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粮食安全的粮食生产论文

关键词： 依法 保障

〔摘要〕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朝历代都把粮食问题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但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经历了单纯重视粮食生产、逐渐重视粮食流通、强调粮食贸易的变迁过程。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指一个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粮食生产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保障粮食安全的粮食生产论文 篇1：

论粮食安全

【摘要】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在于政治和政策正确。在发展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依法治粮、依法管粮的框架体系，建立以最低保障制度为基础的人文关怀，推进精准扶贫，消除贫困。

【关键词】粮食安全；生产；流通；储备；政策；计划；市场

粮食，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当下国际政治博弈中，依然被充当战略物资。西方某大国政要曾经毫不隐讳地说：“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粮食消费大国，中国人的粮食安全决不能受制于人，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文章就社会普遍关心的粮食安全问题提出讨论，并寻找全球化格局下贸易一体化趋势加快进程中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路径。

1影响和制约粮食安全的因素

在影响和制约粮食安全的诸多因素中，政治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粮食安全问题，说到底是政治问题。历朝历代，凡是有所作为的帝王将相，无不将粮食的生产和积聍当作定国安邦、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来抓。史书留下过“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训诫。孔孟治国安民以足食为基础，孙中山手订《建国方略》亦以足民食为首要。“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件比天还要大的事情。

党中央、国务院向来高度重视粮食工作，建国后通过土改激发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迅速恢复到战前最好水平，成功地抑制了战后国民党统治区的高通货膨胀，中国人开始走出饥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大幅增长，人民开始实现温饱；近十多年来，粮食持续稳步增产，2015年全国粮食总产达62143.5万吨，比2014年净增1440.8万吨，实现“十二连增”。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毋庸讳言，由于政策失误和自然灾害，曾导致1959-1961年大饥荒，并饿死了人；由于过度集中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割断农民与市场的联系，粮食集市门可罗雀，人们获取粮食的渠道只有国有粮站（店），市场发展严重滞后；由于人为割裂粮食生产与流通、内外贸易、原粮与成品粮等事权，致使粮食供需、储备、进出口以及质量管理等政出多门；由于背离市场定价原则和规律，人为扭曲粮价，致使粮食购销价格倒挂，原粮与成品粮价格倒挂，国内粮价与国际粮价倒挂；由于过度强调储备的重要性，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储备，过量的储备严重掩盖了粮食市场真实需求，反复发生“多了多、少了少”的循环格局、出现“卖难”“收难”问题，也才有了“转圈粮”“出库难”“陈化粮”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多样、适宜农耕且注重积贮，似乎并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只存在影响粮食安全的政策问题。只要国家政治清明，吏治整肃，在治国理政中真正以人为本，把民生摆到第一的位置，坚定不移地将保障粮食安全作为农业政策调整的首要战略目标，充分利用好国际粮食市场资源，建立健全粮食贸易市场体系，遵循粮食工作规律，科学设置粮政管理部门，将粮食生产与流通，粮食内外贸易，原粮与成品粮等事权归口到一个部门管理；尊重市场规律，真正让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配置资源的作用，粮食安全是完全能够掌控的。

2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

保障粮食安全最基本的要求是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买得到维持其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的粮食。简言之，即确保人们吃粮买得到。而保障市场任何时候都有粮卖的首要基础在于充分发展商品粮食生产，确保有足够的商品粮投放市场。

进入21世纪，我国粮食生产在强农惠粮政策的支持下，取得“十二连增”的骄人业绩，但当下制约粮食丰产增收和质量的因素越来越多，如耕地流转后非农化、非粮化趋势加剧；土壤肥力下降且重金属含量超标；地下水资源枯竭、水利设施严重老化失修、农业灌溉网破线断问题突显；气候复杂多变，不利农业生产的灾害性天气增加；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涨幅高于、快于粮价增长速度；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农村青壮年举家外出务工经商，责任地弃耕抛荒的越来越多；农业劳动力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滞后，农业科技化进程缓慢；种粮补贴明显不合理，价格补贴政策已悖离市场经济规律。而人们最为担心的还是无人耕地、无人种粮，粮食持续丰产增收难以为继，在市场需求刚性增长的情况下再次发生粮食生产急剧下滑的局面。

如何消解制约粮食丰产增收的症结，以确保商品粮产量持续稳定增长和质量不断改善，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些专家学者开出对症良方，如政策方面的有：取消农业税，坚守耕地红线，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度，耕地流转制度，支持粮食生产的各项补贴政策，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推进高标准农田、水利建设，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加快推进现代种植业发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等，兹不一一赘述。

社会转型期稳定和发展粮食生产的不二法门在于加大科技投入和减少農业农村人口，坚定不移地走农业工业化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原始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毛泽东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当前，我国农村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民彻底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形象，在气候、土地、水资源、劳动力、农业机械和科学技术等影响粮食产量的诸多要素中，科技已成为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保障粮食优质丰产的关键在科技。袁隆平、李振声、李澄海等专家对水稻、小麦、玉米等种业的科研，为粮食优质高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良土壤、利用互联网技术精准施肥给水给药除虫害，为粮食优质高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机播机收等全程机械化作业，为减轻粮食生产劳动强度、节省农业劳动力、提高种粮效益创造了条件。要确保粮食安全新战略目标，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必须加大粮食生产科研投入，提高科技在粮食生产投入中的权重。

至于人们普遍担心的“无人耕地、无人种粮”的问题，是个伪命题，纯属杞人之忧。农业是弱质产业，种粮比较效益低，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更是效益极低。农民只要有机会进厂务工、进城经商，农民就不会守住那一亩三分地，政府为什么要硬性要求农民困守一亩三分地上找饭吃？但凡工商发展、社会转型时，就会有大批农民洗脚上岸，进厂进城另谋生计。蒋梦麟在其自传体著作《西潮·新潮》中说，1917年秋，他从美国回国返乡——浙江省余姚县蒋家村，去探望卧病在床的大伯母时得知：现在世界变了，女人不再纺纱织布，男人不再种田，都到上海进工厂或机械公司做工去了，他们进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村子里种田的人很缺乏。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大批农民进了乡镇企业，随后沿海城市吸纳大量农民进厂，种田种粮的农民锐减，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说“2000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初四，湖北省监利的公路上，农民成群结队外出打工，通往南方的公路上，不管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搭乘。”他担忧农民外出，没人种田，粮食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近十多年来，离乡进城的农民更多，种粮者更少，但土地上种出的粮食更多。事实表明粮食产量与种粮人的多少没有关系。值得思考的是，保障粮食安全，应在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培育种粮大户、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上下功夫，千方百计减少农业人口，培育职业农民，走农业工业化之路。

3保障粮食安全的先决条件

发展生产，把粮食种出来，为市场提供足够的商品粮，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先决条件之一。要确保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买得到粮食，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拓宽购销渠道，发展粮食贸易，搞活粮食流通，让人们获得粮食的渠道更加便捷顺畅。

只有市场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制度完善健全，粮食安全才有保障。2015年春耕时节，笔者到湖南苏仙区坳上镇一个小山村调研，在村口遇到骑电动车的一对夫妇，遂将其拦下，攀谈中得知其去城里种花草。放眼村前屋后的梯田尚未翻耕，问为何还不备耕。男的答：“谁还种田？村里十多户人家，半数务工经商，留下的都不种粮，不是种菜，就是种果。我小孩去年上大学，父母住在城里兄弟家，我俩在城里打零工，每人每天收入200元，两人1天的工钱买米，大半年都吃不完。如守在家里种这两亩多田，一季下来，满打满算才1500公斤谷，除了自己吃，赚不了几个钱，别说供孩子上学，人情开支都应付不了。如今市场有得是米卖，只要赚到钱，还愁没饭吃吗？”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粮食市场化改革以来的事实表明，在一个市场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制度运行良好的社会，几乎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

当下的问题，是要尽快理顺原粮市场和成品粮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的关系，将粮食市场的管理权限归口到各级粮政部门，纠正原粮与成品粮管理机构分设、内外贸分离、实体交易与互联网期货交易互不关联的弊病，形成原粮与成品粮监管的无缝对接，粮食进出口有序（不致出现国内粮食丰收，国外进口也同步增加；国内粮食歉收，出口不减反增的混乱局面），实体交易价与期货市场价趋同的格局。

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来调控国内粮食供需，善于利用粮食期货市场来化解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加快互联网电子商务建设步伐，促进粮食流通的现代化，实现粮食供给的精准配送。

4衡量粮食安全的另一重要标准

衡量粮食安全的另一重要标准，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买得起维持其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基本食物。为确保国民任何时候都能够买得起粮食，而又不伤及农民利益，兼顾农商，传统的做法是平抑粮价。春秋战国时范蠡的“平粜法”与李悝的“平籴法”思想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粮价政策，“谷贱伤农”“粮贵伤民”的观念深植人心。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谋求社会转型发展、保障粮食安全，不能囿于传统的粮价调控政策，应切实加快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努力增强国家、家庭以及个人获得粮食的能力，做好社会保障和精准扶贫工作。

加快经济发展，创造岗位，促进就业，支持创新发展，鼓励自主创业。提升国民就业率，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降低恩格尔系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实施精准扶贫措施的力度，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对那些生产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不宜居、难发展地区的居民，实施移民开发帮扶，努力消除贫困，谋求共同富裕。

史载“路有饿殍”向来与“朱门酒肉臭”同在。阿马蒂亚·森认为，饥饿并不是现实世界不存在足够的粮食，是否发生饥荒不在于粮食储备的多少，而在于政府的政策，在于政府的政策是否能提高人民的“权利”和“能力”。如果一个政府能够重视对个人的“权利和能力”这种“社会机会”的建设，那么，不但可以避免饥荒，而且在经济冲击到来时也有足够能力应付。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所有权以及他所面对的交换权利，而交换权利依赖于市场交换以及社会保障。因此，实施好最低收入困难群体社会保障救助制度，由政府对这部分人群予以基本生活保障，确保他们买得起粮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

当今世界，不缺粮食。只要有市场、有订单，地球上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种粮卖得出，卖粮收入高，人们自然会去种粮食。正如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只要糧价足够高，在公路上都可以种出大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在提高国家和人们的粮食购买力上下功夫。经济贸易全球化背景下，没听说哪个经济发达国家有粮食安全问题，忧心粮食安全的只有穷国和穷人。我们常说要跳出粮食抓粮食，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国家经济发展和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5粮食安全跃升到求质阶段

品种多样、营养丰富、绿色无公害，摆脱了饥饿、实现了温饱、奔往小康路上的中国人，对粮食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挑选购买粮食越来越强调安全健康和个人喜好，粮食安全已从保量跃升到求质的阶段。人们关注的已不再是买不买得到、买不买得起的问题，而是买到的粮食好不好，是不是转基因粮食，镉之类的重金属含量是否超标，面粉里有没有添加增白剂，大米加工生产中是不是采用了工业石蜡抛光。告别了短缺不足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更多的是质量问题、品种结构问题。

粮食连年丰收、储备充足、市场平稳，为粮食生产調结构、提质量创造了有利条件。科学确立基本口粮、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种植比率，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发展杂粮生产，满足人们饮食喜好需要；加大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治理，对确实不能改造的土地实行休耕或改种其他经济作物，以确保粮食中的重金属含量不超标；科学、严谨、积极稳妥地开展转基因粮种研究，严禁生产、销售和推广尚无绝对安全的转基因粮食，加强转基因粮食科研监管，确保粮食质量安全。

粮食质量事关粮食安全，必须实施严格的监督，从田间生产到餐桌消费实行全程监控，严厉打击粮食种植过程中过度滥用农药、加工过程中掺杂使假制假售假等行为。

6粮食储备在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备战备荒”“积谷防饥”，一定的储备对稳定民众心理、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建立规模适度粮食储备以应对气候灾害和外敌入侵等非常因素引致的粮食歉收、市场供应不足、粮价大幅波动局面，通过建立一定的储备来调节市场供需、减少社会因粮食供应不足而发生剧烈震动的危险；粮食经营企业尤为大型国有粮食企业建立合理适度的周转粮储备，充分发挥企业储备衔接产需、平衡供求的“蓄水池”作用，自觉担负起应尽的社会责任；种粮农户家庭存足能满足全年的基本口粮，为“藏粮于民”的粮食安全战略的实现奉献力量。

粮食生产的季节性、不稳定性与消费的常年性、连续性和不可替代性要求政府、社会、企业和民众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粮食。然而，也要看到粮食储备的成本很高、作用有限，以及过度储备人为遮蔽真实市场供需、扭曲市场粮价的有害性。西汉文景之后，社会安定、百姓富足，国家粮仓积谷陈陈相因，以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隋初“薄赋轻徭，务农重谷，仓禀有红腐之积，黎萌无阻饥之虑”，粮食储备充足的王朝统治者穷兵黩武、骄奢淫逸，致使皇权迅速瓦解，改朝换代。粮食储备不是越多越好，而要适度，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粮食安全储备为年消费量的17%～18%，低于17%为不安全状态，低于14%为紧急状态。

改革开放40年来，丰裕充足的粮食储备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要看到现行粮食收储政策由于一味强调为稳定农民收入、稳定粮价、提高种粮效益服务而人为扭曲市场粮价的负面影响，加上粮食内外贸分离，粮食进出口时常背离市场供需。国内粮食丰收时增加粮食进口，国内粮食歉收时仍在大量组织粮食出口，致使粮市反复出现“多了多、少了少”的局面，国家粮食储备的调控效率大打折扣，直接导致高仓满储和陈粮、陈化粮问题。

7结论与建议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其《谁来养活中国》的著作里断言“中国必将出现粮食短缺，进而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从此，“粮食安全”成了一个热词，“粮食安全问题”成了一个热点问题。政府官员反复强调，专家学者不断论证，研究粮食安全问题的专著、专刊、专栏举不胜举，百度搜索“粮食安全”，竟有1000余万个词条，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3年关注“粮食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将“粮食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明确要求“健全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完善粮食储备制度、流通体系和市场调控机制，健全粮食安全预警制度，保障粮食供给和质量安全。”

从某种角度来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粮食流通市场化形势下保障粮食安全，急需出台一部能够全面调整和规范粮食的生产与流通、分配、储备与管理、内外贸易、加工运输、消费以及质量监管和市价监控等方方面面的《粮食法》。法律缺失背景下，提倡“藏粮于民”，势必再度培植出叶德辉式的囤积居奇、为富不仁的豪民奸商；没有法律约束，流转后日益集中的土地非农化、非粮化趋势必将愈演愈烈，“藏粮于地”亦将成为一句空话；没有法律规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成本势必越来越高，国家宏观调控粮食安全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经济贸易全球化背景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格局下，保障粮食安全在于尽快颁布科学严谨、全面客观、准确规范、权威公正、责权一致、能够刚性约束粮食生产流通、经营贸易活动的《粮食法》。

俗话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在市场充分发展，经济持续向好的情况下，要坚信国力日益强大的中国完全有能力保障自身粮食安全。

作者：陈录仕

保障粮食安全的粮食生产论文 篇2：

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从封闭到开放

〔摘要〕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朝历代都把粮食问题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但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经历了单纯重视粮食生产、逐渐重视粮食流通、强调粮食贸易的变迁过程。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指一个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表现出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

〔关键词〕 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思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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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 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

二、单纯强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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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春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土地改革；（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大跃进”浮夸风盛行，毛泽东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毛泽东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 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 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

三、重在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 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主权，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焜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 〔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

首先，对于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0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焜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护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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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莲碧　黄雯

保障粮食安全的粮食生产论文 篇3：

粮食安全战略视野下我国区域粮食生产量度分析

摘要：区域粮食生产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在分析近年来区域粮食生产量度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粮食安全贡献度的概念，确定了其计算方法，并通过分析山东省1995—2012年粮食生产状况，验证了粮食安全贡献度作为区域粮食生产量度分析指标的直观性，证明了粮食安全贡献度是衡量区域粮食生产可持续性的较为科学的量度指标。

关键词：粮食安全；区域粮食生产；粮食安全贡献度

区域粮食生产，特别是主产区的粮食生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基础。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自然禀赋、粮食生产条件、农业产业结构差异较大，如何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科学量度区域粮食生产，是科学划定区域粮食生产指标任务、建立区域粮食生产补偿机制的前提所在。

1 我国区域粮食生产量度分析研究概况

1.1 区域粮食生产量度分析研究的意义

区域粮食安全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近年来，随着对我国粮食安全的热议，作为全国粮食安全保障源头的区域粮食生产也备受关注。做好区域粮食生产量度分析，不仅为科学评价区域粮食生产提供了可靠依据，而且对健全我国区域粮食生产体制机制、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2 目前区域粮食生产量度分析的局限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我国区域粮食生产量度分析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绝大多数都引用了区域粮食安全的概念，并且套用了粮食自给率、粮食储备水平、粮食产量波动系数、人均粮食占有量、低收入居民粮食保障水平等国家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1]，部分学者利用耕地压力指数建立起了区域粮食安全量度模型^[2]，并结合区域粮食需求和供给，在综合粮食生产波动系数、耕地压力指数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粮食安全系数为指标的区域粮食安全量度模型^[3]，从区域粮食供求平衡的角度分析了区域粮食安全，但均未站在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局，从区域粮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的角度进行量度分析。

曾福生等提出了粮食大省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度的问题，并借鉴库茨涅茨的“农业四大贡献”理论进行了相关理论分析和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简单数据比较，但没有提出粮食大省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度的计算方法，也未针对某一省份进行计算分析^[4]。马树庆等提出粮食调出省也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保证国家粮食供给是粮食主产省粮食安全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然运用了粮食总产量、粮食稳产系数、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贮藏系数、粮食商品率、粮食市场状况等国家粮食安全传统评价指标作为区域粮食安全的评价指标，进行了吉林省的粮食安全评价^[5]。王兆华等提出了粮食主产区对全国粮食安全的贡献率，并列出了不同年份粮食主产省份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率数据，但没有明确阐述贡献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6]。算分析得知，山东省粮食调出量由1995年的891.4万t，下降为2012年的294.4万t，波动式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粮食安全贡献度也由1995年的16.73%，下降为2012年的2.72%，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图1）。从以上量度指标可以看出，近年来，山东省粮食产量虽逐年增长，但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却在不断减小，正从粮食调出大省向粮食产销平衡省份过渡。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审视，山东省近年来的粮食生产状况是不可持续的。

由此可见，粮食安全贡献度更能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区域粮食生产状况，特别是区域粮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是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角度，衡量区域粮食生产是否具备可持续性的较为科学的量度指标，也是建立国家层面上的区域粮食生产补偿机制的重要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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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兆华 褚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