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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听不到黎鸟叫诗歌(精选2篇)
篇1:再也听不到黎鸟叫诗歌
再也听不到黎鸟叫诗歌
当我抬腕看手表,
想起小时黎明觉。
整夜总是睡不饱,
就怕声音来打搅。
多想睡个懒汉觉,
树上黎鸡偏要叫。
漫漫长夜被赶跑,
黎明就会马上到。
此鸟穿着黑衣袍,
白天却是静悄悄。
一到黎明它就叫,
人们叫它定时鸟。
那时人们没有表,
长夜难知时辰到。
一旦听见此鸟叫,
起床做饭准备好。
农家干活起得早,
就和日头去赛跑。
匆匆赶到地边站,
正好日出东山岙。
多年不见有此鸟,
也难听到此鸟叫。
大概现在有了表,
黎鸡全部被灭掉。
多想再听此鸟叫,
只能梦里想此鸟。
碰上现代科技表,
活该此鸟命不好。
篇2:再也听不到的“谎言”
父亲是个中医,尤其擅长肝病的诊治。父亲在乡镇医院工作,面对的病人都是农民。
从上小学后,我就知道父亲收治了许多省立医院和某解放军医院不治的肝炎病人,大医院都不治了,这些在绝望中等死的病人,父亲用中药加西药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父亲生相面黑,年轻时草鞋布衣。所以很多到医院患者都不把他认作是医生。母亲告诉我,她与父亲结婚度蜜月时,父亲曾被人当作小偷。衣帽压小人,言语压君子。父亲工作过好几个地方,每到一新环境,他都要面临没人找他看病的尴尬。为了打开局面,他自告奋勇帮人看病,当然看的是别的医生治不好的病。退休前调到最后一个卫生院时,父亲被冷落了很长时间,病人不会主动找他看病。
能看好的病,病人选择不要他看,他也不强求。如果在外面看不好,病人回头再来找,父亲待之如初来。针对病人,父亲从来不计较什么面子不面子问题。他确定自己看不好的病,立即叫病人另请高明。父亲说,如果一个医生好面子,本来就没把握看好的病,却死缠烂打不停试药,这样既伤钱更伤人。
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钻研肝病。他说缘由很简单,见不得一个好好家庭的破碎。在上世纪经济困难时期,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其中大多数是吃不饱饭营养不良造成的,也有肝病引起的。他遇到一户人家,母亲饿死了,父亲得了肝炎去世,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儿。看着那个女孩可怜的样子,他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肝病诊治上有起色,还病人以健康。
父亲心里始终装着病人。一次母亲生病住院,而且那次病得不轻,是因为心脏不好。他在医院陪护到中午时,就跟母亲打招呼说要回家一趟,说一个病人约好了今天来看病。母亲一提这事就生气,说跟他一辈子,生病时他还想着病人。
我父亲称不上大医,他只是千百万基层赤脚医生中的一员。给予父亲的评价,我有两句话——行医至诚,怀德如玉。
人格的导师
父亲从卫校毕业后,一直在基层卫生院工作,当一名赤脚医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医院有块集体菜地,秋收的花生就堆放在父亲的房间里,他没有私自拿一粒花生回家。我当兵第一次请探亲假回家,车票给丢了。回到部队报销车旅费时,单位后勤人员让我补一下,我拍个电报回家让父亲帮我找几张票,结果父亲来信说,车票丢了就不要报了,再找车票顶上就成了弄虚作假。好在部队坚持实事求是,领导知道情况后,叫我写个情况汇报,结果把一半车旅费补了给我。
在我们子女眼里,父亲是个不同于常人的狠角色。如果我们犯了错误,重则挨巴掌,轻则被扭耳朵。如果我们与同伴同学发生矛盾,对方家长找上门来,父亲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我们有理没理,脸色顿时一沉,紧接着巴掌就上了头。
与人为善,一直是父亲的本色。我们镇上有个“著名人士”叫范大头,在镇上以打零工、捡废品为生。范大头整天给人的印象是头发蓬松,鼻涕淋漓,衣服上有一层黑乎乎油腻,一般人见到都嫌弃,小孩子见到他常拿他打趣,说“大头大头,下雨不愁”。我小时候,也跟着小伙伴叫他范大头,父亲听到后立即给予制止,让我称他范师傅。每次范大头从我家门口经过,只要家里有能卖钱的废品,父亲就请他拿去,有散烟时就给他发上一两支。
不歧视任何人,这是父亲做人原则,也是他对待任何病人的行为准则。父亲没有因为怕传染而就不采取望闻问切。但他非常注意自身的卫生,看完病后,他要背着病人,把手认真洗一下。有时会有肝炎病人从远方而来,到了吃饭时候,父亲就留病人在家吃饭,要是乙肝病人,就与我们共饭共菜,他非常清楚乙肝的传染途径;要是甲肝病人在传染期,他就嘱咐母亲單独给人家准备一份饭菜,饭后则把碗筷打碎折断扔掉。一生与具有传染性质的肝炎病人打交道,不仅父亲没有被传染过,而我们这些家人也没有一人感染。
坚强的后盾
高中毕业我就报名参了军。
父亲在我人生面临选择的关头,给了我足够的理解和支持。当兵第三年,我又面临选择,报考军校。政治处主任出于好意,叫我报容易考的院校,但我内心向往更高的学府——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考不上,当年年底就得退伍回家。父亲给我来信了,信中说:“儿子,你坚持自己的梦想,即使不成功,毕竟你尝试过。哪怕退伍回家,我也搬出养老金供你读医学院。”有了精神上的支持,我不带一点精神负担进行复习,考试也是轻松上阵。结果,我没有辜负父亲对我的信任和期盼。
在部队基层中队不到一年时间,喜欢写点散文的我被调到支队政治处宣传股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平,我写信给父亲说想买相机。父亲二话没说就寄了钱来。
追求无止境。看以前许多喜欢摄影的师兄毕业之前在校园内搞影展,我也想来个“东施效颦”,于是我向父亲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寒暑假不回家,选择外出采风。即便我在说出想法时只字未提钱的事,一个星期后,我还是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和汇款单。他在信中说,外出肯定需要差旅费,男人外出身上没有足够的盘缠不行。
军校毕业,分到连云港边防支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但两个月时间,我没能在报刊发表一篇新闻稿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国庆节回家,我向父亲道出困惑。为医的父亲说,医疗以还病人健康为原则,创作的原则就是体现生活,一个作家说他的作品再好,如果不能反映生活,就是自欺欺人。
新闻界有句俗语——脚底板下出新闻。当兵的时候写的稿件,上稿率相当高,提干后却倒退了。想及原因,是自己浮在机关,没有接地气。假期结束,回到部队后,我立即深入基层,跑遍支队所有基层单位。有了来自一线的鲜活素材,写的稿件就丰富起来了,不久,在部队的报刊上,就有我的名字出现了。
书信伴我守边防
自从步入军营,我养成写家信的习惯,定期向家人汇报我在部队的工作学习情况。从当兵到提干初期,我与父母的联络方式主要是书信,在新兵连甚至一天一封也有过。这样频繁写信,以致父母亲一直以为我在新兵连非常想家。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家,首先是火热的军营生活让我无暇想家,还有最关键的是家书的字里行间透着浓浓的亲情,虽然我身处西南边陲,但始终感觉父母就在身边。身在异乡,我却一点也不知乡愁为何物。这可能就是书信的功劳——家书抵万金。
父亲在每封信中都叫我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入党。母亲识字不多,她告诉我,每次写信回来,都是父亲念给她听。回信时,她有什么话,就叫父亲替她写上。也许正是有了父母亲的支持和鼓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当兵第一年,我是同批战友中第一个受到中队党支部嘉奖的新兵,年底不仅获得支队通令表彰,同时还被选拔到支队政治处当新闻报道员。第二年七月份,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每当有重要收获,有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发表,我都要寄给父亲看看。
提干以后,信件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电话。有了孩子后,家信更多是用来寄儿子的照片。后来,儿子对网上视频挺感兴趣,每次与爷爷奶奶视频通话,他非常热情,祖孙三人聊得开心极了。但为了能网上视频,父母坚持走上很长一段路到哥哥或姐姐家才行。到他们想得受不了时,宁愿走得腰酸腿疼,累得气喘吁吁,也要与孙子视频一次。
每次我打电话回家,惯例是母亲接过父亲接,或者是父亲先讲母亲接着讲。只有一人在家时,问父亲哪里去了,母亲说他去散步了;问母亲哪里去了,父亲要么说去串门子了,要么说她 “斗地主” 去了。其实心脏不好的母亲经常生病住院,父亲为了不让我担心,就以这种“谎言”来对付我。如今,这样的“谎言”我想听也听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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