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据战略

关键词： 造纸 行业 企业

企业数据战略（精选十篇）

企业数据战略 篇1

一、公司信息化全景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大趋势, 也是提升和改造传统产业的必然途径。岳阳纸业的领导者认识到, 只有实施信息化, 才能解决传统模式下无法解决的企业运作效率问题, 才能有效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实现跨越式发展。他们高度重视企业信息化建设, 在2001~2004年直接投资近2000万元, 为公司构建起主干千兆、百兆到桌面、星形结构的企业内部局域网。并采用BPR规范企业业务流程, 全面疏通和规范公司的物资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建立了一个涵盖公司主要业务流程结点, 以信息技术应用为基础、市场为入口、管理为核心的企业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如今, 在岳阳纸业的企业网络平台上, ERP、EIP、MES等系统得到有效的开发与应用;硬件设施齐全可靠, 为系统运行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和安全保证。中心交换机采用CISCO6509, 二级交换机为CISCO35系列, 三级为CISCO29系列, ERP服务器采用2台HP L3000的小型机实现双机双控, 其它应用服务器14台;防火墙采用天融信FW4000防火墙和瑞星的入侵检测系统, 防病毒系统采用瑞星网络版进行实时病毒查杀与实时升级, 确保网络安全、可靠、稳定运行;通过租用电讯2M DDN专线实现与集团总部的互联, 租用电讯的100M共享专线实现互联网信息的查询和访问。

(一) 生产过程信息化

企业信息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紧密结合。岳阳纸业根据企业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高、生产过程高速连续、生产工艺参数对产品质量影响大等特点, 把生产过程信息化作为信息化工作的一个实施重点, 实现了对生产过程的各种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全程监控。

⒈生产制造执行系统 (MES) 。以浙大中控的实时数据库平台为核心, 覆盖公司所有生产部门, 将企业分散的过程控制系统 (DCS、QCS、PLC等) 、生产调度系统有机地集成起来, 集控制、监测、优化、调度、管理于一体。使生产调度人员可随时随地了解公司纸、浆两个系统相关的工艺参数, 便于生产调度人员合理、科学调度生产, 达到系统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⒉视频监控系统。该系统对公司下属生产部门的主要生产工艺设备及工作现场进行视频监控, 使生产调度人员、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可随时随地了解生产现场关键设备的运行状况, 方便生产管理人员对公司生产、工艺、设备运行情况的实时掌控, 有效拉近了管理者与生产现场的距离, 提高了生产监管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二) 生产经营管理信息化

企业信息化不是简单的管理工具的升级。岳阳纸业把企业信息化视为经营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视信息化系统为企业健壮躯体的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智能系统, 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现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ERP系统融入了先进的管理理论和采用了业界先进的信息技术, 建立了完整的物流线、计划线、生产线和资金流线。

⒈企业资源计划系统 (ERP) 。通过报表查询系统可及时查询所有生产、经营相关数据, 通过对主要业务流程的固化和优化, 实现了公司从面向职能型传统管理到面向流程型现代管理的转变, 充分体现了以财务管理、成本管理为核心的管理思想, 实现了各业务间的数据集成和协调。2008年以来, 我们针对公司高管层、中管层不同的数据应用需求, 设计、开发了基于ERP系统、MES系统的公司运营数据监测系统 (Run data detect system, RDDS) , 通过利用已有的数据资源和实时采集的数据信息, 实现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变化趋势的实时监测、分析, 从而达到评估过去, 监测现在, 改进未来的目的。

⒉企业信息门户 (EIP) 。企业信息门户是企业员工日常工作中所涉及到的相关主题内容的统一入口, 更是企业办公、协同运作及管理支持的综合平台, 实现了集办文、办会、办事和各种审批流程管理于一体的电子化办公, 真正做到了无纸化办公, 提高了办公效率、信息综合利用率和企业管理水平。

二、信息化的着力点

在信息化建设中, 岳阳纸业把继承性、协同性、实用性、原生性作为打造企业信息化工作平台的着力点, 由小到大, 由点及面, 已基本构建起管控一体化的三层系统框架。投入信息化的经费相对来说不是最多, 但却覆盖到了企业的各个层面, 融入了管理的每个环节, 影响到了每个员工, 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品牌建设的重要标志。从2004年起公司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制造业信息化500强”。2008年公司积极推行数据管理“原生态”战略, 有力提升了企业的信息化应用水平, 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一) 集成性

岳阳纸业的企业信息系统覆盖面广, 种类多, 只有将应用系统集成起来, 才能更大地发挥作用。我们通过制订科学可行的整体规划和严格统一的技术规范, 确保公司所有数据的实时性和唯一性, 彻底消灭了企业内部的“系统鸿沟”和“信息孤岛”。使得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信息系统能够长久地保持在统一的技术框架内, 避免重复建设, 减少不必要的投入。

(二) 协同性

岳阳纸业信息化的协同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地域的网络覆盖, 通过VPN网络很便捷地将驻外销售机构和移动办公室连接在一个网络, 通过公司信息门户 (EIP) 为用户构建了一个安全的、统一的、快捷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平台;二是基于公司内部各应用系统实现了有效的数据整合和关联应用, 成功开发出可支撑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和决策的数据监测系统, 实现了从作业层的生产过程控制系统到制造执行层的生产指挥系统到管理信息系统的有机融合, 在企业内部实现了信息系统的“立体化”应用。

(三) 实用性

信息系统要发挥作用, 首先要做到源于实际, 用有实效。岳阳纸业的信息系统无论是生产过程控制系统、生产指挥系统, 还是EIP系统、ERP系统, 都是根据公司的实际需求而决定建设的项目, 各系统都以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 而且从系统开发到实施始终围绕系统目标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地优化, 系统的主要使用人员都参与公司信息系统的建设工作, 因此, 这种集广大员工智慧、经验、企业特点和IT技术为一体的信息系统, 无疑是最为实用的、最有实效的。

(四) 原生态

人们常说三分技术、七分管理。那么数据无疑是管理的源头, 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换句话说, 数据是企业信息化的血液, 只有实现数据的有效流转, 才能发挥信息化工具的最大效用, 才能让信息化更贴近和支持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决策。在企业内部实施原生态数据战略, 既要保证数据来源于生产一线、来源于业务活动的最基层, 还要确保所有进入信息系统的数据都是及时的、可靠的、真实的。除了通过制度规范和程序约束来保证外, 企业还逐年投入资金, 新增或改善原材物料、半成品等计量工具, 纳入计算机数据管理, 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确保数据的“原生态”。近年来, 企业的数据管理发生了质的变

相关链接:化, 数据的可信度高, 在生产经营管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企业信息化管理部门成为管理的中心环节, 受到领导的重视, 为企业信息化工作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空。

2008年, 公司提出企业成本全覆盖和价值链管理理念, 明确要求公司经营、管理、决策要依靠和利用公司现有信息系统来实现这一理念。企业信息化不仅提升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 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企业文化, 建立起新型的内部分工与协作的关系。通过运用信息化手段从流程、考核、价值管理等方面规范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的行为, 弱化了部门边界, 减少了内耗, 激活了部门的全局意识, 有效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为企业决策提供了支持。

岳阳纸业信息化的实践证明, 信息化有效地整合了企业的资源, 激活了企业的活力, 创造了更高的生产力。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日益激烈的同质化市场竞争的复杂环境下, 公司的产量、质量和利润均为历年同期最好水平。目前, 企业信息化正在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重要手段。通过信息系统的快速反映和决策为企业赢得了市场先机, 赢得了市场的主动权和竞争力优势, 信息化必将成为推动企业更好、更快发展的重要原动力。

湖南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企业数据战略 篇2

关键词:铁路物资 数据库营销 实施

铁路物资企业传统上以为铁路生产、建设供应各类专用材、配件、柴油等为主要服务内容，以“保供”为核心。近些年来，随着铁路改革的不断深人，铁路物资市场逐步对社会放开，数以万计大大小小的社会民营物资企业一拥而上，进人路内市场争抢份额。残酷的竞争逼迫铁路物资企业不得不进行认真反思，寻找新的营销思路。实施数据库营销战略对于铁路物资企业保持和扩大路内外市场份额具有重要意义。

1什么是数据库营销

所谓数据库营销，就是利用一个企业或部门在其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数据库，通过对其进行加工处理来获取制定营销策略所需要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数据库营销基于以下基本的营销学理论:每位客户都不相同;营销的目的是为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80%的利润来自20%的客户;保持老客户的成本远远低于开发一个新客户的成本。

从政府到企业的美国大数据战略 篇3

美国大数据研究学者表示，如今是大数据大行其道的世界，大数据可以带来巨大的成就，在军事、经济及其他领域中，决策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而做出，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正如《孙子兵法》所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所谓知者，乃数据也，数据要“未卜先知”。在大数据时代，“知彼知己”、“未卜先知”能够更加容易地实现。

白宫里的大数据战略

如今，美国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对信息爆炸时代的崭新描述，它的基本单位是“太”（TB），而1000个“太”则等于一“拍”（PB）。这个单位有多大？举个例子，美国国会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它所有印刷品的信息量加起来只有15太，而全美国仅在2010年一年的新增数据量就足足有3500拍，这比13亿中国人人手一本1500页的书加起来的信息量还要大。

奥巴马政府意识到大数据技术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未来的新石油”。2012年3月，奥巴马政府在白宫网站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2012年5月，美国数字政府战略发布，更是提出要通过协调化的方式，以信息和客户为中心，改变联邦政府工作方式，为美国民众提供更优的公共服务。其中关键，就是政府必须保证美国民众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任何平台或设备获取政府信息和公共服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国防部、能源部、国防部高级研究局、地质勘探局等六个联邦部门和机构承诺，将投入超过2亿美元资金用于研发“从海量数据信息中获取知识所必需的工具和技能”。

美国最重要的数据开放平台就是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推出的Data.gov，Data.gov也是美国“开放政府”承诺的关键部分。依照原始、地理数据和数据工具三个门类，涵盖了农业、 气象、金融、就业、人口统计、教育、医疗、交通、能源等大约50个门类，汇集了“从家庭和企业能耗趋势分析到全球实时地震通知等，甚至还可以查询从好奇号火星漫步者发回来的数据中得知火星的天气情况”。

为了确保美国民众能方便快捷地找到政府服务栏目，美国在各联邦政府层面实施了“数字分析项目”，“这是政府IT部门第一次摸清公众都在网站上寻找什么信息、在哪里寻找这些信息，以及他们是否能够顺利找到信息等情况。”政府IT部门还对联邦政府网站在移动设备上的使用进行了优化，并开发了移动应用程序，确保美国公民随时、随地，通过任何设备都能获取政府信息。

大数据战略在企业

除了政府，美国企业也同样拥有对于数据重视和应用的历史传统。

早在大数据概念火热起来之前，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在大数据产业已经有了很多技术积累，这使得美国的大型信息技术企业可以迅速转型为大数据企业。有的企业自身是大数据技术的推出者，谷歌就是典型代表。大数据核心技术Hadoop是雅虎员工Doug Cutting根据谷歌2003年发布的学术论文研究而来。有的企业则通过收购业内已经存在的大数据企业来建立大数据业务，典型代表是IBM。自2005年以来，IBM出资160亿美元收购了超过30家大数据企业。大数据不同于传统的结构化数据，而是充斥了非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美国在结构化数据库领域有数据库行业的领头羊甲骨文公司，但甲骨文公司也推出了大数据业务。甲骨文公司成为了业界首个以全面、软硬件集成的产品满足企业关键大数据需求的公司。它可帮助客户进一步提高效率、简化管理并洞察数据的内在本质，从而最大限度地挖掘数据的商业价值。

不仅如此，全球最大的芯片企业英特尔也进入大数据产业，而全球最大的PC厂商惠普也在精简PC业务，2011年斥资110亿美元收购英国大数据企业Autonomy公司，进入大数据业务。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大企业，从软件企业到硬件企业，从门户网站企业到社交网络企业，纷纷介入大数据。因此，大型信息技术企业顺应时代潮流，转型升级为大数据企业，是美国发展大数据产业的重要推动力。美国一些大型公司已经开始赞助大数据相关的竞赛，并且在为高等院校的大数据研究提供资金。

如果说信息技术企业能迅速地走上大数据的发展道路属于“理所应当”，那么，制造业企业与零售企业也同样注重大数据，就足以令人惊讶了。美国通用汽车卫星导航服务，提供司机和远程车辆诊断和响应紧急情况管理，每年已经开始处理多达3PB的数据。全球最大的零售商美国沃尔玛公司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数据中心，它的存储能力竟然高达4PB以上，已经超过了4096TB，是一个真正的天文数字。

企业数据战略 篇4

政商关系永远都是研究公司治理的一个避不开的话题, 我国传统文化特征与现阶段的具体政治制度又为政治关联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中国人的权利与关系在理论与实践上有一个基本的特征, 即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中都是无限延伸的, 这一无限延伸导致的可能性是社会资本凌驾于制度之上。在中国, 与政治绝缘的企业很难获取资源和超速的发展, 研究政商关系的问题, “企业家应该离政治有多远”并不是一个问题, 根本问题在于“企业家应该离政治有多近”。

政治关联作为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普遍存在的暗含契约式交易, 它合法而隐蔽地通过潜规则将关系资本转变成为经济资源。政府作为企业利益的主要相关者, 基于互惠交换理论, 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 获取社会资源优势的同时, 也需要为获取政治关联投入一定成本, 政治关联为企业带来规模扩增与效率递减双效应并存。本文从战略网络角度来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虽然很多学者都认为企业战略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性影响, 但相关的研究角度都是基于战略网络的正向收益而忽视其成本。搭便车、权力寻租增加了企业维护战略网络信息渠道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支付的成本, 同时提高了信息渠道的风险性,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信息灵敏度, 影响企业创新绩效。Owen-Smith、Powell认为企业所处战略网络结构中的节点位置对创新绩效存在影响, Whittington、Owen-Smith和Powell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战略网络中不同节点位置对企业创新存在偶发性影响[1,2]。

企业战略网络结构与战略地位决定企业获取信息资源支撑技术创新的强度, Prior、Uzzi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外部网络的变量中心性、结构洞等因素影响战略网络内部信息流传递[3]。现有关于战略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企业在战略网络中承担技术创新主导者对战略网络的影响, 并没有深入地研究不确定性因素对战略网络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作用。通过研究不确定性因素对网络结构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能够有效解释在何种情况下战略网络结构可以促进或抑制创新绩效。

战略网络的中心性描述组织或个人作为节点在整个系统网络的中心程度, 表现在整个网络中的集权程度[4]。中心性高的节点对网络其他节点依赖程度低, 拥有资源获取优势, 同时作为其他网络节点的交易中介, 降低交易成本, 获取收益。中心性程度高的企业能够快速获取外部信息资源和集中战略网络优势资源, 制定相关技术创新战略[5]。然而, 企业获取高度中心性, 必须在所处行业领域内保持技术领先优势, 技术领先确保企业在战略网络获取高度中心性, 中心性程度高进一步为技术创新提供资源, 形成良性循环。Ahuja、Lampert和Tandon (2000) 通过对半导体与化工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 当企业战略网络中心性程度高时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升[6]。

结构洞是企业战略网络的重要构成要素, 结构洞是指在网络结构中, 某一个体通过与无直接关系的群体间构成直接关联的现象, 从网络整体角度看, 该个体形成了网络结构中的洞穴。当企业扮演网络结构洞角色时, 能够有效地将无直接联系的个体进行连接从而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在信息方面, 扮演结构洞角色的企业能够有效获取来自多方面的非重复性信息, 扩宽企业信息网络渠道, 成为信息集散中心, 衍变为企业技术创新的窗口。在控制方面, 通过连接无直接关联的双方, 占据网络关键路径, 有效控制资源流动方向, 形成对资源的配置与收益权[7]。

战略网络是介于市场与组织层级之间的一种制度安排, 由于战略网络嵌入企业社会关系与技术资源, 因此战略网络能够为企业获取超额资源以取得在行业领域内的竞争优势, 通过对信息资源获取和知识交流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同时, 战略网络的扩大, 可以有效地覆盖强弱节点, 技术创新的灵感往往出现在弱结点, 因为弱结点往往处于不同网络层级企业的结构循环与知识系统中[8]。

企业通过对政府政策支持与政府决策者构成合作博弈获取政治关联, 为企业掌握政府决策信息源提供可能途径。相反, 企业无法获取政治关联意味着无法获取政策支持及税率优惠, 同时企业还必须支付大额成本来获取市场信息, 降低风险。因此, 企业更期望通过获取外部信息来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和风险规避, 企业通过对政策性信息源的获取, 可以有效地降低市场风险, 制定技术创新战略, 甚至可以通过一定方式阻止政府不利政策的制定。Baron认为, 政治关联的回报率取决于企业的经营规模以及内源信息的价值, 同时还有市场竞争规则与激励模式, 企业董事会成员中涉及政治关联的成员都能一定程度影响企业的决策[9]。企业创新绩效是衡量企业价值的重要指标, Ozer、Markoczy的研究表明, 企业政治关联能够有效地增强企业市场竞争优势而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正向激励作用[10]。

我国实行经济增长战略转型, 政府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性影响, 政治关联越来越多的被考虑到企业创新战略中, 企业在大量投入技术研发资金时, 应该针对政治关联进行投资, 后者可以为企业技术创新创建良好的环境。一方面, 企业获取行业内技术领先优势能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并依据决策者方案偏好提供特定技术信息以获取决策优势[11]。另一方面, 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能够快速地获取政策变更潜在的机遇与市场, 从而为企业技术创新战略投资服务, 能够快速地进入新兴市场, 抢占市场份额。同时, 前期的沉没成本导致企业并不愿意终止技术创新投资, 政治关联能够促使企业对技术创新持续投资以寻求公共政策的转变过渡期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H1:企业家政治关联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与中心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H2:企业家政治关联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与结构洞之间的正相关关系;H3:企业家政治关联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与结构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A股上市的高科技制造业与生物制药行业上市公司2005—2011年面板数据作为实证研究对象, 2005年被认为是上市公司企业治理由行政治理转向经济性治理的过渡期[12], 相对于普通行业, 高科技行业对技术创新战略实施较好, 市场竞争性强, 同时高科技行业的内源性促使政治家关联在该行业具有普遍性。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CCER和WIND数据库以及公司年报披露, 不涉及保密信息与商业利益。

剔除公司实际控制人简历不详, 政治关联度无法衡量, 企业性质无法判定的公司;剔除2005—2011年企业股权变动频繁, 企业实际控股人变更的样本;剔除B股或H股上市公司, 这些公司面临境内外双重监管环境;剔除6年来总资产平均回报率在 (-40%, 40%) 之外的样本, 根据市场经验被认为是经营异常企业;剔除ST股、*ST股上市公司, 避免非正常因素引起的噪音。我们的样本为2005—2011年我国高科技制造业与生物制药行业A股上市公司, 截面企业数量为122, 观测值为732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3.2 研究变量选择与说明

3.2.1 自变量

企业家政治关联。首先对政治关联进行纵向的行政层级制划分, 分为10个等级;其次进行横向的部门化差异划分, 因为单一的行政级别划分来确定政治关联在实证分析中会存在噪音[13], 分为6个等级;最后根据其时间累积值划分为5个等级。并对3个维度赋予权重为4、3、3, 计算公式为:

战略网络。战略网络的测量是根据研究样本的披露报告, 战略联盟能够有效地界定战略网络的网络拓扑结构以及网络协作宽度与范围, 同时, 战略联盟是企业成员共享信息与资源的平台。本文研究采用持续性跟踪测量的方法来获取关于企业战略网络结构的研究数据。首先, 我们根据获取企业6年的相关信息画出企业协作网络图, 包括网络拓扑结构、网络矩阵。在网络拓扑结构矩阵中企业获取的战略联盟成员数目累积为衡量企业战略网络指数。其次, 利用UCINET VI软件对企业战略网络拓扑结构进行数据性分析。

中心性。中心性是根据企业战略网络结构中的“中介性”来确定的[14], 中介性可以有效地描述企业战略网络中所有结点对通过某企业结点的最短路径数, 通过计算企业结点的中介性能够有效控制企业网络分离耦合簇[15], 同时可以很好的确定网络结点中存在潜在连接关系的企业。计算公式为:, 其中sij表示企业在拓扑网络结构中的最短路径数, vi表示通过的路径数截距值。

结构洞。结构洞值是利用UCINET VI进行计算, 其中SH表示结构洞值, piq表示企业i与企业q形成战略联盟的概率, mjq表示j与q的边缘关系交叉强度, Cj表示与企业连接的结点数, SH值越大, 表示企业在网络结构中的结构洞值越大。

网络规模。对于企业网络规模的测算我们选取在上一年该企业与一定数目组织机构形成的战略联盟, 如该企业与10个企业组织形成战略联盟, 则该企业的网络规模值为10。

3.2.2 其他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通过对企业总资产及企业员工数来测量公司规模。企业年龄, 控制企业成立时间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计算公式:企业年龄=样本年份-企业成立年份。R&D效度, 企业R&D效度是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 计算公式:R&D效度=企业销售额/企业研发投资额。盈利能力, 选取净资产收益率对影响企业价值的盈利能力进行控制。年度虚拟变量, 考虑到企业不同年份创新绩效存在较大差别, 因此加入年度虚拟变量以控制年度固定效应[6]。所在地域, 我们按照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度报告》选择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北京、天津、山东为市场化进程发达地区, 并编码为1;而其他地区则为不发达地区, 编码为0。

为防止面板数据中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非平稳序列等计量问题, 我们对以上变量除虚拟变量外都采取自然对数形式。考虑到在中国越是成功的企业, 企业家受到政府奖励、获取政治身份的可能性越大[16], 企业价值同样会影响企业存续时间、企业拥有的冗余资源等, 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时, 将相关解释变量作为内生变量处理, 使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17]。

4 实证分析与结果

由于因变量企业创新绩效与其滞后变量、其他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内生性问题, 同时由于获取相关面板数据存在时间截断, 故采用零膨胀负二项模型 (ZINB) 进行样本数据分析。

表2对样本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知, 不同企业间企业家政治关联存在较大差异, 最小值为0, 最大值为8.32, 同时, 企业创新绩效也存在较大差异, 最小值为0, 最大值为92.50。

由表3的皮尔逊 (Pearson) 相关性矩阵可知, 企业在 (t+1) 年的创新产出与企业战略网络结构相关变量及企业家政治关联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为了避免零膨胀负二项模型中减少观测值导致回归分析结果出现截面误差, 进一步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模型, 分层回归分析模型能够有效地通过控制自变量中加入的解释变量来增加模型的解释力度。首先, 所有的控制变量导入模型1;其次, 直接效用导入回归模型2;最后, 交互作用构成模型3 (见表4) 。

模型3结果表明, 企业战略网络中心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α=0.927, p<0.10) , 企业战略网络中心性与企业家政治关联交互作用明显 (α=0.076, p=0.05) , 假设H1成立, 战略网络中处于中心性高的企业能够有效地获取信息流通价值, 为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信息源优势。同时, 存在企业家政治关联能够进一步扩大这种收益, 企业家政治关联能够有效地与政府决策者进行信息交流获取政策信息, 有利于企业优先于市场同步信息制定技术创新战略, 抢占新兴市场份额。企业家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因此, 在中国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时期, 企业家通过各种途径建立一定程度的政治关联对提升企业价值而言是一种理性行为。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同时, 模型3结果表明企业创新绩效与结构洞之间并无显著性正相关关系 (α=0.042, p<0.05) , 企业家政治关联对结构洞与企业创新绩效并无显著性促进作用 (α=0.017, p<0.10) , 假设H2不成立。结构洞连接不同战略网络层, 有效地扩大企业获取信息量, 但同时存在信息流冗余, 造成企业处理信息工作量增加而错过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效用的信息。企业一定程度的政治关联投资, 对扩大企业结构洞获取信息能力具有增强作用, 但是, 过多的政治关联投资会导致结构洞信息冗余, 政治关联投资无效率。

企业战略网络结构规模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α=0.863, p<0.10) , 企业家政治关联能够有效地促进这种正相关关系 (α=0.109, p<0.05) , 假设H3成立。企业构建战略网络通常是以技术创新为中心, 通过促进创新技术领域主导型企业与获取市场信息优势型企业相互协作而实现。战略网络规模扩大, 可以有效地实现战略网络内企业优势资源整合, 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而企业家政治关联可以有效地扩大企业战略网络规模, 从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企业创新绩效为切入点, 选取企业家政治关联与战略网络为研究对象, 探讨其相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战略网络结构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 企业家政治关联度能有效增强二者相关性。本文对企业战略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企业应将企业家政治关联投资作为企业创新战略实施的一部分, 基于互惠交换理论, 企业通过对政府政策的响应与支持作为政治关联投资, 获取一定的政治资本回报, 可以有效地扩大企业战略网络, 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摘要：战略网络是企业获取资源的有效平台, 也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来源。企业家政治关联作为外在变量, 可以有效提升企业获取信息信度与效度。选取企业战略网络结构与企业家政治关联为研究角度, 采用2005—2011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通过建立零膨胀负二项模型 (ZINB) , 以量化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 企业家政治关联存在门槛理论, 一定范围的企业家政治关联资本可以显著增强企业战略网络与创新绩效的正相关性, 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电商竞争时代大数据战略-蝴蝶战略 篇5

微博体系是目前中国互联网上最简单而强大的“指数效应”。哪怕一仅仅一个粉丝数量屈指可数的人，写了一条非常有意思的微博，一但被有更多粉丝的人转发，最终形成一个转发链条，最终就形成了“蝴蝶效应”。我们是否还记得曾经对中国红十字会构成了毁灭性打击的“郭美美事件”，其实郭美美事件就是很简单的蝴蝶效应。郭美美的粉丝数量并不多，只不过她通过自己的微博去“秀富”，但她“红十字”“总经理”的名字对微博网友的神经产生了巨大的刺激，因此就形成了“蝴蝶效应”。我们企业在微博上存在的 “蝴蝶效应”又有什么启示呢，因为既然存在着像微博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客户与客户之间的“指数传播效应”，那么，企业最重要的电商战略，就是将一个独特的客户价值点进行锁定，做一只不停摆动翅膀的蝴蝶，从而让我们的企业在互联网上创造出巨大的蝴蝶效应。这就是笔者所谓的说的，没有比蝴蝶效应更精辟地表达出“大数据资产”的战略，在线下创造一个“点”，形成一个“数据”，在线上像“蝴蝶翅膀”一样不停摆动，形成越来越多的“数据”。

因此，我们可以发掘电商创造客户或者品牌的秘密，在线下搞活动，在线上搞传播，再继续回到线下搞活动，再形成线下传播。O2O(Online To Offline)电商战略的本质就是“从点到大数据再到点的不断循环的过程。曾经有很多人问笔者，那销售在哪儿呢?是的，真正的电商并不存在销售，电商只存在于沟通，电商战略强调的观点是：如果你能够让客户对你产生信赖或者喜欢你，那么，消费者自然就会主动去寻找你的产品。

更不是苹果，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小米与苹果的智慧，因为这就是将来商业的常态。

国开行的数据战略 篇6

为提升全行的核心竞争力，国开行以开发性金融理念为指导，大力探索“数据战略”，建立了“一个流程、两个维度”的框架体系。其中“一个流程”指数据标准、数据管控、数据应用支持、数据应用四个环节，在传统数据生命周期概念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将周期的起始点从数据的产生阶段前延至数据的定义阶段，即“数据标准”；将数据的终点从数据的归档延伸至数据的应用，数据的价值只有在应用中才能得到体现。“两个维度”对一个流程中的四个环节分别从管理和技术两个视角进行了细分。

在该框架体系的指导下，国开行大力推动了全行数据标准化工作，建立了数据管控体系，搭建了企业级数据仓库，为充分挖掘数据资产价值，实现商业智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开行信息科技局数据管理中心副主任滕光进在接受《商业价值》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要管理数据，而不是管理数字，是数据背后的业务内涵。”

标准先行，规范统一业务和技术语言

“做好数据标准化工作是数据管理工作成败的关键。由于数据标准的缺乏和滞后，导致数据源以多种形式存在，业务口径差异大、基础信息编码多套并存、数据填报规则缺乏，将加剧数据跨系统整合的难度，从而无法真正实现数据资产的价值。”滕光进如是评价数据标准化工作的重要作用。

国开行秉承“标准先行”的理念，于2008年正式启动了全行数据标准化工作，通过借鉴金融业通用的金融业务逻辑数据模型，并结合国开行“投、贷、债、租、证”综合型金融业务的特点，将数据标准体系划分为基础类数据标准、分析类数据标准和专有类数据标准三大类，全面覆盖了国开行的业务领域和管理需要。截至2012年，国开行已完成基础类数据标准（包括客户、产品、协议、交易、资产、财务、内部机构与员工7个主题）和分析类数据标准的制定和发布工作，基本覆盖了国开行90%以上的业务和90%以上的IT系统。

国开行打破“先制定、后落地”的常规思路，将制定和落地同步开展，抓住系统建设的关键时机，大力推动数据标准在核心、全流程信贷、中小企业贷款、客户关系管理等4个重要生产系统和37个外围系统的落地工作，组织完成了大量历史数据的核对与清洗，同时开展了客户、产品类型、行业代码、债权性质等专项落地工作，有效地保证了系统间的数据一致性。通过开展数据标准化工作，统一了业务和技术的数据字典，奠定了数据大集中的坚实基础。

数据仓库项目群成功投产，形成新一代数据仓库建设模式

国开行数据仓库于2011年1月正式启动建设，确定了“落地数据标准、实现集中共享、提升五大应用、支持经营决策、统一全行报表、挖掘数据价值”的建设目标，规划了“涵盖数据标准、数据管控、数据仓库和应用建设等内容”的项目群建设蓝图，创造性地提出了“数据标准先行、数据管控落地、应用驱动与数据驱动相结合”的技术路线。

项目群经过1年零9个月的艰苦建设，已于2012年10月成功上线投产。数据仓库基础平台设计并创建了开行第一个集团框架下稳定的数据模型，一期完成了12个重要生产系统的数据入仓工作，实现了全行数据的集中与共享。

但随着数据源的不断丰富，如何保证入仓数据的质量成为了国开行数据仓库建设效果的新挑战，国开行采用了规划、组织、制度、技术工具和专项考核等因素相结合的综合型数据管控机制，制定了近千条质量度量规则和检核方法，对相关重要源系统的数据进行监控与检核，有效保证了入仓数据质量，使数据仓库成为了企业级可信、可控的数据源。同时，协同源系统提升了数据质量，为深入开展数据分析，提升数据资产价值奠定了基础。

通过有效的项目群建设管控，实现了项目群建设目标，成为国开行信息化建设的一次有益探索与实践。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同业外部专家一致认为：国家开发银行数据仓库项目群建设形成了银行业新一代数据仓库建设的模式，值得同业借鉴。“核心团队的战斗力，也是项目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滕光进如是评价合作伙伴文思海辉。

挖掘数据资产价值，提升全行核心竞争力

随着国开行支持经营管理、决策分析和监管报送的专业化水平显著增强数据的价值正在逐步凸现，基于数据仓库基础平台之上，国开行规划了综合经营管理、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财务绩效管理、监管合规、客户关系管理等业务应用域。

数据仓库一期项目顺利完成了高管驾驶舱、全行统一报表系统、风险数据集市及应用、监管报送系统四大重点应用建设。高管驾驶舱系统通过移动终端实现了国开行经营状况、金融同业对比和国内/国际宏观经济等内外部指标的集中、动态展现。全行统一报表系统建立了全行统一报表视图、手工数据补录、指标管理等功能，灵活的报表定制技术实现了国开行报表生成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仓内风险集市通过数据标准落地、梳理业务流程、优化风险模型，实现了基于细粒度的数据计算，全面提升了风险计量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大幅减少了资本占用。仓内监管报送集市实现了相关数据的集中整合，监管报送的数据质量和报送效率得到明显提高，数据自动化采集率提升20%。

同时，国开行还将进一步掘金数据资产。近期，国开行将基于“投、贷、债、租、证”综合性业务特点，重点在客户综合价值计算、大宗商品走势预测等方面，形成完善的数据挖掘分析成果应用机制，促使挖掘成果转化为具体的业务指导。中期，将把数据挖掘主题扩展到财务绩效和风险管理等领域，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机制，提升获取数据价值的洞察力。远期，将全面推广数据挖掘过程中获取的数据价值理念，强化数据挖掘在管理会计、客户管理和风险管理等领域的提升作用，充分体现国开行在挖掘数据资产价值方面的优势，提升全行核心竞争力。国开行在下一步的数据管理和应用工作中将进一步在大数据规划、业务应用、数据挖掘等方面寻求数据价值的进一步释放。而谈及合作伙伴，滕光进说道：通过数据仓库项目群的成功投产，国开行与文思海辉在数据仓库、测试解决方案等方面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后续希望能够在数据分析和应用领域加强合作。本着合作共赢的精神，国开行也希望文思海辉能够沿着解决方案的路径持续发展，突破原来只在外包领域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格局，增强自身服务的附加值。”

上海:抢占大数据战略高地 篇7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日前宣布成立。据介绍,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是经上海市政府批准,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商务委联合批复成立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 承担着促进商业数据流通、跨区域的机构合作和数据互联、公共数据与商业数据融合应用等工作职能。交易中心以国内领先的“技术+规则”双重架构, 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虚拟标识技术和二次加密数据配送技术, 结合面向应用场景的交易规则, 将在全面保障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前提下推动数据聚合流动。上海数据交易中心是上海大数据发展综合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上海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领, 开放共享、融合创新, 安全规范、繁荣有序”的原则, 围绕 “资源、技术、产业、应用、安全”融合联动这一条主线, 聚焦“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两个方面, 创新“交易机构+创新基地+产业基金+发展联盟+研究中心”五位一体大数据产业链生态发展布局, 力争打造国家数据科学中心、亚太数据交换中心和全球“数据经济”中心, 形成集数据贸易、应用服务、先进产业为一体的大数据战略高地。

企业数据战略 篇8

战略一:数据星河战略

据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总裁、九次方大数据创始人王叁寿透露, 中国大数据交易生态圈“数据星河”战略将打造数权、数融、数创、数通、数价、数托、数货、数金、数客、数标、数知、数例12个大数据平台。

战略二:一年一度的大数据交易高峰盛典

作为“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 (即“数博会”) 的核心论坛, “2016第二届中国 (贵阳) 大数据交易高峰论坛”于5月27日上午在贵阳生态会议中心召开。高峰论坛立足于国家战略, 对大数据产业发展、大数据应用等领域进行探讨。

战略三:打造“贵漂”文化

数博会期间, 贵阳还将打造隆重的“贵漂”活动, 此次活动将汇集1000余位“贵漂”, 并且推出系列颁奖活动。

战略四:大数据清洗基地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借此次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 建立贵阳大数据清洗基地, 将依托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的综合实力, 对外开展大数据清洗业务, 志在成为全球大数据清洗领域的“富士康”。

贵阳大数据清洗基地将开展七大专业业务, 即大数据清洗、脱敏、建模、分析、可视化等服务、技术咨询和培训;探索建立行业大数据标准和融合标准;提供大数据相关系统开发和项目管理服务;建立大数据创新应用孵化平台;探索大数据创业创新机制, 建立相关成果转化渠道;提供大数据创业创新一站式服务;开展大数据产业投资及咨询等。

战略五:交易所推行新规则、新标准

目前交易所会员已经取消了佣金制, 而是采用增值式服务模式。正是用这种容错精神, 贵阳大数据产业发展得到了飞速发展, 远超国内其他省市。

战略六:首创数据确权

此次,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首创的大数据登记确权结算服务, 开国内相关服务领域之先河, 堪称国内乃至全球明确、完善、确立数据主权, 深挖数据价值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战略七:中国大数据交易联合实验室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联合国内15所大学成立了中国大数据交易联合实验室, 实验室设有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理事会等机构, 承担了大数据交易政策及规则研究, 大数据交易服务平台建设, 开发大数据资源交易产品、实现产品标准化, 大数据资源交易制度体系建设, 大数据资产化、金融化研究, 以及大数据交易人才培养六项重要任务。

战略八:中国城市大数据发展联盟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将联合50个省市政府成立中国城市大数据发展联盟。该联盟将联合各城市整合多方资源, 各城市协同创新, 通过研讨交流、推广应用、标准研制、人才培养、业务合作等工作, 服务大数据生态建设, 协助制定大数据各领域的发展政策, 助推大数据生态系统创新, 切实推进各城市之间深度合作, 跨行业、跨地区资源整合, 充分发挥整合效应。

同时, 大数据发展联盟还将构建政策标准讨论平台, 积极推动大数据领域产业政策、标准研究以及大数据产业发展等工作。

战略九:全球第一个衡量数据资产价值的指数--黄果树指数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将重磅推出黄果树指数, 填补大数据交易领域的空白。

“黄果树指数”全称“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数据产品活跃指数”, 以世界最大的瀑布群——贵州“黄果树”来冠名, 是目前全球第一个衡量数据资产价值的指数。它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 根据数据产品数量、数据产品特定区间内的交易次数、数据产品、交易价格等项目, 按照各自在数据交易市场上的重要程度和所占比重构成, 运用科学方法, 而算出的综合性指数。

黄果树指数, 不仅是大数据交易市场与行业数据产品的“晴雨表”, 还将成为全球大数据资产价值走向的“风向标”, 引领全球大数据产业发展。

战略十:大数据培训证书

企业数据战略 篇9

“如果我有历年的相关数据, 就有说服力了。”郭巍青面对的这个问题,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得到解决, 广东已经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大数据战略。

“心中有数”

2012年12月, 广东省宣布在全国率先启动大数据战略, 相关部门起草了一份《广东省实施大数据战略工作方案》, 提交省政府批准。

据广东省经信委介绍, 广东大数据战略将坚持以“开放共享”推动大数据应用, 以“开放应用”带动大数据在国内发展, 再试图通过大数据的发展来促进社会创新, 为“智慧广东”建设助力。在报批的方案中, 广东省政府准备在财政、环保、招投标等领域率先开展数据公开试点, 通过互联网等形式开放数据。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曾志权曾表态, “尝试率先公开部分专项资金安排、使用等方面的情况。”

作为第三方评价机构, 华南理工大学政府绩效评价中心曾参与过广东省多项财政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项目, 该中心主任郑方辉介绍说:“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提供了一个使用资金量化的平台, 评价建立在数据采集、调查、专业化归类、分析等基础环节上, 这也就形成了一个数据库。如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要对全省两万多所学校进行数据采集。怎么采集, 采集什么数据, 有一套专业的指标体系和采集系统。”

据郑方辉了解, 过去的两年, 广东省在网上公布了11项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报告。这些报告里就包含加工后的数据内容。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可以说是广东推进大数据战略的一个样本。

在研究机构方面, 目前中山大学正在建设“超级计算中心”以辅助推进广东大数据发展。“通过大数据应用, 一是让政府职能更好地得到履行, 服务社会。二是政府公开的数据将为企业和个人创造价值。三是政府的行政管理变得更加有效, 决策变得更加准确。四是政府公信力因为出色的服务和高效率的运转以及正确的决策, 赢得社会的普遍认可, 从而公信力大大提升。”郭巍青分析说。

透明营造信任

广东先行一步, 首先需要破解的难题就是数据的整合和开放。

仅在这两个环节, 政府的底气有多足?即便开放又能开放到什么程度?

以政府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为例, 广东省从2004年开始成立绩效评价处, 评价工作在国内领先。过去两年, 广东省向社会公开了11项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报告。

“接近上帝”

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大数据的应用, 每天上网的清单, 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 我有5M的流量下载了一首歌, 有3M的流量是QQ聊天, 原本这些是不可能知道的。

通过分析大数据, 以及数据与数据之间的碰撞, 会发现意想不到的关联, 从而对个人生活、政府管理、商业运转等过程起到预测和警示作用, 即数据会告诉你“不能再这样做了, 否则会产生不好的结果”;还有可能告诉你, “你可以这样去做, 会给你创造更好的局面。”

“未来会怎样?只有上帝知道。”但大数据的运用, 会让你有“接近上帝”的感觉。对坏事情的发生, 数据分析会起到一定的预警作用。

大数据时代下的城市节能战略 篇10

在第十一届中外绿色人居论坛上, 论坛组委会委员、美国能源基金会建筑项目主任、博士莫争春以纽约为例向大家展示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方向:以行政命令管理的手段, 统计城市建筑能耗信息, 并全部公开分享, 鼓励市场参与数据分析, 共同提升城市建筑能效。

莫争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建筑能耗数据的公开与对标对于城市节能可以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 这首先是观念的问题, 而非技术问题。

心中有“数”

世界正处于大数据时代。从纷繁复杂、不断爆炸的数据中寻找出任何有效的信息并加以利用, 正成为一种共识。

在莫争春看来, 国家在制定任何节能政策之前, 关键也在于要知道自身的能源数据, 要知道自己的“家底有多少”, 做到心中有数。但实际上, 在建筑行业方面, 我国并没有清晰的数据, 如何做到心中有数?

当前, 国内绝大多数有关建筑能耗的研究及数据统计都只是针对单个建筑, 缺乏对城市整体的统计。

莫争春对本报记者表示, 虽然现在我国很多省市在做建筑信息能耗监测平台, 但并没有哪个城市能确切把所有的建筑能耗搞清楚, 也没有哪个城市把收集到的信息加以利用。“我们现在只是把数据收集起来, 用图表现出来, 但是这不是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利用这些信息来做节能。”

由于在中美两国节能领域工作了20余年, 莫争春对两国的节能现状非常了解。他认为美国纽约在利用大数据进行城市节能方面有着突出表现。

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曾提出纽约到2030年减排30%, 而70%的能耗在建筑。为了完成这个目标, 迈克尔·布隆伯格就必须摸清大部分建筑的能耗现状, 才能对症下药。

据莫争春介绍, 迈克尔·布隆伯格通过议会立法, 最后要求采取强制性的方式, 所有50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 必须将能耗数据公开, 否则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他只花了2年时间, 就掌握了纽约市所有50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 (包括住宅和公共建筑) 的能耗数据, 并能根据能耗强度将纽约市划分区域, 由此有针对性地进行节能。

开放与市场化

数据公开的好处在于充分的市场化, 可以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推进城市节能。

仍然以纽约为例, 迈克尔·布隆伯格的做法催生了一批优质的建筑能效服务公司, 创造了新型能耗行业。城市建筑能耗数据需要进行审计, 迈克尔·布隆伯格并没有事先设置行政许可, 而是放开让市场去做, 最终通过市场的力量催生优质的审计公司。

莫争春还介绍, 在美国能源部官网上关于所有的住宅、商业建筑、能源供应等相关数据都对外公开, 而且政府鼓励公众使用这些数据, 尤其是开展竞赛, 看谁能够开发更好的使用工具, 把公布的数据开发利用得更好, 给予奖励。

目前, 美国已经出现了大批能源数据分析公司, 都是基于上述公开信息做的。也正是由于信息的公开, 美国今年有10个城市正在进行着一场信息公开和对标的比赛。

在莫争春看来, 基于公共信息分析产生的策略才是城市发展之路。传统模式中, 政府控制了绝大部分信息, 主导着市场, 而封闭、隔离的“信息孤岛”是形成大数据的障碍。现在需要一种新模式, 即政府让这些信息在市场中流动, 让市场利用信息催生新服务。

“在大数据时代, 我们需要的不光是新的节能战略, 而是信息的共享。”莫争春表示, 公共信息的共享是大数据的起点, 这个取决于决策者是否有决心去做。决策者需要意识到能耗数据的公开和对标对推动城市节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隐私或者国家安全问题而保持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