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空间
都市空间（精选十篇）
都市空间 篇1
关键词：家宅,空间,诗意,体验
0 引言
“场所对于我们的意义:可描述,可居住生活,可回忆。”
随着人们对建筑品质的日益重视,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成为创造人性化空间的根本问题。从人的角度来讲,任何场所对于人的心理都存在一定影响。从远古时代人们生存依靠的巢穴开始,人们在这种提供精神慰藉的空间中沉溺并领悟属于自己的世界。
在巴舍拉的《空间的诗学》中,家宅和宇宙相互凝聚或移位,包括抽屉、箱子和柜子、鸟巢、贝壳、角落、缩影、内心空间的广阔性、外与内的辩证法、圆的现象学等,这些单纯的形象将空间和场所内化为生活其中人的思维和回忆,通过这些几何、理性的形象与审美引申至抽象的心理领域。
以此为哲学基础,对于如今国际式住宅空间,是否真的会使人丧失关于空间的精神体验能力,抑或对于人类而言,与空间发生关系已经成为不可能消失的能力,包括被巴舍拉批评的现代空间在内,是否任何场所都将对人造成深刻的心理影响。
1 巴舍拉之空间诗学———家宅形象
巴舍拉将生活中存在的有庇护意味的形象诠释得十分生动,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对家宅的诠释。“一切人所居住的场所都有家宅的特性。”这里的“家宅”成为精神建构的基础,他从现象学、精神分析学以及心理学方面详述家宅,并非简单的物质性描述,而是从这一形象带给人的幸福感和庇护感进行诠释。
他认为家宅这一意象主要包含两点性质:首先,对于西方家宅空间而言,它被想象为一种垂直纵深的存在(verticalbeing)。它向上升起,并向下延伸,它通过垂直纵深的分割精确地自我解剖,并将自身划分为不同的部分,这种划分依赖于我们自身的纵向意识(consciousness ofverticality)。从心理分析师荣格(Carl GustavJung,1875年～1961年)的人格结构理论来看,存在于心灵结构中的事物很多是潜意识的安顿,“家屋向两个方向运动:它们在我们里面,以及我们在它们里面。”其次,家宅被想象为一种集中的存在(concentratedbeing)。每个家宅都是维持一定数量的人之间关系的特定聚集,人们潜意识中将家宅作为中心,因此这种存在形式依赖于我们的中心意识(consciousnessofcentrality)。
家宅这一形象由阁楼、地窖与平面楼层构成,即最简单最原始的三层楼印象。这一原始意象反映着人类渴望蜷缩其中并寻求安定的愿望。从对人的庇护性而言,巴舍拉把家屋作为一种外部化、天然存在的角色,当其遭受暴风雪、飓风等大自然的敌意时,会体现出庇护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价值也同样体现了人的价值———当自然的敌意肆无忌惮时,居住其中的人也承受着一种磨练。这种人与空间一定程度上的共同存在与承受过程,更会使家宅这一形象成为一种安定并稳固的幸福感的来源。这便是家宅带给人的诗意。
2 理解家宅空间
家宅空间对人心灵而言是一种深入的刻印,它包含着人的所有习惯,所有价值体现,以及空间与人的各种相互作用。它是存在的延展,这一延展包含并与我们自身的存在相契合。即便时隔多年,当我们踏上同一个楼梯,我们仍会重新感受到“最初的楼梯”所带来的反射动作,不会被略高的台阶绊倒。在此,我们处于形象和回忆的统一、想象力和记忆力的功能性混合之中。这些统一内化成心理的一部分,因为空间的存在而变得越发清晰。
家宅空间会带给人极其深刻的影响。从胚胎形成开始,人类原始的自处空间便是母亲的子宫。对人类而言这是最完美的理想空间,它绝对的安全并提供幸福感。随着人降临到这个世界,他脑海中空间的概念突然变得广阔,因为“宇宙”闯入他的认知。在蒙古语中,“家”的意义便是“苍穹”,也就是天地。那么对于人类而言,具有庇护性质的巢穴就是宇宙的浓缩,也是母亲子宫的放大。它将外界与内在形成一种强烈的界限,有时让人渴望踏出这一界限,有时又用一种特殊的隐性禁锢捆绑着人。“真正的安逸舒适,必有其过往,透过梦想,整个往日时光都进驻到新家屋里来了……我们进入新家屋之后,当我们住过的其它地方的记忆浮现,我们便能平静地悠游于孩提之境。”
家宅这一特定的形象同时包含物理性和精神性的空间体验双重含义。“家宅领域的显著特点是:在其中,人们被他们的需要和需求驱使而一起生活。”这句话体现的便是家宅空间的物理性。当然,人们感受到的空间不只是单纯的物理空间,更是一种体验到的空间。在体验空间的同时,空间也塑造着我们的感知和意象。这些意象被保留在场所中,而不是人的大脑里。我们处于空间中时会不自觉地将主观与客体相融合,统一为一种意象或心理反应,这是人类共同的本能。巴舍拉在书中引用的家屋、阁楼、地窖等就是开启空间感的物质意象。
探讨家宅空间对于人的意义则不得不牵涉时间的概念。人在家宅中度过的时间往往占有其一生中很大的部分。人在家宅中的回忆产生于时间,也正因为时间才使这些记忆更加深刻。时间体现在人的心理中时,呈现着碎片模式,从而引发空间的价值。家宅空间呈现出事物的共时性结构,使人们与空间交往,将主体与客体相互融合。
3 现代家宅空间诗意
“我们注定要成为`塔楼已被铲平'的一群。”
现代公共空间总是处于一种运动之中,这里所指的运动不是空间的本身发生变化,而是出于公共空间中人的体验感受。人们在公共空间中时内心总存在着一种隐性的不稳定感,一种“不属于”的感觉。有些公共空间虽然也存在一定的私密性,但却很难令人克服心中隐匿的恐惧。例如,长向走廊引导我们时,我们始终处在无限延伸的变化中;大跨结构形成的宏伟空间,使我们仿佛要被空间吞噬并远离自我本体;无限高度的楼梯间将我们的垂直纵向感加强,但是却面临另一种困境———何时开始重复以及何时停止重复。巴黎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以及下面伸向地底的倒金字塔,把艺术的神秘圣洁的“上升感”和潜意识欲望的“下降感”统一起来。人们需要这种既不稳定又充满新奇的空间感受,但作为家宅时,这些空间是难以带来幸福感的。
巴舍拉对于现在的居住空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那种垂直型的精神维度已经消失。如今“在家的状态只不过是单纯的水平性。嵌在一层楼当中的一套住宅的各个房间缺乏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来区别和划分他们的内心价值”。甚至可以说,“居所和空间之间的关联成了人为的。在这种关联中一切都是机械的,内心生活从那里完全消失了”。
相比传统的居住空间,现代居住空间的功能性基本没有发生太多变化,虽然有些功能划分的更详尽,但在使用上的变化完全不能与公共空间的多样性相比。唯一最大的变化就是巴舍拉所提出的———空间成为一种纯粹的水平延展,失去了垂直纵深的神秘感,进而使人们失去了体验“天堂与地狱”精神纠葛的机会,难以创造出完美的诗意。“现代都市中悬于高层的家宅,是居住者按照天堂的幻象构建起来的旅馆,他们把家宅想像成天堂和旅馆的中间状态,却又找不到真正的方向,最后只能把家宅沦为长期逗留的旅馆。`城市里的建筑物只有外在的高度。电梯破除了楼梯的壮举。住得离天空近不再有任何好处'。”
无论家宅以何种空间存在,它都具有一定的诗意,能带给人安全感、庇护体验以及幸福感。人在家宅中处于属于自身的孤独之中,这是一种当下性的体现,它包含着特定的限制和隔离的孤独感,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诗意的体现。这一理解不同于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政治学意味论述,他认为都市住宅空间“在统一性的伪装下,是断离的、碎片化的,是受到限制的空间,也是处于隔离状态的空间”,一言以蔽之,即资产阶级通过对于空间的规划权从而异化和奴役人。列斐伏尔还认为空间包含个人的现状,即当下的时间。在他看来,都市空间的辐射状分布表明了它的等级制度,越是靠近都市中心,也就越是靠近权力中心和最高等级,反之亦然。在都市中购买空间的实质就是“购买了对时间的支配,也就是同时节约了时间又得到了愉悦”,节约时间是因为靠近地理中心,获得愉悦是因为靠近权力中心,而这两个中心本就合二为一。由此衍生的是家宅空间在都市中存在的问题。
存在着的空间必定会带给人或孤独、或喜悦的感受。虽然某种情况下它是破碎的,或者是受禁锢的,但不论如何,一种特定的形象必定会在人的意识中浮现并产生特定的影响。现代家宅空间就属于此范畴。我们会记得家中的某一堵墙,某一个角落,甚至某一时刻洒入房中的阳光,这些形象短暂呈现却永恒的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中。每每触及这些片断,由此产生的幸福感同样不可控制的溢出并无以言表。这些同样存在于现代家宅空间中的元素,未必意味着失去了诗意。现代都市中的家宅空间看起来雷同并缺少新意,其实对于每个人作为个体而言,任何存在都是根植于精神的诗意栖息者。即便没有垂直纵向的分割,水平空间存在的分割必定伴随着胆小或勇敢的人不同的行为变化。潜意识里的害怕会让人拉紧窗帘,因为都市生活中居住距离的远近不同带来的恐惧,宛如“地窖”给胆小者带来的心理威胁。因此,一切诗意依旧存在,只是化身为不同方式影响人的潜意识。
参考文献
[1]巴舍拉.空间的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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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都市空间 篇2
作者：韩晗
东方论坛 06期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06-0065-06
都市文明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角色，它为这一进程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精神与物质资源，并且已经构成了时下学界一个被关注的热点问题。无论是近代史学科，还是文学史、社会史、科技史领域，对于这一问题都有不同方面的关注与探讨。譬如王德威、程光炜、陈平原等学者对于这一问题早有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但笔者认为，先前学界的探索多半集中在单一学科内部，即讨论都市文明中的某个方面(如经济、文化、建筑与交通)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影响，而较少将“都市文明”容纳进一个宏观的历史视野中进行衡量，即将“都市文明”作为一个现代科技进程的整体产物予以考察，揭橥其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复杂关系。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肇始于晚清七十年，发展于民国前三十年，而这前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恰是都市文明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漫长历程。由是可知，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与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几乎同步，因此，从科学思潮的角度来剖析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之间的关系，显然有着见微知著的意义。
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涉及学科众多，远非一篇论文所能详述。因此，本论亦非企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全景式的描摹，而是拟从“科学思潮”发展轨迹这一点切入，以“想象的空间”为出发点，对如下三个问题依次进行思考与梳理：一，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之间有哪些共同点？二，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进程之间构成何种相互影响？三，立足于科学思潮的角度，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何特别意义？
“都市文明”是一个相对而言较为复杂的概念，尤其是中国的都市文明因为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因素而更加复杂。因此学界对于中国“都市文明”的讨论就始终存在，但却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张爱玲曾如是评价以机械文明与商业文明为代表的都市文明：“现代文明无论有怎样的缺点，我还是从心底里喜欢它，因为它到底是我们自己的东西。”[1](P160)也有专家从费孝通的“陌生人伦理”出发，认为中国都市文明必须要打破传统儒家的“熟人观念”进入到“陌生人伦理”的社会中，这才是“都市文明”在中国的形成标志。[2](P8)而早在八十多年前，日本学者弓家七郎就曾结合东亚国家的社会发展得出过结论：都市的核心在于“社群”(community)而不在于“社会”(society)，进而认为“都市是文明的源泉”。[3](P2-3)种种说法结合到一起可以得出下述结论：都市文明是一种建构在机械文明、社会文明与商业文明之上的，完全有别于农耕文明的现代性文明形态。从这个角度看，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以现代性的方式与传统文化的割裂。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反传统，这一点与都市文明存在着共同点。只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所悖反的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忠恕之道、孔孟之学，强调以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文主义代之。而都市文明则是完全来自于西方、以街道、社区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文化表现，因此，两者都是“西学东渐”语境下的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以“城市化”为核心的中国都市文明的进程，深层次地对传统农业文化进行了颠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封建时期均由完全的农业社会为主，而由于殖民入侵、开埠通商而发生的现代城市化，则以侵食农村土地、瓦解宗族关系、改变农村劳动力结构为手段。早期城市化进程的目的虽是满足殖民者对土地侵略与对物质的掠取，但也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步伐，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由是可知，“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构成了共生的关系，两者共同推进着中国社会思潮的现代性进程。但是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看，两者既有共生的一面，也有从属的一面。毕竟中国文化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含义逐渐广阔，既包括文学、艺术，也包括哲学文化、政治文化与各种思潮，自然也与“都市文明”有着一定的从属关系。
从共生关系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与都市文明一样，因“西学东渐”特别是科学思潮、科技文明的引入而勃发。建构在现代交通、建筑、工业、机械与日常生活方式之上的都市文明，实际上，这些因素也是开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进程的重要动力。
以科技思潮为主导的机械文明主导并推动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现代性的进程，中国也不例外。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为用”就逐渐拆解了“中学为体”原有的社会地位，一批启蒙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了科技思潮下机械文明与工业文化的重要意义，认为“孔孟之学”并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更无益于抗敌御侮。在这样的语境下，科技思潮很快成为了中国启蒙运动的主导。
这一切正如张灏所认为的那样，“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扩展，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4]早期全球化借助着科学思潮的`力量，为中国社会导入了新的生活、生产方式并为今后中国社会的变革蕴育了潜能。
因此，在科学思潮的影响下，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共同推进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两者共生的另一重历史证据。正如弓家七郎所言，都市文明的元素是“社群”，这是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以家庭为社会元素的颠覆。在科学思潮的引领下，在中国的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中形成了以公寓街道、大众媒介、广场商店、学校影院与公共交通为载体的“公共伦理”，人与人之间相处逐步走向了“陌生人伦理”的交际范畴，原先依靠家庭、家族的人际交流逐步发展为从“个体”到“社会”的大众传播，在社会走向现代性的启蒙发展，都市文明协力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共同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共同推进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性的层面上，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还存在着一个不谋而合的“合谋”，即催生了先进意识形态。都市文明不但带来了先进的器物之学，也带来了社会公约、法制规章与制度规范，推动整个社会朝着良性、有序的目标发展，而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所产生的现代戏剧、小说、电影与杂文等新兴文化形式，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
由是可知，由科学思潮所催生并推动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与都市文明，两者从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且都为早期全球化在中国的特殊发展结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备着共生性的关系，并共同发挥着为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助推的历史作用，因此，两者必然存在着推动相互共生发展的内在动力。
科学思潮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传播渠道，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生产方式、生产观念与生产形态，同样，它也为中国的都市文明提供了内在的动力与必备的前提，欧美国家通过对科学思潮的输入来推行其经济、政治与文化等上层建筑，进而使得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语境当中。
在这个共生的过程中，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表现出了两者密切的关联性。以白话小说、摄影、新诗、电影、广播、现代美术(包括工艺美术)、现代话剧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正是由都市文明所孕育并在这一土壤下获得发展与繁荣，它们共同营造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结构与主要内容，成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藉此笔者认为，从科学思潮的角度看，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存在着如下三重相互影响。一是在科学思潮的主导下，都市文明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二是科学思潮促使日常生活呈现出审美化的特质，导致都市文明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中获得发展与完善，三是两者共同丰富了科学思潮的人文内涵，使得科学思潮得以在人文精神的层面来影响社会的大多数。
首先，都市文明如何在科学思潮的主导下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按照城市文化学的概念，都市文明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建筑、街道、商品、工业生产、公用设施与公寓等组成的物质文明，另一部分则是包括了法律、公约、制度、生活方式、艺术、文学等的精神文明，科学思潮对于这两部分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对于前者，科学思潮主要发挥的是器物、技术层面的意义，而对于后者来说，科学思潮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一种社会思潮的方式介入，利用逻辑理性的思维特征与实验求证的研究方式来影响都市文明中精神文明的发展。
处于现代性进程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在这两重影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科学思潮从器物、技术层面来促进都市文明的发展时，中国现代文化正是在这种动力下找到了自身的发展空间。譬如因为城市街区的出现，导致了电影院、现代戏院的落成，使得电影、话剧获得了展演的机会，再譬如因为工业生产与工艺美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荣，致使中国的出版界在当时曾空前兴盛，杂志、画报的印刷质量与数量曾一度达到历史的峰点。
其中，现代建筑与文化现代性是反映这一问题的另一重表征。学界一般认为，1935年是上海地区杂志业最为兴盛的“杂志年”，各类现代派装帧的杂志以上海为出版中心，流向全国各大口岸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装饰主义(ArtDeco)美学风格也发展到了极致，六大该风格的标志性建筑卡尔登公寓(1935)、上海市体育馆(1935)、上海卫生试验所(1935)、提篮桥监狱(1935)、百老汇大厦(1935)与建设大楼冶金局(1935)均在这一年落成完工。
这种巧合证明了建筑文化与出版文化(或现代文学)在现代性路径上的相通性，都市文明既为科学技术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如摩天大厦、现代建筑等等)，同时也在科学技术的主导下，促进了文化的现代性进程。[5]
因此，我们无法忽视都市文明给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带来的另一重空间，即从思维特征与研究方式的角度来带给中国文化现代进程以内在动力。科学思潮为都市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让科学思潮渗透到了日常生活方式当中，瓦解了先前保守的中国文化传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更为开阔、便捷的路径。藉此不难看出，在科学思潮的主导下，都市文明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宽阔的发展空间。
其次，随着科学思潮逐渐普及化、大众化，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进程开始出现民间化的“俗化”趋势，而这恰与都市文明中的精神文明、消费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集。
鸦战以降，百业待兴。随着租界开埠、口岸通商等“洋务”的发展，以及受新式教育人群的不断扩大，中国普罗大众开始逐渐感受到了“科学思潮”的力量与意义。西医、西装、西餐、西文与西式学堂等“西字头”的文化形态日益成为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选择。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诞生，是否“合乎科学”成为了当时许多人在衣食住行、求医问诊乃至日常消费时的前提。
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现代文化不断“俗化”的一个过程，中国现代化文化从晚清少数“睁眼看世界”先驱者的专利，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十里洋场家家户户的日常消费，这个不断普及的“俗化”过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科技思潮的介入与影响使然。
在科学思潮助力的特殊语境下，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所带来的成果，很容易成为都市文明的重要组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就是图像文化的出现。以摄影术、彩色石印术与电影技术为代表的图像文化技术，催生了新闻摄影、杂志画报、广告、月份牌与电影为代表的“摩登文化”，这既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标志性成果，也是都市文明的重要特征。
图像文化并非是两者交集中的唯一个案，但却是其中最具特点的研究对象。与图像有关的一切技术都是舶来的“西化”技术与西方文化――无论是摄影术、彩色石印术还是电影技术，都非中国本土发明，而是来自于西方，而现代工艺美术、繁盛的城市街区与庞大的都市人群又为图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消费性”是图像文化的主要特征，因此图像文化的经济学本质是科学技术与都市文明所共同营造出的一种消费文化，这与都市文明中的消费性因素有着密切的类似之处，因此，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重要标志的“图像文化”，构成了崇尚消费性、受科学思潮主导的都市文明的重要核心。
最后，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共同丰富了科学思潮的人文内涵，使其变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观念，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政治、社会的现代性进程。
中国的“科学思潮”发端于科学技术，最先乃是以具体的“器物之学”进入中国。如船政、电力、医学、铁路、邮政等等，直至晚清同光时期之后，“科学”才从“器物”上升到“观念”，构成具体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并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所吸纳、借鉴。在这个从“器物”向“观念”变迁的时期中，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从“科学技术”向“科学思潮”的渐进过程中，最关键的变化是人文思潮的注入，而这恰又拜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所赐。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从官方到民间的过程，最先接触到西方科技的是洋务运动的主导官僚与受过一定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直至租界繁盛、都市兴起之后，科学技术才真正惠及普通民众。在此之前，科学技术根本谈不上科学思潮，只能算是“救国”“自强”或“求富”的工具，甚至学堂里的教习、海关的负责人与出访使团的领队都由外国人担任，中国传统士大夫根本不屑于与科学技术这“奇技淫巧”的东西打交道。在这样的语境下，科学技术哪里有上升为“科学思潮”的可能？
学界一般认为，“科学技术”向“科学思潮”的演变，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晚清新式知识分子的译介与著述当为关键因素。但从技艺之学到社会思潮的转变，将人文主义融入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仅凭几位学者、几本著作是无法办到这一点的，必须依赖于广泛的民间土壤――即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科学技术的接受与认可，而这正是都市文明发展的结果。
但是微观来看，包括城市日常生活在内的都市文明对于“科学思潮”的发展的影响，必须要依赖于具体的文化形态。以前文举例的画报来说，科学思潮之所以能因为人文思潮的注入，变成一种观念，与新兴媒体的传播亦密不可分。中国最早的画报《点石斋画报》所出现的时间，也正与中国都市文明兴起同步。《点石斋画报》曾集中推出了一批如铁路、摩天大楼等现代科技代表成果的图片与介绍，在一定程度上为民众普及科学常识、打消对“西夷”的陌生恐惧并促使先进科技融入日常生活，起到了积极的助力作用。
如《点石斋画报》这样的期刊画报，曾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譬如随后的《玲珑》《东方》与《良友》，都因引领一时风气之新而闻名于世。它们在介绍无线电、飞机、交际舞时所起到的宣传作用，在当时很难有其他的公共媒体可以比肩。通过对这些画报的解读我们不难看出，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共同为科学思潮注入了人文内涵，并对中国政治、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论并非意图审理都市文明给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带来的正负面影响，而是力图站在科学思潮的角度，来审理两者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历史联系。正如前文所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既存在着共生性，又有着相互包容的特征，并互相为对方提供动力与空间，一起推动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进程。
重新从科学思潮的角度审理本论所指向的问题，有着如下两点意义。其一是有助于反思“科学思潮”在中国社会、文化与城市的现代性进程中的利与弊，为今后重新认识科学、推动科学发展与制定科学政策总结历史经验，其二可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与都市文明之间的关系审理寻求新的研究路径，对于中国城市文化与文化现代性的研究探索跨学科的理路。
首先，前文已用较多的篇幅来论述科学思潮之于两者进程影响，但客观地说，科学思潮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积极地推进了中国社会、文化与城市的现代性进程，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的“科学思潮”来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是纯粹的舶来品，与中国古代传统科技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远远早于中国，因此，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所受科学技术的影响比中国更加深入，所暴露的问题也更早、更多。
事实上，西方的科学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给西方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早为西方社会所关注，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为代表的研究群体已经开始关注资本主义与工业文化带给整个社会的问题及其对策。譬如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体系的批判、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立足对工业文化对文化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以及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建构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人类主体精神层面的“无主体过程”，甚至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还尖锐地指出“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化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6](P1)除了理论探索之外，欧美的艺术家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夸张的表现与艺术化的批评，其中以卡夫卡(Franz Kafka)的中篇小说《变形记》(Die Verwandlung，1915)与卓别林(Charles Chaplin))导演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1936)为个中代表。
凡此种种，实际上都是对于工业文化、早期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弊端的反思。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反思，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有着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正是这种人文主义启蒙精神才让欧洲人脱离了黑暗的经院时代，走向了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但是人类对于器物的过度依赖，又会使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失去自身特性的一面，因此在科学技术刚刚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时，西方社会便会如此敏锐地发现人类自身所面临的问题。
相对于西方而言，在接触现代科技之前，中国社会并没有积累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相反长期处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与清代高压文化政策之下，因此，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卡夫卡、劳伦斯(D.H Lawrence)等西方作家批评、反思科技思潮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弊端时，中国的“新感觉派”作家与新诗诗人仍在充满感情地赞颂光怪陆离的以霓虹灯与狐步舞为代表的“海上风景线”之美。①陈平原曾归纳认为，“现代中国人的思维逐步从类比到推理、从直觉到逻辑、从模糊到精确，主要跟整个科学思潮有关。”[7](P16)
因此，工业文化、早期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为表现的现代科技思潮对中国社会、文化现代性进程虽然影响深入，并促进了都市文明的发生，但同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同步性反思则显然缺位。之于中国社会而言，“技术中心主义”曾长期是政府制定社会发展的主旋律，②而对于科技的批判甚至反思，则被看作是逆潮流而动的思想。
在这样的语境下，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则不免同时打上了“以(西)洋为师，以赛(先生)为本”的烙印。城市建设效仿欧美现代城市的格局，加大对于科技成本的投入，而忽视城市文化长期建设，甚至对于传统的城市建筑与文化结构进行破坏或有意忽视，使其最终产生出“现代性”的表象；而在推动文化现代性的进程当中，主张定量研究、强调严密逻辑的“技术中心主义”以及盲目崇拜西洋、师法欧美的“拿来主义”思想对于现代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亦不可忽视。审理科学思潮之于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之间的联系，或有着去蔽求真、见微知著的学术意义。
其次，科学思潮这一角度具备跨学科、跨领域的特质，可以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与都市文明两者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可以这样说，对于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学界都属于热门话题，相关研究成果堪称汗牛充栋。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在当下也渐成热潮，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是，当下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依然以文化研究或思潮研究为主，较少涉及其他学科或领域，因此这一研究逐渐呈现出了视野狭窄与理论局限等客观问题。
我们无法僭越的是：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都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受“西学东渐”这一宏大历史思潮的影响，与科技思潮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同属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重要组成。通常学界在研究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时，关注的是都市文明的具体表现形式(如具体的建筑结构、艺术形态、历史事件等等)与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标志性产物(如具体的作家作品、文艺思潮等等)，在理论、视野上显示出了一定的狭窄与局限，而以科学思潮为视角，可以推动文化与科学的跨学科对话。
科学思潮这一视角建构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思潮的双重学科背景之上，反映了历史、社会语境的特定特征。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亦可反思科学思潮的利弊，对于科学思潮所带来的两面性进行客观的审理与评判。
事实上，以都市文明为载体，以工业文化、现代技术、机械文明为主体，以理性思维、强调实证与分类研究为方法论的科学思潮，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依然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而热衷“科学思潮”文化现代性先行者又常以此为科学之圭臬，“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8](P99)甚至认为“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9](P2)及至“五四”前后，则更是强调“举凡一物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10]而这使得现代文化的实践者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创作立场，产生了唯技术化、功利化的倾向，尤其是对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强调、宣扬，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否定与压制，甚至茅盾就曾主张：“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11]
但与此同时，在欧美学界，对于科学的反思虽是出于科学技术的视角，但多半基于人文立场，重视人文关怀，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审思技术中心主义、工业文化对于人文发展的约束与戕害。“科学思潮”这个概念本身就含有“科学技术”与“社会思潮”这一跨学科特质，立足人文立场，反思科学思潮的两面性，对于当时历史、社会语境的变迁，也有着独特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都市文明和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都是建构在“科学”基石上的人文因素，而它们又共同地受到人文思潮的制约，并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中“想象的空间”。因此，“科学视角，人文立场”的研究法则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若干问题的探讨有着较为重要的启迪价值。
收稿日期：2014-09-26
注释：
①在这里笔者须作特别说明，“左翼文学”不能看做是对于现代科技思潮与工业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人文主义，而是阶级斗争，因此他们所批判的时象并不是工业文化而是社会体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当时中国的买办阶层与政府，这恰是中国“左翼文学”行之不远的根本原因。对于大多数作家而言，他们一方面批判资本家的剥削，一方面赞扬工业文化所带来的社会进步，这种内在的矛盾性在很重要的一方面促使中国“左翼文学”迅速消亡。
②从上个世纪初的“科学救国”开始，到1949年之后中国政府提出的“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为纲”等等口号，在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中，还有“国家科委”“全国科协”等派出机构与官方社团，这综合地反映了政府重科技、轻人文的指导思想。在中国民间，也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技之长赛过黄金万两”等观念，可见技术中心主义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影响深远。
都市类报纸要努力寻找发展空间 篇3
都市类报纸要不断提升价值加强传播力建设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华西都市报》、《贵州都市报》等相继创刊，国内刮起了一股都市报旋风，发展到今天，都市类报纸报不再是局限于过去狭小的范畴，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传媒业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都市类报纸发行量和有效阅读率指标都是很高的，可读性也是都市报的优势。在反映民众心声，吸引市民读者这些方面，优势明显，社会影响力非常广泛。
乌兰部长在谈到媒体发展时指出，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媒体要实现长远发展，必须加强传播力建设，不断激发发展活力。
能不能拥有忠实的读者群，这就直接关系着报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拥有广大读者群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直接关系到报纸经济效益，关系到生存发展。同时，也直接影响到能不能发挥，更好的发挥社会效益，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传播都要经过市场，通过市场交换转换为市场、群众的消费。只有把文化产品变成商品，变为广大读者的消费，才能最大限度实现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强化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也就是说，占领市场和守住阵地两者其实是统一，没有市场、读者有什么社会效应。因此，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占领读者与守住宣传阵地，是密不可分的。你如果没有市场，没有一定量的读者群，你说你这个强化理论导向，守住阵地是一个空话。
只有吸引更多的读者，扩大社会影响力，才能更加有效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传播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
都市类报纸要担当好公共角色
媒体的公共角色是指一个媒体要有公众参与、要进行公开表达、要代表公共利益。媒体的公共角色既是一种价值的趋向，又是一种行为的方式。在我们日常的办报过程当中，既需要我们有这种意识，又需要我们去实践。
那么，如何构建好这一公共角色呢？第一，评论是媒体公共性最好的体现。因为目前都市类报纸的评论版都具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参与多样性，二是观点多元化，三是线下和线上的互动性。第二，公共事件报道要及时准确。现在，网络的飞速发展给老百姓了一个了解公共事件的更大空间，让它更快向社会传递各种各样的声音和信息。都市类报纸怎么处理这样的公共事件？比如说在议题设置上，要为读者搭建一个公共平台，提供一个理性的空间，让大家尽快的形成一种社会共识。第三，在公共话题报道上要有权威性。公共话题的报道最近这几年也是比较热，尤其每年到两会的时候，一些都市类报纸都纷纷参与到公共话题报道，关注一些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把它形成一个话题，进而主动去组织一些讨论，这都是非常好的体现到公共性的方面。但是，这些讨论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都市类报纸的操作还显得比较稚嫩，因为一方面我们总是怕失去自己这种都市报的平民感觉，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对于大的时政话题的操纵，有一些力不从心。所以，今后在公共话题报道上，我们要深入研究，因为这一类的报道，其实真正能够抓住老百姓的眼球。
面对网上正确信息即时跟进，对各种不权威信息进行求证，对非理性发泄正确引导，也是都市类报纸公共角色的体现。近期，媒体对包头“金利斌事件”及时澄清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今年4月13日，包头私企老板金利斌因债务危机自焚身亡，该事件在当地影响很大。5月下旬，网络上出现金利斌未死的消息，一时间，社会纷纷议论。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及时通过采访公安局等权威部门，澄清事实，粉碎了谣言，平息了事件。这个事件告诉我们，网络时代都市类报纸胜出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公共角色的权威性。
做好舆论监督拒绝负面炒作
乌兰部长在讲话中要求：要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指导，注重把握时机、把握角色、把握内容，防止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要严格区分舆论监督和负面炒作的界限，坚决防止打着舆论监督的幌子搞负面炒作，杜绝为提高发行量而搞负面炒作的现象，进一步提高我区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都市类报纸主流化发展不能没有舆论监督。但是，我们要处理好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的关系，科学监督、依法监督、建设性监督，要解剖问题、汇集民智、提出建议、推动工作。有人曾经说过，“在各种监督中，舆论监督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监督”。在运用好舆论监督这个工具的同时，要防止负面炒作。要做到这一点应该注意把握几个界限：
第一，不能以 “救世主”的姿态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指手画脚，更不能对党和政府出台的政策横加质疑。任何问题的出现，都有其客观原因，应理性分析，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
第二，要用积极眼光看世界，报纸要用建设性的态度搞监督。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价值取向多元，各种欲望释放，都市类报纸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守望者，不能只看到社会的阴暗面，要看到主流倾向。
第三，切不可通过搞批评报道打开市场，赢得发行量。对批评性报道，要严守新闻纪律，帮忙不添乱，适宜不炒作。恶意炒作批评报道，挥舞监督的大棒到处打人，不仅有违职业道德，报纸也会失去公信力。丧失了读者的信任和支持，也就失去了立报之本，又何谈主流媒体？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曾经说过，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所以，都市报在进行舆论监督时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努力提高公信力，增强影响力，提升引导力，才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才能长久的赢得受众的青睐。
总之，提高新闻传播力，不仅需要有新闻敏感，更要有政治责任感；不仅要有百姓情怀，更要有大局意识；不仅要有热情与激情，更要有理智与冷静的思考。同时，伴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新兴媒体迅速发展。面对这一挑战，都市类报纸要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利用新媒体技术寻找发展空间，充分发挥作用，为我区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重庆都市旅游空间发展战略 篇4
关键词：重庆都市旅游,空间系统,发展战略
都市旅游是指依托都市独特的自然与环境、经济与社会、历史与文化等旅游资源发展起来的城市旅游业, 包括中心城区观光、商务、会展、购物、文化、娱乐旅游, 以及都市近远郊休闲度假旅游等等。都市旅游业是新兴的都市型产业, 也是都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重庆直辖后就把发展都市旅游业提上日程, 十一五规划中更是将都市旅游定位为重庆市重点打造的“十大旅游精品系列工程”之一。
一、重庆都市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分析
重庆都市区旅游资源丰富。目前, 都市区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个, 国家级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5个,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 国家AAAA级旅游区7个;此外, 还有60处市级风景名胜区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都市旅游的空间特征来看, 重庆都市旅游吸引物在空间上的分布如下:
1. 主城区:
主要包括渝中区、沙坪坝区、南岸区、九龙坡区和江北区, 该区域大多数用地已用于城市建设, 或已规划成建设用地。主城区内的主要吸引物有:解放碑、人民广场、朝天门广场、歌乐山、红岩、南山、南滨路饮食街等。
2. 近郊区:
主要指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江津市、璧山县。该地农村土地利用特征明显, 主要旅游吸引物有:北温泉、统景温泉、东温泉、四面山等。
3. 远郊区:
主要包括合川市、长寿县、涪陵区、武隆县、南川市、万盛区、綦江县、永川市、大足县、铜梁县、潼南县。旅游资源以自然景观为主, 受城市影响小, 地域开阔, 土地性质稳定。主要旅游吸引物有:大足石刻、钓鱼城、白鹤梁、乌江小溪、黑山石林等。
二、重庆都市旅游空间发展战略
重庆都市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具有地域的广泛性和明显的层次性, 都市旅游行为并不是内聚在有限的都市空间内, 而是扩展至以都市为核心的更广泛的旅游行为空间中, 基于此, 构建重庆都市旅游带, 是重庆都市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重庆都市旅游带应以主城为中心, 以郊区为外围划分为三个不同特色的旅游带:即城市中心旅游带、近郊旅游带以及远郊旅游带, 三个圈层互为依托, 彼此衔接, 形成资源—市场互补、功能—空间互补的结构。重庆都市旅游带的空间范围及功能分区如表所示。
1. 城市观光旅游带。
城市观光旅游带以主城区为中心, 是各种旅游服务设施和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商业区等吸引物的主要集中区。它既是旅游客源的主要输出源, 也是都市游客的主要依托地域。该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主要以满足专门层次、提高层次和基本层次为主, 因此要不断完善旅游产品的结构, 形成城市观光旅游带的旅游产品体系。具体战略措施为: (1) 提升都市观光旅游产品。 (2) 进一步渲染重庆文化旅游的历史独特性, 重庆的都市文化远有巴渝文化, 中有抗战文化和红岩革命文化, 近有现代都市文化, 重庆都市旅游文化急需挖掘和提炼。如将主题文化体现在城市基础设施的细微处, 如直接以旅游点名称命名公交站名等。 (3) 进一步提升渝中区解放碑零售中心商业区, 优化扩大沙坪坝、观音桥、杨家坪、南坪4个次级零售兼批发中心商业区。把主城区建设成为集旅游集散、旅游购物、形象宣传于一体的旅游集散中心, 充分实现主城的集聚和辐射作用。
2. 近郊休闲旅游带。
近郊休闲旅游带以主城为中心或暂住地, 属于家庭自驾车旅游或借助城市快捷交通的自助出游范围, 非常适宜城市游客利用周末等进行短期观光。主要措施有: (1) 开发温泉旅游资源。重庆城市周边, 分布有众多的温泉, 其中著名的东、南、北温泉就在近郊, 因此, 应加大对这些温泉的开发力度, 形成一批有吸引力的温泉旅游产品。 (2) 开发山水观光旅游资源。重庆多山地丘陵区, 其自然环境优美、距主城区距离适中, 主要为城市居民春游、远足等提供垂钓、野餐、露营的季节性休闲活动场所。 (3) 开发近郊特色农业旅游。重庆主城周边多小型特色农业。据此可重点开发观光果园、教育农园、高科技农艺园、休闲渔业、度假农家乐等多种形式的农业旅游。
3. 远郊度假旅游带。
远郊度假旅游带是为周末和有较长假期的游客提供的休假度假地。这里既有历史积淀, 又有山水风情, 利用这一带丰富且保存相对较好的森林资源和更典型的乡村景观开发森林生态游、乡村度假游等都市旅游的互补型产品。具体发展战略如下:首先, 以发展生态度假旅游为核心, 重庆远郊旅游带多山地湖泊, 此外还有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白鹤梁石鱼等丰富的人文景观, 应坚持生态保护性开发, 充分发挥远郊区生态环境优良、人文景观丰富的优势。其次, 在发展观光型旅游产品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乡村度假旅游产品, 推出专项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活动, 开发多样的户外旅游项目, 如驾车、打猎、自然考察、野外探险等。
观光娱乐游、度假休闲游、人文旅游三大主流类型旅游是重庆都市旅游带发展的主要内容。在重庆都市旅游带的三个圈层中, 主城将主要发挥集聚和辐射作用, 分层次带动近远郊地区, 以实现重庆都市旅游业的一体化、全方位发展。
参考文献
[1]宫保南杰:北京郊区旅游业发展战略[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1) :44～54
都市空间 篇5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考察和调查的研究方法,对构建“成都都市体育圈”的空间布局、基本框架和发展对策进行研究,探索四川体育新的发展模式,以期为政府决策、项目建设等提供参考。
【关键词】成都都市圈 体育圈 空间布局 发展研究
【中途分类号】G8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09)11-0-01
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预计在未来15-20年内,我国城镇人口将达到60%以上,建构都市圈都市圈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效率和效益。伴随着都市圈的崛起,体育也被卷入都市圈的发展建设,这已经成为时代赋予现代城市建设的历史使命。目前,依据体育圈理论研究四川城市体育的发展问题,尚属空白。鉴于此,成都都市体育圈的空间布局和战略研究,对西部大开发和四川的振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成都都市体育圈空间布局
成都都市圈占全省总面积的16%;2008年人口3789.8万人,占全省46.5%;生产总值6840.13亿元,占全省的54%。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城镇人口占四川省域城镇人口1/3以上,成都都市圈已成为四川现代产业、人口、城镇以及国民经济最主要的集聚地,跨入了全国大都市圈域的行列。随着成都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成都已基本形成了半小时都市圈、1小时都市圈和2小时都市圈三个都市圈。在成都都市圈内,第一层是以成都为中心、半径为50公里的内圈,包括环绕城市的两大副中心、卫星城镇以及以通勤流为衡量标志的紧密层;主要是发挥成都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逐步形成中心城区体育旅游风景点—体育休闲休憩区 。第二层为半径为100公里的外圈,以乐山、资阳、眉山、遂宁、雅安等城市为节点,以城际快速通道为连线,形成放射状结构的过渡层和松散层。在积极接受核心圈层吸引辐射的基础上,突出各自优势,发展成为都市体育圈中的特色旅游区。
2 成都都市体育圈基本框架
2.1 共建都市圈体育竞赛联动市场
利用成都都市圈的体育资源, 形成具有品牌效应的体育竞赛市场。一是形成几大城市的大型传统赛事;二是培育全民健身竞赛表演市场。打破行政区划, 义务权利平等,责任利益均分,市场共育共荣。三是大力发展国际商业性比赛。成都市近期内接连举办了WBC职业拳王争霸赛和A1世界杯大奖赛两项国际大赛,WCG世界电子竞技大赛总决赛以及国际篮球邀请赛,ATP冠军巡回赛,08世界拳王争霸赛和07女足世界杯,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2.2 搭建都市圈体育产业发展平台
发挥规模效应, 可以通过各种有效的合作形成,组建大型跨地区体育产业公司,吸引跨国体育中介机构、管理集团落户本圈;形成体育产业链,联合招商引资,整合成都都市圈的体育资源优势;合作建设体育工业园区,加之承办大型体育博览会。更新观念,遵循市场规律,淡化行政和区域色彩,以体育市场价值为取向,形成新的体育投融资机制。2008年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落户成都,未来成都的体育产业将迎来一个加速发展期。而且近年来成都连续举办国际大型赛事,并以此拉动了体育产品销售、场馆运营、体育传媒和广告市场、职业俱乐部投资等多样的体育产业形态发展。
2.3 建设都市圈体育旅游休闲园区
在建设都市体育圈的基础上, 根据全民健身的深入发展, 开辟新的体育旅游热线, 建立休闲健身区, 完善服务导游网络, 促使体育锻炼与旅游休闲、医疗保健等有机结合。位于成都三圣花乡,投资8亿占地2400亩的高威体育公园正是成都都市体育圈共建体育旅游休闲园区的典范。
2.4 建立都市圈体育科技攻关基地
成都都市圈聚集了四川绝大部分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 也是全省劳动者素质最高的地区, 具有较多的体育科技人才以及现代化的科研器材设备。成都都市体育圈应成为运动训练“训科医一体化”的展示圈、现代高科技体育的先行圈。主要由体育用品研发制造中心、体育会议展销中心和体育休闲体验运动中心三个部分组成的成都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同时具备了共建体育科技攻关基地能力。
3 构建成都都市体育圈的战略对策
3.1 构建成都都市体育圈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各地区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尽拿出体育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对现有的体育产业资源进行规范化建设,建立与资源景观和旅游文化相协调的基础服务设施。全面加强区内旅游景点与周边旅游中转城市之间的交通和服务设施建设,形成便捷、通畅的交通运输网。认真做好重要景区的精品策划,同时把沿线的历史、人文和独特民族风情结合起来,最终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旅游带。
3.2 完善的管理机制, 强化城市之间的合作
都市体育圈最本质的内涵就是城市关系的有机整合。因此,构建成都都市体育圈, 要发挥市场的主渠道作用,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调控和引导作用,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 形成各方有效参与圈内体育资源开发管理的机制。特别是那些行政区划不同, 但规模等级相同或接近的城市, 应就基础体育设施、体育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重大的、事关全局的、单一城市难以有效实施的问题建立协商机制。
3.3 优化行业结构,强化企业活力,加快体育产业发展
通过加大政府引导性投入和对外招商引资力度, 实现投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别对成都都市圈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提供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或个人投资旅游开发; 树立“大体育旅游”的观念, 加强宏观指导力度、组建股份制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等。
3.4 科学细分体育旅游市场, 优化成都都市体育圈产品结构
首先通过大众健身和举办一些高水平、精彩的比赛来扩大客源;其次,针对国际旅游市场,在产品全面开发的同时着重开发一些高消费, 需求弹性大的体育旅游产品, 如高尔夫球、探险、攀岩等项目,以及举办一些专业化的体育邀请赛。同时针对国际二三级市场,通过度假旅游与体育旅游的完美结合来挖掘成都都市圈的体育市场潜力。
3.5 引进竞争激励机制,要加快体育产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加强体育产业队伍建设
人力资源开发是成都都市体育圈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上, 应争取政府的重视, 发挥好职能部门的作用, 制订体育产业人才的相关政策和规划, 加大投入, 加强对体育产业人才培训基地和机构的建设。
4 小结
构建都市体育圈有利于城市和谐建设与发展。对于成都这座西部休闲之都而言,融合休闲化、大众化和专项化三大趋势的都市体育圈模式的构建,将推动体育与其他相关产业一起,成为推动四川经济增长,人们健康素质和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主要杠杆。
参考文献
[1] 周克瑜.“都市圈”建设模式与中国空间经济组织创新[J].战略与管理.2000(2).
杭州都市圈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篇6
一、杭州都市圈区域旅游合作机遇
杭州都市经济圈指以杭州市区为核心,湖州、嘉兴、绍兴三市区为副中心,包括市域内5县(市)和海宁、桐乡、德清、安吉、绍兴、诸暨6县(市)在内的圈层状区域。作为体现江南风情的典型代表,杭州都市经济圈有着其独特而丰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都屈指可数(见表1)。
随着杭州都市圈区域合作进程的不断加快,其旅游一体化已成为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市场化的必然选择。引领中国经济腾飞的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旅游产业最为发达地区之一,而打造作为长三角“金南翼”的杭州都市圈,是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支撑,也是进一步提升环杭州湾地区在长三角中地位和作用的重大战略举措。但是,由于受到条块分割、无序竞争、体制障碍等因素的严重制约,杭州都市经济一体化进程非常缓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国内区域性合作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构筑地域大文化、谋求区域大联合,已成为应对区域竞争的根本性策略。
二、杭州都市圈区域旅游合作的挑战
(一)资源的雷同性
杭州都市经济圈内各地区的旅游资源、旅游产品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互补性,但雷同性现象明显,且目标市场相近。杭州都市经济圈的自然旅游资源以山水古镇资源为特色,人文旅游资源以吴越文化为主线。就水体旅游资源而言,杭州有西湖、千岛湖,嘉兴有南湖,湖州有太湖,绍兴有剑湖;就古镇旅游资源而论,嘉兴有西塘、乌镇,湖州有南浔古镇,绍兴的老城区本身就是水乡古镇。可见,各城市旅游资源之间的区别度不高,极具雷同性,多少存在着地区间的竞争问题。
(二)发展的不均衡
杭州都市经济圈作为一个整体,不论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旅游事业的发展,在浙江省内都首屈一指。但作为杭州都市经济圈各个城市个体而言,各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不均衡,从以上各部分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杭州始终起着“龙头老大”的作用,而其他城市都希望借助杭州的知名度,打响自己的城市品牌。杭州的旅游业发展至今,主要面对的是国际市场,而嘉兴、湖州、绍兴还处在国内市场阶段。
(三)认识的差异性
杭州都市经济圈各城市在旅游一体化的认识上存在差异性。各参与城市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旅游一体化为本城市本区域带来的长远利益,还只是从本城市的短期利益出发,权衡城市之间互送客源量的大小、营销花费的得失等直接利益。其实,都市圈旅游一体化发展是一项长远战略,是通过科学的制度体系构建和多层次的部门协作,进一步加强协调和融合,提升区域整体联动能力,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增强整个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利益的共享。
由于长期“地方利益保护”的影响,杭州都市经济圈地区的旅游交通服务、旅游信息服务等存在地区间衔接断层的问题,如缺乏城市间旅游景点交通的指示,缺乏旅游网站和旅游信息的地区间链接等。这些都妨碍了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而在当今旅游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最终彼此都可能在竞争中失去优势。
(四)利益目标的分歧
杭州都市经济圈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实现利益的均衡是城市之间合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都市经济圈中心城市的杭州,其目前应该是长期的品牌构建和国际客源市场的竞争;而杭州周边的城市也许更加关注如何将杭州的客源分流到自己的区域。再加上,各城市之间旅游资源的雷同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竞争现象,使得杭州周边的三个城市嘉兴、湖州、绍兴为了争取更多的杭州客源而处在利益竞争的关系中。
要实现彼此真正的共赢,各城市都必须统一认识,放弃短期利益,求同存异,精诚合作,这样才能实现区域共同繁荣的远大目标。
三、杭州都市圈区域旅游优化结构模型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区域旅游合作的不断深入,杭州都市圈在区域经济和旅游业等的整体竞争力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根据区域空间结构模型的五种发展模式,杭州都市圈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发展模式属于单核辐射模式,此种模式在区域旅游合作开始阶段较为普遍,即处于旅游合作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区域旅游资源、市场分布不均衡,区域的网络密度较低,网络连接很不充分,有向着某一点或某几个点集中的趋势。结合杭州都市圈旅游相关资料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杭州都市圈区域旅游节点层级和分区图(见图1)。
根据图1,杭州、绍兴、嘉兴、湖州、临安、淳安、桐庐、安吉、海宁九个城市位于核心区。因此,这九个城市之间可以看成是强连接(即彼此之间具有双向关联),保证旅游流在核心区的城市之间的能够畅通输送。同时,为了加强与边缘区的城市之间的联系,发挥核心区带动边缘区的功能,将这九个核心区的城市与其余五个边缘区的城市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关系,尤其是从地理位置上距离核心区的旅游城市较近的城市以及杭州都市圈中的城市——富阳和建德。
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优化模型涉及从宏观层面(旅游政策、旅游资源合理配置、旅游交通、政府间的合作、区域旅游营销策略等)到中观层面(旅游企业间的合作、旅游产品的开发等)以及微观层面(旅游线路的设计等),是一个范围广、涉及内容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从杭州都市圈旅游合作的实际状况出发,从宏观政策切入,结合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主要对旅游资源的合理配置、旅游交通网络的优化、区域间政府的合作以及区域旅游营销策略等方面提出措施,从而达到优化杭州都市圈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目的,提升整个区域的整体旅游竞争力,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见图2)。
四、杭州都市圈区域旅游优化结构措施
(一)区域旅游营销一体化
区域旅游营销的具体措施主要体现在品牌共建战略下市场营销一体化。为维护合作营销活动的正常运行,杭州都市圈各城市应设置专人或专门的机构,建立长效合作的机制。可以通过组建一定的组织机构来实现,如杭州都市经济圈城市旅游各相关利益群体在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出资设立专业的杭州都市圈城市旅游联合营销公司,实现统一的、专业化的联合营销。杭州都市圈各旅游城市可联合建立杭州都市圈城市旅游联合营销委员会,对城市旅游联合营销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相关矛盾、利益分配进行协商与管理;对各城市的旅游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完善,修改那些不利于城市旅游联合营销的条款,制定有利于城市旅游联合营销的相关政策法规。总而言之,参与杭州都市圈城市旅游联合营销的各相关利益群体可以通过设置专门的城市旅游联合协作机构,建立长期合作的机制,规避和控制杭州都市圈城市旅游联合营销过程中的风险,将城市旅游联合营销作为实现杭州都市圈区域旅游联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区域旅游资源产品化
杭州都市圈应在“吴越经典·江南绝色”这一区域旅游品牌统领下,遵循系统性、主题性、多样性和可调控性等旅游产品整合原则,重点突出圈内“水”这一旅游产品核心要素,围绕钱塘江流域、太湖流域、京杭大运河、名湖湿地、水乡古镇等做文章,打造和完善水系列旅游产品、文化系列旅游产品、山水景观系列旅游产品和都市休闲系列旅游产品。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观光旅游产品质量,彰显诗画江南这一特色;继续深挖吴越文化资源优势,开发新的休闲度假产品,提升旅游产品品质;利用浙商优势,大力发展商务会展旅游;跟随游客需求变化,开发乡村旅游、高尔夫旅游、茶文化旅游和博物馆旅游等特殊兴趣旅游。
(三)政策和管理体制一体化
杭州都市圈旅游一体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合作形式,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底线和利益诉求。因此,可以说区域旅游一体化建设也是一种“带着链条的集体舞蹈”。要想合作成功必须要有配套的管理服务,否则将会流于形式,最后一拍多散。因此,杭州都市经济圈旅游开发一体化建设需要寻求有效的管理机制,推进其务实发展;制定旅游行业规范,实施旅游行业标准一体化;统一旅游行业服务质量标准;统一旅游行业资格认证;制定市场准入规范,实现旅游市场一体化,取消市场准入的政策限制;制定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建立市场开发联动机制,定期性的多方协调和对话机制。
摘要：杭州都市圈即杭、嘉、湖、绍四个地区,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旅游一体化已成为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市场化的必然选择。因此,针对杭州都市圈的旅游空间结构特点展开研究,提出优化模型及杭州都市圈区域旅游的优化措施,对于更好地促进区域旅游合作与发展、提升旅游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杭州都市圈,区域旅游,空间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冯进松,苏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初探——以广西为例[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4).
[2]赵建强,翁钢民.我国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问题分析与培育方案[J].商业研究,2008,(12):197-199
都市新办公空间绿色节能技术的解读 篇7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绿色建筑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产物。不论是新建的建筑还是后期改造的，都会考虑到怎样才能实现节能降耗的绿色目标。办公建筑作为重要的建筑群体之一，和其他的建筑类型相比，使用价值不同，需要设计的节能体系也不尽相同。而对于企业来说，在追求办公建筑外在形象的同时，更要考虑设计节电、节水、节能等绿色指标。当然，办公地点的选择、办公空间的布局还要综合考虑地理优势、能源优势以及满足企业办公功能的需求等等。
由此可见，采用适合各自地区发展的绿色技术，结合区位优势、行业特点，因地制宜布置“新办公空间”将会给办公室人员提供一个更加舒适、更加健康的工作环境。
1 新办公空间应突出“绿色”
办公空间给员工提供了必要的工作、生活的场所，在满足基本办公需求的基础上，应该要突出“绿色、环保”的特征，这样才能够为员工提供一个舒适、健康的工作场所。绿色建筑技术一般包括节能技术、水体热泵技术以及能源设计等。澳大利亚最绿色节能办公楼见图1。
1)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技术。
该种技术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太阳能与建筑结合为一体，两者形成有机协调的整体，这就要求对太阳能的相关器件进行合理有效的布置，首先结构安装上不但要考虑外界环境的影响比如强风、暴雨雪天气，增强它的抵御恶劣天气的能力，同时在系统方面要注意冷热水管路，减少长度，降低热量的消耗，更好的实现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合作技术。太阳能技术作为一种无能耗、高效率的新型能源，在提供必要的能源支持的同时，最大的优势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的污染物排放，符合城市发展“环保”的要求。
2)节能降耗背景下“空间”的灵活设计。
在都市新办公空间的建筑设计上，节能技术是重中之重，它是实现节能降耗、环境友好目标的重要步骤，最大化的达到零能耗。虽然不同的办公场所空间的设计也不能完全相同，但是，可以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在设计上可以注重通过改变门窗的样式、位置，同时采用镜面管、光架等设置来增加采光面积，提高采光率，此外还要对办公建筑群体进行合理有效的密封，增强密封强度，降低能量的损耗;另一方面，利用采光控制系统，以及可以安装节能灯，最终达到照明的目的。事实上，现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传统的工业污染、汽车尾气污染等等依然存在以外，光污染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光污染不仅会造成人的视觉上的“疲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大多采用传统的火力发电，造成了煤炭资源的使用量增加，间接导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的量，加重了城市的污染。结合节能降耗或者说节能减排的目标要求，灵活改变办公空间的布局也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地水源热泵技术。
冬季采暖需要水体，夏季制冷需要水体源，水体作为城市办公建筑的重要部分，是确保写字楼、企业办公能够正常运转的基本的保障。新办公空间的设计、建筑、装饰装修过程中，可以在冬季把水源通过热泵机将热能供给建筑物，有效实现冬季采暖，而夏季通过热泵机把热量制冷，达到降温目的，采用这种灵活的方式，既节省了能源消耗的成本，对于企业来说也降低了运营的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符合环保的要求，是国家倡导的一种能源消耗方式。
此外，都市新办公空间在追求绿色、环保的同时，还要突出开放性、舒适性、人性化的特征，空间的开放性要做到整个办公区域的彻底开放，这样可以获得最佳的沟通、交流的效果，即可以让所有的员工获得最佳的、最为便捷的沟通，对于启发员工的创造性思维、工作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空间的舒适性强调的是由于办公空间是员工工作、接待以及休息的重要场所，因此，在设计上，应该综合考虑环境、环保、功能甚至于员工习惯等方面的要素，这样既能够满足办公的需求，也能够使员工在一个比较融洽的氛围内工作、生活;空间的人性化主要应该从空间的组织形式、家具、光源、文化等几个方面进行定位，确保空间的整体布局、办公家具的配置、光源的安装以及企业的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2 都市新办公空间发展的对策
综上所述，都市新办公空间具有与传统的办公空间完全不一样的理念、风格，在具体的设计上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必要的对策:
1)制定绿色建筑鼓励政策，促进绿色建筑的开发。
新办公空间虽然具有环保、节能、美观等功能，但是，对艺术设计、施工技术、环保产品的研发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导致部分企业因为受到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不愿意投入初始成本，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激励开发绿色建筑的政策，支持国内科研机构加大研发绿色技术，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加以吸收利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绿色技术研发体系，设计检测出商业综合体节水、节电、降耗等指标的软件系统，实现绿色建筑的运行指标，提高运行质量。建设现代生态文明的和谐社会，绿色建筑成为亮点，政府需要引进绿色建筑工程，从而推进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给予政策扶持。
2)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制度是规范企业、约束企业行为的必要保障，企业存在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无论是使用写字楼办公的企业，还是建筑、装修施工企业，如果仅仅从企业获利的层面上来讲，根本不愿意投入更大的成本。政府的相关部门需要建立健全管理机制，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完善能源建设和管理模式，将绿色指标纳入政府的考核范围，以此来提高政府工作效能，加大执行力度，做好监督检查工作;不断健全绿色建筑相关激励制度，并且提高开发投资商的积极性，促使其钻研科技攻关技术，有效的实现节能目标;制定绿色建筑的技术标准体系，做到有章可循，实施规范操作。
3)鼓励开发商群体进行多渠道融资。
房地产商开发建设绿色建筑需要用到专业设计人员、科研人员、施工人员等各个方面人员，因此建设成本费用相应增加。房地产商应拓宽融资渠道，积极争取银行贷款支持，政府财政部门对技术改造项目给予财政补贴;鼓励群众参与绿色建筑的改造，通过融资吸收民间资本;此外，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制定扶持政策，对于绿色建筑的实施建造，给予资金扶持，比如信贷补贴、担保费用补助等，给予开发商财政上的支持。现代社会提倡节能减排，不管是开发商、建筑单位还是消费者都对绿色建筑持有欣赏态度，因为绿色建筑不仅降低了消耗，节能效果明显，而且提高了整个建筑的舒适度。然而绿色建筑由于各方面采取的节能环保措施使得建筑成本加大，相应的建筑物、装饰工程的价格也就出现了大幅的上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导致消费者的购买力降低。
3 结语
现代都市新的办公空间要求既能满足员工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需求，也要能够为员工创造一个更为健康的、可持续的、人性化的空间环境。因此，现在的办公空间设计要敢于对传统的设计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更多地运用科技发展给工作带来的高效营造舒适的办公环境，综合考虑环保、能源、员工等各个方面的需求，以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创造出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和人性化的办公空间则是我们设计师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摘要：结合当前都市新办公空间的发展现状,对现代都市新办公空间进行了解读,并对其外部空间的造型、整体风格的设计、环保以及节能的设置等企业新的办公空间应考虑的重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对当前“流行”的新办公空间的设计有所借鉴。
关键词：新办公空间,对策,发展,绿色节能技术
参考文献
[1][英]Jeremy.Myerson,Philip.Ross.21世纪办公空间[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2]邓楠,罗立.办公空间设计与工程[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
都市空间 篇8
关键词：空间格局,产业-地域,都市农业,西安市
都市农业 (urban agriculture) 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于20世纪60年代在发达国家开始兴起的, 是城市工业化高度发达的产物。由于城市所处区位、资源赋存、国家体制、社会经济条件等基础与背景及研究视角的不同, 学者对都市农业的表述存在一定差异。美国由于耕地面积较大, 农业产业化较完善, 形成以农场为主要经营单位的都市农业发展模式;德国都市农业属于社会功能型的都市农业, 主要形式是休闲农庄和市民农园[1];日本都市农业是指都市半径2-3倍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农业, 其都市农业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内[2]。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20世纪90年代都市农业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中率先兴起, 进而在国内主要大中城市中逐步发展, 并初具规模。结合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特点, 本研究认为都市农业是指在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 在城市边缘区与间隙地带中形成的,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服务于城市, 为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支持的高投入高产出的集约型持续农业。
西安作为西北都市圈中最大的城市, 都市农业的雏形已经基本形成, 2009年国家颁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 西安被列为继北京、上海之后我国的第三个国际化大都市[3]。在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中, 都市农业成为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本研究在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西安农业发展现状, 构建出西安地域发展的圈层格局, 并提出适合西安都市农业发展的地域-产业模式, 旨在丰富农业地理学、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寻求西安都市农业发展的对策与途径。
1 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西安市地处关中平原中部, 是中国七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 有“金城千里, 天府之国”之称。根据实际调研发现西安市新城区, 碑林区和莲湖区主要承担商业、住宅职能, 故而本研究选择的研究区域为城市边缘区, 即未央区、灞桥区、雁塔区、长安区、临潼区、阎良区与周至县、蓝田县、户县、高陵县等6区4县。涉及面积10011 km2, 其中耕地面积25.55hm2。2010年研究区域内常住人口656.92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470.28万人。2010年生产总值2014.43亿元, 其中农林牧渔及其服务业227.1亿元, 占总产值的11.27%。
1.2 研究方法
区位商分析法是空间分析中用于计量考察的多种对象相对分布的一种方法。它多用于计算某一地区、某一时段的现状优势产业[5], 对明确西安市农业现有优势产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区位商分析法的计算模型为:
式中:LQij代表i区 (县) 农业结构内部j行业的区位商, i表示第i个区 (县) , j表示第j个产业。当LQij>1, 农业结构内部j行业在区域内具有比较优势, 数值越大, 其优势越明显;当LQij=1, 农业结构内部j行业无明显比较优势;当LQij<1, 农业结构内部j行业处于相对劣势。
尽管在分析优势产业时普遍运用区位商分析法, 但该方法亦存在一个缺陷, 即如果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指数LQij从1/2提高到l, 就说明其比较优势指数提高了2倍。同样, 如果另一地区的比较优势指数LQij从1提高到2, 其比较优势指数也提高了2倍。然而, 两者之间的比较优势的差距却分别为l/2和1[6]。刘雪[7,8]等人用“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 (RSCA) 克服了这一缺陷。为更加科学地探讨西安都市农业产业结构现状, 消除区位商分析法的缺陷, 本研究综合运用两种方式进行分析。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 (RSCA) 的计算模型为:
式中:RSCAij代表i区 (县) 农业结构内部j行业的现实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 当RSCAij>0, 说明这一时期该地区农业内部的比较优势高于同一时期的平均水平, 反之则相反。且比较优势越大, 说明其专业化程度越高。
1.3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 (2001-2010) 、《西安市统计年鉴》 (2001-2010) 、西安市各区 (县) 农业局调研数据及历史文献资料。
2 西安市都市农业发展现状分析
2.1 农业发展空间布局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西安都市农业发展迅速, 2010年西安农林牧渔总产值已达到227.1亿元, 目前全市已经初步显现出区域特色明显的“板块+地带”状发展格局。即以周至万亩猕猴桃、临潼万头奶牛、阎良万亩无公害瓜菜及秦岭北麓万亩旅游观光农业为主的“四大板块”;以阎良沿西禹高速果蔬产业带、长-高养殖鸡产业带、沿渭无公害蔬菜产业带、临潼石榴产业带、高-临-蓝-长优质粮食产业带、临-雁-长花卉苗木产业带、户县葡萄产业带、周-户-长-蓝生猪产业带、蓝-周黄牛产业带及秦岭北麓有机蔬菜产业带等构成的“十大产业带”。“板块+地带”发展格局成为西安优质粮食、畜牧、蔬菜、果品等农产品的基本保障, 同时促进了西安都市农业的高效、集约与可持续发展。然而, 西安目前所形成的农业产业地带大部分仍属单纯依托自然资源发展的农业地域类型, 其经营方式较粗放, 远未达到产业化发展, 产业融合度较低。
2.2 农业优势产业分布
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结合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 地域资源环境优势配置是农业发展的基础, 培育优势产业部门, 形成专业化生产地域、产业化生产方式是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方向。基于西安都市农业发展空间布局, 审视优势农业生产部门成为分析评价的主要环节。从2010年西安10个区 (县) 的农林牧渔及服务业发展现状来看, 长安区、临潼区、周至县、蓝田县、户县等5个区 (县) 的农林牧副渔及服务业总产值均超过了25亿元, 而未央区、雁塔区的农林牧副渔及服务业总产值则不足10亿元[9]。
运用公式 (1) 、 (2) 计算西安各区 (县) 的优质粮食、有机蔬菜、果品、农畜产品和水产品等优势产业的区位商及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 进一步分析优势农业产业部门的地域分布状况。结果表明, 在研究区范围内, 临潼区、长安区的区位商及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最大, 农业最为发达, 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农业专业化程度高;蓝田县、周至县、户县的农业比较优势次之;未央区与雁塔区的RSCA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为负值, 且绝对值超过比较优势最为明显的临潼区, 显示其农业完全无比较优势, 农业专业化程度低 (表1) 。
农业部门结构中, 优质粮食、有机蔬菜、果品、农畜产品和水产品在西安各区 (县) 的比较优势各不相同 (表2) 。优质粮食在每个区 (县) 都有较好的发展, 其中长安区、蓝田县、户县、高陵的RSCA均大于0.05, 即这些区 (县) 的优质粮食生产相对其他区 (县) 而言, 具有较好的比较优势, 农业产业化高度集中, 表明西安优质粮食主要集中在西安市的远郊区。有机蔬菜RSCA的上下波动较小, 其中, 灞桥区、雁塔区、阎良区、长安区的RSCA均大于0.10, 即西安的有机蔬菜主要集中于城市中远郊地区。果品业在周至县的优势最为明显, 灞桥区、雁塔区、蓝田县次之, 与现有的果业生产基地位置基本一致, 位于西安的中远郊地区。农畜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较少, 一般分布在西安中郊的灞桥、未央和临潼三区。至于水产品则以未央、灞桥两区相对具有优势, 但总量甚微, 故未显现出优势。总体而言, 研究区中每个区 (县) 均具有2~3个优势产业部门, 目前已经初具规模, 但农业优势度较低, 有较大的发展上升空间。
3 都市农业发展的外部机遇与内生动力
3.1 都市农业的外部机遇
2009年国家颁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未来西安将建设区域性、专业化的国际化大都市。适应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 都市农业成为其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为西安都市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都市农业也是现代化建设“活”的基础设施[10], 即其不仅为城市发展与市民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支持, 同时为城市生态系统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并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的休憩场所, 对于提高城市的生态功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2 都市农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1) 城市消费需求的增长。2010年, 西安市常住人口为847.41万, 根据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战略规划, 到2020年, 都市区的总人口预计达到1280万人, 每年人均消费指数以16%的增长幅度大幅增加, 此外, 国际化大都市的提出, 也吸引了大批企业的进驻。二者对农业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 既包括对都市农业的生产服务功能的物质需求, 也包括对都市农业的生态保育功能的精神需求, 进而急切需要都市农业的进步与发展。
(2) 农业自身科技进步。目前, 西安共有高等院校50个, 科研单位100个, 拥有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具有良好的科技基础和科学创新能力, 大大的提高了农业自身科技进步的速度。农业科技含量的提高, 是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健康、科学的保障, 也是促使都市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
(3) 产业融合的必然趋势。未来产业化的发展趋势是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 产业融合能够使不同的产业或者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 从而使产业边界逐渐模糊, 产生新的产业形态[11]。都市农业作为一个多功能性产业, 要求其满足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需求, 因此, 都市农业是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
4 都市农业空间布局与模式构想
都市农业作为一种独特的农业生产类型, 其地域格局与发展模式多不相同。运用杜能农业区位论、卡尔·马克思的城乡一体论, 辛克莱尔的大都市边缘的“逆杜能圈”理论, 依据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8—2020年) 、西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 、西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1—2015年) 、《关于加快西安都市农业发展的实施方案》等文件, 结合上述分析, 未来西安都市农业总体按照不同功能确定为三大地域圈层 (图1) , 形成内涵与形态各异的三类产业-地域发展模式。
4.1 都市农业发展的圈层结构
第一圈层称为近郊景观生态圈层。景观生态圈层主要位于距西安市中心10km到15km内, 也称之为城市近郊区, 随着西安大都市的发展, 该圈层地价逐渐升高, 农业用地面积逐渐减少, 交通日益发达, 与市区的联系更加密切, 因此该圈层的主要功能在于利用生物、环境自我循环等原理, 阻滞和吸收城市产生的污染物, 恢复城市的水域生态系统, 减轻都市农业的污染威胁[12]。景观生态圈层的主要农业类型为对交通、保质期、资金、技术要求比较严格的蔬菜、花卉和加工农业。由于该区域存在公园 (曲江寒窑遗址公园、运动公园) 、未开发或开发中的遗址地 (丰镐遗址、汉长安城遗址) 和绿地廊道, 可以将农业与公园绿地相结合, 形成环城游憩带, 达到减轻城市污染、净化城市水源、提供居民休憩地的目的。
第二圈层称为中郊规模农业圈层。规模农业圈层主要在距离城市中心15km到30km内, 包含灞桥区、未央区、临潼区、长安区大部分, 及高陵县、蓝田县、户县的小部分地区。该区域主要满足西安市的粮食、蔬菜、水产品的大部分供应, 以生产服务功能为主, 是西安市都市农业的核心区域。该区域主要是以种植业为主导, 无公害蔬菜基地、牧业饲养基地、果业生产加工基地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同时, 在不损害区域范围生态结构的前提下, 大力发展加工农业、生态农业、籽种农业、设施农业。是农业产业化, 规模化发展的代表区域, 也是都市农业发展的核心区域。
第三圈层为远郊特色版块圈层。特色版块圈的范围介于规模农业圈层与西安市行政边界之间。该区域距离城市中心较远, 经济不发达, 但人口较少, 地价便宜且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目前已经形成周至猕猴桃、户县葡萄、临潼石榴、长安优质粮食和秦岭旅游农业的特色农业版块。建议在原有自然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基础上, 重点建设果业、蔬菜版块、大力发展优质粮食产业, 扩大优势度, 同时发展以民俗村、疗养院、森林公园、采摘乐园、休闲农庄等为主的旅游农业和生态农业。
4.2 都市农业的产业-地域模式
都市农业产业—地域模式是指在农业地域空间结构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与利用当地资源, 将优势产业与二、三产业相融合, 形成农业产业 (网) 链式发展的新型都市农业发展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地域空间和优势产业资源的合理配置[13], 在结合西安现有优势产业空间格局的基础上, 提出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地域—产业发展模式。
(1) 特色地域空间模式。特色地域空间模式主要以区域内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优势产业为核心, 围绕某一种或几种特色农产品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生产基地, 同时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的模式。其中优质粮食基地主要集中在户县、灞桥、阎良、周至等区 (县) 。有机蔬菜 (或无公害蔬菜) 基地主要在阎良区的新兴街道、北屯街道;高陵县的湾子镇、耿镇;临潼区的西泉街道、任留街道;蓝田县的大部分地区;长安区的高桥街道、郭杜街办;户县的玉蝉镇;周至的终南镇、富仁镇;渭河沿岸及秦岭山北部地区。果品业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产业化分布, 主要集中几大基地:临潼石榴产业基地、周至猕猴桃产业基地、户县的葡萄产业基地。特色畜牧养殖基地则以奶牛养殖为主, 集中建设在临潼区及秦岭北麓。花卉苗木生产基地则应主要在西安环城近郊带分布。同时在大力发展几大生产基地的基础上, 应结合高新技术, 提升共同的经济效益, 实现共赢的目的。
(2) 产业协同发展模式。产业协同发展模式是指将都市农业与二、三产业结合发展, 形成以都市农业为主的特色经营模式。主要包含以下几种: (1) 与工业相结合。主要是指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工厂、公司合作, 建立科技示范园, 大力发展加工设施农业, 形成标准化农业发展模式。西安的加工设施农业主要集中在环城近郊区, 如, 陕西杨凌农业科技扶贫示范园就是其代表之一, 其建设充分体现出面向市场, 突出优势, 产业示范、农业高新技术推广的作用。 (2) 与旅游业相结合。主要是指城郊地区的农民利用当地现有资源, 开发一些具有特色的农业项目, 如农家乐、休闲农场、教育乐园等。西安地区的旅游农业主要集中于秦岭北麓, 目前已经形成万亩旅游观光农业产业带。应在现有以采摘活动、休闲娱乐为主要旅游方式的基础上, 将民俗文化与旅游文化植入其中, 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 从而促进西安旅游农业新发展。 (3) 与服务业相结合。主要是农业与现代服务业相融合, 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等农业经济活动与观光、娱乐、购物、餐饮等服务融为一体, 发展一种新型、生态的现代农业形态。 (4) 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将农产品和文化创意相结合, 使其成为高品位、特色化、艺术化的农产品[14]。此外, 农业可以与建筑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教育业等产业协同发展, 从而产生新的都市农业发展方向 (图2) 。
(3) 产业链 (网) 共享模式。农业属于经济外延型产业, 在其生产过程中, 与多种产业密切相关, 因此产业链 (网) 发展模式更加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 其中产业链 (网) 共享模式要求农业产业形成公司 (农户) 生产和顾客需求共同构成的产业链。同时鼓励龙头企业发展, 构建农业经济平台, 从而促进都市农业产业链的扩展 (图3) 。
5 结论
都市空间 篇9
1 重庆都市区发展现状
2007年国务院批准实施《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年～2020年)》，现阶段重庆市沿用2011年修编版的城乡总体规划作为重庆大都市区发展指导，尽管重庆政府对主城周边小型据点城市进行了政策倾斜与大量的开发投资，但由于区域规划的相对滞后，周边小型据点城市产业雷同、定位重复，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因此在新的城市区域优化中，可以借鉴国内外大都市圈规划的思想，适当分散主城的功能，控制主城规模，同时对主城周边据点城市进行清晰且具有地方特异性的定位，完善其城市独立性，使其与重庆主城和邻近据点城市协调发展。
2 国外相关大都市区规划启示
在最新版的伦敦城市规划中，提出了四个关于空间发展的重要原则:1)鼓励更集中更紧凑的开发方式，保证在不侵占开放空间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发展，并形成一个较高密度的布局结构和适宜的用地比例。2)未来开发的规模和时序必须与现有的和已规划的公共交通系统紧密结合在一起。3)保证重要的资源供给，包括提供商业办公空间、住宅、相关的技能培训设施和足够的交通设施以及高品质的环境。4)明确空间发展的优先权[2]。重庆都市区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发展的阶段，产业和人口呈集聚发展的态势，产业集聚带动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和现有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1]。2010年全国第6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表明，重庆1 h经济圈内人口总数为1 764.49万人，远远超过了伦敦人口的峰值1 200万人，重庆市所面临的人口集中化现象也更为严峻。因此，在考虑到城市优化布局时，首先要明确现阶段重庆主城核心发展区域布局，同时，对于周边次级城市，除了原有的加强它们与主城区之间的连接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各个次级中心城市之间，以及它们与大重庆外部区域之间的联系，以形成弹性网络，增加次级城市的独立性。
3 重庆市大都市区域空间优化布局构想
3.1 重庆市新版城市规划对重庆空间布局的影响
重庆市本版使用的整体规划编制于2007年，于2010年开始对整体规划进行修编，并于同年完成了整体规划的修编工作。在这一版的规划中，对都市区的空间布局进行了整合调整，增加了数个工业园区和经济新区[3]。然而随着近年来重庆城市的发展，重庆市主城区和周边城市之间的空间布局开始渐渐显露出局限性，重庆直辖市作为一个大型复合型城市群集合体，空间整合所面临的问题与普通城市群相比更加复杂和多样。
3.2 重庆市市域空间布局现状
重庆市是一个由大量小城市所拼合成的大型都市区。中心城市过度开发，同时周边各个小型城市组团功能趋同，缺乏地域性分工[4]。从城市功能上来说，由于中心过于集中，与我国东部城市相比，城市腹地支撑性不强，导致城市发展受到制约，城乡二元化结构突出。同时，有研究指出重庆市现阶段的都市核心区产业过度集中与产业均衡发展是相互背离的[4]。现阶段规划是以“一圈两翼”作为城市发展的指导，但是由于市域面积过大，“市域—1 h经济圈—都市区—主城区—中心城区”的五级空间层次，是以省域而不是市域的眼光谋划全市发展，不利于城乡资源的统筹安排和直辖市行政资源的充分发挥。尽管在市域体系规划中设立了5个中心城市[6]，但是由于地域范围广阔，资源差异性极大，受到交通、地形等多方面制约，东南翼与东北翼发展始终不如人意。
3.3 重庆市市域空间布局改进策略
根据案例以及重庆市发展现状，在重庆市大都市区空间优化布局时可以综合考虑各地区的特异性进行更加明确的分工。
对于重庆市西部区域，由“主城区—合川—永川”所构成的城市圈中，布局较为合理，产业分布密集，已经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集聚性经济效应。同时，由于地质条件较好，与四川省交通便捷性较高，能够很好的接受成渝城市带的辐射作用，在整个市域空间布局中，可以适当加大这一区域的开发力度，提高土地利用率，除了原有的合川与永川2个重点城市外，应增加据点城市数量，加强各个据点城市之间的横向联系，使渝西形成一张交通、物资、信息交换快速的城市网络[1]。重庆两翼区域经济发展显得较为缓慢，这两个区域由于交通距离过长，同时山峦分布密集，地理条件使得城市发展受限，各个城市之间呈现薄弱的带状连接而非稳定互补的网状结构，从而导致两翼区域发展缓慢。
对于渝东北区域(包括万州、开县、垫江等11个区县)，可以以现有经济条件较好，城市功能较为健全的万州为中心据点城市，对于离中心城市距离较远的巫山、城口等城市，则可以强调当地的特色，推进生态建设，保护森林资源，开发成为对中心城市的物资、信息依赖性较小的独立旅游型城市。对于渝东南区域，城市分布相对分散，山峦分布非常密集，海拔较高，不易结成城市网络，且由于建设与交通等受到区域地形的限制，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经济园区等的开发，对于这一区域应该明确城市定位，避免此区域城市对重庆主城区进行跟风建设。可以集约使用现有的城市空间，控制城市规模与工业规模，突出旅游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保持当地原始的风貌，作为后续发展的备用地区。
4 重庆城市发展与整合的模式
综上所述，重庆城市群具有数量大，城市发展不平衡，城市间功能重复性大等缺陷。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可以从大都市区域的空间规划角度，对城市群进行空间整合，整合策略如下:1)优选据点城市，以据点城市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通过不同城市所处的地理区位、经济区位、历史条件等现有的发展城市状态与制约因素等，优选据点城市。然后整个大都市区以发展据点城市为主，将各个据点城市作为网络节点建立城市交叉网络为辅的方式进行大都市区整体布局。在发展中心据点城市时，要对现有城市用地集约化管理，避免超大型单一中心城市的无序扩张。2)注重各城市区域的错位发展，形成特色城市圈。对于发展现状与社会构成有明显差异的地区，应从当地特有的产业结构、生态现状、历史文化积淀与市民生活需求入手，通过对当地经济、社会现状的分析调查，合理选择据点城市与构建城市网络通道的方式，采用符合当地特点的空间布局方式，形成特色城市圈。
5 结语
重庆是我国非常特殊的直辖市和大都市，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山地城市，既是重庆的优势也带来城市发展的一系列挑战。本文基于重庆城市产业空间布局，带动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城市协调发展的基本理念，根据重庆现有城市空间布局，借鉴国外类似城市规划成功经验，提出了重庆城市空间布局改进策略。这是将城市空间规划原理，应用于我国城市空间布局的改进和再造的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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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空间 篇10
关键词：民国上海,都市空间,革命文学作家,精神体验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左翼文化的发源地, 也是一个摩登之城、商业大都会, 素有“魔都”“、东方巴黎”之誉。谈及文人与上海文化的关系, 多数人首先会想起“海派”作家的都市生活及文学创作。其实, 革命文学作家对于民国大都市上海的精神体验也是别具特色的, 上海在他们眼里并非纯粹消极的“十里洋场”, 他们从一个特殊的文化视角揭示了民国上海的城市形象与历史精神。
一、罪恶“渊薮”:道德激情投射下的社会图景
李欧梵认为中国革命文学作家和后来的某些学者强化了上海的负面形象, 他们“把这个城市看成罪恶的渊薮”, 而李欧梵本人对 “带‘政党立场’的划分方式”的“笼统性”表示“有些怀疑”[1]4。质疑李欧梵的上海研究理路的学者也不乏其人, 认为李欧梵在一定程度上轻忽了“左翼文学的现代性”[2]。“罪恶的渊薮”这一视角特征确实体现在革命文学作家的都市意识当中, 然而革命文学作家的都市目光并非仅仅局限在道德视域内, 将上海看成罪恶渊薮的作家也并非革命文学作家特有的都市意识, 李欧梵推重的“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也在《上海的狐步舞》中反复提出了这个命题。其实, 革命文学作家的政治激情也体现在迎接历史新生事物的精神向度上, 由此看到中国革命文学作家与上海都市空间即冲撞又默契的奇妙图景。
郁达夫对“暗无天日的上海”深恶痛绝[3]810, 他在《创造月刊》上抱怨说“:我现在又回到纳污藏垢的上海来了, 这上海当然也是和旁的人类杂处的地方一样, 处处是阴谋, 处处是陷阱。”[4]郁达夫移居杭州之后再次表达自己对于上海生活的不满“:洋场米贵, 狭巷人多, 以我这一个穷汉, 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 非但汽车, 洋房, 跳舞, 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 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 也得走十几里路。”[5]209
蒋光慈也抨击上海的社会罪恶, 例如从《我要回到上海去》、《我背着手儿在大马路上慢踱》这两首诗中均可以看出他对于上海的消极印象“:听说南京路堆满了许多殷红的血迹, / 听说英国人枪杀中国学生工人当玩意;……听说我的许多朋友入了监狱, / 听说有许多热烈的男儿愤得投江死。……听说上海大学被洋兵占了去, / 听说我的学生被称为过激……”他很想去验证一下关于上海社会罪迹的滔滔陈述, 看一看“那红头阿三手里的哭丧棒是否还是打人不顾死;/那一些美丽的, 美丽的外国花园, / 是否还是门口写着中国人与狗不准进去”, 或者“乘空摸一摸未死人的心上是否还有热气, / 或者他们还是卑劣的, 卑劣的如猪一般的睡”。他在繁华的大马路上看到了 “富丽繁华的商店”、“高大的洋房”, 但也有“脂粉的香味”、“花红柳绿的衣裳”“、外国人的气昂昂”等“应有尽有无色不备的怪现象”, 街上涌动着“行走的死尸, 污秽的皮囊”[6]411。
殷夫的很多诗歌对上海的社会罪恶发出了强烈的控诉, 他有时直接宣告“:呵, 此地在溃烂, / 名字叫做‘上海’!”[7]32或者借梦境来描画上海的糜烂“:上海, 我梦见你的尸身, / 摊在黄浦江边, / 在龙华塔畔, / 这上面, 攒动着白蛆千万根, ……是你领向罪恶的高岭!”[8]此外, 其《血字》、《都市的黄昏》、《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等抨击了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镇压工人的暴行, 揭露丑陋不堪的都市场景。
冯乃超在诗歌《上海》中厉声批判上海社会的统治秩序:“无处不有牢狱的围墙, / 无处不有铁丝网的紧张?“”何处不是鞭笞, / 何处不是剑枪, / 何处不是武装的征服, / 何处不是屈从的哀伤!”[9]杨骚 《夜的上海》一诗描写了夜色笼罩下的上海, 有坐汽车兜风的少奶奶、咖啡店中沉醉的舞女、马路上拉客的妓女、黄浦江里的溺死鬼, 表明“夜的上海的灵魂”是“在铁骨铜床上的肉块中沉醉”[10]19。在段可情的眼里“, 上海, 是一个繁华绮丽的都市, 同时是一个黑暗污浊的地域”[11]。有的革命文学作家甚至将上海视为无产者的一个大坟场“:上海, 你原本是我们无产者大众的创造!哪一条马路不埋就我们无产者的尸体!”[12]
由于革命文学作家倾向于以贫富对照、善恶对立的政治目光来观照形形色色的都市生活现象, 他们自身的社会处境以及道德激情又强化了他们对于阶级冲突的敏感性, 加上斗争宣传的需要, 在评价和描述上海的整体形象时很自然地突出了上海“罪恶”的一面。
然而, 对于上海社会罪恶的描写却并不是革命文学作家独有的写作现象, 一些新闻记者或市民作家也在不断地诉说着上海的凶恶, 民国时期的《申报》上就有《上海成为东方之罪恶渊薮》 (1928年10月1日) 、《上海万恶史之一页》 (1928年12月24日) 、《上海罪恶一幕》 (1930年4月20日) 、《上海之种种罪恶》 (1930年5月27日) 、《上海是罪恶渊薮》 (1932年1月12日) 等数量极多的报道或评论文章。将革命文学作家的上海体验概括为“罪恶的渊薮”一语, 以此说明革命文学作家的都市意识之简单幼稚, 显然有失公正。上海罪恶“渊薮”的道德判断并非中国革命文学作家都市意识的特质。
二、子夜“战场”:革命理想映照下的时代场域
在革命文艺家的都市意识中, 上海绝不仅仅意味着埋葬劳苦大众的黑暗地狱, 他们对于都市的体验和思考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品格, 这恰恰是那些一味渲染上海社会黑暗与怪诞的通俗文学作家所缺乏的。茅盾的《子夜》既刻画了都市社会弱肉强食、欺诈纵欲的人性罪恶, 也展现了都市中的个体在时代漩涡中沉浮的历史悲剧。茅盾将这部小说的名称由最初的“夕阳”改为后来的“子夜”, 显然强调了这部小说的象征意义, 暗示民国上海是“子夜”中的“战场”。
瞿秋白屡次撰文称赞《子夜》出版的重大意义。他虽没有像茅盾那样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对民国上海的都市空间进行广泛而细致的透视, 却也不乏敏锐的洞察和睿智的评析。他曾指出上海女性为迎合男性的性心理而争时髦的无奈[13]79;在诗歌《读〈自由谈〉有感》中, 他讽刺上海乃至全国“不向刀丛向舞楼, 摩登风气遍神州”的社会病态[13]397。他一方面无情地揭露“财神统治之下的上海”的罪恶, 另一方面在黑夜中看到了曙光, 满怀信心地认为“地底下放射出来的光明, 暂时虽然还很微弱, 然而它的来源是没有穷尽的, 它的将来是要完全改变地面上的景象的”[13]412。他的杂文《一种云》所描绘的“战云”、 “虹”“、狂飚风暴”“、雷电”等自然物象其实“都是中国某一社会力量的象征”, 以此“画出了黑暗中国的现状, 预示了中国的未来”[14]205。他笔下的“火焰”“、地底下放射出来的光明”“、战云”“、虹”等自然景物的象征意义与茅盾小说的“子夜”主题具有共同的精神内涵。
身处繁华喧嚣的大都市却领受历史和现实的无边黑暗的鲁迅多次表露为光明而战的豪情, 声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终于在黑暗里, 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15]289, 认为“爱夜的人, 也不但是孤独者, 有闲者, 不能战斗者, 怕光明者”[16]203。如果说早期的鲁迅在《野草》中刻画的那个“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影”尚未完全明确自己的历史动向[17]169, 那么在上海重新获得了精神资源的鲁迅则愈加坚定了自己的行动意志, 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大量充满讽刺力量的杂文。冯雪峰认为“鲁迅是无疑的属于伟大的讽刺作家的一群里的人”, 并断定讽刺文学是在“新旧二种社会理想相冲突着的时代所产生”“, 正好像不知白昼底光明, 就不能感觉黑夜底黑暗一样”[18]。从上海空间中看到了黑暗和罪恶, 同时又从中发掘通向未来的希望之光, 正是鲁迅、瞿秋白、冯雪峰、茅盾等革命文艺家观察上海空间的视角特征。
段可情认为上海洋场中富人阶层穷奢极欲的生活实际上是“暗中在助长火山的爆发”, 这样畸形的上海社会处在“火山”之下, 统治者和压迫者必将被下层民众推翻、打倒[11]。殷夫一方面诅咒上海的罪恶, 另一方面认为上海“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母胎”, 有利于无产阶级战士的成长, 上海的“罪恶”等于上海的“功业”[8]。为迎接黎明而经受“子夜”的考验, 为结束所有的罪恶而坚持当前的斗争, 对于中国革命文学作家来说“, 魔都”上海意味着神圣战场,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一幕景象“: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 尤其是上海的文坛, 真像战场一样。”[7]64当时的冯乃超高声地呼喊“:上海简直一个战场!”[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