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研究论文

关键词： 融合 职业 社会 研究

关于对我国学校布局调整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后达到高潮，本文拟对我国中小学学校布局调整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对我国的学校布局调整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研究论文 篇1：

构建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研究框架

摘要：社会融合作为社会学的热点话题，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探讨，而关于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的研究又是社会融合研究的重要方面。国内关于社会融合的研究侧重于其外延层面，且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框架；国外研究已有成形的研究框架，虽说其研究背景与我国不完全相符，但也可以部分借鉴，架构和夯实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的研究框架。

关键词：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构建研究框架的动因；构建研究框架的基础；构建研究框架

作者简介：刘媛媛，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院校德育。

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社会融合。社会融合是一个社会政策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引起了国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使得一大批人流入城市，他们在进入城市后会面临如何融入到新群体中的问题。职业学校学生也会越来越多地来自这些流入人口，他们毕业后很大一部分会选择留在流入城市，成为城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为了缓解他们步入社会后可能面对的社会融合难题，职业学校有必要提前采取应对策略，防患于未然。为此，我们需要对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进行系统的策略研究，前提条件则是构建一个适合这一群体的研究框架。

本文从探讨国内外研究着手，通过分析国内研究和借鉴国外典型理论研究、模型研究，并结合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的情况，试图构建适合我国职校生社会融合的研究框架。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的研究不仅可以拓宽现有的社会融合理论研究对象的范围，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实中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的困境。

一、构建研究框架的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4年3月份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该规划是在准确判断城镇化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的前提下制定的，旨在更为稳妥地应对城镇化面临的风险挑战。[1]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存在着需要重视并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外来人员如何融入到新城市中。外来人员包括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中流砥柱，他们的作用不容忽视。

国内外学者都对社会融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研究也有着各自的侧重点和特色。尽管如此，我们仍需构建一个专门针对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的研究框架，主要基于以下的原因。

（一）国内学者侧重于对社会融合的外延研究，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框架

国内学者对社会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群体：农民工和外来务工子女。以这两类群体为研究对象，学者们主要从社会融合的维度、影响因素和对策建议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1）在社会融合具体维度的划分上，国内学者从经济层面、心理层面、社会层面和身份层面等四个宏观层面的维度进行了研究，在微观层面又各有不同。还有个别学者对每个维度所包含的具体指标进行了划分。（2）在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上，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社会资本（社会支持和机会结构）、社会制度（户籍制度和公共政策）、人力资本（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培训和工作经历、政策身份）、个人因素（性别、婚姻、年龄、户口属性）等因素对社会融合的影响。（3）在促进社会融合的对策建议上，国内学者就政府、学校和家庭三方面应如何促进社会融合进行了论述，其中，又对政府层面的作用进行了侧重探究。

可以说，我国学者对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思路比较清晰，研究过程逐层深入。但还没有学者明确地对职业学校学生这一特殊主体的社会融合问题进行过详细研究。而且，现有的国内研究主要聚焦在社会融合的外延探讨，包括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及促进措施，而对于社会融合的内涵缺乏一定的理论梳理，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框架。

（二）国外已有成形的研究框架，但内容多具西方特色，研究对象也非特定职校生

国外学者对社会融合的研究开始较早，内容多为对其内涵的探讨，已经有了成形的研究框架。但是，由于中西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所以直接应用其研究框架不现实。比如在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其居住人口普遍存在着一种地区优越感和等级观念，这对地区的社会融合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国外，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城市存在着移民、宗教分歧和种族歧视等问题，也会影响到地区的社会融合。但是不难看出，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社会融合的具体因素是有差异的，即使表现都一样。

中西方各方面的差异性（如表1所示），决定了中外研究社会融合背景的差异。国外研究内容多依据西方社会特点，与我国的国情相去甚远。综合国外研究成果可知：（1）基于西方国家多种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学者们多是对国家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进行研究；（2）基于西方国家体制多元化的政治背景，学者们多是研究如何使社会公民有效地融入到不同政治体制的社会之中；（3）国外社会融合的研究对象大都是公民。总体来说，国外虽然已有较为成形的社会融合研究框架，但不适合我们简单地实行“拿来主义”，而需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吸收有所剔除，构建符合我国职业学校学生实际情况的社会融合研究框架。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对社会融合做了广泛的研究，但国内尚未形成系统的、针对职业学校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框架，国外虽已有成形的研究框架，但是，基于西方社会特点，与我国不相符。为了对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需要专门构建一个针对我国职业学校学生这一群体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融合研究框架。当然，框架构建的基础是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通过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再结合我国职业学校学生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构建一个针对性较强的、有理论做支撑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融合研究框架。在这新的研究框架中，可以了解到判断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的标准是什么，从哪些维度可以看出他们是否已经融入到社会群体之中。

二、构建研究框架的基础：国外相关研究

（一）典型理论研究

1.内涵研究。博维和吉森（Beauvais and Jenson，2002）从社会联结、团体活动、团结和平等四个维度对社会融合概念进行了界定。吉森（Jenson，1998）进一步将社会融合界定为共同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认为社会融合是帮助个体获得群体归属感的社会化过程。伯纳德（Bernard，1999）提出了“伯纳德三角模型”，从团结、自由和平等三个维度对社会融合概念进行了阐释，且强调两两之间的关系，但未对“团结”作准确的解释。有的学者在研究社会融合时，将“团结”限定在共和政体中，指的是社会依存感、身份认同和共同的价值观，如根据吉森的理解，社会融合是一个过程，旨在帮助个体形成团体归属感，让个体切实感觉自己就是这个团体中的一员（1988）。也有学者指出社会融合是一个状态，包括一系列的态度、原则、行为表现和制度。甚至有学者构建了社会融合的复合型指标，指出社会融合包括三个核心指标——人际信任、公民合作和暴力犯罪，这三大指标也会因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欧洲理事会从人权的角度将融合的社会定义为一个相互支持的系统，自由的个体通过民主的方式追求共同的目标（2004）。这一定义强调了平等和尊重在促进社会融合中的重要性，更为强调归属感和共同的价值观。

2.社会特征研究。社会特征是构成社会融合不可或缺的因素，通常包括：社会态度、社会行为和社会制度。具体来看，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包括：（1）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2）归属感和认同感；（3）对其他个体和文化的容忍和尊重；（4）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5）公民合作；（6）积极的公民参与；（7）守法行为。社会制度包括：（1）共享预防危险和提供社会保护的制度（福利国家）；（2）促进社会的平等和机会平等（如税收）的再分配机制；（3）冲突解决机制（见图1）。[2]

图1社会特征研究对社会融合维度的划分

以上社会特征的具体内涵有交叉之处，归纳来看，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包括：（1）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归属感和认同感）：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文化认同；（2）积极的公民实践（活动）：公民合作和公民参与。社会制度包括：（1）社会保护机制；（2）再分配机制；（3）冲突解决机制。

3.政策研究。从关于社会融合的政策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研究社会融合的两个关键方面：（1）多样性与社会融合。关于多样性与融合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议题为大多数社会学家所认可：多样性破坏人们之间的信任，不利于社会融合。另一种议题认为，多样性和社会融合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英国委员会一项关于融合的报告显示民族的多样性与社会融合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报告指出，只有个别地区，才会出现冲突矛盾。多样性与社会融合之间关系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态度。在自由民主的国家，政府认为融合的社会基于信任和相互理解，信任是通过在社会团体中以及社会团体之间，人与人的反复性的互动来形成。在共和政体的国家，政府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如何促进公民进行积极的政治参与以及拥有强烈的政治归属感。（2）平等性与社会融合。平等不是社会融合的目的，而是促进社会融合的方法。在社会民主政体的国家，平等被认为是社会融合的核心要素，主要通过创造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促进社会融合；在共和政体的国家，国家主要通过促进国家公共价值观、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方式来保障社会融合的实现。

（二）典型模型研究

1.格林（Andy Green）社会融合模型。英国伦敦大学格林教授研究社会融合的前提假设是社会融合只存在于社会学中，可通过社会学指标对其进行测量。格林教授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用联合、信任、公民合作和政治参与来代表个人或团体参与社会的水平，这些要素可以表示个人水平的社会融合情况，但是要素之间并没有内在的一致性，对于测量和比较国家之间社会融合的情况是不适用的，无法体现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格林教授指出：测量国家水平社会融合的基础是不同变量的相互综合和在国家水平上充分的共变。他进一步指出，确实存在这样的变量：社会和制度的信任——来自于最原始的社会资本的维度；暴力犯罪——测量社会融合的常用指标；公民合作；其他测量社会冲突的常用指标——测量社会融合负面的指标。基于此，格林教授从信任、参与、欺骗和犯罪几方面构建了研究社会融合的框架模型[3]（见图2）。

图2格林社会融合模型对社会融合维度的划分

格林教授研究的是国家层面的社会融合，针对的是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社会融合方面的差异，落脚点是教育对社会融合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格林教授的研究框架是宏观层面、具有西方国家特色的理论框架，包括具体维度的设计也体现了国外话语体系的特色。与此同时，格林教授的研究对象限定在一般的社会公民，这样的一类研究群体更具有一般性，相对缺乏针对性。

2.詹森（Th.Jansen）的公民实践模型。詹森从公民实践的角度研究社会融合，指出外来人群在社会融合方面缺乏一定的能力、态度和道德，教育应提供给这些个体“正确的知识、技能和态度”来促进社会融合。教育的目标需要与关键能力、积极公民自发的学习相联系，这就需要实践积极的公民关系。海瑞（Haahr）（1997）将“积极的公民”定义为能够在不同水平上参与实践，执行地方、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的公民、政治和社会的权力，这种参与的内在特征就是社会融入，即不同群体的归属感。[4]詹森构建了如图3所示的“公民实践”模型，图的左边表明“参与”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角色，右边则表明“身份认同”对“社会融合”的重要作用。这些因素与公民实践的四个维度——能力、联系、挑战和环境密切相关，概括了社会学的一般情况。

图3詹森的公民实践模型结构

能力，尤其是参与能力，是个体具备公民实践素养的前提。在公民实践的过程中，个体通过有效的方式相互影响并形成新的经验，同时，将新经验应用到新的情境中，对不同的社会实践施加影响；联系，包括两方面的平衡能力：平衡责任和归属感、平衡自主性和多元化，社会实践将创造性的问题解决和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挑战，建立在积极公民的能力之上的批判性自我反思，处理个体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环境，评估特殊环境下行为的选择，指出了批判能力对积极公民实践形成的重要性。

三、构建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的研究框架

我们要构建的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研究框架主要是基于学校这一特定主体，将学校看作社会的一个小缩影，理清楚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在学校这个小的社会中会面临哪些融合问题。基于此，学校可从自身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策略，从而为学生毕业后顺利融入社会提供更多便利条件。为此，我们要在借鉴国外社会融合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们自身需要的研究框架。

（一）国外社会融合理论对本研究框架的借鉴意义

社会融合中关于内涵研究的相关学者和机构在对其概念的界定中都强调共同的价值观和归属感，认为这两个维度是社会融合的基本前提，是判断个体是否融入到社会中的标准，但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笔者也认为，社会的多样化使得共同价值观和归属感很难实现，社会融合不是一个状态，更多的是一个过程。我们关注的焦点应是如何让个体融入到群体中来的这一过程和方法，在融合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使个体产生身份认同，形成社会群体共同的价值观和归属感。这对于我们构建研究框架的意义在于：不可将共同的价值观和归属感作为判断职校生社会融合的直接维度来源，而应通过其他维度将这两特征表现出来或者将这两大特征隐形地贯穿在整个研究框架的始终。

社会融合中关于社会特征的相关研究将社会融合的维度划分为两大类，这对于探讨社会融合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社会融合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学概念，除了包含社会特征以上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内涵要素。社会特征随社会形态的不同而不同，社会形态又与国家体制有关系。这些对于我们构建研究框架的意义在于：在研究职校生社会融合时，需结合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同时，也要充分考虑职校生学校活动的特殊性，如可将“公民合作”和“公民参与”调整为“学校活动”。

社会融合中关于平等性和多样性的政策研究，对于我们构建研究框架的意义在于：对于职校生来说，身份的多样性可能会被认为是阻碍他们社会融合的一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高水平的交往和积极的活动参与是促进他们社会融合的关键，从而有利于共同价值观的实现；同时通过创设平等性的环境可以促进职校生的社会融合，这样的环境包括了学习环境、人际交往环境和参与学校活动机会平等的公正环境等。

格林社会融合模型具有典型的西方特色，在构建我国职校生社会融合的研究框架时，我们应结合我国职校生这一群体的特殊性，突破格林教授宏观层面、具有西方国家特色的研究框架，设计具有中国话语体系特色的具体维度。与此同时，格林教授框架中的信任和参与维度对于我们研究框架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詹森公民实践模型指出了实践参与能力在社会融合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及在参与的过程中，人际平衡能力和行为选择能力对群体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但未能指出如何保证公民有效参与到实践中以及通过何种具体方式有效进行社会实践。尽管如此，这一模型为我们社会融合研究框架提供了社会实践这一重要维度。

（二）构建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研究框架

综合以上对国外学者关于社会融合的理论研究的借鉴，笔者在这里拟构建一个针对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的研究框架，并对这一框架进行分析（见图4）。

本研究框架主要从内化意识融合和外显行为融合两个维度对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进行研究。其中，内化意识融合包括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制度认同和人际信任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涵盖了社会融合的平等性和多样性因素。外显行为融合主要指的是实践活动的参与，根据活动场所分为三大类：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其他，对于每一类又分成了若干小方面。第一课堂中学生的外显行为如课堂自主讨论选择的对象是老乡还是本地生？是否对课堂上表现活跃的本地生不屑一顾？第二课堂中学生的外显行为如自主选择参加团体组织时是否会考虑大多数的成员是不是老乡？自由选择活动合作对象时是否会优先选择老乡？其他的如在日常交往中是否会看不惯本地生的行为表现？在宿舍集体活动中是否会有意避开本地生参加的活动而选择不参加或其他？

内化意识和外显行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内化意识是学生社会融合的基础和前提，是融合的内在因素；外显行为则是融合的保障，是融合的外在表现，二者一脉相承、互相渗透。从内涵意识和外显行为两方面进行社会融合研究维度的划分，有利于对职业学校学生的社会融合进行层次性的剖析，从而可以更好地从教育、社会等角度提出针对这一群体社会融合的对策建议。

图4的研究框架借鉴了国外社会特征研究中从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两方面探讨社会融合的视角，同时，对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进行了整合并剔除了社会制度方面；借鉴了国外理论研究中强调的共同价值观、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但更为注重对社会融合过程的研究；借鉴了格林教授理论模型中的研究维度以及将研究落脚点聚焦在教育的作用上，但更为聚焦职校生这一群体，关注职校生身心发展特点和群体活动特征，剔除了一些国外化和成人化的心理和行为内容；借鉴了詹森积极公民实践模型中能力、联系要素的相关内涵，但更为强调除实践之外的其它层面；借鉴了政策研究中平等性、多样性与社会融合的关系，但更关注如何将平等性和多样性渗透到职校生的社会融合中，增加学生活动的参与度。

图4本文研究框架结构

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的研究对于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社会特征研究尤其强调社会制度是社会融合的关键。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的社会融合已经引起了学校和政府的重视，但对于这一问题还局限在比较感性的认识，缺乏相对理性的分析。为此，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的研究需要引起学校和社会组织机构更进一步的思考：他们在促进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社会融合方面做了哪些，可以做但还未能做哪些。

参考文献：

[1]人民论坛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EB/OL].[2014-03-17].http：//politics.rmlt.com.cn/2014/0317/244361.shtml.

[2]Andy Green，Jan Germen Janmaat and Christine Han.Regimes of Social Cohesion[M].London：Centre for Learning and Life Chances In Knowledge Economies and Societies，2009：8.

[3]Andy Green and John Preston.Education and Social Cohesion：Recenting the Debate.Joural of Education[J].Global Issues in Education，2001（3/4）：265.

[4]Th.Jansen，N.Chioncel and H.Dekkers.Social Cohesion and Integration：Learing Active Citizenship[J].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2006（2）：196.

[责任编辑金莲顺]

作者：刘媛媛

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研究论文 篇2：

关于我国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研究述评

关于对我国学校布局调整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后达到高潮，本文拟对我国中小学学校布局调整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对我国的学校布局调整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小学校 布局调整 研究述评

学校布局调整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分布状况，从教育资源的整合和优化，以及提高教育质量的角度出发，对学校进行地理空间上的布局调整，以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教育发展方面的差距，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最终实现教育质量和效益的良性发展。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教育资源覆盖面广，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存在现实的差距，主要矛盾表现在教育公平和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教育投入的差距，导致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较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效做好教育资源的合理布局，实现城乡教育之间的相对公平，对我国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历史背景

我国中小学校布局调整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当时对我国农村地区规模过小的“麻雀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撤并，初步整合了当时的农村教育资源。第二阶段从1996年至今，由于我国自70年代末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人口的出生率逐年下降，农村学校的生源逐渐减少，农村渐渐出现很多的“空壳”学校；到90年代中期，我国又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以致县乡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为了解决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中小学生源不足、学校布局分散、规模小、教学质量低的突出矛盾，县以及县以上的各级政府希望通过压缩校点来扩大教学规模，整合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以期达到提高教育质量和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的目的；到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把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列为一项重要工作。2002年和2003年国务院和财政部分别下发了《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和《中小学布局调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步伐。[1]根据中国统计局统计年鉴查询，2004-2010年期间，我国共撤减普通高中学校1940所，普通初中8237所，普通小学136773所（见表1）。[2]这一数据显示我国学校布局调整规模和速度都是令人瞩目的。

表1 2004年、2010年学校、教职工和专任教师情况统计表

二、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学界关于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笔者以中国知网以“学校布局”为关键字进行模糊检索，共查阅到相关论文289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267篇，中国期刊全文世纪期刊10篇，优秀硕士论文12篇。为了了解对于学校布局研究的关注度，笔者以年代进行分类，其中1956-1989年期刊论文10篇，1990-2000年期刊论文86篇，2001-2011年期刊论文193篇，含优秀毕业硕博论文12篇（见表2），可见，对学校布局调整的研究到2000以后越来越受到关注。

表2 1956-2011年中国知网关于“学校布局”关键字的

期刊论文数量统计

为了更好地反思我国学校布局的研究现状，笔者对近年来的相关文件进行了梳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述。

1.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动因分析

学校布局是指学校的空间分布，但是为什么要进行学校的布局调整？学校应该保持多大的规模？它受哪些因素影响？它运行发展的动因又是什么？

（1）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

学校布局调整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它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农村人口的出生率开始逐步下降，80年代后大量劳动人口开始向城市转移，随着90年代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的下降已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如华中师范大学范先佐教授对河南、陕西、内蒙古等6省区的调查分析指出，河南省0-14岁年龄段儿童由2001年占总人口数的25.94%下降到2005年的21.14%，下降4.8%；陕西由25%下降到19.76%，下降5.24%；内蒙古由21.28%下降到17.1%，下降4.18%。[3]人口的迁移也是农村学校成为“空壳”的原因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趋势一直在延续，城乡二元经济的结构和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倾斜政策，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和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使得农村人口为改变生存状态而转向发达地区安家立业。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很多的学校生源不足，不足百人的学校处处分布，教育资源被严重闲置和浪费，西部很多贫困县为了办好教育，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

（2）教育资源分配与教育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使然

教育公平是公民平等享有公共教育资源的权利，包括教育起点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教育结果的公平、教育机会的公平；其基本要求是保障更多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权利。人生来是平等的，但其出生环境的不同导致后天发展受到诸多环境因素的制约，教育应设法消除环境中的经济和社会障碍，保障其对基本公共教育资源的平等享有。[4]教育公平和效率是一对天生的矛盾共合体，保障每个人受教育的权利是我国教育政策的基本要求，教育也是人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我命运的重要途径。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公平，也不可能只照顾少数人的利益，如何使教育资源的分配兼顾教育公平和效率是一个难解的课题。学校布局调整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有限的教育资源重新进行合理配置的体现，其目的在于使公共教育资源能满足广大农村学生的最大利益需求，使农村学生能享受与城市学生大致相同的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公平。[5]尽管它还存在还多问题，却不失为一个实现教育公平和效率的有益实践。

（3）教育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地区教育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贫困县的教育质量更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我国教育公平政策相违背，也使得很多贫困地区陷入了经济贫困—教育贫困—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我国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无形中加大了贫困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差距，导致很多贫困地区家庭在教育质量和家庭教育成本之间存在两难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教育不公平的加剧。学校布局调整就是把有限的教育资源合理公平地进行配置，通过集中办学，整合和撤并一些生源不足、办学质量差的学校，以实现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6]使贫困地区孩子享受与城里孩子大致相同的教育资源，缩小城乡之间教育的差距，提高农村的教育质量。

（4）提高教学质量的客观需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教育质量提升的要求也日益迫切。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学校过于分散，学校规模较小，教师配备不足，教学质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优质教育资源多集中在城市，导致教育质量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很多农村家庭为了不让孩子在起跑线上输掉，倾全家之力送孩子到教学质量好的地区去学习，甚至出现陪读的现象，理上步这些地方的学校规模庞大，而农村中小学因为教学质量比较低而招不到生源。为此，各地调整学校布局，整合教育资源，撤并那些规模小、质量低、效益差的学校，希望通过教育资源的重新整合来缩小城乡学校教育质量的差距，以提高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质量。[7]

2.中小学布局调整研究的主要内容

（1）学校布局调整的标准分析

学校布局调整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涉及不同的方面。有学者认为学校布局调整要考虑学生上学距离的远近、地区人口的密度、学校规模的大小等因素，此外还要考虑学校发展的优胜劣汰原则。[8]还有学者认为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文化环境以及学校管理也是学校布局调整评判的标准。[9]学校布局调整最大的承受者是学校的学生、教师和学生家长，因此要充分地考虑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之间的不同利益诉求，它不仅仅是学校选址建设的问题，还包括地区民族文化价值理念、学校教育质量、家庭教育成本承受力等。从布局调整政策所包含的主要指标、调整方式和实际效果三个层面来看，有学者认为其评价的标准应包含上学距离、学校规模、调整方式、资源均衡和社会支持五个维度。[10]华中师范大学雷万鹏教授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认为在校生数量是影响学校布局的主要因素，上学距离、班级规模，以及区域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制约着学校布局的调整。[11]东北师范大学邬志辉认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实质上是一个多目标线性规划问题，目标函数至少受三大类12项约束条件的限制：物质性约束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交通条件；社会性约束条件包括人口、宗族、民族、宗教文化条件，社会治安条件，家庭生存形态条件，地方政府资金供给条件和百姓教育意愿条件；教育性约束条件包括学生身心发展条件、学校与农村社区关系条件、学校自身历史文化条件和学校功能发挥条件，并根据以上约束条件提出“底线+弹性”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标准设计模型。[12]

（2）学校布局调整的具体模式

学校布局调整的具体模式，就是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具体实施哪种方式来达到布局调整的目的。具体实施方式可分为完全合并式、兼并式、交叉式和集中分散式四种模式。[3]也有学者根据学校空间覆盖的范围和服务人口的数量进行模式设计，分为“中心小学+片完小+初小（教学点）”或“中心小学+片完小”、“中心小学+初小（教学点）”、“九年一贯制中学+初小（教学点）”等模式。[3]也有根据国外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经验提出建立学校合并与学校组合的模式，也就是建立好中心校，围绕中心校建立几个附属的“卫星”学校，这种模式就是使教育资源的效率最大化，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模式。[14]根据调整过程中政府行政实施方式选择的类型，又可分为示范方式、强制方式和示范与强制相结合的方式。[6]也有学者把布局调整的类型简单分为适度集中、初中从完小脱出和九年一贯制三种类型。[15]

（3）学校布局调整存在的问题分析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由于在各地实施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存在着诸多问题。学校调整本身就是一个教育资源重新再分配的过程，在实际的推进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农村当地居民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博弈；而在很多实际的布局调整中，教育行政部门在没有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实行的教育资源整合“一刀切”的做法损害了农民和学校的利益，因此不同利益主体在价值观念和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着冲突。主要问题有：①不合理的学校布局使得学生入学的费用增加，加重了农村家庭的负担；②学生上学的距离变远；③盲目地撤并农村教学点使得原本不足的教育师资工作量更大，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障；④不合理的学校布局使得教育资源不但没有得到整合，反而因为新增学校的建设导致地方财政教育费用增加，有些教学点的教育资源却闲置和浪费；⑤使得一些地区农民群体的切身利益和感情受到伤害，产生了社会安全稳定方面的隐患。[16]东北师大农村教育研究所2008年对甘肃等8省区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进行了调研，发现一些地区由于布局调整失当，辍学率出现反弹，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家庭教育费用的增加、学生入学距离远增加了学生安全隐患，合并学校配套设施的不健全导致学生伙食、卫生等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合并后学校学生规模过大导致教师的压力增大，教学质量反而下降了。[17]也有学者提出，在学校布局调整的实施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没有考虑作为利益主体之一的农民的利益需求，怀疑农民是否具有参与影响决策的权力、是否拥有选择的空间，农民在行为上的选择是否代表了他们的主观认同，这些选择和认同反映了布局调整政策的文本价值、执行取向与执行状态。[18]

（4）学校布局调整中的实证分析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结构研究课题组对中西部6省区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学校布局调整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了教师队伍优化和素质提高，促进了中小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也提出，学校布局调整并不意味着消除小规模学校，而应该实行中心学校与分散教学点相结合的形式，考虑农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兼顾最基本的教育公平，应消除认为教学点和复式教学就是过时的、应淘汰的教学模式的思想观念。[19]中央民族大学邓佑玲对三峡库区移民学校的布局调整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布局调整使得库区移民学校的办学规模得到了扩大，办学条件和办学效益都得到了提高，但也存在着师资待遇偏低、学校配套设施不健全等实际问题。[20]学者范铭对陕西省的学校布局调整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学校布局调整并没有达到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目的，我国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有很大差别，布局调整“一刀切”的做法不妥，应该摒弃城市化导向的教育观念，以价值理性看待农村教育问题。[21]冉芸芳通过对湖北省的一个乡村小学进行调研分析认为，农村教学点的去留要遵循科学的依据和标准，有些教学点有独特的优势，对有需要保留的教学点要采取各种措施促其发展，而不是撤并和整合。[22]也有学者研究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合并学校与未合并学校学生成绩的差异并不明显，也就是学校布局调整并不一定能提高农村的教育质量。[23]

（5）学校布局调整的反思与政策建议

学校布局调整本着优化整合教育资源的目标，以求缩小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不得不让人反思其问题的根源。有人认为地方政府对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理解有偏差，把学校布局调整视为“政绩工程”，一味地追求撤并的数量与速度，缺乏对当地农村教育实际情况的调研与分析。[24]也有人认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不仅没有改善有些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学校的条件，反而使部分校点的办学条件恶化，拉大了边远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教育的差距。造成这种现实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主观上认为学校布局调整能给孩子提供好的办学条件和高质量的教育，但现实是边远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目前只能在数量上予以保障，高质量的教育质量既受政府财力的制约，也与边远贫困地区老百姓脆弱的支付能力相悖。因此，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供求矛盾与经济发达地区教育供求矛盾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导致的教育不公，而是因绝对数量的不足，教育活动最基本条件难以保障导致儿童受教育机会的缺失。[25]在我国农村学龄人口大幅下降、城镇化进程加快的社会背景下，把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合理地分配，以更好地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对我国的农村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学校布局调整不能完全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更不能将“自以为是”的善良意图强加给农村地区的受教育人口。要充分考虑政策执行对农村孩子、家长、以及乡村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26]

有研究者认为应该科学理解我国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深入调研当地社会、经济、教育等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积极稳妥地推进之，还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和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处理好布局调整后出现的交通安全、卫生等问题。[27]也有研究者从多渠道筹集教育资金的投资体制[28]、以及提高农村寄宿制学校规范化建设[29]的角度完善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对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郭清扬提出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便于学生入学，二是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于布局调整后农村义务教育中贫困生的资助要考虑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标准测定问题，二是补助额度问题，三是增加透明度。[30]同时，他认为要确保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必须抓好五点工作：一是准确预测学龄人口变动趋势，科学规划农村中小学的布局调整；二是要采取切实措施保障边远贫困地区中小学生能公平地享受优质教育；三是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四是加大农村贫困地区学生资助力度，减轻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五是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解决布局调整后学生上学难问题。[31]

三、我国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研究趋势

1.研究角度从理论思辨转向实证分析

查阅已有的研究文献，对学校布局调整的研究呈现出从原来的教育理论的思辨转向对实证研究的分析；从布局调整的理论预设和动力分析转向对实际操作层面的深层研究；从教育公平和效率的辩证思考转向对照顾教育公平的教育本位回归。只是目前关于实证分析的研究论文还是太少，不能全面、深入地呈现学校布局调整中的深层问题。

2.研究者多倾向于从政策主体的角度出发，忽视了从教育政策承受者的角度看待问题

研究表明，对学校布局调整的认识还存在着争议，学校布局调整的标准还不明确，很多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理解还存在着偏差；很多研究者可能只考虑政策主体层面的“善意”，而忽略了教育意义底线的学生立场、公众支持底线的生命安全、优先目标底线的身心健康、价值观底线的文化多元。[32]而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学生及家长不同利益主体在学校布局调整中都需要政策的关照，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才能保证教育政策的公平。

3.研究者主要从教育经济学、教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忽视了多学科的视角[33]

已有研究大多从教育经济学、教育学的视角出发，关注的是教育投资的效益、规模和质量等问题，而没有从多学科视角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进行全面研究；研究方法上也多以调查问卷来收集资料，由于问卷调查自身特点的限制，只能收集一些表面的信息和数据，很少采用一些定性的资料收集方法，如访谈、参与观察等，其信度和效度也难以得到保证；从研究学科立场来看，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化，也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全面。

4.研究过于宏观，缺乏对微观研究的关照

很多关于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研究大多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去考虑政策的执行、学校布局的规模、教育资金的投入等，而很少关照到微观层面受教育者的个人感情、家庭教育成本的负担、以及社区文化的关照等等，因此，一个看似很好的教育政策却在实践中遇到了诸多的问题。学校布局调整不仅是一个教育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也是一个政策认知、利益博弈和感情兼顾的过程。而很多的研究多以某一方面的影响因素作为假设，如教育投入不足、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等，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研究分析和结论往往缺乏对学校布局调整的全景式反映。

————————

参考文献

[1] 庞丽娟，韩小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问题、原因及对策.教育学报，2005（4）.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统计数据库查询2004年-2010年学校、教职工和专任教师情况表计算得出.http：//219.235.129.58/reportView.do？Url=/xmlFiles/28c754158d504b6fb47dc

7bd52ad3a4fxml&id=d2a60e0fe2224a508237f60394b436e2&bgqDm=20040000.

[3] 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结构研究课题组.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背景、目的和成效——基于中西部地区6省区38个县市177个乡镇的调查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7）.

[4] 钱志亮.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公平问题——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第十次年会综述.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2）.

[5] 柳海民，娜仁高娃等.布局调整：全面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6] 范先佐.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原因、动力及方式选择.教育与经济，2006（1）.

[7] 范先佐等.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8] 吕泽斌.超前性、合理性、效益性和有序性——关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实践与思考.教育科学，1995（1）.

[9] 余海波.合理调整布局，提高办学效益——西南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办学的一条有效途径.学术探索，2001（5）.

[10] 吴宏超，赵丹.农村学校合理布局标准探析——基于河南省的调查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08（17）.

[11] 雷万鹏.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影响因素与政策选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9）.

[12] 邬志辉.中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标准问题探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13] 王远伟，钱林晓.关于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的设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

[14] 赵丹，郭清扬.促进教育资源共享：国外发展中国家学校合并的重点和启示.外国中小学教育，2009（9）.

[15] 孙家振.调整学校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关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调整的实践与思考.山东教育科研，1997（1）.

[16] 王泽德.对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反思.教育学术月刊，2009（5）.

[17] 于海波.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要警惕辍学率反弹.求是杂志，2009（6）.

[18] 姜荣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农民选择与农民认同.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19] 范先佐.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与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发展研究，2008（7）.

[20] 邓佑玲.关于三峡库区移民学校布局调整现状的调查.民族教育研究，2007（2）.

[21] 范铭，郝文武.对学校布局调整三个“目的”的反思.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4）.

[22] 冉芸芳，王一涛.教学点：何去何从——关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一项质的研究.当代教育科学，2007（9）.

[23] 东梅，常芳，白媛媛.农村小学布局调整对学生成绩影响的实证分析——以陕西为例.南方经济，2008（9）.

[24] 庞丽娟，韩小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问题、原因及对策.教育学报，2005（8）.

[25] 范先佐，曾新.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必须慎重处理的若干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

[26] 王海英.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方向选择——兼谈农村学校的“撤存”之争.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5）.

[27] 庞丽娟，韩小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思考.教育学报，2005（ 8）.

[28] 吴宏超.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困境与出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29] 吴宏超，赵丹.农村学校合理布局标准探析——基于河南省的调查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08（17）.

[30] 郭清扬.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与教育资源合理配置.教育发展研究，2008（7）.

[31] 郭清扬.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问题、原因及对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32] 秦玉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认识、底线与思路.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33] 万明钢，白亮.我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问题研究述评.教育科学研究，2009（6）.

[作者：谢君君（1981-），男，湖南洞口人，海南医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杨 子】

作者：谢君君

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研究论文 篇3：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及路径创新

摘要：我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有序推进。应吸取国内外城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全面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创新：制定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布局规划，建立市场主导和政府调控有机融合的协调发展机制，以产城联动推动新型城镇化全面协调发展，建立城乡互动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布局规划；发展机制；产城联动；城乡一体化

文献标识码：A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是要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产业布局、人员居住、城镇环境等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新型城镇化是包含农村在内的城镇化，是推进镇村一体与大中小城市全域协凋发展的城镇化，是促进农村区域全面转型的城镇化，是城镇与农村相互促进和全面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儿方面：区域的全面协调发展，涵盖农村，以统筹城乡和城乡一体化推动城镇化建设，农民和市民享有同样的居住环境和配套服务，不再区分农民、市民的身份，都是从事一二三产业的新型职工；注重环境的保护，不牺牲农业和环境，走集约、节能、生态的道路；以城镇化引领经济全面协凋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走以产业为支撑，具有持续性、生态的、以人为本的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没，既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方针落实政策，更要全面重视和体现上述丰富的内涵。新型城镇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一环。当前，我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有序推进。吸取国外城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切实解决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科学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但在实践中也涌现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已严重威胁了新型城镇化全面、持续、有序、健康发展。结合国内外城镇化建设的实践，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实践中主要存在“钱从哪里来”和“人到哪里去”两个重大问题，拆迁改造、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政府和市场如何运作是“能否做成”的关键；产业项目如何规划、如何落地生根并吸纳当地富余劳动力，是涉及失地农民长久收入和社会稳定的大事。

（一）很多农村富余劳动力无法实现就业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狭窄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一方面，城镇生活的高成本抑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镇在住房、子女教育、生活消费等方面的成本过高，使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只是“候鸟式”的迁移，并没有真正融入城镇生活中，并没有改变农村居民的身份，“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快于真正的“人口城镇化”速度。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的城区吸引力不足，配套设施不够，缺乏凝聚性，招商引资力度不够，规划的产业项目落地难，从而不能为村民提供必要的就业岗位。而一些村民学历不高，没有接受过系统正规的业务知识培训，自身素质不高，对一些就业岗位所需的能力不具备，也不能胜任新的就业岗位。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很多农村富余劳动力无法实现就业，终日无所事事，滋生了社会不良风气，给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带来潜在的危害。

（二）城镇的集聚力和承载力不够，不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很多地方的做法是把城镇化等同于造城运动。一味的“造城运动”仅有表面上的高楼林立，不注重提高城市的集聚力和承载力，没有通过完善功能配套来吸引人的流动和促进各类要素的流动。新建的城区缺乏相应的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服务不到位，城镇发展缺乏凝聚力。如，一些新建的城区没有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就会下降，人们不愿到这些区域居住，城区缺乏吸引力，缺少人气，甚至会导致“空心城”。这种简单的“造城运动”没有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的良性互动，没有解决真正的民生问题，不利于提高居民幸福生活的指数，给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

（三）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不足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合村并镇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项目在改造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征迁费用、群众过渡费用等土地一级开发成本往往非常高。以一个行政村为例，拆迁改造往往需要十几亿元甚至更多的前期投入。这就涉及城镇化建设中“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地方政府往往采取成立政府控股公司来搭建融资平台，而政府控股部分的资金大多也是融资而来。这就带来一些问题，一方面，融资周期长，成本过高；另一方面，因为政府融入的资金大多来源于企业，因而会受到注资企业的牵制。如，在土地出让、安置房建设的标准等问题上，企业通常起到关键作用，政府失去一定的指导和调控功能，进而导致城镇化建设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及安置房建设质量不高等问题。

（四）征迁改造过程中存在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实现人的安居乐业、城乡和谐发展是这一核心的具体体现。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在征迁改造过程中存在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如，在征迁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尊重被征迁人的意愿，甚至在双方没有达成协议时就搞强制征迁，使矛盾不断激化；未能做好征迁户的安置工作，村民过渡期居无定所，而新房建设周期长，不能及时回迁，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村集体管理存在弊端，存在拉票贿选等不良现象，就任后的村组干部在分配安置房、管理村集体产业用房时中饱私囊，引起了群众的不信任和不满。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五）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人居环境不够优越

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是居民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及人们生活观念的转变，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城镇化是改造自然界的过程，这个改造过程应是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对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一些地区过度追求眼前利益，房地产开发通过调整规划不断占压规划绿地，没有很好地保护城乡林地草地、湖泊湿地、水源地等；建筑垃圾等“三废”不能达标排放，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破坏了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

此外，新建城区的人居环境不够优越。一些新建的城区规划建筑容积率过高，人居环境改善不够。城区建设寸土寸金，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为追求最大的利益，在现有的土地上建更多的房子，导致住宅过分密集。如，河南省郑州市主城区部分住宅小区容积率高达5.0，极个别住宅小区容积率高达7.0以上，建筑密度大，绿地率低，人居环境不够优越，已背离了“改造”的初衷。过高的容积率不仅使楼房越盖越高，楼间距越来越小，建筑自身的采光通风受到极大影响，而且规划人口过度密集，人均占有的绿地、享受的阳光减少，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二、全面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创新

总结国内外城镇化建设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依托我国的综合优势、现实基础和条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以“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土地集约”为方向，制定全面协调发展的统一规划，着力打造有辐射主导地位的中心城市、承接承载作用的县域城镇和战略基点作用的新型农村社区，推进中心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协调有序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一）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布局规划

纵观国内外城镇化建设的实践，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布局规划。规划编制必须结合当前的发展状况、群众的需求和城镇建设实际，用发展的眼光做好区域城镇空间布局规划。编制的城镇规划应具有可操作性和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避免太笼统和表面化。规划要在充分调研、征求各方意见、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形成。规划一经制定，应尊重规划，严格维护规划的刚性。依据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实际，着眼于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进而实现现代化，围绕产业、居住、环境等问题，对我国全域进行功能分区和产业定位，确定“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合村并镇——新型农村社区”的区域空间布局，建立带动我国城镇和农村共同发展的全域布局规划。

一是旧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各类城区、开发区内的棚户区、城中村，应依据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城市空间规划，有步骤地改造和更新老城区生活环境。对城中村进行改造，从土地、户籍、人口等方面建立城中村完全融入城市的统一发展机制，进行统一建设和管理。

二是合村并镇。各类城区、开发区以外的村庄，通过合村并镇建设城镇型社区。社区进行统一的规划建设，完善相关基础设施，从道路、水、电、燃气、暖气等方面与城镇区对接；社区规划产业集聚区，以项目带动产业发展，促进村民就业；社区配备统一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村民改变身份，统一为市民，纳入统一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

三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各类城区、开发区以外的村庄进行重新规划和统一建设，原有村庄拆迁合并，为村民提供统一新建住房，形成新型农村社区。新型农村社区是对原有农村区域进行重新规划和建设，村民实现集中居住、统一管理，享受与城市市民对等的公共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新型农村社区对农业产业进行统一规划和布局，有利于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和公共优势资源向新型农村社区转移，缩短了城乡差距，加快了新型城镇化一体化建设的步伐。

按照“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合村并镇——新型农村社区”这一空间布局规划，未来我国将形成新的城乡框架结构，构建起空间规划布局合理、资源配置优化、区域功能分工明确、区域环境优美的城乡协调发展新格局。

（二）建立市场主导和政府调控有机融合的全面协调发展机制

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全面推进应以市场为主导，充分尊重市场在全面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以市场为指导原则，推动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上地资源的合理流动，打破城乡的二元体制，促进城市与农村人口的相互流动。运用市场机制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确定流转土地收益资金流转、分配办法和比例，根据各县（市）区、各乡（镇）、各行政村通过土地流转、新型农村社区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节约的耕地数量，确定土地收益资金返还、分配比例。按照一定比例将土地收益分配资金返还、分配至各县（市）区、各乡（镇）、各行政村，集中用于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和社区房屋住宅建设，用于对农民的补偿和社会保障，用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全面推进健康、有序、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引领作用。具体体现在，研究制定全面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机制、政府引导政策和奖励政策，研究编制覆盖城乡的城乡规划体系，研究制定新型城镇化建没配套的土地政策、社会管理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创新全面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措施等。如，在社会管理制度方面，围绕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出台一系列有关创业扶持和就业引导服务的政策，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保障和住房保障政策，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近入学政策，使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同时，还要研究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心中的牵挂”，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完善农民“承包地”使用权流转政策一通过转让承包地，不仅可使进城务工人员有一定的经济收益，彻底放下心中的牵挂，完全融入城市，而且可以使耕地集中连片有效经营，发展集约生产和规模生产的新型农业经济。

（三）以产城联动推动新型城镇化全面协调发展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看，城镇化建设都伴随着产业的巨大发展，产业是城镇立足的根本。以产业来支撑城镇化建设能有效解决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出现的社会稳定问题，避免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房地产泡沫、城市的空心化等问题。城镇化与产业化二者密切相连，相辅相成。城镇化需要产业支撑，产业发展能带动城镇经济的发展，实现居民就业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产业发展也需要城镇化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产城联动建设有利于形成产业与城镇融合发展的和谐局面，

一是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工业主导产业和服务业支柱产业规模壮大。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区的比较优势，集中力量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打造竞争力强、成长性好、关联度高的优势产业。如，江西梅岭特色旅游小镇的综合改造工程，体现了历史文化特色，融入明清风韵，把人文环境与生态环境紧密结合，效果突出。河南省荥阳市崔庙镇郑庄社区流转土地1600亩，用来发展核桃等小杂果种植基地和旅游观光休闲产业，培育特色产业。

二是加强集约节约发展。完善产业集聚区产业、土地、环境等准入门槛，开展产业集聚区循环化改造试点示范，提高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合村并镇等方式实现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加强土地的收储流转能力。如，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依托中原食品工业园及富士康服务区、国际石材物流园、好想你红枣产业园、现代农业园和休闲度假产业园，规划建设了4个新型农村社区，节约的土地为产业园内企业加快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是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产业集聚区的良性发展提供公共资源支撑。如，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近年来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对辖区31个行政村、78个自然村实施拆迁改造，重点推进生态廊道工程和市政道路建设，规划建设了北郊热源厂、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等，并引入郑州市实验高中等优质教育，为加快文化创意园区发展、建设滨河田园新区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是建立健全政策引导、要素保障、配合联动等体制机制。建立完善的政策服务体系，在土地、财税、电力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推进和改善生产要素集中配置和营商环境，增强产业集聚区自我发展能力。

（四）建立城乡互动和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规模逐步扩大，但常住人口并不多，大多是流动人口，聚集效应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由于农村人口大量集中到城镇，很多村庄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人口减少，农村发展落后，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推进城镇和乡村协调发展，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对中心城市建设来说，城市发展要有一定的功能定位和建设规划，重点培育城市产业发展，建立产业发展集聚区，突出产城互动、一体化发展，提升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增强中心城区对城乡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尤其要在提高质量、促进产业配套、提高公共服务、加强城市管理、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辐射力上下功夫。对县域城镇发展来说，积极培育特色突出、功能多样的重点城镇和中心村，充分发挥小城镇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小城镇建设也要在内涵式发展上下功夫，提升城镇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注重经济建设和产业发展，为城镇人口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而不是摊大饼式的规模发展。同时，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实现农村区域的协调发展，注重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投入和科技创新，实现农业特色化和现代化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就要提供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服务。要制定统筹城乡的发展规划，在社会公共资源、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公共服务等方面统筹安排。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发展落后，特别是在社会公共资源方面，给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新型城镇化建设应推动社会资源向农村倾斜，实现全面协调发展。新型农村社区应通公路、自来水、电、有线电视、宽带等基础设施，同时建有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超市、文化活动中心、学校、养老院等配套服务，实现垃圾集中收集、污水集中处理。劳动和社会保障资源优先向新型农村社区的产业集聚区和创业园区倾斜，为在产业集聚区和创业园区创业的城乡人员提供指引和扶持，鼓励劳动力本地就业，促进本地经济建设和社会的稳定和居民的安居乐业。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进一步加大城乡环境改善力度，改变农村脏、乱、差的现象，打造优美、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实现我国广大农村居民富裕、环境优美、民风和谐的发展目标。

总之，新型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纵观国内外城镇化建设的实践，不难发现，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我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和避免因为城镇化建设而带来一系列问题的有效途径。借鉴国外城镇化的经验，在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方面应发挥政府的统筹、规划、指导等功能，依据功能定位和产业定位做环境、做平台，引导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按照“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合村并镇——新型农村社区”的空间布局规划，带动中心城区、县域城镇、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以产业为支撑带动城镇化发展，建设产业集聚区和创业园区；配备统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和城镇相对接的统一的居住环境、就业环境和消费环境，实现城镇和农村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

作者：杨仪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