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庸小说谈传统文化的误读与误解-安徽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关键词： 传统

从金庸小说谈传统文化的误读与误解-安徽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2篇）

篇1：从金庸小说谈传统文化的误读与误解-安徽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从金庸小说谈传统文化的误读与误解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以其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底蕴、丰富瑰丽的想象、引人入胜的情节、鲜明的人物个性，吸引了无数读者，风靡华人世界。由于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作者无法穷尽，因此在创作时难免疏漏，或者融入了过度的艺术化。读者沉湎于作者创造的武侠世界，混淆了真实与虚构，难免误读了作者的旨意，误解传统文化的内涵。那么，对于传统文化，金庸先生有哪些误解呢？对于金庸小说，读者又存在哪些误读呢？作为传播传统文化重要的载体，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武侠小说呢？

纵观世界文坛，武侠小说可以说是唯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精神”的文学形式。

武侠小说在中国起源甚早。一般认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就是其源头。其后，武侠文学逐步发展，蔚为大观。我们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其实就是一部武侠小说。上世纪50年代后，在香港和台湾出现了武侠小说的创作高潮。为了区别旧式的武侠小说，我们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

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启者是梁羽生，但是金庸后来居上，成为最杰出的代表。金庸共创作15部武侠小说，分别为《书剑恩仇录》、《飞狐外传》、《雪山飞狐》、《白马啸西风》、《鸳鸯刀》、《碧血剑》、《越女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侠客行》、《鹿鼎记》、《天龙八部》和《连城诀》。有人特意写了一副对联，概括了金庸一生所写的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里面每个字对应了一部小说（不包括《越女剑》）。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以其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底蕴、丰富瑰丽的想象、引人入胜的情节、鲜明的人物个性，吸引了无数读者，风靡华人世界。许多读者，是经过金庸的小说，接触和了解传统文化的。可以说，金庸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居功至伟。

不过，武侠小说只是一种艺术形式，其对于传统文化的阐释和传播还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作者无法穷尽，因此在创作时难免疏漏，或者融入了过度的艺术化。读者沉湎于作者创造的武侠世界，混淆了真实与虚构，难免误读了作者的旨意，误解传统文化的内涵。

那么，武侠小说及其创作，对传统文化存在哪些误解和误读呢？ 关于“武”

武侠小说的“武”只是载体，“侠”才是小说真正要表达的。武侠小说家梁羽生认为，武侠小说必须有武有侠，武是一种手段，侠是真正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不懂武功，却不可以没有侠气。

不过，既然称之为“武侠小说”，那么“武”就是武侠小说家绕不过去的一个点。顶尖的新派武侠小说家在写“武”上面，都是很成功的。总体而言，金庸小说的武功，融中国武术和诸子百家文化等传统文化于一炉，境界高深、神奇莫测；而梁羽生小说的武功，一招一式，细腻逼真；古龙小说的武功则以“怪招”取胜，重境界而轻招式。

那么，怎么写“武”呢？梁羽生认为，小说家必须懂得中国武术的三招两式，才能期望成功。真是这样吗？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里，有一种著名的轻功叫“梯云纵”，经过一些网友的分析，这种功夫是绝对不可能炼成的。金庸的小说里，还有大量的违背武术常识、违背力学原理的错误。所以金庸是根本不懂中国武术的。

对于小说家，我们不能，也不必苛求。但是金庸的小说影响太大，甚至很多人就是从他的小说里来接触传统文化的，虽然是这些人自己误读了小说，误解了传统文化，但作为作者本人，不懂武术而强说武术，以至于以讹传讹，或多或少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现代人读武侠小说，对中华武术产生了哪些误解呢？ 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武术的目的是实战，增进道德、强健体魄，只是修习的效果。

金庸在《天龙八部》里说，习武是修习佛法的一种方式。从佛法的角度来说，这并没有错。但是武术是在搏斗中产生的，人们习武，就是为了克敌，离开了这个根本目的，武术就只能是花架子，这个传统文化的瑰宝就会失去它动人的色彩。

那些武林前辈，在实战中，发明了很多招式，为了传承下去，就把这些招式编成套路，传给徒弟。所以，套路只是为了传承方便，可不是为了应敌。人们学了套路，会了招式，然后用这些招式进行搏击。为了记住这些招式，运用这些招式，还要不断在实战中磨砺。有些人还会游走各地，遍访武林高手，进行切磋。这是很花钱的，古人说：穷学文，富学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中华武术现在要走向世界，还要进奥运会，但是受到很大阻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武术套路比赛。人家认为，这是一种体育舞蹈，没什么价值。我们很不服气。仔细想来，这不怪人家，因为我们的武术失去了灵魂，失去灵魂的传统文化，还有传承的必要吗？

第二，关于气功修炼的问题。

我们知道，人体是有经络的，有12条经脉，还有任脉、督脉等奇经八脉，这是中医的理论核心之一。武侠小说家说，要打通经脉才能成为绝代高手，其隐含的意思是说，人的经脉是不通的，所以要打通。

那么，人的经脉真的“不通”吗？《黄帝内经》上说：“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其“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什么意思呢？换一句我们大家熟悉的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我们的经络本来是通的，气血运行，人体健康，给武侠小说家们一说，全给塞住了。

不过，气功修炼者将修炼的“炁”运行于经络，可以强身健体、防病治病、健身延年、开发潜能，其意义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气功的价值。

那么，气功怎么修炼呢？

传统的气功修炼，首先要“筑基”，也就是要学会静心、放松，掌握气功的基本技术。第二步，是打通任督二脉，这叫“小周天”。以人体正下方双腿间的会阴穴为起点，从身体正面沿着正中央往上到唇下承浆穴，这条经脉就是任脉；督脉则是由会阴穴（也有人说是长强穴）向后沿着脊椎往上走，到达头顶再往前穿过两眼之间，到达口腔上颚的龈交穴。任脉总任一身之阴经，督脉总督一身之阳经，任督二脉若通，则百脉俱通，进而能改善体质，强筋健骨，促进循环。打通任督二脉很简单，一个修炼者大概两三个月就行。古人往往把“小周天”算作“筑基”，称为“百日筑基”。第三步，“炁”在任督两脉之外的其他经脉上流走。相对来说，其范围大于小周天，故称为“大周天”。大周天的气行路线很多，需要费点时间，但最多几年也就差不多了。以后，还有第四步、第五步„„

而我们在武侠小说里看到的，最了不得的层次，就是打通任督二脉，甚至绝大多数武林高手终其一生都打不通，这实在让我们啼笑皆非。关于历史

在金庸小说《神雕侠侣》里，描写了蒙古大汗蒙哥在襄阳城下被打死。蒙哥的死，对于蒙古和南宋都很重要。

在此之前，蒙古铁骑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不想却在攻打南宋的时候，遭遇重大挫折，连大汗都被打死了，这对蒙古人的心理造成重大打击，南宋的国祚因此延续20年。蒙哥死后，忽必烈在部分宗王和大臣的拥立下，夺取帝位。但是，蒙古内部一度出现内乱，直到8年之后，忽必烈才挥兵南下。过了5年，也就是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城破，南宋再无抗击元军的力量。3年后，元军攻占临安。又过了3年，陆秀夫在崖山背负幼主赵昺跳海，南宋彻底灭亡。

那么，蒙哥是怎么死的呢？

金庸在小说里说：他是被“西狂”杨过打死的，而杨过的杀人利器，居然是一块小石头。

杨过……飞步抢上，在手中早已抬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呼的一声掷出，正中蒙哥后心。杨过这一掷劲力何等刚猛，蒙哥筋折骨断，倒撞下马，登时毙命。

许多读者看来金庸精彩的描述，以为这就是历史，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历史上，蒙哥确实死在攻打南宋的过程中死亡的，关于他的死因，有很多版本的说法。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中说蒙哥在架设望楼向城内窥视时，遇到城内宋军的炮石轰击，伤重不治，“班师至愁军山，病甚，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殁”。民国《合川县志》也有相同记载。所以，蒙哥是因被宋军用抛石机抛出的碎石所伤，最终不治身死的。

我们的大多数的武侠小说作家，其实不大了解古代战争中的武器装备情况，这些材料在史书中也没有详细记载。他们读古书，只是看到战争的进程，战争的结局，于是产生误读，进而进行艺术描写，虚构了他们想象中的古代战争。其实真实的古代战争，远比小说家描写的，要宏大、精彩、激烈得多。

击伤蒙哥的，是宋军使用的抛石机。

大家在欧美的影视剧里面经常看到，甚至象《魔戒》这样的魔幻电影里也能看到。巨大的石头被抛向敌军阵营，造成巨大伤亡，还可以打碎敌人的城墙，非常厉害。所以，抛石机可以古代战争中“军中第一攻击利器”。在欧洲许多民族语言中，“战争”一词多是从“石头”这个词根衍化出来的。

在中国古代，抛石机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礮”。这个字是一个左中右结构，左边一个“石”字，中间一个繁体的“马”字，右边一个“交”字，三个字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礮”字。“礮”字大家并不陌生，凡是下象棋的，都认得这个字。这就是抛石机给我们留下的历史印记。而且它还很形象，必须要有个“炮架子”才能吃子。而抛石机，也必须有一个支点，才能用杠杆原理把石头抛向远方。

从现存文献来看，至少在春秋时期，诸侯国军队就配备有射程可达200步的礮。不过那时候，礮还不多，一直到汉以后，礮才在战争中被大量使用。三国时期，曹操就很重视礮的制造和使用。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与袁绍两军对恃。袁绍构筑楼橹，堆土如山，连日向曹操营寨俯射，使曹操军心动摇。曹操用刘晔之计，制造一种威力强大的可以自由移动的礮车，号称“霹雳车”，发石击毁了袁军所筑的楼橹，稳住了阵脚。然后，曹操又用谋士许攸之计，轻兵奇袭乌巢，烧掉袁绍军中辎重，致使袁军溃败。这个战例是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也是曹操军事生涯最辉煌的一页。大家看相关影视剧的时候，不妨注意一下曹操是怎么用礮的。

后来，魏国另一位杰出的机械制造家马钧，他针对发石车的效率问题，提出了大胆的革新措施。原来的抛石机，象个大天平，一头挂着一个斗，斗里装满大小石头，另一头挂着许多根绳子，作战时，兵士们一齐用力拉绳子这头，装石头那头就飞快地翘起来，这样，石头就被抛出去打击敌人。这种发石车缺点很多，每发射一次，都要花费一些时间，而且效果不大。马钧设计的新式轮转式发石车，则克服了这些缺点。它是利用一个木轮子，把石头挂在 3 木轮上，这样，装上机械带动轮子飞快地转动，就可以把大石头接连不断地发射出去，使敌方来不及防御。马钧曾用车轮子来做试验，可以连续把几十块砖瓦射出几百步远(一步约合1.45米)，这在当时说来，威力是相当大的。他的试验轰动了整个魏国。魏王不愿抛弃他的爷爷——曹操创制的发石车，竟将这项伟大的技术革新扼杀了。

最早的礮弹就是大石块，顶多简单打制一下。后来出现了比较特殊的礮弹，比如燃烧弹、毒雾弹、烟雾弹等。有些小一点的礮用泥弹，不仅便于制造，而且打出去以后会“炸”得粉碎，不易被拾起反射回来。

到了北宋的时候，就出现了“猛火油弹”，也就是“石油弹”。石油最早称为“脂水”，沈括以后才逐渐称为石油。脂水这种东西是可以燃烧的，而且很早就用于军事。早在南北朝北周武帝的时候，突厥大军围攻酒泉。突厥军队使用各种攻城器具，准备强攻入城。守城部队就往外泼洒脂水，然后点燃。突厥军士赶忙浇水，试图浇灭。但是这种脂水漂浮在水面，反而燃烧得更加猛烈，攻城器具顷刻之间就被烧毁。突厥军无法攻城，不得不引军而退。

到了北宋，脂水的用法被进行了改良。宋军把脂水加工制作成“猛火油”，然后放到一个个铁罐子里面。两军交战的时候，士兵们就用礮把铁罐子投掷到敌军阵营，脂水燃烧、爆炸，可以烧毁敌军的城楼、帐幕、船只或辎重装备。这种脂水燃烧起来，用水不仅不能扑灭，它还会浮在水面上，更加猛烈地燃烧。这种装备，有点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所使用的凝固汽油弹，在冷兵器时代，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先进武器。宋王朝的军器监，就是专造武器的机构，下设十一作（坊），其中即有猛火油一作，大批生产这种“先进性武器”。这种“石油礮弹”，成为北宋军中的重要装备。

而如果礮弹里面再加点火药，那就比石油礮弹更可怕了。

靖康元年，金兵攻打北宋都城汴梁，一晚上就安放礮五千余。无数礮弹被抛进城内，打得宋军无处躲藏。这时候，守城的李纲祭出法宝：霹雳炮。就是在礮弹里填上火药，然后用礮抛出去。这种礮弹威力其实不见得很大，但是声音很吓人，让金人着实吃惊不小，攻城威势顿减。加上各路勤王部队陆续到来，金军不得不撤走。

南宋初年的时候，霹雳炮进行了改进，不仅填充火药，还装进去石灰，威力有所增加。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征调大军，企图一举攻灭南宋。宋军仓皇撤退。金军长驱直入，进抵长江北岸，打造战船，准备自采石（今属安徽马鞍山市）渡江。

文官虞允文奉命代表宋廷到采石慰劳军队。这时候的采石，朝廷任命的将领还没有到任。宋军军无主帅，士气涣散，人心惶惶。虞允文见形势危急，毅然召集各位将领，宣布宋廷抗金命令，犒赏军队，动员将士决一死战。同时，又组织当地民兵和群众进行支援，使采石一带的防务顿形好转。

金主完颜亮误认为宋军已败退逃散，江南岸无兵把守，遂督兵过江。宋军利用水军优势，在江中截断金军船只，并在船上施放霹雳炮。据史书记载，这种礮弹是纸糊的，礮弹在半空中炸开，“其声如雷”，里面的石灰粉散开，“眯其人马之目，人物不相见”。宋军出动车船，船行如飞，船内踏车民兵精神振奋，呼声震天。金军败回北岸。次日，宋水军直迫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焚毁敌船，完颜亮被迫移军扬州。后来，他被部将所杀，南宋转危为安。

不过金人也很聪明，他们吃了霹雳炮的亏，就把这种武器拿回去研究，还加以改进，后来也用到了战场上。在金国灭亡的那一年，金人使用了一种叫“震天雷”的礮弹。就是在铁罐里填充火药，然后点燃引信，再把礮弹抛出去。据史书上说，震天雷“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这让蒙古军队遭受重创。不过，大家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可是看不到这个细节的。

金庸先生在小说里说到，襄阳最后还是攻破了，大侠郭靖夫妇力战殉国。襄阳城是怎么被攻破的？还是因为这个抛石机。

在襄阳之战最后一年，元军使用了一种新式的抛石机，叫“回回炮”。当时，阿拉伯人设计和制造的抛石机非常发达，能发射800磅的巨石，远远胜过南宋的礮。忽必烈派人到伊朗，请来了两位礮匠。这两人设计的抛石机，把石弹或火器抛掷出去，既省人力，又抛得很远，因为它们是由回回人制造和使用的，又称“回回炮”。

忽必烈把两位礮匠派到前线。回回炮在作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元军发炮击中襄阳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襄阳城南宋守将吕文焕束手无策，只得投降。这样，在回回炮的助攻下，持续了多年的襄樊战役，终于以元军的胜利而结束。元朝占领襄阳，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为进一步全面攻宋打开了胜利的通道，是元朝向南宋实施全面进攻的战略转折点，六年以后，南宋彻底灭亡。

元军取得了胜利，所以经常夸耀他们的“回回炮”。数年以后，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来到中国，就听说了这件事。后来他回到意大利，因故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向狱友们吹嘘自己在东方的见闻，也就说到了“回回炮”。他说，这“回回炮”是他向忽必烈建议制造的，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才取得了襄阳之战的胜利，给后世留下了笑柄。

那么，蒙哥真是死在襄阳城下吗？ 真实的历史也不是这样。他不是死在湖北襄阳，而是死在重庆合州钓鱼城与宋军的作战中。因为重庆军民的顽强抵抗，才让元朝和南宋的历史出现了拐点，甚至使世界历史也出现了拐点，不仅让南宋多活了20年，还缓解了欧亚战祸，流产了蒙古劲旅对非洲的征服，所以欧洲人把这里称为“上帝折鞭”的地方。

金庸很善于把历史融入他的小说中，给读者以真实的历史感觉，这是他的写作特点。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误读金庸小说，把虚构的情节当做历史的真实，那就要贻笑大方了。相信金庸先生本人也不希望这样。关于文化

有一种小虫，叫“金蚕”，它是武侠小说中极为厉害的一种毒物。金蚕是一种蛊。蛊是什么玩意呢？蛊是一类小动物。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从蛊的来历说起。

蛊是先民捣鼓出来的。那时候，人们信奉巫术。在巫术中，有治病救人的巫术，我们称之为白巫术；当然也有《哈利·波特》系列小说里面提到的，专门整人害人的“黑巫术”。蛊就是一种黑巫术。

蛊是怎么得到的呢？

历代史志、文人笔记、医学典籍都有对蛊的记述，各地民间亦有传说，其中最早的大概是《隋书·地理志》的记载。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大致可以复原制蛊的过程。金庸在小说《碧血剑》中，给我们进行了有趣的描述。

少年侠士袁承志到了五毒教，教主何铁手向他展示了一场动物搏杀大赛。这场大赛是在一只圆桌面大小的沙盘上进行的。五名童子各捧着一只铁盒，站到沙盘边上，然后打开铁盒。这时从每只盒中，各跳出一样毒物，跑进沙盘。哪些毒物呢？它们分别是青蛇、蜈蚣、蝎子、蜘蛛和蟾蜍。青蛇长近尺许，未见有何特异；而其余四种毒物，却均比平常所见的要长大得多。五种毒物在盘中游走一阵之后，各自屈身蓄势，张牙舞爪，便欲互斗。首先开打的是蜘蛛和蝎子，结果蝎子陷入蛛网，渐渐无力挣扎。蜘蛛正要享受美味，突然一阵蟾沙喷到，蟾蜍破网直入，长舌一翻，把蝎子一口吞入了肚里。蜘蛛大怒，便向蟾蜍冲去，它借助蛛丝，从空中掠过蟾蜍，在蟾蜍背上狠狠咬了一口。片刻之间，蟾蜍身上蛛毒发作，仰面朝天，露出了一个大白肚子，死在盘中。蜘蛛扑上身去，张口咬嚼。这边青蛇游过，忽地昂首，张口把蜘蛛吞入肚内，跟着咬住了蟾蜍。蜈蚣从侧抢上，口中一对毒钳牢牢钳住蟾蜍，双方用力拉扯。拉了一阵，青蛇力渐不敌，被蜈蚣一路扯了过去。不一刻，蜈 5 蚣将青蛇咬死，在青蛇和蟾蜍身上吸毒，然后游行一周，昂然自得。

何铁手做了总结，她说：“这蜈蚣吸了四毒的毒质，已成大圣，寻常毒物再多，也不是它敌手了。”

何铁手说的“大圣”，就是蛊。这场大赛是蜈蚣最终获胜，所以它叫“蜈蚣蛊”；如果是别的毒物获胜，那就分别叫青蛇蛊、蝎子蛊、蜘蛛蛊、蟾蜍蛊等。如果参与搏杀的毒物非常多，数量近百，那最后剩下的“大圣”就更加厉害，而且它还会慢慢蜕变，形状变得像蚕，皮肤金黄。人们依它的外观形态取名，叫做“金蚕蛊”。据说这种金蚕蛊不惧水火兵刃，最难除灭，也最狠毒。据史料记载，至少在宋元时期，就有人蓄养金蚕蛊。

按照民间习俗，制蛊多在端午节前后。此时正值盛夏，太阳辐射强，日照时间长，降水丰富，虫蛇之类的毒物迅速繁殖长大，其含有的毒素也最多最盛。把它们捕捉来，令其自相残食，免疫力强的毒物吸收了别的毒物的毒素，战胜其它毒物活下来，成为蛊。这时候，它身上含有了所有死去毒物的毒素，毒性最大，其原理和分离出能抗结核菌的土壤细菌菌株相类似。制蛊，或许可以说就是毒剂的自然加工提炼过程；蛊，就是活体的高纯度毒药。

制蛊者是要用蛊来害人的，根据资料记载，他们施蛊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制蛊者可以念动咒语，驱使蛊飞出去作祟害人；被害人死后，制蛊者就占有他们的财产。有的制蛊者还把蛊弄死，制成蛊毒，施用的方法就更多了。例如，可以将蛊毒置于饮食之中，使人食后中毒生病，甚至死亡；或者把蛊毒涂抹在自己手上，然后去抚摸人身，便能将蛊传给别人；或者用掺进蛊粉的墨画符，墨迹干后，若有人触动了神符，蛊药粉就会飞扬起来，被那人吸入口中，使其中毒；或者将蛊毒藏于指甲中，手指一弹便可害人；有的制蛊者甚至可以用眼睛传毒作祟；等等，让人防不胜防。当然，在施蛊的时候，制蛊者配有解毒药，他自己是不会中蛊毒的。

那么，中蛊的人会是什么样呢？我们来看看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描写的，中了“金蚕蛊毒”后的惨状。

华山派掌门人鲜于通当年在一苗家女子那儿，偷得两对金蚕。此后他依法饲养，制成毒粉，藏在自己折扇的扇柄之中。扇柄上装有机括，一加揿按，再以内力逼出，便能伤人于无形。在与张无忌比拼之下，鲜于通启动机括，想暗算对手。不想，张无忌内力深厚，反将蛊毒逼了回来，登时自食其果。原来这金蚕蛊毒乃天下毒物之最，无形无色，中毒者有如千万条蚕虫同时在周身咬啮，痛楚难当，无可形容。鲜于通伸出双手扼在自己咽喉之中，想要自尽。但中了这金蚕蛊毒之后，全身已无半点力气，就是拚命将额头在地下碰撞，也是连面皮也撞不破半点。这毒物令中毒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偏偏又神智清楚，身上每一处的痛楚加倍清楚地感到，比之中者立毙的毒药，其可畏可怖，不可同日而语。直到折磨七日七夜之后，中毒者这才肉腐见骨而死。

这段描述可真是“可畏可怖”，不过不是很准确，大概金庸并没有看过《洗冤集录》。在书里，宋慈是这么写的：

金蚕蛊毒，死尸瘦劣，遍身黄白色，眼睛塌，口齿露出，上下唇缩，腹肚塌。将银钗验，作黄浪色，用皂角水洗不去。

一云如是：只身体胀，皮肉似汤火疱起，渐次为脓，舌头、唇、鼻皆破裂，乃是中金蚕蛊毒之状。

宋慈说，中金蚕蛊毒死的，死尸瘦弱，浑身呈黄白色，眼睛凹陷，嘴张齿露，上下嘴唇卷缩，肚皮塌陷。还有一种说法，死者只是身体肿胀，皮肤好象被热水或火烫伤一样，发出许多小水泡，慢慢地变成脓疱，死者的舌头、嘴唇、鼻子都是破裂的。尸体“遍身黄白色”，是否因为金蚕蛊是黄白色的缘故呢？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从宋慈的记载来看，死者面目狰 6 狞，非常“难看”。这种情况下，如果用银钗来检验，银钗呈黄浪色，用皂角水是洗不掉。

不过，蛊也是可以防范的。例如吃饭之前，将碗敲几下并问主人“此中有蛊毒没有”，其法自破。在外吃饭时，要先吃蒜，或者使用象牙筷、银筷，象牙筷遇毒即裂，银筷遇毒即黑。还有一种以毒攻毒的法子，据元代《辍耕录》记载：“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盖以毒攻毒也，故曰蛊毒犀。”带了这种蛊毒犀，就不怕蛊毒了。

那么，怎么验证是中蛊了呢？民间的一般做法是让人嚼生黄豆，如果他感觉口中没有豆腥味，就说明中了蛊；或者让他含上一块煮熟的鸭蛋白，然后吐出蛋白插上一枚银针，如果蛋白和银针都变黑，表明已中蛊毒。

中了蛊，怎么治疗呢？金庸在《倚天屠龙记》里说，在腰眼上开孔，倾入药物后缝好，便能驱走蛊毒，这当然是一句玩笑。有一种草药，当地人叫它吉财，据说可以解蛊，而且“神用无比”。为什么叫“吉财”这个怪怪的名字呢？当地人说，曾经有一个人中了蛊，他的家奴弄到这种药帮他解了毒，家奴名叫吉财，因此就用家奴名做了药名。在晚上摘下二三寸吉财，搓磨弄碎，稍微加一点甘草在里面，次日早晨煎服。中毒之人服下药后会呕吐，吐出胃里的东西，蛊毒就消除了。不过，这也只是一种传说。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部“五十二病方”，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医学方书。这本书上说，把女人的衣服烧成灰，调水服下就可以治疗蛊毒，或者用符水对付蛊毒。可见中医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治疗蛊毒，虽然当时的方法还显得有些幼稚可笑。后来历代的医书，也有很多关于治蛊方法的记载。

应当说，“蛊”在古代中国一直带有神秘的色彩，因总它总是和下毒、谋杀或阴谋等联系在一起，每每使人谈蛊色变。这就造成了人心的恐慌，也造成了社会的动荡，所以历代官府对制蛊、用蛊都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由于严厉的打击，“蛊犯罪”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西汉时期，巫蛊犯罪发生在王朝的首都，到隋唐以后，逐步转移到南方。宋朝廷南迁之后，江南一带得到开发，养蛊蓄蛊之地转移至两广、福建及西南一带。

那么，“蛊”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目前，我们科学家还没有给出解释。不过，这却给小说家们渲染气氛、曲折情节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道具。经过他们的描画，蛊成为武侠小说中最神秘、可怕的毒药之一。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不误读“蛊”呢？首先，蛊只是一种道具，一种符号而已。其次，在传统文化里，对蛊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易经》中有一卦叫做蛊，蛊卦“利涉大川”，又说“天下治也”。什么意思呢？蛊是百虫互相残杀后的最强者，只有通过残酷的竞争，优胜者才能脱颖而出，所以这个卦从开始就很顺利。通过竞争，可以做好大事情（利涉大川），救弊治乱、拨乱反正，治理好国家（天下治也）。这样说来，古人还是蛮欣赏蛊的。关于民族精神

最后，我们来说说武侠小说的结局。我们以《笑傲江湖》为例。

《笑傲江湖》是金庸在1967年写的，属于他后期的作品。其情节跌宕起伏、波谲云诡，引人入胜，作者还于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塑造出数十个个性鲜明、生动感人的文学形象。这部小说，不仅是金庸本人，也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成功的的作品之一。后来，导演徐克将《笑傲江湖》改编，搬上银幕。这是迄今为止公认的，改编最为成功的金庸电影，也被誉为“新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是被誉为“鬼才”的黄霑作词并作曲的，大气磅礴，被认为是武侠影视剧中最经典的一首歌曲。

《笑傲江湖》的主人公叫令狐冲，幼时父母双亡，由华山派掌门岳不群夫妇收为首徒，抚养长大。在思过崖上得到世外高人风清扬传授的绝世武学独孤九剑，成为一代高手，却被岳不群逐出师门，成华山弃徒。他与日月神教圣姑任盈盈相遇，相知相许，并因她广交各路 7 好友。他捍卫武林正道，误打误撞击破各种阴谋诡计，最后与任盈盈成婚退隐。

这是金庸刻画得最为成功的文学形象之一。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说：“令狐冲是„„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个人物的追求的目标。”其实令狐冲这个人，虽然剑法独步天下，内功也极其深厚，也有一些小聪明，但他一没有王重阳的雄才大略，不是统帅之才，二没有萧峰的天生豪气，有时倒与无赖相近，三没有郭靖的凛然正气，即便是师父岳不群要并吞恒山派——这是他承诺要保护的，在他来说也是无可无不可。他只是追求“自由自在”。但是，哪能有称心如意的所谓的“自由”呢？所以，这样的人只能退出江湖，这是他必然的归宿。

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的结局大多是这样：主人公功成名就，然后携美归隐。这也成为新派武侠小说最主要的一个结局模式——退隐模式。

这种文学现象，很容易让我们在掩卷之余产生这样一种认识，似乎那些武林高手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打打杀杀，年老了，恩怨了了，就可以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了。如果这样认为，那不仅是对金庸小说的误读，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误解。

其实，江湖能说退就退吗？

《笑傲江湖》里就有这样一个人物，衡山派的高手刘正风。刘正风要“金盆洗手”，也就是说他要退隐江湖，不问世事了。但是他能得偿所愿吗？在“金盆洗手”的当日，五岳派盟主出手干涉，还残杀他的家人，无论如何不让他退隐。最后只得自绝经脉而死。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和我们现实的社会一样，充满了是非恩怨，要想彻底摆脱，只有一条路——死路。

文学模式体现着文化意识、文化观念，武侠小说则更多体现着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观念，而“退隐模式”恰恰体现了传统文化中一些负面的东西：怯懦、退让、隐忍。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易经》。

《易经》开篇有两句话，分别是用来解释乾卦和坤卦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意思是说：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这是先民在与自然抗争过程中逐渐凝练而成的文化意识。在这种文化意识的熏陶下，古代中国人是充满进取精神的。在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出现比较晚的，但却后来居上，引领世界前进。

我们以科学技术为例。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他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又译作《中国的创造精神——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一书中，例举了100项古代中国影响和改变世界的发明，并且指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的发明创造，几乎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他说，“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我们大家都熟悉四大发明。四大发明是怎么来的呢？欧洲经过文艺复兴时代，资本主义冲破封建制度的藩篱，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时候，欧洲的一些思想家们（如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等人）就在思考：究竟是什么推动了欧洲的迅猛发展？他们认为是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发明。那又是哪些技术发明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呢？他们找来找去，找到了四项。哪四项呢？造纸、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当然，那个时候，欧洲人还不知道这些发明全部来自于中国。他们认为，正是这四项发明，构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石。

我们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原来是欧洲人总结出来的！

世界汉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高峰出现在宋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就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高峰之后呢？1279年，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跳海。自此以后，“崖山之后无中国”，中华文化的负面性表现了出来，中华文明急速衰退。

我们同样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找到例证。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宋末以后近千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文化一直在走下坡路，处于一种萎缩状态，这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进取精神，我们再也无法重现古代中国的辉煌！

文学创作不可能离开社会现实，不可能脱离文化背景。在衰退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传统文化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夹带了传统文化中的负面信息。当然，“退隐模式”作为一种文学范式，本身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我们切不可上纲上线。但是，透过这种文学现象，我们却可以反观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新的、属于我们时代的文化，重塑我们的辉煌！

问：请问钱老师，您是对武侠小说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本身就是一个武侠迷，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我基本上看完了。为什么武侠小说能够风靡华人世界呢？我以为，这是一种文化情节。纵观世界文坛，武侠小说可以说是唯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精神”的文学形式。喜爱武侠小说，实际上就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皈依。这是这种能够延续几千年，现在继续影响我们，并且在未来重铸辉煌的文化的魅力所在。

问：武侠小说描写的传统文化，和真实的传统文化，究竟有何不同呢？

武侠小说是文学，而非学术，这就允许作家有错误，包括认识上的重大错误。我们说的“打通任督二脉”就是一个例证。气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体系是科学的，修炼是分阶段的。但是武侠小说家们，居然把气功修炼的最低层次误认为最高层次，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这影响我们阅读吗？并不影响。我们也允许武侠小说虚构历史。金庸先生在《射雕》三部曲里面描述的襄阳之战，历时38年，双方死伤人数超过40万人，战争几乎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动用了当时能找到的一切先进武器。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金庸的书里到处是错误。但这样就不是欣赏小说，而是吹毛求疵了。所以，金庸的小说，可以引领我们去体味传统文化，但它和传统文化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问：您对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何看法？

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有两个错误：一是，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包含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成就辉煌，最根本的的原因是中国有那个时代最发达的科学技术。所以，传统文化是包含科学技术的，还有科技创新的精神，这是先人遗留给这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第二，我们认为传统文化是过去的东西，没有看到传统文化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就鲜活地跃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果传统文化已死，我们干嘛还要传承它呢？改变了这两种错误认识，我们就能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反观传统文化，然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新的、属于我们时代的文化。

篇2：从金庸小说谈传统文化的误读与误解-安徽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一、问题指向与方法说明

从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来源典籍《启蒙辩证法》的内部结构看,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是作为全书首章“启蒙的概念”及两个附论的衍生环节而出现的。而大陆的新闻传播学者们的引述, 主要集中在全书“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的部分中。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启蒙的概念”与“文化工业”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种关系是如此密切, 以至于失去了对于启蒙的基本概念的清晰理解。要充分把握乃至运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是十分困难的, 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

大陆新闻传播学者对《启蒙辩证法》的引用, 着重于什么样的部分?这样的引用行为有没有显示出他们对作为全书主题的“启蒙”概念的准确理解?换而言之, 一个失去了启蒙概念前提的文化工业理论, 对其自身的论述深度和说服力会不会有所损害?最后, 如果存在漠视理论前提的问题, 难道仅仅因为是出于行文的考虑?是不是还反映出有关学者在概念认识上的“前《启蒙辩证法》”甚至“前马克思”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指向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本文以重庆出版社 (1990年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2006年版)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1) 为目标底本, 检索到23篇引用过这三个版本的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中文论文。本文作者通过 (1) 辑录引文; (2) 比对上下文, 弄清作者引文指向的问题; (3) 分析作者引用相关段落的动机; (4) 审视相关作者使用相关引文的概念前提; (5) 比较这样的概念把握与《启蒙辩证法》作者对相关概念的把握的差异;进而 (6) 澄清部分学者理解上的误区, 解释他们的理论的说服力不够的原因;甚至部分地 (7) 能够将这种概念的误植与霍克海默、阿多诺所指向的启蒙思想的批判本身联系起来, 以此理解其批评理论在当今中国的意义。

二、走向原著者批判指向背面的装饰性引用

本文作者发现, 大陆新闻传播学者对《启蒙辩证法》的引用, 从形式上讲, 基本上可以归为“第一部分 (引言) 引用型”和“结论印证型”。这就是说, 《启蒙辩证法》始终是作为论题的提起和结论的印证发挥作用的。这部重要的文本似乎很难编织进入学者们对自身论题的重点论据之中, 当然仅仅依靠形式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就具体内容而言, 最为表层的引用, 表现在《启蒙辩证法》作为时髦的学术装饰品, 只是在语词类似的意义上才同引者的论题发生了关联:

1. 论题和《启蒙辩证法》不存在逻辑关联

夏冠英在《论罗兰·巴特大众文化理论的“自然化”》一文中提出了“自然化”的概念。他指出, 就大众文化的研究而言, 所谓“自然化”是一个绕不开的视角, 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他指出:“早在20世纪上半叶, 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从某种批判的视角发掘、指出过大众文化的种种‘自然化’问题。”就这点而言, 论者似乎抓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 即启蒙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然而, 他紧接着又提出:“这 (指自然) 包括大众文化语言层面的某种模式化、惯例化 (‘习惯成自然’) 及其对某种随意性 (即‘自然而然’) 的追求。”说到这一层, 所谓的“大众文化语言层面的某种模式化、惯例化 (‘习惯成自然’) 及其对某种随意性 (即‘自然而然’) ”2, 并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论述“自然”的要领, 3这里只是一种纯粹的借用罢了。

2. 以所谓中性或正面的方式对待批判性的概念

《启蒙辩证法》作为一个批判性很强的文本, 这在学术界已经有了共识, 然而在有些新闻传播学者那里,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来批判的一些概念, 如“文化工业”、“娱乐”、“大众”却成为中性的语词, 非但没有批判的建树, 反而发挥了功能性的正面作用。

不少论者在阐述时, 即便不引用《启蒙辩证法》, 他们的论述仍然是准确的, 但出于各种考虑, 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引用的行文。在论述后现代生活与新闻娱乐化的论题时, 吴飞与沈荟提出, (娱乐化的新闻) 可以缓解民众的政治热情, 消解民众对政策的不满情绪。认为, “娱乐功能的启动大概是最没有风险或者说是风险最小的。因此娱乐节目也好, 娱乐化的新闻报道也好, 因为对政府的压力相对要小些。”4问题在于, 在这样一个自足的论述后, 作者们加上了《启蒙辩证法》作者“商业与娱乐活动原本的密切关系, 就表明娱乐活动本身的意义, 即为社会进行辩护。欢乐意味着满足”的引文。这两位作者, 直接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的内容拿来作为一种能够在现代社会发挥功能性作用的武器, 文化工业被理解为一种人们主动选择的放松身心的方式, 它由此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被遮蔽了, 遑论这种原因并非人们的一种主动选择。

三、切割的二分法意味着什么

《启蒙辩证法》一书中, 作者对文化工业、大众媒介、广告的批判吸引了大量新闻传播学者, 本文在比对分析过程中发现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概念, 被不少学者或简单或复杂地组装成了一双双由毫无关系的对立面组成的集合。

1. 受众和结构 (文化工业、媒介) 的分离

赵瑞华在《媒介化生存与人的异化》引用了阿多诺举的一个例子:“一个年轻的姑娘, 当她在想表示接受或拒绝对方的约会时, 当她在打电话或在约会的地方谈话时, 或者叙述自己的心理和内心活动时, 她都能按照文化工业提供的模式表达。”他补充道, 大众媒介是文化工业产生的最重要、最有效的传播管道。“受众自主的意义空间被媒介的意义空间不断压缩, 导致了米德所谓‘内省式思考’的终结。”5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引者们显然带有一种文化工业帝国主义或者大众媒介帝国主义的倾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倾向?本文认为, 他们机械地理解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批判, 将受众和结构 (文化工业、媒介) 截然分开来。我们后面将会看到, 这种截然的区分, 表面上支撑着一种无用的道德谴责和呐喊, 实质上隐含了一股更为危险的话语潜流。

2. 为什么更危险?走向第二国际的论调

大陆新闻传播学界比较早地系统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殷晓蓉教授指出, 围绕着文化工业的概念,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无情地抨击现代媒介, 指出它怎样成为延伸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的工具、怎样使艺术贬值, 以及怎样达到对个人的奴役, 并指出它如何不动声色地把它的牺牲者引入被动接受的状态。而随着社会中介力量的减弱, 形成社会否定机制的动力和机会越来越少:“从利益方面来看, 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都被使用, 甚至在娱乐消遣状况下, 也会被灵活地消费。但是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 所有的人从一开始起, 在工作时、在休息时, 只要他还进行呼吸就离不开这些产品。”6尽管论者在引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论文的过程中, 完整地引述了他们的副标题“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但具体展开后, 仍然使得文化工业由于脱离了启蒙辩证法的完整语境, 以至于“文化工业”在殷晓蓉教授那里似乎是一种主观能动性非常强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的工具”, 启蒙本身同政治经济权力的复杂关系被遮蔽了。实际上, 即便在论述启蒙概念的章节中, 启蒙与权力的关系一开始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一条重要论述线索。7

3. 一套消极的逃避术

相当多的论者则延续着将“文化工业”、“大众媒介”作为一种孤立的靶子的做法, 试图将解决这些问题及希望于作为别切割开的另外一方的精神胜利法。

在沈荟那里, 在文化工业中, 文化成了娱乐, 娱乐本身成了人们的理想。“快感总是意味着什么也不思考, 意味着忘记苦难, 甚至就在这苦难被表现出来的地方忘记它。从根本上说, 它是一种无所助益的东西。它是一种逃离, 但不是人们所说的逃离悲惨的现实, 而是逃离最后一丝抵抗的念头。”8文化和娱乐之间的转换变得十分容易、轻松, 而后者是绝对值得批判的。

陈伟军认为, 对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来说, 广告是试金石, 是文化工业大获全胜的象征。广告以不变的样貌流水线式地重复出现, 如果没有它, 商品和实物也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在体系的强制下, 每一种产品都使用了特用的广告技术, 所以广告都用了文化工业特用的语言和‘风格’。”9在陈伟军看来, 广告本身像文化工业一样, 变成了一个自足的实体, 这个实体似乎是万能的, 相比之下, 受众完全是被动的。这样的论述路径, 其实和强调受众自身缴械一样, 把启蒙的逻辑割开来, 一方面作用于文化工业、一方面作用于受众。很难解释, 这样的受众是如何产生的?这样的文化工业是如何产生的?

四、引用《启蒙辩证法》反被《启蒙辩证法》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论穿透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预见性, 这种预见性不仅在现实领域不断地实现, 而且在学术思想领域也一再被重演。

预见一, 主观化、实证化的解决方案

有论者指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在无处不在的商品大潮中, 人们尤其是普通大众要反抗潮流、保存自己尤其困难。随波逐流, 混迹于物质世界而放逐于精神空间, 既是迎合, 也是逃避。”10在这些论者看来, 似乎只要放弃对物质世界的接触, 混迹于精神空间, 作者批判的困境就能够得到克服, 这又恰恰落入到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批判枪火中。

《启蒙辩证法》一书作者对快乐、逃避、自由等概念的论述, 实质上是和启蒙的内在困难联系在一起的。11然而, 不少引述者对此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曾凡斌引用道:“快乐也是一种逃避, 但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 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 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 娱乐所承诺的自由, 不过是摆脱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他解释说:当代社会, 人们承受的压抑日深, 这种存在困境使窥私、戏谑、看热闹、起哄等心理成为人们变相的满足手段, 由此出现一种社会期待:人们想找一个可以承载这种心理的对象, 让这种心理获得投射。作者将文化工业归因为“当代人的审美品位和标准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由于做了诸如此类的推断, 他便不会对所谓的“人们承受的“日深”的“压抑”究竟为何做出解释, 也正是由于缺乏这种解释, 现代人的“窥私、戏谑、看热闹、起哄”被归结为一种心理现象。

如果回到《启蒙辩证法》的上下文, 类似的将人作为科学研究的主体和客体的过程, 正是启蒙的自我毁灭的第一步, 12而这样的毁灭不断发展下去的一个样态, 便是文化工业。而作者在这里却将此作为文化工业的诊断书和治疗药方。

预见二, 概念、命名与虚假的胜利

南京大学著名文化学者周宪在《文化工业、公共领域、收视率》一文中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是媒介批判的早期形态, 阿多诺在其与霍克海默合写的《启蒙的辩证法》中尖锐指出, 文化工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 另一方面, 又服从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逻辑, 总而言之, 是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 开创了西方思想界对现代大众文化和传播媒介批判的先河。但在阿多诺那里, 文化工业的批判还只限于一种哲学的思辨和推论, 尚缺乏严格的经验社会学的分析。”作者着意想推出的是布尔迪厄, 他说:“与阿多诺式的在媒介体制之外来批判媒介的方法相比, 布尔迪厄‘参与性对象化’的方法似乎带有更大的破坏性, 它从内部揭露了媒介体制鲜为人知或为人所忽略的那一面。”媒介在周宪教授那里似乎是作为一个领域, 这个领域不同于“哲学的思辨和辩论”。13

究其思想根底, 周宪教授通过一种进化论的比例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比较, 无意识地但又是比较清楚地把各类《启蒙辩证法》加以外在的引用的学者的前提凸显出来了:第一, 新闻传播、媒介、文化工业等等, 都是不同于哲学思辨的一个领域 (当然这个标签是他们为阿多诺贴上的) , 他们通过如此描述, 在突出自身具体性的同时, 实质上采取了一种分而治之的方式, 把文化工业作为《启蒙辩证法》作者批判的某一个特殊的对象/领域来理解———这就意味着有其他的对象/领域与之并列, 而不是作为启蒙本身的一种病态表现的全部来理解。

第二, 这样, 他们严严实实地落在了阿多诺所批判的启蒙概念之中, 他们就像阿多诺批判的奥德赛, 他无法战胜自然, 于是只能通过给自然命名 (在他们那里是所谓的“分科”、“分为不同领域”) 的方式欺骗自然。14结果是, 他们表面上批判文化工业, 实际上他们采取的方式其实同阿多诺所推演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启蒙概念的批判对象如出一辙。

五、启蒙:对理性的背叛还是发扬, 亦或超越两者

于是, 我们终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对于启蒙概念的清晰理解, 就没有对文化工业理论准确运用的可能。然而, 这是否意味着, 只要进入到启蒙的论述范畴, 对文化工业的理解就没有了失焦的可能性了?

在大陆新闻传播学领域, 曹晋、赵月枝尽管不是中国大陆最早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传播的学者, 但他们始终坚持从理论脉络出发来探讨问题, 这使得她们同那些以一种外在的方式对待《启蒙辩证法》的新闻传播学者 (哪怕是理论新闻传播学者) 区分开来。她们指出:秉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精髓的法兰克福学派, 反对实证主义, 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的实证主义传统, 认为启蒙运动是对理性的背叛而不是发扬, 是这一背叛导致了工具理性霸权, 为垄断资本主义兴起铺平了道路……《文化产业:欺骗公众的启蒙精神》一文中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 (即商品形式或商业模式的文化) 的过滤, 作为不断进步的对自然的技术统治的启蒙, 变成了大众欺骗, 转变成束缚自觉意识的工具。它妨碍了自主的、独立的个人的发展, 不利于一个民主社会的建设。15她们的观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切入, 不是作为一种装点和外在的批判, 而是直接触及到了启蒙的主题, 由此超越了那些浮在文化工业泡沫上而没有抓住阿多诺论述重心的论者, 因此这样的观点值得认真讨论。

曹晋、赵月枝认为, 是启蒙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 启蒙是前提, 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结果, 这种前提之所以会发生, 是因为启蒙运动是对理性的背叛而不是发扬, 一是把启蒙等同于一场运动, 二是把启蒙的内容推定为某一个/类主体背叛了理性, 而不是发扬了理性, 因为这种背叛, 才导致了工具理性主义霸权, 换而言之, 只要不背叛, 那么理性就不会导致工具理性主义霸权。

结果真是这样吗?赵月枝在另一篇名为《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像力》中强调:尼采尝言, 真理是一个价值事件。而将事实与价值相分离, 并将事实塑造成一个客观、中立的范畴, 这仅仅是近代思想的产物。脱胎于欧洲启蒙思想的现代社会科学传统对于我们系统地认识人类社会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当技术理性成为一种规训与惩罚的霸权, 将科学/非科学的认识框架强加给知识分子和整个人类社会时, 我们就必须反省启蒙辩证法的课题。16同样, 她准确地看到了启蒙中的纠杂的状况, 并要求人们对尼采所谓“近代的思想”保持警惕。问题在于, 作者在这里仍然没有避免潜在的二分法, 即启蒙的作用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 就好像启蒙可以从内部劈开, 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去除一样, 作者似乎没有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启蒙内在的困难和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换用作者的语言来说, 拒绝霸权、仅仅反思就够了吗?

论者在引述的落脚点处呼吁, 人们必须反省启蒙辩证法的课题。诚如文章标题所说的“中国传播的想象力”, 作者似乎并没有在文中给出更为明确的解释。同和曹晋合作的那篇文章一样, 这里给人的印象似乎是, 作者尝试诉诸理性来走通乌托邦道路, 然而在作者多次引用的《启蒙辩证法》的作者那里, 理性恰恰就是启蒙落入深渊的开始, 这其中的困难应当是作者需要直面的。

六、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在采集我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相关研究后发现, 相对浮泛的引用, 实质上并没有将《启蒙辩证法》贡献给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和文化业态的批判思想资源充分使用起来, 当然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本文作者认为, 是“略过启蒙概念”的文化批判, 可能是被一件抽空了内涵的武器。就《启蒙辩证法》而言:

首先, 《启蒙的概念》与《文化工业理论》章节间的关系, 并非可以如同书名可能造成的误导那样, 是一种札记、一种没有内在关联的碎片结构。进而言之, 文化工业理论的内在结构和启蒙概念的内在结构, 两者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并非批判者可以略去不查。

其次, 失去启蒙概念内核的文化工业批判, 不仅将导致批判的无力, 更为要紧的是, 这种批判很有可能是变质的。文化工业理论作为启蒙概念的一个现实环节, 必须建基于对启蒙内在的理解, 包括启蒙与神话、启蒙与自然, 以及符号、权力等内在要素, 直至启蒙内在的悖论及可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