查。可以看出, 唐代的艺徒制有一套比较严格的考核程序。

同时, 对于师傅的选择, 一般都由身怀绝技或熟谙生产技术的人来充当官营作坊的“工师”, 他既是生产管理者, 又是艺徒训练的教官。他们的传艺程序一般是先“立样”, 即先制造出标准件, 进行示范和讲解, 然后让其他工匠学习模仿, 这些都是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这就是我国古代艺徒传授的基本方法。

1.2 艺徒制的制度化时期

如果说唐代是我国官营手工作坊艺徒制的创建时期, 宋代则是其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官营手工作坊不仅工种增多, 而且规模加大。除此之外, 宋代艺徒训练的一大特色就是“法式”训练。所谓“法式”, 类似今天的工匠手册, 是指在总结生产经验的基础上编制制作技术规范, 其中还包括一些最基本的技术知识, 它使工艺生产标准化和定型化。一般包括“名例”、“制度”、“功限”、“料例”、“图样”等部分。宋代统治者很重视生产的标准化和定型化, 曾诏令编撰各种“法式”, 其中最著名的是李诫的《营造法式》, 它对古代建筑技术作了系统的总结, 也是训练建筑工徒的重要教材。除了《营造法式》之外, 还出现了军器监奉旨编订的《熙宁法式》, 以及就弓的制作编撰的《弓式》。宋代以法式进行艺徒训练也有了严格的训练制度和考察制度。如军器监负责“掌监督缮治兵器什物, 以给军国之用。”其训练艺徒的制度是:“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 其弓矢、干戈、甲胄、剑戟战守之具, 因其能而分任之, 量用给材, 旬会其数以考程课, 而输入武库, 委遣官诣所录检查。凡用胶漆、筋革、材物必以时, 课百工造作, 劳逸必均, 岁终阅其良否多寡之数, 以诏赏罚。”说明了宋代艺徒培训采用的是法式教授的方式, 并且考核十分严格, 每旬有考课, 年终还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以诏赏罚”。考核时既注重质量, 又讲求时限, 还要考查其数量。这种生产有法式规程, 又有严格的考核, 大大促进了艺徒技能的提高。

宋代以后, 手工技艺的传授活动在这些作坊中继续存在, 官营作坊有权借助朝廷的力量征调各地能工巧匠, 所以, 官营手工作坊往往成为全国著名匠师的集散地。

2 私营手工作坊中的艺徒制

春秋战国时期, 在官府手工业之外, 社会上也涌现了大批个体手工业。个体手工业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在家里开作坊店铺;一种是做“散匠”, 出门揽活。这两种经营方式的技艺传授方式分别为世袭家传和拜师授徒。

世袭家传在我国主要体现在家庭手工业生产中, 家庭手工业属于家庭副业的性质。在家庭手工业中出现了师徒培训的雏形, 也就是父子传艺活动。随着家庭手工业的发展, 形成了家技代代相传, “族有世业”的情形。家传手工技艺为我国的手工工艺事业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各地的许多名牌产品, 都形成于家传世业, 如杭州地区的“张小泉剪刀”, 南京的“仰氏之扇”。然而, 家庭手工业只是简单技术的传授, 对原理讲述较少, 它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模式就是“示范——模仿”。同时, 它的传授范围也仅仅局限于家族范围之内, 因而这也影响了它的发展壮大。至于大型的、技艺含量较高的民间传艺活动还是要靠另一种形式来完成, 那就是拜师授徒。

拜师授徒使传艺活动突破了家族的限制, 建立了社会性的师徒之教。同时, 工肆中的传艺活动使人的见闻更加广泛, 也起到了良好的竞争和交流的作用。《国语·齐语》中记载:“令夫工, 群萃而州处, 审其四时, 辨其功苦, 权节其用, 论比协材, 旦暮从事, 施于四方, 以饬 (教) 其子弟, 相语以事, 相示以巧, 相陈以功, 少而习焉, 其心安焉, 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 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 故工之子恒以为工。”这段话是说工肆中的艺徒们聚集在一起学习可以相互竞争与交流, 可以经常听到师长的教导, 同时, 他们耳濡目染本行业的技艺, 从生产活动中接受有关教育, 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这种拜师授徒的艺徒培训活动到宋代发展鼎盛。因为宋明统治阶级对手工业都采取了鼓励的政策, 并且奖励科技发明。同时, 宋代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的萌芽, 即由商人直接雇佣“朝不保夕, 得业则生, 失业则死”的“浮食奇民”充当工人, 构成了“机户出资, 机工出力”的生产关系。 (3) 这个时期私营手工作坊的规模扩大, 人数增多, 它对艺徒培训的需要大大增加。同时, 自宋代开始, 一些民间工艺教本也陆续问世, 这点体现了宋代对工艺生产标准化和定型化的要求。这些教本有宋代建筑工匠喻皓编的《木经》和薛景石编的传授织机修造技术的《梓人遗制》, 以及明代民间手工艺人孙云球撰写的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一部光学仪器专著《镜史》, 还有明代著名漆匠撰写的油漆工艺专著《髹饰录》。除了这些少数流传下来的教本, 还有许多匠人也曾总结过工艺操作的技术, 或写成书, 或总结成口诀。

明中叶以后, 理学垄断了学术界, 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 科技教育的空间逐渐被挤占, 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学校科技教育大幅度衰落。然而这个时候, 中国的科技活动还是在缓慢的发展着, 这与艺徒制的广泛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

3 中国古代艺徒制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现代职业教育不仅要借鉴外国的经验, 更多的是要从其自身的历史与嬗变中寻找能够借鉴的东西。艺徒制中就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首先, 言传身教、现场学习的独特的教学方式。中国古代艺徒训练从一开始就重视基本功的训练, 而且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即“示范——模仿”的方式。师傅示范并且讲解, 再由学徒来模仿, 学徒也都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学到技艺。这一点应该为现代职业教育所重视。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 它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及应用性, 它依赖的不是教材, 而是实践操作, 因此它对于师傅的现场演示具有更高的要求。我国现在校企合作的办学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艺徒制的演绎, 可以从艺徒制培训中得到借鉴。

其次, 中国古代艺徒训练具有严格的生产规范和考核制度。从春秋战国开始, 就将各行各业的生产经验上升为生产规范, 并用之训练艺徒。同时, 它还以生产规范来作为艺徒考课的依据, 并对不合格者严厉处罚。不仅考核比较频繁, 于每季小考, 年终大考, 而且考核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不仅要求制品的数量, 而且严格要求制品的质量。这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也有着极大的启示, 严格的生产规范及考核制度往往成为一项事业存在发展的决定因素。

最后, 在师资方面, 古代艺徒培训拥有一支优良的师资队伍。古代艺徒培训的师傅都是从各行各业中挑选出来的“一线人物”, 他们首先是操作者, 其次才是老师。他们不是空洞理论的宣扬者, 而是实际技术的掌握者。古代艺徒训练的师傅都是选自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 官营手工作坊筛选来自全国各地的拔尖人物培养徒弟, 私营手工作坊也聚集各种能工巧匠成为其师傅。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双师型”教师, 也就是我国古代艺徒制的所采取的形式。

4 结论

相对于中国古代学校科技教育而言, 艺徒制并不那么显著。然而, 当学校科技教育逐渐被儒家伦理文化和科举制所淹没的时候, 艺徒制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继续推动着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合理的部分, 能够长久延续下来的东西更是值得人们去思考。近年来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股复兴艺徒制的潮流, 他们正在呼吁现代艺徒制的重建。因此, 我们也应把握自己国家精髓的文化而为现在所用, 深入了解中国古代艺徒制的发展, 并从中吸取现在可以借鉴的东西。

参考文献

[1]孙立家.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主要教育形式——艺徒制[J].职业技术教育, 2007 (7) .

[2]朱德超.中国古代的科技教育简介[J].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1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