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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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金器（精选四篇）

中国古代的金器 篇1

金器是指以贵金属黄金为基本原料加工而成的用具、器皿、饰件等。中华民族历史悠久, 文化艺术源远流长, 丰富多彩。金器工艺是民族艺术之林的一朵美丽的奇葩。金器作为贵重工艺品, 历来受到鉴藏家们的珍视。

公元前五千年埃及的拜达里文化时期就有黄金制品出现。我国金制品出现很早。根据考古发现, 中国出土最早的黄金制品是甘肃玉门火烧沟夏代墓葬出土的金耳环。我国黄金的制作和使用可上溯到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商代已有较为成熟的黄金制品了。河南、北京、山西、河北等地的商代墓葬中, 都有小件金器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工艺的繁荣和发展, 为金器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另外, 在北京和山西的一些商代墓葬中还出土有金耳环、金臂钏等金器。那时, 人们已开始把金制品用做装饰物了, 金器制作开始向艺术方向发展。在这一时期生产黄金的方法主要是挑拣和采出自然金。对黄金的加工方法主要是锤揲法, 冶炼技术和金器制作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 我国黄金生产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黄金产地进一步扩大, 从黄河流域扩大到了长江流域及其相邻地区, 而且采金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已从拣拾自然金, 发展到利用重力法淘金, 除发展了砂金采金技术外, 已开始从原生矿中开采岩金。黄金使用范围扩大, 出现了黄金货币。金器的制作工艺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制作出来的金器极为美观精巧, 品种扩大, 装饰更趋艺术化。在形制和花纹上受到当时青铜器的深刻影响, 比如在纹饰上常见的就有蟠螭纹、龙凤纹、几何线纹等, 繁缛富丽, 具有当时青铜器的装饰风格。在品类上也扩大到用于日常的实物方面。比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蟠螭纹金盏, 就是我国较早的金质器皿, 重2156 克, 含金量为99%。工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装饰也非常富丽华美,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图1) 郢爰是战国时楚国的货币, “郢”地名, 是楚国的首都, “爰”一说货币名称, 一说称量单位。郢爰作为战国时期楚国的货币, 充分体现了金作为贵金属的货币实用功能。 (图2)

图 2 郢爰

图 3 汉代金羊头

秦汉时期, 金器的发展又有提高。秦代的年限极短, 迄今尚未发现有关的金器, 目前只有从文献上管中窥豹, 如《史记·秦本纪》:“秦始皇葬骊山, 以黄金为凫雁。”汉代黄金产地更为广阔, 除黄河、长江流域外, 还延伸到这两大流域的相邻地区, 新疆、云南等边远地区也出现一批产金区。汉代金器的数量和质量都普遍提高, 特别是制作工艺上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等工艺技术, 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使得金器的制作已从青铜器制作传统工艺中分离出来, 成为一种独立的工艺种类。可以说, 两汉时期, 金器的基本工艺都已形成, 这为唐宋金器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徐州狮子山汉陵出土的金羊头, 可以一窥汉代金器的风采。 (图3)

魏晋南北朝时期, 社会动乱, 朝代更替频繁, 社会经济亦遭受破坏, 黄金产量大幅下降。然而另一方面, 各民族在长期共存的生活中, 逐渐相互融合, 对外交流进一步扩大, 加之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 使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空前发展。这些在金器的形制纹样发展中, 都曾打上了明显的烙印。1979 年镇江跑马山东晋墓出土了金佛像牌, 像牌长5.1 厘米, 宽2.8 厘米, 厚0.1 厘米, 呈长方形, 背面刻折线纹, 正面线刻金身佛像。佛像头似肉髻, 大耳垂肩, 眉如初月, 眼鼻活泼, 面相清净, 面带稚气, 全身赤裸, 胸部乳突, 双手斜斜下垂, 手长过膝, 手心向前伸开, 双脚并立, 脚跟相对, 脚趾向外, 呈“一”字形状。佛像头后并饰庄严佛光两圈。 (图4)

唐代是金器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黄金加工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更加丰富多彩。据《唐六典》记载有14 种技术: (一) 销金:熔化散碎黄金; (二) 披金:分离黄金; (三) 镀金:在金属表面着金; (四) 砑金:以金饰器物; (五) 泥金:以金粉与胶混合成金色颜料; (六) 缕金:把金做成丝; (七) 捻金:将金丝捻成金线; (八) 戗金:在器物上雕刻后, 嵌填黄金; (九) 圈金;将金材弯曲成圆形; (十) 贴金:将金箔贴在器物上; (十一) 嵌金:在器物上嵌金饰; (十二) 错金:将金嵌在器物上, 用磨石打平; (十三) 裹金:在器物上包扎金丝或金箔; (十四) 鎏金:同镀金相似。 这个时期考古中金器较多, 各地都有较多的出土, 其中以1970 年, 陕西省西安附近的何家村出土的金器最为精美。何家村金器中有一件舞伎八棱金杯充分体现了唐代金器工艺的高超水平。金杯口沿稍微外敞, 体为八棱形状, 连珠把, 八棱连珠圈足。外壁口沿下錾有一圈联珠花纹。特别是外壁八棱每棱间錾刻上舞使, 各呈舞蹈状, 姿态优美。金杯造型新巧, 纹饰华美, 具有唐代的装饰风格。 (图5)

宋代金器发展的特点是使用范围扩大, 金器不仅是王公贵族享用, 更扩大到一般下层市民阶层。在造形和纹饰上以素雅大方取胜, 一反唐代的富丽华美之风。宋代随着封建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各地金器制作行业十分兴盛, 有铭款的金器显著增多。宋代金器在唐代基础上不断创新, 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崭新风貌。虽不及唐代金器那样丰满富丽, 然而却具有典雅秀美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与宋代艺术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 造型玲珑奇巧, 新颖雅致, 多姿多彩, 花式繁多。从收藏于江苏江阴市博物馆的宋代五花头金簪, 我们可以领略宋代金器的风采。金簪头为弧形, 上有三角体的花头5 只。花头正面为长方形, 上有如意菱形开光两圈, 外圈作锦纹底饰, 内圈饰花鸟, 姿态各异。中间一花头内饰勾喙雀鸟, 展翅作飞起状, 雀鸟四周缠绕花卉、草叶, 向左向右两花头内饰向下翻飞的凤凰, 最靠边的两花头内圈开光饰展翅飞起的勾喙雀鸟。五个花头侧面纹饰一致, 从制作工艺上来看, 采用焊接、切削、抛光、累丝、锤鍱、镂雕等手法, 先将五个花头分制, 而后用金条将其连接在一起, 接头处均用小金丝缠绕。造型别致而美观。 (图6)

图 4 金佛像牌

图 5 舞伎八棱金杯

图 6 五花头金簪

图 7 海棠形貘纹金带扣

图 8 明代嵌宝金簪

图 9 明代“吉祥如意”金质冥钱

图 10 金凤冠

元代金器的风格与宋相近, 但在技法上有所创新, 比如常用圆雕和高浮雕技法。1960 年4 月无锡市南郊钱裕墓出土了一件元代棠形貘纹金带扣, 体现了元代金器的风格特点。金带扣呈四曲海棠, 中间是空心的, 正面锤出较小的海棠形凸弦纹, 形成内外边框间内凹的宽边, 内圈海棠形框内下凹, 用钢模锤出一个回首貘纹。貘鼻子圆凸, 竖耳瞪目, 身躯肥硕, 全身刻兽毛纹, 矮足翘尾, 作正在行进中回首反顾后方的瞬间状态, 形象颇为生动。带扣背面镂雕六结花瓣纹, 右侧有铭文“十分赤金陈铺造花押”。带扣中空, 正、背面及系扣分别焊接而成。元代在金带扣上刻以貘纹为图案, 当是取避邪之意。 (图7)

明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金器使用较为广泛的一个时期, 上层社会大量用黄金制作数量惊人的日常生活用品, 其设计科学合理, 工艺技术高超, 制作精细入微, 集传统的花丝、镂雕、錾刻、镶嵌技术之大成。最具有时代风格的是明代的金器广泛采用宝石镶嵌工艺。从明代开始, 金质冥钱逐渐开始流行, 从已发掘的明代墓葬中发现, 大多数墓葬不仅使用铜钱作冥钱, 而且还出现了金质冥钱。到了明代中后期, 金质冥钱的使用, 更为普遍。这些金质冥钱形制不一, 钱文各异, 蔚为大观, 构成了中国货币史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图8) (图9)

清代金器工艺继元、明之后有了新的发展, 其社会功能更加多样, 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器形、图案也有很大变化。尤其是其工艺之精, 制作之巧为前人所不及, 特别是皇家宫廷用器, 更是登峰造极之作。清代金器的制作工艺有范铸、锤鍱、焊接、点翠等, 并综合了突起、隐起、阴线、阳线、镂空等各种手法。1970 年江苏吴县灵岩山毕沅夫妇墓出土的金凤冠较能反映这一时期金器的特点。金凤冠冠框由金丝编成, 上面缀云彩, 牡丹花卉, 饰金凤七只, 中心一朵大牡丹, 内嵌碧瑕一颗。圆形火焰字牌8 个, 各阴刻楷书一字, “日月”、“奉天”、“诰命”、“朝冠”, 另有长方形火焰牌一块上阴刻“恩荣”二字。抹额为双龙戏珠纹, 制作工艺十分精美。 (图10)

中国古代的金器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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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金器 篇3

金光闪闪的亮点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博物馆——观复博物馆，与观复宝库联手，于2014年11月7日在外滩中山东二路22号推出《“秘&密，珍&稀”——观复博物馆黄金宝藏》金器特展。我跟著名收藏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是老朋友，所以在开幕前两小时前往现场探班，抢先拍了不少照片。在地下埋藏了千百年的黄金宝器，依然以炫目的光芒使照相机镜头经受了一次考验。

展品囊括中国古代自东周一直到清朝的263件金器，以南北朝、战国、汉、唐、宋、辽、元、明、清为主，沿着一条跨越2700多年的时间轴线，所有甄选出的金器可分为饰品、器皿以及其他品类，包含挂饰、发饰、耳饰、带跨、壶、盒、盘、金板、金饼、金叶等诸多种类。其中最小的金器直径只有1.5厘米，而最大的金器长度将近40厘米。

马未都很坦率地跟我说：从前在我们这一代人学的教科书里，总是说伟大祖国“地大物博”，但事实上“物并不博”，我们有过灿烂的青铜时代，却没有出现考古学上的“黄金时代”。中国不是一个富金富银的国家，普通的金属矿产也谈不上丰富，用来铸币铸剑的铜矿很早就纳入集权统治者的严格掌控范围。

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黄金制品是甘肃玉门火烧沟夏墓出土的铸造粗糙的金耳环，进入青铜器时代，我国才算比较成熟地制作黄金饰品。

关于展品，马未都又对我补充了一句：“展品以中国古代部分为主，也有些匈奴的金器，现在史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汉代、唐代、宋代时期北方游牧活跃的极大部分地区，其实是中国的。此外还有些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的金器，都属于中华文化圈，但没有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等时期的东西，否则会使展览的线索变得复杂。”

三十年的艰难寻访

马未都说：“这些藏品绝大部分都是从海外回流的。欧洲有些百年以上的老古玩店，有专门做金器生意的，别的不卖，就卖金器，有些店的老板还是中东国家的移民，几辈子做下来了，很有专业素养。跟他们打交道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

马未都在香港发现过一件装饰用的龙纹金板，透雕加浮雕而且有镶嵌，与他此前在徐州博物馆看到的狮子山汉墓出土金板几乎一样。马未都询价，老板随口报出一个让他大为吃惊的高价，而且说已经有一位房地产商看中并付了定金，准备过几天就来付余款。马未都只得怏怏离开，但一直惦记着。两年后，他再次往访香港，在这家店里看到这件金器还在。原来那个豪迈的房地产商在支付定金后突遭到财务困难，此事就黄了，定金也不要了。马未都经过再三洽谈，依靠现金支付的优势，以此前一半的代价将它买回。“西汉的，尺寸够大，有20厘米长”。他说。

有一年，马未都在英国伦敦一个顶级国际古董交易会上淘宝，转到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犄角旮旯里，有一个小摊，他跑去看看，就发现了一对金耳坠，相当精美，空心球体硕大，赛过乒乓球，从球体表面的纹饰来判断，应该来自东方，而且就是朝鲜皇室的东西。马未都此前获知，有一年韩国国家博物馆在美国大都会举办文物展，送展文物中就有一对这样的耳坠，结果引起韩国民众的强烈抗议，反对将这件国宝送到境外。摊主是一个女性，看上去不像伦敦当地人，马未都经过议价，也以尊重对方感情及利益的价格买下，此次就出现在展览中。

格里芬金杯与斯基泰人

马未都还让我特别注意一件具有异域风格的小金杯，它就是公元前4世纪的斯基泰·格里芬金杯。

斯基泰·格里芬金杯在全世界数量极少，稀世罕有。整个杯身为两只格里芬争噬一马，马匹伏地奄奄一息，但还在作最后挣扎。格里芬扑于其身上，以巨爪按住，撕咬马身，场面紧张激烈。

斯基泰人（Scythians），又称西古提人、西徐亚人或赛西亚人，古代波斯人称之为 Saka塞克人，分为戴尖帽塞克人、饮豪麻汁塞克人、海那边的塞克人。中国《史记》、《汉书》称之为塞种、尖帽塞人或萨迦人，是南俄草原上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之游牧民族。斯基泰随居地从今日俄罗斯东部的欧洲部分一直到内蒙古和鄂尔多斯沙漠，是史载最早之游牧民族，善于养马，据说骑术与奶酪等都是他们发明的。

公元前7世纪至前3世纪，身材高大健壮、蓝眼隆鼻多须的斯基泰人叱咤风云，活跃一时，在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亚述北部。作为其盟军，又参与了对埃及的战争。公元前612年，斯基泰人与巴比伦，联手击毁了亚述帝国。公元前3世纪，萨尔马泰人的兴起逼迫斯基泰西移，至公元3世纪后半叶最终为哥特人灭亡。500年，来无影，去无踪。

传说中斯基泰人曾用黄金打造出几十米高的金屋。整个欧亚草原的斯基泰艺术风格较为一致，其中最常见的有狮、虎、驯鹿、马、麋、食肉鸟以及其他想象的动物，比如格里芬，统称为“动物纹”或“野兽纹”。神兽格里芬，这是一种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生物，它拥有狮子的身体和鹰的头、喙和翅膀，因此也被称为“狮鹫”。由于狮子和鹰分别称雄于陆地和天空，格里芬被認为是非常厉害的动物。传说格里芬像老鹰一样筑巢，居住在从现代乌克兰延伸至中亚的斯基泰草原中。在那里，金子和宝石的储量非常丰富，它负责看管金矿和暗藏的珍宝，当陌生人靠近准备搜集宝石时，格里芬会扑上前去，把他们撕成碎片。

斯基泰文化与中原文化有过交集，所以这只金杯也承载了巨大的秘密。

中国古代的秘书政治 篇4

文 | 黄金生

秘书即辅助领导处理政务、撰写文书和办理其他交办事项的职务，这个职位在我国源远流长。商周时期的太史寮就是专门的秘书机构；秦统一后设御史大夫一职，“受公卿奏章，掌天下文书”，实际就是从事秘书工作；汉代有执行秘书职能的“文法吏”，履行撰写文书、保存档案、行使秘书等职能；到了南北朝时期，很多中央职能部门都设置“记室”，就相当于现在的秘书科，此时的秘书已经有了编制和职称；唐宋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各个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不能再自行招募秘书，必须要由朝廷指派；到了明清时期，地方事务越来越多，指派的秘书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很多知府县令都聘请“师爷”，也就是私人秘书。

我国古代，如尚书令、主簿、中书郎、军中文书、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府幕宾等都可称之为秘书，他们为皇帝或官员起草文书、整理文件，并有提出意见的机会。其官职虽不是很大，但却非常重要，很多宰相等重臣都是从秘书岗位上起家的。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秘书的贤佞甚至能左右一个朝代的兴亡。秘书除了要有好的文采，更重要的是，秘书一定要“讲政治”。

秘书常伴领导左右，知道的自然要比别人多，对领导的活动、行踪也最清楚。所以，秘书人员一定要有“保密”意识，切不可“大嘴巴”。

孔光是孔子第十四代孙，西汉成帝时的“秘书”。孔光“不言温室树”的典故被后世所称道。史书记载，孔光回家后从不与家人谈朝政中的事，就连家人问他长乐宫温室殿旁种的是什么树，他都拒不回答。保密是对秘书工作的基本需要，若是管不好自己的嘴巴，轻则丢官，重则丧命。

唐朝的冯涓因文章写得好而被时人所称颂。杜佑的孙子杜审权将要赴镇江担任镇海节度使时，找到冯涓，希望他同去镇江做他的秘书。当时杜审权的官职任命尚未正式下达，杜也只是私下征求冯的意见，且反复叮嘱冯涓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冯涓告别杜审权出来后，被喜悦冲昏头脑，还是把此事告诉了朋友。杜审权看中冯涓的才华，但没想到他竟如此浮躁浅薄，于是改变了纳冯涓为其秘书的决定。文章冠绝天下的冯涓终其一生仕途都没有什么发展，这恐怕就是他“大嘴巴”的代价吧。张廷玉

张廷玉是清代雍正皇帝一直宠信的重臣，被称为“第一宣力大臣”。他在朝为官50余年，主要工作是担任皇帝的机要秘书，最主要的贡献是建立并完善了“奏折制度”和军机处的各项规章制度。雍正五年（1727年），张廷玉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地问缘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张廷玉之所以为雍正所倚重，正由于他的“周敏勤慎”。在皇帝身边服务，担负的又是机要文字工作，张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处处小心谨慎，办事十分细致周到。他极其认同“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并“终身诵之”。

秘书切忌因其才华而不收敛言行，目空一切，或者锋芒毕露，爱出风头，耍小聪明，这在历史上也是有前车之鉴的。祢衡

东汉末年的祢衡有过人的才气，刘表佩服其才学聘他为秘书，“文章言议，非衡不定”。祢衡恃才傲物，有一次刘表有份文件要起草，刚好祢衡外出，刘表便让其他秘书来写，几个秘书费了半天劲刚写好，祢衡回来一看就撕得粉碎，重写了一篇“辞义可观”的文章。文章虽好，却得罪了其他秘书。不久，刘表也忍受不了他的怪诞脾气，把他打发给黄祖当秘书。开始，祢衡深受黄祖赏识，黄祖曾拉着祢衡的手说：“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说明祢衡说出了黄祖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但不久，祢衡傲慢的一面又开始显现，他不仅看不起其他人，还对“主管领导”出言不逊。黄祖以性情暴躁而闻名，一气之下就将他杀了。事后黄祖后悔不已，厚葬了祢衡，可又于事何补呢。

曹操杀杨修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曹操奸诈多疑是杨修之死的主因，但据秘书史研究专家眭达明分析，杨修不适合做领导人的秘书，结局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作为秘书，杨修忘了自己的工作只是服从服务于领导，他处处出风头，卖弄自己的小聪明。比如曹操曾叫人建造花园，看了以后在花园的门上写了一“活”字。杨修看了，说：在门上写“活”，就是“阔”字，丞相是嫌门阔了。他竟不问曹操，擅自命人把门改窄。塞北送来一合酥，曹操在盒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杨修见了，便叫人把整盒酥吃了。曹操问他为何这样做，他答：“盒上写明‘一人一口酥’，丞相之命岂敢违反？”

若这些谜底由曹操本人揭开，一定会得到部下的佩服和尊敬，曹操或许希望通过这些“小动作”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杨修只顾自己出风头全然没有考虑曹操的感受，曹操当然很不爽。杨修的另一些行为就更有点聪明过头了，比如曹操将由汉中撤军，犹豫不决，而杨修仅凭着对曹操一个“教令” “鸡肋”一词的猜测，就擅自收拾行装，准备归程，这就已经扰乱了军心。此外他向已被曹操疏远的曹植多次泄露“魏王的训诲”，就更犯了秘书的大忌，从而引来杀身之祸。

好秘书要敢于“忠言逆耳”

秘书确实是要服务于领导，谨言慎行，但作为一个好的秘书，绝不能只会阿谀奉承，一味讨领导欢心。若发现领导有错误和过失，秘书应及时劝谏，以避免领导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秘书古弼以正直、不怕得罪皇帝而闻名。公元444年春，古弼接到了一封上谷地区（今河北张家口一带）的百姓来信，反映皇家的上谷苑囿占地太多，老百姓都无田耕种了，希望朝廷减掉大半分给贫民耕种。面对上谷百姓的合理诉求，古弼心急如焚，眼看临近春耕时节，他不敢怠慢，揣着奏折，急匆匆跑进宫。拓跋焘与给事中刘树下围棋，正在兴头上，古弼进来，拓跋焘就像没有看到一样。古弼在旁边坐了很久，也没有获得奏事的机会。古弼火了，突然站起来，一把揪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下胡床（矮凳子），紧接着一手拽住刘树的耳朵，一手攥成拳头打他的后背，并且边打边骂：“国家的事情没有治理好，都是你这小子的罪过！”拓跋焘十分尬尴，丢下手中的棋子说：“没有听你奏事，错误在我。刘树有什么罪过？快把他给放了。”古弼这才放过刘树，把事情奏给皇帝听。皇帝答应了古弼的请求，顺应民意，把上谷苑的一半土地分给了贫民。事后，古弼觉得自己的举动过于失礼，于是光头赤脚到官署里去请罪。拓跋焘知道了，便把他召去，对他说：“先生何罪之有？快把帽子戴上，把鞋穿上吧！今后，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即使造次越礼，你也要去做，不要有什么顾虑！”

还有一次，拓跋焘要去河西打猎，让古弼留守京城。他给古弼发了一道命令，要他把肥壮的马送去供其打猎，古弼却尽送一些老弱马去河西。拓跋焘气得大骂，要杀掉古弼。古弼听了却平静地说：“我不让皇帝沉迷于游猎之中，如果有罪过的话，我想这个罪也是小的。如果不考虑国家的安危，而使军国乏用，这个罪才是大的。现在柔然人还十分强大，经常来骚扰我国边境，南朝的宋国也还没有消灭，我把肥壮的马供军队使用，安排老弱的马让皇帝打猎，这是为国家大业着想的，如果为此而死，我又有什么伤心的呢！”皇帝听到这些话后叹服道：“有臣如此，国之宝也！”

《唐太宗与魏征》连环画插图，秦王李世民召见魏征，魏征以直谏敢言著称 “忠言逆耳利于行”，领导若拥有并能接纳一个像魏征或古弼这样的秘书，把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何其幸也。但若秘书专挑领导喜欢的话说，投领导所好，虽可受宠一时，却终会害人害己。

梁武帝精通《五经》，在听朱异讲述了《孝经》和《周易》后，对左右说：“朱异实异”。他任命朱异担任中书通事舍人，官职相当于高级秘书。朱异是很精明很有能力的人，他深知梁武帝喜欢听花言巧语，于是一味阿谀奉承，凡事都看他的脸色办理，甚至明知不对，也不劝谏，只要是皇帝高兴的、决定了的事，即使错误，他也百分之百地执行。这虽使他深受梁武帝的宠信，却给国家招来了一场大祸——侯景之乱。

当初若没有梁武帝接受侯景的投奔，当然就不会有日后侯景的叛乱。侯景来投降梁武帝时，梁武帝曾与群臣商议。群臣大多认为不能接纳侯景，理由是侯景是个“翻覆叛臣”，接受他“终当乱国”，其次梁朝和东魏是冤家对头，现在关系刚刚有所改善，接纳侯景势必会与东魏大动干戈。

恰巧此时，梁武帝做了一个“中原尽平，举朝称庆”的梦，还沉醉在梦中的梁武帝得知侯景投奔的消息，觉得这正是他完成中兴的机会。但群臣的反对使他十分矛盾，难下决心，于是把这个梦告诉了朱异，还跟他说：“吾生平少梦，梦必有实。”根据梁朝当时日益衰弱的状况，朱异心里十分清楚，甭说统一中原，就是自保都勉为其难。但为了哄梁武帝高兴，他溜须拍马道：“这是国家统一的征兆。”一个遗患无穷的错误决定就这样产生了。

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

历朝历代的官场上经常出现秘书同领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秘书的命运同他们服务的官员的利益密切交织在一起。一个领导倒下，一帮秘书进去；而一个秘书出事，也就往往预示一个领导将要倒下。领导借秘书之手做自己不能做、不敢做的事儿；秘书也正好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为领导出谋划策，并从中为自己分一杯羹。秘书人员能守住清廉，并会正确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是至关重要的。

孔光作为皇帝的秘书，经常会向皇帝推荐人才。但他每次荐举人才，都唯恐被荐举者得知，被荐举者不知是何人推荐，自然也就不用“知恩图报”，从根本上杜绝了公事私谢。孔光身处其位，也会有很多跑官要官者求他，他是什么态度呢？凡找上门来的，不管是自己的弟子还是朋友，一概不予推荐，以至于很多人因此结怨于他。孔光负责中央机要事务十多年，两度出任宰相，死后也备享哀荣。

东晋时期的吴隐之曾做过谢石的秘书。两晋时期官场腐败成风，而谢石又以聚敛无度闻名，作为秘书的吴隐之却能做到清廉自守，以至于女儿出嫁时，要靠卖狗的钱来做嫁资。在谢石手下做秘书，但凡“活络”一点，也不至于此。吴隐之后来到广州做刺史，也是“喝贪泉而不贪”，从而转变了广州一带的官风。

在南朝时代做秘书的徐勉也是勤政清廉、慎用权力的典型。徐勉十分勤政，加之工作繁忙，往往要隔几十天才能回家一次，连他家养的狗都不认识他了，每次见他回来都要狂吠。徐勉既感到好笑，又觉得无奈，感叹道：“我死后，如果有人写我的传记，群犬惊吠倒是件值得一记的事。”徐勉做了吏部尚书，掌握了官吏的任免大权之后，好多亲戚故旧都跑来巴结，有的甚至直接伸手要官。对这些来人，徐勉告诫他们：“只谈风月，不宜及公事。”徐勉一生十分清廉，一些人便劝他经营产业赚点钱，为子孙后代着想。徐勉回答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有能力，不用我给他们留也能致富；子孙若无能，我给留下再多的钱财都没用。徐勉把人格风范传给子女，这对今天某些不知教子、只知敛财的官员是有所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