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和台湾地区

关键词： 文言 内地 试题

内地和台湾地区（精选九篇）

内地和台湾地区 篇1

近几年来,股票市场异象(Market Anomalies)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所谓市场异象,是指那些无法运用传统金融学理论来解释的市场现象。大量市场异象的出现给传统金融学理论带来了巨大挑战。

有效市场假说(EMH)认为,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所有的股票都能够反应出所有可以获得信息,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利用股票市场上的相关信息获得超额收益(Fama,1970)。传统金融学理论认为,市场是充分有效的,投资者是足够理性的,因此,任何信息都不可能创造超额收益(Fama,1970)。然而大量的实证数据表明,投资者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市场也并非有效的。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了大量市场异象的存在,如“月份效应”、“星期效应”、“月中效应”等,这些异象的存在说明投资者可以利用一些特定的投资策略在股票市场上获得超额收益率,这大大动摇了传统金融学的根基。

在众多的市场异象中,“一月效应”、“价值溢价效应”和“小公司效应”是三个非常重要和典型的市场异象。其中,“一月效应”是指一月份股票市场收益率显著高于非一月份时期(Wachtel,1942)。大多数西方国家股票市场都被证明一月效应显著存在,近几年来,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股票市场的一月效应也基本得到了验证(蒋先玲等,2012;Chung-Wen(Sally)Hsu,2005)。“价值溢价效应”是指价值型股票的收益率显著高于成长型股票收益率的现象(Basu,1977),“小公司效应”是指小规模公司的股票收益率高于大规模公司股票收益率的现象(Banz,1981)。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股票市场都属于亚太地区的新兴资本市场,在这种个人投资者占市场主体的新兴资本市场中,投资者更容易受到一些非理性情绪的影响,投资决策易被其左右。因此,将“一月效应”分别与“价值溢价效应”和“小公司效应”结合是否会有新的市场异象产生?同时,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市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传统文化可能是造成市场异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价值溢价效应”和“小公司效应”分别与月份相联系,发现了除“一月小公司效应”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的市场异象,即“一月价值溢价效应”;第二,进一步对研究样本的风险程度进行了划分,发现中国内地投资者在一月份主要偏好高BM值的股票,而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在一月份更偏好小规模公司中的高风险股票;第三,选择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大新兴市场,发现中国传统的春节文化能够对上述两大市场异象给出合理的解释。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刻认识新兴市场投资者心理对市场的影响力、完善股票市场运行机制和加快新兴股票市场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当前,国内外文献主要集中在分别验证和解释价值溢价效应和小公司效应,而将二者与一月效应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文献有限。而且,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展开,研究对象很少集中于像中国这类的新兴市场。

(一)价值溢价效应研究

Basu(1977)最早研究发现,股票收益率与赢利价格比(Earning to price)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赢利价格比的股票收益高于低赢利价格比的股票。随后,Rosenberg等(1984)和Chan等(1991)又分别发现了股票收益率与账面市值比(Book to market equity)及现金流价格比(Cash flow to price)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人们把这种具有高账面市值比、高赢利价格比及高现金流价格比的股票称为价值型股票,反之,则为成长型股票。同时,把价值型股票收益高于成长型股票收益的现象称为“价值溢价效应”。在此基础上,Fama和French(1992)对1963—1989年间的美国上市公司股票进行系统研究,发现账面市值比最大的10%的股票的平均收益率比账面市值比最小的10%的股票的平均收益率每月高1.53%,而且这种差异经过β调整后仍然明显。Davis等(2000)把样本区间扩大到1926—1989年,结论依然成立。

国内关于“价值溢价效应”的研究很少,王晋斌(2004)认为,我国存在显著的价值溢价效应,而伍燕然和韩立岩(2009)却认为,股票收益与账面市值比的正向关系不显著。

(二)小公司效应研究

Banz(1981)研究发现,小规模公司平均收益率高于大规模公司,而且经过估计贝塔调整后仍然成立,人们称之为“小公司效应”。Keim(1983)进一步指出,大规模公司与小规模公司的这种收益差异有50%是发生在1月份,也就是说,小公司效应在一月份尤其显著。这种一月效应和小公司效应同时存在的现象称为“一月小公司效应”。Reinganum(1983)和Blume等(1983)利用1963—1979年的数据,发现小公司在一月份的收益率平均每天上升0.714%。目前,针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小公司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验证我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小公司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朱宝宪和何治国(2001)采用1995—1997年的数据发现中国不存在“小公司效应”,而刘昱熙和宋旺(2011)采用较新的时间样本,验证了中国A股市场上存在明显的“小公司效应”。张兵(2005)利用滚动样本检验法发现我国股票市场小公司一月效应显著,但风险最大。

综上,国内文献都局限于验证我国股票市场价值溢价效应与小公司效应是否成立,没有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论证,也没有提出合理的解释。相对于国内文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价值溢价效应和小公司效应分别与月份联系起来,并从行为金融的角度对这两种异象给予了解释。

三、数据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自2003年1月至2011年12月中国沪深两市所有A股、香港和台湾股票市场所有股票作为研究样本。本文使用的股票及上市公司数据均来源于彭博数据库(Bloomberg),包括股票收益率、市场收益率、公司市值、公司账面值和息税前利润等。

(二)研究方法

1.“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Fama&Mac Beth的时间序列横截面回归法,采用月度数据分别对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大新兴市场的一月样本和非一月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其中,检验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的具体模型分别如下所示:

其中,rit-rmt表示股票i第t月的股票收益率减去第t月的市场收益率;BMit为公司i在第t月的权益账面值与市场价值之比;Sizeit为公司i在第t月的市场价值的自然对数值。

2. 不同风险条件下“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检验。

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偏好投资于高BM的公司或是小市值的公司,还是偏好投资于高风险的高BM公司或是高风险的小市值公司呢?为了检验三大新兴市场中存在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是否与股票的风险程度有关,本文进一步根据每支股票在上一个年度的月度收益率标准差将每个市场的股票都分成5个组合,每年进行一次调整。其中,在样本区间内风险程度最低的20%的股票为VAR1,风险程度最高的20%的股票为VAR5。在不同的风险水平下,分别比较三大新兴市场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为了同时考虑价值溢价效应和小公司效应,本文采用模型(3)进行验证,如下所示:

其中,模型中每个变量的具体含义与模型(1)和模型(2)一致。

3. 春节文化对“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的解释。

由于本文选取的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大新兴市场都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厚,因此,农历春节对于这三个市场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大多数公司及企事业单位都会为了奖励员工过去一年的认真工作在农历春节前(一月份)颁发年终奖金。心理账户理论(Mental Accounting)指出投资者会出现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根据资金的来源、所在和用途等因素对资金进行分类并放置于不同的账户,分别进行投资决策。由于年终奖金与日常工资不同,这笔年终奖金的获得会促使投资者对风险的规避程度降低,对高风险股票的偏好增强。由于账面市值比(BM)越大的公司以及市值越小的公司风险程度越高,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大新兴市场存在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都与三大市场的春节文化背景有关。

由于公司的息税前利润(EBIT)能够代表公司的赢利能力,公司赢利越多给员工年底颁发的奖金就越多;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增长率越高,说明今年创造的财富水平远高于去年,对于公司(企业)而言即代表今年的利润水平较去年大幅提高,因此,公司(企业)给员工的年终奖金会越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分别选取三大新兴市场上市公司在前一年的息税前利润(EBIT)和三个国家(地区)前一年的GDP增长率作为衡量年终奖金高低的指标。分别根据以上两个指标的高低,将三大新兴市场分成两组,利用模型(3)对每个组合进行回归分析。

四、实证及结果分析

(一)三大新兴市场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

根据模型(1)和模型(2),若BM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该市场存在价值溢价效应,即高BM值的公司收益率显著高于低BM值的公司;若Size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该市场存在小公司效应,即小规模公司的收益率显著高于大规模的公司。

对三大新兴市场一月份和非一月份的价值溢价效应及小公司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中国内地市场在一月份的BM系数为0.038且显著为正,而在非一月份BM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中国内地市场存在一月价值溢价效应。而中国内地市场在一月份的Size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中国内地市场不存在一月小公司效应。香港市场和台湾市场的情况比较类似,在一月份,两个市场的BM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两个市场并不存在一月价值溢价效应。而在一月份,两个市场的Size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分别为-0.089和-0.007,且系数的绝对值都高于非一月份的系数绝对值,说明两个市场存在一月小公司效应,且该效应高于非一月份水平。

注:*、**和***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二)不同风险条件下“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

根据股票前一年月度收益率的标准差将每个市场的股票分成5个组合,采用模型(3)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在中国内地市场存在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因此观察回归结果中五个风险水平下的BM系数,发现在每个风险水平下,BM系数均显著为正,且没有依次增加或减小的规律,说明在中国内地市场,投资者偏好于在一月份投资高BM值的公司,与公司所处的风险等级无关。而在香港市场,只有在VAR4和VAR5这两个风险水平下,Size的系数才显著为负,且VAR5组合中的系数为-0.021,其绝对值高于VAR4组合中的-0.014,这两点充分说明在香港市场上,投资者不是单纯偏好投资于小规模公司,而是偏好投资于高风险的小规模公司。台湾市场和香港市场的情况类似,只有在VAR5组合中Size的系数显著为负,其他组合均不显著,也说明台湾市场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高风险的小规模公司。综上,中国内地市场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与风险水平无关,而香港和台湾的一月小公司效应在风险水平越高的组合中表现越明显。

注:*、**和***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三)春节文化对“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的解释

选择公司前一年的息税前利润(EBIT)和所在国家(地区)前一年的GDP增长率作为衡量年终奖金高低的指标,分别将息税前利润(EBIT)和GDP增长率分成高低两个组合。由于中国内地市场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与风险水平无关,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只对中国内地一月份整体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而由于香港和台湾两大新兴市场的一月小公司效应与风险水平密切相关,只存在于高风险的组合中,因此,仍然将一月份的样本分成5个风险水平进行分析。

如表3所示,在利用息税前利润(EBIT)对三大新兴市场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小公司效应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本文发现在中国内地市场中,高EBIT样本中的BM系数为0.061,且显著;低EBIT样本中的BM系数也显著为正,为0.022,小于高EBIT样本中BM的系数。说明年终奖金越高,中国内地投资者越倾向于在一月份投资于高BM值的股票,导致一月份价值溢价效应较大。而在香港市场,高EBIT样本中的VAR2和VAR4组合的Size系数显著为负,分别为-0.015和-0.021,说明随着风险水平的提高,一月份小公司效应越明显;而在低EBIT样本中,无论风险水平高低,均不存在一月小公司效应。说明年终奖金越高,香港市场的一月小公司效应越明显,而当年终奖金较低时,不存在一月小公司效应。在高EBIT样本中,台湾市场只有在VAR5组合中Size的系数显著为负,值为-0.019;在低EBIT样本中,VAR5组合中Size的系数为-0.004,其绝对值低于高EBIT样本的系数。

注:*、**和***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在利用GDP增长率作为衡量年终奖金指标的分析结果与上述分析基本一致,如表4所示。在内地市场,高GDP增长率样本中,BM的系数为0.052,低GDP样本中,BM系数为0.032。说明年终奖金越高,投资者越倾向投资于高BM的股票。而在香港市场和台湾市场,在高GDP增长率样本中,分别在VAR4、VAR5和VAR5组合中一月小公司效应显著,而在低GDP增长率样本中,一月小公司效应均不存在。充分说明在这两个市场,年终奖金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一月小公司效应的存在。

选取EBIT和GDP增长率作为年终奖金高低的代理变量,上述分析充分说明了基于春节文化背景下的年终奖金能够解释三大新兴市场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

注:*、**和***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五、结论

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都属于新兴资本市场,个人投资者主体易受非理性因素影响,且三大新兴市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这三大新兴市场具有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市场异象。

本文选取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大新兴市场2003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所有股票月度数据,采用Fama&Mac Beth的时间序列横截面回归法,将“价值溢价效应”和“小公司效应”分别和“一月效应”联系起来,发现了除“一月小公司效应”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市场异象,即“一月价值溢价效应”。但三大市场又有一定差异,其中,中国内地市场“一月价值溢价效应”显著,而香港和台湾市场“一月小公司效应”显著存在。本文通过将股票根据其收益率标准差分成5个组合后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中国内地市场,投资者在一月份偏好投资于高BM值的股票,而在香港和台湾市场,投资者只偏好小公司中的高风险股票,因此,对于低风险的股票组合而言,“一月小公司效应”并不存在。

由于三大新兴市场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本文尝试对“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给予解释。春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节日,年终奖金是广大投资者在春节前的一项重要收入。本文选择公司息税前利润和GDP增长率作为衡量年终奖金的指标,发现年终奖金越高,中国内地市场的“一月价值溢价效应”以及香港和台湾市场的“一月小公司效应”越显著,这充分说明,春节文化背景下的年终奖金是两大市场异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摘要：以2003年1月至2011年12月沪深两市所有A股、香港和台湾股票市场所有股票为研究样本,利用Fama-MacBeth时间序列横截面回归法发现,中国内地存在“一月价值溢价效应”,而香港和台湾市场存在“一月小公司效应”;根据股票收益率的标准差将三大新兴市场的股票分别分成5个组合发现,中国内地投资者偏好高BM的股票,而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更加偏好小公司中的高风险股票;如通过选择息税前利润和GDP增长率作为年终奖金的代理变量发现春节文化背景下的年终奖金可以作为解释“一月价值溢价效应”和“一月小公司效应”的依据。

台湾牙医内地淘金 篇2

国维牙医最初创办于1992年，2005年开始连锁化经营。目前在台湾地区，国维牙医拥有86家连锁门店，是最大的牙医连锁机构；而在内地，国维牙医仅拥有3家门店。对于一度有志拓展内地市场的曾育弘来说，这个速度有些保守。

近几年，随着内地医疗市场的不断开放，吸引了好些台湾医药人的进入，较受关注的有长庚医院、明基医院的兴建，但和国维牙医一样，成长较为波折。在台湾地区受欢迎的医疗模式能否成功复制到内地，曾育弘和他的台湾同行们还在观察及摸索之中。

二线城市有潜质

“有点奔波，但开了就该撑下来。”中午12点半，曾育弘结束看诊，回到不足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每个月这几天，他都是这间诊所最忙碌的医生。7年的坚持，他为这间诊所积累了稳定的台商客户群。

在台湾地区，曾育弘是植牙业的一位权威医生，曾经培训过多位牙医。7年前，他跟随其台湾病人来到内地，当时蓝华诊所正在筹备，于是参股建立蓝华医院。蓝华医院的另一大股东来自传统产业，旗下另有3家诊所。诊所后来分家，曾育弘及其带起来的医生接手了蓝华，另三家诊所被其他人接手，但之后经营情况并不好，后来再找到曾育弘，曾接手了其中靠近地铁的两家。

蓝华诊所也在地铁旁，有4张牙椅，中等规模。因为医师资源的稳定及曾育弘的定期看诊，诊所的台商客户群很稳定，经营情况很好，另两家后来收入旗下的诊所经营情况则时好时坏。

在上海之外，国维牙医曾尝试过拓展北京市场。通过朋友的介绍，国维在辟才胡同及公主坟等地尝试开设了2家门店，之后很快退出。对于这两次的失败，曾归因于对内地市场的不了解。之后，北京著名的购物中心新光天地开幕时，同为台湾人的新光董事长为曾育弘在附近物色了一个门面，但曾最终放弃了。

“从上海到北京，战线太长。我还蛮保守的，不想扩张太快。”每个月的两地飞行让曾感到很疲惫。最近一次从福州去上海，因为飞机故障，曾育弘花费了6个小时才到达上海，这种时间上的浪费让他无法承受。

在上海，国维还曾尝试过与一家医院合作，这次是几个台湾医生希望与曾育弘合作，以国维的名义进行经营管理。但这次合作也很快结束。曾退出的理由是对方财务不公开，这与国维牙医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规范不相符。他希望寻求到更规范、正式的合作管道。

“内地开诊所没有预期的好。”曾育弘说，算起来“台湾的诊所更赚钱”。曾觉得是市场问题。台湾有比较成熟的健保体系，洗牙、补牙、根管治疗等普通牙周疾病治疗都由健保系统付费，个人看牙花费通常不过百元。只有美容牙科、正畸等服务需要自费。而在内地，诊所都是赢利性质，这固然适合开连锁，但内地的成本很高。

“上海物价、房价及各种费用，加起来的成本和台湾差不多，甚至有过之。”曾育弘说。以蓝华门店为例，其坐落在华山路某公寓的二楼，房租占到经营成本的1/5，甚至近1/4。而在台湾地区，房租通常不到经营成本的1/10。“羊毛出在羊身上，收费高，不然没办法维持基本开销。”

在对一线城市进行多年摸索后，曾育弘逐渐将目光转向二线城市。“到有需要的地方去。”在曾育弘看来，医疗资源需求有一定容量，北京、上海等地有很多好的诊所及医疗资源，没必要锦上添花。“我希望诊所开的地方对当地有一些帮忙，将台湾好的医疗管理带入这些二三线城市。”

尽管之前的速度相对保守，但曾育弘依然看好内地医疗市场。“内地太大了，机会很多。”他还在谨慎地选择可能的合作方。最近一段时间，曾育弘在大连、福州等地做了一些交流，考虑到两岸的飞行，他首选可以直航的城市开设诊所。在他看来，如果不能直飞，会影响台湾医生来内地看诊的积极性。而好的医师资源是牙科诊所的核心竞争力。

医生培养是关键

国维牙医的成长正是依靠于对医师资源的培养。

1992，曾育弘纽约大学毕业，回到台湾开设牙科诊所，并很快取得健保资质。在台湾地区，类似的牙科诊所有大约6000家，大部分是牙医主导的独立诊所，很少有连锁品牌。起初几年，曾育弘并没有想过连锁，但其诊所内培训的医生日益成熟，之后离开并独立开设新诊所。曾育弘开始参股这些新诊所，并与这些诊所逐渐联合在一起，希望通过联合采购等削减成本，增加利润。

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国维牙医也逐渐发现了其在植牙、美容牙科等服务上的优势，不同于洗牙、补牙等普通牙科诊疗服务，美容牙科、正畸等服务不纳入医保，而需要自费。而当时台湾很多30-50岁的主力牙医在受教育的阶段没有学习过植牙，无法提供这一服务。

2000年后，随着植牙技术的成熟，植牙市场快速成长。作为台湾地区植牙业的先行者，曾育弘将其母校纽约大学的课程引入到了台湾，成立了维瀚牙医再教育中心。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需求。在此之前，一位牙医如果去纽约大学完成这一课程，需要两年的脱产学习，这意味着将损失两年的看诊收入。而在维瀚接受培训，每年只需在纽约完成一星期的课程，不影响诊所日常的经营。

维瀚牙医再教育中心很快吸引了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等地医生的加入，为国维牙医连锁化奠定了人才基础。2005年，国维牙医正式成立牙科连锁公司，开始连锁化经营，并将诊所拓展到了菲律宾。

“诊所都是受训医生开设的，大家理念认同就在一起了。牙医拥有诊所，我们用设备租赁等方式，经营管理公司。”曾育弘说。后来这种完全加盟发展成特许加盟，牙医及国维对诊所共同入股，通常国维占诊所大股；此外，国维总部也会放一些股份给诊所的牙医，两条线并行，大家互相交叉持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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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十年，维瀚已培育出近500位具有国际认证的植牙专科医师。而在国维，来自健保体系及自费的营收各占一半。

不同于台湾地区先有医师后有诊所，在内地，国维先有诊所后培训医师，曾育弘每月的定期飞行，除了看诊，还肩负着培训医生的责任。“我们有在培训，但内地医生层次不齐。”曾育弘说，如何选择医师，是件很困扰的事情，不同医生间的资质、能力相差很大，一些医生甚至要从头来带。

如今曾育弘试图将台湾维瀚牙医再教育中心的模式带入内地，在上海设立了国维牙医再教育中心，希望培养更多的牙医人才。在具体培训上，引入台湾医师资源同时，将内地医师送到台湾地区受训。

如何培养及留住好的医师，这不仅是国维牙医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国内连锁齿科诊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培养人才是我们的重点，他们是我们的核心资产。”瑞尔齿科创始人邹其芳说。开设新分店时，邹其芳通常会选用瑞尔培养的牙医担任分店负责人。2006年起，瑞尔齿科开始进行校园招聘，自己做医师培训，并对外开展牙科教育，如与新加坡最大的一站式牙科中心“T32”合作建立牙科培训中心，让受训的医生在新加坡牙科专科医生的监督下做牙科手术。此外，瑞尔齿科还与邹其芳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合作，邀请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教授来讲课同时，定期将学员送到宾夕法尼亚法学深造。完成融资后的瑞尔，计划拿出一部分股权作为对人才的激励。

“开诊所不是几何级成长，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扩张。”曾育弘说。

医师们聚集在一起，不仅为国维找到了合作伙伴，也拓展了国维的业务。在连锁平台之外，国维还代理研发骨粉、人工植体等产品。购买一定量的产品，可成为国维牙医的策略联盟伙伴，享受国维牙医提供的相关行销、技师等服务。在国维的连锁体系里，有直营、加盟及策略联盟三种模式。

“课程在先，产品在后，通过培训，建立了体系里的信任感。”曾在维瀚再教育中心工作过6年的赖慧璐女士说。她半年前开始常驻上海，现在的身份是总经理特别助理。

坐在上海的诊所，曾育弘打开电脑，透过ERP系统，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地区国维各门店实时经营情况，这其中既有材料的出货、进货，也包括病人就诊及牙医看诊的各项记录，这套成熟的IT系统，为国维连锁化经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无论是医师的培养，还是ERP体系，内地都还不能与台湾地区很好接轨。“内地一套、台湾一套，希望未来两地能采用同样的系统。”赖慧璐说。

据赖慧璐介绍，在台湾地区，国维如今正在尝试通过对专门行政人员的培训，将诊所院长真正从行政及经营中解放出来，而专注于带领医疗团队，对医疗品质负责。

台湾省中学试题内地博士傻眼? 篇3

索而观之, 这些国文试题不过一些巧妙实用文言, 或从文言作品精粹中抽绎而出, 涉及实用古文 (非古文运动之古文) 以及交际文言、浅近文言, 甚至旧时企业庆典之通用联语。出为选择题, 稍有文言基础者, 到眼即辨, 不假思索。

其实, 这些试题很高明, 活泼而具有深度, 但又很讲究, 全然不需死记硬背。有感觉, 或有较深印象者就可以从容答出正确内容。譬如第八题是:

(甲) 万古丹心盟日月, 千年义气表春秋。

(乙) 未劈曹颅千古恨, 曾医关臂一军惊。

(丙) 天意欲兴刘, 到此英雄难用武;人心犹慕项, 至今父老尚称王。

(丁) 由仁居义, 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知言养气, 充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

问:上引对联各咏一历史人物, 若依序排列, 正确的选项是:

(A) 关羽、扁鹊、项羽、孔子 (B) 关羽、华佗、项羽、孟子

(C) 文天祥、华佗、刘邦、孔子 (D) 文天祥、扁鹊、刘邦、孟子。

而内地之中青年博士笔杆咬破, 不能作答, 勉强答之, 谬误百出, 贻笑大方。

文化的危机远非博士不能答题一端, 更为内在的悲哀乃是教育的使命严重走偏, 固有文化土壤层层剥落, 学生对于固有文化并无记忆。其所带来的后果, 是在全球文化交流多元的情况下, 没有对话的本钱和能力, 对于文化的再生再造, 不具有任何其他的选项。学生本人不能答题的背后, 也没有自主的个人, 没有理性与道德的公民影子。

文史哲经典被轻忽与轻视, 文化的层面被平庸、冷漠与失落占据。学生面对数千年来先圣大贤孜孜累积的文化成果毫无叩问触摸的能力, 结果产生如同生物学意义上的返祖现象, 行为多出自生物食色本能的反射。

现在课程设置片面偏向实用, 致使文化素养的培育成为单薄的附庸。中文系大量的应用或商业写作, 既不能做抽象之文史哲之思辨转圜, 更不能体悟思想巅峰激荡之美学欣快。就是一般企业企划、单位总结、广告文案, 也写得拖泥带水, 恶性欧化, 市面上多不可数的商业广告文体, 疙疙瘩瘩, 生造硬来, 令人头胀不已。更多的师范院校竞赛似的开设影视编导课程, 好像国民都是电影迷, 将有无尽的市场。草台班子, 仓促上马, 不意竟于高校见之。教出来的学生, 非特不能拍片, 就是跑龙套也还勉强。大量的时间, 竟然拿来制造次品。

片面注重实用, 结果是无根之木, 难以根植培育, 既不实、也无用。急功近利, 实为不智。

梁启超、鲁迅、施蛰存、胡适……当年都给青年人开过书单, 大多是中国文史哲之最基本著作。如梁氏所开书单, 子部无非老庄荀韩, 史部前四史加《资治通鉴》, 鲁迅偏向子书, 但都很常见而不生僻, 并非钻牛角尖。这些书单乃以大学低年级、中学生为对象。而今人往往中壮年以后才去匆匆补课, 或者根本陌同路人, 接受融汇的成分当然不免大打折扣。

中国文史之最基本, 包含价值判断、古人生活经验之总结, 以及伦理道德、人生哲学之观念。看似不能直接为今之学生择业所用, 实则它的作用乃如文火煨药, 作用价值乃是潜在地长期地显现出来。当年大诗人陈衍和青年钱锺书谈艺, 说若是修习文学, 中国文学已经很好, 又何必到外国去呢?这是老年人说的稚拙话, 当年的钱锺书们留学西洋, 所学远非文学一端, 更多为老大中国社会转型之需要。但老人的话, 细想却有至理在。尤其对于今之现实, 具有查缺补漏、固本扶元的效用。

经典中, 饱含建立于人性的人文观念, 需今人以现代的眼光, 摭拾贯穿。再说, 六经皆史, 其中更充溢人类智性、感性、理性历史的经验, 同时也蕴藏普世价值可能性的因子。作为一种普及, 百家讲坛之类随心所欲、不着边际的发挥也自有其市场、意义。但市场难持久, 意义也不大。根本基础的巩固培育还需从典籍原著着手。一旦进入, 非特不难, 反而有无尽之乐趣。

内地综艺节目台湾化之弊端论文 篇4

台湾综艺节目以敢玩敢整、尺度限制少著称，受到许多人的喜爱，收视率很高，被越来越多的内地综艺节目仿效。

一、模仿无罪，原创不强

国内综艺节目的开端，是1990年央视《综艺大观》的开播，发展至今，仅有二十年历史。即使是从1983年央视举办第一台春节联欢晚会算起，也不到三十年。而台湾的综艺节目已有近五十年的历史，各种形态的发展较为充分。因此，内地综艺节目对其进行借鉴无疑是一条捷径，但借鉴时却缺少必要的创意。台湾著名综艺节目主持人凌峰谈到内地目前综艺节目的现状时觉得“有抄袭，没创意。抄袭说白了就是偷，这不是做电视综艺的态度”。[1]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台湾综艺节目在内地的“山寨版”。很多内地主持人也难逃模仿台湾主持人的道路。在台湾，“综艺天后”小S以麻辣幽默著称，内地的著名主持人谢娜也常常因其搞笑的语言风格和强烈的表演欲望被人们拿来与小S进行类比。温文尔雅的何炅“何老师”也被人们拿来与“读书人”蔡康永进行比较。

许多电视台还直接引进台湾主持人入驻主打综艺节目，使内地的综艺节目与台湾综艺节目越发相似。如《周末不加班》的阿雅、《天天向上》的欧，他们语言犀利，善于调动现场气氛，具备极强的搞笑功力，且能身兼数职，主持、模仿、唱歌、跳舞等才艺信手拈来，再加上他们对节目制作流程比较熟悉，且在内地观众中拥有一定知名度，“拿来就可以用”的台湾综艺主持人成了内地各大电视台的抢手货。

二、生搬硬套，恐难长远

台湾已进入后综艺时代，表现为综艺界渐露疲态，进入了节目内容循环复制、同质化严重、收视率急剧下跌、观众大喊审美疲劳。综艺主持人阿雅表示，“我对目前台湾电视综艺节目的`现状很不看好。这些年来，台湾除了类似《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来了》这样的老牌娱乐节目，很久没有什么新创意了。做什么节目都是一窝蜂，同质化趋势太严重，我觉得很难在那里有更好的发展，不如转战综艺形式更为多元化的内地。”[2]台湾的主持人、制作人纷纷转战内地市场，业内人士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台湾“后综艺时代”需要拓展市场。

台湾本土培养出的主持人虽然在风格上自成一格，但节目内容往往流于表面，缺乏深层的文化素养。内地和台湾地区的文化价值体系有一定差别，如果台湾主持人无法理解内地价值观，他们该如何打动内地观众？内地综艺节目如果只注重表面热闹的泡沫文化，一味模仿不求创新，走下坡路是迟早的事。

再说内地综艺节目的鼻祖《正大综艺》。在开播后的前几年，《正大综艺》的收视率一直高居央视二套的首位，原因在于其形式灵活、内容多样，由《动物神趣》、《真真假假》、《中国真奇妙》、《世界真奇妙》、《猜猜看看》等演播室现场节目和《正大剧场》组成，集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参与性为一体，既有文艺性又有故事性，在当时是综合性最强的综艺节目。近年来，《正大综艺》收视率逐年下降。据调查统计，经常收看这一节目的人占40%，偶尔看看的占30%，而过去经常收看，现在不太收看的占27%，[3]《正大综艺》已失去了超过四分之一的观众。《正大综艺》失宠的原因有很多，除了电视频道日益增多，人们有更多样化的娱乐方式之类的外部原因，节目缺乏新意也是最重要原因。

台湾在90年代进入综艺节目发展的黄金时期，更多电视台的开播，使节目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伴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台湾综艺节目不断推陈出新，节目形态日趋成熟多元。由此可见，形式内容的创新使90年代的台湾综艺节目胜过了内地综艺节目。

因此，模仿台湾综艺节目，要学习其创新的精神，如果停留在节目形式的简单复制，随着从节目样式到节目内容的趋同，这些综艺节目不可能吸引人们长久的关注。

三、致力创新，另求发展

过多引入台湾综艺节目的元素，并不能满足内地观众的需要。很多电视台正在为改变这一现状做出努力。从打造自己的金牌主持，到节目编排、舞台美术等方面，内地的综艺节目正在力求形成自己的特色。当然，仅仅变革形式是远远不够的。内地综艺节目应有创新意识，深刻挖掘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勇于尝试新技术，打造符合自身特色，易于被受众接受的有发展前景的综艺节目。以来，江苏卫视已经推出了多档全新的综艺节目。

[1]倪自放.内地综艺模仿台湾路线图：原创太弱拷贝为主.齐鲁晚报,-5-30.

[2]同上。

香港地区医疗体制对内地的借鉴意义 篇5

1 香港医疗卫生体制的概况

1.1 香港医疗体系的发展历史

上世纪70年代以前:公立医疗体系为两条线,一部分为政府设立的公立医院,一部分为民间私人及慈善机构创办的医院。

上世纪70年代:香港政府进行了第一次医疗改革,将民办的20多家非盈利性医院纳入公立范围,由政府全部承担其经济投入,但是政府只投入资金,对该类医院没有处置权。

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医疗制度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欠缺,存在资源分配不公的情况。因为政府只能对政府设立的公立医院有管理权,部分民营医院无法管理,所以政府医院设施较全,医疗资源较好,病人超负荷;而民营的公立医院床位占有率还不到60%。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贴达其支出的96%,其中有80%用于人员工资。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香港医院管理局于1990年成立后直接管理所有公立医院及基层医疗。2004年,香港政府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提交1份以《有关医疗融资的研究及在本港推行医疗储蓄计划的可行性》为题的文件,引入个人储蓄计划,透过医疗储蓄,作为开辟医疗经费来源的主要途径,并建立长期护理保险计划[1]。

1.2 香港医疗体系的结构

1.2.1 总体结构。

香港医管局成立后,香港的卫生医疗管理架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福利及事务局、医管局直接管理所有公立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署负责管理公共及港口卫生。

目前,香港有40家公立医院和12家私立医院。基层医疗中,私人医生诊所占71%,公立医院仅占29%;中层及第三层医疗中医管局的公立医院占90.8%,私立医院占9.2%;病人康复后的延续服务100%由医管局承担。

1.2.2 香港医管局的相关情况及结构。

2002年,香港医管局按地区和人口的需要划分7个地区,以联网的方式运作,为40家公立医院服务,超过27700张病床,46间专科门诊及74间普通科门诊,使用急诊室人次210万,专科门诊总求诊人次820万,普通科门诊总求诊人次521万。

医管局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医院局大会,下分区域咨询委员会和医院管治委员会,形成三层问责机制。其管制框架是设立香港区域咨询委员会、38个医院管制委员会,以及审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人力资源委员会等部门。董事局主席及成员由政府委任,是最高决策架构。决策必须符合政府卫生政策,通过常设委员会监督行政总裁及各级行政人员的工作,香港政府负责制定医疗制度、医疗总体方针、政策、策略、决策等内容[2]。

1.3 香港医疗体系的财务情况

香港政府对医疗体系的财政政策为政府总额包干,全额补助公立医院,私立医院自主经营。

1.3.1 收入与支出情况。

香港公立医院的收入约92%由政府拨款,政府根据每年的工作计划制定医院管理局应承担的服务量和拨款金额。2009年至2010年度,政府给医管局的拨款预计达330亿港元。政府会在未来三个年度增加对医管局的经常资助,按年递增8.72亿港元。

2008年至2009年度,医疗卫生政府经常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14.30%,2009年至2010年度,医疗卫生的政府经常开支约为357亿港元,占整体政府开支的15.70%。医疗支出中,人员工资占约80%,药品、医疗器材、消耗品等支出占约20%(图1)。

2007年,香港公立医疗机构承担了全港91%的住院病人、29%的门诊病人和公共卫生,其卫生支出占香港GDP的2.2%;而私营医疗只有9%的住院病人和71%的门诊病人,其卫生支出占香港GDP的2.5%。

1.3.2 收费情况。

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在公立医院看病,享受住院100港元/天、门诊45港元/次的待遇,对于低收入者、长期患病者和贫困的老年病人可享受费用减免机制(表1)。

注:每天住院包括医生诊查、检验、护理、药物、床位费、每天的三餐膳食等服务。该标准限于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非符合资格的人士收费以收回成本为原则。

1.4 香港医疗体制的特点

1.4.1 公平性高、可及性强,但效率较低。

香港的医疗政策的特点是高福利、低收费、公益性强。老百姓拥有平等的看病机会,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但是,由于医疗资源有限,病人看病需要等候的时间较长(白内障最长要等6年),医疗效率较低。

1.4.2 信息化程度较高,资源共享,节约成本。

香港的公立医院全部由医院管理局统一管理,医管局将香港地区的40家公立医院划分为7个区,拥有统一的信息系统和政策、制度。在资源配置上更合理,避免了因重复购买设备、仪器利用率不高而造成的资源浪费,节约了医疗成本。

目前医管局研究开发的电子病历信息系统已经能做到90%以上的病人信息联网,部分私立医院经过病人允许也可与医管局联网,调阅病人的资料,达到医疗资源共享。

1.4.3 整体医疗服务概念强。

香港的医疗服务讲究“整体性”,包括预防、治疗、康复、保健等过程。在社区会有相关的预防、保健措施;病人在医院看完病以后,医院还有一系列后续服务,包括专门的人员随访病情发展、提供术后的配套治疗措施、康复训练等。

另外,香港的医疗服务还注重心理关怀和隐私保护。医院内部设有教堂,称之为“院牧部”,由院牧师为病人或是医院职工进行祷告等心理安慰。病人在医院的就诊过程中,未经允许医生不得私自调阅病历,有些私家医院的门诊采用封闭式的环形设计,使病人在隐蔽的环境里看病,使其隐私得到更好的保护。

1.4.4 行业管理水平较高、医生自律性好。

在香港,医生行业有专门的医师协会向医生颁发执照,通过各项指标每年对医生的工作进行综合评估,以确定其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从而对医生进行监管。香港的医生因此有较好的自律性,很少出现过度医疗服务、乱开药和收红包等现象。

1.4.5 双向转诊制度较健全。

香港的医疗制度实行双向转诊制,病人看病的流程为:(1)病人在基层社区医疗就诊;(2)根据病情由基层医疗医生开出转诊单;(3)病人持转诊单前往公立或私立医院预约;(4)病人持预约单到公立医院或私立医院登记就诊。

2 香港与内地医疗卫生体制比较分析

2.1 医疗体系结构

香港和内地的医疗体系结构均是公立医院为主体,私立医院为补充。区别在于,香港的公立医院有政府投资和民间非盈利组织投资两种,而内地的公立医院基本为政府设立;香港的私立医院中只配置少量医生,大部分私人医生不在私立医院坐班,病人需要治疗时,可指定某个私家医生为其治疗并支付相关医生的劳务费。内地的私立医院则是由私人或民间投资的盈利性医院,其组织结构与公立医院基本相似。

2.2 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

在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方面,香港和内地差距较大。香港公立医院的收入约92%由政府拨款,而内地的公立医院得到的政府财政补偿份额太低,财政补偿方式不合理,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其补偿制度仍不规范、不完善。

从图2可见,我国大陆地区财政补偿公立医院资金仅占医院总收入的6%~ 7%,份额太小,平均每所医院总收入曲线斜率远远大于政府财政补助收入曲线斜率,

说明财政补助在公立医院的收入来源中的作用越来越小,财政补偿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比例逐年降低,对医院效益影响微乎其微。

目前,内地公立医院的经常性财政补偿即人头费补偿不足以弥补离退休人员工资,如考虑离退休人员的医药费,所占比例只能达到65%左右,正常的财政补偿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补偿效率低。由于内地公立医院得不到政府的合理财政补偿,其经营上的趋利动机更强烈,公立医院被迫靠自身经营收入来维持生存和发展,政府对医院的调节、监管能力下降,公立医院出现市场化倾向应运而生,这也是“看病贵”的一个重要原因。

2.3 公平与效率

香港的医疗体制使每个居民都有公平的看病机会,但由于医疗资源有限,其看病的效率较低,病人由于较长的等待时间可能会导致病情的恶化。与香港相比,内地的医疗资源更丰富,中、高收入的群体可以更多更方便地得到合理治疗的机会,而低收入群体则面临看不起病的难题。总的说来,内地的医疗制度公平性较差,但医疗效率较高。

2.4 信息管理与资源配置

由于香港医管局的统一管理,香港的公立医院拥有统一的信息系统和管理制度。在内地,由于地域差别大,每家医院按各自的情况建立不同信息系统,有些落后地区甚至没有计算机和网络,仍使用手工化操作医疗就诊流程。信息系统和管理制度的不统一,使医院各自为政、无法统筹管理,医疗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增加了医疗成本。

2.5 医疗服务理念

香港的医疗服务讲的是“整体医疗服务”的理念,而内地的医疗服务理念落后,只限于看病、治疗,没有详细、周到、贴心的服务概念,在预防、保健、康复治疗等方面比较薄弱。

2.6 行业管理

香港有专门的医师协会对医生行业进行管理,而内地这样的机构不成熟,监督机制不健全,管理不到位,起不到监管的作用,致使医生没有较好的自律性,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和综合素质相比较差。

2.7 转诊机制

香港有较为健全的双向转诊机制,其社区基层医疗较为完善。内地目前虽然建立了三级医疗网络,但缺少转诊机制,由于社区基层医疗资源薄弱,致使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这是“看病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3 香港医疗体制对内地的借鉴与思考

3.1 建立良性运行机制,保障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目前由于政府财政补偿不到位,公立医院的收费政策必须按政府指导价低于成本收费,导致公立医院经济运行不佳,医务人员劳务价值无法体现,严重影响公立医院自身发展和公益性功能的发挥。政府应改革对卫生投入的补偿机制,调整补偿结构,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完善现有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费补偿体制,调整劳务价格,理顺医药收费体系,可尝试新型的医疗服务补偿模式,如按服务量收费、按疾病诊断分类(DRGs)等;拓宽公立医院融资和补偿渠道,吸引大型企业投资为公立医院投资医疗设备,节约医疗成本,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慈善医疗机构,或加强医疗救助等的慈善活动,确保公立医院的良性、可持续发展[3]。

3.2 探索建立双向转诊机制

逐步建立和完善双向转诊机制,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由政府统一规划和筹建,使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与社区建设同步发展;利用社区健康服务管理系统,突破小循环界限,形成以市级各级医疗机构与社康站间的双向转诊机制,优化卫生资源配置;鼓励非政府医疗机构参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打破公立医疗机构的垄断性,增强竞争机制与制衡[1];通过政府补贴和医疗保险对社区转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医疗的作用,减轻大医院的就诊压力,从而缓解“看病难”的现象。

3.3 建立统一的医疗信息系统

应加快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建设,制定统一要求和标准。由于内地地区范围广、差异大,要完全建立统一的医疗信息系统有一定难度,因此可在某个区域内建立相对统一的医疗信息系统,整合医疗信息平台,减少各家医院各自开发的成本,达到医疗资源共享,便于医院之间的管理,提高看病效率。

3.4 强化整体医疗卫生概念

引入“整体医疗服务”的理念,将预防、保健、康复等一系列服务与目前的医疗服务有效整合,可通过建立健康管理一体化的机构,对病人提供定期健康调查、疾病咨询与监测、心理关怀等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加强中级以上医院与社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联系,提高病人的医疗质量和生活质量。

3.5 强化行业管理,建立和完善考核评审机制

强化医生的行业管理,逐步建立和完善医生的考核、评审、监督机制,可以设立专门的医疗行业监督机构,从实际完成工作数量、质量、操作能力、业务水平、患者满意度、综合应变能力等多方面对医生进行考核监督,从而加强医生的自律性,提高医务人员的素质和形象。

3.6 建立社会医疗保障补充机制

政府可给予一定优惠政策,指定部分商业保险机构以保险的方式对基本医疗保险尚未覆盖的部分予以补充。例如,可将医保支付起付线以下或者封顶线以上的部分纳入保险范畴予以报销等。另外,政府可通过税收包括对营利性医院的征税所得,大幅提高需方财政补贴,扩大医保覆盖面和项目、病种支付比例,在全民医保的基础上建立相似于医疗照顾和医疗救助制度,鼓励和引进商业健康保险,让社会公众以保险金支付公立医院的服务,发挥医疗保险对公立医院的支持作用。

参考文献

[1]伍凤兰.香港地区医疗卫生制度变迁及其启示[J].中国卫生经济,2007,26(10):73-74.

[2]左希洋.香港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及其启示[J].医学与社会,2008,21(9):28-29.

内地和台湾地区 篇6

权证最早起源于美国, 繁荣于欧洲, 而近年来以香港和台湾为代表的亚洲权证市场发展非常迅速。2004年香港以673亿美元的总成交额一举超过权证交易大国—德国, 正式成为全球最大的衍生权证市场。而我国内地权证产品作为股权分置改革的一个对价方式, 阔别9年后于2005年8月又回到了证券市场。短短一年多以后, 内地权证市场总成交额达2439亿美元以上, 高于全球成交金额最高的权证市场——香港, 成为全球最活跃的权证市场。

一、权证的概念、分类和作用

权证是一种带有期权性质的产品。从国际市场的历史看, 这种期权类产品已经占到衍生产品市场的半壁江山。近年来, 随着国际热钱规模扩大和各国资本市场的波动加剧, 在全球范围内又掀起了金融期权的热潮。根据全球交易所联合会的统计, 2004年全球股票期权交易量大幅增长28%, 成为全球金融衍生品种增长最快的品种。作为股票期权的延伸交易形式, 衍生权证的全球市场规模也增长很快。

权证作为一种杠杆投资工具, 品种繁多, 其基础金融工具可以是股票、指数、可转换证券、外币、一揽子组合工具、利率和大宗商品, 但以股票权证和指数权证为主。内地和香港的权证市场主要是以股票权证和指数权证为主。其中股票权证, 又称认股权证, 是由特定发行人发行的, 约定出有人在规定期间内或特定到期日, 有权按约定价格向发行人购买或出售标的证券, 或以现金结算方式收取结算价差的有价证券。

股票权证又分为股本权证和备兑权证。股本权证又称公司权证, 发行人是标的证券公司本身, 通常由认股权证与债权和新股捆绑发行。备兑权证, 也叫第三方权证, 发行人是标的证券公司以外的第三方, 一般为大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行使股本权证通常会增加公司股本, 而行使备兑权证则不会增加公司股本。根据行权方式的不同, 股票权证又分为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 也称看涨权证和看跌权证。根据行权时间的不同, 可分为欧式权证、美式权证、百慕大权证。美式权证持有人在权证到期日前的任何交易时间均可行使其权利, 而欧式权证持有人只可在权证到期日当日行使其权利。百慕大权证则综合了美式权证和欧式权证的特点, 行权时间是权证到期日之前的若干个交易日。市场上最基本的权证是欧式权证。

认股权证具有价格发现功能。由于认股权证或期权市场等衍生性金融商品有较低的交易成本以及高度财务杠杆的特性, 使得拥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有可能会先在认购权证市场进行交易。同时因为认购权证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 额外的信息将被释放出来, 并且很快被吸收到标的股票中去, 使得标的股票的效率性增加, 股票市场也更加有效。

二、我国内地权证市场的发展状况

我国内地在1992～1996年期间, 沪市和深市曾经发展过权证。20世纪90年代初期, 由于宏观经济调控经济过热, 连带股票市场出现持续近三年的下跌。因此, 一方面很多上市公司试图通过权证产品, 曲线保障老股东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再融资的目的;另一方面当时的交易所也试图通过推出权证产品来活跃市场。于是权证产品就应运而生了。

20世纪90年代内地权证市场的权证品种较少, 总共才有14只权证。交易不规范, 参与者对权证也不了解盲目跟风炒作, 权证产品已经失去了其本身的含义和价值, 沦为高度投机的工具。此时期的权证市场状况可以概括为:诞生于特殊历史背景, 交易极度投机, 市场存在操纵行为, 也存在对产品不熟悉而盲目炒作引起的市场偏差。这些成为后来关闭权证市场的根本原因。

2005年8月, 权证作为股权改制的一个对价方式再次回到了我国的证券市场。这次我国内地发展认股权证首先是为了解决当前一级市场存在的扩容困难和券商包销股票存在的巨大风险以及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分置等现实问题, 其次是建立起比较规范化的认股权证交易市场, 为内地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权证运行三年来, 规模和品种以及交易量都有所增加。

2005年8月22日宝钢权证首先借助股权分置改革的契机, 成为9年之后的第一只权证重新登陆内地证券市场。紧接着诸如长江电力、万科、新钢钒、白云机场等多家大盘蓝筹公司的不同类型的权证产品都随后上市。历经三年的发展, 先后有50只权证登场, 其间有股改权证也有可分离债分拆出的认股权证, 其中32只权证已到期退市。这次权证规模比20世纪90年代初扩大, 品种也比90年代初大大增加了。同时, 这次交易所也加强了对权证创设和交易的监管。管理层在2005年末推出了创设机制, 目的是评议权证过度投机, 保护中小投资者和理性投资者的整体利益, 建立一个较为理想的权证市场。同时“连续创设机制”与国际市场接轨, 对完善内地权证市场有深远意义。对于权证交易过分投机, 管理层还设置了盘中临时停盘机制, 进行风险预警。

三、香港地区权证市场的发展状况

早在1973年, 香港就发行了首只股本权证, 是同发行公司的债券一起发行的。一直到1988年2月首只衍生认股权证才在香港挂牌交易,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如今香港衍生权证市场已成为全球最繁荣的权证市场。香港联交所上市的认股权证均是由认股权证标的物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所发行, 并分为备兑认股权证和非抵押认股权证。认股权证在香港常被直译为窝轮。

在香港市场, 香港联交所已拥有各式认股权证22种, 权证数量超过2000只, 标的股票涵盖银行、地产、电信、石油天然气等多数行业的主要上市公司, 存续期从六个月到一年半不等。在香港, 公司认股权证仅有几十只, 交易不活跃。但是备兑认股权证有近千只, 每天交易额占大盘总成交额的15%～20%, 交投活跃。通常, 股票市值越大, 其认股权证也越受欢迎。例如认股权证相关资产是恒生指数、汇丰、和黄、国企指数和中国移动都很受欢迎, 它们的认股权证占认股权证市场整体的60%～70%。在香港买卖认股权证交易非常简便, 每个投资银行发行的每一种备兑认股权证都被冠以一个四位代码, 买卖只需要输入相关代码和价格、份数, 交易方法与股票完全一致。由于竞争激烈, 通常一只正股会有不同投资银行发行不同行使价、不同期限的多只认股权证, 投资者可以根据不同的风险程度和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以汇丰为例, 就有多达100只不同的认股权证可供选择。香港政府免征认股权证的交易印花税。

四、两地权证市场比较与借鉴

香港权证市场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第一大权证市场, 主要归因于完善的制度, 其制度是为发行人设定较高的发行门槛。在香港, 想成为衍生权证的发行人之前, 首先须获得香港联交所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给予的投资评级中的前三等。而且联交所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仅少数几家, 只有穆迪和标准普尔符合联交所的标准。除了评级之外, 还要遵守联交所规定的最低净值, 其金额为20亿港元, 一旦发行人净值低于20亿港元, 就必须通知联交所。因为有如此高的门槛, 使得香港的权证市场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及稳定性, 因而吸引不少境内外投资者放心地把资金投入香港权证市场, 香港权证市场也因此而迅速发展。

相比之下, 目前内地权证市场繁荣发展的同时, 仍存在和20世纪90年代相似的问题, 那就是还没有做空机制, 也没有引入做市商制度, 权证市场投机气氛严重, 权证产品仍偏离它实际应有的价值, 和正股差价巨大。内地权证数量相对于沪深两市近两千只股票来说, 数量太少, 投资人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 同时也便于热钱集中炒作个别权证。

国际成熟市场的经验表明, 权证主要有套期保值、风险管理、套利和投机等功能。但这些功能在中国的权证市场未能有效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汪昌云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的权证市场由于缺乏卖空机制, 难以满足套期保值、风险管理及套利这些最基本需求。”中国内地权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是要建立起权证与正股之间的价格发现机制。在香港和美国等较成熟市场, 正是市场套利行为和转瞬即逝的套利机会, 使金融产品价格保持在相对理性的位置。创设制度虽然是一种变相的做空机制, 但这种机制不够公平, 不成熟, 需要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谢黎旭, 刘维奇.我国股票权证市场的发展路径[J], 科技与管理, 2007 (6) .

[2]朱华.认股权证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状况[J], 时代经贸, 2006 (12) .

[3]周松林.权证叩开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大门[J], 财经中国, 2005 (12) .

[4]静文.认股权证在香港[J], 大众理财, 2005 (10) .

内地和台湾地区 篇7

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FDI达到535.05亿美元, 居全球之首。随着中国FDI流入量的剧增, 其占整个亚洲外资流入量的比例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接近为零迅速增长到近年来的40%。中国吸收FDI的异军突起, 对于与中国处于同一经济圈的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来说是否造成挤出效应, 是当前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探讨的是在“两岸三地”的范围内, 美国对中国内地的FDI流入是否挤占了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来源于美国的FDI这一特定问题。选择这一特定的问题意义在于, 考察“两岸三地”的FDI挤出效应, 可以为我国进一步完善“一国两制”, 改善“两岸关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为了检验中国内地吸收来自于美国的FDI是否对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造成挤出效应, 本文的计量模型定义为:

其中, FDIi, t表示第i国在t年的FDI流入量, 由相应的FDI的对数值来表示;αi表示i国影响FDI流入的特征变量, 是不随着时间而变化的;Xi, t表示第i地区在t年影响FDI流入的经济和制度变量, 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pc) 、劳动力年平均工资水平 (Wag) 、人均电力产出 (Ele) 、汇率 (Exc) 、腐败 (Cor) ;Chinat表示在第t年中国内地的FDI流入量, 用当年流入中国内地的美国FDI数量的对数来表示。如果中国内地对美国FDI的吸引确实对中国香港或中国台湾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出, 那么可以预期Chinat变量前面的系数γ为负值, 即说明流入到中国内地的FDI使得流入本地区的FDI数量减少;如果中国内地对FDI的吸引没有对中国香港或台湾造成挤出, 相反地, 由于中国内地的开放环境以及聚集效应使得更多的美国FDI流入到中国香港或台湾, 那么可以预期Chinat变量前面的系数y为正值。

上述FDI决策模型中控制变量的选择, 是根据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指标和制度指标对FDI的影响程度决定的。FDI按照投资动机可以主要划分为市场驱动型FDI和资源驱动型FDI两种。市场驱动型FDI就是指直接在东道国投资设厂, 生产的产品主要为了供应东道国的市场, 市场驱动型FDI的主要吸引因素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以及富裕程度, 越是富裕的国家, 越是规模大的市场, 就越可以吸引更多的市场驱动型FDI的流入。本文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per capita) 这个指标来衡量一国的财富程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东道国的人均财富, 进而代表了东道国的市场购买力以及东道国的生活质量水平。资源驱动型FDI主要就是利用东道国本身相对廉价的以及在投资国内很难获得的资源来进行生产, 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是供应世界市场, 而不是为了满足东道国市场的需求。对于资源驱动型FDI来讲, 主要吸引因素在于东道国廉价的自然资源或者劳动力资源, 所以劳动力或者原材料的成本以及可获得性是资源驱动型FDI考虑的关键因素。文献中一般采用制造业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国内能源生产水平来分别描述劳动力资源驱动型FDI和自然资源驱动型FDI的吸引程度。本文用劳动力年平均工资水平 (Wag) 和人均电力产出 (Ele) 两个指标来表示。

汇率波动主要是通过财富效应和相对成本效应两种途径对FDI产生影响。所谓财富效应, 是指由于东道国货币贬值, 使得外国投资者的财富相对增加, 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进入东道国进行投资, 使得FDI流入有所增加。而相对成本效应, 指的是东道国货币贬值, 使得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土地、厂房等固定生产投入变得相对便宜, 并且日后在东道国生产经营的成本减少 (主要是劳动力成本) , 进而增加了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投资的收益率, 正是这种高回报吸引了外国投资者, 扩大在东道国的生产规模, 从而FDI有所增加。

腐败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非商业性经营成本, 对于投资热情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不同类型的FDI, 腐败对其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对于市场驱动型FDI来讲, 腐败所带来的成本增加会导致产品在东道国市场上销售价格的上涨, 因此, 会导致市场需求的降低, 从而影响投资热情。而对于资源驱动型FDI来说, 腐败的影响可能会大的多。这主要是因为资源驱动型FDI所生产的产品不是为了满足东道国市场的需求, 而是供应世界市场的需要, 由于世界市场上产品的价格往往是不易变动的, 跨国公司就无法像市场驱动型FDI那样, 把腐败造成的成本增加通过产品价格上涨的方式转移到消费者的身上, 因而投资于腐败程度很严重地区的投资方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所以, 腐败对于资源驱动型FDI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

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在研究FDI决策模型时考虑的变量包括:东道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和人均电力产出、东道国汇率的波动情况以及东道国的腐败程度指标。

二、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选择1984—2005年美国对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直接投资额作为FDI流入量, 对每年的FDI流入量取对数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www.fedstats.gov)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以美元为单位, 经过当年汇率调整。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 (http://www.unctad.org) 。

劳动力成本采用制造业劳动力年平均工资水平这个指标, 经过当年的汇率调整, 用美元表示。数据来源是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Bureau of Statistics中的LABORSTA数据库, (网址http://laborsta.ilo.org) , 由于下载的数据是月度数据, 本文用简单的算术求和后再平均, 得到年度数据。

本文采用人均电力产出这个指标来衡量各自能源产出情况, 采用人均值是考虑到一国的经济规模可能会影响到能源产出总量。数据来源是英国BP石油公司网站 (www.bp.com) 。

汇率采用各国本币对美元的双边实际汇率来表示。尽管很多学者研究认为, 实际有效汇率是描述一国汇率水平和波动的最可靠指标, 但基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美国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 我们考虑该国货币对美元的双边实际汇率会使文章更有意义。双边实际汇率的数据来源是圣路易斯联邦银行网站 (http://research.stlouisfed.org) 。

腐败指标是一个虚拟变量, 衡量了一国政治体制影响外国投资的因素, 包括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的扭曲、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权钱交易行为等, 取值从0到6。0表示腐败程度最高, 而6表示腐败程度最低。数据来源是经过美国SIUE大学Ali Kutan教授和Tom Douglas教授授权, 下载于PRS Group, Inc. (2006)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网址www.prsgroup.com) 。

三、模型结果与分析

使用Eviews 3.1软件进行回归后, 得到对2个样本地区的回归结果 (详见附录) 。我们发现, 中国内地的FDI流入没有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造成挤出效应。相反地, 中国内地每年的FDI流入反而是促进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吸引外资的情况。

结果来源:通过Eviews3.1运算而得。

我们可以分别从各国吸引外资的产业结构的不同对这个结果进行解释。从中国内地的FDI流入行业来看, 中国内地的FDI主要是投向制造业, 特别是出口加工部门, 流入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FDI所占比例非常小。可以说, 中国内地的引资主要还是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部门。根据目前可收集到的数据来看, 截至2006年底, 中国内地每年FDI流入中的63%以上都是针对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 因此, 如果说中国内地的FDI流入造成了对亚洲国家的挤出, 也最有可能是那些与中国吸引外资的产业结构类似的那些国家或地区。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产业结构都优于中国内地。随着中国与亚洲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与投资等方面的合作加强、加深, 中国内地在吸收巨额FDI的同时, 也会促进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吸收更多的FDI。

另外, 从回归结果中变量的显著性我们也可以发现, 无论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 人均GDP这个变量都是显著的。这说明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引资部门主要还是依赖于市场驱动型FDI的流入, 因而体现国民财富状况的人均GDP这个指标会显著地影响外国直接投资。

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中得到的中国内地吸收FDI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影响是否真的是因果效应, 还是仅仅为统计上的相关性, 我们分别对中国内地因子 (用中国内地吸收美国FDI流入量的对数表示) 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美国FDI流入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结果如下 (见右) 。

根据格兰杰因果分析的结果, 我们发现, 中国内地的FDI流入与中国台湾的FDI流入量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效应, 也就是说, 中国内地的FDI流入确实是导致中国台湾的FDI流入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但是中国内地的FDI流入与中国香港的FDI流入量之间却不存在任何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原因在于, 一家美国公司投资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产业肯定是不一样的。中国香港吸收外资的主要部门是金融、港口、服务业。所以投资到中国香港的FDI大多数是高端服务业, 但是投资到中国台湾大多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别在于对劳动力成本高低的看法不一样, 高端服务业投资到中国香港后不用再到内地进行垂直投资, 投资配套的工厂等等, 因为内地的智力资本并不比香港好;但是投资到中国内地的FDI是看中中国内地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这样, 制造业的FDI就需要在中国台湾进行配套投资, 进行垂直FDI投资, 比如在中国台湾建立研发而在中国内地设立工厂, 或是在台湾生产核心产品, 在中国进行组装等等, 如笔记本电脑、手机等产品。因此, 这就造成中国内地吸引美国的FDI促进了中国台湾吸引美国FDI, 而与中国香港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

结果来源:通过Eviews3.1运算而得。

参考文献

[1].L.Nachum&S.Zaheer, 2005, The persistence of distance?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MNE investment motiva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6, Issue9, pp.747-768

[2].Joel Kurtzman, Glenn Yago&Triphon Phumiwasana, 2004, The Global Costs of Opacity,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Vol.46, No.1, pp.38-44.

[3].金晶.中国FDI激增对东南亚FDI的影响:基于1986-2001年板面数据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07 (2)

内地和台湾地区 篇8

一、目前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困境

现阶段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农村资金外流严重、供求失衡;农业银行支农力度减弱、信贷萎缩;农业发展银行支农作用弱化、业务单一;农村信用社独木难支、坚而不挺;民间金融非规范化发展、暗流涌动;农业保险业务萎缩, 承保面减少;农村金融市场发育不良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

(一) 资金外流、供求失衡

农村货币资金由于天生原因“贫血”严重, 同时“失血”也比较严重:一方面, 基层国有商业银行吸纳存款后通过上存的方式致使大量农村资金流向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每年在农村吸储余额约为2000亿至3000亿元;另一方面, 邮政储蓄只吸不贷占用相当一部分农村资金, 缺乏有效激励的情况下, 很难回流到农村地区。2004年, 邮政储蓄新增存款及其它各类资金1807.54亿元, 其中50%以上来源十县及县以下地区, 资金运用方面98.63%用于同业存放和证券投资, 没有流回农村;同时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 由于盈利性要求, 把资金大多投向了非农领域, 从而使资金脱离农村。因此, 农村自身资本的缺乏与制度约束导致的大量“失血”将加剧新农村建设资金的严重不足, 这将导致供给与需求的失衡。

(二) 农村金融机构萎缩、作用弱化

农村金融机构在商业性改革过程中, 为了提高经营集约化程度, 制定了减员增效、撤并机构、收缩战线的发展战略, 这使农业结构调整中的服务分散化与金融服务集约化成为一对矛盾。农业发展银行, 只承担国有粮、棉、油企业的贷款, 无力从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等支农事业;农业银行、信用社逐渐在现代化改革过程, 基于风险与收益的原因, 支农作用也弱化了;农业保险还是传统的保障方式, 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

(三) 民间金融非规范化、资金暗流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引起农村金融机构的调整, 国有银行纷纷撤并县以下网点, 另一方面, 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尚未到位, 一度造成农村信用社独家垄断的经营格局。正规金融缺乏应有的活力, 造成了民间金融异常活跃, 但融资行为缺乏必要的规范和保护。江浙一带沿海地区私人钱庄, 农村互助担保、合会、典当商行等其它组织形式的融资行为流行, 一方面满足了暂时的资金需求, 但也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根据调查, 温州民间借贷占整个农村资金市场总量的三分之一, 经济欠发达的农村约占一半, 在落后县市如文成县、泰顺县更是达三分之二。

表

(四) 农村金融缺乏创新、服务滞后

随着农村企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迅速发展, 以及逐渐面向市场的导向, 对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也提高了, 多样化的趋向也愈加明显。目前农村金融缺乏创新的能力, 仍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主, 尚未开办代理保险、证券、委托理财、信息咨询、信托贷款、融资租赁等新的金融业务品种, 对于衍生产品的业务更是无从谈起。同时商业保险公司还未能根据农村市场的需求单独 (不同于城市) 设计保险费率, 从而具有特殊性质的农业保险还没有能推广。

二、积极探索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一) 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 加快制定农村金融整体改革方案, 努力形成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额贷款组织互为补充、功能齐备的农村金融体系, 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担保机制, 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放。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 发挥农村合作金融的支农作用, 推进中国农业银行“返土回乡”。

第二, 加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支农力度, 适当拓宽业务范围, 积极介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开发推广、农业综合开发等政策性金融业务。

第三, 加快邮政储蓄银行、农村社区银行和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

第四, 规范民间金融, 培育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和抵押担保机构。

(二) 建立农村资金反哺回流机制

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吸纳存款后, 以一定的比例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 新建立的邮政储蓄银行应该“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实现资金的反哺, 同时采取相应的政策作为辅助, 一方面对于面向“三农”的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采取减免相关税收以及其他的费用, 或者进行相关的财政补贴, 从而逐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根据Jeffrey Wurgler提出的农村资金配置效率, 即通过衡量农业贷款余额与农业产值的关系分析, 姚耀军 (2006) 对我国农业贷款配置效率估算如表二, 西部地区表现最差, 其配置效率仅在仅在10%显著水平上显著。鉴于农村工业的重要性, 我们更应关注乡镇企业贷款情况, 除东部地区表现尚可外, 中部地区配置效率10%显著水平上显著, 而西部地区配置效率即使在10%显著水平上也是不显著的。

注: (1) "***表示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显著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10%显著水平上显著

(三) 积极推动农村金融创新

金融机构在快建立现代化的农村基础设施的同时, 为适应农村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特点, 除信贷业务外还应逐渐开展的汇兑、结算、票据、代理、保险、理财、咨询等中间业务。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应尽快开通通存通兑业务的同时, 还应该开办银行卡、电子终端、票据承兑、贴现业务, 努力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满足农户多层次的需求。

(四) 加快农村金融生态建设

为加强农村金融生态建设, 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完善“三农”方面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国家应该尽快制定《农业投资法》《农村金融合作法》《农村政策金融法》《农业信贷法》《民间借贷管理法》等法律法规, 从而为农村金融体系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保证各种金融组织能积极主动地行使金融功能。第二, 完善农村征信体系, 树立良好的社会信用意识。要努力实现农村征信体系的初步建立, 将征信服务覆盖到小额贷款的机构、个人和广大农村, 逐步完善相关的数据, 实现信用数据全社会共享机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诚信宣传教育、培植诚信文化, 切实落实对优质信用主体的信贷优惠政策, 促进农村金融生态的良性循环发展。第三, 切实加强农村金融监管, 建立有效的风险机制。监管机构应相互协调统一监管尺度, 合作分工相结合, 提高监管水平。在近几年内做好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工作, 加强金融企业资金流的管理, 优化资产结构, 实施多种方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摘要：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稳定的核心命题。利用金融杠杆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路径之一, 而金融杠杆作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为此有必要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从而更好地推进金融支撑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内地和台湾地区 篇9

从内地游客港铁进食风波,到孔庆东辱骂港人事件、“双非”事件、沸沸扬扬的“奶粉荒”,以及近期的内地游客小孩公共场所小便“便溺门”事件等,都引起香港和内地的高度关注,不断有媒体报道香港人反对内地游客的声音,包括一些行为艺术、游行等,“内地因素”似乎已经成了内地和香港习俗矛盾的导火索。

媒介效果的诸多理论提示我们,传媒对公众是有影响力的,会影响公众们的所思所想。媒体监视环境、预警风险的功能,通过舆论引导的形式加以体现,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欲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探索研究香港媒体报道内地游客的方式及其特点。

二、文献回顾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还没有研究港媒对内地游客报道的论文发表,但是发现有少量关注香港经济与内地游客的关系、香港大陆移民、香港媒体等议题的文章,亦有参考价值。徐佳(2013)[1]通过对1995年至2012年香港《文汇报》进行内容分析发现,香港媒体对内地群体形象的描绘存在一定偏见,且这种偏见是伴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作者概括出三个时间段《文汇报》的新闻报道所建构出的内地群体形象:一是回归前(1995年 - 1997年),此期间内地群体形象大多为“胆大包天”的偷渡者形象和驻港解放军“保守”的形象;二是回归五年(1997年 - 2003年),期间出现最多的是“弱势的”内地在港居民的形象、消费强的游客形象和“贪婪的”蛇头形象;三是九年自由行(2003年 - 2012年)中, 内地客的形象是“疯狂的”、“目的性强的”持单程证的女性、“不择手段”的水客。熊科伟(2013)[2]通过对2005至2006年香港中文报纸中有关内地移民报道研究发现,香港媒体对内地移民家庭的报道存在偏见性描述,包括经济上内地移民多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女性多是“老夫少妻的”等。文彤、廖海牧(2009)[3]通过抽样问卷调查方法,调查了310位香港居民对内地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感知与态度,揭示了感知所产生的反应及影响,认为香港居民目前应属于“矛盾的支持者”类型,对于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是普遍支持的。但内心的不满和负面的态度亦较为明显,香港居民对于外国游客的总体感知态度明显好于内地游客。

严功军、张力[4](2011)以《纽约时报》为例分析其对汶川地震和海地地震报道的区别,从以报道数量、报道主题、报道性质这3个新闻框架进行对比分析。张馨以(2012)[5]对《纽约时报》关于俄罗斯报道进行以下几个新闻框架的分析:报道篇幅、报道方式、报道倾向、议题设置。本文欲借鉴以上研究对新闻框架的划分来考察港媒对内地游客的报道。

三、研究发现和总结

本文主要采取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考虑到权威性和影响力,文本选取以《东方日报》为代表的港媒,抽取该报自2013年9月1日到2014年8月31日一年时间段,在《东方日报》的网页版上搜索关键词“内地游客”,检索出共320篇新闻报道,剔除掉与本文研究不相关的内容后,有效样本量为106篇。

(一)议题周期划分

根据图1发现,《东方日报》有关于内地游客的报道,在2014年5月份达到最高值,共有19篇报道,而“便溺门”事件正是发生在4月下旬,之后5月份有关于内地游客的报道便随之增加,6月份以后又逐步递减,回归正常。另外根据数据发现2013年9月和10月份也是内地游客报道较为突出和集中的月份,是因为2013年10月1日内地正式施行《旅游法》,因此港媒尤其关注内地游客赴港旅游等议题,报道量也随之增加。从这点来说,港媒的报道符合媒体叙事的议题周期模式,即将议题的报道往往逐步呈现出上升期,维持期和下降期这三个周期。

(二)报道篇幅和图片分析

根据数据发现《东方日报》的报道篇幅多为中等篇幅,多在400- 800字之间,其中中等篇幅的报道46.2% > 长篇幅33% > 短篇幅20.8% 。根据表1发现,报道篇幅越长的内容, 多为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议题,报道篇幅越短的文章多是内地游客不文明现象和其他议题的报道。

备注:χ2=13.783,df=10,p<0.001

另外发现《东方日报》的网页版有关于内地游客的报道内容,有52.8% 是有图片或者影像的,有47.2% 是没有图片或者影像的,且无图片的多是政治议题方面的报道。

(三)报道形式分析

《东方日报》有关内地游客的报道,消息类的报道最常被使用,占所有报道的61.3%> 新闻评论类报道24.5%> 分析性深度报道14.2%。消息通讯类报道和分析性深度报道所涉及的主题多是经济议题,而新闻评论涉及的议题多是政治内容。

(四)报道主题分析

根据数据,我们发现内地游客的报道多集中在社会议题方面33.9% > 经济议题26.4% > 政治议题20.8% > 其他议题(20%),而在社会议题里内地游客不文明现象的议题为最高,其次便是港人针对内地游客的游行、抗议等相关报道。但总体而言,香港媒体在内地游客的报道上还是相当地关心经济议题,共有28篇文章报道了经济议题,占总样本的26.4% 。

(五)报道事件性质和报道态度分析

《东方日报》有关内地游客的报道中事件多为中性 (52.8%)> 负面事件(38.7%)> 正面事件(8.5%)。可以发现内地游客正面事件的报道数量相当至少,一年里只有9篇报道量。负面事件里最多的是内地游客的不文明现象方面的报道。

《东方日报》对内地游客的报道多持中立态度85.8% > 否定态度9.4% > 肯定态度4.7% ,这基本符合媒体报道新闻时客观性的要求,其中有些态度鲜明的否定或肯定的态度可能与报道形式如新闻评论等有关。

四、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一)总体而言,港媒对内地游客的报道负面内容居多。在一年的报道中居然仅仅只有9篇内地游客的正面报道,而负面报道更是多达41篇。其中一个原因可能跟香港市民报纸更喜欢报道暴力、涉性等负面内容有关,[6]根据香港学者对1997年和1998年《东方日报》的资料统计表明,在两个半月内,其刊登犯罪新闻的总数分别高达1520件和1430件,其中半数左右为暴力犯罪。[7]而现在情况也并未消减。[8]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港媒对内地人的刻板印象所造成。[9,10,11]根据徐佳(2013)对1995年至2012年香港《文汇报》进行内容分析发现,香港媒体对内地群体形象的描绘存在一定偏见,包括“胆大包天”的偷渡者形象、驻港解放军“保守”的形象、“弱势的”内地在港居民的形象、消费强的游客形象、“疯狂的”“目的性强的”持单程证的女性等。熊科伟(2013) 通过对2005年至2006年香港中文报纸中有关内地移民报道研究发现,香港媒体对内地移民家庭的报道存在偏见性描述,包括经济上内地移民多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女性多是“老夫少妻的”等。任思燕的研究表明近三十年的港剧对内地人刻画的形象也具有偏见性,但随着内地与香港政治经济的互动和发展,内地人的形象逐渐由负面变为“正负并存”。

(二)有关于内地游客的报道,港媒最关注的还是经济方面的议题。这与本文最初设想的结果不一样,以过往报道来看,内地游客不文现象最多引起内地与香港的争议和广泛讨论,故以为内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会是港媒关注的热点。事实上,香港人与其说反对内地游客来港,不如说更关注内地游客对其经济和物价的影响。由于近十年来内地游客赴港旅游人数的增加,2013年访港旅客总人数急增至5430万,很多港民认为内地人来港消费为香港带来了严重的透支负荷, 一些日常用品的价格亦水涨船高,加重了本地百姓的生活压力。[12]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正确与否,但这种观念确实影响了很多港人。

(三)港媒对内地游客的报道多持中立态度。虽然报纸上涉及内地游客的内容多为负面,但是港媒对内地游客的态度基本符合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除开具有明显主观倾向的新闻评论来看,大多新闻报道只是单纯描述客观事实,很少添加表明立场观点的形容词。

(四)为了减少内地与香港民众的认知差异,增进彼此的沟通和理解,针对上述一些问题,本文试针对香港媒体提出几条建议:

1.关于内地游客的报道应避免刻板印象,正负面报道都需要重视,正确发挥把关作用。港媒出于盈利性和政治立场考虑,多会报道内地游客的负面事件,也因此会造成香港市民甚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对内地的刻板印象,会因此认为内地游客是“没礼貌的”、“低俗的”、“暴发户”,相比于一些塑造内地游客正面形象的新闻却鲜见报道,而这对内地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毕竟,素质较为低下的只是少部分人。港媒应该做好自己的把关工作,不仅仅要求新闻的真实性,更要求正负新闻的平衡性,给予内地游客正负两方面的报道,而不是紧抓负面新闻,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2.多元报道内地游客,增加港人以及国际对内地的认知与理解。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发现香港媒体倾向报道内地游客的不文明现象类的新闻和与经济类有关的新闻,然而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两方面的新闻影响了港人对内地游客的印象。一方面,港人会认为内地游客素质低下,心存鄙视之感;另一方面,港人担心内地游客的到来,会拉高他们的物价,加大他们的生活成本和压力。而事实上,据有关研究表明,[13]内地游客人数的增加对香港物价水平的影响只占香港物价变动的很小一部分,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内地游客数量对香港整体物价存在影响但作用有限,内地游客对香港物价的影响不应被过分夸大。此外,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内地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内地游客的素质实际上是呈现总体上升趋势的, 港媒应该多角度报道内地游客,让港民看到内地游客的各方面,包括积极正能量的一面,而不仅仅局限于报道不文明现象等主题,以增加港民对内地游客的认知和理解。