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抗战老兵（精选七篇）
抗战老兵 篇1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人从东南亚向中国发起进攻。3月8日, 仰光沦陷, 驻守缅甸的英国军队和中国远征军全线溃败, 1942年5月, 日本军队从缅甸入侵中国, 5月10日, 日本号称“龙兵团”的第56师团292人进入腾冲, 腾冲沦陷。日军占领腾冲等滇西地区后, 企图进一步进犯保山、大理、昆明等重镇, 但因当时怒江上桥梁被炸毁, 日军只能与中国军队隔怒江对峙。1944年5月12日, 远征军司令卫立煌率部队强渡怒江, 用50天的时间突破高黎贡防线, 到达腾冲城北。7月27日, 在盟军飞机的配合下, 攻破腾冲城外的来凤山, 8月, 攻破腾冲城, 进入城内巷战, 9月14日腾冲光复, 这是抗战以来中国收复的第一座县城。收复腾冲一战, 中国军队战死9000多人。战争结束后, 腾冲人民修建了一座“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第五十三军阵亡将士墓”, 被后人称为“国殇墓园”。
讲述人:卢彩文
87岁, 云南腾冲籍抗战老兵。黄埔第十九期“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学员, 远征军11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谍报科谍报员。现任政协腾冲县委员会常委、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腾冲县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等职务。
记录人:公孙欠谀
当兵
1942年, 日本人占领腾冲后, 老百姓都逃到了山上和乡下, 许多年轻的学生就去当了兵, 光腾冲就有190多人去了中国部队, 我就是其中之一。当年我只有16岁, 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抱着不做亡国奴的想法, 跨过怒江, 跑到大理加入了“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 也就是当时的黄埔分校。我们这批人是在腾冲报考的, 当时陇川江北面的界头 (地名) 就是抗日游击区。“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属于黄埔19期, 团长是蒋介石, 副团长是龙云和李根源, 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廉是教育长。腾冲这个地方有黄埔生300多人, 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我们“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同学。
我在军校学习的时候就被编在了“谍报班”, 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 毕业后分在了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谍报科。因为我是腾冲人, 对腾冲比较熟悉, 反攻战打响后就被安排回了腾冲。记得在还没有分配的时候, 宋希廉总司令曾召集一部分学员谈话, 当他得知我是腾冲人时, 就问我说:“腾冲是沦陷区, 把你分回去工作, 愿不愿意?”我说:“回家乡工作是我的心愿, 我就想收复家乡!”
潜伏
1943年8月份, 我回到家乡, 腾冲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但还好, 我的家还在, 亲人也还在。战时气氛非常紧张。我回到腾冲后, 被编入“腾东第一小组”做情报员, 小组一共有7个人, 组长是浙江人, 副组长是从海南来的, 5个组员里有4个是腾冲人, 我主要负责腾冲城的情报工作。为了安全考虑, 其它几个人分到哪里, 我们互相是不知道。
当时腾冲城内形势很严峻, 日本人查“良民证”很严, 但如果你是腾冲本地人的口音, 日本人就不会太认真, 这对我开展情报工作还是很有帮助的。为了把最有价值的情报搞到手, 我先从周围熟悉的亲戚朋友入手, 有选择地慢慢发展关系, 有时候也不得不亮明身份, 但熟人提供的有价值的情报毕竟有限, 要想得到有价值的情报, 必须要深入到内部去,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最早确定的人选是汉奸, 先做外围工作, 了解这些汉奸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是否有争取过来的可能, 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后来, 我们了解到一个叫孙正邦的人, 他原来是黑社会的人, 讲义气, 腾冲沦陷后就做了汉奸。我通过朋友跟他联系, 给他讲, 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反攻了, 你如果有良心的话就不要做汉奸了, 给自己留条后路。反复讲了几次后, 他终于同意帮助我们做事情。谈好了以后, 我就决定亲自去见他, 其实这么做风险是很大的, 很容易暴露, 但为了拿到有价值的情报, 我必须去。
记得那天, 我光着脚丫子, 装扮成农民, 化名“李文华”, 说是去看表兄, 进了他的家, 原来他家门口是有人站岗的, 可那天很奇怪, 没有岗哨, 后来想可能是他主动撤掉的, 可他家里却站着十多个日本人, 当时我特别紧张。见了面之后, 他就带着我往里走, 把我带到他家的一个小客堂里, 他递给我一张小纸条, 算是他提供的第一次情报。我赶紧把情报揣在身上, 出了门, 赶快走, 因为太紧张了, 出了一身大汗, 走了一大段路后, 心里还扑通扑通直跳。后来我把这个情报提供给上级, 内容是日本人要乘预备2师 (36师) 换防时组织进攻, 上级同时也从其它途径获得了这个情报, 部队顺利转移了, 两份情报相互印证, 说明孙正邦并没有骗我们。
遭遇
反攻战打响后, 11集团军奉命攻打龙陵, 我回到11集团军总司令部别动队, 到沦陷区搞情报, 几次和日本人遭遇。当时我们小组有5个人, 组长是我的同学史秀。日本人也知道我们这支“便衣队”的存在。我们在芒市 (今潞西市) 城边活动, 主要是了解日本人的活动情况。那里是一个傣族聚居的地方, 当地傣族老百姓经常帮助我们。有一次, 我们到了一个寨子里, 想摸清日本人的一个碉堡的情况, 去的那天, 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说日本人出去了, 我们就进到碉堡里面去, 看看里面的情况, 并把它绘成图, 侦察任务完成了就往回走。当时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走着走着就听见一位大嫂在后面用傣语大喊:“来啦, 来啦, 日本人!”我回头一看, 发现一个日本人朝我们追来, 刚好路边有片树林, 我们就朝树林里面跑, 当时有个战友带着把长枪, 他看见日本人来了, 他“手痒”啦, 就朝日本人放了一枪, 日本人就“卧倒”了, 我还以为那个日本人是趴下来隐蔽呢。过了几天, 我们又到了这个寨子上, 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说:“你们那天打死了一个日本人, 这几天他们一直在搜捕你们, 你们要小心。”才知道那天那个日本人被打死了。知道消息后, 大家都特别小心, 其它同志吃饭, 我在外围站岗, 当时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没想到却在我们回来的路上, 遭遇了几十个敌人, 于是我们就立即疏散了。后来回想起来, 那天我去站岗是很危险的, 要是当时被日本人发现了, 按规定我是要鸣枪通知其他人的, 枪一响, 我自己就暴露了, 那几十个人来对付我, 一场遭遇战是免不了的,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还有一次和日本人遭遇, 那天是走夜路, 是个山坡, 我走在前面, 走着走着, 突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亮光一闪, 我感觉到那是钢盔帽沿反光, 我“喂”了一声, 他也“喂”了一声, 来不及多想, 距离太近了, 我马上往后一退, 因为心慌, 路又不平, 没站稳, 就跌倒了, 这个时候他的枪响了, 真悬啊。
牺牲
我们的电台就安放在陇川江对面的高黎贡山上一个农家窝棚里。我们的联络员叫李天台, 他是贵州人, 他的工作就是把我们收集到的情报送到电台所在地。
日本人知道了电台在山上后, 就多次上山搜寻, 但都没有找到。这天, 日本人又来找, 老百姓告诉李天台让他赶快撤离, 但他性格有点“犟”, 没有离开, 结果就被日本人抓到了, 日本人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支手枪, 让他带路去找电台。当时我们有个纪律, 规定每天下午4点以前李天台要到电台去, 如果超过4点没到, 就说明李天台出事了, 电台就要转移, 结果, 为了保护电台, 李天台就一直想方设法拖延时间, 直到过了4点, 他才答应带路, 等他们找到安置电台的地方时, 我们的人已经带着电台转移了, 敌人当时就把李天台杀害了。
战争中的牺牲是常有的事。我们有一个同志, 两天前还在一起的, 过了两天, 就被日本人打死了, 用白布包起来……还有一个叫李生芬 (哲学家艾思奇的堂弟) 的同志, 据说是汉奸告密, 被敌人抓到后, 杀了, 还把尸体扔到水塘里。在国殇墓园里, 有两个人, 一个叫李炳福, 一个叫彭文德, 都是腾冲人, 当年我们一起去当兵, 在“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同学, 当时我们睡的是“揽敞铺” (通铺) , 他俩一个睡我右边, 一个睡我左边, 后来, 两个都牺牲了, 牺牲时李炳福是上尉连长, 彭文德是少尉排长, 直到现在我们的同学录上还这样排着:李炳福、卢彩文、彭文德……
李炳福比我大两岁, 是198师的, 1944年9月中旬, 在收复腾冲战役中牺牲。那天他和他的副官一起去侦察地形, 路过一个已经攻打下来的残堡, 原以为里面没有人了, 没想到还有一个日本人在里面, 相互都发现了对方, 两支枪同时响了, 李炳福把敌人打死了, 自己也倒下了。这是当时和他在一起的副官亲眼所见的。彭文德也比我大, 他去军校的时候刚刚结婚几个月, 他的新婚妻子长得很标致, 也很能干, 很有才情, 彭文德战死以后, 年轻的妻子也改嫁了……
(1944年9月14日, 腾冲收复。1945年, 18岁的卢彩文离开部队回到家乡, 继续求学之路。高中毕业后, 曾在政府部门工作。1949年结婚, 妻子是个老师。晚年生活以书画为伴, 儿子在身边照顾他和老伴的日常生活。卢彩文告诉我们, 现在有关这段历史的影视作品基本上都看过, 他觉得《中国远征军》拍得最真实!)
抗战老兵亲口讲述惨烈的抗战故事 篇2
9月24日清晨，成都市群康路上熙攘嘈杂。在街旁一栋年代久远的民居中，88岁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承基，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这位昔日抗战的铁骨英雄，常年生活在此，任凭岁月雕刻人生的痕迹。
因战时负伤，加上后来遭遇车祸致使左腿髌骨骨折，李承基的脚不能弯曲，一直在家静养。如今年事已高，无法畅通地与人交流。“战争有时很激烈，有时很艰苦，遇到的危险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和日军交锋，我们几乎百战百胜，配得上‘天下第一军’的称号。”在李承基充满自豪的言语中，那段冲锋陷阵的峥嵘岁月历历再现。
瞒着家人参军义无反顾上前线
为给远征军补充和增加优质兵源，在“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号召下，一股爱国参军的热潮在成都各大、中学校迅速掀起。
“当时正处于国破家亡的境地，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我正在成都县中念书，听到号召后热血沸腾，就偷偷报名了。”李承基回忆说，那时他家住成都，父亲是当时四川省的政府官员，家境殷实。作为“养尊处优”的大少爷，放弃念书恐难得到父母同意。
“木已成舟，他们知道后也就默许了，毕竟参军报国也是荣耀的事。”1943年，17岁的李承基成为远征军的一名战士，奔赴印缅作战。出征前，李承基隶属于成都军政部教导团二团。学生兵在北教场军营集结，接受了几个月的步兵基本训练。
训练结束后，学生兵到少城公园(今成都人民公园)开誓师大会。庄严宣誓后，大家乘坐美制十轮大卡车直接开往新津机场。
救助抗战老兵 篇3
“这间房有9平米大，一张床和一个茶几，仅此。茶几上有半块馒头和一些看起来沉寂许久的吃食。他的脸上有冉冉白须。到访的人遮住那缕阳光，老人面无表情，怔怔地地望着我们。一股浓重的屎尿味汹涌而至，令我窒息。”这是在北京一家公司主管财务的韦志华眼中97岁的国民党抗战老兵范如何的生活现状。
50元人民币，老兵可以买30斤大米。此前，铁锅煮两个老玉米就是他们一天的口粮。他们住在窝棚一般的低矮房屋，衣服破旧，很少洗澡。
妆容精致、在发廊做的盘发、身着印度带回来的宽松衣衫，办公桌上摆着一本《瑜伽圣经》，从韦志华的办公室窗户看下去，是车辆川流不息、人群熙熙攘攘的都市日常生活。这一切无法和“摇滚”“抗日”“老兵”这几个词联系起来。
但正是韦志华和金燕、方亮等喜爱摇滚乐的年轻人，从2004年开始，就自发地资助一些抗战老兵，给他们每月50元人民币，直到这些老兵谢世为止。
滇西抗战的个人记忆
1944年5月，国民政府经过两年的装备和训练，重新组建了以卫立煌为首的20万中国远征军。这支远征军经过8个多月残酷的战斗，毙敌21000多人，最终于1945年1月20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国门，重新打通了中国抗战运输生命线——滇缅公路，取得了滇西抗战的最后胜利。
滇西抗战中有63800中国军人阵亡。滇西抗战终结之时，滇西存留的中国军队伤员和不愿意参加中国国内战争的军人有6000多人。今天，在云南省滇西地区的抗战老兵还有262人，他们的平均年龄83岁，其中一部分老兵生活特别困难。
战争结束后，双方参战人员的安置却各不相同。侵华日军老兵在日本还有25万人，每月有日本天皇的“恩给”，相当于日本普通工人工资的1/3。如果战死者的遗孀一直未婚，也可以领到“恩给”。
“来华谢罪的东史郎，每个月21万日元的‘恩给’；卢沟桥上下跪忏悔日本侵华老兵本多利太，每月也领取19万日元。”长期关注抗战老兵的北京社会科学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方军告诉记者。
台湾抗日老兵有“终生俸”，最少的每月也有6万台币。大陆民政部门给予定期补助的主要是生活在农村的老红军、老八路、1954年以前退伍的老解放军战士，还有革命伤残军人、军烈属，补助金从每月35元起，最高每月113元。仅云南省保山市每年发放补助款就近8000万元，这些钱主要来自中央和省财政的专款。
但是，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却迟迟没有受到重视和扶助。他们大多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很多人最大的愿望是获得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韦志华们帮助的就是这些人。
“我们帮助的这些老兵，他们当年为民族解放流过血、流过汗，但当年征召他们扛抢打日本的国民政府已经被赶到台湾，现在我们的政府对他们表示同情，承认他们抗战的光荣历史，但如果没有上级的政策，有钱也无法给予补助，且不说我们保山经济比较困难。”云南保山市委宣传部李义钦说。
白领们的另一份事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宋美龄、宋庆龄、宋蔼龄三姐妹冰释前嫌，会聚香港资助、声援抗战将士活动。事隔67年，一些普通人开始向没有收入的国民党抗战老兵捐款。
2004年，方军在饭桌上说起，一些抗日爱国论坛准备帮助留在大陆无收入的国民党抗战老兵，韦志华一听马上表示：“我也可以参加，我资助三五个老兵没问题。”她没想到，到最后自己成了这个活动的主要负责人。
在与方军会面三个月后，她把方军写的关于老兵仵德厚、张家福的文章发到自己经常露面的“崔健论坛”上，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也开始了互助活动的实际筹备。
刚开始，她只打算投入一部分钱一部分精力，花上百分之五的业余时间来做这件事，没想到光是启动仪式就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确定援助老兵名单，发动论坛网友一对一捐赠，联系场地，准备资料，联系媒体……从外部联系到具体分工，韦志华忙个不停。捐赠在摇滚的网站上发起，活动自然也有摇滚青年的特色。她和朋友们专门成立了一支叫“老比”的乐队，首演就是在爱心捐助活动启动仪式那天。
经过3个月的筹备，2004年4月25日，北京互助抗日老兵活动正式启动。第一次筹款只筹到2100元，他们可以给40名现居住在云南保山市、参加过滇西抗日战争、至今仍然健在且生活特别困难的40名老兵每人50元的捐助了。从此，这笔钱会每月都有，直到他去世。
互助资金由云南保山市委宣传部设立专户，指定专人负责管理。保山市委宣传部在收到互助资金20天内，通过县区委宣传部和乡镇宣传干部将资金发放到受互助的老兵手中。第一阶段互助滇西抗战老兵活动时间为三年。这一阶段已于日前收尾。
为了监督这些来自民间的资助金的发放，北京互助抗日老兵活动常务事务小组还制定了很多制度。受帮助的老兵收到互助資金后，要签字确认，并将回执交回保山市委宣传部存档，回执复印件同时送达抗日老兵互助活动的捐款人。
保山市委宣传部则给老兵颁发互助证，并将互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受互助老兵的情况通过网站定期向捐款人公布。
“我们连正式的民间团体都不是，还有200多个老兵待认捐，任务还是比较重的。必须摸索出快捷、有效、合理的模式。为了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后来我们就制定了学生可以两个人共同捐助一个老兵的条文。有了这些制度，没见过你面的捐款人才会信任你这个陌生人，把钱交给你。”韦志华说。这位在公司里做财务的白领，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管理专长。
此后的三年多，除了日常的捐助，韦志华还组织了多场交流与座谈会。宁波大学学生组织细菌战调查队，募集了8000多元，帮助金华一些因被日军炭疽菌感染而烂了60年脚的村民，其中5000多元捐款是北京互助抗日老兵活动常务事务小组募集的。
“这件事做成有很多巧合，我正好认识方军，我在崔健论坛是组织部部长，人缘很好，有一定公信力。我积蓄了三十多年的能量，需要一个出口爆发，回馈社会。正好我还有一定的空闲时间，老板也不怎么管我的工作。”韦志华笑着说，她的办公桌后面的橱柜里排着一排资料本，除了财务、社保字样，其中三本上写着“互助老兵”。一路走来，韦志华感叹：“这个活动也是挺锻炼人的。”
2006年1月29日，韦志华开始了云南十日行。她看望了很多受捐助的老人，其中有一位85岁的杨光老人，是当年松山战役的亲历者。“两个多钟头，我们伤亡就有5000多人。”这是老人对那场战斗回忆的第
一句话。这场战斗在松山被称作“子高地”的主阵地打响。
杨光被炮弹掀起的土埋了起来，腰部受了伤，在后方修整了一年多。后来，听说部队要下东北打共军，老人不愿意打内战，就开了小差。“和小日本打，九死一生，那是为国家。要打自己人，我没读过书，不知道共军是什么，就觉得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对，就开了小差。”
“社会责任和关爱情怀，是摇滚的主要精神”
由于国民党老兵在大陆的尴尬处境，从韦志华以“韦小宝”的ID把援助抗战老兵活动的帖子发到崔健论坛的那一天起，争论就没有休止。
后来，崔健论坛表示不能再支持这个和音乐无关的活动。韦志华从“崔健论坛”撤出，重新建了“互助抗日老兵论坛”。
“这些老兵是没有人关爱的弱势群体，我已经走近他们，就不能再走开。但我们也热爱崔健的音乐，不能给人增光，也不能给人添堵。我只是觉得，一个人的慈悲，应该表现为对他人的关爱要大过对某个人的喜欢。”韦志华说。
“很多人都希望崔健能出面开展这个活动，觉得名人振臂一呼，比我一个普通人的力量大多了。但我只是纯粹地喜欢他的音乐，我关心弱势群体是我自己的事。” 韦志华表示，捐款人中职员占大部分，学生占三分之一，有个别海外人员和下岗工人，基本上都是普通人。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普遍的关爱情怀，是摇滚的主要精神。看似愤怒的摇滚实质是反暴力的，背后是蕴藏着对人类深厚的大爱的，摇滚是寻求人类共通的感受的，摇滚是热爱和平的，摇滚是神经没有麻木、良知未被泯灭的。”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的另一位骨干金燕在《北京互助抗日老兵活动倡议书》中写道。
北京年轻人的举动在云南当地和网络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云南保山地区金水阁酒店杨建明、中兴通讯公司员工和深圳民族先锋网也加入到互助活动中来(深圳民族先锋网后来因故退出)。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2005年8月19日至21日，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参与了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办《血铸长城——海峡两岸老军人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书画展系列活动》。韦志华把这次活动看作互助抗战老兵活动“从地下登堂入室的标志”。
“这种活动关键是要调动很多资源，得打电话让人家来捧场……把这个活动做完以后，我就一直歇到现在，只管一些常务。”韦志华笑着说：“责任这个东西你别背，一背就要背到底。虽然现在热情没那么高，但我还是必须得负责到底，我心里清楚。”
從2004年4月25日至今，“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共收到汇来的捐款186,950元，发放出去143,700元，参加者达174人次。
3年来，韦志华一个人干一个团队的活，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月月如此，疲惫不堪。她曾表示，在第一阶段结束后，不想继续展开第二阶段的互助活动了。每月只是把该汇的互助款送到银行去汇，仅做最基本的工作。
后来，中兴员工表示愿意代为发放互助款，解决了资金滞留时间过长、信息反馈不畅通、统计工作繁重等问题。她把以前每月发放，改成一年发放两次。
抗战老兵 篇4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广西梧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领导班子成员于近日专程远赴广东省市桥市, 走访慰问梧州二轻联社系统健在的抗战老兵胡亨同志, 为抗战老兵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
广西梧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慰问抗战老兵一行成员来到曾经在梧州二轻联社系统工作过的91岁抗战老兵胡亨同志家中, 与抗战老兵亲切交谈, 关心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子女工作生活情况, 仔细聆听老人参加抗战的经历, 感谢他们为民族独立、国家复兴所作的贡献。联社党委书记、主任黎健锋, 副主任黄素忠在慰问中认为抗战老兵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老兵们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 抗击外来侵略抛头颅洒热血, 立下了汗马功劳, 用血肉之躯维护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自由和尊严, 党和政府不会忘记这些功臣。联社今后要多关心抗战老兵的晚年生活, 千方百计解决好老兵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要定期走访看望老兵, 让抗战老兵更好地感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怀和温暖, 确保他们能够度过一个安乐幸福的晚年, 并送上了慰问品。
胡亨同志是地方抗日战争队伍的老兵, 1925年1月出生, 广东番禺人, 1944年3月参加广东抗日游击队, 曾在北支队、粤北支队、粤赣湘边纵队、北江二支队任手枪队长, 中队长, 连长等职务, 参加了很多大小战斗,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在华南军区十团二营、中南军区二十五团四营、五团三营、中南军区广东干部教导队曾任副营长、营长、中队长等职务, 1958年转业到地方, 历任广西柳钢厂车间主任、梧州市监委监察员、梧州市塑料厂党总支书记、梧州市二轻局 (现为梧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 副局长, 1985年离职休养。
抗战老兵逝世讣告 篇5
云龙县抗战老兵段治中因病于9月13日晚逝世，享年92岁。
段治中，男，白族，云龙县漕涧镇人，1924年12月生，1942年8月考入国民的政府军事的委员会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大理干训团)，毕业后编入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滇康缅游击队直属第二大队，参加滇西大反攻收复片马等战斗战役。
8月30日，大理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团队的.志愿者们看望了病重的段老，向段老致以中秋佳节的问候，未想中秋未及，段老却已驾鹤西去。
采访抗战老兵 篇6
在纪念日前，小记者在浙江小记者站的安排下，于8月25日在杭州爱得医院有幸见到几位精神矍铄的抗战老战士，聆听他们亲历的抗战故事。
来到医院，小记者第一眼就看到了一位抗战老兵。小记者连忙上前询问，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位老爷爷姓郭，在抗战时期担任地方政府的警务员。今年已经88岁高龄的郭爷爷，看上去却身板硬朗、健康、有活力，小记者一坐下，郭爷爷就非常和蔼地和小记者聊起以前的故事。
“我十岁那年，也就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当时的我还不知道日本鬼子，后来听到大人讲，才知道是日本鬼子进村了，于是我们家家户户都开始收拾东西，然后离开，逃到其他地方去。”
“郭爷爷，您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呢？”一位小记者问道。
“当然有啦，咱们打的是游击战，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等敌人扎营的时候，咱们就偷偷潜伏过去，然后趁机偷袭，这种经历我永远也忘不掉。”郭爷爷喝了一口茶，笑着对我们说。
“您那个时候的生活环境怎么样？”
爷爷回答说：“那个时候咱们一个月每人只能领到一点米，一点肉和菜，还有两件衣服，一件夏天穿的，一件冬天穿的，只有这些，这两件衣服是一年的，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有时候东西没有了，还得靠大家自己生产。”
“那么郭爷爷，您对我们现代少年儿童有什么期望呢？”另一位小记者接着问。
爷爷笑着回答说：“我希望你们都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
采访结束后，小记者们给这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抗战老兵展示了小记者的才艺，小提琴独奏、绕口令、二胡独奏、木兰辞等表演获得阵阵热烈的掌声，小记者们还即兴朗诵了一首《松花江》，同样获得赞许的掌声。
微山湖上的抗战老兵 篇7
入学之初，我们每个月领9块钱的津贴，吃饭需要花七八块，每月还都剩一点。之后，物价上涨东西贵，每个月钱都很紧张。1939年8月30日，黄埔军校举行隆重的毕业仪式。我加入了国民党，入党宣誓领读为民国元老张继。
随后，我被分配到汉中，任国民革命军193师579团任团部见习少尉，师长赖汝雄，团长唐舜卿。后由汉中至甘肃成县整训后，任8连三排少尉排长，连长孟振亚，再至湖北随县三里岗接防，旋即以连排班展开各自构筑工事。每次作战，抗战伤亡人数较多远远超过日军。有一天，日军夜间偷袭，连长孟振亚牺牲，部队伤亡不少。战事结束，我因固守阵地被晋升为中尉排长。没过多长时间，我被调入河南禹州整训，不久升任团部防毒军官，随后被调到29军。这支部队是1930年，西北军宋哲元部改编的一个军。1933年11月，该军参加长城抗战，在喜峰口等地与日军浴血苦战33昼夜，后守北平，经历“七七事变”。1937年8月，该军番号撤销，扩编为第一集团军。1938年7月，国民党政府以第79军为基础组成第29军，隶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直辖，陈安宝任军长。1940年5月6日，第29军番号被撤销。1941年初，国民党军为加强豫鄂边区的军事力量，为豫南会战做准备，将新编第2军改编为第29军，隶属第31集团军及豫鄂边区游击总部，陈大庆任军长。1943年，隶属第3集团军。
我被分到29军91师272团，与上尉防毒军官张全瑛对调服务，不久调任第二营六连上尉连长。272团团长周均，二营营长名叫刘百川。整训半年后，调河南陕州三门峡黄河底与日军对峙半年，开到西平整训。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日军有打通粤汉线，切断陇海线，从洛阳渡黄河威迫西安之企图，豫中会战由此打响。我师领命连夜出发。当时的时节，过一两天就可以收麦子了。我连担任尖刀连，尖刀连里还设尖刀排和尖刀班。走到河南禹州东北十二里黄岗店时，连队烧火吃饭。河南大的村庄都有土寨子，黄岗店有土寨子。寨子外有壕沟，高二米多、宽两三米，前面是一片平原。寨子北门外从西北到东南有条大深沟，四米多宽、两米多深。吃完饭后我们出发，出东门百米，连部前是尖兵排，排前是尖兵班距离连本部约200米。因为白天有敌情，连队与后面部队距离稍远。尖兵发现敌人后，讯号枪一打，日军立即一炮连一炮的打，重机枪也打。尖兵排的兵立即占领阵地，爬上寨子的土围子。日军派出两架飞机沿着黄岗店一圈一圈的往下丢炸弹，并用机枪“嘟嘟”地扫射。天上的飞机、地上的炮和重机枪的火力交会在一起，火力猛得像下雨！日军在麦地里爬着向我连冲打。由于地势比较有利，日军的第一次冲击被打退。日军向我连进攻的不少，爬上土寨子后远看，隐隐约约都是黑点，黑乎乎的一片。人一上战场，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去，心中的怒气就上来了，脑子里什么也不多想，只有两个字，为死去的人报仇，只要有一口气还得打鬼子。后来，我被日军炮弹或是炸弹弹片击中，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负伤了。
我一连昏迷了好几天，脑子时而清楚，时而空白。感觉自己还活着，强意识睁开眼睛看到了天上的星星，但不能说话，不大会儿，又昏过去了。当时，我的背部、后脑部、颈部、右耳后都出了很多的血，人已经麻木了，不知疼、不知渴、不知饿。在抬我的过程中，有人可能认为我死了，扔到麦地里。我的身子感觉到很沉，醒来的时候才发现被当地的老乡救了。那时，喝水吐水，吃饭吐饭，当时我身上带着一种能增强抵抗能力的中草药，过了两天，就能吃点饭了。
半月后，我开始能走路了，就到舞阳县李庄的朋友家休养。待伤稍好，我到镇县44兵站医院治疗。兵站医院大夫说，需到重庆市陆军总医院医治——当时只有在陪都才有比较先进的X光机。在重庆将弹片取出后，我在贵州独山与部队会合，任二营上尉副营长，一次带领四连守卫独山飞机场。独山战役是师参谋长胡理修指挥率273团战斗取胜的。团副蒋煕在黄岗店牺牲，一营长以及以下一、二、三连长也都在黄岗店牺牲了，官兵剩得不多。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百年国耻一日雪。后部队改编，我进入南岳27军官总队，于1947年7月退役回家。
我是一位参加抗战走过来的幸存者，能活到现在是万万不敢想的。我想一是命大，二是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现在感觉活着真好，每天早晨醒来，躺在床上听完收音机再起来洗漱，吃完早饭打开电视机，看到中华民族的强大，心里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