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关键词： 造型艺术 画种 后现代主义 艺术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精选8篇）

篇1：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正值中国由前现代走向现代之时，流行于欧美半个世纪的`后现代主义却在80年代末期开始涌进中国。作为对西方现代主义批判者的后现代主义，对于置身特殊历史境遇里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其意义错综复杂……

作 者：田薇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刊 名：江海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1) 分类号：B0 关键词：

篇2：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

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先锋队——共产党，要想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将这一原理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形而上学地、僵化地、保守地、片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不重视社会实践，不联系国家现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因此，我们党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结合国家社会的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最适合国情的指导思想，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形成了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系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形成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核心主题，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战略思想。

这些指导思想理论体系都是针对当时中国发展的特点及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有重大意义。现以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例，证明党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局面混乱，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一些失误产生的原因。首先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全党应解放思想、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而实施的方法，就是改革开放。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不可否认，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不少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全面、不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力薄

弱。许多地方出现这样的怪圈：生活水平提高了，身体素质下降了；经济指标上升了，环境污染严重了；经济建设发展了，生态资源破坏了，严峻的形势令人关注。为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篇3：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那么, “中国梦”的目标与我们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包括实现“现代化”以及过去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目标表达之间的关系呢?本文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理解和看法。

一、“四个现代化”与“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的提出

毛泽东主席在1953 年最先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以及现代化的国防的国家建设思路, 这是“四个现代化”提出的最初雏形, 当时, 这个提法对宣传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1954 年, 周恩来总理在我国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我国要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目标。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 1958年,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目标, 成为毛泽东完整表述“四个现代化”思想的历史记载。

1964 年12 月, 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 我国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周恩来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向全世界做了宣告。从此, “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成为响彻世界的中国声音。比较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遭到重挫,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程中出现了中途的历史性停滞。

1978 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既定目标在解放思想之后重新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奋斗的共同目标。

1987 年, 党的十三大胜利召开。本次会议历史性地确立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围绕经济、政治和文化提出了到21 世纪中叶, 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国人所追求和实践的目标表达。

二、实现“四个现代化”与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脉相承

“四个现代化”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者的内涵和目标是一致的。十三大上确立的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中的“现代化”, 与老一辈之前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只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我们适应时代, 用新的话语来凝聚人心, 号召国人努力奋发, 继续解放思想, 大胆实践,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用邓小平的话说, 就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解放思想、大胆实践, 创造了历史性的瞩目成就。同时,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建设中也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特色和首创。

比如, 中国农村基层实践成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建设中的租赁制、承包制等一系列大胆实践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两个不等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世界等一系列理论成果, 都体现了我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指引下的伟大成果, 成为世界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

三、“中国梦”的提出和内涵理解

十八大召开之后, 习近平总书记和新的政治局常委参观了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 参观完展览, 习近平总书记随即做了讲话,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并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 总书记从历史的维度讲述了中华民族孜孜追梦的历史成就以及历史的沧桑和梦想。他说:“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 即到建党一百周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建国一百周年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个百年梦想。“中国梦”与“两个百年梦”相辅相成。通过顺利实现“两个百年梦”逐步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现途径是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强调的“三个自信”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要求的“四个全面”。中国梦的实现依托于“两个百年梦”的实现, 中国梦与实现“两个百年梦”的目标和内涵是一致的。

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国梦”的实现一脉相承

“中国梦”的实现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一致的, 最终都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中国成立初期,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围绕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很多历史性的探索和尝试。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典型的判断和历史定论: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我国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明确指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党的十二大, 我们确立了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三大, 我们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 简单概括为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国家的建设, 即到20 世纪末, 我国初步实现小康,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之后的十年, 中国人民按照“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大胆改革实践, 到20 世纪末期初步实现了人民过上小康生活的水平。

党的十六大上, 党中央豪迈宣布, “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前期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格局发展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直到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中国共产党又明确提出了确保到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并进一步做出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战略构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了光明的前景。十八大胜利召开之后, 围绕“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主题。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做出了实现“中国梦”的时代强音。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 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梦。与早期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相比较, 当前我们正处于三步走的第二步, 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第三步积极奋斗的历史时期。实现“中国梦”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一致, 一脉相承。成就“中国梦”既是实现“两个百年梦”的过程, 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伟大实践, 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篇4：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

我认为自由主义在新文化启蒙运动中是一面高扬的大旗，在这面旗帜下，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此后，虽然救亡压倒了启蒙，或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启蒙本也是为了救亡，启蒙时追求人道、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一直是中国知识界公认的强国之道。除袁世凯、张勋之流外，主导中国政治的朝野各支政治力量在他们相争时也从未有谁不高举民主自由宪政的政治理念来标榜自己、责难对方。但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学术流派，引进中国后未曾得到充分的阐述和透彻的理解，长时间处在较稚嫩的状态，也未形成一个专门的派别。直到六十年代，台湾学者殷海光先生继胡适之后作为自由主义的第二代大师而起，自由主义在学术上作为一个流派在中国的台湾才算于学林中入了道。自由主义学派到了这个阶段后，殷海光的弟子、后在美国师从于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林毓生先生，仍认为其师殷先生对自由主义精髓的把握不到位。不过自由主义学派在中国成熟与否，并不能与一九四九年前中国知识界有无自由主义所“肯定的容忍、多元与法治”（林毓生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99页，1988年三联书店版）精神下，追求自由独立的学术文化活动成为一个概念。自由主义的倡导人胡适先生在国民党退出大陆前，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其显赫长久的地位，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和学界对他的认同都是不言自明的。

不错，自由的实现必须是一个法治社会，中国从来没有进入法治社会，因此，自由只是几代中国人追求的一个梦。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自由和人权从未惠及小民，但是这并不能说中国的学界从没有自由的空间。实际上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尊重到民国之后并未有丝毫减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的主流与中坚，因此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一直都是学人在呼风唤雨。辛亥革命后，中国学界的精英除了碰上张作霖这样的土匪出身的军阀外，一般还能受到执政者的敬重。马寅初这样的人成了执政者的阶下囚，也不过软禁几年而已，其学术地位并不因此受影响。其他学界名流成为执政者的座上客也不会是叫人受宠若惊的事。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层，享有一定的自由并不是无稽之谈。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试验，不但拒绝了张学良先生强邀其纳入地方军政府系统，而且谢拒了对晏先生事业极为敬重和关注的当道者蒋介石邀请其将事业纳入中央政府体系的诚恳要求，坚持了其民间办教育的立场，这并没有使他在中国的平民教育事业发展空间受到任何来自政治上的限制。一九三八年《资本论》三卷本的中译本合法出版，一九四八年王亚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仍能自由出版，足见当时学术自由是存在的，言论也有相当的空间。自西学东渐以来，从冯桂芬、容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诸公的努力，包括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目的和原则的限定，中国在学术文化教育新闻言论诸方面可以说是有大发展，有大建树。从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王国维、鲁迅、陈寅恪、郭沫若、巴金、沈从文、刘海粟、徐悲鸿、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储安平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在自己活动的领域有大建树的人，都出自这个时期，特别是从现代大学引进中国之后，名牌大学基本上是中国自由思想的重镇。蔡元培主张“兼收并蓄”办北大后，中国学界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勿庸置疑，从洋务运动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界的活跃和取得的成就，是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前所未有的。没有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精神原则和文化上群体对自由的追求，这种文化上群星灿烂的局面是极难出现的。从另一面来看，仅有自由的追求，而没有一定的社会活动空间，这种局面也不能出现。不错，在国民党建立统治后，这批在精神上追求自由的学人在内忧外患中仍然面对着一个人治和专断政府，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但这个政府专权的合法性仅是在“训政”和“戡乱”时期，而自任领导中国进行革命的国民党，在理论上必须实现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所设定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革命目标，也是不容置疑的。由于在法理上这个政府的权力不能无限，所以当时中国知识界追求精神自由还有其空间。

至于在自由的追求中，学者在政见上左倾或右倾，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能与知识界有无宽容和追求自由的传统混为一谈。最终不见容于国民党政府的储安平，对国民党“党文化”对青年理性发展的损害曾有过严厉的批评，并指出国民党二十年的统治最终演成了“一场烂污”。在这种情形下，学界中有人想换一个政府，倾向于反独裁反腐败争民主为口号的当时的在野党，也不是不可理解的。陈立夫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讲到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说：由于国民党军事和财政政策失败，“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共产党成功”。（《成败之鉴》第338页，台湾正中书局版）抗战后国民党政策的失败，这是学界中一部分人和学生反政府的根本原因。人们想换个政府看看，是当时的形势。左倾思想之发展是对“一场烂污”失望的另一个希望，只是这些人始料未及结局与他们想象的并不一样。本世纪上半叶和中叶在世界范围内左倾思想潮涨，但在没有建立全能政府的地方，左倾思潮的存在和张扬并不能说这些地方就没了自由传统。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战后西方影响很大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的左倾倾向就断言其影响所及的地方没有了自由的传统。事实上，马克思和列宁都是流亡到有言论自由传统的外国，才在研究与论战中将其理论形成主义的。马克思被自己的祖国驱逐，而有自由传统的英国接受了他，并给他提供了得以完成学术活动的场所。这就是至今英国人拒绝德国人将马克思的墓迁回德国的理由。因此，学者政见的左右倾，不能证明当时的学校有无学术自由。

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看，除第三国际这一脉外，持有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也不一定都是一元论者。从第二国际演变来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坚决地捍卫自由多元法治的社会，其实从一八九九年，受费边社影响的伯恩斯坦在《前提与任务》中就提出：建立保护少数的民主制度、“运动就是一切”，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止境，也不可预料，不能人为地规定发展阶段和终极目的。在“回到康德去！”这些主张后，这支左倾的社会主义力量，实际上就认同了自由主义容忍、多元与法治的原则。二十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的左右主流派从未置疑过民主自由的价值，只是自由主义者强调社会在法治下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自然就会出现效率并因其结果而各得其所，而社会主义者认为某些经济活动方式没有公平地对待劳方和公共的利益，在注重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时更强调通过分配来矫正这种不公平和保护弱势群体。在一九九○年后，西方左右两派在市场经济、国家和民间在经济上各自能发挥优势的领域、维护基本公平、保护弱者的观点上分歧进一步缩小。而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英国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对当年一部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影响较大这是事实，但四十年代中国观点左倾的学人并不一定就主张放弃自由。只是他们在关于自由的学理上不精，而又急于救国，张东荪的计划社会与文化自由互不妨碍就是典型一例。而潘光旦虽注意到当时还未荣显的哈耶克刚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也认为“他对集体主义的评论大体是很健全的”。但潘认为该书“对一切计划经济表示反对，殊失之偏激。……哈氏认为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不能两立，过分的抨击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的措施，我是不赞成的”（谢泳《潘光旦与哈耶克》，1998年第五期《博览群书》10页）这说明当时自由主义学理在中国确实未能深入，只有储安平洞见到在选择不同现代化模式的不同政治力量下，自由是“多与少”和“有与无”。但也于事无补，他还得逃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

雷先生认为“自由主义的本质决定它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已经确立并迅速扩张的西方”。我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是崛起于近代资本主义的西方，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所需条件却是自由主义所肯定的原则。在学理上自由主义的始祖应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承认人的智慧的有限，因此反对有人宣称握有不容怀疑的真理。他要求政治家明白自己所知甚少。在这种见识上才可能出现容忍不同观点的意见，给别人的发展留出一块空间。苏格拉底产生于与现代文明关系至大、至今让我们惊叹不已的古希腊文明时代。当时以雅典为模范的城邦国家是法治民主和公民平等的社会。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来看，希腊社会的内部形态和国际关系可以说就是我们现代世界的早期模式。它是我们现代文明早期的黄金时代，是人类第一次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冲击，在这个走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希腊在传统的集体主义的部族农业社会中，产生了从事商业和航海事业的新阶级，出现了伟大的政治革命和精神革命，产生了法治的民主政体和批判性的讨论，以及随之出现的从神秘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思想。人类伟大的创造力刚刚开始展现，整个社会受到巨大的震动，使一切传统的封闭势力感到恐惧并拼死抵抗。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我们可以说，开始于希腊部族瓦解的这场政治的和精神的革命，在（公元前）第五世纪达到其极盛时期，并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已经发展为暴力的阶级战争，同时也发展成为希腊两个为首的城邦之间的战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193页。以下只注明页数）波普尔认为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人类文明社会在其初始时开放与封闭、民主与专制、人道与反人道、尊重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进步与反动两大社会力量的大决战。以雅典民主派为代表的开放力量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从而导致了文明成长的受挫。他说“我们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看来希腊人最早从部族主义过渡到了人道主义。让我们考虑这意味着什么。”（同上，181页）“我们的文明也许可以说旨在人道和理性，旨在平等和自由。”（同上，1页）“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显然可以描述为人类经历的一场最为深刻的革命……当我们说我们的西方文明源于希腊时，我们应当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指的是，希腊人为我们开始这场伟大的革命，而现在这场革命似乎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同上，185页）直接受希腊影响的罗马在保护公民财产权利上法律更趋完善，及由此形成的尊重法权传统，也为后来西方文明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在中世纪后期开始的文艺复兴，使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遭到挫折的开放社会开始复苏，宗教改革使基督教在多元状态中得到活力，而英国又以代议制的方式，从技术上解决了从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向地域更大的领土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的方法，这些自由主义所肯定的原则的际会，开放社会又开始了成长。从文艺复兴到被马克思称为人类历史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源自古代希腊的现代文明已经向世人宣告了自己走向开放社会的主旨。顾准曾经指出“希腊罗马文明，其实自古以来不过是世界上几大文明系统中的一个，其他文明，例如中国文明，有过十分灿烂的成就，直到产业革命前，世界历史并未证明希腊罗马文明的优越性。后代的我们，可以指出它的法权体系、思想体系是其后来强大物质力量由以长成的基础”（《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323页）。为什么产业革命后证明了这个文明优越？就是因为这个文明走向开放的社会，它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它能够为人的发展和创造性提供充分条件，它能随着人创造出的新事物调试旧的不合时宜的社会规则，使文明不断成长。资本主义只能在开放社会中成长。资本主义带来了产业革命和工业化，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只能在有着自由主义原则所认可的条件下才能出现。根本上的现代化就是进入这个已证明其优越性的、以人道理性平等自由为主旨的文明体系——开放社会。只以工业和技术的现代化而不以走向开放社会为目的，从根本上说是舍本逐末的畸型现代化，德国、日本、苏俄以国家主义为目标的后现代化国家，在工业和技术上完成现代化的同时，因在本质上背离了开放社会的主旨，各自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并给人类社会造成了灾难。其他背离了开放社会这个目标的后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也必然要出问题。由此可以说，是容忍、多元与法治的自由主义原则使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并使自由主义更加发扬光大。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落后者模仿先进者并且成功是一种文明传播和扩展的常见方式。雷先生认为：东方国家，学习现代文明时，推崇自由原则常沦为笑料，自由主义只能向激进或保守转化。这样说也有武断之嫌。且不说四十年代后期，中国还有一批主张走中间道路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是后来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出现的模式转换，也存在着诸多偶然因素，不这样理解问题，我们只能陷在历史主义的宿命论中，承认我们不走运是历史的必然。

反回头来看，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界一直以救国为任，在批判旧礼教对人性压抑和主张解放人性时，也带有惟此才能达到救国的集体主义或国家主义目标。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个能救国的现代化本质含义是什么。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从船坚炮利到工业化，从市场经济到民主制度乃至自由民主价值观，虽有一步步地深入，但多数人把这些都当成为了实现国家富强、使中华民族在物竞天演的生存竞争中获胜的集体主义目标的手段，而极少有人能从“每一人本身就是目的”这个层面上来理解什么是现代文明和现代化。后来在苏联模式下，强国之梦似乎有了着落，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以人格为代价的思想改造，与此大有关系。康德早就阐述过在道德这个最高的层次上，人不能是手段，只能是目的。人是我们这个文明的终极目标。在其下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层面上不能背离了这个目标。应该说，近代以来，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论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孙中山先生认识到封闭的压制人民自由的专制制度是中国社会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他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剥夺尽”，在这种情况下“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因此他提出了民权和国运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认识到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说：“乃天不弃此优秀众大之民族，其始也，得欧风美雨之吹沐；其继也，得东邻维新之唤起；其终也，得革命风潮之震荡。虽一举而推覆异族之专制，光复祖宗之故业，又能循世界进化之潮流，而创立中华民国，无如国体初建，民权未张，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复帝制，民国五年以变为洪宪元年矣!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孙中山全集》第六卷，41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以下只注明页数)国人都知道中山先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几句名言，而这潮流是什么呢？很多今人不能详说。实际上中山先生说的这潮流就是开放社会中的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所以自由平等之思想日见发达，所谓世界潮流不可复压者也”。（第六卷209-210页）以孙中山的历史地位，这些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方向应有相当的影响。

篇5：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一、研究的背景及理论意义

如果说20世纪是工业经济时代的话，那么21世纪将属于科技经济的时代。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工业经济时代逐渐迈向科技经济时代，推动这一伟大转变的是由科学技术创新支撑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世界经济出现融信息化、网络化、虚拟化为一体的新浪潮，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并迅速向生产、生活、服务及政治文化各领域渗透，这一浪潮正促使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以及人类生存与发展条件的变换。科技进步的基础是科技创新，新知识的扩展和应用。科学技术创新是一个民族不断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基准，成为人类文明不断延续的根本动力。

现代国家综合实力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经济实力竞争归根到底就是科技实力的竞争。谁最先进行科技创新，并最先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谁就赢得了世界经济的主宰权和制动权。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控制着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前沿阵地、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并以此为基础占据着世界高科技产业的龙头地位。科技创新是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一些国家（美、英、日、德等），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依靠科技创新发展起来的。机械制造技术的创新，使英国成为最发达国家，占据“世界工厂”的位置；电力技术的创新，使18世纪的德、法迅速崛起，经济腾飞；核能和电子技术的创新，使美国一跃而成为超级大国。

在当代世界性科技革命中，经济全球化将巩固北方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地位，而南北差距也将进一步拉大。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潮流当中，并于2001年成为世贸组织大家庭中的一员，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发达国家在许多科技前沿和原始创新方面远远领先我们，我们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有较大差距的压力。此外，国外大型跨国公司凭借其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方面的优势，采用各种手段同国内企业争夺和控制中国国内市场，以推销各种新技术的方式抢占我国技术市场。而我国企业竞争力弱，倾向于靠政府保护或者合资，而不是通过科技创新来增加竞争能力。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一形势将变得越来越严峻。因此，科技创新必须也必然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

（一）科技创新必须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

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之所以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根本原因还是生产力不发达。中国虽然国土面积广大，但地形复杂多样，加之中国人数众多，土地资源又得不到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因此人地关系非常紧张，具体表现为人均耕地面积少。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低，农业竞争力不强，同样，中国有限的工业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少，由于开发利用的不合理或者技术的限制，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工业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凸现出来。这两种情况分别限制了农业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在与国外竞争过程中容易被“卡脖子”的地方，当然，对内来讲，就是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绊脚石。要除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绊脚石，即使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关键还是要靠科技创新。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业技术和工业技术水平，促进工农业资源的充分合理开发与利用，以提高技术的方式来弥补资源有限的不足，才能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要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跻身世界先进水平国家的行列，我们就必须建立起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自主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国家鼓励、引导和支持。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不懈奋斗、勇于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勇气。要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努力营造鼓励科技人员创新、支持科技人员实现创新的有利条件。只有通过科技创新，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才会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二）科技创新必然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理论上解决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关系；而与此相对应的科技创新体系虽然还没有彻底形成，但已经得到国家高层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胡锦涛主席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强调：“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继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国务院部署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我们党深刻分析新世纪新阶段的形势和任务作出的重大决策。国务院从2003年6月开始，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力量，在深入进行战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规划纲要》。温家宝指出，之所以要制定《规划纲要》主要是因为：1）实现我国新阶段发展目标的需要，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最根本是依靠两大动力，一要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二要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有力支撑。2）应对世界科技革命和提高我国竞争力的需要。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不断引发新的创新浪潮，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3）目前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关键技术自主研发比例低，科技成果转化滞后，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更大发展，需要我们从国情出发，认清我国科技发展的优势、不足和潜力，对未来15年作出一个总体安排。

国家把科技创新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位置，表明中国将走上一条依靠科技致富、科技强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同时必然会为科技创新提供一个比较理想的现实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的进步。

二、国内外关于科技创新的概述及其内涵

科技创新这个词近几年才开始在我国应用。普遍认为，科技创新是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原创性科学研究是提出新观点（包括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等）。新方法、新发现和新假设的科学研究活动，并涵概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以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已知事物等。原创性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结合在一起，使人类知识系统不断丰富和完善，认识能力不

断提高，产品不断更新。由于科学和技术是关于人认知和改造自然的知识、技术还包含着技艺，而且人的参与程度越大，越多，则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含量、密度和水平就越高，这些特点决定了科学和技术的人文价值和科学价值，因此我们说科学和技术及它们的创新也是创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科技创新就是科学和技术创新的总和。这里的科学创新主要是指知识创新，知识是科技经济一体化的知识，所以它可以同创新联系起来。

“知识创新”是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创新特征。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知识创新”，知识以及人工智能成为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与以往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不同的是，知识经济不仅在于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及附加值，而且知识本身也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CECD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知识成为真正的资本和首要的财富，知识创新理所当然地从技术创新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创新模式。虽然对“科技创新”的内涵还在研究探讨当中，但“科技创新”一词的出现表明，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作为科技经济的推动力量，科技创新出现新的特征，查英青在其著作《科技创新与中国现代化》一书中将其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到创新扩散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的关联度越来越高；（2）技术创新速度越来越快，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3）在技术创新收益倍增的同时，技术创新的成本越来越高，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风险越来越大；（4）基于技术垄断的市场垄断竞争越发明显，谁抢占了技术创新制高点，领先一步，一路领先，否则，将被淘汰出局。因此，科技创新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中介服务机构等创新主体的相互协作，需要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政策制度的支撑。

三、科技创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在联系的理论阐述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在1977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邓小平总结当代科技高速发展的原因，进一步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发展生产力；生产力要发展，最主要最根本的就是要依靠科技创新。现代科技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力量。从科学技术与其他生产力要素之间的关系来看，其他生产力要素的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都要依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要靠科技创新。现代科技创造出许多新工具、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不断创造出新产品。同时，现代科技培养出具有更高智力的科技人才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扩大和有效利用了劳动对象，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可以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条件下，国家可以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出不同领域的、不同层次的专业人才，而这些人才在接受国家提供的专业教育之后，已具备比较完善的可以支撑创新的理论知识体系和较强的实证能力，他们成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常备军。

科技创新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主要的方法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科技创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科技创新发不发达关系到整个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关系到我国能否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或占据优势地位，更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胡

锦涛总书记也经常强调，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创新，包括执政方式、执政理念以及执政技巧的创新。科技创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起到的作用就好比执政方式创新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所起的作用一样，或者，更具体地说，就好比吃饭对一个人生存发展所起的作用那样。

因此，作为主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的科技创新，必然会成为时代的主流，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也将越来越明显。

四、科技创新的生产力作用与决定性地位

（一）科技创新的生产力作用

邓小平早在70年代末就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肯定了科技创新的生产力作用；二是指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以“知识经济”为标志的科技经济时代，科技创新成为衡量经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准。科技创新的生产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创新促进了生产工具的革新，人工智能的运用大大解放了人类劳动力，使经济系统分工合理化，经济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即生产关系最大程度上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生产力本身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2）科技创新对提高生产效率有关键作用。决定生产效率的因素主要来源于个别必要劳动时间，要提高生产效率就必须缩短个别必要劳动时间，要缩短个别必要劳动时间就必须变革生产工艺，加快产品更新周期，变革生产工艺，其根本就是科技创新。（3）科技创新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科技创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生产技术，生产技术的提高必然打破原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体系，促使科技创新后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向新的部门转移，完成生产关系的调整，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二）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条件

并不是每进行一次科技创新，生产力就立即发展了。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需要一个过程。当科学技术还是以知识形态存在时，它还只是潜在的生产力，只有进入生产过程，转化为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或者具体的物质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对象时，才能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把科技创新这一潜在的生产力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大致需要以下几个条件：1）社会生产需要科技创新。这就取决于社会是否在发展以及社会是不是重视科技创新。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社会生产发展缓慢，生产力低下，加上当时宣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目标，科技创新根本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重视，当然，仅仅重视科技创新也是没用的。2）社会能否为科技创新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这些物质条件包括研究经费，科研设备，科研环境等等，科技创新需要一定的物质投入，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社会，科技创新只能是南柯一梦罢了。3）社会能否提供进行科技创新的人才。江泽民曾说过：“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科技和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充实的物质投入，同时更需要高水准的教育环境。

（三）科技创新的决定性地位

在以“知识经济”为主要标志的科技经济时代，在对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众多生产要素当中，科技要素起决定性作用。有学者提出，在今天的创新时代，第一生产力=创新力，创新

力=（创新人才+创新组织管理+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核心是科技创新，关键是创新人才。传统的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尽管是生产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但已不是第一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或创新力时代，只有创新型人才和创新的科技才是生产力发展和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笔者认同其观点，但有一点应更突出，在现代社会，科技创新所起的作用绝不是乘数那么简单，而应该是指数，即“第一生产力=创新力，创新力=（创新人才+创新组织管理+创新环境）^创新科技”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科技创新的地位将日益重要。当然，“创新人才，创新组织管理，创新环境”都是关键因素，三者缺一不可，三者同等重要。否则，“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恐怕是一句空话。

五、科技创新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一）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化这个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现代所研究的现代化，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方面的转变。传统与现代是相对概念，是随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中国现代化研究专家，北京大学 罗荣渠教授曾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归纳了世界各国学者关于现代化的解释，他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指落后国家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家水平和适应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就目前而言，研究人员广泛接受的现代化两个内涵是：一是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深刻变革；二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同领域追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享廷顿归纳出现代化的九个特征：（1）现代化是革命的过程；（2）现代化是复杂的过程；（3）现代化是系统的过程；（4）现代化是全球的过程；（5）现代化是长期的过程；（6）现代化是有阶段的过程；（7）现代化是趋同的过程；（8）现代化是不可逆的过程；（9）现代化是进步的过程。

（二）科技创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世界历史经验表明，科技创新是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动力和知识和源泉。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之下，16—17世纪欧洲发生科学革命，近代科学诞生。英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之后于18世纪下半叶发生第一次科技革命，启动了工业现代化。继英国之后，启蒙运动促使法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并达到高潮，法国大革命爆发，“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响彻云霄。欧洲开始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移。19世纪末欧美发生第二次科技革命，科技创新第一次运用到实践当中并取得巨大成功。

就像科技创新对欧美国家现代化所起的作用那样，它对中国社会主义所起的作用恐怕还要更大。现代科技创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工业社会，虽然机器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人们仍然必须操纵机器，而运用自动化技术，人们可以远离工地，直接通过屏幕来监控。同样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了办公自动化、家务服务自动化、邮政通信电子化、教育社会化、普及化。科技创新同样也推动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现代科技创新扩展了人类的

活动空间，扩大了人类的交往方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也改善了医疗卫生技术，增进了人类健康，从而为人类满足自身的需要和实现个人的价值创造了可能性。

篇6：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一、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性问题

1、何种现代性

现代性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使现代成为现代的那些因素。马克斯・韦伯及其他思想家指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动的特点（Berman，1982）。现代性首先指哲学、思想文化的现代性。从笛卡儿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也在美国、 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Toulmin，1990）。这就是现代性的第二个层次――社会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在整体结构上的表现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的答案。在社会微观制度层面，人们较为公认基于法律的“责、权、利明晰”的制度为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如我国正在推行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性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审美的现代性。美学中的现代性出现在新前卫现代主义运动和波西米亚文化中，它们反对工业化与理性化的异化向度，试图改造文化，在艺术中寻求创造性的自我实现。

通过现代艺术 、消费社会的产品新技术以及新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方式的传播，现代性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代性借以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世界的动态过程，可以描述为“现代化”――一个标示了个体化 、世俗化、 工业化、 商品化、 城市化、 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所有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

以上是人们面对整部人类历史时，对现代性的大致的传统的理解。也许我们将现代强调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更为重要：现代性就是层累的现代性加上切近的当代性，这样的现代性更能与我们的普遍语用相适应，使我们借现代性而生的交往更加合法化。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电视文化本身就应该作为一个现代性特征。电视作为二十世纪（最近的现代）最伟大的发明，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已经是为人所公认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是现代的一个标志。电视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尤其充满了现代性。电视以其通俗性、声画并茂的优势，史无前例地沟通了最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历史上因为种种原因造成的文化垄断与文化隔绝被打破，电视促进了文化民主，使文化生活成了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内容，促进了人的现代化。

上面谈的是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为框架的宏大叙事中的现代性。我们要思考中国电视的现代化问题，对现代性的把握既要与此相联系，更要建构电视自身的小型现代性。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探讨才可能有一个牢固有效的基础。

根据现代性的一般尺度（如上所述）以及电视自身的历史与发展逻辑，我们可以将电视的现代性界定为这样几个主要的（不是全部的）维度：A、电视认知的现代性。B、电视审美的现代性。C、电视制度的现代性。电视认知的现代性主要是指电视理性，主要通过电视的认知性节目如新闻、纪录片等体现出来。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包括技术支持能力的现代性）是指电视美学特征的现代性、时代性、时尚性。电视制度的现代性主要是指电视的产业特征。因为只有电视作为产业，其法权关系才准确，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程度才高，其现代性才强。电视的现代性与整个社会的宏观的现代性密切相关。电视的现代性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现代性，社会的现代性是电视现代性的重要基础。

2、中国电视的现代性特征

A、电视认知的理性发展道路

中国电视文化主要由大陆电视文化与港台电视文化构成，这里我们主要考察中国大陆电视文化的现代性特征。

篇7：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如果从西方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主义)”出发，我们很难在中国的电视实践中找到那种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立场的先锋派艺术(如印象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及其他前卫运动)的痕迹。广义的先锋派所持的现代观，是对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现代观的激烈的批判。它所采取的批判的方式则是从公开的反抗到无政府主义，到打倒一切、销毁一切，到贵族式的自我放逐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审美的现代性在中国缺乏电视语境。

如果，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包括技术支持能力的现代性)是指电视美学特征的现代性、时代性、时尚性，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电视审美的现代性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历程。

电视审美的现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审美的现代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审美方式发生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审美模式之后，中国审美接上了更为悠久的民族审美传统，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面向世界的审美态度，民族审美观发生了显著的现代变化。民间审美意识的转化给电视审美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电视审美的现代化实际上极大地推动了这个进程。正是在电视与观众的互动中，电视审美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显。早期电视叙事的“好人――坏人”“善人善报，恶人恶报”的模式，已渐渐被加入更多的“屏蔽”因素而改变，曲折的情节而不是结论成了人们观看电视的动因，新的“惩恶扬善”的程式，已经带有明显的叙述工具的后现代色彩，而不再是创作者着力追求的道德宣教的目的。抒情的方式，已经从话剧式的夸张，日趋接近生活的本色，大家越来越接受的方式，就是把感情用幽默和玩笑包装起来，再轻轻悄悄地敞开，一切都要“自然”。视角审美越来越高度时尚化，电视屏幕的色彩从“大红大绿”、高饱和度向中性色中间色、低饱和度变化(如电视台台标风格的整体变化，舞台灯光的变化……)，电视的节奏的宽容度极大扩张，以“帧”为单位的频闪也能为人接受。现代审美的标志性因素，那些全球流通的因素(包括后面将要谈到的后现代主义因素)，作为现代性的符号，越来越多地镶嵌进中国大陆的电视屏幕，而形式本身越来越重要，“洋气”与否成为电视审美的基础标准。对高新技术带来的审美效果的追踪和追求，已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与“性”相关联的审美，已不再为人所刻意遮掩或否认。电视审美的现代性，成了最容易实现的现代性。

C、电视制度的现代性方向

中国电视制度的基本走向是在喉舌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产业属性的逐步增强。产业属性推动着电视制度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趋向合理高效。

产业属性使电视机构属于社会，而不仅仅是属于官方。电视机构的主体性在其与其它政府机构及社会实体的动态界定过程中不断清晰，主体性的增强使其制度理性得到张扬，而制度浪漫主义得到遏制，因为制度效果越来越成为与电视机构自身前途紧密相关的因素。

篇8：现代主义与中国画之研究

说到现代主义, 首先要说的一个人就是画家塞尚。他经过多年的写生发现, 世界上众多复杂的形体都是由立方体、球体和圆锥体等几何形体构成的。由于这一造型理论对艺术的贡献, 后人尊他为现代艺术之父。马蒂斯的绘画摒弃了对立体感和条件色的表现, 直接用点、线和固有色彩造型, 非常接近中国画造型手法。由于造型和色彩都非常夸张, 有评论称之为野兽派。接下来要介绍另一位大师, 他就是立体主义画家毕加索。立体主义绘画的特点是在塞尚理论的基础上, 把几何形体再进行分解, 直接用线、面和肌理 (色彩) 造型, 把复杂形体分解后, 再重新以线和面造型方式组合, 得出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艺术形象。立体主义绘画的表现力是现实主义绘画无法企及的, 比如《格尔尼卡》给人以超强的震撼力。再接下来, 蒙特里安是在立体主义理论的基础上, 把面再分解为线, 直接用线 (面) 和色彩来造型, 在这里已经看不出具体的形象了, 作品《在白色、黑色和红色中的构图》表现了理性而简洁、宁静而完美的精神世界, 而康定斯基的绘画则是热的, 用点、线、面、色彩、肌理来创作, 所表达的是灵魂深处复杂的抽象世界。米罗的《倒立的人》, 用近乎儿童般的抽象语言表现了很情趣化的画面, 还有保罗-克利, 只不过他的世界比较舒缓宁静。接下来介绍行动派画家波洛克, 他提着油漆桶用笔在画布上尽情的挥洒, 还有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德库宁, 都是在立体主义、野兽派、抽象绘画和表现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所表现的是一种超验的意识流动和精神体验。同代的画家还有M-托比, 他深受中国书法和艺术的影响也对美洲印第安的艺术有浓厚的兴趣, 通过抽象的构图和线条与色彩的运用表现深邃的时空感[1]。法籍华裔艺术家赵无极, 运用抽象语言, 表现东方老庄哲学意境, 与西方画家有着鲜明的区别。

其实, 早在塞尚之前, 印象派画家已开启了色彩的革命, 从马奈、莫奈、毕沙罗、修拉, 一大批艺术家以其毕生的精力讴歌了自然和生命, 也完成了色彩理论的体系化。继而后印象派的梵高、高更和塞尚各自都有不同的发展, 是表现主义、野兽派和立体主义的引路人。随着语言的革命和理论的体系化, 艺术逐渐走出绘画本身, 从象征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再到达达主义…波普艺术、装置艺术、行为以及大地艺术等等, 走入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强调主观体验与实践, 超越了对外在物象的描摹, 达到了理性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认识。

中国画艺术有着它自身的发展规律, 也有它独特的人文特征和深厚的历史渊源与积淀。先秦时期的《人物驭龙图》、马王堆1号汉墓帛画以及北魏时期的敦煌壁画, 可以看到画师运用点线面的能力、造型以及空间转换能力、色彩渲染装饰表现能力。东晋之后比较注重具体、丰满和细微, 顾恺之、阎立本和吴道子的“以形写神, 形神兼备”, 在艺术表现上追求形神的高度统一。观五代时期的顾闳中、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黄荃的作品, 可以照见当时的繁盛、恢宏和细微。中国画艺术在宋元时期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 山水画有李成、范宽、郭熙、李唐等, “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不仅表现了具体客观物象而且传达了超凡的主观精神体验, 米友仁的点法颇具特色被称为“米点山水”。人物画有武宗元、李公麟、张择端、李唐等, 继承了前人的传统, 梁楷所开创的大写意对后世影响深远。花鸟画有崔白、赵佶、法常、扬无咎等, 所描绘的对象精微细密, 神态怡然, 体现了“诗画本一律, 天工与清新”的个人情致。至此可以总结一下中国画的特点, 它首先是四维时空的东西, 所以它不是焦点透视, 还有它不注重立体感和光源色、环境色, 因此它可以超越具体时空的限制也能超越具体的光的影响, 可以表达更恢弘更壮观的画面, 也可以表达一段具有时空转换性质的连续的画面, 是多维度综合艺术。元代的画家在构图、笔法、点染、皴法、设墨、设色、诗文、情致上都取得了有别于前人的发展。明朝有董其昌、吴门四家和徐渭, 董的绘画理论不重写实重写意, 提倡书法入画, 书法是世界上最早超越了形的概念的抽象艺术。徐渭的画已经体现出“借物抒情”的中国画又一特征。清初“四王”注重继承传统, 轻视写生和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四画僧”不守前人的规矩, 笔意奇骏, 风格独特。石涛提出“一以治万, 万以治一”和“搜尽群山打草稿”观点, 八大山人技法独到、艺术表现有鲜明的个人情感特征。郎世宁的《英骥子图》采用西画技法, 重视结构、解剖, 讲究明暗、体积, 使用中国画工具和材料, 成为中西传统绘画结合之作。扬州画派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 注重主观体验, 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民国及新中国初期美术, 一部分人坚持中国本土文化, 在继承前人的传统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 溥心畲和张大千注重继承传统, 张晚年的泼墨颇有新意, 诗书画印可以验证中国画是综合艺术, 齐白石皆有造诣, 不愧为为一代宗师。傅抱石师承石涛、倪瓒和王蒙, 创造了“烟笼雾锁, 苍茫雄奇”的山水画风和颇具个人特点的“抱石皴”。刘奎龄在传统工笔画的基础上吸收了郎世宁和西洋水彩画的技法, 创造了造型准确、色彩逼真, 雅俗共赏的新风格[2]。另一部分人以徐悲鸿、刘海粟和林风眠为代表的去西方学习艺术, 徐悲鸿学习的是现实主义绘画, 而刘海粟和林风眠学的是现代主义绘画, 在新中国成立后, 现实主义成为主流艺术形式, 而现代主义被排挤及边缘化。现实主义和中国画相结合也是在郎世宁古典中西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代表人物及作品有徐悲鸿的《愚公移山》、蒋兆和的《流民图》等。

现代主义与中国画结合虽然受到打击和排挤, 但它还是有自身的发展轨迹, 现代主义艺术语言所研究的是点、线、面、色彩、肌理以及时空和主观表达, 这里的肌理与中国画的皴法实质是一回事, 而点、线、面、色彩与中国画也几乎一致, 时空观念、主观体验与传达也趋同一致。林风眠就是把立体主义与中国画结合在一起, 画出了与以往不同的人物、静物和风景作品。刘海粟把野兽派和表现主义的笔触和色彩引入中国画当中, 也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关良把塞尚、马蒂斯的绘画语言应用到中国画中去, 创作出了如《三打白骨精》这样一批新作品。吴冠中是一位近年来相当成功的艺术家, 也是把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语言应用到中国艺术创作中去的成功典范, 无论是油画还是中国画, 都取得了辉煌成绩, 诸如《长江万里图》和《交河故城》。书画同源很早就被中国书画家所认识, 到了现代主义绘画理论时代, 已被证实是完全正确的。现代主义不仅在画法技巧上与中国画有相通之处, 而且在思想哲学和控制理论上也有相通之处。我国现阶段的艺术教育还依旧坚持现实主义的方针, 排斥现代主义, 在西方,

山水画树造型学习之所得

张开菊 (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00)

摘要:自古以来, 山水画树造型在山水画构成中都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树造型的成败影响着山水画画面的气势与效果。笔者旨在对山水画树造型在山水画构图中的重要性及具体绘画技法的学习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通过亲身感受表达中国山水画的无穷魅力。

关键词:山水画;树造型;研究

在这段时间的山水画学习过程中, 我主要就山水画中树的造型和技法表现作了学习和实践探索研究。树木在山水画构成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它与山石一样, 是山水画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宋代山水画家郭熙曾在他写的《林泉高致》“山水训”一文中提出:“山以水为血脉, 以草木为毛发, 以烟云为神采, 故山得水而活, 得草木而华, 得烟云而秀媚。”明末清初的著名山水画家龚贤说:“画树之功, 居诸事之半, 看画先看树……”足可见在山水画中, 画树是很重要的。大凡古今各类山水课徒画稿和技法书籍, 没有不把树法列于篇首的。树法在整个山水画技法中可以说是一个大宗, 它关系着整幅山水画的成败。树法的具体表现在于画面中树的造型及其在画面中的位置经营。那么树造型的重要性就可见一般了。

传统的树法是很讲究程式的。传统的山水画采取程式化类型化的处理方式, 是为了方便作者从复杂的现实山水中划分出其中的差别, 有利于造成画面的整体气势。程式化有利于让初学绘画的人掌握一般的技巧, 但它却容易造成画面的僵化呆板。山水画大师黄宾虹说过“古人论画谓‘造化入画, 画夺造化’, ‘夺’字最难。造化, 天地自然也, 有形影常人可见, 取之较易;造化天地, 有神有韵, 此中内美, 常人不可见。画者能夺得其神韵, 才是真画, 徒取形影, 如案头置盆景, 非真画也。”“前哲之真迹, 合造化之自然, 用长舍短。古人言‘江山如画’, 画有人工之剪裁, 可以尽善尽美。”“山川自然之物, 画图人工之物。山川入画, 应无人工造作之气, 此画图艺术之要求。故画中山川要比真实山川为妙。画中山川, 经画家创造, 为天所不能胜者。”这无一不是在强调对山水画程式化的处理方式远不是我们要达到的艺术标准。要克服程式化这一弊端, 关键在于要在表现对象之中注入作者各自独特的意念和精神气质。《画法要旨》中就提到“盖不变者古人之法, 惟能变不囿于法。不囿于法者, 必先深入于法之中;而惟能变者, 得超于法之外。用笔贵变, 变, 岂可忽哉!”

画树首先在于取势出枝。树干与主枝形成树的势态, 小枝疏密穿插形成树生动的姿态。几棵树组成一组, 树与树前后穿插要有序, 前曲后直或前直后曲, 同时考虑树与树之间的顾盼呼应。树成一片, 只能画感觉, 但须注重外轮廓的变化。它需作者将客观的物体通过主观的艺术加工来实现。真所谓:“天生之物, 人不能造;人造之器, 天亦不生。天道自然, 经贤哲用许多方法而得之。有时天不如人, 可以剪裁增减, 人巧可夺天工, 故摄影未可代画。”树因种类不同而形态各异, 要视其特征来造型。即使同一种树木也不可千篇一律, 百树一姿, 像人工培植般整齐化一。但也不可树树皆奇形怪状无实物可寻, 追求了个体的新奇变化而忽略了整体的艺术效果都是不可取的。正如大师黄宾现代主义已经是传统艺术了。从毕加索大展很多人反映读不懂就可以看出, 我们急需普及现代主义美术教育。除了对传统脉络的继承和发展外, 也需要对外来文化的吸取, 形成新的艺术形式, 迄今为止, 中国画仍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虹所言“作画当以大自然为师。若胸有丘壑, 运笔便自如畅达矣!”“名画大家, 师古人尤贵师千化, 纯从真山水面中写出性灵, 不落寻常蹊径, 是为极品。”

“树有四歧”指的是树枝生长的四个朝向。在传统山水画中往往并不按树的生长规律去处理树枝, 在绘画中多将树画成平扁的, 这样给人的视觉感即树只左右生发, 而没有前后出枝。平扁的处理虽使其具有了较强的符号性和装饰美但是却弱化了树在画面中的空间表现。在我们的绘画实践中, 画出的枝干应该是有前后、左右、上下之分的, 这样才能把树画得有空间感, 画得很生动。从古至今有很多著名画家在深入观察大自然和不断艺术实践中, 总结了许多绘画经验和创造了很多画树的方法, 都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在具体实践中, 对一棵树来讲, 枝干为本, 树叶长在枝干上, 如果没有枝干, 树叶便没有地方长, 如果枝干比较瘦弱, 没有力度的话, 树便没有了生命力。因此在画树时, 线条就显得十分重要, 线条画得是否有力度, 是否有分量, 直接影响着整个画面的气势和精神。线条是画面的支撑, 线条弱则整个画面的气势和精神也会随之减弱。枝干画的分量足、有生机, 树木有精神, 往往整幅画也显得有精神。大体说来, 画树干有两种画法:双勾法和没骨法。

其一双勾法。此法是用线条组合表现树形的一种传统技法。中国南朝画家谢赫在六法论中提出过“骨法用笔”所谓骨法用笔就是用中锋来塑造物象。在大自然中, 树的种类繁多, 千变万化, 即使同一种树也有老幼之分。所以用线勾勒树干, 要求用笔统一中有变化, 要有粗细、浓淡、枯湿的变化。要根据树的结构、质感去表现, 勾勒时用线要有长短、粗细、浓淡、虚实等的变化。其二没骨法。顾名思义, 与双勾法相对而言, 就是不再用复勾的方法而只用线直接画树干。没骨法画树干, 多用较粗的线去塑造树的形状, 但这并不是说一味的粗状如一, 而是要根据树的种类, 大小, 苍老与柔嫩, 用不同的笔法和墨法来完成, 要充分体现出书法用笔的韵味。同时要注意树枝的虚实和疏密关系的变化。

通过这段时间对山水画的学习并对山水画中树造型的分析研究和实践, 使我更进一步的领略到了中国山水画的无穷魅力。在实际的写生与创作中, 我不但根据画面的需求来处理树与树之间的关系, 更认真处理好干湿, 浓淡, 虚实, 聚散等每一种辩证关系。绝不是把一个问题独立出来看待。希望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解决画面当中存在的问题。“画者不习画法, 不观古今名迹, 不读前人名论著作之画, 不友海内外通人, 以扩闻见, 而以展览欺愚蒙众, 以高值骇吓富豪, 以颜习斋大儒所谓诗文书画天下四蠹, 诚痛乎其言之也。” (《与僧理岩书》) 只有理论结合实践, 多读画册, 多看展览, 分析他人作品中独特创新的地方, 才能使自己的审美能力有所提高。

参考文献:

1.中国书画名家画语图解《黄宾虹》杨樱林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外国美术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